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程世清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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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也登载 于<随笔 > 杂志 2009年第二期上，但是比下面的版本略有删节。

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胡平


博者注：本文记载的是一段有人需要忘却、有人不愿忘却的历史。
作者胡平，南昌大学教授，上世纪八十年有作品《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子午线上的大鸟》、《井冈山，沉思的哲人》等著名报告文学篇章；九十年代后有：《禅机：1957》（上下卷）、《千年沉重》、《美丽与悲怆》、《战争状态》、《国家的事》、《心月何处》、《100个理由一一给日本也给中国》等主要著作。
胡平作品以记录时代史实为主，风格恣情豪放，屡获国家各类奖项，更受到读者的好评和思想界人士高度评价。
学者、作家兼具的胡平，数十年笔走龙蛇，却未开自已的网络博客，现遵嘱转载于本博，以飨感兴趣的网友和有缘者。鉴于博客发文字数限制，本文分两次转完。

一

1967年7月下旬，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他于28日赶到北京，受领去安徽“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其时，第十二军正驻守苏北地区担负海防任务。

在此前后，驻山东莱阳的第二十六军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中央调该军政委程世清去解决江西问题，要他速来北京领命。

李德生一行下榻在京西宾馆。程世清来京后也安排住在这里。那些日子，“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武汉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李德生《从十二军军管安徽的经历看文革大动乱》）

可以想见，此时，无论是李德生、程世清，还是日后接踵而来北京，领命去各省“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将领们，心中涌出一片迷茫的同时，也一定会升起一股天下板荡、疾风劲草的使命感。

在1967年那个空气里也在弥漫火药味的夏天，几乎前后脚入住京西宾馆的这两位将军，来自大别山腹地的同一个县——新县，巧的是还同一个乡。只是李德生比程世清大近两岁，其履历与战功也较程显赫。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中两人还难分伯仲，在解放战争以后，两人的距离有所拉开。1947年，李已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了上党、进军大别山、淮海等战役。 1948年在襄樊战役中，所率十七旅获记功奖励。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回国后即任军长。程任军级干部，比李晚了约十年。李德生明显进步在程世清前头的又一个佐证是，两人的藏青色少将军服在正式场合所佩带的三枚勋章上，有两枚是一致的，另一枚即解放勋章，李为一级，程为二级。

由李德生、程世清的履历里，还可以发现，李从未在林彪手下呆过。程的人生走向，则在两处与林彪发生联系。一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旅六八七团任宣传干事，这时，大约是他抬起头来看师长林彪，后者却很难给他打个招呼。再一处，则是在解放战争的尾声中，他成为第四野战师一个师的主政领导，这时对这个身板魁梧、脸上却白净得不像个军人，还有十几颗白麻子隐隐散布的师政委，作为司令员的林彪已经应该会有些印象，或许印象还比较深刻，因为他在苏联养病期间见过斯大林，后者的脸上也有一些这样的白麻子。

1967年的夏天，历史给了程世清一个机会；

或者说，中国的最高层，在1955年首次授衔的一千多位将军里，终于注意到了他，并使他与李德生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1967年8月5日22时至次日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这次接见中，程世清首次登场。

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1300余人。接见时在坐的还有程世清、杨栋梁。接见时，周总理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二、6011等部队将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第二十六军6011师属于济南部队。据说，当时全国有十大值班师，所谓值班师的要求是，一旦发生危情乱象，一个星期之内，部队能够到达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指定位置。作为北方甲种师，6011部队是其中之一，该师有18000兵员。）

三、中央决定由程世清、杨栋梁、陈昌奉（陈为长年驻南昌的独立师即6797部队师长，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笔杆子代劳的，他因《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一度在全国蜚声遐迩）、万里浪（“省大联筹”主任，江西省内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原代号为“320”厂的洪都机械厂工人，“文革 ”前在江西省内是颇有名气的工人诗人）、刘瑞森、黄先（均是原江西省副省长）等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组成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领导全省的“抓革命，促生产”。

随6011来江西的洛阳某军事院校的汝其，在抵达江西的当天及次日的日记里写道：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汝其《支左日记》 《天涯》1999年第一期））

那些日子，南昌市千千万万人家的心境，似雷轰电闪骤降时的牲口厩，真是一片牛惊马嘶！私为万恶之源的毛泽东时代，谁家能有多少财产？即使如此，也想着坛坛罐罐、箱箱柜柜得多找几个地方分散。少数人家有关系的，便赶紧将老人、病人送去外地或乡下。这时，风闻6011部队开进江西制止武斗，谁不奔走相告，惊魂甫定？一时间，如大旱之望云霓，小人国里猛抬头见了伟丈夫，“程政委”之称，在公元１９６７年南昌市流行口语排行榜上肯定排名第一。而且，直到次年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多的江西人，仍保持着这一满是敬仰且亲切的口吻：程政委怎么说，怎么说。

二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抓的几件头等大事之一，就是“三查”运动。（即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特务叛徒，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

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在全省境内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豫南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1949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教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

汝其的《支左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 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老杨负责统计每天各地报来的斗争对象自杀数字。他忧心忡忡拿着报表对我说，三次全会才个把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已超过五千，不得了呀!我说，我们的报表每天都上报领导了，他们是清楚的。

在“三查”运动的高潮里，随着程政委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深挖细找二、三线的敌人”、“再刮‘三查’运动的十二级红台风”……变成《江西日报》上赫然的通栏标题——

总共二十一万人的万年县，一下子抓出8107个“阶级敌人”。“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卫生院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当时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万年县志》1982年版）

在瑞金——“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1968年8月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汝其《支左日记》）

此外，汝其没有提及的是，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以“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为主的270余人和500余人。

历史让我们这样看到，从而一定会引起后人深深玩味的是——

“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的昔日“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在赣南的许多地方，恍如回到上世纪30年代红军被迫北上，国民党打回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时被称为“白色恐怖”，而现在的恐怖，则是“红色”的。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当代江西简史》）

“一打三反”按中央文件的原意，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可“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百姓风马牛不相及，而在一个全部商业活动几乎都被政府垄断了的国度，民间的“投机倒把” 活动，撑死了，也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就全国来说，“三反”并未成一个运动，“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

　 这“一打”与前些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明显不同，“一打”的打击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虽不是“文革”的产物，自从建国后疾风骤雨般清 算“历史反革命”开始，以现实言论、思想治罪的“现行反革命”就对应而生了。但就规模与力度而言，这是建国后最大的一次，也是最严厉的一次。遇罗克，就是在个运动里陷入囹圄的，他的“罪状”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书写十几万字的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江西，总算在当年的报纸上留有踪迹的几件案子是——

吴晓飞，1949年生。“文革”爆发时，刚从福州市第五中学转学到南昌市第一中学。 1968年5月6日，因其父吴亚雄（原南昌铁路局局长）被揪斗抄家，牵连抄出吴晓飞的两篇文稿。一篇是1966年10月开始写作的《论文化大革命》，称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又说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另一篇是写于1968年初的论述刘少奇一生功过是非的文稿，全面驳斥毛泽东强加给刘少奇的各项罪名，认为这一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两篇文稿迅速上报到程世清处，被其定为“全省特大的、罕见的反革命案”。5月7日下午，吴晓飞被捕入狱，连夜进行刑讯逼供。又将其全家拘捕审查，并牵连其亲友20余人，试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其父在逼供中被折磨致死。

1970年2月27日，吴晓飞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师陈耀庭、谢聚璋（女），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自1966年 10月至1967年12月，两人书写和投寄了10万多字的文章和信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表示强烈不满，指出已给和将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并为刘少奇等从中央到地方遭到迫害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鸣不平。夫妇俩先后于1967年12月和次年2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3月，陈耀庭被执行枪决。谢聚璋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死于劳改农场。

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作出为他们平反昭雪的决定，并授予夫妇俩“革命烈士”称号。

再一个是李九莲，1966年的高三学生，原赣州三中红卫兵“卫东彪战斗团”副团长。家庭出身工人，“文革”前任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部长。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道——?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 “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还在给男友的第一封信里这样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男友的名字叫曾昭银，当时是驻福建的解放军某部队的战士。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 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也是“支左”部队的一名副师长，不同意此意见，即去南昌，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匆匆翻了几页案卷后即说：“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地反林副主席，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程当即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上传达程世清的指示后说：“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称“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程世清的定性和干预，多少“先承旨意”：李九莲的遭际，不过是日后造反派、红卫兵命运惊天逆转的前兆。当然，也标志了其中的一切怀疑和叩问者，与他们早先雀跃投入的“文革”的彻底决裂。

遇罗克、吴晓飞、李九莲，都是“思想犯”，或者干脆说是“良知犯”。倘若说有所区别，遇罗克还有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在公开卖的小报上，一时洛阳纸贵，满国传抄；吴晓飞既然写好了两篇“反动”文字，早晚可能投寄出去，或张贴去大街上；但李九莲案发时，只是将自己不合时宜的某些想法，写在了日记和给男友的信件中。

李九莲一案表明——在1966年炙手可热的“红八月”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盛极一时，你的出身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可到了1970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则不管你血统如何，只要你有被当局视为异端的思想，就可以治你的罪，杀你的头，而且，一切经过堂而皇之的法律程序。按照古人的说法，这便是“诛心”，哪怕是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亲友间的悄然私语，都得一网打尽，无所逭逃。

1977年，始终不承认罪错、并以绝食相抗争的李九莲，经两次加刑后，终被认定十恶不赦，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与她同时被处以极刑的，还有因同情、支持她，并怀疑那个十月胜利的小学教师钟海源。

如果说程世清仅仅是个善于破坏旧秩序、旧世界的革命者，那显然是不全面的。他还是个对建立新秩序、建设新世界充满激情与创意的人。

在新秩序的建立上，程世清最出色的举措，就是将江西整成了一个兵营，军队的建制在赣鄱大地上全面铺开，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了。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下属二十几个团，一团是赛湖农场，二团是芙蓉农场，四团是珠湖农场，八团是恒湖农场……在整个不沿边的中国中部地区，只有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备战备荒”的旗号下，城市各方面大规模地搬迁——

南昌大部分工厂搬去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程世清宣称要在此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子里，既没有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里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班，就靠挤刚开出的十几辆公共汽车，好几次挤死过人。开始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一下垮下来，压死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开工了，拉起人马，敲锣打鼓向省革委、市革委送喜报：“××厂投产成功！”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张喜报，城里总有过节似的热闹。

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另5所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自1968年8月起，四个月里，全省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落户的已有98610人，同时有87所中学由城市迁往农村，计有学生35240人，还有5000余名大学生下乡当普通农民。加上随父母下放的知识青年，总数达20余万人。（1968年12月24日《江西日报》）

城市居民也下放，每天都有几百辆从各厂矿机关调集来的大卡车出发，主要下放地是奉新、靖安两县。虽然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下放人员中鲜有在城里吃闲饭的，多数人是合作商店的从业人员，个体商贩，以及手工业者。程世清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 “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程世清说过一句在江西几乎妇孺皆知的话：“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

于是，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纷纷上马。在所有的工业产品中，他最青睐的是汽车和拖拉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69年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程世清亲自以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命名了新成立的汽车制造厂：“黄洋界”，“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何止这五家汽车厂，先后有15个汽车主机厂、 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参战”，其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

将军走到哪儿，都是战场，将军出口即是命令。程世清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一律要种矮杆品种。千百年来“鸡鸣早看天”，现在全省农民都看程政委的脸下地，他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将军见什么，什么都是可以裁决成块的兵营。1969年冬，程世清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不久，又指示“新农村基本建设模式”——“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在将军的一双疾扬不止的大手下，江西的山山水水像面团一样被搓揉，被挤压，即便是鄱阳湖上饱经风浪的老麻雀，也会心力交瘁……

看着脚下一个个战役，如同新春的爆竹一样砰砰然炸开，他大约有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感觉。程世清的膨胀感，给1969年10月间先后下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毛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父母亲到步校後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後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

陈云的秘书在回忆录里，则有较详细的描绘——

当天下午4点多钟，招待所的一个工作人员急急忙忙来通知说，省委书记程世清来招待所看陈云。话音刚落，程世清就到了。我们对于程世清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来访的作法，心里有些不快。看到他要和陈云说话，我们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程世清走了。

第二天上午，陈云在院内散步时对我们说：昨天程世清来批评了我，他说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他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即国家不进口，由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我问他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的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我没有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我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以后的事实，果然验证了陈云同志的话。(肖华光《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

整整过了十年，陈云对程世清的一番话仍记忆犹新。

1979年3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陈云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说：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搞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交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

“军管经济”，或者说“将军们管经济”，在江西，使国民经济受到极其严重地震荡与破坏。

以工厂大规模搬迁而言，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去了湾里、石岗的，虽然投产捷报频传，实际上却没有一家厂具备了开工的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他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至于几年后许多厂子又不得不迁回城里。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万吨。

以汽车、拖拉机的“大会战”为例，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起宏图”——这种走起来“突突突”乱叫、还一路冒黑烟的车子，由原来的板车工人开着，更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成为当时全国没有、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

在农业和农村建设上，所谓“一化带七化”、“八字头上一口塘”……这些喧嚣一时的话语尘土，也未能在江西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相反，放眼望去，许多地方是劳民伤财的后遗症，一片民不聊生的常叹息！

三

程世清日后政治上的折戟沉沙，乍看上去，只怪他在中共“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觉悟不高，或者说在与林彪的关系上拉捏不当。

有两件事影响很大。一件是1967年7、8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一文。该文让世人在知晓林彪统率三军、力拔山河云飞扬一面外，又了解了林彪在生活上的另一面——其朴素澹定，几近一名古井无波、怀抱静气的清教徒。此文发表后，在国内有相当多的报刊转载。

再一件事是，程世清花大力气抓了井冈山形象的打造。

1968年春，根据他的指示：“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的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以专题来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于是，“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

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抹煞了；

有关红五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在1929年1月红四军的一张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四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四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

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身为军长的朱德，常常和红军战士们一起从宁冈挑粮上山。战士们不要他挑粮，两次拿走他的扁担，他就在第三根扁担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字，示意不准战士们再拿走。这是一个建国后便写进了小学课本、在一代代孩子们耳朵里起了茧的故事。然而，这样一条扁担，也被进行了“ 技术处理”，作为实物，它被撤走了，在一幅油画里，却成为另一个人手上的道具——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挑粮在此小憩的毛委员、林彪，与随行的军民们热汗洒云天，谈笑落寰宇。由此，坊间有了“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的一个笑谈。

著名的“朱毛会师”，被篡改在油画《井冈会师》里。这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着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

陈毅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1968年冬天，程世清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茨坪纪念馆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它们与其他地方的火炬一起，形成了井冈山上的一片触天火海，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革命人民最大的真理。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

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仿佛在追忆着往日的烽火硝烟。他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 。

　　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

　　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阙《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此时，属于自己的一首诗，开始在林彪心头涌动：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壮志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喜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三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阙《西江月·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1974年6月15日，《江西日报》发表署名为红长城的《评反动文章〈作客〉》。即1967年8、9月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 ——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在此前后江西的报纸上，程已被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

其实到了这时，程世清已失去自由之身两年多了，他是1972年6月28日被中央隔离审查的。据说，中央先通知免除程在江西的职务，要其速来北京。那天上火车时，他还是包厢，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一出北京站，一辆北京吉普迅速靠了过来，下来几个军人，其中一个说：程世清就交给我们了，你们可以回去。程世清因为精血饱满一向如上了釉彩的脸，一下暗成千年的陶器。

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他曾与姚文元、刘丰、王秉璋同居秦城监狱一室。他日后说起姚文元：“只知道看书，有时也下下棋，但什么话也不说。他是个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听了康生、江青的话。”（吴东峰博客《野半庐》）

比较权威的说法有，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

“程世清……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之後，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

又提到“1972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在赣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水陆两用车’的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现在来看，在程世清的命运上，或许有些被人播弄的成分，但却是他自己给人提供了播弄的条件。在那些满耳皆是谄词、满眼皆是锦绣的日子里，用“得志便猖狂” 这几个自古起便用熟了的字眼，放在程世清的身上，还是比较合尺寸的。在坊间，至今还有他的一些段子在口口相传。

有一个说的是，一次出巡，在快到了乐安县城的路上，程世清的小车要超车，司机按了几次喇叭，前面的一辆车却没有让开的迹象，程骂咧咧了：王巴蛋想死呀！他的警卫员立马拔出枪来，对天“砰砰”几枪。前面的车子很快就像打断了脊梁的狗一样，趴在路上不动了……到了县城，程对迎来的县里一班头头吼道：什么“乐安 ”，老子既不乐又不安！

倘若说这个段子不便查实，那么，下面这件事，则是白纸黑字，板上钉钉——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有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在班上介绍一下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多名老干部参加，其中有30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的发言也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认为让我参加这个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军侧记》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在文中，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写得颇为克制。论军衔，萧克是1955年首次授衔的上将；论职务，他做过国防部副部长。可据刘俊秀的公子刘东林先生日后告诉笔者，当时程世清打电话给他父亲的原话是：怎么搞的，你把“三反”分子萧克、刘型赶快给我赶下山！

萧克、刘型两人，都是参加了井冈山斗争的老干部，后者还是当年黄洋界保卫战中的连长。在井冈山的学习班上，他们都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大量党史、军史遭篡改表示强烈不满。

一段时间里，与程世清总要突出林彪、同时也总想靠上林彪截然相反，他的老乡李德生似乎有一种天生与林彪绝缘的能力。好容易有一条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机会，可几年下来，程与李的境遇更是判若云泥。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和赏识。

1969 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调北京后任军委办事组成员，无论就其工作性质，还是所属领导关系，比起程世清来，他有着与林彪接触的大量机会。虽然，他是“二野”出身，过去从来没有在林彪的手下呆过，但比起在林彪麾下有过两回短暂经历的程世清，他更容易让自己和林彪的关系热气腾腾似刚出笼的包子。事实却是，在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军委办事组里，他始终与林彪器重的这几员大将坐不到一块，与林彪也从未建立上下级关系之外的关系。

如果说，程世清是游走朱门，趋时邀好，李德生则是自守寒舍，桃李不言；如果说程世清像夏日的荷塘里跳来跳去的青蛙，一只扑腾树影的老猫，那么，李德生则是荷塘里饱满沉思的莲蓬，有着异常复杂结构的中国现代政治土壤上的一株成熟了的高粱……

1970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恢复职能后，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大约在程世清被隔离审查前后，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 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在八大军区司令员都到场的一个会上，已经目光漶漫、老态毕露的毛泽东，喁喁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四

如果说程世清在与林彪的关系上拿捏不当，那么，在对待下放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态度上，他大体上还算以礼相待。

从毛毛的回忆录里透露出，到江西後，邓小平可以与四散在各方的儿女通信。夫妇俩的工资一直照发，按说是不缺钱的，只是因为牵挂五个孩子，其中大儿子病瘫在医院，无任何经济来源。小女儿和小儿子均在农村插队，两人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劳动所得维持，却无力添置衣物，更没有回家的路费，故二老的日子过得颇为节俭。此外，笔者还听说的有，邓小平仍可以买“中华”烟，只是他抽得少，有时一支烟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冬天南昌太阴冷，常常到了周六，就安排邓家去市内最好的江西宾馆洗澡。

又据一位当时给南昌市委某副书记做秘书的同志回忆，在江西时，邓小平、卓琳常去医院，卓琳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每次去医院都得花上几十元。有一次用去一百多元。现在进医院花去一百多乃至几百元太平常了，而在三十多年前，这绝对是个大数目。主管报销的人感到为难，他请示了副书记。副书记又请示了上面，上面的回答是：邓家的医药费花多少，报多少，没有限制。

生活上安顿好了後，按照周恩来的交代，邓小平夫妇开始了每日半天的劳动。经过多次勘察，选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离所住的步兵学校仅一公里。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罗朋，抗战时期是邓领导下的冀鲁豫军区一名干部，在太行山曾多次听当时的政委邓小平作报告。解放後，罗朋曾在北京公安部任副局级干部，1959年反“右倾”时，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江西，“文革”中辗转到了这个小小的县级厂。省里交待，要绝对保证邓夫妇的人身安全，不许发生围观揪斗，有事直接向省革委会保卫组报告。并强调邓小平夫妇年纪大了，活儿不能太重，派些力所能及的即可。接到指示後，罗朋在厂里迅速召开支部会，在全厂做了布置，又专门安排了一间小屋，准备邓小平夫妇休息。

1969年11月9日清晨，邓小平夫妇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後，一起出发去工厂劳动。他们身着新的自备工装，脚穿草绿色军用胶鞋，从一扇小门跨出小院，走上了红色的沙石路，“放眼望去，是田野，是收割後的稻田，矮矮的稻茬在湿润的泥土中直直地立着，等待着翻耕。蓝天、白云、绿树、田野、周围的景物，每一样都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可亲可爱。自‘文革’爆发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着出来，走到‘世界’上来，走到大路上来，去劳动，去‘ 上班’，去和世人接触。在禁锢了三年之後，这种感觉，无异於解放，无异於新生。”（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二十多年后，正是这条红色的沙石路，因贯穿着中国由崩溃边缘走向新生之途的最初思路，而成为闻名中外的“小平小道”。

比起邓小平的情况，陈云的景遇就更好些。

鉴于程世清在江西的大权独揽，以及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特殊身份，后者在江西的景遇如何，肯定直接取决于前者的态度。虽然坊间有传说程世清曾当面叫邓小平向他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邓当场以“我写信给毛主席直接汇报”顶了回来；他对陈云也有过夸夸其谈，其志得意满状，恍若时下某些放屁都能打得出金屑子来的暴富人物，但总体上，程世清对这两位决定着“文革”后中国面貌与命运的最重量级人物，不但是客气的，而且加以了妥善的保护。

他们的子女也得到了相当的照顾。一度沦落在京郊清河福利院的邓朴方，被允许接来南昌。原在陕北插队的邓榕（毛毛），成了“文革”中江西医学院的首批工农兵学员。邓质方和陈云的第二个儿子陈方，则进了江西工学院读书。如今这两所高校，早已并入南昌大学。

这里首先起作用的当然是周恩来的指示，然而周的指示在“文革”中就能一句顶一句吗？

据说，1972年6月收审程世清时，程高呼：我不是林彪余党，我有功于毛主席！到了1978年10月，他被送进秦城监狱时，他新添的理由则是他礼遇了邓小平、陈云。

1982年7月到1987年期间，中央对“文革”中犯有错误的将军们陆续进行了处理。

在监禁近十年后，1982年1月程世清获得释放。走出大牢前，向其宣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８２）军检免字第７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全文如下：

　　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程度，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程世清犯有以下罪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告人程世清在济南军区任二十六军政委期间，串连他人联名写材料，诬陷许光达同志“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林彪很赏识。于是便决定对许光达进行专案审查，使许光达同志惨遭迫害。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 转引自余汝信《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

同年３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程世清退出现役，每月发200元生活费，政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982年11月6日，又给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程世清不能不感激涕零，邓小平时代比起毛泽东时代在实事求是上有了突出的进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何牵连，《免予起诉决定书》只字未提。只字未提，便意味着当年黑压压如无数乌鸦聚在头上的一顶帽子，已一扫而去。何况这一当年的“惊天大案”，已招致历史学家和有心人越来越多的审视。感激涕零之余，肯定程世清心里也不舒服，好像阳光在他脸上灿烂了一阵，倏忽间又飘过来一片乌云。
“‘诬陷许光达’的问题，源自1963年夏公安部关于许光达其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事给装甲兵政治部的一份绝密通报，时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经请示作过处置。‘文革’期间，旧事重提，程世清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联名去信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和代总长杨成武反映此事，信中内容涉及许光达本人。当时有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同时抄送林彪办公室。”（ 《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

他以为自已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而且有事实根据，不应构成犯罪。起诉书上出其意外地写上这条，他大概觉得，不过是证明虽然“林彪死党”的指控给否了，当初抓他却并没有错，如同在不再搞极左政治的今天放了他，也是对的。

有权力时，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有在失去权力的时候，才可能会去想：怎么权力总是等同真理，总是无往而不胜呢？

笔者不禁想，这个时候，如果中央再启用程世清，并派他回江西主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会怎么做呢？

五

在福州，有一深宅大院，名“ 半野轩”，为国民党时代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出狱罢官后，不愿回南昌，经安排住此院一角，改名“野半庐”：“背街面湖，闹中取静，香藤怪石，大有幽意，白日弥望碧波荡漾恍若舟中，夜晚隔岸灯火璀璨不觉城里。将军苍颜白发，布衣素食，隐于此，钓于此，醉于此也”。

自由后，就“诬陷许光达”问题，程世清一直在多方申诉，但均不得要领。他像是逐渐看开了。他的一个曾在部队文工团呆过的女儿嫁给了日本人，异国女婿对他应该还不错。有去福州看过他的人回来讲，他指着家里一堂并不落伍的摆设，对来人有几分自嘲地说：跟着共产党一辈子，终究老来没靠着党，靠起了日本人……

他开始潜心学画。“将军作画喜以白布代纸，风鸣树偃，奇松怪石，飞禽走兽，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于画。笔意奔放，如哭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其画面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其胸中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以上均见吴东峰博客 《野半庐》）

　他还是无可避免地回到了南昌。

2008年9月6日，本地的《江南都市报》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程世清，1918年7月出生，1929年7月参加红军，193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29日病逝于南昌，享年90岁。

在灵柩里等了110天的程世清，在9月20日这一天，等到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由百度或GOOGE点击“程世清”，均可进入挂有这个仪式现场录像的“优酷”视频。从视频里看到，仪式在南昌殡仪馆举行，到场的约有300余人。除极个别现任官员，程世清亲属及其早年战友、部下，大多数人来自南昌市郊新建县大塘程氏宗族。据称，程世清上十代的老祖宗，由此迁徙去了河南。仪式由程世清的长子主持，程氏宗亲代表致了悼词——

……世清公主政江西工作期间，走遍了江西的山山水水，以杰出的勇气和才干，推动了江西的经济和建设的蓬勃发展，工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江西的知名度在全国迅速提升……

所有这些，无不凝聚着世清公的智慧和心血，是世清公留给江西的丰碑，也是江西人民怀念世清公的口碑。江山无语，赣水呜咽……世清公带着赤子情怀离开人世，我们将永远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缅怀他坚忍不拔的气概，缅怀他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大家风范，缅怀他的胸怀宽广和忍辱负重……

世清公的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程世清亲属和程氏宗亲代表，分乘大小十辆车，前往护灵。车队经南昌市委、市政府所在的红谷滩新区和新建县城的主干道，灵柩暂厝于西山别墅。在浪涛拍岸般滚滚的哀乐声中，录像配音深情款款地叙述：程世清灵柩所过之处，群众无不夹道欢迎，脱帽致敬，祝将军一路走好……

网上，还有署名“战士白首闲士”献给程世清的一副挽联：

为官也磊落为民也磊落生死福祸磊落以对天地可鉴此公磊落雄风犹猎猎

在凡还冤屈在仙还冤屈是非功过冤屈相加中外有知斯人冤屈阴云何漫漫

恍如隔世……

今夕是何年……

一段人神为之共愤、风云为之变色的长长岁月，就这样作了大大的删剪、屏蔽，好像那场“文革”和本文中所写到的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去城镇里正被大规模拆迁的地段转转，在那些残檐断墙里，或许你还能够看到旧时的堂前燕子，在檐下迟迟不去，一只不能被主人带去高层公寓里的猫，在墙角下久久徘徊……

难道人类在拒绝遗忘、留存回忆上，真的还不如动物？

也不尽然。在江西，在今天50岁以上的人，只要提到程世清主政江西的日子，少有人不为之动容的，甚至感到那近五年飞腾的尘埃，至今还落在自己肺里隐隐作痛。从回顾“文革”的角度也好，从清理个人、家庭的命运的角度也好，对许多江西人来说，程世清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程世清的罪错功过，及其他在江西主政五年所折射出的军管年代，在主流话语里，从不见交代，更遑论清理。对于这场颇费心思、闹出不小动静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挂在了国内最大的资讯网上传播，亦不见有关方面予以一个正式的说法。

含混。麻木。回避。沉默。

对既往年代里民族巨大创痛的回避、沉默，与现实生活万丈红尘中的蜂拥，嘈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无比鲜明的反差。

在美国，“二战”纪念，“韩战”纪念，“越战”纪念，马丁·路德金遭暗杀纪念，“人权之母”诞辰纪念……

倘若说，美国人什么都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这个国家不愉快的过去；那么，中国人看上去对诸多历史事件都保持沉默，乃至麻木，这是否意味着许多国人的心中，其实却有着一个放不下的结？


2005年11月一稿

2008年11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