伍国：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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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纪念和研究顾准经历和思想的文字已经相当不少。不论是在一个蒙昧主义时代独立从事思想探索这件事本身蕴涵的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理论上的否定乌托邦终极目标和绝对主义，走向多元，相对，理性和自由主义的贡献，还是对希腊城邦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实证研究，都使顾准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想家。不过，似乎还少有人仔细解读顾准对他所生存和面对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看法。其实，在《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里，顾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手材料，其间更不乏让人惊异的分析和真知灼见。

　　顾准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用人口学和西方学界广泛使用的“国家／社会”这一划分，而非中国官方正统的阶级分析／土地所有制来分析中国社会和农民问题的人。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顾准日记中，他明确写道：“中国农村的阶级变化，决定于土地所有制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对阶级构成之变化所起的作用，恐远甚于土地所有制。”这里，顾准对于以土地所有制变更为核心的土地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指出人口压力是农村问题的真正核心，也就是他在日记的另一处提到的“归根到底这是人口与土地问题。”依照这一逻辑，以摧毁地主阶级为主旨的土地革命并未必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顾准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和农民仍然是根本冲突的。就是说，即使通过革命摧毁了地主和士绅阶层，也绝不等于农民的厄运到头，因为农民必将直接和国家政权相冲突，不仅如此，农民面对还将是一个远较过去的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更为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尽管这种性质的冲突绝对不为１９４９年后的国家政权所承认。包括秦晖在内的诸多学者后来逐渐认识到和论证的国家和社会（农民）的冲突问题，早就被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顾准看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掩盖“国家”和“农民”的固有，甚至加剧了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新社会里仍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分散的地主变成新的，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顾准称之为“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记中他又进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运动：“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的状态下上山炼铁，与７０００万人的大兴水利……”

　　顾准从以人口，国家，农民这三个要素为核心，对大饥荒，即“三年自然灾害”作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分析判断。

　　他认为，大量死人是中国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顾准提出：“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１２月，顾准在一篇日记中记下：“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忘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顾准以他下放劳动的河南商城为例，指出该县每人耕地不足一亩，“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养活如许人？”依照顾准的观察和分析，大饥荒中的饥饿和死亡不仅不是天灾造成的，甚至都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祸”或者政策失误，而是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而且讽刺的是，这场灭绝所奉行的恰恰是刚刚被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马尔萨斯”的学说。

　　那么，为什么当局认为需要有目的地消灭人口呢？顾准认为，农民人口太多，迫使已经逐渐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当局只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强制减员：“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在另一处日记中，顾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

　　顾准甚至敢于毫不怀疑地认为，饿死人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且符合其风格：“……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到达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Ｐ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按顾准的分析来理解，毛泽东根本无法摆脱对土地对人口的制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当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索性刻意让（或放任）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人口减员的目的，这样做在新政权其实比在传统制度下更为容易得多，因为国家对农民的劳动动员强度，对粮食的控制和搜刮力度，对人身自由和人口流动的限制都大大超过了那个被推翻的“地主阶级。”

　　当然，我们今天尚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确有顾准所说的那种刻意让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某种目标的意图，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我们或许宁愿相信大饥荒的确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然而，最近揭示出来的，关于困难时期大量粮食用于继续生产茅台酒这种和普通农民生计毫无关系的奢侈品的材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顾准的推断究竟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还是一种严谨而合理的假设。至少，对那些读了顾准日记以后提出有“两个顾准”的人来说，读读顾准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分析，应该让人相信，顾准的确只有一个——独立，大胆的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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