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悲剧并存直面知青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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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郑州知青上山下乡，距今恰好40年。不算长，亦不算短。

　　这个时间点，让郑州“知青味”浓厚了许多，周遭各农场，即当年郑州知青下乡的地点，也比往年热闹了。

　　知青在以聚会、重返知青点的方式纪念着逝去的时光。而通过各种纪念，他们也在书写着知青历史。

　　“历史是宏大的，可也是由个人组成的。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青李华民说，“每个人的遭遇组合到一起，构成的就是知青史的民间存在。”

　　民间知青史，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民间纪念

　　“知青家园”，全是知青的回忆

　　郑州市华山路一都市村庄，有一民房，门框上有四个字：“知青家园”。

　　“知青们对那段历史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可人们对它的回忆，多是在文字和口头上。”知青家园主要创办者刘建生说，“我要建一个家园，让知青们有交流的地方，让未经历者有了解历史的窗口。”

　　刘建生1949年出生。1968年，71名知青被送到全国著名的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插队，他是其中之一，因此也成为河南省第一批下乡知青。

　　去年5月，在多位朋友帮助下，刘建生在华山路租了间15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筹资近万元，把房子按照上世纪60年代的样子装饰一番，摆上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老物品，一个“知青家园”就这样建成了。

　　翻开一本1969年的笔记本，首页上是“学习笔记”四个大字。刘建生说，那时候钢笔很珍贵，有钢笔的人写字都特别讲究，只可惜他的钢笔下水老是不利索，每次写字，都需要不停去蘸一下墨水。这使得“学习笔记”四字，笔体粗大，描痕明显。

　　刘建生说，现在，经常来知青家园参加活动聚会的有百十号人。郑州知青李志明介绍，网络上的聚会比这更热闹，那里，郑州知青建了好多家园，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忆苦思甜”。

　　历史饥饿

　　饥饿是知青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

　　李志明对记者说，在回忆自己的知青经历时，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之一即是饥饿。而这种对饥饿的描述，在受访的郑州知青回忆录中反复出现。

　　下乡到郏县的刘建生说，工作劳累，口粮却常不够，苦恼得很。

　　他回忆，他所在的场村是县里先进村，粮食打得不少，可大家却很难享受到丰收的成果：上级规定社员的小麦口粮比较少，最棒的劳动力每年也只能分到100斤。

　　“每年夏粮总是接不住秋粮，困难户总是红薯没熟扒红薯，玉米没熟摘玉米，一年到头吃的是红薯、红薯干、玉米。”他称，知青在最困难的时期只好跑回郑州，想法儿买点肥肉煎油或搞点咸菜回来，有些人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吃的穿的都靠家里；有时去城里吃点饭，就得向队里借钱。

　　有一次轮到刘建生值班做饭，他下狠心一次蒸了3笼纯白面馍。

　　那个场景他记忆犹新，“平时一笼红薯或玉米面馍就够大伙吃了，这次大伙把3笼白面馍吃个精光。我偷偷藏起一些也被人发现拿走吃了，有的还嚷着没吃饱。”

　　当年的郑州花园口农场书记李树兹不避讳，说，他在干农场领导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搞好粮食自足，让知青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

　　残酷死亡

　　没有任何警示，知青无辜死亡

　　李志明说，每次到须水，他总会想起一个叫王秀英的同学。在他们刚刚下乡3个月时，她和几名同学在一处看似坚实的丘崖下掘土，被突然坍塌的土石掩埋。

　　事后方知，那处崖壁是前些年人们填沟造田时才形成的，但却无人给这群没有任何劳动经验的孩子们以提醒，或者在崖边有任何的警示。

　　这是李志明第一次直面死亡。

　　那位同学的尸骨留在了须水，李志明对知青死亡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当看到知青姐妹们一个个都做了奶奶或外婆时，他常常想，如果这位同学还活着，如今也会在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吧？还有，她的双亲如果还在，大概也是在耄耋之年了，他们晚年生活得怎样？国家和社会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应有的体恤和补偿了吗？

　　他很想知道答案，可不知从哪里入手。

　　李树兹回忆，花园口农场的个别连队，作风不好，养有大狗，惹是生非，还常和当地农民打架。农民们怕得不得了，听到是知青，赶紧跑开，绕路走。

　　一次，一个走门串户小生意人走在乡下路上，知青碰到，让狗去咬。这人害怕，扑通一声，掉进水坑，出现人命大事。

　　事情传出后，村民们很生气，要找知青算账，而连队里的知青听说有架要打，也都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场面充满了火药味。

　　获知此事，李树兹赶紧坐车赶到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出动人马，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才得以避免。

　　时光追问

　　知青运动带来的人性善恶

　　李志明常感叹，因为自己的坚强，常年受批斗的他没有沉沦，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可自己的一些同学，却无法幸免。

　　由于当年连里的“2·17反革命事件（其实是学生罢工事件）”影响大，包括他在内，牵连的人越来越广。他回忆，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初的3年时间里，受到点名批判和不同程度精神伤害的男女同学有五六十人。

　　高压下，人性的恶总会放大。

　　他连里的顾建同学由于一些小错经常挨批，忍受不了，几次要自杀，继而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在逃离农场、流落社会后染上恶习，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也正是因为这些极端事件的出现，让他的回忆不仅仅是酸甜苦辣，还有更多的历史追问。

　　而40年后的今天，历史轮廓和前进道路渐渐清晰。

　　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既然上山下乡运动是计划经济体制酿成的一个苦果，那次“文化大革命”后知青返城又反转来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则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直面知青

　　应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过去

　　春节以来，在郑州生活的郑州知青们，以比往年更活跃的姿态浮现了出来。他们相约吃饭聚会，心情好的还浩浩荡荡向当年下乡地点进发。

　　这是一种忆苦思甜体验幸福的方式。

　　国内知青研究者之一的广东著名作家郭小东表示，“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一代。在他们的生命与经历中，有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这些词语，每个都是光环耀眼，不过光环也遮蔽了外人的眼。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知青作品或知青回忆实录中，很少看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对具体的事物酿成悲剧的个人承担的叙述。

　　“知青的个人记忆中，集体性地删除了由无数个人所构成的"运动"，如对老干部对老师对无辜人群的残害、对传统文化文物的践踏，而是轻描淡写地把罪错归咎于"以革命的名义"。”他说，知青们对此应有自觉的反省。

　　刘小萌也说，“文化大革命”中，当政者在农村推行的各种极“左”运动，多离不开知青的参与。尤其下乡初期，知青甚至扮演了运动先锋和领导的角色，使许多无辜农民受到了伤害。知青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对此是应该深刻反思的。

　　“"东隅已逝，桑榆未晚"。”李志明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过去，揭露黑暗、鞭挞丑恶，勇于修正错误，才能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拥有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

　　这是他重新走进历史的理由，亦是我们走近知青人物的愿景。

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