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漫谈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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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于：北京晨报

摘要：因为我们没搞明白哪头重哪头轻，天天和精英圈讨论，自然听到的都是7%的说法，可给他们的越多，他们抱怨越多。你看天天编段子的，要么是央视拿几十万月薪的主持人，要么是新富阶层，要么是睡到11点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谁不是制度的受益者呢？

韩毓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他编剧的《毛岸英》荣获飞天奖一等奖。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当代中国一流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人间正道》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北京晨报：当时想写成一本书了吗？

韩毓海：没有。一方面，这种题材的书，市场风险比较大，另一方面，还有政治风险。但作为学者，我认为这是个重要课题，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就在我拖拖拉拉时，人民大学出版社先期投入费用，组织大家开了两次研讨会，这下没退路了，只好把它写完。我入党很晚，别人开玩笑问为何入党，这本书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选择60%还是7%

北京晨报：对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

韩毓海：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应回答的问题。如今整天骂制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主要是从制度中获得了利益的人，包括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一部分官员，三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越是日子过得好的人，抱怨越多，骂得越凶。我有一个朋友，是高干子弟，一生靠父母的光环生活，高考分不够，他照样能上大学，现在住别墅开好车，可天天给我发短信，骂这骂那。今天手机中很多“段子”并不是老百姓编的，恰恰是一些官员编的，只有他们才最了解情况。他们为什么能骂？因为生活压力小，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但这个圈子最多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

北京晨报：那么不骂的人又有多少呢？

韩毓海：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年山西举全省之力修路，太原近郊有座高架桥，直接建在居民楼上面，当时承诺经济条件好了，马上搬迁。可一等就是20年，山西GDP从200多亿到突破一万亿，可老百姓天天还得忍着噪音污染，我去了很生气，说：共产党怎么能这么干事呢？可老乡马上说：这可不能怨共产党，共产党不让外国人打进来，有错误肯纠正，这就够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不骂共产党，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60%。

要认清哪头重哪头轻

北京晨报：可经常听不到这些正面的声音。

韩毓海：因为我们没搞明白哪头重哪头轻，天天和精英圈讨论，自然听到的都是7%的说法，可给他们的越多，他们抱怨越多。你看天天编段子的，要么是央视拿几十万月薪的主持人，要么是新富阶层，要么是睡到11点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谁不是制度的受益者呢？所以我说，那些领导的孩子，是被爸妈给惯坏了；而许多中上级领导是弄臣，靠嘴上会说话会逗乐而得到提拔，是干部队伍中的赵本山，他们被领导给惯坏了；而部分知识分子，是被老百姓给惯坏了。他们骂，其实是嫌奶给得太少。那么，我们该对60%负责呢，还是该对7%负责？中国60%的人民养活着7%的精英阶层，不解决这60%的问题，任何民主都是假民主。前几天，我在香河买了套家具，送货上门的师傅已经60多岁了，非要自己扛，怎么也不让我搭把手。他说，你是教授，怎么能干这活儿？到了家里，他替我鸣不平：怎么大学教授住这么小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中国老百姓尊重读书人，可今天许多读书人日子过得好了，却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主动脱离百姓，所以我说他们被老百姓惯坏了。这些精英圈的人永远在指责别人，总觉得老百姓差、党腐败，可没有老百姓、没有党，你的好处从何而来？

怕苦是时代之癌

北京晨报：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们总在讲核心价值，什么是核心价值？艰苦奋斗才是核心价值，否则就搞虚了。我最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整天想着怎么提高人民，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我对山西情况比较熟，其中石峪县地处风口，环境恶劣，新中国成立60年，18任县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都是拿起铁锹去种树，今天它被称为代北江南。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坡地，令人心潮澎湃，这才是人间正道。过去形容湖南人有四句话，叫“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作家韩少功把自己孩子放到乡下，说不能吃苦，不会读书，这还叫湖南人？可今天湖南成什么了？成了“娱乐大本营”，许多湖南人把孩子送到外省去读书，这应该反省。

西方如何走向强大

北京晨报：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得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30一直忙到晚上7：30，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纽约，我住的房子才7平方米，头天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去上课。在美国，教授怎么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精英阶层，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品头论足，靠人文精神混饭吃，日本同样没有这个阶层，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年轻人的勤奋精神比我们强得多。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不要成了没有战略的民族

中国道路是走出来的

北京晨报：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人民不干，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据康有为计算，当时南方最好的工匠年薪才20两白银，北方工匠才12两，背上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法币一和英镑挂钩，二和美元挂钩，日本被隔绝在外，这是它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国民党都存人民币，因为它坚挺。为什么？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组织是斗争的产物

北京晨报：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常常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北京晨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列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相比之下，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政策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就像中国宋代一样，靠价值观争论来应对实务，凭观点用人，提拔的都是司马光那样语言漂亮、永远正确却干不了实事的人。

正确认识美国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似乎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刚开始去唐人街买菜，50美元够吃三天，可同事指责我说怎能去那里，把纽约大学的脸都丢尽了。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所以美国总统都是帅哥，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奥巴马是个好人

北京晨报：但美国毕竟创造了奥巴马这样的神话。

韩毓海：对。我在美国时听过奥巴马的演讲，如果我能投票，我也会投给他，他的语言太有煽动力了。他现场带着一个叫雪莉的小女孩，来自阿肯色州，母亲得了癌症，每次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就说想吃豇豆罐头，因为怕说好的，家人就会经常买，花掉更多的钱，因为治病已经让家里变得很穷了。奥巴马问：这难道就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吗？这是我们的羞耻。奥巴马话音一转，说乔布斯用私人飞机带他去硅谷玩，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私人飞机，居然这么舒适，在硅谷，可以点自己想吃的菜，可在美国南方，却是工厂倒闭，全家人没有饭吃，他说美国正在被撕裂，正面临着第二次南北战争，可有人却说，要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8年，可我们要说：够了。奥巴马每讲完一段，下面就一片山呼海啸，他不赢得选举是不可能的。他是个好人，但他许多改革计划根本推不动。确实应重视他选举获胜这个事实，但也应看到民主与基层人民越来越远，斗争思维弱化，政治家们全靠嘴上功夫，落实不了。

重拾我们的民族精神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国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您怎么看？

韩毓海：其实他们真去了美国就明白了，中俄的纨绔子弟与美国人民的反差相当大，在美国，你就是当资本家也很不容易，非常辛苦。美国、日本孩子非常勤奋，可我们的孩子却丢掉了勤奋的传统，只会抱怨，把自己定位为强者，总想到了美国就好了，真正去过美国的人知道，在美国谁会这么舒服？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能想当然。

北京晨报：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今天谁拥有绝对权力？是银行，在今天，不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问题，而是银行与人民之间的问题。现实是开发商、消费者都被银行掌控，社会出现了食利阶层，这在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被允许，确实需要认真去解决。

勤奋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北京晨报：那么，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人民不是消费者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社会的戾气正在上升，您是否关注了这一现象？

韩毓海：是这样。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火车晚点了几分钟，结果顾客上去就要打乘务员。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把人民理解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这种逻辑在美国也行不通。人民是劳动人民，因为是消费者，就可以打劳动者，这是对人民这一概念的误用。此外，今天年轻人累，大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没能得到更多财富，使他们心情不好。

北京晨报：除了个体原因外，是不是也有大环境方面的问题？

韩毓海：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战术，不关注战略，谁也不谈5年后、10年后怎样，每个人对明天也没有预期，这就很容易产生戾气。“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承诺3年解决问题，有了预期，再困难大家也挺过来了。其实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主张，可谁在看呢？大家都不关心长远，我们成了一个没有战略的民族。

北京晨报：引入西方式的价值观，会不会解决这个战略缺失的问题？

韩毓海：这个行不通，我们要实实在在研究真问题，不能搞虚的，人民关心的是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戾气上升的问题，它们也不是靠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比如《北国之春》，当年就是日本民工的歌曲，他们在大城市受挫折，怀念故乡，后来日本推出了廉租房政策，我在日本当教授时，七八十平米的廉租房月租才2000日元，电器配备齐全，这样怎么可能还有戾气呢？戾气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不能迷信自由民主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