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文革老人支持响应湖南肖茂盛等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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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真情 求生存
——武汉地区文革老人支持响应湖南肖茂盛等同志的《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

2011年09月15日，湖南省肖茂盛等二十七名文革老人发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这是一封反映全国文革老人压抑心情和生存要求的坦言书，这是一项长年投诉无门，求助无音的无奈问天之举。我们对肖茂盛等同志深表敬意，全力支持，并撰此文响应。
“呼吁书”诉说的真情，何止湖南一地，实乃遍及华夏，在“揭批查”运动中，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曾说：全国有三千多万人被立案审查，四个现代化还有人搞吗？！
以我们湖北来说，全省上百万人关进“揭批查”的“五不准”学习班和单独“隔离”，其中关押最长的达13年，最短的三年，被关押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只有12岁，含恨而死、致残、逼疯的20多人；六十多万人被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有工人、农民、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抗美援朝指战员，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以及高级科技人员、院校师生等，并受到判刑、免诉、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 、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三十年不提职级、发配边远山区等处罚，
省革委会常委、共产党员、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同志，早在六九年就被“隔离”，却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以“林、江”反革命集团湖北代理人的罪名，判二十年，比“四人帮”成员姚文元还重。
特别是屈死的得不到抚恤，逼疯的得不到治疗，严重致残的不仅得不到救护，反而逮捕入狱，如武市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吴焱金同志被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瘫卧难起，仍然被武警押架入牢；还有许多刑满释放的文革老人，成为无组织、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的“四无”人员，几十年生活无着，苦不堪言。可以这样说，“揭批查”的打击面、残酷性及其后遗症，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呀！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即“呼吁书”上说的：“就因为参加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且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条纪律从八大一直延用到十七大。
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我们作为党员、团员，以及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文革，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是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了一致，理应受到称赞，可是毛主席归天以后，还是这个共产党却对遵循党规、党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群，实行疯狂镇压.血腥倒算，致千百万人蒙受灭顶之灾。
“揭批查”的决策领导人，既不如西太后，更比不上曹阿瞒，他是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起来的，他又举手赞成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他一巴掌把参加文革的人群打翻在地，还用双脚踩上，他权令智昏，殊不知，你重拳击倒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而且在号召人们“千万莫跟共产党！”历史是无情的，三十多年来为什么特色共产党的声望每况愈下，黄瓜敲金锣节节短呢？！这就叫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我们还可以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议一议。文化大革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结束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即使如此，按人间常理，遵照党章，响应党中央号召、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文革”的群众和干部是无辜的；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对处理人的问题上，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主席在处理王 明左倾路线和张国涛分裂路线中，对这两个头子，采取了批判、教育、挽救的方针，而且还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对下面跟着走的人，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解决问题。但是一旦当错误路线占支配地位时，他们对路线中的对立面，就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曾一度高喊打倒“走资派”一大片，作为党的领航人毛泽东，在史无前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斗争中，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对“永不翻案靠不住的”第二号走资派，到最后还保留了他的党藉，刘少奇要是没有叛党问题不会打倒，林彪不出逃也不会打倒，这正是毛主席在文革之初，就讲了“斗走资派是任务，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也指出：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所谓政治斗争的办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可是，仅仅因为我们在“文革”中口诛笔伐了中央和地方的走资派，批斗了他们，也一度出现过戴了他们的高帽子，挂了他们的黑牌子，对此，尽管不是我们组织指挥的，但我们从不否认应负的的责任，而且从六八年八月到七八年八月，不断的检讨交代，不断被批斗、游斗、示众……，但在“揭批查”中，把我们都定为“追随林彪、江青四人帮”的敌对分子，打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断子绝孙……，定罪判刑，无限期监控。现在大家闭着眼睛想一想嘛，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第二、党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那么谁负次要责任呢？《决议》没有说。但当时的事实是:
①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史称“五一六通知”) 。
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
依照史实，应该说，“文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因为，“文革”运动是根据党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的《通知》和《决定》搞起来的，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火炬和号角。后来党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错了，就其责任来说，“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那么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要不要负次要责任呢。时至今日，未见那位中央领导同志出来承担次要责任，却把在“文革”中按照当时的通知、决定、指示、法律、法令、政策、规定和“两报一刊”文章规定范围内活动的的我们，打成了“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能服众吗？
当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过贡献的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奉献了青春和忠诚的我们，现今都已成了文革老人，而且正如“呼吁书”所言，为了“取消对我们的超敌人待遇，给予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给予我们生活的出路”。我们武汉文革老人，从1998年6月21日至2011年5月13日，向各级党政、人大、政协、纪检、司法等机关面访信访数以万计，仅顾建棠一人发出的特快和挂号信511件。我们只要求认真落实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这是一份有关文革“两案”人员政策的专件，该文件(三)有十一条具体的政策规定，其中4、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單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这个文件下发至今已近30年了，许多地方没有或基本没有执行，比如武汉地区除夏邦银等三人按此政策，在1990年3月回原单位安排工作，97年与其职工同等侍遇退休，其余七十多人，至今还没有与夏邦银一样得到真正的落实。胡总书记倡导和谐，你可知道直接遭受超敌人对待的全国有数千万，加上他们的子孙后代，亲属好友，可要数以亿计唷，总书记你想想看，对党中央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包袱啊，人们气不顺，心难平，生无生活费，病无医疗费，死无丧葬费，能和谐吗？能维稳吗？

既然现在还叫共产党，且又承认是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共产党的后继者，总书记您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说“只有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把我们当亲人。”现在我们切望亲人能倾听我们的呼声，体恤我们的处境，还我们做人的尊严，把加强给我们的超敌人待遇拿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统一、正确地落实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把迟到的公平正义还给含怨受屈的文革老人，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符合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共产党责无旁贷的义务，更是胡总书倡导的“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是顺民意、聚民心、得安稳的举措，你说对吗。

武汉文革老人：
(不隐瞒已成历史的实际身份)

原中共党员、工人、中共九届、十届中央侯补委员 谢望春
原中共党员、学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杨道远
原共青团员、工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吴焱金
原中共党员、干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顾建棠
原中共党员、工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王屏
原共青团员、干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郑军
原中共党员、学生、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栁英发
原中共党员、干部、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魏绳武

原共青团员、学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谢保安
原共青团员、技干、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曹承义
原中共党员、工人、武昌造厂革委会副主任 林子忠
原中共党员、干部、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傅廉
原中共党员、记者、湖北日报社革委会副主任 刘素贞
原共青团员、干部、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杜向东
原共青团员、干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革委会副主任 王小青
原中共党员、干部、武汉铁路公安处干部 刘祖青
原中共党员、工人、武汉电讯局革委会副主任 方景清
原共青团员、技干、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民主人士彭祖龙
原共青团员工人、胡秀娟
原共青团员学生、李江
原共青团员工人、余明生
原共青团员工人、朱爱华
原共青团员工人、徐正全
原共青团员工人、肖银宝
原共青团员工人、黄家祥

201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