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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湖大老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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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七月的武汉，群众是充分地发动起来了，然而来自“自上而下翻案风”的阻力却很大，运动进展缓慢，在这个相持阶段中，造反派又处在有力无处下的境地，因而我也不免有了一些空闲。
一天下午，杜家远到46号平房来告诉我:《湖北日报》有一篇关于对浠水问题评论的文章有问题,他们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乱发议论,结果出现支左支错了的问题,“巴河一司”的王仁舟造了他们的反,封了红旗大楼并且进驻在那里了。杜邀我上红旗大楼看看，说话间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拉起我就往外走。
其实,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听说过红旗大楼被一个“极左”的农民造反派占据了的事，我自认为我们还算是十分激进的造反派，可对于再激进一点的“极左”派我还一直是心存戒备的，杜虽然知道我还不是个很胆小的人,可他更知道我是不愿再越这个雷池一步的，但也不知当时的杜是出于什么原因，硬要拉我上那里去。见他执意要我去，顿时便只觉心头一震。杜看我有些发愣，怕我有顾虑不敢去，便又说：“人家“左”是“左”了点，可他也还是个人，未必就能一下子把你老殷吃了，叫你去也不是要你去和他一起干，去看一看总也还是见见世面嘛。”一听杜说我去红旗大楼还是去见世面,我更犹豫了,恐怕这“巴河一司”还不是一般的极左呢,不然,他老杜怎么还说是见世面呢?然而杜又是那样不管不顾一个劲地要我去,莫不是杜和他们已经搅在了一起而来拉我去与他做个同伴,而我也不知道他老杜和王仁舟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往，尽管我不是真怕有人把我一口吃了，可我总觉得这去没有多大的好处,如果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陷进了那个圈子而不能自拔那可就太不值了。
怎奈一时间却又禁不住老杜的再三撺掇，就又迟疑了，杜见我有些犹豫，就又说他知道我是个爱独立思考的人，说他也是一样，尤其在观点上，听人家的多了，往往会使自己失去了主见，他再三申明说并不是硬要我去接受王的观点而只是听听而已。既然杜这样说，我也不好再多推辞，否则那就太不近人情了。那天我们是坐船过江去的，直到上了轮渡船上，杜才说那巴河一司的王仁舟是“左”得出奇的，比鲁礼安还左。不过杜还说那王仁舟左倒是左，可他的指挥能力倒是难得的，巴河是浠水县的一个区，他能把一个区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且全区老少都能听他指挥那也真是难能可贵的，他那个区没有第二个造反派组织，全区就只他那一个巴河一司，而且他是用军事化的方式把农民训练出来的,那真是铁的纪律，他的部下在他面前个个服服帖帖，对他言听计从,尽管他说一不二,可人家都心悦诚服,很多农民都表示，一旦有事，就能为王仁舟去替死。
这红旗大楼本是《长江日报》的故居，我有一年多没去那里了，那天我跟着杜从后面东门上到了四楼的一间小房里，这老杜也真算是轻车熟路的，那小房正是王仁舟个人的办公室。一进这个小房，王就像老熟人一样地同杜打了招呼，看来杜还真是这里的常客。当时杜把我向王作了介绍，“这是我们的老殷，红八月有名的笔杆子。”王仁舟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们在一张沙发上坐了。
王仁舟那时不过三十来岁的年纪，也还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也是一个高高的瘦个子。听他说因为巴河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血案，《长江日报》站在巴河一司的对立面支持了右倾保守势力，他们是要来汉讨个公道才封了《长江日报》进驻红旗大楼的。
我们进去不一会工夫，先后就有几个男女青年来向王请示工作，后来又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勤务人员给我们上了茶，这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可他却也十分文明，对我和老杜非常客气不说，他在王仁舟的面前可真就像小兵对待长官那样的毕恭毕敬，他的动作表情里没有什么做作之处，也更看不到有什么奴颜婢膝的嫌疑，就像是个训练有素的老战士一样，难怪杜说他王仁舟是以军人的要求来培养他的队伍的。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勤务人员，事毕都是得到王的允诺之后才礼貌地退下的，当然，在他们面前，王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王对他们的态度十分谦和。看到这情景，我还一下真的傻了眼，论威风，讲派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头目大多都能在这个王仁舟之上，倘要讲究上下之间的这种又团结又严肃的关系来，那恐怕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巴河一司的，尽管王从衣着到作风不是那么高人一等的，可在这些小兵心目里王的地位和威望却是至高无上的。我很奇怪,武汉地区一派之中上下头目之间为一言不和而拍桌打椅的事是时有发生的，谁又能绝对地服从谁呢？难道就是唯独巴河一司的人就这样“奴性十足”?既是造反派，谁都是有个造反派的脾气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杜家远说的那是军事化训练的结果吧，当然这也不排斥说和王一起来汉的就都是王的心腹，不过心腹的奴性与训练有素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王在同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对我们都是十分客气的，也很有礼貌，看得出，王还是个很讲礼节的人。不过，礼节归礼节，观点归观点,谈起观点来,那王仁舟可是寸步不让的。
谈到武汉的造反派头目来，王仁舟是很不满意的，他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鼠眼寸光，一旦掌权就利令智昏，以为革命到底了。他说武汉造反派上了一个大当，把“7．20”得到的枪支上交了。他说：“这枪怎么能交出去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交了枪便是交了权，我们巴河一司就不交，我们要“藏枪于民”，外国就多是允许私人持枪的，枪这个东西,安定时能帮我自卫，战乱中能助我杀敌。这‘藏枪于民’与毛主席的‘全民皆兵’的思想是一致的，民不持枪，这‘全民皆兵’就成了一句空话,毛主席是号召打人民战争的,要不“藏枪于民”,这人民战争又何以能打。武汉的造反派应该重新把枪夺回来，建立自己的武装。”
王仁舟的又一个观点是“藏粮于民”，他说：“深挖洞，广积粮。这‘广’指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广积粮’就是说粮食要储藏在老百姓的手中，我们巴河一司就不交公粮，造反派也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不储备充足的粮食怎么行？你就说我抗粮也罢！”
原本也还有些书生气的王仁舟，说到“重新把枪夺回来”和“说我抗粮也罢”时，情绪很有些激动起来，真有些慷慨激昂的气概，似乎天底下唯独就他王仁舟一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听着王仁舟的话语，看着他那神态，顿时我不禁心头一紧，你这造反派还真了得，你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你这不就是造了毛主席的反了！乍听之间仿佛觉得王讲得还头头是道，他的“两藏于民”的观点都是以毛主席的论断为依据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来的，真也堪称有理有据。然而两者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王则是站在他个人和他的巴河一司的立场上的，你王仁舟要搞这“两藏于民”这不就是在同毛主席分庭抗礼！
王仁舟很有些蔑视武汉的造反派，在他眼里武汉的造反派是非常保守的，就连武汉人公认的极左派鲁礼安，王仁舟也好像还以为不在其话下，王说武汉这么大个城市，运动始终都没个起色，冷冷清清，叫人实在为之可惜。他还很有些生气地说：“尤其是钢工总，这么大个组织却没有战斗力，有些人进了省市革委会，当了官，就自以为革命进行到底了，这就是被既得利益蒙住了眼睛。如果我王仁舟也是这样，我巴河一司的战士早就造了我的反了。”
在我听着王仁舟的讲话的时候，我是不时地拿眼角去看着杜家远的神色的，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的脸上表现出了什么，而我的心里的紧张也只有我自己是清楚的，尤其是王在讲着他的“两藏于民”时，我只觉得此时我们三人好像正在一个人们难以发觉的秘密地方开着一个十分神密的地下黑会，一旦有人告发那才真是死有余辜哩！如果有谁知道我们是在王仁舟这里，这红旗大楼不就是一个十分醒目的大目标，我们不就立即束手就擒了?在我看着老杜的时候，我并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来，他有时甚至还有些赞许地同王应诺或向王点头，是的，我也是对王应过声点过头的，但我那决不是有什么赞许,只不过是出于常情常礼吧,但愿老杜也只仅此而已。然而，我就是对王的观点有着强烈的反对意思，可在彼时彼地我又何苦要站出来同他理论？更何况当时我的心里是连紧张也还来不及，哪里还讲什么反对不反对呢。我的紧张是因为王之所言事关重大，我的不反对并不是说我就那么软弱，那么没有斗争性，我同王是河水不犯井水，我犯不着同他这个已经大名昭著的乡下人去争斗一场来图个见义勇为什么的，我只求同他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干系就好。当时我想，只要今天能平安地走出这个大楼，以后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到这里来同他共什么来往的。
从红旗大楼出来，杜问我怎么样，我说王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尤其是他那两个“藏于民”的说法是走了极端的，我真不敢苟同，那可是我们连想也不敢去想的，要真像他说的那样国家不就乱套了。杜到底对王的观点持什么态度杜一直没有明说，他只说王这个人就是敢想，还说他一个农民能这样去想就已经很难得了。我说，你老杜和我也还算是敢想的，可我并不主张像他这样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者往往难免生出奇谈怪论。对于王仁舟我只有一点还能佩服的就是他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这个样子倒也是十分难得的，不过仔细一想，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巴河的老少男女对他毕恭毕敬那主要是他的“两藏于民”观点迎合了农民的狭隘自私的心理，他指使不交公粮，这当然是自私落后的农民所求之不得的，在这些农民的心里王仁舟就像是救星一样，自然就都乐意听他的了.如果真让他来领导武汉的运动，武汉人可就不会那么驯善地听他的了，因为武汉人不只是不存在要交公粮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武汉的人民到底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的。
自从那天离了红旗大楼之后，我就再没去过那里了，据说老杜也没再去，且他也是和我一样觉得王仁舟是个危险人物，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不可一世的农民造反派头目是在什么时候悄然撤离了红旗大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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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7 01: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