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 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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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目录

1、伤别乌鲁木齐
2、恐怖笼罩哈密
3、上访北京
4、落难陕西
5、身陷囹圄
6、湘弟显灵
7、音容宛在
8、为湘弟寻墓立碑
9、记忆中的微笑
10、遍插茱萸少一人


1、伤别乌鲁木齐

1968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依然如火如荼。
我同W县的数百名战友因震惊全疆的W县“12.6”惨案逃到乌鲁木齐市已经快半年了。

1967年12月6日，暴徒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军用步枪和手榴弹打死我们的战友十多人！有的战友被暴徒砍断腿臂活活冻死在河滩上！我们在乌鲁木齐市各处上访上告，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竟然无人过问！

我们寄希望于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的谈判，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竟毫无进展。

我们逃离了W县就没有了工资，失去了生活来源，我以“校友”的身份到母校找到一份替“造反食堂”磨面的工作，才和W县的10多名工人战友一起找到了管吃管住的地方。而W县逃出来的几百名农民战友就只能住在人民剧场附近的空屋里，靠群众组织提供的玉米面和洋芋度日了。

由于军区从没中断用军车向母校运送粮食，结果并没有出现1967年母校遭暴徒围攻而断粮的情况，我们也就没有到库房用小型磨面机碾磨革命造反派司机拉来的堆积如山的麦子。我们每天只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从军区步校逃出来的解放军官兵每天也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

在乌鲁木齐逃亡的这些日子过得懒散而彷徨：白天或参加游行，或参加兄弟组织遇难战友的葬礼，或到街上看大字报。晚上就在母校大礼堂观看乌市各兄弟组织的文艺演出。但是由于W县“12.6”惨案无人过问，暴徒们在W县还十分嚣张，我们返回W县领到工资和粮票还遥遥无期……大家的心情并不好，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我们住在母校的水工实验馆内。水工实验馆很大，里面住了许多为躲避武斗和迫害，从乌市和外县逃出来的人。进大门右侧的一大间住的是各地来的女工，那些女工们三天两头就会低着头默默地扎花圈，——我们也就知道乌市某单位又有战友被打死了，我也随之黯然神伤：焉知哪天轮不到自己！

水工实验馆北侧是一座漂亮的平房，原来是办公室和库房，现在门口挂着“野战医院”的牌子，里面住着几十个疗伤的缺胳膊断腿的少年，据说他们都是在武斗中受伤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啊！看到他们有说有笑无忧无虑的样子，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将来怎么办呢？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水工实验馆的路西边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昔日在校读书时，这里是何等神圣的殿堂！里面有多少古今中外的藏书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节在阅览室里阅读文学名著时按捺不住的狂喜和激动心情！而今图书馆已被洗劫一空，阅览室也已破败不堪！

每天必经的母校中心花园里有几座新坟，那里埋的是去年母校遭到围攻血洗时被打死的年轻校友！

晚上在母校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许多节目也是控诉暴徒们的血腥罪行的！

命案没有人过问，凶手没有人追查，“中央文革”要求新疆各派群众大联合！

在“造反食堂”帮伙的从军区步校被迫害出来的官兵又被迫回去了。

听说“造反食堂”也要停办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们已经半年没有领到工资和粮票了呵！

战友们个个人心惶惶，纷纷自找出路：有的回口里老家了；有的投亲靠友走了。过不几天，有战友说，家里捎话来，叫赶紧回去，他出身好，悄悄回W县没事。又过不几天，又有战友说，有人捎话来说家里有要紧事，他出身虽不好可又不是“头头”，回W县挨顿打也就没事了……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嘛，战友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同还留在母校的战友们一筹莫展，心绪茫然。

就在这危难时刻，文革前我们曾是同一辆机车上耕耘播种的搭档、文革开始又都是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的战友、由一名青工成长为群众组织的“勤务员”，竟然皱着眉头煞有介事地责问我:“你的父亲既是‘右派’又是‘历史反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个人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为什么对方（指另一派群众组织）总是揪住你不放？”

我愤懑地反问道：“我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W县拖拉机站跟大家一起犁地垦荒、修车排故，这么多年了，你们难道不了解吗？说穿了，无非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是个先天的罪人！”

就在这危难时刻，曾主动热烈追求过我的女友也离我而去了！

不久前，我同她到南门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恰恰遇到以大银行为据点的暴徒向南门广场交换传单的群众开枪，一个青年应声倒下，南门广场密集的人群纷纷四散奔走，广场和街道立刻变得凄清空荡，只有那个穿着军黄色上衣、蓝色裤子的青年倒在血泊里，军黄色的帽子遮住了脸，鲜血从头上留下来，军黄色小挎包里的传单撒了一地，染上了鲜血……　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挤满在人行道两旁，惊惶地凝望着他却救不了他……躲在街道两旁的人群在恐怖中悄然失声……我在街边凝视着不远处倒在血泊中的青年，感伤地对身边的她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你一定要哭我啊！”她目光呆滞，没有作声。此后她变跟我分手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从母校操场间或传来的因上缴武器而引爆的巨大的地雷爆炸声，我回顾了“文革”两年来的风雨历程：

“文革”初期，W县拖拉机站L书记公开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于是我这个“右派”子弟、全站仅有的大学生自然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而遭到批斗，住所被查抄、书籍和日记被没收……当他们要给我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高帽子时，我不服气，我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戴高帽子的“南霸天”了！我跑到县党委文革接待站上访，G部长只是言不由衷的重复着“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这句话，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州城，赫然看到街头一个满脸满身被涂黑的男子推着一辆人力车，车上是一个同样满脸满身被涂黑的女子，脖子还挂着几双破鞋！他们被一群“革命派”簇拥着游街示众！我被这前所未有的侮辱人的做法惊呆了！跟这相比，“戴高帽子”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来到州党委门口，大批群众包围了州党委高呼着口号：“炮轰州党委，火烧张XX！”看来州上是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于是我来到乌鲁木齐，准备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上访。一出汽车站，只见满街都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和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北京来电”、“特大新闻”、“紧急呼吁”、“十万火急鸡毛信”……高音喇叭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宣传彩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不时有举着旗帜、戴着红袖章、挥着标语旗、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走过……旅社饭店满是些来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街头在咆哮，城市在沸腾！－－如此壮观，如此狂热的景象也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人民广场我看到北京来的红卫兵表演《革命造反歌》；看到北京红卫兵受到有组织的围攻仍无所畏惧地宣讲“受压迫者造反有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动人场面；也看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来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向接待人申诉：我大学毕业主动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拖拉机手耕耘播种……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接待人说，中央有指示，“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群众一律平反……回站后果然安静了一段时日，不久“革命派们”又无端将我当作打压的对象，我愤而响应《人民日报》社论鼓励被压的人们、出身不好而愿意革命的人们起来造反，听从革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写大字报，参加大辩论，参加集会游行，参加批斗走资派，参加夺权，参加批判资反路线……于是我遭到“革命派们”一轮又一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围攻，什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黑手”、“反革命分子”各色帽子都扣在我的头上，甚至受到州公安处G处长的当面威胁恐吓！受到县武装部S部长的背后诽谤中伤！－－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屈服！
然而，现在，我的心灵却真正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众叛亲离，如同当年亚瑟一样！

在水工实验馆住的人越来越少了，到这里来躲避武斗的人们，由于种种情况，陆陆续续回去了，我也不得不考虑离开母校的问题。

我当然是不能回到W县的，尽管我多么渴望领到工资和粮票啊！可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还横行无忌，虎视眈眈着呢！

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回到陕西家里去。

逃难到乌鲁木齐快半年了，我几乎从没想过要回到陕西家里去。

1967年11月，W县两派群众组织剑拨弩张，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我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反映，某群众组织开始翻砂手榴弹弹壳准备武斗的事实，要求立即制止。接待人竟然反诬乌鲁木齐的红二司才是武斗的挑起者。我立刻意识到W县大规模武斗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决定离开W县来到乌鲁木齐。心里想,像1966年9月“文革”初期一样，我不愿被戴上高帽子而跑到乌鲁木齐上访，过了十多天回到W县果然就没事了；我想这次出走，顶多时间长一点。没想到的是：暴徒们竟然打死了十多个人！我们逃到乌市快半年了，竟然无人过问！

我刚逃到乌市就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我被迫离开W县就没有工资和粮票了，不能按月给家里汇钱了。我从1963年9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作为五弟和小妹上中学的伙食费（那时口里中学生的伙食费每人每月约10元，我的月工资是60元）。

我知道家里极其贫穷。

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母亲也因“替右派丈夫翻案”而被开公职，我家遭到灭顶之灾！母亲带着弟妹们投奔在西安上师大的姐姐，我们家才有了一个新的落脚点。

1961年暑假我探亲来到西安，家里一贫如洗的境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初中的五弟和上小学的小妹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四弟在1960年中考成绩优秀却因为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从15岁起就跟着母亲早出晚归卖冰棍维持生计。全家的处境如同书上描写的印度贱民！

后来全家被搬迁到H县农村，只有四弟一个人插队在农村靠挣工分养家糊口。五弟和小妹都在读中学，家里的贫穷可想而知。后来大哥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精简下放从新疆某地中学回到陕西家里。

就在前些天，1968年4月初，大哥还从口内到母校来看过我。我们从1958年高中毕业就再没有见过面，可是这次他一到乌市就找到了我！在动荡的1968年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哪！他背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但依然衣着整洁。他说,陕西家里、湖南老家到处在搞批斗搞武斗，他只好四处漂泊。我们用家乡土话轻声地交谈起来。他看我们在水工实验馆的住处，十多个人打地铺睡在一间大房子的地上，一派逃难的样子！那边女工宿舍又在为死难者扎花圈，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们在院中嬉戏，躲避武斗的人们神色凄凉进进出出……他认为乌鲁木齐太混乱，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当天下午就起程去哈密看望湘弟。我送他到火车站，我当时已近乎囊空如洗，还是给了他10元钱。我说，大字报和传单上都说哈密地区武斗严重，一定要湘弟也注意安全。

大哥的四处漂泊，也可见陕西家里情况不妙！

然而，在乌鲁木齐市眼看坚持不下去了，我只好考虑回陕西家里去，或许还可拖一段时间，于是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可能在近期回到陕西家里。

同时我早就准备到北京给参加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有关资料，借此了解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的进展情况，拖延时间，观察形势的变化。

于是，我携带着群众组织的证明和有关材料，黯然神伤地离开了母校，离开了乌鲁木齐！

2、恐怖笼罩着哈密

1968年5月2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车站乱哄哄的，我灰溜溜地独自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

我的思绪如同我所搭乘的慢车一样拥挤而混乱，我的心情如同当时的环境一样阴沉而惨淡。但是，我还是决定从哈密下车去看看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在乌鲁木齐的大字报和传单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密武斗的消息:“……‘交通红旗’数车暴徒到哈密挑起武斗！”、“哈密火箭农场又发生流血事件……”、“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的指示”等等。哈密地区是全疆武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央要求新疆各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了，哈密的形势是否好了些呢？

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按照大哥所讲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真可谓“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湘弟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也刻下了“革命风暴”肆虐过的印记：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他明显比过去瘦了，穿了件褪了色的军便服，依然肩宽背阔身体健壮。
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还有几个女学生在练习演唱《红卫兵战歌》中《血洗广场》那一节，高亢、悲壮。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人们都去食堂了。湘弟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洋琴跟前，拿起琴锤，奏起了刚才女学生唱的《血洗广场》的那几个高亢、悲壮的音节，叹一口气，沉重地放下琴锤，悲愤地说：“你是知道的，1960年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可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没被录取！那时我才十八岁呀……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情愿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自封为‘左派’的人，说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又喜欢画马，显然是个‘小黑帮分子’就把我关到‘黑帮队’里去了，全国的‘黑帮队’可能都差不多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抄家、吊打、强劳……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被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这时陆续有人吃饭回来，我们也收拾了碗筷，湘弟提议到街上走走，我问上街安全吗？他说，现在没关系。

我俩信步走到街上。街上行人稀少。街两旁建筑物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层叠斑驳。高悬在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歇地激昂地吼着。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沉郁。湘弟低沉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资本家破产了，儿子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之后是不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跟父亲划清了界线，断绝了往来也不行！遇罗克的《出身论》你看到了吧？”我回答说：“我在《中学文革报》上看到过，我当时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勇气很有水平，说出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要说的话！”湘弟接着说：“据说遇罗克是我的同龄人，真了不起！遇罗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大声疾呼，‘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故意抹杀和歪曲！诚如遇罗克所说，在我们国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人，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跟当年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度的贱民，处境是类似的。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耻辱，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耻辱！”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座大楼下，大楼的1/3已经倒塌，四周冷冷清清不见行人，湘弟站在大楼前神色凝重地说：“暴徒们是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把这座邮电大楼打塌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想干些什么呢？”

我俩默默地往回走，我想改变一下气氛，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恋爱婚姻问题：“那位钱老师怎样了？1962年暑假我到三堡小学看你时，见到的那位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不错。”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位姑娘都对湘弟有意思，湘弟当时为此感到很为难。湘弟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处理婚姻问题，也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钱老师跟哈密电厂的一名电工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丈夫却因工伤事故亡故了。后来电厂同意把她从三堡小学调到电厂子校教学，还同意把她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我说：“钱老师过去跟你谈得来……我认为一个女人只要心好……尤其是像她那种情况……”湘弟转过头来望着我，眸子里放射出极少见的清亮的光，稚气地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心里总觉得……哦，我也考虑了，到运动后期组织一个小家庭是并不困难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一直对我很好，尤其是当我被关在‘黑帮队’里的时候，她还不顾一切地经常去看我，给我送吃的，送换洗衣服……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现在是社员，她叫玉。”我感叹道：“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这样的姑娘才真是难能可贵的呀！”

这时已经傍晚了，穿过几道铁丝网，走到专员公署的东侧，湘弟停下脚步，低下头，紧蹙着双眉，沉痛地说：“你看－－”
我一抬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

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坟墓和数不尽的花圈！花圈的直径有的高达三、四米，有的鲜艳精致，有的则已褪了颜色，－－简直是一处绵绵无尽的花圈之林！

－－这里安葬的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死难的战友！这样悲壮的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湘弟低着头，默默伫立良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春天哈密专员公署大院里那一大片坟墓和连成一片数不清的花圈！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湘弟紧蹙双眉默默伫立的沉痛神情！

左图：1968年在哈密街道上为正湘送葬的队伍。在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后，正湘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仅仅过了五个月，湘弟遇难也长眠在这里了！长眠在他的战友们的身旁，长眠在绵绵无尽的花圈林下！

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要忘记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被“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残害的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啊！不能忘记“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啊！

入夜，我们又像儿时那样同睡一铺，还是用湖南家乡土话，又掺和了上海话和新疆话的变了味的家乡话轻轻交谈。

我说：“当你在‘黑帮队’的时候你的女友能顶住各种压力来看望你，这才真是患难之交啊！可我的女友却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湘弟说：“最近我在传单里看到一首题为《相信未来》的诗，其中一段是：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写的多好啊，它鼓励人们无论在什么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下去，也要相信未来！”

我说，你当农村教师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还是信任你的。湘弟说：“是啊，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那些农村的孩子们……可是他们不会再叫我当教员的……运动后期我能当上一名电影放映员就不错了……人不能改造社会，总得适应社会啊！”

我说，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真使我有大彻大悟之感：“文革”一开始我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信1967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动力的一份子，于是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下场！我真想像亚瑟一样“摆脱这些一钱不值的渣滓去寻求新的生活……”

湘弟说：“亚瑟只受骗一次，而我们却不断地受骗！亚瑟醒悟了，砸碎了泥塑的上帝，也不为撒谎的教士悬梁自尽，宁可浪迹天涯！”

我接着说，我恰恰是这样想的。W县“12.6”惨案被打死了十多人，半年了竟无人过问！可是这跟乌鲁木齐相比，跟哈密相比，跟全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到北京上访能有多大希望呢？

湘弟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总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而使用自己的力量；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他顿了一下说：“你要走稳一些，呵,走稳一些。”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湘弟在“文革”期间从没像我那样投身“革命洪流”，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不像我对当时的政策仍抱有期待。

后来我们又谈到写日记的事，我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文革”初期，我们又各有八大本日记被抄走。湘弟说：“在逆境中、在酷刑后，司马迁能顽强地活下来，跟他通过写作垂文自见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这也不行，只能把一些感受储存在脑海里，日后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个记录。”我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愿天公假我们以时间和才能……

长夜里，远远近近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说着说着，我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高音喇叭也突然高喊：“告急！十万火急！……”把我们惊醒了，湘弟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湘弟说：“前些天大哥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沉默了一会儿，湘弟接着说：“从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母亲带着弟妹去陕西投奔大姐后，已经十年没回家了，我挺想他们的。四弟从小就学习优秀，因为出身问题，1960年在西安中考成绩优秀，也没准升高中，只能跟母亲去卖冰棍……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湘弟从小就重感情，爱流泪。停了一会儿，湘弟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的信。”我知道他的哈密同事家的地址。

天刚刚亮，湘弟送我到火车站。哈密车站由于经常发生武斗而格外凄清，行人寥寥，门市部都紧关着门。我们一直来到月台，只有很少一些人静悄悄地蹲在角落里，说话也压住了嗓门。湘弟一转身不知从哪里买来一盒糖塞在我手里，－－这盒糖代表他一片珍贵的兄弟情意！他也早就领不到工资了，能送我这盒糖也很不容易的！

火车长鸣一声就要发车了，我嘱咐他千万要注意发生武斗，要注意安全。他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会注意安全的，你放心。你自己也要走稳一些啊－－，走稳一些。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不停地向湘弟挥手。湘弟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也一直向我挥着右手。在阴霾的天幕下，湘弟挥着右手的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这个画面定格储存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直到现在，他仍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阴霾的天幕下，湘弟历经风霜的年轻英俊的脸上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他挥着右手身着军便服的矫健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唉！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湘弟渐渐退去的处所竟是冥界！湘弟竟永远留在阴霾笼罩的冥界了！

1968年4月17日，也就是我到湘弟那里半个月之前，大哥流浪到哈密，湘弟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才离开哈密去口里。
接着我也十分狼狈地来到哈密。

1968年4、5月间，湘弟的两个哥哥都在颠沛流离狼狈不堪的境况下，来到危机四伏、恐怖笼罩的哈密，来到湘弟自身难保的处所，－－这给湘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湘弟当然意识到，1968年“文革”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灾难，显然不亚于十年前“反右”时父亲被捕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灭顶之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8年5月初我回到陕西家里一直记着湘弟的危难处境，和他说的话：“……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不知半个月前他向大哥表达过这个意思没有……

但是我没有给他写信……

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事实是，我在陕西家里勉强渡过了两个多月，还是绝望地选择了离家出走！终于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北京进了监狱！

又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10月3日，我跟湘弟分别了五个月，“新疆革委会”已成立一个多月了，湘弟却在暴徒的袭击下遇难了！

我是三年后在狱中得知湘弟遇难的噩耗的，分外痛切！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我从1968年5月初在哈密跟湘弟分别后直到1968年7月17日在北京锒铛入狱的经历如实写在下面，看看1968年是何等疯狂的年代！看看是一种何等疯狂的力量，把我们家庭，把我们兄弟们推向了绝境！

然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是：我们弟兄当中当时就看透了“文革”的实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湘弟，竟然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仍遭暴徒袭击而丧生！

回忆“文革”，回忆1968年，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一种永久性的道德义务。我希望通过如实的、简洁的记述来祭典湘弟和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灵魂。


图：1961年暑假正渝到西安同大姐、姐夫和小妹正泽合影。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判刑，母亲为父亲辩护被开除公职。大姐正江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支撑起大家庭……（左为正渝）

3、上访北京

哈密火车站凄清冷落，行人稀少，可是火车上却拥挤不堪，几乎没有插足之处……进入甘肃，火车在酒泉站停靠时，只见一些臂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大汉们雄纠纠地巡逻着，一长列“牛鬼蛇神”低头弯腰反举着手作着“喷气式”！－－见此情景，我像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报纸上不是说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了吗？不是快到运动后期了吗？甘肃省是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省份呀，也就是说，已经进入运动后期了，尚且如此！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我将落得跟这些低头弯腰的“牛鬼蛇神”一样的下场！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是决不会服气的，只有以死抗争啊！……以后每路过一个车站，几乎都出现同样的场景：一面是“革命派”大长志气气势汹汹；一面是“牛鬼蛇神”威风扫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的心情十分压抑，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地挤在火车车厢的人堆里……

到了西安，见到的“革命场景”就更加触目惊心：军用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排着长串缓缓驶过，每辆汽车由十多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几个挂着黑牌子，被军人揪着头发、反拧着胳膊的人游街示众！经打听得知是，全国闻名的西北铁路局的某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司机们为抗议遭到围攻迫害而举行罢工，影响到陇海铁路的畅通被中央点名批评後，头头们竟落得如此下场！

抵达H县火车站正是清晨，刚下过雨，地面是湿漉漉的，车站四周也是冷冷清清的。我下了火车按照四弟画的路线图朝Z村走去，沿着乡村小道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家。西安一别，七年不见，弟妹们都长成大人了：个子都长高大了，脸上也都有红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韩森寨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见到的那样，个个瘦骨伶仃，脸色都是青黄色的。母亲依然那样瘦削，两鬓有了白发，腰也有些佝偻了。

看到我的到来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问我是怎样从火车站走过来的？我说，就是按照四弟以前画的路线图走来的呀。四弟说：“城里刚武斗过，不，应该说是刚打过仗更为确切！因为武斗队员都是些复转军人，歪戴着帽，倒背着枪，说动手，甩掉烟头就开枪的楞汉！仗刚打完，尸体还没收，就有人从死人身上抹手表脱尼龙袜了……”

大家感叹唏嘘一番，赞叹我胆子大，运气好。

左图：1985年在H县正潭家中合影。这时正潭已是县建筑公司副经理，正洲已是县某中教导主任。父亲是享受离休干部疗养待遇、正渝是享受知识分子旅游待遇来到内地的。回望1968年5月，正渝来到H县Z村的悲惨状况，怎能不感慨万千！
前排左起：尊平、尊华、尊现、尊静、尊莲
中排左起：正洲、正渝、父亲、正潭
后排左起：凌霄、桂英、淑珍


Z村家里的住处十分寒酸，比1961年我在西安韩森寨看到的家里的简陋的住房还差！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大床，弟兄三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大汉了，还得挤在这张床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院墙留着窄窄的一行院子。院子前面搭了棚子作厨房，安放着炉灶和一张吃饭的矮桌子，还有几条小板凳，院子的后面喂了一窝小鸡。

我到家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小妹把热好的以麸子为主的深棕色的馍馍端到小桌上，母亲从坛子里夹了些腌萝卜丝放在小盘里，早饭就准备好了。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H县两派武斗的情况，也问到新疆的情况和一路上的见闻。

母亲腌的萝卜丝特别好吃，我已十多年没吃过了。面粉掺麸子做的馍馍，其实是以麸子为主的馍馍，我以前从没吃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大学也只吃过以高梁面为主、或以豌豆面为主的馍馍，所以吃起来口感还是挺新鲜的，只是数量太少，我没吃饱，大家显然也没吃饱。大家说着话，或默默嚼着，心照不宣：就这个条件。

吃过早饭，四弟、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活去了。母亲抓了一把麦糠洒在地上喂鸡。那黄母鸡一面伸着脖子召唤小鸡，一面用两只爪子乱刨一气，一副尽心尽力骄傲自得的模样！那些毛茸茸的小鸡也快步跑着围拢来唧唧喳喳地啄食麦糠，－－真是一幅祥和的母子同乐图！－－牠们并不知道中国的每个角落现在都被“文化大革命”闹得鸡犬不宁！

母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跟我拉家常。她说，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出三响工（清早起来出一响，早饭后又出一响工直到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再出一响工直到天黑），按全年总工分折算，平均每天只能挣得五角钱！也就是说，当时在陕西省，一个全劳力的农民，在生产队拼命干活，一个月只能挣得15元钱！这里农村平均每人拥有不到一亩地，靠地里的收入自然是有限的……

我当时在新疆每个月的工资是六十多元，每个月我都寄20元回家里，从大学毕业，直到1967年11月被武斗之风所迫离开工作岗位，整整四年！我心里不无自豪地想，这笔钱对家里应当起到很大作用的！可是母亲并不提我这些年给家里汇钱的事，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

母亲又说你大哥是1962年被新疆D中学精简下放的，他只得离开新疆回到陕西家里。“文革”开始，赵村说他档案里记有犯过错误，于是被划为“黑七类”经常被批斗游街，他实在受不了啦，才被迫四处流浪，后来又回到湖南老家，跟被你姑姑从长沙赶回老家的祖母住在一起。

母亲当时没有提到大哥上个月才流浪到新疆，在湘弟处住了十天，又经陕西回湖南去了。

母亲接着说，只有你大姐一家还比较安定，你姐夫1963年从西北党校下放到H县政府当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又调到某公社当副社长。你大姐也从西安某中学调到H县中学当老师。现在你姐夫是“走资派”靠边站了，回城来了。你大姐在县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他们都赋闲在家，都可以领到工资，他们的日子好过哟……

母亲把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讲述了一番，唯独没有提到湘弟，也没有问过湘弟！

许多年后，我回忆1968年5月我回到陕西Z村家里两个多月的时光，发觉母亲从没提过湘弟，也没有问过湘弟！

同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多次到哈密探望湘弟，湘弟也从没提到母亲，只有一次，当谈到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常打我时，湘弟忍不住泪流满面，为母亲的偏心，为我受虐待的童年痛惜……

又过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以后，大姐告诉我，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入狱后，按照祖父的要求，大姐办好了接湘弟回长沙读高中的全部手续，却遭到姑姑的阻挠和母亲的反对！后来湘弟知道此事，曾寄了一笔钱给大姐请她转给母亲；并在信上对大姐说，他在读高二高三时，独自谋生，过得太辛酸了……

翌日清晨，我到H县火车站搭乘慢车继续到北京上访。一是因为我离开乌鲁木齐时就没剩多少钱了，还是用1966年在某技校毕业分配到我站工作的战友王X的学生证买的半价火车通票，只能乘慢车，限制了抵达终点站的天数，我已在哈密﹑H县停留过了；二是我也急着到北京看看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了几个月究竟有哪些进展?对上访者是何态度，能不能在生活上给予接济和帮助呢？上访者其实就是落难者，在乌鲁木齐，我们这些落难者在生活上还是得到群众组织的接济和帮助的。

车站里比昨天人多了些，车厢里还是座无虚席，只能挤在走道里……

到了郑州站通通下车转车。早就在大字报和传单上看到郑州也一直是武斗激烈的地方，听说江青就是在这里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的。可是郑州火车站却人山人海，比肩接踵！我好不容易在候车室挤到了一个座位，刚打了一个盹儿，就被一个老年妇女唱着语录歌吵醒了，原来她是在乞讨：挨着座位唱，挨着座位讨。你若不给钱，她就不离开你这个座位，不停地对你唱语录歌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并且决不重复！我邻座的一位老头装着睡着了不理她，他就不停地唱……我原本以为经过“文革”这两年的风风雨雨，自己也学会了不少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但细细听她唱，竟然大部分没听到过，心中着实吃了一惊！那老头终于打熬不过还是掏出一角钱递给她了事，我接着也把准备好的一角钱递给她，于是她又向下一位唱了起来……

忽然，一个中年人提着一把铝壶来到跟前，放下茶壶，向拥挤嘈杂的人群四向低头鞠躬之后，就挺起腰板背“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只见他瘦高身材，穿着旧式对襟土布衬衫，胸前两襟分别用毛笔写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他背完之后便提着铝壶换一个地方，搁壶鞠躬，从头再背“老三篇”。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并没有人感到惊奇，也没有人围观。

挤上火车总算找到了一个座位，我靠着椅背迷迷糊糊舒舒服服睡了一大觉。醒来一看，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跟中学地理课本上的插图竟然一模一样！中学时代我把那幅插图看了又看，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而今我终于来到这里，置身其中：无边的绿色田野，飞驰而过的村庄、城镇、工厂和机场……我的心又飞向充满幻想的少年时光……然而，车厢的杂乱和喧嚷又使我回到现实的人间！我想起一个友人在被武斗所迫离开新疆时，曾留给我他老家在石家庄某公社的地址，并嘱咐我，如果遇到困难可到他家暂住。在火车途经石家庄的时候，我真诚感谢这位友人的关照：我果然在困难重重、前途迷茫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乡附近！－－然而，我想，“全国山河一片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土地上哪里不是充满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诚如湘弟所说：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火车终于到了北京，天还没有亮，永定门车站的候车室空空荡荡的。到底是首都，候车室里也安安静静的。我找了张空着的长椅躺下睡觉，想等到天明再说。我睡得正香，忽然有人把我叫醒，原来是几个佩红袖章的人查证明。我胸有成竹地坐起来，掏出新疆群众组织的上访证明、单位工作证等交给他们，谁知他们看了之后竟连连摇头说不行，叫我到用长椅子围着的一个角落等着，不一会儿就集合了十来个人。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等在那里。天亮了，一位民警来对大家高声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大意是禁止外地人员到北京上访，对上访者一律遣返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北京市革命委下达1968年1号通令禁止外地人员上访！－－真是出人意料！这怎么可能呢？我拿着证明和材料向那位民警解释：我是新疆来的，新疆还没成立革委会，我是来给在京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的代表递交材料的。我们那里打死了十多个人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把我遣返回去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等等。其他人也纷纷诉苦。这位民警只是一再重复一号通令不准来京上访，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帮红卫兵拥进来之后，那位民警就不见踪影了。

这帮红卫兵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是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他们是来负责看管我们、维持车站秩序的。有个戴眼镜的高挑瘦削的男孩查看我的证明,得知我是“新疆红二司”一派的，当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可是就在同时，在另一个用椅子围成的圈子里，红卫兵们却大打出手，几个红卫兵挥着军用皮带抽打一个穿着像农民的壮年汉子，打得他在地上打滚求饶。另有几个漂漂亮亮的女红卫兵也挥着军用皮带抽打一个瘦小的青年妇女，同时用脚猛烈踢她，那位妇女挨着毒打，像只狗似地在地下打滚，却并不作声，既不求饶也不哭喊，反而更令人同情！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没有人出面干预！在光天化日的首都，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暴行，人们竟然熟视无睹！真叫我这个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讨公道的人心灰意冷啊！我到北京来就是告新疆暴徒们的状的，他们打人杀人无恶不作啊！暴行难道可以被容许吗？难道可以不受追究吗？……我心里想，莫非接下来该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挨打了？我悄悄问跟前一位年纪较大的人：“红卫兵为什么打他们呀？”答曰：“可能是他们没有证明。”难道没有证明就该挨毒打吗？

红卫兵对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果然客气一些，问我们有没有钱，帮我们买票遣送回原籍。我当时已近乎没有钱了，红卫兵问清我是新疆来的，不一会儿就给我送来一张去新疆的火车票，但要下午才发车。

待到吃早饭时，换班来看管我们的两个女红卫兵只顾自己说话买东西，已不理会我们了，我们这些拿到车票在椅子围成的圈子里候车的人，也纷纷走出去到附近饭馆买饭吃，我也趁机走了出来，看两个女红卫兵进商店买东西去了，一口气进城直奔天安门。那时前门附近还在施工。我早就听说“中央文革接待站”就设在天安门东侧的故宫院内。

我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从1949年起就成为我们祖国的象征的圣地！我径直朝“中央文革接待站”走去，进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大门，宽阔大院的水泥地面上赫然用黑漆刷着“打倒XXX”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正是还未成立“革委会”的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所在！在新疆多少无辜的生命因此而死于非命！多少无辜的群众也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

接待站按地区分几个组设在一幢幢古式宫廷建筑里。这些宫廷建筑的房间朱红色的木制门窗有许多小格，房间面积大而光线不好。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全都是身着草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人，有男有女，全都轻言细语待人和气。

上访的人在外面等着，每人填一张表格，当我进到里间时，里面还有一个上访者正在申诉，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衣衫褴褛，满脸胡髭，还卷着半截裤腿。他用山西话说，抗日时他是抗日游击队的队长，……现在要整他，他不服才艰难跋涉到北京来告状的……他那皱纹满布饱经沧桑的脸上是一副求生的神情，他断断续续地哀求着：我不能这样回去，他们会打死我的……

轮到我了，我简要地叙述了W县“12、6”惨案中十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数百名群众被打伤、抄家、关押、游街示众和赶出家门！而打人杀人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气焰嚣张，我们被逼外出数百人被断绝了生活来源，人身安全依然没有保障等等。其中一个军人作了笔录，也接受了我递交的群众组织的有关申诉材料。但接待人的答复却回避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表示对杀人的罪行进行谴责和追究！只是淡淡地说，现在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还在北京继续谈判，现在要搞大联合了，都要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我一再强调：我们当然希望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怎么办？接待人对此避而不答。

接待人在我的工作证上打上了来访日期的印记；还出具了一张来上访的证明函，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印章。

这就是1968年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的经过！

许多年后，我回忆1968年到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的这段经历，才明白湘弟为何当年并不支持我到北京上访，他宁可按泰戈尔的教诲去做……

走出接待室，在接待站的院内我见到一些从新疆来上访的人,  果然都是属于同一派的战友，他们说，参加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的代表住在西苑旅社，群众组织可能也解决不了上访者的困难……

走出“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信步来到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头，仔细观看仪态万方的华表，仰望梦中的美仑美奂的天安门城楼，儿时在上海读小学参加国庆游行时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童声齐唱的儿童歌曲又在耳边响起：“礼炮响，国旗升/少年儿童真精神/白衬衫，红领巾/活泼勇敢向前进/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抬头望、天安门/毛主席微笑着检阅我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和平/”。儿时的圣洁感情也随之在心中升腾！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仿佛又回到了纯朴天真的儿童时代……曾几何时，我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尽艰难来到这向往已久的神圣的天安门，竟然是为寻找活路来讨个说法！

我走到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一名挎着短枪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几乎没有像我这样前来瞻仰的人，我仔细观看早就在报刊上见过的浮雕……广场东侧的树林下还有几个老人悠悠然地打着太极拳！－－这跟当时的时代气氛极不合拍，显特极为抢眼！我心里想，现在那么多人生命没有保障，生活没有着落，苦苦挣扎疲于奔命，在天安门广场还有如此悠然自得的老人，真叫人羡慕！

我这才感到肚子饿了，就在路边小吃部吃了一份最便宜的饭：一碗豆浆，一碟小菜，两个馍馍。我得节省地花所剩无几只出不进的钱。在北京是找不到出路了，我不知道自己今后将怎样生活下去，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我信步走回永定门车站，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又换了班，我若无其事地走回长椅围成的圈子里。这时圈子里的人并不太多，我坐了下来，极度的倦意袭来，我顺势躺在长椅上睡着了。等到红卫兵把我唤醒时已是傍晚了，我们由红卫兵“护送”着上了火车。

火车驰出北京到了丰台站，一位高个儿的青年妇女背着个小挎包利索地下了车。她也是跟我们一道被“护送”上车的，她用南方口音说，她还要继续上访！－－我无望地瘫坐在座位上，没有响应那位青年妇女继续上访的的作法，－－到这时才明白自己的心里已经是无望了！

我昏昏沉沉地靠在座位上，夜幕很快落下，我随着车厢的颠簸摇晃进入光怪陆离的梦乡。一觉醒来已是又一个黎明，我发觉邻座就是那位挨女红卫兵们殴打的瘦小妇女。我轻声问她：“那些女红卫兵们为什么打你？”她把黄色解放帽从头上摘下来，歪过头给我看，说：“因为我的头发被剃了。”我朝她头上一看：半个脑袋的头发被剃后，蓄得像男人的平头那么长了；另一半则是没剃过的女子剪发头！－－这也是“文革”期间的“创举”之一，称作“阴阳头”。这是那些“革命派”们专门给女性“牛鬼蛇神”们作的侮辱性标记！接着她撩起裤腿露出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右腿，说：“这就是被她们打的，全身都是这样！”我注意到她那瘦削的脸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真是惨不忍睹哪！我想起昨天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哪些满面红光漂漂亮亮的女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她，用脚乱踢她，她像只狗似的在地上打滚却不哼一声的情景，脱口而出：“那些女红卫兵那样打你踢你，我如果是你，一定活不下去了。”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自己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她却坚定地表示：“我不能死，我太冤枉了！”接着她对我谈起了自己的遭遇：她在四川某地的一个小单位当出纳，因为夫妻长期分居感情不和正在办离婚手续，她跟本单位的会计有了关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因此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经常挨斗挨打，她不服才到北京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访上诉的，谁知到了北京竟不准上访上诉，还遭到毒打，真是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

听了这位邂逅相逢的妇女的坦诚之言，我的思绪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感想是，全国各个角落的情况都是类似的，宪法遭到践踏，人的起码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就是到了首都北京也投诉无门，还要受到红卫兵的凌辱！二是这位弱小女子在横遭欺辱投诉无门的绝境下，依然顽强求生的欲望，震撼了我越来越悲观绝望的心！我也应当振作起来与命运抗争！但是起码也要能够生活得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活着也得一日三餐有饭吃呀……

我在H县站下了车。那位戴着解放帽以遮盖“阴阳头”、被北京女红卫兵们打得遍体鳞伤的瘦小女子继续西行而去……

图：1980年正海得到平反回疆继续当中学教员的通知后，大家合影。这年正潭已35岁了，在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总算回城当上了建筑工人。正洲这位“老三届”学子，蹉跎了11年的岁月后，已在1977年考入大学学习。大姐正江已是大学老师。
自左至右：正江、正潭、正海、正洲

4、落难陕西

天还没有亮，我就被Z村高高的香椿树上的一种唧唧啁啁拉长着尖声叫着的鸟吵醒了，但我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和四弟、五弟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天气热，还是睡得很香。

天刚亮，四弟就悄然起身去下地干活儿了。接着是小妹从屋那头悄然走出去下地干活。随后是母亲起来把那一窝鸡放出来，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在狭小的院里唧唧喳喳跑来跑去。

我和五弟起来叠被子收拾房子。看来今天生产队没有五弟干的活儿，不然他也早就下地了。我谈起去北京上访的见闻，他则谈到陕西革命造反派组织受到打压的情况等等。

没多久四弟和小妹收工回来，母亲也热好了麸子面馍馍，调好了腌萝卜丝，大家边吃边谈，也是用变了味的湖南家乡土话交谈，只是他们又夹杂了浓厚的陕西腔。

五弟说：“‘筹委会’把‘临委会’打跑了，可能像别的县一样，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井冈山’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

四弟说：“‘西铁联’出事后，最近又向各地派了宣传队，也该去看看……”

“…………”

母亲已经向我讲述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四弟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们原是“临委会”的成员，后来他们又成为因不赞成搞武斗而脱离“临委会”的“井冈山”的成员……－－我也曾像他们现在一样热情而真诚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然而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我也清楚，在这里没有我插嘴的地方。我能体会五弟四弟为真理而斗争的满怀豪情、为正义而战斗的一腔热血，可他们却不能理会我被迫落荒而逃的苦闷和彷徨……

饭后四弟和小妹相继下地干第二晌活儿，我帮母亲收拾碗筷桌子。五弟收拾好那只当时流行的军用小挎包，背在肩上，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说着，慢慢走出门去。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可是，我已经半年多没领到工资和粮票了，离开W县时所带不多的钱和粮票也已用完！我在乌鲁木齐坚持了将近半年，到了山穷水尽钱尽粮绝的境地，才万般无奈地来到陕西赵村家里的……我知道五弟是到西安跟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收集传单的，他两手空空，既无钱又没有粮票怎么到西安去呢？没有钱和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啊！

屋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了。

突然母亲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妇在门口叫道：“老张，老年组有活儿干哩！”母亲开门连声答道：“好、好、这就来”。匆匆收拾了一下，跟那农妇干活去了。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竟然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可是实际上，我从北京回来就基本上没有钱和粮票了。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在家里如此贫穷的情况下，在母亲如此低沉的情绪下，我怎么给湘弟写信呢？

中午太阳热辣辣的。母亲和小妹相继收工回家做饭。四弟回来疲倦地躺在床上休息。

午饭很快就做好了，母亲小妹和我在外面厨房吃，每人一碗稀面条，桌上摆着一盘凉拌油泼莴笋叶。四弟单独在里间吃，是大碗白面条和油炒莴笋。四弟因为下地干重活，他又是个不甘人后的好强的人，自然出力更大，母亲让他吃得好些也是应该的。

午饭后稍事休息，四弟躺在床上便睡着了。母亲也到里面休息去了，我坐在矮桌旁看书。小妹边洗衣服边轻声说：“这里妇女最辛苦，除了下地干活，还要做饭洗衣种自留地，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小妹衣服还没有洗完就有人喊下地干活了，她只得收拾好洗衣盆，顶着烈日走了。四弟也睡意惺忪地打着赤膊披着件土布衬衫走了。那农妇也来叫母亲干活去了。

到了第三晌活儿收工已经是傍晚了。小妹和母亲做饭。四弟躺在床上和我闲聊。当我讲到在工作中排除了难度较大的机器故障後，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时，他笑得像猴子似的在床上打滚，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那是他对我这个大学毕业当技术员的二哥的赞赏啊！因为他只是从一个卖冰棍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所有功课都是满分的少年，我那点雕虫小技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当我讲到正湘（他的三哥）一提起他在西安中考虽然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只得在15岁就跟着母亲去卖冰棍而伤心落泪时，四弟收敛了笑容，两眼噙着泪水，说：“你写封信叫他回来啊！听大哥说，他在哈密差点被暴徒打死，多危险啊！回家来大家粗茶淡饭比啥不强－－”

吃晚饭时，母亲、小妹和我仍在外间厨房的小桌上吃汤面条，四弟一人在里间多一盘葱花煎荷包蛋。

吃过晚饭，疲倦的四弟躺在床上睡着了。母亲、小妹和我去自留地干活。累了一天的小妹担任主力，锄地松土，我则摇辘轳提水浇地，我们一直干到深夜，我累得都提不动水了。

小妹对我说：“你看，家家都是妇女这个时候来种自留地。”在月光下，在静静的夜色里，听得见远远近近有人在锄地，在摇辘轳，在浇水……

全家两分自留地，除种了些萝卜、莴笋外，多半种的是玉米，用以贴补口粮的不足。

过了几天，五弟若无其事地背着传单和材料回来了，只是脸色青黄，显得瘦了些。他身上既无钱又无粮票，这些日子真不知他是怎么过的。

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门门全优。然而就在此时，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和“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升学和工作都没有着落了！五弟同许多青年学子一道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已经两年了！他跟四弟是同一派的战友，患难与共亲密无间。就连母亲－－自“反右”以来对政治运动一直抱反感和抵触情绪，－－也从没对他们弟兄俩近乎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说过“不”字！

生产队若有五弟可干的活儿，他总是闷着头拼命地干。

五弟在县里附近活动的时候回家较晚，小妹给他留一锅汤面条，主要是汤多，凉了就像一锅稠面条，五弟饭量大，一小锅能全部吃掉。

我从北京回到陕西家里不久就进城去看望大姐一家。

姐夫很热情地问长问短忙进忙出，亲自擀面条炒肉菜招待我。
姐夫发胖了。1961年暑假我到西北党校家属院看望他们时，他得了肝炎，很瘦。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不久，他俩都围着女儿忙，如今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小四才两个多月，安安静静地睡在里间屋里。

大姐坐在外间的沙发里陪我说话，她谈到西安母校师大的一些老师、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惨状，有的逼死了，有的逼疯了……她感叹道：“真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她又说，“文革”一开始，因为父亲是“右派”，有人给她写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她毫不客气地一一写大字报回敬……后来因为两派群众火拼打派仗，她成了“逍遥派”……大姐朝忙进忙出的姐夫呶呶嘴说，你姐夫是贫农出身的党员，194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1963年从西安调到县里来，1966年春天才到某公社当副社长，“文革”一开始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现在也是“逍遥派”……

我介绍了W县“12、6”惨案十多个人被打死，我被迫逃难在乌鲁木齐半年之久，以及上访北京不得要领的情况……

大姐说：“你既然暂时回不去，可到我婆婆家住一段时间。我婆婆家在偏僻的农村，那里还没有武斗，比较安全。我的三个孩子都住在她那里。”这时小四醒了，大姐进屋去抱他。

大姐显然是一片好心。可是我当时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考虑她的建议，尽管我已经近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当时是怎么样想的，已经很模糊了：大姐的三个孩子都住在那偏僻的农村……大哥在四处流浪……湘弟住在随时可能发生武斗的据点……我则根本不应该回到陕西家里来……

姐夫把饭做好了，辣子炒肉拌面条，我饱饱地吃了一顿，－－我已很久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饱饭了！

吃过饭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忽然，我仿佛看见五弟的身影在窗外一闪朝院内走去，我问大姐，是不是五弟到院里来了？大姐说，五弟有个同学的家在院内，他常常去那个同学家，但不到我这里来。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观点不同，站队不同；而是因为他听信母亲的话，认为我自私，不支援家里，对我有很深的成见！


左图：1961年正渝到长沙拜谒祖父的墓之后与祖母和姑姑一家合影。自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被捕后，曾祖母和祖父相继郁郁而终。当讲师的姑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只有姑姑还是红得发紫的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的书记。

大姐接着诉起苦来：1958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重刑，母亲又因为父亲辩护而遭开除公职，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乌鲁木齐到西安来投奔我，我当时只有22岁，正在师大读大四，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每个月41元工资除了留7、8元伙食费，其余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1961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1962年又复学读完大四，都照常每月给母亲30多元。1963年我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负担重了，正好这一年你参加工作给家里汇钱了……我现在有四个孩子了，也是一大家子人了，弟妹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我还要怎样出力才算够！

大姐对母亲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满：“我这些年每个月都给家里30多元，母亲从不对弟妹们说；祖父从父亲被捕后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钱生活费直到去世，母亲也从不对人说；你大学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汇20元她也从来不说，－－好像都没这回事似的！这样一来，弟兄姐妹间就彼此造成了隔阂”。

大姐还对我说：“你一岁多的时候，因为母亲脾气暴躁，全家支持父亲跟母亲离婚，把你从母亲身边夺走；但是，金陵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打赢了官司，没准离婚……从此母亲就讨厌你，虐待你……”

大姐在谈到姑姑时，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蒙冤被判重刑，姑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给父亲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些不实之词。真是：‘本是同根生，先煎何太急！’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把祖父的骨灰扔了，把祖母扫地出门赶回乡下老家……这些举动伤透了我的心，姑姑在我儿时心目中的温柔善良的师长形象倒塌了！这也是她参加革命後越来越‘左’终至其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她身上曾经的温柔善良都被铁的事实击得粉碎，－－这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大哥也从湖南老家来陕西了。自从4月初他到乌鲁木齐母校和我见面之后，他又到哈密湘弟的同事处住了十天，回到陕西看武斗之风不断升级就又辗转去湖南老家了。

大哥还是背着那帆布背包，还是那既风尘仆仆又利利索索的样子。他还带着湖南老家乡亲给的红薯干当干粮呢！他说那是老家产的压缩饼干。他那帆布背包里的书和衣物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他一边收拾一边感叹地说：“湖南老家虽然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现在也没法在那里生活，那里愚昧落后得很，听说有的县里的‘黑七类’全被杀光了……我看还是走为上策，就又离开了……”

大哥还说，在湖南老家跟祖母一起住在早已被大队占用的、祖父留下的三层楼故居中的神台背后那两间黑屋里。年近七旬的祖母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姑姑“大义灭亲”主动提出从长沙遣返回乡下老家的；在某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当书记的姑姑每个月只给她几元钱生活费。我帮祖母干点活，凑合着跟她一块儿吃碗饭，她还很不高兴……

我说，从乌鲁木齐回来路过哈密，我也到湘弟那里去了，我总觉得武斗的恐怖笼罩着哈密特别令人压抑。大哥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特别嘱咐湘弟，武斗要小心，要注意安全。湘弟说：‘我从不参加武斗，你放心’。我又问湘弟能否回陕西？湘弟说：陕西安全吗？”

这一天Z村生产队轮到四弟碾麦扬场。我们弟兄四人全体出动，在烈日下拉着碾子在麦场上转圈圈，－－这在新疆农村是由马、牛或拖拉机完成的！又热又累又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重，我拼命地坚持着……这是我平生最深刻的一次切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弟兄中只有四弟会扬场：手挥木铣，铲起麦粒，再高扬木铣抛起麦粒，借风力吹掉颖壳和尘土。四弟挥动木铣一起一落有板有眼的，下乡几年来，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麦子扬出来之后，队里有单缸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磨面，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了。

Z村和中国各地农村一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贫穷落后。通常说的“衣食住行”的“衣”，当年在Z村就已退回到普遍自种棉花、土法纺花织布的水平。小妹心灵手巧，掌握了纺花织布、裁剪缝制的全套技术，受到邻里的交口称赞。她的哥哥们的土布衬衫就是她亲手做的。

老百姓通常说的“柴米油盐”首当其冲的“柴”，在赵村也很难解决。我们弟兄四人加上小妹五个人一齐出动上山打了一回柴禾，使我对内地农民生活之艰难有了永远难忘的体会。

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带上砍刀、绳子、馍馍和水，沿着公路向南山进发，进山以后山道弯弯盘山而上，各种树木遮天蔽日，还有一片竹林呢！山上住的人家很少，走进深山老林，山石陡峭险峻，山路狭窄危险，已不见住户人家。继续攀登已无路可走，或临深渊峡谷，或需攀援而上。这时小妹停了下来，开始检拾干树枝。我本来就怕攀高，却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往上爬，有几次我差点失足跌入深谷！四弟走在最前面，却依然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般！最后我们总算停下来检柴禾了。是呀，在这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不爬到这又高又险的山上来，怎么能砍到柴禾呢？

到了目的地我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砍得动树枝呢？只好检了些散落的枯树枝。四弟在高处砍好了一大捆，我却只检了一小捆，还是四弟帮忙给捆好的。大哥、五弟的柴捆也都比我的大。

谁知下山更比上山难！不只是柴捆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还由于柴捆的重负和摇摆往往把人体搡向悬崖峭壁使人魂飞魄散！后来累得麻木了，脚底下就如腾云驾雾一般，顾不得死活了！但到了特别狭窄陡峭危险的地段，还是被迫停了下来，几弟兄的柴捆都由四弟一一背过去，这样地段有好几处，这实在是四弟没料想到的额外负担，他不免流露出埋怨情绪。

我因为从来没有上山打过柴禾，身体又最为单薄瘦弱，加之回到Z村就没吃过饱饭，心情又一直低沉，－－哪里能胜任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途中没有摔倒没有昏倒已经很侥幸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五个人才一个跟着一个回到家里。母亲早已把晚饭准备好了。

大哥过去在家从不干家务活，现在干起来不说二话，明显比我强得多。我不仅身体瘦弱而且精神状态不佳。大哥则与我不同，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哈密，湘弟出于无奈躲避在宣传队里混口饭吃，大哥竟能在湘弟的同事家住上十天！在湖南老家竟然能同每个月只有几元钱生活费的奶奶吃一锅饭！－－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Z村，我成天愁眉不展，不知所之；大哥却常常兴緻盎然地给小妹朗读卢梭的“爱洛依斯”呢！随他浪迹天涯的帆布背包里总是整整齐齐地包着几本名著！

一天上午，Z村街头一片吵吵嚷嚷的，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几个半大小子押着三个戴高帽子的人正在游街示众，一群妇女儿童跟着看热闹。在押解人敲过一阵铜锣之后，由他们三个人分别自报家门，再历数自己的罪状。

第一个自报家门的是一位高个儿的瘦削的中年人：“我原是大队支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他低着头历数自己跟着刘少奇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接着是一位矮个儿老头战战兢兢地说自己解放前当过土匪，虽然解放后给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免于追究，但终归是负罪之身……唯独那位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昂头挺胸若无其事的样子：“……62年我给人做媒介绍对象，说我是贩卖人口，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服……”旁边有人问：“你不服咋办哩嘛？”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运动后期我上告中央！”我在一旁听了甚感赫然！环顾四周多为妇孺，并无人表示愤慨和异议，若是在别处，如此“不老实”，非要被“砸烂狗头”不可！“文化大革命”都革到这个份上了，此人却依然一副无所畏惧的气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我问四弟，此人运动后期是否“上告中央”了？四弟说，他还是在“文革”中被批斗死了！
忽然一个中年汉子从一旁冲了过来，把戴在大队支书头上的高帽子摘了下来丢在地上，几脚踩得稀烂，并对押解的半大小子们说：“告诉他们，我们Z村的贫下中农认为赵书记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凭什么给他戴上高帽子？”那位高个儿的大队支书竟吓得浑身发抖，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一个押解的半大小子飞跑回去了，不一会儿，果然大队人马冲进村里来抓人。原来刚才那位打抱不平的中年汉子是Z村的贫协主席，Z村农民已把贫协主席藏了起来，那帮人提着枪棒在村里冲进冲出闹得乌烟瘴气，我也连忙躲进家里去了。

大哥淡淡地说：“像这样的游街批斗我已挨过许多次了，实在不想再挨了。”于是，他又收拾好帆布背包，趁黑离开了Z村，乘火车走了……

1968年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父亲刑满就业后从乌鲁木齐北戈壁农场写来的信。

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父亲的被捕入狱使我们全家遭灭顶之灾，十年刑期也似乎遥遥无期，而今总算是熬到头了，整个家庭却依然分崩离析，处境艰难！

母亲接到父亲的信后不久就起程去乌鲁木齐，我们送母亲到火车站。候车时，母亲叫我赶紧想办法跟新疆和北京联系，说家里的粮食也不多了……我回答说，不久我还会到北京去找谈判代表的，大不了回新疆……

母亲走后我依然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每天依然食不果腹，除帮小妹喂喂鸡种种自留地之外也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分别给在北京某中学当教员的Z和在乌市母校当教员的D写了信。告诉Z，我将再次去北京上访；询问D，新疆“文革”进展如何，新疆是不是安定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回新疆了？

但是，我却没有给湘弟写信，因为新疆虽仍未安定，但武斗明显减少了。湘弟在宣传队里混碗饭吃是不成问题的，可到陕西家里，就得饿肚子了。我工作几年每月按时给家里汇20元钱，母亲根本就当没这回事似的；而湘弟工资低，每月只有40元，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再说，母亲也从来没有问过湘弟……更何况我在Z村家里食不果腹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根本就待不下去呢？

母亲走后，五弟一派的“井冈山”战友们时常来家聚会，小妹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大多是些学生，都是些跟五弟一般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我当时就把自己的这个印象对小妹讲了，小妹也有同感。果然不错，在几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时，他们，也就是被称作“老三届”的优秀学子，大多跟五弟一样，终于考上了大学！

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他从小就有不俗的表现。记得我在乌市一中读初三时，一天清晨我去上学，他在里屋还没有起床就问我：“二哥，你借的《水浒》不还吧，我要看。”我当时随口答应,行。就走了。走了一阵，我才想起五弟才读小学一年级呀！还有一次，父亲从外贸局下班回家带来给我们订的《中学生》杂志，其中有篇短文，介绍数学家高斯儿时就有数学方面的天赋，能很快解答“1+2+3+……+100”这道数学题，于是父亲顺便也考考五弟，读一年级的五弟稍加思索，很快就做出来了，并且解题的方法跟高斯的解法并不相同！

五弟有时也认认真真地唱歌，声音宏亮很动感情，当然，他唱的主要是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他还对我讲起西安两大派互相编歌讽刺对方的笑话：以交大李世英为首的一派讽刺对立的以“新军电”为首的另一派惯搞打砸枪，套用《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曲子，改词为：“我们是‘新军电’的红卫兵/打砸枪数第一/……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交老总’/坚决打倒李世英！”而“新军电”则套用毛主席语录歌《为人民服务》的曲子，改词讽刺交大李世英一派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我们的‘交老总’/和‘交老总’所领导的‘工总司’‘农总司’/是革命的大杂烩……”

从上述西安两大派所编的讽刺对方的歌词也可见陕西跟新疆（乃至全国）两大派的基本组成和斗争矛头的指向大体是差不多的。我们弟兄不约而同都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其中原因之一显然跟“血统论”的压迫有关。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爱用“造反起家”来影射指责“文革”中的一派群众。实际上，“造反派”这个词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是跟“牛鬼蛇神”属于同一范畴的贬义词。“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难道还用得着“造反起家”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毛泽东在1965年提的“官僚 主义者阶级”与此类似），实际上就是“造反”啊！－－这些都留待专家们研讨吧。

一天清晨，听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门外一看，只见十来个提着步枪的人快步奔跑着，小妹已走出门去，机灵地站到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我也走出门来想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被几个快步跑来的持枪大汉抓住了，不容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辆汽车旁，汽车上一个楞汉把步枪架在车厢板上，用枪口瞄准着我，左眼闭着右眼睁着作准备射击的姿态，枪管闪着冷冷的乌青的光，令人不寒而栗！－－我平生第一次面对死神恐怖的眼睛，莫非我就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我脑海里闪过不久前这里发生的武斗、枪杀……一阵恐慌袭来，浑身冰凉。其他枪手们咋咋呼呼又进村了，村口就只剩下在汽车上这个对我作瞄准姿势的枪手，闪着乌青的光的枪管，木然呆立的我！四周一片寂静，真是死一样的寂静啊……

又是一阵咋呼和杂乱的脚步声，四弟也被几个持枪大汉押着走来，与抓我来不同的是，四弟单独走在路当中，押解他的人持枪走在路两边，还跟着些围观的群众。这些天因为天热，他和五弟是在村外麦场睡觉的。他穿着背心，披着那件小妹织的土布衬衫，脸色有些发白，走近汽车时，他刚强地拍拍胸脯用陕西话说：“有啥事找我，不关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这时听得人群中有人说：“抓错了嘛，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我被推到一边算是释放了。

随着一阵咋呼，五弟也被抓来了。他也单独走在路当中，慢慢朝汽车走来，持枪押解的人跟在路两旁。

四弟、五弟上了汽车，十来个持枪汉子也蜂拥上了汽车，汽车一溜烟离村而去。

我急忙回来和小妹商量，决定先找大姐想办法，我匆匆忙忙朝大姐家跑去，怕四弟、五弟被抓去枪毙了，早就听说这里常发生这样的事。大姐听我讲完，立刻带我快步到一个大门大院的单位，大门口有群众组织的持枪岗哨，大姐对岗哨说了几句话就获准进去了。我站在门口等着。不一会儿，大姐出来对我说，四弟、五弟被安排干活儿呢（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没关系的。我想没有生命危险就好。我们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四弟被释放回家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可见他尝到了苦头。五弟却被扣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筹派”搞“大联合”准备成立“县革委会”，要五弟代表“井冈山”这一派签字。五弟则推说自己不是“井冈山”的头头不能签字；而“筹派”则认定五弟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只要他签了字就可成立“县革委会”了。因为“临派”已被打出县城，上面又不承认一派掌权，于是“筹派”演出这一齣武力劫持人质的丑剧来。五弟不签字就被继续关着。这样一来，他反倒有了可靠的吃饭的地方了。

大姐是没有参加派别的，所以能得知内情。有一回同大姐到县影剧院看文艺演出，五弟也到场了，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警卫员”跟着呢！

五弟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推托不是头头没有签字，后来由大姐从关押处保出来了，“县革委会”也就没有成立。五弟的一些战友也先后被关过，释放后都不如过去那样活跃了。只有五弟依然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依然常常身无分文、又无粮票地去西安……

这次险些送命的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却促使我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四弟似乎也不那么活跃了。邻居有个姑娘叫润珠，出身贫农，相貌平平，有意跟四弟相好，她在队上喷药时，常常背着药罐给我们的自留地喷药。她家弟兄姐妹多，她是老大，一年到头拼命干活等于给她老爹当长工挣工分。她多希望我们家经济好转，四弟有钱盖房就可以跟她结婚了。她跟四弟同岁，已经23岁了！相貌堂堂的四弟对她也有意思，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始终未见转机。四弟对我说，1965年好不容易挣了三百多元钱买了部架子车（人拉车），有一回大哥去看电影没把车放好，车子丢失了！此后“文革”开始了，就再没翻过身来！在农村，一家人没有架子车，干活多不方便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经济好转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有一次我同四弟进城，到处张贴着最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内容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我俩同时看，我仅看了全文的1/3，四弟却已全部看完，并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对我复述出来，使我惊叹不已！我在乌鲁木齐流落半年，看大字报看传单的速度已非同一般，而跟四弟相比竟差了一大截！怪不得当年关羽要对人夸他的兄弟如何了得啦！

四弟自幼聪慧超群善解人意，然而听母亲说,“文革”开始，为了表示自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四弟特地认了一个贫农“干妈”，每天都学习雷锋给“干妈”挑水，干活，对母亲却态度生硬起来，甚至直呼其名了……后来才又恢复对母亲的敬重。

在乌鲁木齐母校当教员的同学D回信说，新疆两大派在京谈判还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乱，最好还是在口里呆一段时间再说。

在北京某中任教的高中同学Z也回信了，他说欢迎我到北京去。

母亲也从乌鲁木齐来信说，不日将回陕西……

当时我又想起，W县的一位打人凶手李X恰恰是几年前从赵村迁去的，他当时放话，要回赵村抓我到W县，实行群众专政……

我的去意已决。

我在撰写誊清到这里时，心里感到无比的悔恨和遗憾：当时无论我在陕西家里的处境多么艰难，也无论我随时准备离家出走，我也还是该给湘弟写封信的！愿湘弟在天之灵原谅我啊！

1968年7月中旬，这些天赵村显得格外宁静：既没有武斗的，也没有游街的；既没有母亲的的责备，也没有弟兄的高论；我依然吃着填不饱肚子的麸子馍，也依然每天傍晚帮小妹种自留地。然而我的内心却更不平静：我不愿再在精神极度压抑下过忍饥挨饿的生活；我也看不到前途会有什么转机……维系生命的感情之链都一一断裂了，如同亚瑟当年因信仰破灭，爱人反目，亲情断绝而悲观绝望选择出走一样，我也选择了出走。我借口说是到北京继续上访，－－其实还有什么可上访的呢？实际上我是盲目地出走了。

下午四弟送我到火车站。我小心翼翼地对他提起正湘认为，在现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当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混碗饭吃，躲过这一劫就好了。也谈到我自己对现实的一些悲观见解和存疑。我委婉地说，我怀疑各地不同番号的部队分别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是故意制造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因为他是我的弟弟，而我已明白自己已走向了绝境，才对他讲这些肺腑之言的。我们当然不知道后来揭发出来的“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的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四弟却正言厉色地说：“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给我兜头一盆冷水，冻彻骨髓！我再也不说什么了。

火车站不像以往那样冷清，而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仿佛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突然一个披头散发，面如灰土，只穿了一条短裤的青年女子手舞足蹈地走了过来，她两眼发直声音嘶哑，忽而在墙上撕几条大字报放在嘴里哼着红卫兵战歌，忽而作演讲的姿态，含含混混地数落着江青如何如何。她浑身污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能自已……旁边有人悄悄地说，她是西安某大学的学生，是以宣扬“红色恐怖万岁”闻名的“红恐队”的成员，被整疯了！我看她那旁若无人的狂态，既无人过问，也无人追究，当然也不会有人再批斗她清算她了！－－她竟然身不由己地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在他们自称的“红色恐怖时期”获得了解脱！我不由得感叹：在走到这一步之前还不如死了干净！

大姐和小妹也来车站为我送行。（大姐和尚勇哥当时也认为，我到北京跟在京谈判的群众组织一起回新疆比较安全。）我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趁他们不注意，我到售票处用一元钱买了张短途票，装得若无其事。

在分别的时候，四弟举起右手，真诚地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作为我们的告别语。

呵，从15岁就因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只能跟着母亲卖冰棍为生，以后又下乡当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政治上又始终低人一等的四弟，当时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跟我告别，却是真心诚意的。


上图：1990年正渝与父亲在书房合影。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曾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5、身陷囹圄

火车从H县开动了，我的心境十分悲凉。四弟正言厉色的指责：“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还怀疑自己什么呢？无论是大学毕业我到边疆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在“文革”中我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我都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呀！……

我朝车窗外眺望，秀丽的自然景色映入眼帘，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的长途旅行，那时节我成天趴在车窗上观赏风景，祖国的锦秀河山像诗歌像童话引起我无穷的遐想……忽然车厢里播音器响起那首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辟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歌声凄婉如泣如诉，我一下子跌入到现实世界里，心情无比惆怅：祖国如此辽阔壮美，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真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啊！

火车进入河南省不久，我就没有躲过列车员的查票，当场被赶下车。下得车来一看，是个小站，名叫灵宝。夕阳西下，灵宝站显得格外翠绿、宁静。候车室空空如也。我走出候车室，只见车站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低头弯腰站着挨批斗，七、八个人挥拳掳袖指指戳戳的，－－我立刻联想到“文革”初期我遭到围攻批斗的情景，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可不愿意低头苟生，我宁可贸然前行！我的心境更加悲惨黯淡……

我无师自通地搭上了一辆“闷罐子”货车，从窄窄的门缝里挤了进去。“闷罐子”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几个神色惊惶的农民蹲在角落里，在他们的行李包裹里不时发出孩子的尖叫声。后来我才知道那酷似小孩的尖叫声竟是小山羊的叫声！从他们担惊受怕的神情也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小山羊也是不容许的，不是“投机倒把”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些可怜的农民为了几只小山羊也同我一样，在忐忑不安中偷偷搭乘“闷罐子”货车……出乎我们意料，我们一直坐到郑州，也没有人来检查。

从郑州上车，我又买了张短途票。颠簸摇荡，混混沌沌，直到丰台下车，我又侥幸没被赶下车去。

由于前车之鉴，我在丰台下了车，乘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城，按照高中同学Z写的地址，到宣武门外香炉巷找到了Z家，他岳母说，Z在学校学习班，有一些时间没回家了。我留下便条给他岳母，约他到西苑旅社见面，因为那里是我要去的新疆两大派谈判代表的住地。走到街上，我又决定到白塔寺X中亲自找他，或许还能借点钱什么的。他被门卫传唤出来跟我见面。高中一别，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从北师大毕业已经六年了！他白白胖胖的，穿一件雪白的短袖衬衫，显得富态，闲适。不像高中时那样瘦削，也不像受到严格管束的光景。他匆匆跟我客套了几句，就走进去了。似乎他的行动受到了约束。我也从他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旅途劳顿的狼狈相！－－他在复信中欢迎我到北京来，谁知见了面竟如此冷淡！－－又一根希望的稻草断了！

我漫无目标地在北京街上穿行。

我来到西苑旅社“三新”代表团住宿地看看有没有什么指望。传达室说，要到下午三点才接见来访者，上访者的食宿一律自理。而这时才十二点，我到街上吃了个便饭，身上就剩五角钱了！

我盲目地穿行在北京街头，看到一群群中小学生兴致勃勃地从北海公园进进出出，看到横幅标语才知道大家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晚上在哪里投宿？我下一顿饭怎么办呢？……

我漠然地继续向前行走。这时候我想起了孙子清，在1966年春，我曾听说他在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后，到法国大使馆开车去了。我何妨找他碰碰运气，他或许能帮我点什么……找不到的话再返回西苑旅社想办法，因为我们在W县“12。６”惨案后逃亡到乌鲁木齐半年之久，群众组织还是在生活上对我们给予了帮助的……我这样想着，自我解释，心中十分矛盾，因为我也早已听到传言，孙子清似乎在“文革”中出事了，这很有可能，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谜团：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孙子清有三十多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身材魁梧，一头深褐色的卷发，高鼻梁，大脸庞，黄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他能说俄语、维语甚至蒙语。据说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或许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他落魄到偏远的W县的。我是在1964年开拖拉机当车长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W县县委赵书记坐镇的生产指挥部工作。以后他又调到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再以后就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当时关X说孙子清到法国使馆开车去了。也有人说，孙子清在文革中出事了……因此，我去找孙子清时，既指望得到他意外的帮助，也怕他出了问题受到牵连。

这时一股旋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少顷，盘旋而去。这是不祥的征兆？还是神的警示？我心乱如麻，毫无头绪。身上只有五角钱了……

像无师自通挤“闷罐子”车那样无师自通地乞讨吗？我还做不到，我还抹不开脸皮……

暴露外地上访人员的身份，再遭强迫遣返回W县吗？遭到批斗，遭到殴打致残致死吗？－－我宁可死在外面不为人知的处所！

在脑海里一片混乱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我来到了新使馆区。这里行人稀少，十分清静。到了法国大使馆门口，我本想径直走上前去问门卫的，但我低头一看工作证件在白衬衫的口袋里太显眼，于是我走开了。由于前次来京上访的教训太深刻：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一看证件是外地上访的，不容分说立刻遣返回原籍。我走回到去西苑旅社的公共汽车站的林带，趁无人时把证件放在树下盖好等返回西苑旅社时再来拿上。－－我们这些被杀人的暴徒挑起的武斗迫使离开工作岗位的公民，长期流落社会，求告无门、求援无路，反倒有了“负罪”之感！－－这就是1968年的现实！

我再次走到法国大使馆门口，向站岗的民警询问：“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司机叫孙子清的？”民警立刻向馆内一位工作人员招手，示意叫我自己问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我就又向馆内那位工作人员问道：“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是个中年人，穿短袖衬衫，中等个儿，他低头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并示意我尽快离开，我随即转身走了。

不料，另一位民警（在本案中被称作流动岗，又被称作带班员－－程注）快步随后赶来，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自己却走进西侧岗亭。当门卫过来问我时，我信口说姓王（因为我带着王X的技校学生证，我就是用这学生证买的上次来京的半价火车票）。后来流动岗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大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露出了破绽！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口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

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才把我从大门东侧叫到西侧。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大使馆找孙子清的全过程。

我随即被送到派出所审查，于是身陷囹圄。在被拘押长达一年半之后，被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刑十三年！      

在“文革”期间因为上访怕遭遣返而改名换姓之类的事当算不得过错；我一直以为是孙子清出了问题牵连冤枉了我！

1980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平反五年后，在W县A公社任农机站站长时，A公社的塔书记陪同两名民警来到我的家里，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是否知道他的去处？等等。我当即反问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我怎么会知道呢？”民警连忙表示：“我们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谜。

通过多年来我不停地上诉，母亲和五弟多次到W县、B州、乌鲁木齐和北京上访上告，才知道判我“叛国投敌”重刑的理由仅仅是“带班员”诬陷我：“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在四、五年后的两次复查中又仅仅调查了这位“带班员”，他又诬陷我：“与一个外国女人说了话！”－－如此荒唐的案例印证了那个时代的荒唐！

通过上面如实的记述，可见我在1968年终于走到穷途末路并非偶然；而我在身陷囹圄之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也属必然。

至于湘弟呢，那时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1968年4月和5月，他在落难中两度热情地接待大哥和二哥的到来，并和大姐保持着通信联系，可见他是很看重骨肉亲情的！然而他又似乎看透了在政治高压下，在极度贫困中，家庭未必还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未必能成为避风港！也或许，当1958年父亲被捕，他只有16岁，就得靠做小工独自维持生计读高中时，就已经看淡了“家庭”！

许多年后，湘弟的同事钱老师回忆1968年的情景时说：“……他（指湘弟）是没有地方可去呀，他跟那些‘红卫兵’住在哈密专员公署，那里随时可能发生武斗呀！我真后悔，那时该把他叫到家里来住的……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那时钱老师的丈夫因工伤亡故已久。－－程注）

是的，我们再多说又有什么用呢？

6、湘弟显灵

1968年10月的一天深夜里，我正在昏睡朦胧中，湘弟忽然来到我们号子，离地四、五十公分，腾空站着，浑身鲜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的小名），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明白，我一定加倍努力要做的事，也就是湘弟和我没有做完的事，这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写下来，把“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加在我们头上的苦难写下来！

我在黑魆魆的号子里的木炕上辗转反侧……其时我已身陷囹圄三个月了，从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又转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1970年我被押送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不久，我就看见了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空桶在大墙外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我已经十二年没见到父亲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服刑十年后出狱，而我恰恰在这一年身陷囹圄！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尽管我来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令人窒息，经常与死神为伴，然而，我记得湘弟引用的泰戈尔的话：“……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我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因此，我在北戈壁的“一打三反”高潮中也依然递交了上诉。尽管所有的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在1971年4月又递交了第4次上诉！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1月的一天，我听到机耕组的小李说：“今天我在就业队看到一个老婆子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在哈密‘文革’时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在W县被判刑了……她的老伴就是就业队的程XX……”

我的头“嗡”地一响成了一片空白。他说的正是我的父母啊！这么说，湘弟真的在哈密遇难了！当年我做的噩梦竟然是真事！


上图：1994年母亲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家中。1971年11月，母亲见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正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的心忐忑不安。借故到不远的就业队的门口，果然看到母亲站在就业队院里，头发都花白了！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母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其实三年前我离开H县时，母亲就到过父亲这里；我到北戈壁快两年了，还是听小李说才来看到了母亲。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影，联想她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心中漾起一片怜惜之情！尽管她对我一贯粗暴偏见，但她终归是我的生身母亲啊！

翌日，在耕队门口的农具停放场，我忧心忡忡地检修着农具。顺便说一下，我在看管严厉的入监队呆了十个月后，或许是判决书上写明我是大学生技术员，机耕队又需要人，我就调到看管相对不严的机耕队来了，成了所谓“自由劳改犯”。

忽然，我看到父亲从远处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走来。显然，他也才得知我竟然也在这里！他当然不曾想到，他的“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十年刑期好不容易在“北戈壁”熬满了，上大学的儿子却又以更长的刑期进了“北戈壁”！

我们远远地、无言地相互对视了一番。父亲的眼光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似乎是对儿子表示歉意：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牵累了孩子们！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华东外贸局因工作积极提拔当了“调研科科长”之后高兴地带着我们弟兄们逛书店、看电影。后来随“华东革大”支边带全家到乌鲁木齐后，他这位三十年代的上海交大学子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七人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中断了跟他的来往！这就是中国当时的严酷的现实。

面对现实的无奈，我背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管教干事叫我出列，来到一排管教办公室前，母亲正站在那里等候接见。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晓龙，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言。

母亲流着泪讲述了三年前湘弟在哈密遇难的经过：1968年10月3日，正湘在哈密某小学参加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文革”初期他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湘弟飘然来到号子，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竟然真是湘弟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回到号子里，看着母亲给我的湘弟1968年在哈密专员公署内的宣传队里照的相片：湘弟坐在一颗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湘弟微笑着，年轻的脸上却镌刻着沧桑！我悲从中来，想起苏轼的怀弟词，借用改写了几句，抒发我的伤感之情：

明月几时有？抬头望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湘弟乘风归去，遨游琼楼玉宇，高处不畏寒。弹琴唱悲歌，回头望人寰……

我的悲痛之情郁结于心，总想为湘弟写点什么……

其时我进劳改队已经快两年了，已经被管教指定为“值星员”（大组长），在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内，可以坐在号子里的“红宝书台”旁给大家读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并主持大家讨论发言。其实讨论发言只是个形式，不一会儿就成了“同犯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了。我就借此机会在“红宝书台”旁写对湘弟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期间，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为《缅怀湘弟》，也就是本文的初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在劳改队里写的《缅怀湘弟》的原稿。

图：1960年正湘高中毕业前的留影。他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7、音容宛在

母亲在接见我的时候给了我几张湘弟的相片，回到号子里，我看着湘弟的相片，湘弟英气勃勃的形象和许多往事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第一张相片是，1952年5月我们全家在上海外滩的留影。这也是我们全家仅有的一张“全家福”。其中我们五弟兄都穿着当时时髦的工装裤和白衬衫，打扮得像工人阶级。大姐刚初中毕业，却俨然像个大人。小妹才两岁还由母亲抱着，父母都面带微笑，似乎对前景很乐观。背景是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   

图：1952年在上海的“全家福”。不久，父亲带着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来到新疆。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遭灭顶之灾！到了文革中的1968年，我们全家更是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前排右起：正渝、正湘、正潭、正洲
后排右起：正江、父亲、母亲、正泽、正海

1949年前后我们弟兄们在上海生活了五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上海情结”永驻我们弟兄们的心间！

记得1948年的一天，身穿中式长袍的祖父，带着从湖南乡下到上海不久的我和湘弟到儿童公园玩滑梯和跷跷板，然后去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祖父对我们说，“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中国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给我们弟兄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从政的祖父携祖母、曾祖母回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去了。


图：1947年在上海家门口合影。曾在南京政府任要职的祖父一中和父亲元宇当时已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姑姑哲宣和姑父黄建平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母亲带我们五弟兄从湖南老家乡下来到上海。母亲也参加了民革的革命活动。
前排右起：父亲、曾祖母、正江
后排右起:姑父、祖父、祖母、姑姑

解放前夕，身着神气的海军制服、提着双枪的高个儿舅舅来到我们弟兄们住的亭子间，找母亲帮忙化妆後匆匆开着一辆棕色轿车投奔苏北解放区去的一幕，也留在我们弟兄们的记忆里。舅舅那时是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大队长。他是在父母策动下率部起义的。父母那时已参加民革，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姑姑和姑父则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他们以办小学作掩护做地下工作。

解放后父亲被提拔当上了外贸局的调研科科长，他高兴地带我们弟兄逛福州路书店，给我们买书；还带我们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新儿女英雄传》。

就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不久，父亲带着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出发来到新疆。

出发前我和湘弟各准备了一个小日记本，在上面画上了中国地图，表明了从上海到新疆的路线，约好了要写日记。我们每天都趴在车窗上观看沿途景色：灯火辉煌的摆渡码头、晨曦中如练的黄河、暮色中蜿蜒的长城、戈壁滩上的驼队……都记在我们的日记里了。

第二张相片是，1958年秋，湘弟赤膊抡着坎土曼和泥拓土块的瞬间。

湘弟面带着笑容，16岁的躯体虽然显得单薄，却斗志昂扬、拼劲十足！

当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母亲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正在读师大的大姐，湘弟一人留在乌鲁木齐高中读高二。因为“出身不好”，助学金只能享受1/3，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那一年我考入了农学院，两校离得远，我们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回到二道桥我们家的旧居，没有见到湘弟，两间空屋凄清零乱，外贸局总务科还没收回，湘弟也搬到学校去住了。只有一堆书籍一律用白报纸包得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大樟木箱上，分明是湘弟不久前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湘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湘弟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湘弟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优美。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湘弟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许多年后大姐告诉我，1958年父亲被捕入狱后，祖父要把孙子们接到长沙去，却遭到姑姑的阻挠和母亲的反对，只得每个月给孙子们寄30元生活费。后来由大姐办好了接湘弟回长沙读高中的所有手续；1958年6月当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从乌市到西安时，大姐一看湘弟没来，当场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从这件事也可见家庭不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第三张照片是，1960年湘弟高中毕业前夕的留影。

湘弟这时就要满18岁了，已经出落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浓眉大眼，鼻梁挺直，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湘弟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后两年是靠自己在假日拓土块干小工挣够生活费的。他在学习上取得各门学科全优的好成绩的同时，做到了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等各项劳动中取得了“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在篮球、足球、乒乓球、垒球等多项球类运动中都是好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像他这样全面发展多材多艺的学生，在同学中是不多见的。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第四张相片是，1961年湘弟和我在哈密的留影。

暑假里我到口里探亲后，来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一年前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湘弟。

我俩吃过早饭後漫步到西河坝公园，在老柳树林下的躺椅上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有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湘弟说从口里逃荒到新疆的骆驿不绝，哈密民政局每天应接不暇。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湘弟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和当前形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湘弟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湘弟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形势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湘弟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湘弟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当时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湘弟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湘弟见解的高明和超前。湘弟那时还不到19岁，这就是所谓“生而知之”吧？而我过了大半生，“学而知之”都没做到呢！

傍晚，我们沿街散步，几个小孩在路旁横甩着两臂，迈着正步，湘弟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学谁？”我说不知道。湘弟说：“他们在学‘红色娘子军’呢！－－可见一部好电影影响是很大的！”经过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从乌鲁木齐到西安又到长沙，各地的小孩不约而同地都学着“红色娘子军”特有的步伐呢！

晚上我们同到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我是头一回看。湘弟说，他是看第13遍了，所有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果然，银幕上的演员一张嘴，他就能先把台词说出来。湘弟说：“多看几遍是为了分析研究它的艺术手法。例如，它的音乐，开始是低沉的单音，结尾是雄壮的交响乐，象征琼花的成长过程，也象征娘子军的成长壮大；又如，洪常青用地图对琼花进行启发教育，很自然，很有说服力……”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这张合影，又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漫无边际地谈起文学来。在兰天阳光下，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谈到文学方面的见解，我们谈得很投机。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湘弟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真如费定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湘弟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湘弟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湘弟在谈到我国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说：“有些作品没有反映生活真实。有一本小说叫《金沙洲》的，写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只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这本书！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意犹未尽。

晚上我们又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片，我以前也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湘弟说：“玛尔法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湘弟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湘弟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离开哈密的时候，我把从长沙带来的祖父的那只旅行皮箱留给了湘弟。因为一生崇拜孙中山先生的祖父曾经说过，正湘是最像他的孙子。后来祖父的这只旅行皮箱一直伴随在湘弟身边。

第五张相片是，1962年湘弟跟哈密三堡小学教员同事们的合影。它使我回忆起1962年暑假，我又一次去哈密看望湘弟的情形。

大四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基层：在头屯河农场参加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实习；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参加了联合收割机夏收实习。我想跟湘弟交谈不会再只凭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了，不然总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我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他的。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湘弟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湘弟接过去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湘弟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湘弟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湘弟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湘弟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湘弟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也走了进来。湘弟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湘弟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湘弟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湘弟过去又把她拔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那些穷学生的书费都是正湘出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

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湘弟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图：1963年正湘与哈密三堡小学的同事合影。（前右为正湘，后左为钱瑞卿老师。）

刚吃完饭，又来了一个大个儿丫头，湘弟介绍说，这是邻居老奶奶的孙女，也是学校的教员，L老师。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上，湘弟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白天来的两个丫头对我都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这件事很使我为难。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湘弟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母亲特别封建，把她管得很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到我这里来，我点着油灯看书，她就坐在炕头闲聊，天晚了叫她回去也不回去。她的母亲在夜里常常轻轻来到门口，从门缝朝里看；或猛地推开门，像抓贼似的赶她回去；还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但是我们之间一清二白。”

湘弟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而那位大个儿L老师却认为她更合适，尤其是邻居她奶奶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只能不提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说，事实会证明，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第二天湘弟带我去看坎儿井。井口清泉琤琤淙淙凉气沁人。清泉的源头来自天山，通过暗沟和一连串的井，从地下流过浩瀚的戈壁来到村庄！湘弟赞叹：这号称“地下长城”的坎儿井，真是新疆劳动人民独创的奇迹啊！

接着我们又到瓜地买哈密瓜吃。瓜棚下围坐着一群维吾尔族老乡，一个小伙子吹着笛子，一位长辫子姑娘光着脚丫合着节拍跳起舞来。笛声悠扬，舞姿婆娑，湘弟叹道：“多么朴素、清新！”

傍晚，几个女学生到湘弟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他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湘弟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湘弟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湘弟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过后我问湘弟，他怎么会女孩子的舞蹈动作的？湘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学生是最信任老师的，老师更应当处处作表率。例如，为了教学生踢足球，我就亲自摔倒再爬起来学球门员的接球动作。身教胜于言教。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许多年后我也调到技工学校当上了教师，我常常想起湘弟当年“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谈话，并以此勉励自己。

稀疏的钻天杨，空旷的田野道路，难忘的静寂。湘弟送我到车站回乌鲁木齐。一路上他谈起了使他烦恼的感情纠葛，他深沉地唱起了一支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照片中的两位男老师我没有见过，那两位女老师就是前面说到的钱老师和L老师。

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距乌鲁木齐六百公里的边陲小县W县当了一名农机技术员，成天忙忙碌碌的，也常到乌鲁木齐出差，却六年都没有再去哈密看望过湘弟，－－真是终生的遗憾呐！这期间我跟湘弟虽有书信来往，但经过“文革”的冲击，也都没有保存下来。

1961年冬，湘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今年全年我们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1966年春，湘弟的一封来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想到W县来搞机务工作，当学徒也行！他并没在信中说明原因，但我能感到他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像我这样锋芒毕露的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年月受到打击和排挤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对于湘弟这样一位沉着稳健而又经过风风雨雨的人来说，他这次遭到的打击显然非同寻常：他竟然只得寻求离开他所热爱的乡村教师的工作！

我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来得及作出什么反应，“文革”风暴就席卷了中国大地！

第六张相片是，湘弟坐在一棵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显然是1968年他在哈密教造司宣传队的留影，这时他还不满26岁，他的眼角却明显有了皱纹；他微笑着，消瘦的脸上明显地留下了“文革”风暴肆虐过的痕迹！再看他那眼睛：  

“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正是1968年5月我在哈密见到他的形象啊！

就在照这张相片前几个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暴徒冲进哈密沁城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单身宿舍，用大头棒把湘弟打得昏死过去……暴徒们以为湘弟被打死了匆匆离去，寒风吹醒了湘弟，湘弟想起了暴徒的凶残，翻身爬起，包扎了伤口，连夜跑了七十多里路，死里逃生跑到了哈密……

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恐怖笼罩下的哈密，湘弟悲悯地微笑着弹着月琴，那眼神，那微笑，那筋腱发达的双手的灵巧动作，传递出他早已看透“文革”的本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心声！

第七张和第八张相片是，一列送葬的队伍默默行进在哈密街头。门旗上写着“新疆红二司哈密分部教造司”，接着是送行的人们抬着六、七个大花圈，紧跟着是吹奏着哀乐的乐队，后面是护送棺木的人们乘坐的汽车，车后是送葬的队伍。街道两旁挤满了驻足默默望着送葬队伍的人们。

排头第一个大花圈上缀着湘弟年轻英俊的相片。街旁建筑物的墙上还残留着因为“革委会”成立而被清扫过的、堆积了好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斑驳痕迹。远处街心彩牌上是“文革”时期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毛主席身着军装合掌微笑的巨幅全身画像，下面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多年后我到陕西看望大姐一家。大姐对我讲述了1968年10月她和母亲到哈密参加湘弟的追悼会和料理湘弟的后事的经过。

湘弟遇难后，湘弟的战友、哈密县的丁老师（原是新疆一师大姐的同学）立即给大姐发了电报，大姐马上起程来疆。因怕母亲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大姐没敢把这噩耗告诉母亲，可母亲竟像受到某种感应似的，及时地赶到大姐处一同来疆……

湘弟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

钱老师特地赶来看望母亲和大姐。她对母亲和大姐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无论怎样，正湘都是我永远铭刻于心的人。”她还告诉母亲和大姐：“正湘的爱人玉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精神崩溃住院了”。

玉后来出院了，还给大姐去了好几封信。

图：哈密南山旧墓园的文革期间死难红卫兵的墓碑。哈密南山旧墓园东面这片文革死难者的墓地，已成为一块文革纪念碑。





8、为湘弟寻墓立碑

（1）

1976年1月16日，我按照母亲的口述，在给哈密专区复查办公室（这是那些年各级党委成立的主要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类案件的机构）和哈密县复查办公室的信中这样写道：

“得悉哈密县复查办公室开始调查我三儿正湘遇难的问题，我非常感谢，重申以下几点：

1、查清程正湘死亡原因，追查凶手并缉捕归案。  2、要求沁诚公社书记李XX把正湘的八个日记本交还给我。这是湘儿最主要的遗物。

3、据说这次调查又把程正湘的“血统”和“出身”清查了一番，难道我湘儿生前受到反动的“血统论”的迫害直到遇难，还不能幸免吗？”

1980年3月，我和四弟来到哈密，要求哈密县委查明正湘的死因，追回八个日记本等遗物，和处理迁墓等问题。我们找到了负责落实政策的县委副书记邵XX，和民政局、文教局的负责人等，他们或打官腔，或推卸责任，或敷衍塞责，或软磨硬推……我们在哈密跑了五天竟毫无进展！

我们到自由路找湘弟的友人赵林瑞，他不在家，他的十来岁的小女儿知道我们是程老师的兄弟，止不住流着泪说：“红二司战友的情意深……”还说：“我们家的炕都是程老师砌的。”赵的大儿子则对我们说：“文革期间的杀人凶手，哈密一个也没有追究，有的还入了党，升了官，落实政策的阻力怎么能不大？”

我们只得离开哈密。当我们来到水银灯照着的空空荡荡的火车站时，传来湘弟爱唱的那首悱恻缠绵的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枝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回望夜色深沉灯光零落的哈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心地善良、聪慧过人的湘弟竟永远孤独地长眠在这个冷漠的小城里了！

（2）

从1968年湘弟遇难後，母亲曾多次亲自到哈密为湘弟料理后事和讨个说法，母亲的办事能力是有口皆碑的，该办的肯定都办到了。后来她说，她再也不能去哈密了，太伤心了。我和四弟才在1980年3月按照母亲的指示去哈密的，结果如前所述，竟一无所获。

此后，我们家里聚会时，很少再提正湘遇难这件事，因为母亲年事已高，一提此事就十分伤心，不能控制。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正湘的坟可能因没有家人在场而没有从专员公署院内迁出，可能上面都盖了楼了。－－此后每逢清明和年节，我总是东向为湘弟烧纸，告慰湘弟的在天之灵。然而，多少年来，我在梦中却常常梦见湘弟同一些年轻人居住在狭小阴暗的处所，他还是那样年轻，眼神是那样无助地默默地看着我……于是，我决心亲自去哈密，寻找湘弟的坟墓。

（3）

2006年5月，我按照大姐提供的线索，她在1968年10月同母亲到哈密参加湘弟的葬礼，是她的原新疆一师的同学、在哈密县文教科工作的丁玉贵老师打电话通知她的。丁玉贵老师也是湘弟的同事，湘弟在哈密一小遇难时，他就在附近……我于是分别打电话到哈密市、地老干局寻找丁老师，但是却没有查到。

2006年6月，我又根据钱瑞卿老师曾在电厂子校工作过，打电话到哈密电力公司老干科询问，竟很顺利地跟钱老师联系上了，当她知道我是正湘的二哥时，感伤地说：“当年正湘是没有地方去呀，呆在据点里随时都有危险，我真后悔那时没有把正湘叫到家里来……唉，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告诉她，我要到哈密来为正湘寻墓立碑。她立刻把正湘生前的同事和好友闫宗仁、易新纪和姜存义等同志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叫我直接跟他们联系。

闫宗仁同志是湘弟的好友，他们同在哈密县文教局工作过。后来作为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当过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他正是当年把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遇难者的坟墓迁到南山口的“迁坟领导小组组长”，正湘的墓肯定是从专员公署大院内迁到南山旧墓园了！因为在专员公署大院内，正湘的墓是跟也在那时遇难的副专员韩太和的墓排在一起的，迁坟时韩家迁走了韩太和的墓；所以迁正湘的墓到南山口他记得很清楚！

2006年7月，闫宗仁同志在电话里说：“我的腰痛行动不便，但我还是驱车亲自到南山旧墓园去查看了，在1974年清明节我负责迁到南山口的那些墓，只有四座墓的墓碑缺损了，正湘的墓应该是那四座中的一座……”我当即表示，倘若正湘的墓是那四座中的一座，我就在那四座墓中间立一座墓碑，刻写上程正湘等四人之墓，他们都是文革中遇难的战友啊！……闫宗仁同志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说：“是呀，文革中断送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我已向易新纪同志交待了上述情况，易新纪同志是去年才退休的市文教局局长，他也在三堡当过教员……你到哈密来，找他就行了。”

2006年8月，我跟易新纪同志通了电话，他说：“我受闫宗仁老师的委托，到南山旧墓园查看过了……欢迎你到哈密来。”

2006年9月，我跟丁玉贵老师也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说：“正湘遇难那晚我正在一小，大家在排练节目，炮弹打过来，正湘让别人先钻地道……”他又说：“闫宗仁是我的学生……1961年，我和正湘、闫宗仁从哈密县文教科到沁城包干住队一年，很谈得来……文革后期， 部队子校请我去当校长，我这个哈密文教系统在文革中的头号黑帮分子，从此脱离了哈密文教系统……”

（4）

2007年5月18日，我同桂英来到哈密。当天上午易新纪同志就驱车带我们到哈密市殡管所，选用最好的2.3米高的花岗石墓碑，用电脑刻制我早已拟定好的碑文。

接着我们又到哈密南山旧墓园的东面，找到1974年清明节从哈密专员公署迁出来的一部分坟茔，其中有一块特别高大的墓碑，格外显眼，从远处就能看到它矗立在坟场。走近一看，这块特别高大的墓碑，是用水泥制成的，碑文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十位红卫兵战士惨遭资反路线的迫害不幸殉难
你们赤胆忠心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用青春的热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谱写了壮烈的诗篇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战友们虽死犹荣浩气贯长虹
死难烈士千古
公元一九七四年清明
哈密红卫兵宣

这块特别高大的墓碑坐东朝西，它的后面是20多座坟，大多由亲属另立有墓碑。易新纪同志指着其中的几座墓碑说：“这些都是学生啊，那时才十七、八岁啊！……都是在1967年和1968年间被打死的。”

我们默默地走过这些坟墓。易新纪同志说：“这些墓都是闫宗仁同志在1974年清明节前负责从专员公署迁出来的。现在他的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接到你的电话，还是到这里来查看过，只有东边六座墓没有重新立碑，其中两座连原有的木质墓碑也没有了……”

我们朝这六座墓一座座地看过去：一座墓前明显有烧过纸的痕迹；一座墓的原有的木质墓碑上“王”姓很清楚，墓前也有烧过纸的痕迹……接着我们查看南边的一座墓，原有的木质墓碑顶端中线偏北裂开了大口，裂缝有十多厘米长，在裂缝下面明显地可以看到“禾”的字样，在隔一个字的距离的下面，又明显地可以看到“相”的字迹！－－桂英首先看到，我仔细一看，这块顶部已经裂开的木质墓碑的中部确实有“禾  相同志”的字迹！这块木质墓碑已经挺立了39年了！15.jpg

湘弟的墓终于找到了！

湘弟再一次显灵！

我泪如泉涌。我来晚了，湘弟的在天之灵久等了！

紧挨着湘弟墓东边的三座墓，其中一座虽还有木质墓碑，但字迹已看不清楚了；另外两座已没有墓碑，并且已塌陷了！易新纪同志说：“那时还有从口里来的红卫兵，和河南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来的战友在哈密被打死了，群众组织跟他们家人联系不上，他们家里也一直没有人来找……   这几座墓可能再也没有人来找了……当时都是战友啊！”－－因此，湘弟的墓虽然找到了，但是我认为事先拟定的墓碑的碑文还是不改动的为好：

一九六八年遇难的
程正湘等四同志之墓

我想豪爽大方的湘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

他们生前是战友，共赴冥界也已近40年了！
  
（5）

2007年5月19日，我跟闫宗仁老师通了电话，他表示身体虽然有病，还是要来参加聚会和座谈。

同日，我跟钱瑞卿老师通过了电话，她说，她到乌鲁木齐有急事，一定在21日赶回来参加正湘的墓碑立碑仪式。

同日，正湘原在三堡小学的同事、后来任兵团哈管处文教处处长的姜存义把他写好的回忆录《我印象中的程正湘同志》交给了我，并与原哈密组织部副部长、大姐原新疆师院的同学李开选来到我们下榻的旅社，共同商量了为正湘立碑举行聚会座谈和立碑仪式的日程。

2007年5月20日上午，我同桂英打的到南山旧墓园。接着殡馆所的马师傅同6个工人乘车带来刻好的墓碑、水泥、砖块、工具等，工人们很熟练地在墓前挖了五十多厘米深的坑，大家合力把高2.3M的大理石墓碑立在原木质墓碑的前面，又在墓碑周围灌了水泥砂浆，还用砖和水泥在墓前砌了一个供奉台。

碑立好后，我在墓地拍了几张照片，拍下了1974年清明哈密红卫兵为20名死难的战友树立的特别高大的墓碑，和湘弟墓周围的坟墓。——这片哈密南山旧墓园东面文革死难者的墓地！

2007年5月20日下午6时许，我和桂英在哈密小尕子饭馆设宴招待正湘的一些同事和友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湘弟留在他们心中的印象，以及湘弟因为父亲是右派而受到迫害的情形……我一一作了记录。后来我致了答谢词，介绍了湘弟的生平，和我们大家庭在粉碎“四人帮”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5月21日上午，我们同正湘生前的一些同事和友人（丁玉贵老师和闫宗仁老师因年事已高，身体有病没能去）一行10人特地来到哈密南山旧墓园，在正湘墓前举行立碑追思仪式。
墓碑正面刻写着：

一九六八年遇难的
程正湘等四同志之墓

程正江 程正海 程正渝
程正潭 程正洲 程正泽
立于二O O 七年五月

墓碑背面刻写着：

程正湘（一九四二年九月 ――九六八年十月）男、汉、湖南省桂阳县人。一九六O年毕业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曾在哈密三堡小学、沁城小学当教员。他爱护学生，也受到学生的热爱。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哈密遇难。

正湘原三堡小学的同事、原沁城小学的同事和我们弟兄姐妹各献上一个花圈。

大家在墓前烧纸、焚香、摆上供品。（同时给另外三座墓也烧纸、焚香、摆上供品。）

最后，大家朝正湘墓三鞠躬表达追念和哀思。

大家还在正湘墓前合影留念。

  

图：在正湘墓前举行立碑追思仪式。
左起：李开选、易新纪、王业宏、姜存义、钱瑞卿、刘桂英、程正渝、朱春生、姚士忠、史莲英

2007年5月21日下午，我和桂英到钱瑞卿老师家作了拜访。她的孩子都长大成家了。现在她跟老母相依为命。她把打印好的《回忆我的好同事、好战友程正湘同志》交给了我。


图：我和桂英到钱瑞卿老师家拜访。钱老师说：“……那年月我跟正湘的初恋怎么就那么单纯！后来我的父母因程老师的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俩谈恋爱……”

姚士忠、史莲英也把他俩写的回忆录《忆好友－－程正湘老师》交给了我。



图：2007年5月与正湘的同事和友人合影。
前排右起：闫宗仁、丁玉贵（和孙子）、李开选
后排右起：程正渝、史莲英、姚士忠、姜存义、王业宏、朱春生

9、记忆中的微笑

一位哲人说过：藏于记忆中的时光，永不流逝。死亡本身无法止住一个记忆中的声音，或檫去一个记忆中的微笑。

下面我将湘弟的一些同事和友人的回忆录、谈话、座谈会上的发言，电话记录等收集整理记录在下面。遗憾的是，我们这次到哈密，由于种种原因，湘弟的一些友人或没有见到，或如赵林瑞等已经过世；我们这次也没能打听到玉的信息。

（1）、钱瑞卿：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正湘是1962年3月来哈密三堡小学任教的。这是一所农村小学 ，条件特别差，没有教员宿舍，也没有食堂。教员只能住在农民家的空屋里，自己做饭吃，那时的面粉、油、肉全部定量，根本吃不饱。正湘那时又黄又瘦，可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为了讲好每一课，他总是认真备课，自己动手做教具，绘图片，把课讲得有声有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从不放过一个差下生，经常给差下生补课、家访。正湘跟那里的学生家长也亲如一家。

正湘爱自己的学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当时只有46元）给学生买些课外读物，引导学生看书学习。那时社员（农民）都很贫穷，有些学生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些本子和铅笔放在办公室里，不断给学生添补。可是他自己冬天从没穿过棉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双球鞋，烂得不成样子了，修修补补继续穿。冬天他总是穿着那件咖啡色的条绒棉袄，从没见过他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

正湘为了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排练节目。他自编、自导、自己拉二胡配乐，排练了“采茶扑蝶”、“花儿与少年”等许多优秀节目，主动跟铁路子校、空军子校联系，举行联谊会……

正湘还组织我校教师到兄弟学校听课，交流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

正湘也爱好体育运动。学校修建了几个乒乓球台，他常领着学生和青年社员打乒乓球，他的球艺很高。他还时常组织学生、社员打篮球，多数场合他当裁判，有时他也上场，大家都没想到个子不算高的程老师在球场上那么机灵！抢球、投篮都是高手。

正湘不仅是好老师，也是生产队青年社员的贴心人。他不仅带领青年社员搞文体活动，还教他们识字、读书、学文化。整个三堡街上的青年男女社员好像都离不开他，每天下地劳动回来都到学校找程老师，原来冷冷清清的三堡街，因为程老师的到来而变得热闹、充满活力。

正湘是个坚强、有志气的青年。他曾对我说起过他的经历和家庭。1960年他在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先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后又分配到三堡农村小学。像这样的事，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去。当时三堡小学整个学校有7个班级，完整的课桌只有几十张，教室缺门少窗，房顶上还有天窗式的漏洞。一、二年级在土块上搭上门板当课桌，土块上搭上板条当凳子。刮大风时，尘土纸片直往教室里灌，师生们被风刮得睁不开眼睛，大家仍坚持上课。正湘见学校条件这样差，想让学校改变模样，建议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挖甘草，为学校挣了不少钱，给学校添了一些教学用品和体育器材，还为学校买了课桌、椅子。

正湘虽然只在三堡小学工作了一年，可是所有跟他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以及家长们，没有一个不夸奖他是一个好老师的。
那时学校让我上音乐课，可是我不识谱，特别着急，多亏程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先教我，然后我再去教学生。在程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识谱，能轻松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离开教师工作岗位许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在唱谱时，还常常想起他。
我常常回忆，那年月我跟正湘的初恋怎么就那样单纯！后来我的父母因为程老师“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俩恋爱，程老师也似乎怕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会影响我，始终没有进一步的表示……

后来父母另给我找了对象。1963年3月我结婚了。4月，程老师就调离了三堡小学……

（2）、姜存义：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他的一次观摩课

1962年9月上旬，哈密县文教科分配我到三堡小学任教，认识了程正湘老师，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可是他却给我留下了一生难以忘却的印象。

程正湘中等身材，方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性格开朗，活泼可亲，待人忠厚诚恳。虽然他高中毕业不久，却知识渊博，爱好全面，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要求学生练毛笔字。他的素描水彩画都有一定的功底，课堂上他能结合课文，随时画出山水、人物或鸟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爱好体育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样样在行，技术精湛，还教学生打棒球呢！

程正湘当时代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钻研教材，认真备课，不仅从文字上准备，还实际操作，练口才，练板书。同学们放学后，他一个人面对空空的教室，一遍一遍地练习讲课，直到熟练为止。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他的一次观摩课。他讲的是五年级语文课《狗又咬起来了》。他准备充分，以讲故事开头，讲得有声有色，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里鸦雀无声。接着他又进行启发式的提问，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程正湘老师是一个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合格的教师，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正当他在教学工作中取得成绩，正当他青春焕发才华横溢之时，却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屡遭打击，历尽磨难，终在“文革”中英年遇难！

（3）、姚士忠：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修饰得焕然一新。

1963年4月，21岁的程正湘老师由哈密三堡小学调到离哈密市区100公里的高寒边境地区的沁城公社的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每个月买面、买油需要到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城里去买。程老师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生活。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就靠点煤油灯来照明，每天用水要到离校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去提水。这里也很难买到蔬菜。程老师还得抽空自己到戈壁滩打柴禾。我们经常看到程老师吃馍馍就咸菜度日。

当时西路村小学只有五、六间土房，全校只有四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复式班），四个教师。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面貌，程老师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师生搞义务劳动，把学校修饰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他还亲自写字绘画装点校园，在校院墙上用大幅标语写出党的教育方针，办公室里贴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全校师生指名了前进的方向。

他身为校领导，还亲自担任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由于当地闭塞落后，六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达18岁左右，已是些大小伙，大姑娘了，但由于他讲究工作方法，深受学生的爱戴。

程老师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利用假日组织当地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煤油灯自编、自导，有时还充当演员。那年月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差，连收音机都没有，电影也很难看到，因此，他主持排练演出的“花儿与少年”、“逛新城”等节目特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程老师还在业余组织篮球比赛，当时西路村有三个小队，通过队与队、校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程老师生活不怕艰苦，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学生、同事和群众热情和蔼，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程正湘老师像一粒火种，使得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变得红红火火！

（4）、朱春生：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德森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

1964年春天在沁城公社开始了社教运动。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得森在一次会议上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于是上级下文，我和程正湘老师对调，1964年4月，我调到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程老师调到沁城公社中心学校当教员。

我知道程正湘老师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我在心里很同情他的处境。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被调到更偏僻落后的沁城白山大队下河小学当教员。

这白山大队比起西路村大队就更偏远落后，而程正湘老师调去的下河小学，只是一所刚成立的小队小学，离白山大队还有10公里远，两面环山，前面再也没有去处了。这所学校刚成立，白手起家，程正湘老师亲自带领社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盖了三间土屋，还砌了围墙，建立了学校，一个人教一、三年级两个班22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5）、梁万国：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程正湘老师当时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30多元，可是还常给家里很穷的学生娃娃买书买本子。

当时公社搞文艺汇演，程老师常在假日组织年轻人排练节目。例如：程老师根据课本中的《东郭先生》自己编写成剧本，又亲自当导演，演出很受欢迎。我那时在队里当会计，常跟程老师在一起排练节目。

程老师还组织队里的年轻人进行篮球比赛，他又当教练，又当裁判，把队里的文体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

程老师字写得很好，画也画得好，常给社员家里的堂屋、上房画虎、画马、画松鹤……

1965年办扫盲班，社员常常请程老师到家里吃饭……

总之一句话，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6）、史莲英：程正湘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到下河小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勇挑重担，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对群众非常热忱，给我这个当学生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也当上了教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程正湘老师，以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7）、朱春生：文革初期，程正湘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在“四清”运动中，程正湘在洗手放包袱时，因为受到群众的拥戴，没有被整上。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哈密五小办全县教师集训队，共三百多人参加。程正湘老师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同时被定为黑帮的有丁玉贵、吴力、赵林瑞、钟一生、王国权、王业宏等14人。

在集训队里，“积极分子”攻击程正湘，说他按照课本上的《东郭先生》自编剧本，自当导演叫学生演出是攻击党；说他给社员家的堂屋画虎画马是宣扬迷信……

1966年国庆後，群众斗争的矛头又对准了当权派，放松了对“黑帮”的管制。到了12月份，集训队瘫痪。

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後，集训队的黑帮们没人管了，他们自由了。

（8）、丁玉贵：我们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了半个月

1967年1月26日，正湘跟着以我为首的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是，你们不够黑帮的条件，要自己解放自己……于是我们回到哈密县，找县委郭永海书记要求平反。

1967年2月14日，在哈密县委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郭永海宣布对文教系统的丁玉贵、吴力、赵以禄、赵林瑞、王业宏、王国权、程正湘、钟一生等14名黑帮分子平反。

这之后我们成立了“红旗造饭团”，出版了《红旗战报》，赵以禄（后去美国）等写稿，程正湘负责排版，吴力（后回上海）刻写，每天可印发300～400份……

后来都回校闹革命了，正湘回到白山下河小学继续上课……直到哈密“6.4”武斗，开始抓红二司的人了，正湘上不成课了，只得又跑回哈密。那时两派都成立了宣传队，正湘参加了红二司的宣传队，借会演奏多种乐器，在宣传队里度日……

（9）、姚士忠、史莲英：1967年10月程正湘老师遭到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

1967年7月，哈密“6.4”武斗之后，沁城公社点名整了五个人，其中有程正湘老师，程老师就上不成课了，跑到哈密去了。

1967年10月哈密城里的武斗很厉害，农村还没有大的武斗，程老师有时回到下河小学住处。

那时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到农村搞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搞串连。当地“三促”坏头头指使“红联”殴打程正湘等三人，借外来人的手打击不同观点的人。结果程正湘老师遭到从外地来的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头部受重伤，险些丧命……

此后，程正湘老师逃到了哈密……

附件：1967年10月20日《周总理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秘书传达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的指示

铁路交通是国家的命脉，而且关系到国际影响问题，尤其目前冬季来临，粮食、煤炭的运输任务非常繁忙，铁路的阻断会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总理指示，委托7335部队驻哈密XX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10月14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XX厂两个工厂的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联，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10）、丁玉贵：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

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10月，正湘在哈造司宣传队里演奏乐器度日。他随着宣传队在红二司的几个据点，如哈密专员公署、红星影剧院、电厂、哈密一小都呆过，但从没参加过武斗。

1967年10月3日晚，哈造司宣传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三促”的一伙暴徒，从哈密一小对面约200米远的县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约40公斤的炸药包，打到哈密一小来……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他被猛烈的气浪甩到墙上，头部受重伤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这伙暴徒就是采用这种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强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丧心病狂地把那么大一座哈密邮电大楼炸塌的！

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快一个月的时候，这伙暴徒依然灭绝人性地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无端地炸向哈密一小！

多少年来竟无人追究这伙暴徒的责任！

（11）、闫宗仁：“文革”中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死亡了……我们是幸存者

正湘在1960年9月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从12月起到沁城公社包干住队一年，跟丁玉贵老师和我在一起。正湘个头不大，又刚从高中毕业，可是干起农活来却像老手，二牛抬杠能紧追老农，割麦子一天能割三亩，一般社员都比不上他！……我们在一起常谈文学，谈时事。以后他分到三堡小学和沁城小学工作，他到哈密来我们还常交往……

正湘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受压……

1974年清明迁坟时，我是迁坟领导小组组长，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文革死难者的坟，三天内起完……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在文革中死亡了……唉！XXX在文革中对新疆人民犯下了罪行！……我们是幸存者啊，我们应当叫后人记住这场悲剧！

附记：
2007年6月25日，我打电话给闫宗仁老师，问他那里还有没有正湘的照片？他答应过写正湘的回忆录，动笔了没有？他说，他一直身体不适，天天打针，提不了笔。文革中他的家被抄光了，什么都没保留下……

2007年9月16日，我打电话给朱春生老师，核对正湘到哈密白山下河小学任教的时间……朱春生老师告诉我，闫宗仁老师已于2007年6月29日去世，享年66岁。湘弟的又一位友人，又一位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辞世了。


图：1995年母亲80大寿家庭部分成员合影。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可惜我们弟兄姐妹中最有天赋、最全面发展的正湘却没能看到今天！
前排左起：尊静、晓晓、尊平
中排左起：正海、母亲、父亲、正泽
后排左起：尊燕、尊莲、正潭、正渝、正洲、凌霄

10、遍插茱萸少一人

前面讲过，1971年11月，也就是我入狱三年之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母亲找到了我，此后，母亲和五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四处上访奔波，全家通力合作为我打官司，我终于在1975年初得以平反出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一起政治犯重案得到平反的案例！

把一位民警诬我“跟外国人打招呼”的不实之词，当作定案的唯一证据，终归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如此断案是何等荒唐，何等贻笑大方啊！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解放前，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师大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县建设局书记，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大哥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市D中任教，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正泽1966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新疆自治区区级机关转干考试合格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取得了本科文凭。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

大姐正江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中文系教授了！

我平反后回到W县农机厂仍当技术员，又调某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只可惜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正湘没能看到今天！

  
图：1952年在上海弟兄姐妹合影。
右起：正江、正海、正渝、正湘、正潭、正洲、正泽

1997年末，母亲病重在新疆医学院住院，兄弟姐妹齐聚乌鲁木齐，这是四十多年来难得的一次聚会！我们兄弟姐妹像1952年在上海外滩那样，按年龄大小顺序站成一排，在新医住院部照了一张合影，－－只缺少应该排在正中间的正湘！



图：1997年在乌鲁木齐弟兄姐妹合影。只缺少应排在中间的正湘！
左起：正江、正海、正渝、正潭、正洲、正泽

真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呐！

尤其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年高悬在我们家庭上方，高悬在我们弟兄们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父亲是右派份子，在最后改正时是这样描述的：“程元宇的复查结论中所谓‘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意见，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但不足以划为右派’，改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好个举重若轻的右派改正的结论啊！

可就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程元宇是“右派分子”，－－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整得我们程家几代人几十年来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剥夺工作的剥夺工作，不准升学的不准升学，坐牢的坐牢，丧命的丧命！

但愿我们的后人不要把这当作20世纪中国的天方夜谭！

2007年5月我和桂英从北京到上海看望在那里出差的尊现儿，并到复兴中路496号故居，原母校盘石小学旧址及复兴公园等地重温儿时旧梦……实现了父辈返回上海的愿望的侄儿尊华，尊平和尊静设宴款待我们，我对他们朗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

图：2007年4月在上海留影。我们到上海旅游，尊现儿在上海出差。我们到达上海的当晚，实现了父辈返回上海愿望的侄儿尊华、尊平和尊静就到宾馆来看望并宴请我们。我对他们朗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
后排右起：尊平、尊现、尊华
前排右起：正渝、桂英、尊静

2006年6月，女儿尊莲去西安创业的前夕，她在B州高级中学才带完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我叫她看看才搁笔的这篇《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她看了两页就放在桌上说：“血淋淋的，不忍卒读。”

啊！我们的下一代对于“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注）的“文革”已很隔膜了，我们亲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站出来讲真话，为建立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准备砖瓦。


1972年初稿
1988年修改
2006年二稿
2008年补充
2009年定稿

注：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