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微 青海“二、二三”惨案：不应为文革中对群众的血腥屠杀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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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为文革中对群众的血腥屠杀辩护

毛微昭

2009年4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炎黄春秋》是我们非常喜欢、非常尊重的一个刊物，它对揭示真实、反思历史发表过许多很好的文章。但是，在贵刊08年12期上刊登的赵淮青先生的《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一文，我却不敢赞同。在我看来，它违背了贵刊提倡的求实存真的原则，没能真正客观公正地留下信史。这让我们非常遗憾。

    1967年发生的青海“二、二三”惨案，我是耳闻目睹的。对于这场惨案，丁抒先生的专著《浩劫》中有专门一章介绍，我以为它的叙述才是全面、真实、客观的。该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那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的一次血腥屠杀，而这些被害的工人和学生都是盲目地崇拜着伟大领袖的。
    回想文革发展到1967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已经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从中央到基层群众，在那个疯狂的岁月里，没有一个人不表示崇拜和拥护伟大领袖，不宣称自己是忠于伟大领袖的。当伟大领袖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天安门上从林彪、周恩来起，到广场上数百万红卫兵，哪一个没有在摇动着手中小小的红宝书，高喊着伟大领袖万万岁的口号？中央要求军队介入文革，要支持左派，实际上两派谁都自称左派，他们都宣称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他们谁是真正的“左派”，其实谁也搞不太清楚。就是所谓真正的“左派”，今天来看是不是就正确了呢？都是应该认真反思的。
　　青海的造反派当时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最早成立的红卫兵总部、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另一派是后来成立的八一八红卫兵和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简称八一八）；青海省委领导和青海省军区领导也分成两派，分别支持两派群众组织，这是当时全国和各个省都有的普遍现象。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都支持八一八，但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军内造反派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支持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和捍卫队这一派。这时省委已经瘫痪，军队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但八一八还得到了来大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红三司的支持，他们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当然不买赵永夫的帐，于是矛盾不断激化。八一八控制了《青海日报》。2月3日，赵永夫组织大规模的军队武装游行，对八一八施加压力，从2月14日起，又宣布对八一八掌控的《青海日报》实行军管，八一八组织了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红卫战斗队轮流去保卫《青海日报》社，不让军管人员进驻。赵永夫派部队包围报社，双方对峙多日，兰州军区曾向赵永夫下达三条指示，要他撤回军管，赵永夫拒绝执行。兰州军区的态度更坚定了首都红卫兵和八一八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决心。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而赵永夫和张晓川（总后驻青海部队领导，支持赵永夫）也决心打垮摧毁整个“八•一八”组织。二月十九日，“八•一八”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二十日，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期间，赵永夫掌权的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军委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林彪当时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但这一时期全国许多地方军队正在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坚决“镇压右派”。

    2月21日，赵永夫召开会议，决定23日取缔八一八造反派组织，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23日上午8时，全城宣布戒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赵永夫以13个连的兵力，亲自在现场指挥，进占报社。那天正值元宵，天降大雪，守卫者原先不相信军队真的会开枪，他们手挽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部队先打掉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接着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真枪实弹射向群众，第一批倒下，大家还在背语录，第二批、第三批接连倒下，军队未遇抵抗，十几分钟群众就倒下一大片，共死伤五百余人，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器，也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仅用了二十分钟就完全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报社院内幸免于难的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上，统统跪下举起双手，被军队边打边踢、一批批捆绑起来，送进监狱。赵永夫等看到死人太多，便编造谎言，说是八一八先开的枪，但又始终没有能找到八一八有一支枪。

    接着赵永夫下令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共逮捕、拘留1万多人，他上报中央军委表功，成了镇压“反革命”的英雄。一些八一八红卫兵和首都红卫兵逃离西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事件发生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的胆子更壮了，三月八日，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中央文革欲将此事定性为军队血腥镇压红卫兵的事件，以便打开缺口整肃叶剑英、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人。开始毛泽东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赵永夫不得。林彪、毛泽东迟迟不表态，因为毛泽东刚将冲击部队的组织定为右派，批准对冲击军队的右派可以镇压，所以不想把火往军队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尽可能稳住部队，但当他发现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元帅、副总理们是当前最大的威胁时，他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态度就变了。他要回击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他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他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这时，对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评论，不置可否的林彪开始表态了。三月二十日，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后，指示把该录音大量录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毛、林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被认为是赵永夫的后台，而王昭曾是罗瑞卿的副手。3月24日，周恩来出面处理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见青海代表，宣读中央《关于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认定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派专门小组进行搜查，并未搜到一支枪。《决定》为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青海“八•一八”平反，赵永夫、张晓川被撕掉领章、帽徽，当场押走。任命刘贤权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江霖为副主任，青海的形势完全来了个大逆转，虽然没有将捍卫队打成“反革命”，它被认为是站错了队，八．一八掌了权，打压另一派，又进行了残酷斗争，在青海群众中有很高威信而且并没有参与二、二三事件的王昭，最后也受迫害而死。

    以上是“二、二三”事件的真实过程，丁抒先生的《浩劫》一书根据许多正式文件以及林彪秘书回忆录等相关资料，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完全符合我们这些人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利用红卫兵去打倒走资派，造成两派群众之间，以及党内领导干部互相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总根子就在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身上。群众是无辜的。当年谁都不知道真相。二．二三事件的问题，不在于两派群众谁对谁错，而在于最后调动军队，包围《青海日报》社，用机关枪向数以千计的群众扫射，造成了死亡173人、伤数百人的震惊全国的大惨案，那个下达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命令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为它辩护？

    那末，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二．二三事件呢？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对于二．二三事件的那些死难者，他们是面向北京，面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跪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被机关枪扫射而死的。先是定为“反革命”，后来成了“烈士”，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底算什么？且不说那些地下的亡灵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对伟大领袖的忠诚，还是未曾受到启蒙教育的愚蠢？我们活着的人难道今天都弄清楚了吗？（见《阴晴雨雪旦复旦》一书中《柴达木啊柴达木》一文）

    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受害者，也是某种程度的亲历者。我没有在《青海日报》社现场，而是在五百公里以外的海西自治州首府德令哈。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有海外关系和在大学里的思想认识问题（文革中抛出我的档案，说我是“漏网右派”），毕业后不能进新闻单位工作，只能在柴达木当中学教师；又因为文革一开始，我就自我检查，我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文章，赞同过他的观点，在1966年7月即被揪斗，是海西州著名的“牛鬼蛇神”。我不是八．一八的正式成员，因为我没有资格参加。抓我是因为我赞同八．一八观点，也就说明八．一八有问题，“牛鬼蛇神”支持它；我被关在海西州公安处看守所。我们这间十多个平米的牢房里关了十个人，全看守所关了几百人。和我同牢房的有柴达木汽车修理厂党委书记常新人，海西州商业局的人事科长（姓杨），自治州建筑公司的工会主席，邮电局的一位报务员，……十个人里有一半是共产党员，你相信这些都是“反革命”，是坏人，是所谓的“打砸抢分子”吗？……请不要再向当年的受害群众泼污水了。

    在赵淮青先生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认定“八．一八”在青海“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似乎它的参加者都是歹徒和坏人。全文为杀害群众的责任人赵永夫辩护的倾向非常明显：部队因为“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开枪是出于被迫和无奈，赵永夫被追查责任是受到冤屈；只讲“八．一八”平反后的报复，不讲“八．一八”受到的迫害，为这次血腥镇压、枪杀群众的暴行辩护——这能是客观公正的吗？！

    原《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先生在网上发过一篇《血洗元宵节》的文章，叙述的是同一事件。孙正荃先生是事件的亲历者，“血洗”时就在现场。我不认识他，至今没有见过面。我以为他写得真实、客观、可信。他写的现场情境，我每看一次都忍不住要落泪。回首当年，我们太糊涂、太愚昧了。倒在雪地里的死者，捆绑着、跪着的群众，他们手无寸铁，作为人民的子弟兵，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向他们开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就是犯罪，任何指挥员下达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也都是犯罪，有头脑的军人应该抵制这样的命令。这几千群众、上万的被捕者、更多的被批斗者，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公民，不是共和国的敌人。即使群众与当权者、与执政的领导者们对政治、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不同、主张不同，都不应该用武器来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我们今天所以对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是非，是因为不认真反思，同样的事情就可能再次发生，无辜的民众就会再次遭受灾难。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毛微昭 工作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已离休。曾任青海省和浙江省政协委员。）

tmstms

赵永夫一直坚持对方说是林副主席来的电话,"打得对，打得好",
    从来没有说是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的电话

齐晋华

赵永夫什么时候说林副主席来电话？赵永夫这一级的人物根本与林彪无法直接通电话。林彪也根本不会主动给赵永夫这一级人物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