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物能反映一个真实的文革吗？

yangharrylg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寒　山·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文物市场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收藏品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收藏门类，吸引了众多的收藏者。在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和苏州的文庙等文物交易市场上人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毛泽东纪念章，毛泽东塑像，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各种印刷品如文革小报、传单和海报以及文革邮票，还有书籍，例如文革时期出版的小说、连环画和样板戏剧本等等。
除了这些宣传品，还有很多带有文革标记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闹钟、茶杯和甚至锅碗瓢盆等等。在这些用具上，今天人们能够知道在文革时期，即使在这些日常生活用具中人们也必须看到领袖像，念到领袖语录和革命口号。文革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文革物品被当作文物进入市场后，总体来说它们的价格不高，虽然趋势在上涨，个别的物件尤其是邮票能卖到令人吃惊的高价，例如一幅题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邮票可以买到一万两千元人民币。
只要对文革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革物品首先是宣传品，而不是艺术品，尽管在创造它们的过程中结合了一定的艺术形式，但在根本上它们和明清时代的瓷器和绘画、唐三彩或者兵马俑无法相比，基本上没有美学价值可言。那么，收藏它们主要就不是为了欣赏。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收藏这些根本无法给他们带来美好感受的物品呢？它们又在什么意义上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文革，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对于那段历史的公共记忆中一个组成部分呢？美国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最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徐贲认为，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并不是象其他文物那样因为时代久远，而首先是因为有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断代感，使得文革在感觉上似乎离我们很久远。这种断代感之所以是人为的，主要是和文革有关的人和事早就被故意排斥在后文革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词语之外，因此，谈起文革，人们在感觉上就好像是在谈很久远的过去，和现实毫无关系。
徐贲说，这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然是禁区，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在表面上割裂开来。”因此，可以说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和官方长期以来企图切断文革和今天中国之间的联系的种种努力分不开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那些不希望人们牢记文革的人，倒是很希望看到文革被当作一个遥远的过去寄生在文物当中回到今天，这种回归只会加深文革和今天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觉。
徐贲指出，和一般意义上的文物收藏不同，今天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 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的优良品质（令人赏心悦目，勾起美好回忆，给人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趣等等），还不如说是因为商业的炒作。”几乎没有什么文革物品的价格反映了它所表现的人类文明结晶，因为它们绝大多数不但没有文明成分，反而是反文明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成为文物，又符合文物的一个基本特点：物以希为贵。毕竟，今天在普通人家庭中轻易是看不到文革物品的。
徐贲告诉我们，这种稀少绝不表明文革物品本身的珍贵，而恰好相反，这是因为这些今天的所谓“文物”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废品”大规模地处理和回收掉了。
在一般文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物以希为贵”多半是时间自然淘汰的结果，但文革物品不同，徐贲说：“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集体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还比如说是因为侥幸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自己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强烈的厌恶。”正因为文革文物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在它们的收藏家中，似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是出于对它们的喜欢和欣赏，这和收藏和购买古玩字画不同。收藏文革主要是为了牟利，强调的是某物品的“升值潜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文物收藏中，收藏者对某个物件艺术风格的个人喜好会在他作出购买决定时占很大比重，但这个因素在文革文物的收藏中可以说是十分微不足道。再有，收藏古董和字画，即使不出手，也可以有实用价值，例如作为家中的摆设，显示主人的地位和品味。但文革文物则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人会用它们来装点家庭。
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文革文物收藏都不是人类对高尚优雅事物的追求，而是对那些在任何正常社会中都不可能登堂入室的物品的一种畸形心理。徐贲告诉我们，文革物品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就成为“文物”，主要是因为官方刻意制造的文革历史和当代现实已经隔得很远的“断代感”，这种“断代感”加上 “物以希为贵”的市场法则，使得很多人不顾文革物品美感和艺术品味的低劣，纷纷将它们列为自己的收藏对象。这就造成了文物收藏事业中罕见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物品竟然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文物”的怪现象。
然而，如果文革文物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其意义仅仅是一种“炒作”，并局限在文物市场的范围内，那倒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是徐贲告诉我们，在文革文物在大陆市场越来越热的背后，是一个将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用 “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发掘文革中“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这对于整个民族对文革的历史记忆和善恶判断是极为有害的。
什么叫将文革生活“正常化”和用“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呢？什么又是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呢？比如，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讲他在文革中结婚时领导送给他和妻子一个瓷盘，上面刻有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头像。作者告诉我们，这个瓷盘在当时是被视为很珍贵的东西，不但好看而且有用，它在那些年代里伴随著这对夫妇渡过了难忘的日子，以至于今天当看到它时情不自禁地会产生一种怀旧甚至温馨的感觉。这就叫用“平常心”来看文革，发掘文革历史中 “平常人”的一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故事不真实，毕竟，文革中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并不都是完全政治化的，吃喝拉撒，开门七件事，爱情、亲情和友谊等等也还远远没有都被政治抹掉，也不可能被抹掉。但是，如果这个温馨的回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下的诉说，而是通过文字甚至图像进入了公共空间，那就成为社会对文革生活的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今天很多对文革物品的描绘，尤其是那些日常用品，常常伴随著这种将文革历史“日常生活化”的文字。
徐贲认为，在文革文物的收藏和介绍中，除了这种将文革时期的中国“正常化 ”的倾向，还有一种以第三者的态度去消费、欣赏或观察的现象。这就是说，把文革文物真正当作“文物”，讨论它们的“审美特征”、“艺术价值”和“民族文化 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等等，有的还讨论文革物品的“朴实无华”。在这种眼光下，文革物品完全失去了时代背景和特定用途，不但变成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艺术创造物，和其他真正的文物相并列，而且在一些人那里还代表了美德。
将文革物品“日常生活化”也好，把文革物品当作艺术品以“第三者”的眼光来欣赏也罢，都是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将文革物品“去政治化”、非历史化，将它们漂白，抹掉它们所代表的专制统治的印记，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为名掩盖文革对人性的扼杀。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文革的文物热恰恰是反文物的，因为人们从一般的文物鉴赏中寻找的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感，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将文革文物“日常生活化”却是要人们忘记产生这些物品的真实历史背景。
有一种论调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深受其害，所以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是文革记忆的主流，但随著时间的流逝，对文革的记忆和描述将不再受这种将文革简单化的历史环境的束缚，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和文革生活中的非政治性就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自命客观和有“历史感”的论调实际上否定的正是文革有别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面：暴力、粗俗和丑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公然行之于世。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生活没有任何“复杂性”可言。
可以预言，如果官方不改变对文革的政策，在亲身经历了文革并对那段历史有深刻反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这两种对文革的中立的从而毫无批判性的描述将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徐贲说，以表现极端时代中的日常生活来掩盖这些时代的罪恶，在战后德国也出现过。在经过了对纳粹历史长期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后，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德国人不愿再面对历史中的阴暗面，要求将过去“正常化”，出现了一些从“日常生活” 角度表现纳粹德国的文字和图像作品，甚至纳粹的宣传品和符号——如制服、军旗等等——也被当作“审美对象”。面对这种倾向，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纳粹时期”。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比哈贝马斯当年在德国提出的那个问题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德国不但完全彻底地否定过那段历史，而且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还不允许对纳粹时代有任何公开的赞美。所以，要让文革在民族历史记忆中真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在中国还是任重道远的。
□　原载《新世纪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