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鸿 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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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余德鸿

简介

作者余德鸿河南省淮滨县，1949年春参加革命工作。除援外工作的几年外，他毕生在信阳地区工作。曾历任区委书记、副县长、行署办公室秘书，地区农委办公室主任，地区水利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信阳事件”发生时，他在专员张树藩领导下工作，张树藩被打成右倾，他受到株连，也曾遭到打击。他与张树藩同样是“信阳事件”最有力的见证人。本文以材料翔实，叙述全面，剖析独到深刻而见长，是一篇特有力度、血泪斑斑、可信度极强的历史见证文字，曾于2003年被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

“信阳事件”指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人事件。由于这个事件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涉及到中央庐山会议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部署，也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对信阳问题的批示，所以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说法，不仅在编修地方志，对这段灾难性的历史未做详细记载，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对信阳事件中的问题也没有给予平反纠正。信阳地区的广大干群，虽然意见很大，但至今不敢对此妄加评说。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失常的，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论它是光辉的，还是灾难性的，都在继续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现实生活，故需如实记载，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基于此种指导思想，我现在虽然年逾古稀，身患癌症，骨瘦如柴，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仍然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如果有用，算是我最后的一点奉献，如果有错，当然是文责自负，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信阳事件”的概况
“信阳事件”虽然主要指的是公元1959年冬季的饿死人事件，但从它的开始发生、发展至善后处理工作结束，实际上跨越了四个年度（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开始至1961年春季民主革命补课结束）。在这四个年度内，原信阳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疯子，都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党内的民主精神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作风都没有了，不分时间地点，闭着眼睛说大话、假话、空话，千方百计地发动组织带领群众搞无效劳动，不仅把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主要成果毁坏殆尽，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树木）也几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在加速前进，实际上政治经济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机，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一贫如洗，在全区850万总人口中，不仅有百余万饿死，其幸存者也都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阶级出身好坏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没有逃脱被审查、批判、斗争的厄运。有些人受到了法律与党纪的处理。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同志，在反右、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潘”即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杨”及省委副书记杨珏；“王”即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及庐山会议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运动中，被一批一批的打了下去，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例如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实在是天下奇闻。那些自1958年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为了保存自己，违心的充当革命左派和反右斗士的人们，在民主补课运动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对待，包括那些趋炎附势、左右逢迎、见风使舵，在历史运动中一贯正确的不倒翁，在“信阳事件”后期，也在劫难逃。
“信阳事件”的核心是饿死人的问题，据我了解，进入1959年后，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秋收以后越死越多，进入冬季，疾寒交迫，死人问题集中出现。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不准外流不准偷吃家畜等）。究竟整个信阳地区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信阳地区志》中发现共饿死48.39万人（不包括今驻马店辖区的正阳、确山、新蔡、平舆、汝南、上蔡、驻马店镇、西平、遂平等9个县区），据此推算原信阳地区的死亡人数当在90万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其中李振海同志后来留信阳任地委副书记）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对这个数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数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觅食去了，并没有饿死，在形势好的时候又回来了；一种说法是这个数字太少（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员），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放的，人多则发多，人少则发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救济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及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道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情况，在1959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10余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共写了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在全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重有轻，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是不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的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组长、区团委书记、中共区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对那里人熟、地熟、情况熟。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那个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做有棺材，死后我姐姐找人将其装了进去，因无力抬动，尸体在屋内停放了数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进村边的一个粪坑里（无力重新挖坑）。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占半数左右。由于死人的时间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巨大，而活着的人也大都是东倒西歪，少气无力，不能逐个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车上（一种用牛拉着向前滑行的木制农具），用牛将其拉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时期，也正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时的信阳专署在批判斗争张树藩同志告一段落时，正在集中力量对我进行批判斗争，但我家中接二连三地死了人，所以经过多次申请才准许我4、5天假。我于1959年12月份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母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在我离家回信阳路过公社时，因公社书记钱庆怀、县委工作组长周永岱（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副组长程方志（县工商局副局长）都是我的老部下，对我还算不错，最重要的是使我吃了一顿饱饭。但在吃饭时，钱庆怀、程方志没有陪我，中间还把周永岱喊了出去。据事后老周同志告诉我，钱、程二同志没有陪我吃饭的原因是知道我是正在批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怕受到牵连，将老周同志喊出去，是不让他陪我，可见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由于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对他们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是批斗对象，当时能有人与我打个招呼，就算抬高了我，何况给我饭菜吃呢？从简单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虽然都是当时的左派，但思想矛盾很大，压力也很大。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反瞒产、搞征购、但食堂早已停伙，人员正在大量饿死，明知道是没有粮，但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不行，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回县不行，下村也不行，只有呆在公社白吃了。
我回到专署的当天就被拉进了批斗会场，继续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平时同志们都说我敢大胆放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但这时我确实是害怕了，也不得不违心地说起了瞎话来。他们问我家中的死人情况，我说是年老多病；他们问我农村形势，我说很好。因为被批判斗争者和参与批判斗争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骂你听，打死你算是罪有应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杀，叛党叛国。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采取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办法，得过且过。
1960年春节，公共食堂已经恢复，粮食供应标准虽然低了一些，但以死人的名字又多领了点，基本上可以吃饱了。但由于天气渐暖，停放在村外的死人开始腐烂变质，出门就能闻到臭气。为此，钱庆怀同志专门召开了会议，布置埋人工作，但由于任务很大，逐个埋葬费力太大，又怕上级来人检查，从坟头数量上发现了死亡人数，所以想了个集体埋葬的办法，用大跃进时打的大口土井当做墓穴，一次埋葬几十人或数百人不等。我村西南地的那口井为高油坊、徐庄、小余庄三村共用，一次就埋了百余具尸体。
就当时的信阳情况而言，地区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信阳市境内，属于水稻区，干旱及“五风”都比较严重，死人较多。其中，淮滨县的灾情更重，死人较多，而上面说的那个防胡公社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在全区没有完全的代表性，但与息县、罗山、光山、潢川、固始等县的大部分社队的情况是基本相同的。我有一个亲戚，家住光山县的白雀公社，全家11口人（老两口加9个孩子），共饿死了10人，只剩下一位妇女。原信阳地区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驻马店市境内，灾情相对较轻，死亡人数较少，但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其中，新蔡县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0万人。正阳县死了8万多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的嵖岈山公社死亡人数也为4000名左右，占总人口的10%左右。据遂平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刘班庄村群众的一封来信，说他村已饿死62人，另有几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气了。他赶到该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发现垛根旁躺个死人。约在下午5点左右，在该村西头推开了一家屋门，见当门坐了一位妇女，满脸浮肿，身旁摆着三个孩子的尸体，剩一口气的老头躺在床上，又走进了一家，推门一看，发现全家4口人全部饿死，其中床上2个，地下2个，真是惨不忍睹。

二、信阳地区的基本情况
原信阳地区包括今驻马店市的大部分，共18个县市，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千万亩，总人口为850万人（据1958年统计）。该区位于豫南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南屏大别山与湖北接壤，东与安徽省为邻，西靠桐柏、伏牛二山，北为黄淮海平原，与本省的南阳、平顶山、漯河、周口等市为界，淮河由西向东从中间穿过，在本区内的流程达351公里，有积水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18条，其中最大者为洪汝河，积水面积达1.238万平方公里，加上众多的二级支流，河流在本区内纵横交错，形成网状，既有筑坝引水和兴修塘堰蓄水灌溉的条件，又有筑坝引水和兴修塘堰蓄水灌溉的历史经验。我们中华民族兴建最早的农田水利工程——“期思坡”就坐落在本区固始县境内（见《中国水利史稿》兴建时间为公元前605年前后）。在1959年前后，全区已拥有塘湖堰坝等各类水利灌溉工程30余万处，并兴建了南湾、薄山、板桥等大型水库，已经具有一定的抗旱与防洪能力。由于受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等山系的影响，地形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倾斜。其中，淮南部分是大别山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为主；淮北是黄淮海平原的组成部分，地貌以平原洼地为主。整个地区由深山区、浅山区、丘陵、岗地及平原、洼地等地貌组成。由于地理位置界于长江及黄河两大流域之间，在大自然上属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结合部，其中淮南部分是亚热带的北缘，属湿润地区，淮北是暖温带的南缘，属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度左右，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在空间上，自南向北由1400毫米左右向700毫米左右递减；在时间上，主要降水量多集中在汛期，而汛期的降水量又往往集中在一场或几场暴雨中，所以旱涝灾害比较频繁。在农作物结构上，虽然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但各种杂粮及棉、油、麻、菜等经济作物都占有一定的比例，既不同于南方单一的稻区或稻麦区，也不同于北方单一的旱作物区，总的情况是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宜林宜果，各种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动植物群落杂居其间，不仅物产丰富，而且风光秀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农作物结构，虽然旱涝灾害频繁，有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之说，但也有旱涝不绝粮或旱涝皆丰收的说法。因为在全区范围内的不同地形，不同农作物间同时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是极少的，所以群众的生活比较稳定，习惯的称其为“鱼米之乡”，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
1959年的旱灾虽然是很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从降水量来看，1959年的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主要问题是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同，1959年的降水量的时间分布是：春夏之间降水量偏丰，夏秋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下透墒雨，汛期的降水量仅为298毫米，小于1953年（511毫米）和1961年（411毫米）、1976年（346毫米）、1978年（325毫米），但大大超过了1966年（213毫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由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15亿公斤，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150公斤以上。虽仍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正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5.5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点问题，请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相信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三、大跃进中的信阳地区
信阳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远在1958年以前，就出现了“左”的苗头，从1955年后期，批判小脚女人，脱离实际的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开始，在经济建设上就采取了许多过激的措施，高指标、高速度的急躁冒进倾向波及到了各个战线，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出现了资金短缺，设备不足、能源紧张、材料缺乏生产及建设秩序混乱等比例失调现象，虽然有不少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对这些善意的批评及工作中的分歧和争论，不仅不能健康地、正常地加以解决，反而将其上纲上线，甚至将其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把一般的批评建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治斗争，最后干脆抛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单纯地去进行“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地在基层干部队伍中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结果伤害了很多好人，形成了“左”比“右”好的思想体系。进入1958年以后，在大气候的影响下，极左思潮更是进一步膨胀起来，首先是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目标及在15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的口号以后，对信阳地区震动很大，但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及“反浪费、反保守是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等文章，继续号召各地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扬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新年刚刚过后，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基本上都有反右倾、鼓干劲及“反冒进”的内容。这些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对基层干部来说，实际是泰山压顶，不执行不行，执行也不行，因为信阳是个缺煤少电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资金资源都严重不足，根本无法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所以压力很大。对信阳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5月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仅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且在会议进行中，发生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违反常规，破格发难指名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反常现象，但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制止，而且首先起立鼓掌表示支持。所以会后不久，吴芝圃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地反“潘、杨、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信阳地区先后被批判斗争的干部多达20万左右（包括社队不脱产者）。其中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从此，敢于反映客观情况，说实话、真话的人更少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多了。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所谓革命“左”派，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更是左上加左，有些作风正派、主张实事求是的人也被迫唯心地跟着左了起来，结果出现了许多离奇的、神话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信阳地委于1958年1月作出了关于在本年度内所有城镇都要彻底消灭“四害”的决议。同时，为了掀起大跃进高潮，分别在各县市内集中三万多名基层干部，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进行反右斗争。2月份制订了全面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各条战线都提出了高额指标。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300亿公斤，平均亩产量要达到2000公斤，超过1957年的10倍多，并具体要求要培养出亩产2500公斤的丰产田300万亩，亩产3000公斤的丰产田200万亩，亩产3500公斤的丰产田150万亩，亩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丰产田50万亩。其中，各级领导干部培养的试验田的亩产量要达到5000至15000公斤。实现这一计划的主要措施是深翻密植，具体要求所有耕地都要深翻至三尺及七尺。其中，各级领导干部培养的试验田要深翻一丈以上，每亩小麦要播放种子150至250公斤。当年冬季，我在淮滨县固城公社就亲眼见到了深翻土地的情况。几千人集中在一片地里，搭上工蓬，支上锅灶，吃住都在工地，实行劳动军事化的大兵团作战。翻地的办法是先在地边挖一条深沟，然后在沿沟的一侧挖新沟添老沟，滚动式的前进，不仅工程很大而且将活土埋在了下面，生土翻在了上面，减少了土地的自然肥力。我将这种情况向地委、专署做了汇报，结果受到了批判，戴上了反对大跃进的帽子。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地区诞生了。1958年4月，张树藩同志（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在遂平县检查工作时，根据兴修下宋、双沟等水库的需要，同意将鲍庄、杨店、槐树、土山四个乡27个高级合作社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在给这个联合体定名时，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叫集体农庄，有人说叫农业合作社，有人说叫人民公社。正当人们为这个联合体的名称争论不休的时候，毛主席来河南视察工作，听说了此事，顺便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轰动了全国，除西藏外，全国28个省区都先后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前来参观学习的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最多者每天超过了3000人。信阳地区及遂平县都建立了接待参观团的领导班子和接待站。
信阳地区成了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当然很风光很神气，也更加忘乎所以了。继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地委于5——6月间，先后组织了60多万名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小社并大社活动。到7月中旬，形成并社高潮，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8000户左右。其中，商城县的超英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多户。据说在开始筹建时是1.3万户，又隔一天增加到1.8万户，最后增加到2万多户。7月20日，商城县在城关镇的田棚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公社成立庆典大会，除地县领导人参加以外，还邀请了法新社记者、苏联驻华使馆的官员及有关新闻媒体出席会议，《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以显著栏目作了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给了奖状。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其中，固始县的七一人民公社的规模达47880户。但这仍然没有满足极左思潮的要求，紧接着，又将190个人民公社合并成了5个一县一社及11个县联社，参加公社的农户达到了99%以上（除少数地富外）。经过一段实践，感到一县一社问题很多，又变成了一乡或一区一社。经过这样急风暴雨式的变革，广大干群已经是疲于奔命，不知如何是好了。
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必然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但由于公社是个前无古人的新鲜事物，没有前车可鉴，于是经过有关领导及某些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也不要票等管理制度。其中，遂平县还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据说陈伯达到遂平时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各取所需，按需分配，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货币交换将逐步消亡，钱成了无用的东西。”据此，遂平县人民银行行长王国昌还与陈伯达一起研究设计了一种代替钱币的交换券，形式有大有小，没有面值，只起个证明作用，印好后发给群众进行交易。《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一是能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锻炼培养集体主义觉悟；二是能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三是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四是便于进行大型的基本建设；五是社大人多，资源丰富，便于发展多种经济；六是社大骨干强，而且集中，便于统一调配使用劳力，并能大量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队伍；七是可以大量培养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八是可以大力进行文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九是抗灾力强，可以更快的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十是更进一步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办好人民公社的有利条件一是社员自觉自愿并社，有办好人民公社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有办社的经验和管理生产的一套办法；三是社内有较多的积累；四是党的领导加强了等等。为了支持人民公社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帐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将广大社员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全民大办，劳民伤财。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地委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农业，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滚珠轴承，全民动手除四害讲卫生，全民办教育等口号。因为资金和劳力的严重不足，结果是什么都想办，什么都办不成。以大办钢铁为例，全区投入了近120万劳力及6000名干部，上山砍树，下河捞铁砂，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起了炼铁炉近4万座，炼钢炉434座，几乎收尽了群众家中的废铜烂铁，其中包括一些珍藏多年的铜铁家具、古玩及部分农具等。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在成材树木几乎全被砍光的情况下，不少木制家具和农具也成了柴烧。结果是除了收集的废铜烂铁外，连一吨合格的钢铁也没有冶炼出来。在大办滚珠轴承方面也投入了50多万劳力，结果也都是废品。在大办水利上投入近200万劳力，在没有勘测资料、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材料、没有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开工上马的工程有石山口、铁佛寺、白果冲、锁口、乌龙港、潘楼、张茨林、黑石嘴、十字江、下宋、双沟、宿鸭湖等十余座大中型水库；南湾北干渠、板桥灌区、梅山黎集渠首及总干渠等大型灌区；陈兴寨、小龙山拦河枢纽、洪河分洪道、班台大闸、淮北河网化、南湾水库发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这些工程大大超过了承受能力，违背了科学规律，不仅都没有按计划完成，而且给后来的水利事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拢，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倒坝失事，近2000人被淹死。
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还有个大放“卫星”的问题，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经常看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放卫星、送喜报的场面。这些所谓卫星虽然都是假的，但却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及各种新闻媒体的表扬鼓励。据《河南日报》记载，1958年10月25日，信阳地区放出了日产生铁60368吨，日产钢336吨的大卫星。其中，商城县日产生铁29074.6吨，信阳县日产生铁26119吨。当这个消息传出后，不仅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中央冶金部于1958年10月11日在商城县召开了土法炼钢现场会议，在副部长夏耘同志主持下，全国28个省市（区）的47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农业方面的卫星就更多更玄了。仅见于报载的就有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小麦卫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西平县猛进农业社亩产7201斤的小麦卫星（7月18日《人民日报》）；商城县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第四大队第三中队亩产稻谷30009.2斤及光山县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亩产稻谷31302.2斤的水稻卫星（8月20日《河南日报》）；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队亩产稻谷48925.7斤的水稻卫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西平县盆尧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亩产芝麻7239斤的卫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报》）；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吴庄生产队亩产202735斤南瓜卫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除此之外，还有五一劳改农场放出的亩产稻谷5万公斤，上蔡县高岳公社养猪场放出的一头母猪一次生64只小猪崽的卫星，配种模范李桂英放出的骡子生驹卫星等。当然，在其它战线也还有很多卫星，在此不再详述。其中对信阳地区影响最大的是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新集大队放出的水稻卫星。1958年秋季，鸡公山党委迫于整个大跃进的形势，迫于县委在全面跃进20条规划中提出的高指标及十年规划一年实现的要求，迫于扫暮气、拔白旗、反瞒产、反右倾及反“潘、杨、王”运动的压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违心地想出了一个不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飞黄腾达的两全之策，将新集大队的430多亩水稻的产量都加在6.63亩试验田上，以总产324375.5斤，亩产48925.7斤的特大喜讯，分别向省地县委报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在第二版上，以“鸡公山上红旗插，水稻亩产四万八”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新华社也随即发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级领导偏听偏信，在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原信阳地委为了夸大大跃进的成果，又派人去现场对这颗假卫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粮仓。为解决粮源不足的问题，便将稻草放在仓下，上面盖点稻谷。假现场布置好后，以此为教材，将其当成了批判右倾的武器，组织全区各县市社队领导及群众积极分子以及所谓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前往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1958年属于丰收年，全区的粮食总产量接近60亿斤（30亿公斤）。按800万农村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为700斤左右，扣除征购及种子饲料后，每人占有粮食也在500斤左右，不仅够吃，而且有结余。但在当年的冬季就全面出现了口粮短缺、生活困难的情况。主要原因一是各种大办外出的劳力，每人每月定额为40——50斤，每人每天平均多吃半斤粮食。仅大办钢铁、大办滚珠轴承、大办水利三项，外出的劳力就达300万人左右，每天多吃粮食达150万斤左右。其次是社队的公共食堂吃饭不限量，浪费和多吃了一些粮食。其四是由于大批劳力外出，在后方的劳力不仅较少，又多系老弱病残，对成熟的庄稼未能及时的收割，不少农作物在田中霉烂变质或籽粒脱落及人畜糟蹋，结果是丰产没有丰收，所以在秋后不久，各县市就纷纷反映生活发生了问题。但地委对这种情况不仅不调查研究，分析原因，而主观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在全区范围内，部署了一场反瞒产运动。记得是在1958年11月，我跟随张树藩同志到遂平、西平二县检查反瞒产运动开展的情况，在遂平听了蔡中田、赵光、娄本耀等同志的汇报，感到非常乐观。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嵖岈山人民公社，中午在下宋吃饭。但饭是用一个木盒子从槐树抬来的。我们感到很奇怪。一顿便饭为什么要从数公里外抬来呢？经再三询问才知道下宋队的食堂已经缺粮了。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儿问题。下午我们到达杨店。这里是外来参观人员的接待站。这时虽然参观的人不多了（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人），但摊子未散。我们的吃住都安排的很好。第二天，我们到了韩楼。据地委驻队工作组的刘同独（信阳专署的行政秘书）同志谈，大队食堂已基本断粮了，近几天都是喝的菜汤。我们亲自检查了几个食堂，证实了这个情况。我们回到杨店后，张树藩同志一方面向地委打电话，一方面让我起草书面报告。接着，我们经土山、槐树等地回到了县里，向县委通报情况后，又到了西平。当时西平县委还在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反瞒产大会。据姜升堂同志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挖出各种粮食8000多万公斤，说群众家中盆盆罐罐藏的都是粮食，有的将粮食埋在地下，上面封着土，种上菜，这不仅说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说明粮食问题完全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回到驻地后，树藩同志问我听了汇报有何看法，我说一次会议挖出了8000多万斤粮食太多，不是实际情况。树藩同志说：“我也有同感，明天你不要参加会议了，去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那个队检查一下粮食情况。”我去那个公社后，让书记向我汇报了全面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社挖出粮食800多万斤，其中北关队（既小麦卫星队）挖出粮食80多万斤。”于是我让他带路，到北关大队进行了调查，并未发现那么多粮食（只在大队部发现粮食数千斤）。公社书记很尴尬，向带路的副大队长发了脾气，队长反说：“书记你不了解我们队的情况吗。我们队是个蔬菜队，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粮食？”我回来向树藩同志汇报后，他说县委的汇报肯定是假的。于是又向地委做了电话汇报及书面报告。但这些报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了地委对我们的怀疑。于是派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同志重到西平、遂平二县，对我们进行跟踪调查，重新向地委做了汇报，以后（1959年）我与树藩同志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而延炳玉则被提拔成了地委副书记。

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1959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面对这种情况，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生产救灾措施，而且还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更高的举起了“三面红旗”，进一步反瞒产、扫暮气、反右倾、拔白旗，继续坚持“五风”错误，各条战线上已经上马的在建工程，不仅都在乘胜前进，继续施工，而且又新上马了许多大型骨干工程。例如：水利上的出山店水库、南湾灌区平桥渠首枢纽、南干渠、梅山灌区的中干渠及莲花分干渠等。由于上述举措全部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人民生活全面紧张，结果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1959年气候反常，春夏间雨水偏丰，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在抗旱期间，我先后到过确山县的新安店公社，正阳县的熊砦、汝南埠，息县的东岳，遂平的和兴，西平的蔡砦、二郎、专探，汝南县的金铺、留盆，上蔡县的邵店等地进行过调查。7月中旬，我在确山县新安店公社听了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王志国同志（红军）介绍，该公社的280995亩耕地，有66863亩未种，实际还要多些，估计约10万亩左右，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该社陈庄大队总耕地面积4038亩，其中有1338亩未种，占总耕地面积的33%。邵庄生产队总耕地480亩，有280亩未种，占总面积的50%多。正阳县的熊砦公社汇报说，未种者占总面积的24%。据我们了解，该社乐堂大队就有5836亩秋作物未种，占总面积的41%，袁砦公社的牛庙大队有3500未种上，占总面积的34%强。拿人多地少、生产条件较好的汝南埠公社来说，总耕地面积为210563亩，有38915亩未种，也占总耕地面积的18%。其中岳城大队未种者占总耕地面积的23%。其它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由于旱情严重，加上主要劳力均已离家从事各种大办工程了，管理很差，当时的秋播工作实际已经停止，已种者也有很多发生了草荒、苗荒的情况。
经最后落实，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接近30亿斤（15亿公斤），较1958年减产一半左右。但信阳地委对此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在9个常委中，除张树藩同志一人外，其余人员一致认为是大旱大丰收，比1958年还要丰收。在当年秋季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根据各县上报的数字统计，全区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达350亿斤。在张树藩同志的极力反对下，先后将粮食总产量压缩到300亿斤、250亿斤、150亿斤等，还是统一不了意见，最后路宪文同志发火了，主观地提出了个粮食单产指标，让我与张洪升同志（粮食局干部，后任副局长。我们两个都是大会工作人员）算个帐，得出的结果是80亿斤左右。张树藩同志认为还是太高，理由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958年，所以唯心地向省委（大会）汇报了72亿斤。结果省委就按此数下达了征购任务。经最大努力，在完成16.8亿斤以后，征购工作就无法往下进行了。所以地委非常恼火，认为这又是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以打退资产阶级进攻为主要内容的反瞒产运动。如果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真是有72亿斤，其中征购16.8亿斤是不算多的，遗憾的是实际总产量不足30亿斤，完成16.8亿斤征购任务之后,仅剩下13亿斤左右。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仅160多斤,扣除种子、饲料及干部与外出劳力的多吃多占部分，所剩的粮食就很少了，所以群众称1959年为“粮食关”，称“信阳事件”为“过粮食关”。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在1959年内，群众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月份，也就是农历己亥年的正月间，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观庙、汪桥两个管理区就有74个食堂缺粮断炊，3月初就饿死了数人，3月7至9日，观庙林湾生产队的共产党员许学富同志先后两次给周总理发了电报，接着，国务院、河南省委及地县均先后派人作了调查，并安排了群众生活。5月份，市场商品大部分脱销，粮食问题全面紧张，地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整顿粮食供应办法，规定了口粮指标，公共食堂由随便吃改成了以人定量，生活紧张情况曾一度缓和。但由于高估产、高征购的结果，麦收不久群众生活又重新发生了严重问题。7月上旬，我在下边检查抗旱工作时，在从正阳县的汝南埠公社岳城大队去息县东岳公社时，路过乌庙大队，发现在下午4点多钟时，群众还未下地干活，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的食堂已经停伙，尚未吃到早饭。我们走到东岳街头，看见两位妇女及两个孩子在剥榆树皮，他们边剥边哭，边向我们介绍食堂停伙的情况。到公社后，县委副书记姚书轩及公社书记徐天锡同志介绍说，全社总计335个食堂，目前每人每天能吃到一斤粮食的有96个；每人每天能吃到七大两粮食的有66个；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粮食的有72个；已经缺粮停火的有56个。我们感到问题极其严重。第二天到塘坡、夏砦、石菜园等大队作了实地调查，发现夏砦、石菜园等大队的榆树皮已经全被剥光，夏砦北边的8亩高粱，江庄附近的4亩高粱苗子（主要吃嫩杆子）基本上全被吃光。其中江庄生产队的食堂已经停伙10天，全队226人基本上都在野外觅食，情况比公社介绍的还要严重。7月下旬，我在遂平县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检查工作，听毛副书记介绍说：“目前最根本的是粮食问题。麦后我们在公社开会，李支书向公社王书记反映了这个问题，被辩论了一天，罚站了三个多小时，我因未向李支书提出批评意见，也被戴上了右倾帽子，罚了站。目前全队11个公共食堂，从25号开始，每人每天仅吃4两粮食。今天是29号，已经全部断粮停伙了。其中丁一队的薛永源今天已经饿死。”接着我又由遂平县的和兴到了西平县的蔡砦、二郎、专探等公社，发现那里的生产、生活问题都很严重。八月份，我由汝南的金铺公社去上蔡县的邵店公社时，经过牦牛赵大队，居然没有找到饭吃。在抗旱期间，我们虽然每到一处都向上级实事求是地写了书面报告（在反右运动中，群众揭发我先后共写报告16份）。这些报告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罪状。据原淮滨县防胡公社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秋收时在县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根据公社的实际情况，向县委提出了一个要500万斤统销粮的计划，结果是一斤统销粮也未给，反而向公社下达了征购460万公斤的任务。不仅如此，在会议结束时，县委立即宣布让其停职反省，让副书记钱庆怀主持全面工作。钱书记临危受命，新官上任三把火，将其中的口粮、种子、饲料都当作余粮征购起来，所以，从10月开始，公共食堂就陆续停伙，人口就开始死亡。进入冬季后，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食堂全部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结果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总人口5万人，其中饿死了2万2千人的惨剧。
1959年秋末冬初，征购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公共食堂就陆续停伙，人口纷纷外流，浮肿病广泛蔓延，生产基本上全部停顿，饿死人的问题严重发生。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火上浇油。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同时，加大了反瞒产的力度，先后又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受到了批判斗争。其中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组织处理。为了有力地打击右倾势力，除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以外，还向各县市下达了要过好“三关”（叫喊缺粮关、公共食堂停伙关、人口外流关）的指示，强迫各级党政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很多社队将种子、饲料、口粮都当成了余粮，结果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就布置假现场，将稻草稻壳垫在仓库底下，上面盖上一层粮食，采取不通就辨（辩论，既批判斗争）不信就看的办法，组织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参观，进行现场批判辩论。公共食堂停伙以后，不少人为生存而外出谋生。当时一律把这些人当作流窜犯看待，到处设卡拦截。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冬季先后收容的外流人员达46万人次，其中不少人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杀吃了队里的牲畜，被发现后均以破坏集体财产论罪。全区因此而被逮捕者达2000余人，其中有被处以极刑者，有惨死在狱中者。同时，指使邮局查扣那些胆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信笺。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如光山县白雀公社的小学教师李玉伦、信阳县监委的干部胡修玉等，都因此受到了批判斗争，给予了组织处分或下放劳动，致使形势急转直下，结果酿成了一幕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悲剧。
直到1960年1月，信阳地区的严重问题才开始引起地委的注意。地委于1月11日（农历己亥年腊月13日）在潢川召开了县委书记紧急会议，初步检查了反瞒产的错误，研究了安排群众生活及防治疾病的措施，开始向群众供应口粮。从此公共食堂陆续开伙，外流人员纷纷回家，饿死人的问题基本停止，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反右倾、鼓干劲的温度仍然没有降下来。地委于1月19日至25日（农历己亥年腊月22日至27日）在信阳召开了有1300多人参加的抗旱夺丰收庆功表模大会，继续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同时还举办了抗旱夺丰收的实物展览，将原地区农业局长胡友禄同志拉到展览会上作为反面教材，讲解员指着胡的鼻子，向参观者介绍胡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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