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珊：潮汕农村文革纪事

dapeng

两天前雪珊发来她的作业，今天下午看完，就给她年发邮件，要求贴在我的博客上。之所以如此，不是说雪珊的作业已经写得很好，其实还需要补充不少资料，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调查个案，比如说该多些走访文革当事人，去镇里和县上的档案馆去看看相关资料，或者看看当地的报纸，都能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但我还是很欣赏雪珊的这篇作业，正如她自己所说，采用了一个对她或许很自然，但对于学术界来说，的确比较少涉及的领域，即农村地区文革扎扎实实的调查。如今关注文革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当然，这与宣传机器的干预是有关系的，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发现现在甚至有一个整体把文革浪漫化的倾向，特别是影视作品中，这一点尤其突出。这显然不单纯是作家、导演或者他们感知到社会的脉搏，发现社会的潮流的变化所致，更多的，我想还是宣传机器在背后起作用。至于文革在农村的历史，大概与宣传机器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更可能的，恐怕还是学术界对于农村的文革史普遍的忽视，即令如今研究农村见长的李昌平、温铁军等人，也基本都是着眼于农村的现实问题。至于家族势力和传统兴盛的潮汕农村的文革研究，就更加少见。因此，雪珊的问题是很有趣的，可以这样说，她的这种思路，其实能够起到把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文革记忆，变成更加具有立体感的历史叙事。雪珊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也非常难得，就是很朴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无浮夸不实之言。当然，我这样轻率地谈论中国乡村研究无疑是不公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其实，国内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共控制下的农村历史，还是非常深入的，比如黄宗智先生主编的不定期刊物《中国乡村研究》，就是非常有深度的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另外，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无疑也是深入的，比如《林村的故事》等。只是在我的有限的视野里，当下反应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太少。文章原名是《关于文革时期揭西金园大队状况的调查报告》，我把它改成现在这个显得比较疏阔的题目，似乎不甚恰当，好在和雪珊她们这个调查揭西半山客的小组有长达一年之久的不断交流，彼此极为相得，相信她不会怪我的。我猜雪珊这个作业是受黄珍德老师讲授文革史的影响而作的，但我希望的是，她能够利用这个假期，回到家乡，继续查找资料，至于作业的分数，我可以在经过比较多的交流以后，假期再根据她的新收获来给，都不迟的。如果能够继续深化这个问题，真是一件幸事。我对雪珊的这个作业，充满着期待。非常感谢雪珊慷慨应允我转贴她的这份调查报告。诚心期待朋友们的指正和补充，以利于深化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心中是神秘的，使我们有一种揭开其面纱的冲动。然而，对于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噩梦，只是每个人所做的噩梦恐怖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最熟悉的，是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惨剧，那应该是最恐怖的噩梦。
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并从中吸收教训的革命。然而，在这一年来对文革的关注中，我发现关于它的研究却是有所保留的。而且这些研究多数是针对大人物或城市文革运动，除了知青下乡外，涉及农村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或调查较少。那么文革时期的农村是怎样的呢？其实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关于家乡文革的事情，但能把它记录下来的却不多。历史应该被及时记录，否则时间一久，真相便会残缺甚至消失。
从小，我喜欢听父辈讲故事，当然其中占主角的便是文化大革命了，因为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文革。二十多年来，从父亲、七伯（小学老师）、赞蹲伯（任多年村长）等人那里，我了解到关于家乡金园村文革的大概情况，来到大学便有一种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而上个学期学习文革史后，我发现我知道的文革跟书本上的是有一定差别的，于是便开始收集整理关于我村文革的资料。由于这是极其偏远的山村，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村里基本上没有文字资料，所以此次的调查方法主要是对父辈的采访和自己多年来的观察。另外，我从最近参与修撰《金坑族谱》的俊炳哥那里也了解到一些关于金园村的历史。
金园村，现称金园管区，相当于一个行政村，位于揭西县金河镇西南部，与普宁市接壤，包括庵园、前宅园、面前园、桥头园、坑美园、柑园、刘厝园、龙马等8个自然村。其中几乎所有的村民（除了嫁入的外姓妇女）都姓林，同属金坑宗族。
据《金坑族谱》介绍，南宋时期福建省莆田县林氏携带妻儿迁移到揭西县西南部荒芜之地，即今金坑地区。而后，其四个儿子的子孙各自建立了村庄，其中四房头的子孙分布在金园村、金浦村、红浦村。由此可看出，金园村村民是金坑宗族四房头的一支后人。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金园村分裂成8个自然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金坑建立了人民公社，而金园村成为其下的一个生产大队，简称金园大队 。
金园大队里所有的人都说潮汕话，是一个典型的潮汕村落。改革开放前，当地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自给自足，内部团结一致，具有较强的宗族认同感。团结一致、宗族认同感强是潮汕人的共性，这些共性对当地的文革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文革时期当地的相关运动
四十多年前，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其浪潮推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当然地处粤东偏远山区的金园村也不能幸免。纯朴的村民并不知何谓“文化大革命”，也不知到底要革谁的命，他们只知道这不是好事，因为频繁的运动把村里搞得人心惶惶。文革时期，村里主要有两个运动：开展批斗大会和成立专案组、治安组。
（一）批斗大会
提起批斗大会，人们大多会想到这样一个场面: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跪在台上，台下的人怒气冲冲地指骂他们，并有人扔鸡蛋、菜叶等东西。然而，我了解到的金园大队的批斗会却不是这样的。
当地的批斗大会是在大队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上，中间的人带着牌子跪在地上，领导在前面坐着，人们在四周围着。开始是领导讲话，大概是说一些打倒右派之类的，然后是让被批斗的人陈述自己的罪行，最后是让群众批评他们。这与一般批斗会不同的是在第三个环节，当地批斗会看热闹的群众并不会打骂被批斗的人，甚至觉得同情、可怜他们。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即使平时跟他们有口角的人也不至于趁机报仇。这种情况让领导人非常难堪，因为真正的批斗会可不能这么冷场，这还可能会导致上级认为他们有包庇的嫌疑从而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于是他们便专门安排一些人混在群众中，在批斗会上打骂被批斗的人，下手很重，但倒也没打死过人。父亲回忆说：“那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经常去看批斗，觉得很惊讶：他们之间没有仇恨，怎么忍心下那么重的手！”没有人天生喜欢打人，也许他们身上也是有一定任务的，打得不凶恐怕领导要责怪的，所以只能委屈别人了。
文化大革命批斗的是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右派、知识分子。农村里的人并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其实农村里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并没有那些“应该”被批判的人。但是，批斗总得有被批斗的对象，要不就唱不成戏了。于是，金坑公社的领导就决定批斗那些土地改革时被评为“地主”、“富农”、“恶霸”的人，于是每个大队便照做了。金园大队也不例外，他们把任务分到每个自然村，规定每个村从“地主”或“富农”中揪出几个参加每次的批斗大会。其实，土地改革前当地的贫富并不大，所谓的“地主”只是比别人多几亩田而已，所谓的“富农”也仅是能填饱肚子而已，而所谓的“恶霸”当时已经变得“温顺卑微”（经过土改时期的非人待遇后，他们再也不敢大声哼一声。）。土地改革后，“地主”、“富农”也变成了贫农，甚至比贫农还困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往日的“地主”、“富农”、“恶霸”便成了牺牲品。虽然，整个大队未曾在批斗过程中打死人，但却有一些人被打伤后不久死了，或被逼疯了。

案例一
林义沟，金园大队庵园村人，今年七十多岁，一辈子疯疯癫癫的。年轻时候，他是村里几个识字的人之一，能念诗作文。土地改革时期，他父母被评为“地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家经常被叫去批斗。后来他的父母破相（被打而内伤，潮语）并死去，而他被逼疯了，由他弟弟林义前赡养。疯之后，他总是在村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有时也会念一些诗，令人觉得心酸。
每次大队开展批斗大会，感到恐惧的除了即将被批斗的人，还有大队里林姓的干部和村里的干部。当时大队的干部主要有两种，一是县直接指派的干部，二是当地的干部。每次开批斗大会，每个村都要抓几个人当反动派，这是由村干部和大队干部决定的。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而每次揪出人后，大多干部会觉得得罪人，并于心不忍。

案例二
绍钦叔叔的老叔，名不详，庵园人，已去世二十多年。文革时期，他是大队里的主要干部之后，多次参与批斗大会。文革后，他总是进行忏悔，经常对人说：“当年真是“做叔恶”（做了天理不容的事，潮语），每次批斗大会总觉得很惭愧，对不起自家人。”
总的来说，当地的批斗大会在形式、对象上都与城镇的差很远，而且结果也比城镇的好些，至少没有斗死过人。归其原因，主要是金园大队属于同一个宗族，亲缘关系紧密，不轻易出手伤害自家人，以至于没有出现太多惨案。

（二）专案组和治安组
除了批斗大会，文革时期当地最让人恐惧的就是专案组了。专案组由大队干部成立，专门抓“乱说话”的人，即说党中央坏话的人。这个专案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民的言论，大家在外甚至在家里都不敢说话，这搞得人心惶惶，村民生怕无意说错话而被抓进专案组拷打，因为他们看过一些从里面出来的人重伤的惨状。当时抓了不少人，都是关几天，毒打一顿，然后就放出来，倒是没死过人。

案例三
林惠阳，庵园人，今年六十多岁。文革时期，他正当青年，好发牢骚。有一天，他说了不满共产党的话，遭人告发，被专案组抓走，关了几天放出来，受了很重的伤。此后他再不敢乱说话。
此外，大队还成立治安组，专门治理生产队，抓违法治安的人。当地称为抓“大队巴毛”（注：巴毛是潮汕话对一种鱼的别称，这种鱼三四寸长，全身皮鳞都很硬，喜欢把池塘里的水搅拌浑浊，在这里比喻那些破坏大队治安的人）。治安组把任务分配到每个自然村，规定他们每个月抓几个“巴毛”进治安组。然而，那时当地都是十分贫穷的农民，根本没有东西可偷可抢，所以很少人犯罪，村里也就无法完成任务。为了凑数，村里干部只能无中生有，诬陷无辜的人。当每个村被诬陷的人不少， 这更搞得人心惶惶，应付专案组不乱说话就没事，而治安组由不得你说，村民都害怕有一天这飞来横祸就降临在自己身上。不过防不胜防，如当时的柑园人林锡鹏，就曾被村领导诬赖偷东西，被抓起来打了半死。
专案组和治安组远比批斗大会恐怖，因为后一个的对象仅仅局限在成分高的“富农”等小部分人内，而前二者针对的则是大队里所有的人，所以很容易引起村民的恐慌，造成了更加消极的影响。

二、文革时期当地的教育状况和学生运动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关于文革时期教育的书，书名是《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这个书名取得很妙，生动地描写出文革时期教育的情况和特点。其实当时的教育已经变了质，学校不再以教学为主，而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当时金园大队的教育却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

（一）教育的基本状况
一直以来，金园大队只有一个小学，名为“金园学校”。文革时期，学校位于柑园（其中一个自然村）的祠堂里，环境较差，学生人数不到100人，上课需要自带凳子。（注：金园小学的学生一直都有自带凳子的传统，1994年我读前学班时也曾因学校桌椅不足而自带凳子，后来搬到新校后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一共有六个年级，设置的课程比较丰富，包括语文、算术、地理、自然、图画、音乐等科目，教师都是县教育局直接指派的，很负责认真。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放弃学业，或参加南侨中学的考试，通过了便可以读初中并升高中，最终参加高考。这是金和镇唯一的中学，也是当地孩子考上大学的唯一希望。当时有志愿读书的人不多，因为生活实在困苦，家里需要劳动力且拿不出多余的粮食供孩子读书。不过，还是有些家庭咬紧牙根让孩子读书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教育开始发生变化，金园小学也受到影响，整个学校几乎陷入瘫痪。学校并没有以阶级斗争为主，因为大家同属农民阶级，但是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基本上停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课程方面，丰富的科目已形同虚设，老师基本不上课，学生每天到学校都是玩玩就走，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到后来真正的老师调走后，情况更糟糕，学生基本上都不去上课了。
在教师方面，县教育局调回真正有知识的老师，把他们送回家乡进行劳动改造，而学校里便招进了一些没知识甚至不识字的老师。我的父亲1966年刚好读小学六年级，他说当时他们的新语文老师一个字都不认识，上课都让他们自己看书。这一点是让我很疑惑的，当时全国很多知识分子被抓去批斗，甚至出现轻视知识的情况，但学校也不至于发展到招进不识字的老师，而当时金园小学却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跟当地村民的知识水平有关，除了上级指派那些老师，当地几乎没有人够格当老师了。而老师都种田去了，所以只好随便找一些人来敷衍，这就不能保证老师的素质了。于是，没有合格的老师，学校当然也开展不了教学。
在毕业走向方面，文革前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考到南侨中学就读。但是1966年南桥中学基本瘫痪了，不再对外招生，这使正准备考入的学生很是失望。1965年，金和镇政府在新劲山（当地的一个大队）建立了一所农业中学，并招收了第一届学生。1966年南侨中学停止招生后，全镇的小学生毕业后都到农业中学就读。农业中学，顾名思义，以农业为主的学校，事实上也是如此。父亲和七伯都成了那所学校的第二届学生，即1966届。据他们说，学生在学校里上午上课（课程包括语文、几何、代数三科，但实际上是不教这些内容的，因为老师都不懂。），下午上山开荒修阶梯种茶。当时他们是住宿在学校的，每个星期只能从家里拿来四五斤米和几条萝卜干（潮汕小菜），根本不够吃，总是饿肚子，每天还有大量的农业劳动。最后很多人退学了，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他只坚持了一个学期。1967年，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于是，南侨中学便在1967年恢复招生，学生纷纷转到南侨中学，所以农业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少，过了两三年便关闭了。
总之，文革时期当地的教育受到很大的影响，教学活动基本上停止，老师虽没受到迫害却被送回农村改造，很多学生也因在学校学不到东西等原因而辍学，这成了很多人的遗憾。

（二）当地的红卫兵和大串联运动
经过调查，我发现当地的学生运动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运动。不过，当地的这两个活动被没有像城镇那样轰动，也没造成太大的影响。
红卫兵于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最早出现，而后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连揭西这个偏僻的山村地区也开始出现红卫兵。金园学校和农业中学都有红卫兵。学校里的红卫兵分为两个派别，即“二七派”和“三六派”，事实上，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等四个派别。在我看来，当地所谓的“二七派”和“三六派”，应该是其中两个派别的本地化了的别称。两个派别的组织者各自拉拢新成员，互相对立，但却没有发生过集体斗殴事件。当地的红卫兵只是平时在学校里开开会，并不搞破坏，也不抄家或批斗教师。这比我们印象中的红卫兵大不一样，其原因将在后文提到，这里不多说。
除了红卫兵运动，另一个学生运动便是大串联。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金园大队也组织起串联活动，红卫兵可以到金坑公社开一张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到信用社领一笔钱，便可以到全国各地游玩，全程坐车、住宿都是免费的，当地的红卫兵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汕头和广州，真正到北京的并不多。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于是，金园大队的串联活动也就停止了。不过当时出现了一个事件——当地政府要求去串联过的红卫兵要退还从信用社领走的钱。当时有钱怕事便去还了前，不过绝大部分学生都没钱还，不过最终并没有追究。

三、我的一些思考
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我感到迷惑的，而由于资料的不足，很多问题目前无法解决。不过，做完这个调查，对于一些整体上的问题，我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其中主要是以下两点。

其一，文革对农村的影响远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提起文革，经历过的人心有余悸，没经历过的人也谈虎色变。十年浩劫真有那么恐怖吗？是的，当时国家一切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斗右派、斗左派、斗知识分子，冤死的人不计其数。然而并不是全国每个地方都受到严重破坏，文革的危害性主要还是体现在城镇上，农村的影响远远小于城镇，至少在金园大队是这样的，那里虽然也有批斗和其他的运动，也弄得人心惶惶，但真正在运动过程中斗死人却是未曾出现的。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六七十年代，中国绝大部分农村都是比较贫穷的，人们几乎都不识字，根本不存在走资派或反革命派。我们知道，文革受到破坏最大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而农村这两类人物是相对少见的。不过这时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抓“富农”抵走资派，即每次批斗运动中每个大队都得抓出几个所谓的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当时农村并没有这两种人，于是地方领导人迫于上头压力，只能下令抓那些在土地革命时被评为“富农”的人或其后代，即使他们已经是地道的贫农了。另一方面，在南方的农村一般是一村一姓，甚至整个大队同姓。熟话说“同姓一家亲”，更何况很多都是同一祖先的，所以“包庇”就出现了。群众往往不会对被批斗者下狠手，所以批斗致死的人相对比较少。

其二，农村红卫兵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但破坏性不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红卫兵是闹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停课，而且检举教师干部莫须有的“罪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及监控他们的行为，甚至滥施暴力，揪斗、刑讯、抄家、折磨。举凡“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他们都能施以无情斗争，哪怕昨天还是可亲可敬的老师。总之，提起红卫兵，受过罪的人可能会想起恶魔。不过，很惊讶，在这次的调查中，我发现农村的红卫兵并不“纯正”。他们不搞破坏，也不抄家或批斗教师，有时开会也只是聚聚，虽然按照上头的指示分成两派，却也没什么斗争，只是盲目地跟随别的地方一样搞，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大家都参加，我总不能什么派都不入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红卫兵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在城镇的学校，在偏远的山村他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差很多了，而且当时农村学生政治意识不强，甚至不明白什么是革命。而在城镇，学生受“阶级教育”多年，知道“阶级仇恨”是“阶级立场”的表现，于是他们便大肆发泄仇恨。当然，他们也有一定的盲目性，只知道搞破坏、抄家、打人，却不曾有过理性的思考：被批的人是真的该打吗，除了闹革命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这其实主要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教育模式造成的。整天受“阶级斗争”思想的熏陶，学生还能有自己的思考吗？其实，从这一点说，农村的学生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他们虽然盲目组成红卫兵派，却没有做出什么坏事。
总之，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学校，文革对农村的影响都是相对较弱的，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主要跟农村较偏远而文革主要在城镇展开密切相关。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自身能力的不足，这次的调查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以后有机会我还会进一步进行调查，以便得到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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