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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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一）


今日，是中共所设“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从今日起，在我的博客上，不定期地连载《杀劫》一书，包括近三百张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杀劫》被介绍是“四十年的记忆禁区，镜头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开”。这两本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连载《杀劫》。


“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汉语拼音为“Sha Jie”。传统藏语中从无这个词汇。半个多世纪前，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西藏，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词，将原意为“新”的藏语词汇和原意为“更换”的藏语词汇合而为一，从此有了“革命”。据说这是因新时代的降临而派生的无数新词中，在翻译上最为准确的一个。

藏语“革命”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选择的是“杀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纪五0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四十年前，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于是“杀劫”之前被加上了藏语词汇的“文化”，而其发音，汉语拼音为Ren Lei，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词，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 “人类杀劫”。










【目 录】
序（王力雄）

关于照片

Ⅰ 砸烂旧西藏

◎ 砸大昭寺

◎ 斗“牛鬼蛇神”

◎ 换新名

Ⅱ 造反者的内战

Ⅲ 龙在雪域

◎ 军事管制

◎ 全民皆兵

Ⅳ 毛的新西藏

◎ 革命委员会

◎ 人民公社

◎ 造新神

Ⅴ 尾声







序

·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来的邮件，里面有数百张底片。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她在信中告诉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这些底片很珍贵，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她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但是看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相信我会很好地使用这些底片，因此决定把底片送给我。

我戴上手套，对着灯光看这些底片。很快我就断定，我不能接受这份馈赠，因为它实在太过珍贵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绝后的奇异历史，还关系到对人类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幸运的是，因为文革波及广泛，距离时间又不太远，留下的资料可以用浩如烟海形容，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和图书馆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国，文革资料在民间也多有流传。

然而，无论是在文革研究方面，还是在文革资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个空白——西藏。目前对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二00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文献只有八篇；美国华盛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三一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四种。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和文革资料编纂者宋永毅在给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说是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个断层。六年时间留下的材料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热闹的两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没有。

当然，西藏文革的资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权的西藏军区就保存得相当多。但那是一个深埋的黑箱，卫兵把守，绝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国官方掌握的文革资料一样，被当作不可见天日的“绝密”。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一九九九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面对这样的有意抹煞，“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愈发显得千真万确。如果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无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与其他资料相比，照片的客观性相对最强。文字、口述、采访等免不了与当事者的主观性——立场、目标、记忆和解释等——有关，灵活多意，容易遭受怀疑和否定。照片则是历史瞬间的凝固，当时光影所投射的每个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质，属于“铁证”。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来，正式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见过一张（台湾《摄影家》杂志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互联网上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张！唯色父亲的数百张西藏文革底片，价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诉唯色，我可以帮助她，但是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她自己承担。

从那时到今天，六年过去了。唯色围绕这些照片所做的漫长调查和写作终于完成，她父亲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后重见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愿她父亲往生的灵魂安息。

顺便说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谢这些照片。


二00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亲在三十七年前的这天死于文革迫害）




关于照片


·唯色·

二00二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五十七岁的霍康·强巴旦达的反应令我震惊。他是个高大、沉默的拉萨人，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很平静的样子，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恸哭起来。他的那种恸哭没有声音，只是浑身颤抖，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泪流满面。他就这么哭了许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响他才哽咽道，当年我父亲曾说过，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霍康·强巴旦达终于看到的照片，是我父亲-泽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摄的。

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一九五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亦是一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从懂事起，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军队任职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保留了这些照片，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力雄。当时的想法只是，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未曾谋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并在回信中说，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煞的时代，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一个民族的传承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一个有良知者的责任，也许这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话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采访与写作之中。

六年来，我采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大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他们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我带着王力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

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倾听他们的惊栗、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感谢我的父亲，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感谢我的母亲，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感谢王力雄，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推动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并提供了他的采访和翻译；感谢远在波士顿的Carma Hiton，为我做了照片的保管和扫描；感谢台湾大块出版集团的郝明义先生，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采访的长辈们，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书中对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出于诸多考虑，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00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职。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以真实身份出版此书。

最后，我要转录一九五九年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书》中的一句话：“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


二00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故二十九年整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 ... 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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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二）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不定期地连载《杀劫》一书。

下面是第一部分第一节。


Ⅰ 砸烂旧西藏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革命即将来临

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于是就有了破“四旧”和立“四新”。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新”则正好相反，意味着共产党代表的一切。被中国共产党从所谓的“封建农奴制”下“解放”才不过十七年的西藏，可谓集“四旧”之大成，不花点力气，好好地大破特破一番，怎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因此，就整个藏地的中心——拉萨而言，一是破坏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是西藏宗教的灵魂——大昭寺；二是批斗“牛鬼蛇神”，大都是代表旧西藏“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寺院、庄园主的专用名称），包括相当一批曾为中共“统战”的“爱国上层人士”，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



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园林）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据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报》报道：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五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二十世纪六0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
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默朗钦莫”，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却已表明今非昔比。据官方报道，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直言批评中共的过火政策，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
一九六四年的“默朗钦莫”。藏人们从各地赶来朝觐大昭寺。
一九六四年的“默朗钦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反抗中共的“拉萨事件”（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政治第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来自强权者的指令。[size=font-size: 12pt,12pt]一九六四年的“默朗钦莫”。法会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大昭寺南侧的讲经场“松却绕瓦”，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图中右角正在拍摄辩经场景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一位藏人摄影师。
[size=font-size: 12pt,12pt]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在布达拉宫山脚下的“修赤林卡”上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人是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有喇嘛，有妇女，有上层人士，其中那位女代表是大贵族帕拉家族的小姐阿旺白姆，嫁与大贵族吉普家族的公子。她因为积极靠近共产党而被认为是反动的帕拉家族中唯一“进步”的革命者。走在她旁边的那位很有风度的男子，是后藏贵族平绕仁青。他身后的那位穿中山装、正举步上台阶的老人，被认出是后藏贵族拉敏·益西楚臣。一年后他们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游斗。其实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的好几位副主席后来都成了“牛鬼蛇神”。同时召开的政协西藏第二届委员会上，也有好几位副主席后来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大多出现在这本画册中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上。照片的背景是布达拉宫。几棵绿茵树下停放着几辆式样不同的汽车。这时候的拉萨看上去宽阔、明亮、安静，但实际上当时已是疾风暴雨即将来临。走在这群僧侣队伍前面的两位喇嘛，高高举着的横幅标语上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表明这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大会上，而在这时候，尚还需要他们充当政治表演的角色，但不及一年，当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飚袭来，全藏各地的僧团组织被打得落花流水。
[size=font-size: 12pt,12pt]以自治为名的新政权成立了，喇嘛们摇动着花朵表示欢迎，其实他们就像手中的花朵，所起的无非只是一种点缀的作用。但在文革时代，连这一点作用也彻底丧失。[size=font-size: 12pt,12pt]一九七六年，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二七一三座寺院仅只剩下八座，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僧侣能够留在残存的寺院。[size=font-size: 12pt,12pt]
这些正是被形容为“翻身农奴”的藏人们，也摇动着花朵庆祝自治区的成立。他们的姿势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纵的木偶，十分机械。我父亲在装有这幅照片和底片的信封上写过这几个字：祖国的花朵。这是当时的流行语言，还有一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从小也耳熟能详。算起来，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五月二十八日，日后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是，五月底，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六月初，在北京大学师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拉萨各单位也相继贴出大量“口诛笔伐”的大字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解放”的西藏对北京亦步亦趋，至多在时间上有半拍之差，而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山重水复，千里路迢迢。这两幅照片拍摄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拉萨五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站在最前面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这是拉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最早走上街头破“四旧”。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西藏师范学校的藏人红卫兵跑上台，为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戴上红卫兵袖章。但这个仿效北京红卫兵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举动，并不说明张国华就是西藏的毛泽东，不久，张被视为西藏的“土皇帝”和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这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学生红卫兵造反。写决心书，是文革中的时尚。决心书越大，似乎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就越高。“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啦彩云把路开，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带了幸福来……”。照片上，一位名叫常留柱的汉人装扮成藏人，正在拉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代表藏族人民引吭高歌。而这首曲调源于西藏民间的革命歌曲，词作者并不是藏人。这种挥舞拳头的肢体动作往往伴随着呼喊政治口号，属于革命的行为标志之一，已为跨入“新社会”的西藏人所熟悉。这位藏人显然是“翻身农奴”的代表。穿军便服在当时是全中国红卫兵的时尚，西藏红卫兵也不例外。而且，西藏女孩子习惯保留的长辫子已剪成了齐耳的短发，这也是“革命化”的象征。这些戴着红领巾、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孩子们，看上去都是小学生，却佩有红卫兵袖章，这表明红卫兵的成分已经扩大化了。当同学们都在高呼口号时，右边那个小男孩在埋头玩什么呢？

* * *

“发生在西藏的文革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可以说每一步都与内地，尤其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北京怎么说，西藏就怎么说；北京怎么做，西藏就怎么做。”二00一年夏。在布达拉宫昔日演示宗教舞蹈“孜古多羌姆”、而今蜂拥各地游客的“德央厦”（东欢乐广场），布达拉宫管理处的研究员达瓦次仁（于二00二年夏天病故，终年五十七岁。一九六四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一九七0年毕业）如是总结。作为最早就学于中国的最高学府的一名藏人，这段话正是他个人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佐证。一九六六年八月初，这位“翻身农奴”的子弟，亲身领会到充满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组织是如何首先在清华大学产生继而蔓延开来的气势，在巨大的感召或者说鼓动下，他与低他一个年级的阿旺次仁满怀革命的热情回到拉萨。而那时的西藏早已是文革之火正在燎原。自从一九五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已经“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文革期间唱遍西藏并流传全中国、如今仍然盛行不衰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当达瓦次仁和阿旺次仁在母校拉萨中学作动员报告时，看见校园里从老师到学生大多已是臂带袖章的红卫兵。八月十九日，在毛泽东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掀起以“砸烂旧世界”为口号的破“四旧”浪潮。党的两大喉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鼓动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大革命，拉萨积极响应。翻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头版都以醒目标题记载了下列事实：[blockquote]八月二十六日，《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八月二十七日，《拉萨红卫兵向旧世界发动猛烈攻击》；八月二十八日，《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八月二十九日，《破旧立新的革命风暴席卷拉萨全城》；八月三十日，《拉萨红卫兵闻风而动决心在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八月三十一日，《拉萨红卫兵破旧立新宣传活动深入居民庭院》。[/blockquote]这些报道，仅仅标题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颇具气势的宏大图景。什么是“铁扫帚”？什么是“横扫旧世界”？什么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一场又一场异常激烈的政治化、军事化行为，就这样被这些文学化的语言取代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象在那曾经千年宁静的雪山佛国，有过怎样的红色恐怖狂飙反复不停地席卷一切，演绎了一幕幕弥漫腥风血雨的人间悲剧？

【注】：

帖中，黑白图片为我父亲在文革时所拍；彩色图片为我在写作时翻拍。


延伸阅读：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 ... 0-00-google-00.html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 ... 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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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三）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不定期地连载《杀劫》一书。

现已在博客上连载了（一）和（二）。

鉴于随后的章节，图片与文字交错、繁复，惟有印成图文书的纸版《杀劫》才能呈现，而在博客上只能精选少量的图与文，以飨读者。


下面是第一部分中“砸大昭寺”之第一节（注：陶长松图片来自网络）。



Ⅰ 砸烂旧西藏

砸大昭寺


[blockquote]严格地说，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图伯特王朝第三十三代赞普（君主）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一三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十二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十二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blockquote]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如果是八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二十四日。

事隔二十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八月二十四日 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一九五一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一九八五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萨中学创办于一九五六年，一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

他是江苏扬州人，一九六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二00一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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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blockquote]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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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blockquote]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久松惊讶地认出了照片上的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候她是拉萨中学初六六级（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十七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目的，在1959年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三十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一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十三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一九六四年，“唯成分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十二个班（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共计三六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五十五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八月二十四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语文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六六级（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右图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语文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一九八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四十年，却已有如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




延伸阅读：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 ... 0-00-google-00.html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06.html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 ... 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杀劫》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6/blog-post_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