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承义：对一个小人物被处决想不通，促使我投身“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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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承义初稿，锺逸整理

　　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在基地设在武汉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当技术员。在“文革”中，他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这个庞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一号头头，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锺逸整理，在中国大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
　　这里选载其中几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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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边有很多湖塘，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时，祖母才23岁，她带着3岁的我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18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100名左右，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5名勤务员外，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头头）、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 一冶“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二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坐、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汇报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

“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姓翁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作为党委的红人、骨干分子，脱离生产岗位，被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上课，不过是保持高压态势，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在一冶业余学校将30余名教师集中学习、读报，再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发言，要求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做好记录，以便发现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说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内容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教过汉剧、楚剧名角的夏老师，每次学习时总让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来好整他。

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怎么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档案材料时没有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判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我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他们的实质是把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点燃了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们这些本来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