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清河 --- 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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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记：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瞭望东方周刊2010013期封面

“飞地”清河
--- 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


清河农场政治进化论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经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被安排居住的是铁窗监房，一切行动都须依循各项纪律，整个训练大队形同监狱。“上当了！”特务们陷入恐慌。

“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私底下，特务们认为这是“变相集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凤来说，国民党特务们幻想轻松通过集训，继续做官，未免过于天真。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凤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且互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这一文章的精神，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押解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此时，寒风席卷大地，这里除了白茫茫的积雪和盐碱，只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红蒿。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名押解到这块远离北京的蛮荒之地，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力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100多人，干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五六名小队长，每人配备一支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难。建场初期，这块盐碱地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 农场干警和敌特人员只能一起搭席棚子。缝子都有一指宽，大风不停地往里灌。

敌特分子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一位军统特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荒漠席棚，风雨不遮，一日三餐高粱米，名为管训，实则受难，晚间肢体疼痛，辗转不能成眠……”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官富子弟、大学生。“说实在的，因为咱们掌握政权了，所以才管教他们，要是论文化，咱比不了人家。”后来当了清河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水平。“尽力争取，提前释放，毕业之后拿薪金”的呼声，使得历史反革命们的情绪空前高涨。

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被其他特务告发。同月，军统塘大分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亦被告发。后杜锡进再次潜逃，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当时的清河农场，识字的干部就没有几个，更不用说熟悉法律的。而判决程序一般都是由清河农场管教科写出建议书，由北京市法院最终核准盖章、下达。

1950年~1953年，作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大镇反”拉开帷幕。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从茶淀车站拉到北京。

“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初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专政机关的性质鲜明，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
实有犯人曾经为“零”

“革命需要”在1957年之后愈发强烈。那一年，又一批“专政对象”被送入清河洗涤罪恶，他们被称作“右派”。清河农场首次分五批接收了3000多名“右派”。

此刻清河农场内部早已滚动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成分复杂。院内的人是服刑人员。而院外的人则要丰富得多，一部分是干部职工，而另外一部分是“就业人员”（这里是指刑满释放后的“留场就业人员”，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

再加上干部职工的家属子女，就业人员的家属子女，清河农场最多的时候能分出九种不同成分的人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度被戏称为‘清河国’。”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

与国民党特务被押送清河的情形类似，这些“右派”大都是从北京坐火车到茶淀，“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乘客，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右派’。”只是，当他们走出车厢，看到的不再只是莽莽荒野。此时，清河农场四周岗哨林立，不远处还有一支支马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纵横交错的岗楼和铁丝网之外，那时的清河农场是“绿野平畴、水渠纵横、房舍叠起、鱼肥虾鲜的‘北国鱼米之乡’”。“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些都被1958年到1977年的自然灾害、浮夸风、‘文革’、唐山大地震，毁坏殆尽。”卢凤来说。

从1959年开始，与全国其他农场一样，富足的清河农场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量。“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新中国初步恢复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人陷入饥荒。

1960年前后，全国饥馑，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从1957年底开始，每个犯人的月定量由45斤降到了21斤。

随着灾荒严重，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秆、榆树皮、稻草，以及其他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北京市监狱劳改志》记载，1960年，因饥饿而浮肿的犯人数以千计。

灾荒带来了平静，“大跃进”的锣鼓平息下来，这是一段罕见的没有政治运动的日子。“右派”们不止一次看到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不胫而走。

这是“右派”们被劳教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但这一切很快成为幻影。1966年“文革”发动，“这一次，整个清河农场都被打散了。”王金亮回忆说。

1967年1月，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到清河农场夺权，成立了一个“革命办公室”，把当时的清河农场领导挨个批斗一遍。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了一个月。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清河农场的党政大权。

清河农场进入了军管时期，一个分场一名军代表。在“砸烂公检法”的指导方针下，军代表一年多时间内就在清河农场揪出了所谓现行反革命134人，其中清河农场干部84人，工人50人。整个“文革”期间，清河农场有530名在职干警受到冲击。随后，这些人被揪斗、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遣送回乡，有的被下放农村。

1969年，军代表对当时清河农场所管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战备疏散，在38天内，将13000多人疏散到了河北、山西等25个省区。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 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此时，绝大部分劳改干警也被遣散到北京周边县区劳动。

直到1976年，老干警从北京周边县区逐渐调回，清河农场的“元气”才慢慢恢复。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在建国30年后终于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或许是“文革”后遗症，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突出问题。1983年7月，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指示“从重从快从严”，“严打”由此拉开帷幕。

还在艰难恢复过程中的清河农场，用它那颤巍巍的老监舍，再一次接受了一大批“严打”所收押的需要“洗涤罪恶”犯罪分子。

如今的清河农场还残留着几处当时的老监舍，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废弃的乡镇工厂。那围墙的墙体并不高，厚度也只有一砖，倘若没有墙上架设的铁丝网，你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关押罪犯的监狱。

“当时的老监舍围墙只有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年，玉米、高粱等高秆农作物长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风险很大，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经挖到大墙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此时清河农场的犯人与以前收押的两批“知识分子”已然不同。“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这批犯罪分子不可能学到文化，法纪观念也很差。“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辈清河干警比较怀念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整个80年代，上级对清河农场的要求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但1983年“严打”刚开始一个多月，清河农场已经人满为患。

当年9月，根据司法部向西北调运犯人的通知和劳改局押运犯人的工作方案，清河农场将700多名犯人押运至青海西宁。同年10月20日，清河农场又将720名犯人遣送至新疆。如此大规模、长途押送犯人，在清河监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遣送犯人去西北的列车都是绿皮火车，车窗用钢筋焊着栏杆，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警察站岗。”崔乃贵回忆说。

清河农场随着这次运动再次恢复生机，清河中学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届毕业学生加入到监狱干警队伍之后，清河农场的干警数量稳定，也适时满足了对全北京市一半多罪犯的管理改造工作。直到现在，清河农场常年在押犯人数仍然占北京市服刑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如火如荼。刚刚从北京市公安局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与改革的重任，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而他发布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光头”。

“好多人不同意！”魏相如回忆说，一直以来都是给犯人剃光头，他们认为这样容易识别，便于管理。而在魏相如看来，“靠剃光头来识别犯人，不是根本。”
他的改革有了些人性化，“但还不敢讲以人为本，只能讲人道，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仍然还在。”魏相如说。

魏相如的“不准给犯人剃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我讲了一年多的道理，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魏相如非常恼火。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他们直接回家过年。北京市公安局对此顾虑重重，害怕给北京的治安带来麻烦，但魏相如没有给他们讨论的机会。“我就说我在搞试点！”

魏相如认为自己这个试点是根据社会学、心理学而来，并不盲目。“有家里人作担保，犯人回到家，街坊邻居都来看他，他还能把人扒拉开，出去干一票？”如今24年过去了，这个试点运行完好。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踩着脚印走，那还怎么改革。”魏相如说。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结婚。为此，他亲自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协商。“他们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这么做，我说也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我这是做试验。”

从劳改农场步入“监狱”角色的清河农场，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整个80年代，改革空气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1986年底，清河农场主抓管教工作的政委邵义山、陈祉盯上了调查中得来的两个事实。

---韩某，一名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释放后回到北京，原单位某玩具厂却不肯接收。在当地街道推荐下，韩某参加了招工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而当他拿着录用通知来到某变电器厂报到的时候，却被婉拒，原因不言而喻。

---1985年和1986年，北京两个城区释放的近千名刑满人员中，有15%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无业游民。有人闲居家中消沉度日，有人重操旧业违法犯罪。

清河农场离北京180多公里，有些干警甚至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城，监狱与社会的隔绝程度可见一斑。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监狱从来都是与世隔绝的。如果遇到一位服过刑的人，人们多会投以异样的眼光、甚至歧视。

一个在当时特别大胆的设想开始实施---监狱要走向社会。清河农场与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门头沟区政协签订了“帮教协议”，犯人改造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任务。

魏相如对此大加赞赏。1988年7月7日，他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司法部部长请到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约活动”---北京市18个区县全都与劳改局签订了“帮教安置协议”。

“当时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监狱改造工作，特许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区的帮教和安置工作达不到指标，即便其他方面工作都好，也不能评先进。”魏相如说，这被司法部称为“北京模式”，轰动了全社会，司法部也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全国。

从“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新的监舍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个监舍30余平米，住着8~12名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这就是现代化的监狱。从上世纪90年末开始，司法部提出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清河分局开始大规模调整监狱布局、实施监狱改扩建工程。到2004年8月清河分局监狱布局调整工作基本完成，由原来16所监狱合并搬迁进目前5座（另有第六座监狱正在建设之中）现代化文明监狱。

反革命的罪名早已消失，现在关押的主要是刑事犯。清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实际上，这里已经是一个特殊的监狱群，是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半壁江山”。

这个偏远的“小岛”，早已告别了农业改造的时期，犯人劳动不再出监，监狱干警不再是“劳改干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人民警察---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劳改农场成为历史。

中国开始提倡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开始注重服刑人员的心理转化和改造，着眼于服刑人员在服刑期满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

在与西方现代监狱的交流过程，中国的监狱也在摸索自己的道路。相对于短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工作史来说，西方已经有了丰富而系统的经验。但魏相如不认为可以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有些经验可能永远都不能学。”魏相如说，虽然一些西方国家自认为他们的监狱理念先进，但社会制度不同，法律背景迥异，有些所谓的“理念”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国外居然有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坐监的惩罚方式，这在魏相如看来不可思议。

按照他的理解，西方的那些做法已经使监狱的性质变了。“监狱首先是惩罚、是刑罚。但不是简单的惩罚，而是在惩罚过程中对犯人进行各种教育改造，包括政治、法制、劳动、技能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基本原则。”魏相如说，西方是不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

清河农场走过了60年风云。在相当一段时期，专政观念致使所有到大墙里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罪犯，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而专政管理对象只能遵循一个规律---我说你做，只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由于监狱是专政机关，这种性质更加强烈。

然而，1994年《监狱法》的出台，直接改变了清河农场的行刑理念，监狱的刑罚特征逐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是“报告警官”。当然，清河监狱60年的变化绝不仅仅止于此。

监狱经济自觉史

上世纪90年代初，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要迟发一个季度。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签约的时候，郭俊强的腿有些发软，“这单位招聘怎么这么简单？”那是1996年，郭俊强刚刚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想来吗？”招聘人员说，“想来就没问题。”

郭俊强十分诧异，应聘一名警察可以这么宽松？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单位介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确实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家境贫寒的郭俊强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机会。

此时，郭俊强对监狱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对“新中国最早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更是闻所未闻。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在上演“孔雀东南飞”的热潮，南方的经济活力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刚刚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郭俊强，内心一直向往去福建厦门。不过，首都北京的吸引力同样巨大。

郭俊强没有想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并不在北京市内，而是在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东部郊区，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繁华大都市，而是一片比农村还要荒凉的盐碱地。

1996年7月10日，郭俊强到清河农场报到。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就连来自河南农村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还会有这么艰苦的地方。眼前是一排排70年代建设的低矮红砖平房，屋内地面返潮厉害，蚊子横飞，再加上年久失修，许多红砖房屋顶漏雨。
郭俊强签约以来积聚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到达清河农场的第一夜，他喝醉了。他并不知晓，在南方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正是整个监狱系统最艰难的关头。

农场机关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其实，郭俊强的经历并不算清河农场招聘史上最离奇的。1995年，清河农场在内蒙古招聘大学生时，招聘人员甚至问出了“假如三个月不给你工资，你还会不会来”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考验应聘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真的要迟发一个季度，1月份的工资可能在4月份才能下发。清河农场机关甚至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有时候我们发工资要到宁河县去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回忆说，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天你看到的就是带着草帽的警察与带着镰刀的犯人下地劳作，那场景十分怪异。”王金亮说，清河农场的干警们都被称为“农民警察”。农场生产的粮食先是交公粮，毛粮交给国家，然后监狱再去买成品粮。

除此之外，清河农场还有造纸厂、机械厂、粮食加工厂等几家工业企业。但改革开放之后，监狱经济的政治优势逐渐丧失，政策保护、减免税收……一把把“保护伞”被收了回去，只剩下了廉价劳动力（犯人）。清河农场几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都濒于破产。与绝大多数监狱一样，清河农场也走向了来料加工的道路。

八九十年代，清河农场所有的监区都跑出去联系项目，所有监狱长的精力都放在了生产上，干警的工资和奖金、犯人的饮食，都需要经费，创收一度成了监狱工作不得不考虑的要务。据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统计，最多的时候一个监狱大概一年有100多个项目，整个北京监狱系统同时在监狱进行的项目最多时能有90多个。

虽然整个首都监狱系统的干警都在努力，但监狱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监狱干警们拉来的项目附加值极低，就是一些诸如给集邮册里边贴邮票，糊信封，糊纸袋，包一次性筷子等等。犯人们辛辛苦苦一整天，人均也就能挣一两元钱。

“为了生存，社会上不干的活，监狱得干。”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魏相如说。迫于生计，监狱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拉一批犯人去装卸火车。“警车的铁窗户一拉，犯人就散开了，根本无法严格监管。”犯人逃跑时有出现。

“90年代中期以前，清河农场一年跑十多个犯人是常事儿。”王金亮说。整个90年代前半期，抓逃基本是清河农场的首要任务。但那时残破不堪的清河农场不但关不住犯人，连监狱干警都难以留住。

监狱大都远离城市，尤其是清河农场。这种布局从清河农场的第一代起，就在农场职工干警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然是北京人，但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直到90年代末，有一些清河农场干警第一次到北京城，都会专门找一家西餐厅吃一顿传说中的西餐。

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中，监狱系统却接连数月发不下工资，其吸引力可想而知。整个北京监狱系统每年都会有100多人要求调出。“你想啊，外边的经济红红火火，不少监狱干警的同学朋友都成功了，在社会上混得不错，监狱系统却只能是背负巨大的基本经费欠缺压力，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怎么可能稳定队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回忆说。

监狱警察无法安心工作，人心思走，设法调离的现象愈演愈烈。监狱系统只能靠政治手段硬捂着，不给档案，不办调离。

但即便如此，大多数干警仍然千方百计想离开监狱系统，有些人甚至抛弃档案，下海创业而去。1992年，由于要求调离的监狱干警实在太多，并且不停向北京市监狱局打报告，北京市监狱系统决定放开试一试。这一年，北京市监狱系统一下子走了数百人。当时，监狱与劳教并没有分家，北京监狱系统干警总数有8000人。

包袱重重的小社会走不动了

清河农场也曾经富裕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河农场曾经被称为“北国鱼米之乡”。“螃蟹满地爬，晚上到屋外用手电筒一照，就可以拾上一堆螃蟹下锅。”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崔乃贵回忆说。而清河农场自己培育生产的小站稻、玫瑰香葡萄更是在北京城拥有极高知名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劳改产品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监狱的劳动力优势明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河农场办了砖厂、米厂、面厂、造纸厂……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还属于北京市公安局，许多公安干警也都自愿去清河农场工作。

“‘文革’前，一个造纸厂就能给全清河发工资。”王金亮说，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再。“文革”后，清河农场的经济一直捉襟见肘。这里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实际上，在北京市监狱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看来，清河农场生产粮食的成本应该比农民生产成本还要高，整个监狱运转的成本都在里边。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包袱。

清河农场的社会包袱并非一天形成。当第一代清河人艰苦创业的时候，这个小社会就逐渐形成。随着农场初具规模，干警、职工的家属来到农场，同时农场刑满释放人员也被留场就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人口就聚集在了这里。

尤其是1978年，由于清河农场干警大多来自农村，多为部队转业，作为当时吸引干警的一项特殊政策，清河农场可以让两地分居的干警把家属接来，这样导致一大批农转非的干警家属子女等待农场解决就业、就学问题。清河农场不得不办起社区、工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等。这是当时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自然产物。

直到现在，清河农场还有一些社区，都在原来的监狱旁边，俨然一副小城镇模样。“也不是监狱愿意办社会，因为需要，但没人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任启才说。有了居民家庭，也就有了生活问题、工商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那么也就得有工商、邮局、银行、公安、法院、检察院……而这些农场办不了，都是北京市派驻过去的。一个小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问题出来了，监狱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很艰难。可是这些需要养活的还得靠自己来养活，就连子弟学校经费开支、老师的工资、学生的书本，都要靠监狱生产创收。”任启才说。

而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化，清河农场的企业与农业生产却严重受挫。体制变了，农场周边的农民自由了，他们也开始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效率的提高使得市场上的农产品逐步出现过剩。而需要葡萄作为原材料的酒厂等企业，也不再以国家统一价格收购。农场的经济作物积压如山，甚至一度包了车皮往广州发，但很快就卖不动了。

1991年，清河农场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市局的不断反映、争取下，北京市政府在清河农场召开了一次常务会，专题现场研究清河农场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干警没有动力？那就给监狱干警增加浮动工资，由北京市财政出钱。生产不挣钱，项目不好？那就号召北京市各部门支持一下，给清河农场一些好项目。

这一次会议并没有改变清河农场的窘迫情形。“在市场条件下，谁有好项目拿到你这来？他有好项目，他自己不干，送给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任启才说。1993年，清河农场那座一度辉煌的造纸厂因严重亏损而被迫停产。背负沉重包袱的清河农场再也走不动了。

1993年，北京市监狱局就监狱经济运转状况组织了一个调研，终于提出应该确立国家对监狱的保障机制，财政保障的体制。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调研结果。清河农场的整个建设，中央只在建场初始通过财政划拨方式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而1955年底清河农场农业生产连续六年取得大丰收，主动通过财政归还了那2400万斤小米。监狱从解放初期就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所有的监狱经费基本上都依靠自身，通过罪犯的劳动，组织罪犯发展生产来解决的。

“国家给我们这么多的廉价劳动力（犯人），给这么多投入，建了这么多厂房，这么多的土地，你不想法自己创收，发展生产，自己养活自己，给国家作贡献，反而向国家伸手要，说不过去。许多老同志感觉不光彩。”任启才说。

这个观念使得监狱体制改革顾虑重重，没人愿意开这样一个要钱的先例。虽然1993年的上半年以国家财政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就已形成，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却并没有底气提出来。而此时，整个监狱系统的经济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

“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句时髦的话：“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市监狱局“让国家财政来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个思路没有谈如何发展劳改经济（当时还叫劳改），如何创收，反而要求国家供养，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份要钱的报告，关系到监狱当政者的仕途。

当时，某省监狱主管领导也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由于当地劳改生产方式是重工业，困难比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还要大。结果上级的批示说“不行就换人”。结果那名监狱主管领导真的被免职了。

但事实却依然摆在面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没有改变观点---监狱作为国家机器，应该由国家财政保障其经费支出；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手段，而不是监狱运行和发展的手段。

时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的张旭明最终还是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汇报了监狱的情况。他对当时的北京市相关领导说道：“北京监狱系统的警服是靠犯人生产的。”这让领导大为惊讶。

1993年12月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召开关于解决监狱系统困难的现场办公会议，这就是北京监狱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12.7”会议。接受了事实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了改革方向---“将监狱机关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将监狱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体系。”监狱发展的大门打开了。

第二年，酝酿已久的《监狱法》出台，明确指出：“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

有了保障的北京市监狱系统，从1995年开始改造。作为北京监狱的半壁江山，清河农场率先实施监狱体制改革。他们的监狱经费开始纳入财政预算，干警也成为人民警察，而不再是“劳改干部”。清河农场的纯工企业在1998年全部划归北京市国资委。沉重的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清河农场彻底实行监企分离，专司改造罪犯的职能。

“1995年，1996年，1997年，清河农场明显步入轨道。”王金亮说。监狱的改造首先从围墙开始的，在1995年之前，北京所有监狱的围墙没有一个达到5.5米部颁标准。以往清河农场的围墙只有2米左右，一砖厚，如今全部建成了5.5米的标准高墙。1996年12月，清河农场犯人马岩越过一截没有安装电网的围墙脱逃，这是迄今为止清河农场最后一名脱逃的犯人。

也是在1995年，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开始设法融入大社会。京津高速开通之后，从北京出发到清河农场大概只需要一个半小时。1998年，监狱企业从农场分离；2002年顺利实现罪犯劳动由狱外转向狱内，狱外资源由生产部门集中经营；2004年，撤销了子弟学校，合并了11个社区，解决了监狱办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2005年，开通了警察班车；2007年，社区推行物业管理，实现了后勤保障社会化。

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使监狱长摆脱了“场长”、“村长”和“生产队长”多重身份的困扰。特别是在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监狱经费得到根本保障，张旭明提出的“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成为现实。而这些，则使监狱专司改造罪犯之职成为可能。

如今，清河农场的干警大部分都搬到北京居住，干警实行轮休制，每个月都可以有半个月时间在北京市区。每周三和周五，监狱会有数十辆大巴车从设在北京各处的站点出发，走京津塘高速直达清河农场，接送轮班的干警。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形成的乡镇模样的群落已逐步萎缩，只有少数舍不得离开的老人还在那里长期居住。

摆脱了创收压力的清河农场开始重新规划，原本按照农业生产来布局的监区过于分散，星罗棋布竟有14个监狱。现在清河农场规划了6座监狱，目前已有5座建成，还有一座在建。犯人劳动自然早已告别了农田，不再出监。

犯人的改造主体地位高过以往任何时候

5.5米的高墙上密布电网，像座城堡。门口的警官查看完证件，按下电钮，一道厚重铁门缓缓打开。步入这道铁门，身后咣当一声，回头一看，门已经关闭。这里是清河农场清园监狱。

每座监狱都有两道铁门，当第一道门完全关闭之后，第二道门才会启动。清园监狱的第二道门是铁栏杆样式的。透过这道铁栏杆门，可以看到监狱内是清一色的现代化建筑，广场、楼房、硬化路面……处处崭新。

这可能是国内硬件设施最好的监狱之一。监舍内有电视、洗手间，被子一律叠成豆腐块，干净而敞亮。每间监舍约30平米。现在，普通犯人的饮食标准是每月150元，每年都会发放冬装夏装。

“清河农场从当年低层次的挣饭吃、不跑人，现在已经转化为把犯人改造好。”王金亮说。监狱文化建设正在进行。以人为本，在清河农场的具体实施中，就是以警察与服刑人员为本。如今犯人的主体地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高。

虽然现在犯人仍然在从事着劳动改造，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劳动是改造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手段。以清河农场潮白监狱为例，现在犯人从事的服装、医疗器械等生产，与其他改造手段紧密结合。处于高度戒备的犯人往往从事着重复性强并且没有劳动工具的工种，以磨练其性情；而轻度戒备的犯人则更多从事富有技术含量的工种。

2009年，这种来料加工的生产为潮白监狱赢来上百万元收益，这些收益除大部分依照经费“收支两条线”上缴国家财政外，监狱依据规定，一方面为参加劳动改造的犯人提供基本劳动报酬，按照劳动量一部分直接发到犯人个人日常生活必需物品零花存储卡内；其余部分则由监狱存储在犯人的社会就业准备保障金内。

为保障犯人的权益，每年北京市财政划拨给北京市监狱系统的经费都数以亿计。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北京市财政率先提供了罪犯的全部经费（包括生活经费、医疗保障等），平均每个犯人有3000多元。而监狱则轻装上阵，特别是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后，监狱背负的社会与企业两座大山已然不复存在。

“现在正是清河农场再创辉煌的时刻。”王金亮说。1994年，清河农场招收大学生32名，这几乎是此前几年招收到的大学生数量的总和。1995年，招收大学生65名，1996年67名，1997年77名……如今，大学生干警成为清河农场的重点培养对象。

近些年，在各级财政保障下，监狱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西方的监狱经营探索中，监狱经历了从私有到公有再到私有的过程，而现在，经营监狱作为一个极具潜力的产业，加之其特殊的人权效应，交织着追捧与谴责。走过60年历史的清河农场，还在摸索自己的前进方向。或许不久之后，这块曾经的荒滩野地会有另一种气象。

从劳改农场到现代文明监狱

清河农场已经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经费也已纳入北京市财政预算体系，有没有把犯人改造好自然成了衡量监狱成绩的最高标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高墙之内看上去如此宁静。一小队犯人正跟着两名狱警跑步，队列轻松，并没有什么强度。“他们都是肺结核病犯。”清河分局金钟监狱狱警陈长征对《望东方周刊》说。金钟监狱关押的都是患有严重传染病的犯人，根据犯人所患疾病，他们被分类关押。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传染病犯监狱，金钟监狱不仅有肺结核患者，还有艾滋病、梅毒、肝炎等病症患者。

金钟监狱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清河农场十五分场延续至今，1998年经过改扩建，成为清河分局第一座楼式监狱，也是当时硬件设施最先进的监狱。2001年8月2日，金钟监狱七分监区开始收押艾滋病犯。从那时起，金钟监狱就成为清河分局唯一具有治疗和改造双重功能的特殊监狱。

或者可以说，金钟监狱拉开了清河分局建设现代文明监狱的序幕。这座拥有红十字标志的国家暴力机器，无疑是中国监狱管理迈向人性化文明治理的一面旗帜。清河农场已经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经费也已纳入北京市财政预算体系，有没有把犯人改造好自然成了衡量监狱成绩的最高标准。

“人类到了现在，也该有这种文明了。”

倘若没有高墙、电网，没了那两道门禁，金钟监狱就像一座普通医院，而且更安静、更干净。

监狱内正中是一座白色医院楼，右侧则是一排排分门别类的监舍。监舍里一尘不染，所有墙上都严实地裹着一层起伏的软铁皮般的材料，以防止病犯撞墙自杀。房内有空调、电视和独立卫生设施，整个色调呈白色---种种设置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病犯的绝望心理。

这座占地74.66亩的囚禁式医院目前有干警240人，13个职能科室，设计关押能力500人。监狱内针对肺结核、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罪犯分别设置了特殊改造功能区。护士和狱警每天都会准时给病犯分发药物。

对自己的工作性质，金钟监狱的干警大都没向亲友坦白---整天与严重传染病患者接触，即便防护严密，也仍然会给人极大的心理阴影。何况，为了照顾犯人心理，在与犯人交流时，他们并没有戴上手套、口罩、帽子，也没有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应该说我们的防护还是很到位的。你看那些传染病大医院里，医生平时看病也是不戴手套、口罩、帽子，不穿防护服。”陈长征说。其实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要迈过多大一道坎。

在金钟监狱刚刚收押艾滋病犯人时，即便是清河分局其他监狱的同事们，对他们也是心有忌惮，平时总开玩笑说“离我远点”。虽然是玩笑话，但对陈长征们却是不小的刺激。

金钟监狱曾专门带队到北京有名的传染病大医院参观学习，也请专家来讲课，告诉大家只要防护得当，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但同事们的忌惮并非不可理解。金钟监狱生活卫生科科长牛爱生在讲述自己抢救病犯的经历时，就仍然心有余悸。

那次，一名艾滋病犯人在监狱内的医院就诊时，不慎摔下台阶，磕到头部，血不断涌出。当时正在值班的牛爱生与另一位年轻同事一起架起病人，开车送至市区医院。而在这期间，牛爱生还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帮助病犯小便。

“艾滋病人的血液特别危险，但当时没办法，好在没出什么事。”牛爱生说，必须把犯人的事情做好，这是尊重他们最起码的人格。“人类到了现在，也该有这种文明了。”

监狱顺应时代的发展，科学有效且人性化地对罪犯进行改造，在金钟监狱的体现无疑最为明显。病犯大都抱有绝望与报复心理，对于那些和病犯们朝夕相处的狱警来说，每一个传染病罪犯都可能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2009年1月收入金钟监狱的重症病犯徐淼，患有艾滋病、肺结核、丙肝三种传染疾病。金钟监狱给他单独一个房间。从金钟监狱的监控摄像来看，徐淼情绪还算稳定，护士定时去给他送药，而他则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我们会经常去跟他说说话，保证他情绪稳定。”陈长征说，他们要极力避免病犯自杀等紧急事件。金钟监狱正式成为传染病犯监狱以来，五六年间共遇到二三十起紧急事件。

“每一次紧急事件，我们都脱一层皮啊。”金钟监狱监狱长刘建国说，保证病犯不出现非正常死亡，是一个硬性要求，每一名干警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即便有些重症病犯因病死亡，也需要医生鉴定，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鉴定，北京市检察院介入调查，然后才能通知家属，准备善后。“监狱是不能自己认定罪犯正常死亡的。”牛爱生说。

“让走出清河的人远离犯罪”

清园监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所大学。这所漂亮的监狱崭新而整洁，监狱内是宽敞的道路与广场，道路两侧有各色彩旗。

清园监狱是在1996年由原来的清河劳改总队十二支队更名而来。2002年北京市投资7000万元对其进行了改扩建。作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着力打造的特色监狱，清园监狱结合出监、常规、集训三种管理模式，着重开展创业培训、就业指导、职业训练及拓展训练，摸索先进的届临出监罪犯的改造模式。

走进清园监狱广场两侧那些三四层的崭新楼房，学生宿舍般的房间里，犯人们显得清洁而轻松。他们大都要在两三个月之后走出监狱。

“‘以改造人为中心，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是现代清河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监狱法》颁布以来，监狱‘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意识已经得到确立，干警体罚虐待罪犯的顽疾已经得以根治，罪犯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局长魏书良说。

早自1998年起，清河分局举办了“整治打骂体罚”活动，收效显著。

随后，北京市监狱局提出了“干警工作与罪犯改造之间构建和谐关系”。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郑振远看来，这需要干警的能力与素养。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干警能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北京市监狱系统正在积极构建罪犯科学分类体系。

2005年6月，清河分局潮白监狱成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分级管理试点单位，当时对罪犯的分级管理只是按照刑期、犯罪性质等一些基本属性划分，比如按刑期分，十年以上是重刑犯，十年以下是轻刑犯，或按照判决书定罪性质分类。

2007年10月，潮白监狱正式转为科学分类试点单位，监狱首先会根据罪犯的危险程度，而不是刑期与定罪性质等，把罪犯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和轻度戒备。

对于高度戒备的罪犯，首先会进行服刑指导，诸如如何面对漫长的刑期，做好心理调节等等；中度戒备的罪犯则主要是适应监狱生活；轻度戒备的罪犯，主要进行的是与社会衔接的教育，比如出去做什么。

“监狱每半年都会给罪犯做一次危险评估，随时了解情况。”潮白监狱副监狱长孟巍说。每年都会有罪犯发生反复，2009年潮白监狱就有10名罪犯从中度戒备回到了高度戒备。2007年初，北京市监狱系统新设置了心理矫治室，对罪犯的性格特点有了比较清晰的监控与判断。

2009年6月，科学分类体系在整个北京市监狱系统全面铺开。此时，对罪犯进行科学分类，已经有了一整套经验与规范。仅仅是一个罪犯分类的标准，就有数十种因素需要考虑。如客观要素有性别、年龄、国籍、身体状况、刑期、犯罪史、成长史、家庭情况等；主观要素有危险程度、改造表现、改造难度、改造需求等。

2008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提出“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清河分局也把“让走出清河的人远离犯罪”作为愿景。

清河分局关押的都是北京籍犯人，罪犯走出清河融入京城社会，仍然可能面临社会歧视、家庭和单位不接纳等困难。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清河农场已经引进社会帮教。监狱只是对罪犯改造的一个环节，进入社会的刑释人员需要更多包容。

“社会背景变了，你自然就得改”

现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14所押犯监狱已有9所被评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走过60年，清河农场从新中国第一劳改农场变成了现代文明监狱。

在清园监狱监区，有一小片类似四合院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集训分监区（惩教分监区），被称为“监狱中的监狱”。相对于监狱其他分监区管理模式，这个集训分监区的铁栏杆更为严密，专门设有禁闭室。这是清园监狱的另外一个特殊功能---所有清河分局所属监狱违反监规纪律的犯人，都被送到这里来进行集中教育改造，包括对出现思想包袱、可能发生自杀、自残或其他各种危险倾向的犯人开展集中危机干预和集中疏导教育。

“对犯了错或可能出现危险的犯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集中疏导教育，化解矛盾、消除危险，待危险消除了，重新开始常规教育改造。千万不要误解为集训队提高对犯人的惩罚，法律法规绝不允许出现以任何理由打骂体罚犯人的言行，这是所有干警内心的‘高压线’。”集训大队指导员李长金介绍说。

杨鸿杰是这个集训大队的队长，有35年从业经验的他一肚子故事。北京南城的“惯犯”“大哥”，杨鸿杰大都打过交道。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看中了他的经验，给予他“专家型干警”称号。

对于清河农场来说，杨鸿杰算是一个过渡期人才。他从老一辈清河人那里学得了经验，又能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干警打成一片。“传统观念是藐视犯人。”杨鸿杰说，在他的印象中，老一辈干警们经常对犯人说的话就是，“你这个人就这样了”，“你一定要改正”。

那时候，即便是被派出所找去谈一次话，也是非常丢人的事。被关押的犯人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干警认为，我代表政府，你是犯人，我们一句话，你们就得听。”杨鸿杰回忆说。

这种观念极为顽固，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清河农场大量招收大学生，对于这种习惯思维也作用不大。

杨鸿杰经常看专业书籍，尽管他认为实践更重要，不过，他也知道，书上的说法是对的，“迟早要走这条路，他们还是比较先进的。社会背景变了，你自然就得改了。”

改革开放之后，清河农场的政治性特征正在弱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一定程度已经完成。现在，清河农场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诸如远离城市的布局，以及其特殊的政治性质，使其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还处于努力过程中。

“北京监狱系统将会认真贯彻落实《监狱法》提出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建立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郑振远说。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