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谈顾准和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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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丁东的博客

谈顾准和遇罗克

——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一、关于顾准

晶报：1996年，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和你见面时，当你第一次知道顾准留下了一些日记，你是怎么想的？

丁东：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听说过顾准了，在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之前，我也已经读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的一部分文章。《顾准文集》出版后，我通读了一遍，更加坚信顾准在当代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我特别想知道除了《顾准文集》外，顾准还有没有留下其它未曾发表的文字？当陈敏之先生告诉我还有《顾准日记》，并给我寄来日记的复印件，我感到这些日记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和生活背景。就产生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出版。

晶报：你推动《顾准日记》的出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丁东：困难是肯定有的，一开始，我联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黄德志女士。我跟她谈到了《顾准日记》，她当时很有兴趣，就和我说定，由我来编稿，她负责出版事宜，结果，我和陈敏之把《顾准日记》编好了，黄女士联系出版却不顺利，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宣告失败，那些出版社不是不知道书稿的价值，而是担心出版带来风险。我只好继续联系其他出版社，其间的遭遇一言难尽。辗转到后来，我碰到了谭合成先生，当时谭先生的太太是一个书商，谭先生帮她安排一些出版业务。他最后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是初志英女士，很有胆识。她了解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出版这本书，使《顾准日记》得以与广大的读者见面。

晶报：随着顾准的一些遗稿的陆续出版，全国掀起了一股“顾准热”，请问你如何看待“顾准热”？

丁东：早在80年代，学术界就已经知道了顾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学术圈内的学者就已经知道顾准水平不同凡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本想选用顾准的一篇遗稿。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定位就是发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水平最高的论文，编辑选择顾准，应当说是很有眼光的。可惜稿子送到院长胡乔木那里，发生疑义，顾准当时已经去世多年，不可能按胡乔木的要求对文章进行修改，所以创刊号上没有能让顾准亮相。这是顾准身后的遗憾，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科学》起步的遗憾？

虽然《顾准文集》在思想界倍受关注，但是顾准所讨论毕竟是比较专业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问题，一般老百姓阅读起来，还是太深了一点，顾准的著作不可能拥有像通俗文学那样广的读者面。“顾准热”再热也是知识界范围里的事。它是在90年代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9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比较沉闷。很多在80年代活跃的学者，当时处于失语的状态。92邓小平南巡以后，思想文化界出现了重新活跃的机会。但80年代的思想资源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思想界重新活跃的要求。这时《顾准文集》出现了，就让学术思想看到了一个兴奋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来写讨论顾准的文章。老中青争说顾准，那种盛况难得一见。

晶报：你所了解到的顾准和他的人生，让你最受感动的是什么？

丁东：当时凡是读过顾准的，都受到了感动。顾准的命运非常坎坷，但是他的追求又非常执着。作为思想家，他的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顾准已经去世35年了，他生前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仍然不过时，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超出他的思考。

晶报：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把顾准精神传扬下去？

丁东：《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出版后引起的热潮，进入新千年已经慢慢降温。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了四卷本的《顾准文存》，其中的《顾准自述》和《顾准笔记》虽然是首次面世，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顾准留下来的这些精神遗产，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要想更多地了解顾准，就应该重视顾准留下来的这些文字。

晶报：您是否与顾准的后人有联系？顾准的几个儿女，现在对他们的父亲是什么看法？

丁东：顾准的儿女现在当然尊敬他们的父亲了。我只见过顾准的儿子高粱，但是没和他聊过他们家里的事。《顾准笔记》是由高粱保存的，经我从中介绍，他和陈敏之把各自保存的遗稿汇在一起，共同编辑了《顾准文存》四卷本。顾准的女儿也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她对父亲的理解和敬意。

晶报：放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大背景下看，您认为顾准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应该是一个什么位置？他对今天和以后的人们有些什么启示？

丁东：顾准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有非常高的位置。改革开放的两大主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顾准早就提出来了。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始于50年代，完成任务于60年代。到了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得到国家的确认，但政治领域的转型和顾准的理想还有距离。

顾准是苦难中的独立思想者。李慎之先生曾经用“拆下肋骨当火把”来形容顾准。顾准始终把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各界，公共关怀都是比较缺乏的。人们往往更多地追求眼前的现实利益，而不愿意为了公共事务去承担代价。顾准精神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公共关怀。按照世俗的眼光，他已经做了高官，如果自私一点，收敛一点，他可以混得很好，起码不至于让全家人受苦受难。但顾准之所以是顾准，就在于他精神的高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学理背景非常丰厚，他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西方的学术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对待一切，博取众长而不膜拜一说。顾准既有革命的经历，也有从政的经验，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理论和实际融会贯通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文字显得格外具有穿透力。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实现健康的社会转型，仍然需要大智慧。中国仍然需要像顾准那样有胆有识，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顾准精神没有过时。

二、关于遇罗克

晶报：你和遇罗克有私交吗？

丁东：没有，我之前只是对他感兴趣，研究他。他曾经影响很大的，《中学文革报》虽然只出了8期，但因为《出身论》和相关的一些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各地传抄转载的非常之多，直接看过他的文章的绝对不下百万人。正因为对他感兴趣，我在1998年和徐晓、徐友渔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之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里面提到希望找到他的亲属的愿望，结果就被遇罗文看到了，和我联系，还给我提供了很多照片。从那之后，我和遇罗克的两个弟弟遇罗文、遇罗勉都有交往。后来曾经和哥哥一起创办《中学文革报》的遇罗文出版描写他自己家经历的书《我家》，还曾邀请我作序。遇罗文2001年移居美国。他到美国后，从事房屋装修工作，干的都是体力活。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并且有了房子。他现在有60岁了。

晶报：听说最近有人在北京给遇罗克塑像？

丁东：是的，2009年清明节，我应邀到宋庄美术馆参加了遇罗克雕像揭幕仪式。到场者除了发起人徐晓，还有雕像作者郑敏，遇罗克的胞弟遇罗勉，任众、郝治等遇罗克生前友好，还有一些认同遇罗克的朋友，约20人。当时的参加者还有定居宋庄的社会学家于建嵘。有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他：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

于建嵘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十年前，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遇罗克是谁？我只好从头讲述中国曾经普遍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视和《出身论》的意义，讲述遇罗克为什么殉难。我觉得从70后到80后到90后，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当中，知道遇罗克的人的确太少了。

晶报：遇罗克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丁东：很有正义感，很有才华。另外据说他象棋下得非常好。遇罗克是有勇气的，他不是不知道危险。在他还没有发表《出身论》之前，有段时间批判吴晗，却还允许争论，他就写了为吴晗鸣不平的文章想发表。当时他没有什么名气，文章很难见报，于是就去找他的一个叫梅娘的邻居，这个邻居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有名的作家了。老太太说推荐可以，但你这个文章很危险，结果他说自己不怕危险。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了，同时他也就被盯上了。

晶报：与遇罗克同时代的思想者有很多，遇罗克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丁东：就是思维的前瞻性，能思考同代人不能或不敢思考的问题，却又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晶报：《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里那些材料是怎么来的？

丁东：我一直在关注他的作品，书里很多东西是公开发表过的，比如当年《中学文革报》上刊登过的东西。还有当年《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看他的档案的时候，把他的日记中有代表性的东西抄了出来，也公开发表了一些。就我来看，他日记的思想意义更大，因为不需要公开发表，他就没有再按照当时的那些逻辑来组织文章，而是很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分析更透彻。

晶报：遇罗克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还有教育意义吗？

丁东：当然有，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人权歧视已经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生活中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户口的不平等；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就被枪毙成为了历史，但因言获罪仍然时有发生啊，比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灵宝市警方到上海抓捕网上发言的公民王帅的怪事。还有坚持真理，为了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乾坤特重我头轻”的精神更是永远不会过时。遇罗克曾经是当着万众被公判的死囚，而现在当人们回顾20世纪的时候，却把他推举为思想先驱和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我还是觉得北岛为悼念遇罗克写的那几句诗很好：“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