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网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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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网友资料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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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显然是造谣。炎帝陵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有人敢跑去焚烧炎帝陵。
　　
　　事实上炎帝陵被焚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而是发生在1954年除夕，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焚毁。此后，部分碣及石雕等陆续散失。
　　
　　再说炎帝陵里是否有炎帝存在还是个迷（如果有的话，其考古价值只怕比秦始皇陵园更伟大，现在我们还需要搞那鬼劳子的“夏商断代工程”？），怎么会有保存五千年的“炎帝尸骸”给你去“焚骨扬灰”呢？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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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谎言。
　　
　　仓颉墓在中国有多处。在山东寿光、汕头揭西、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上面藏头缩尾，不敢把详细地址说出来。只怕是怕被人拆穿吧?
　　
　　所幸的是，和“烈士陵园”有关的仓颉墓，目前所知只有山东寿光。而山东寿光仓颉墓却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被毁，被改造成了什么“烈士陵园”。
　　
　　真实的事实是，寿光“烈士陵园”建于1950年，而非所谓的文革时期（作者为了妖魔文革，故意来个时空逆转）。也没什么人把仓颉墓摧毁改造成“烈士陵园”这样的事。这根本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捏造出来的谎言。寿光“烈士陵园”是在仓颉墓墓前对面建的，仓颉墓与烈士陵园相对。墓园并存，新旧相映，为当时寿城一绝。1965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亦随之荒废。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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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帝陵也有好几处。主要在湖南宁远，广西梧州，山西运城。上面所说的山西舜帝陵也和文革无关。
　　
　　山西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北15公里的鸣条岗上，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分外城、陵园、皇城3部分。现存的正殿、献殿、钟鼓楼、戏台、关公祠等古建筑。
　　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被改成了一所中学。
　　当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国家一穷二白。在资源贫乏之下，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借用一下“舜帝陵庙”来做学校有什么好非议的?抗战时期，许多军民还躲到名胜古迹里和日军驳火，期间被炮火摧毁者不知几凡。难道这也有错?
　　事实上，我国有不少“单位”，“厂房”都是建立在一些所谓“古迹”里的。改革开放后这些地方还有很多。
　　怎么就没人说这是“破坏文物”?
　　当然，如果你硬要把这就叫“被毁”“破坏文物”，我无话可说。但你颠倒时空，把建国初的事栽赃到文革，明显用心不良。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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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庙的建立和修缮有档案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http://www.jxwh.gov.cn/xz/%E5%8F%A4%E5%A2%93%E8%91%AC%E7%A4%BA%E8%8C%83%E6%9C%AC%EF%BC%8D%E5%A4%A7%E7%A6%B9%E9%99%B5%E4%B8%BB%E5%8D%B7%E6%96%87%E5%AD%97%E5%8D%B7/11.doc
　　
　　其中提到，绍兴禹庙历代多有修葺，累圮累修，计有“梁时修庙”，唐六和元年（公元808年）修葺，宋建隆二年（961）修葺，宋淳熙八年（1181）重建，元至大四年（1311）重修，明天顺五年（1461）重建窆石亭，嘉靖十九年（1540）立“大禹陵”碑并大修，清嘉庆八年（1803）重修，道光十一年（1831）和二十年两次整修，光绪三年（1877）和二十六年两次重修，以及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建大殿。这些修缮或重建的时间间隔，从200年到10年不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禹庙和禹陵已相当破败；“1956年大台风，吹毁禹陵、禹庙多处建筑。……秋，绍兴县维修禹陵和禹庙，加筑禹陵围墙并整修禹庙围墙。”
　　
　　大禹陵在文革前只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比之下，孔庙孔府、曲阜鲁国故城和孔林早在1961年第一批就公布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禹庙只是到了1996年第四批才被升格至全国重点文保。也难怪，新中国是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十分强烈；对那些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思想文化意义不是特别大的古人古迹，不感冒是毫不为奇的。现在大禹陵被吹上了天，升格成了“国祭”，其实谁的内心都明镜似的，这是假的，为了招商引资所搞的劳民伤财的噱头罢了。
　　
　　记录档案写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禹塑像被毁。1970年，庙被农药厂占用，部分建筑、古树遭毁，添建厂房一千余平方米。后在省长周建人的关怀协调下，才使该厂搬迁。1976年，禹陵开始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修缮，首期（1976）修复围墙及午门前三条石板甬道；1978年元月，绍兴县文管会委托绍兴县城关镇修建队重修大禹陵碑亭、甬道，是年10月完工，耗资98501元。”
　　
　　这些翔实的修复记录显示出：
　　
　　一、 丁抒所谓“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是地地道道的谎言。拆毁了，拿什么到“1970年，庙被农药厂占用”？
　　
　　二、大禹塑像确实被毁了，不过，被毁的不是大禹而是一堆泥（塑）或木头，仅此而已。谁知道大禹怎么回事？谁对大禹有着血海深仇？重塑并不费事，历朝历代多有这样的事情，而扯下大禹的头塑拉去游街，无非警示世人，再科学昌明的时代，再搞封建迷信行不通了。现在可倒好，大搞文化复古，大搞封建迷信；其实从上到下又有几个发自内心拿泥塑当老祖宗看待，何以中国进入1990年代以来，走火入魔似的，疯狂盗陵，疯狂盗卖古文物，疯狂破坏古建筑？正如专家们所痛心疾首指出的，现在的破坏程度早就超过历朝历代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被破坏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想再弄回来也很难了。
　　
　　三、大禹陵的建筑和文物其实保存得不错，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登记清单上是这样说的，“绍兴会稽山禹陵为大禹的葬地。司马迁曾记曰：‘上会稽，探禹穴’。禹陵坐东朝西，有棂星门、甬道、大禹陵碑亭。相传墓内原有“苇椁桐棺”，早已无存。陵南有禹祠，为近年重建。陵前‘大禹陵’石碑尚存。陵北有禹庙，据《越绝书》记载，庙为夏少康时始建，后历代均有重修重建。庙依山而筑，气势雄伟。中轴线有午门、拜厅、正殿等主体建筑。庙内存有明、清告祭等碑三十二通。”可见文革并非打真文物的主意，也没有损坏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再妖魔化也是徒劳的，是不堪一揭的。
　　
　　四、启动禹陵的大规模修缮，即第三次修缮，并非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文革”期间。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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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记者刘伟在“拉萨转经路”里的描述，释迦牟尼生前，他的弟子为他塑造了三尊等身像，并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加持。尼泊尔赤尊公主带的是佛祖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的是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佛祖在泥婆罗菩提树下悟道前的三十岁等身像，在天竺战乱中沉没于南印度洋。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后来又毁于吐蕃战乱，只有十二岁等身佛像供奉在大昭寺。
　　
　　但又有资料说，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小昭寺的大殿内。十年动乱中遗失。文革后被寻回。事实究竟如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非知情者不得而知也。这也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造谣的空间。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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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有超过10万的孔氏后人埋葬于此。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
　　
　　上面所说的“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没有详细的资料和证据证实，所以无法考证真伪。
　　
　　反正历史上孔子的庙宇、墓地千百年来屡毁屡建都不知多少回了。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主子百家，自汉五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的酸儒腐术就逐渐的变异荼毒着汉家尚武求进之精神。近代中国衰落挨打多少也和这没落腐朽异化的“孔儒”之道有不少关系。所以能中国自强重新站起来，就得益于批孔反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它一下让国人“清醒”一下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至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即使是真的，那也是10万孔氏后人中“例外”的一件罢了(赫赫，原来文革的“破坏力”仅此而已)。按资历派辈其为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按应为现代人物而非什鬼劳子的啥“文物”。按比例也不过是孔氏后人中十万分之一，比现在每年不可计数“强拆强占”逼迁的平民百姓幸福多了。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在90年代

http://www.mycollect.net/info/66879.html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

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之后

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

“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附：

近二十年来文物盗掘与走私现状分析及相应对策－文物浩劫-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 98 级
褚馨
导师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
陈淳教授

概要

近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物盗掘与走私现象日益严峻，对此现状作一番概述之后，在文物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下，对课题的实地调查个案作了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进一步展开讨论，对我国的文物破坏和流失现象进行原因探讨，并结合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种种典范，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提供启示，寻找对策。

关键词 文物 盗掘 走私 价值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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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研究目的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大量丰富多彩，令世人景仰、国人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命运却是多灾多难的；战争、外来侵略、政治运动、人为偷盗、自然灾害等使原本就脆弱的文化遗产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特别是近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物面临了新一轮的浩劫，盗掘、走私文物黑潮屡打不绝，且愈演愈烈。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受破坏的文物之多、不仅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所不曾有过的。据估计在过去20年中，我国至少有大大小小的50-60万座古墓被盗，五、六百万件文物被毁，在海关对出境货物的5%抽查率中就有数百万件走私文物被查禁，这些文物的总数占我国现有文物的五成以上，而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被破坏和偷运出境的文物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文物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有着经济、审美、象征、信息多方面的价值，而且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科技手段的进步，以及探索目标的深入，对这些价值的揭示也就越深刻，文物的价值上升空间就愈大。所以要尽力保护好每一件文物以免将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国近二十年文物盗掘与走私的严峻现实以及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种种软弱性，不禁令人担忧，笔者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忧虑的心态进行此次课题的研究，力图通过大量实际资料，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对我国文物盗掘与走私现象作一纵横的深度透视，分析其原因和危害并结合国外文化遗产保护范例找到相应对策，使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一条规范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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