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革博文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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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实：黑材料显性记

在由校内文化大革命转向校外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宁中学揭批“四清”运动极左行为的活动并没有结束。“铁扫帚”战斗队抄了校“四清”“档案与学生档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机密终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且不说那将袁克东尸体斩断塞进炕柜的马主任如何诱奸少女，耍流氓（见博客文《那个年月，我亲眼目睹了老师的死亡》）；因不满家庭成份由小业主划为地主而与”四清“工作组论理的高三甲班同学马殿魁如何成了三类专政对象。①考虑到一大批品学兼优，人望卓著的高中同学，也可能有类似马殿魁一样命运， “铁扫帚”的朋友们翻遍了全部档案，终于发现一本中宁中学高中生的政审材料，专门拿来给我们过目。在那一行行名单中，除了一般表格格式内容外，在“高考录取与否”栏里，张轩亭、蒋国儒仅是“一般专业”，康占林、冯德春为“不予录取”；而我的政审意见里，赫然写着“来路不明，暂缓录取”。

血冲上了我们的脑袋。骑兵军官的儿子康占林铁青了脸，“啪”地一声，将记录摔在地上，背着手在屋中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出身成份高的冯德春讪讪地不知说什么好。我却气郁胸怀，有口难言。 “来路不明，暂缓录取”，仅仅是我从异地矿区独自转学到塞上求学，家不在此地，就可以不负责任的地乱下政治结论。好象我是无户口，无根基的黑户？几代人走南闯北，保家卫国，把个人家族的命运和祖国维系在一起，却叠遭不公平待遇，流离天涯，成了“来路不明”的人，这世界还有什么昭昭可言！

蒋国儒与张轩亭也不值得侥幸。“一般专业”只说明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另类，毕竟还低人一等。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宪法规定，所谓民主，就是没有专制、压迫，人人生来平等；所谓共和，就是人民团结，共存共荣。而一个阶段性的极左政策，就可以置宪法规定的国体，和根本大法于一纸空文的地步，那人民的尊严和权利更不在它的话下了。这本纪要不过显示，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真正的公民仅限于当时红极一时的一群人，而不是整个国民。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作为二等或等外公民，并不能完全享受公民的权利。这个以宗派、家法取人，用人的时代，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光明的时代吗？

马殿魁闻讯赶来了。这是一个精明而标致的小伙子，住城关殷庄大队。他看到“三类专政对象”的记录，白了脸，气咻咻地跑到县政府去了。还未走上社会，就成了监管对象，小伙子不气急败坏才怪呢！

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校，一方面培育了我们遵纪守法，坚持原则，不畏艰辛，勤奋上进的优良品质；一方面禁锢与桎捁了我们的思想手脚，扭曲了我们的本性。使这一代人终身难越雷池一步，缺乏冒险创新精神。我们终生虽然始终尊重给我们知识的老师，却不齿他们许多人的人格。自高中以后，我们不再眷恋母校，并非我们是冷血动物，而是那里太少温暖和甜蜜的回忆，只有深重的心灵的创伤！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一天，马仲智带着“八一兵团”的陈死娃子（高一学生，姓陈，脸孔发白如纸，故有此绰号）到我们队部来了。死娃子探知，社教工作团撤离时，将许多黑材料留在县武装部。“八一兵团”想联合我们把这批材料弄回来。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化革命，由于极左路线一贯占统治地位， 中国人又没有人权观念，党内、政府内、机关内，总有相关组织，相关人事部门，专门刺探公民的言行、隐私，并将其整理成厚厚的材料，予以专门的管理，名之曰“档案”。其实，这些材料专门为监视人，控制人而设立。它并不涉及一个人正常的履历、资历、学历、能力、品行、工作表现、等等真正属于档案的内容，而是时机成熟时专以害人整人的黑材料。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极其畏惧自己并不知何时就被装入档案袋，或列入专门卷宗的这些材料。因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它是随时可以被引爆的遥控炸弹。就如那本将我们打入另册的“升学政审表”，它实际上决定着我们一生的命运。

张轩亭、康占林跳起来了，坚决主张对那批黑材料采取革命行动。因为，他们早就风闻，“四清”后期，社教工作团对中宁中学思想活跃的师生曾拟就过一份黑名单。我何尝不想支持他们的主张，但武装部是准军事机关，取之不慎就易于被人冠之以查抄军事机密文件的罪名。工作团所以把材料放在与管理档案毫不相干的武装部，其用心正在于此。

犹豫再三，考虑到中央早就否定了一些工作组的做法，并不认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行为，何况那里只是整人的材料，又不是什么历史档案，应当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告之与大众。思虑及此，我们还是统一了思想，同意和“八一兵团”连手，把材料搞回来。

于是，几个人详细地研究了行动日期，行军路线，人员分工，重申了有关纪律，便不动神色地各自分头去准备了。

5月22日晨，“飞鸣镝”、“八一兵团”排着整齐的队伍，一律精干打扮，从南门直接开进北街县武装部，包围了它的各个办公室。我们申明来意，请武装部干部整理清点好军事文件及个人材料物品，然后打开办公桌柜，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查抄组专以清点“四清”材料。

几个军官无可奈何地笑着，无法阻拦我们行动。其实，他们心里也未必愿意让人家把专门整人害人的材料， 放在这块相对的净土，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作训科长李二小，是甘南剿匪的战斗英雄，专门来校给我们作过抗美援越报告。参谋刘人杰，是从炮击金门前线下来的中尉，作过我们的军事教官。新部长杨培堂，是一个微胖的，和气中带着铮铮骨格的中校。他不太赞同我们的行动，又不便硬性阻挠。就在半推半搡中，让我们从柜子里，办公桌里搜集了一大堆工作队笔记和有关会议记录。

整理好材料，签署了交接手续， 我们带着所获，整齐地列队开回学校。被惊动的县城各界人士，只是用钦佩的目光送着我们。中国人是被政治整怕了。除了从中渔利者外，谁不盼望着生活在自由舒畅的空气里呢！

那是一个个预谋斗争的人的材料，实施步骤。包括文化革命开始后在一系列活动中，工作队员对有过激表现的干部、师生的监视记录。不管这些人后来怎样发展变化，仅就他们个人的才干、能力、品质而言，他们实在是六十年代中宁社会各界的精英。自1957年后，历次运动，除了其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外，大都将矛头对准了党内外学有所长，术业有专攻，个性梗直倔强的人物。如此地扼制人性，中国社会的飞速前进，岂非到成了咄咄怪事？

所有赶来浏览这些材料的人都震惊了。在不自知中，自己被人罗列了一条条罪状，上了黑名单，成了秋后算账的对象，不定哪次政治运动翻出来，就要倒大霉。人们不禁不寒而栗。应该说，个人的历史表现，组织的评介，都是一个个客观的实在。有什么不敢见诸于人，昭之于日月呢？其实，嘴巴上标榜光明磊落，背地里老是干着尴尬的见不得天日的龌龊事。中国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生活，那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整整十八年，建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四年；反右派，大跃进，低标准五年；文化革命，“四清”又持续了数年。留给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时间仅仅不到六年。其间还用了三年时间“调整，充实，整顿，提高”。这就是我们安邦定国的开国史。

虽然，时时有种种疑虑，我们还是身不由己地热忱地投入到眼前现实的斗争之中。因为红太阳的威望太伟大崇高了，以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山河，都沐浴着他的光辉。在这伟大神祗的感召下，在那个时代，起码有90%以上的中国人，都甘愿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更不要说，长在红旗下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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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实：凤凰落架上的大人物——捣毁批斗会场

文革中，造反与保守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凡是领袖、中央文革预定要打倒的走资派，都是群众组织打倒的对象。区别在于，你结合了中央认定是革命派的领导干部，你就是造反派；反之，你结合的领导干部（含军队）最终要被打倒，你就成了保皇派。


在宁夏，无论是大杨马，还是小杨马，都是两派群众打倒的对象。象首府一样，各县指挥部、筹备处为了显示自己革命， 也要争着批斗大小杨马。于是，上述四人被轮番押到各县接受批斗，成为这年五月宁夏文化革命的一道新风景。

5月11日上午，我去县城办事，刚走进招待所前院，一辆吉普车“吱”地一声，在我身后停住了。我回头一看，两个身穿黑皮夹克的精壮汉子从车上下来，后面跟着几个便衣。这俩人阴沉着脸，紧抿着嘴，却高昂着头，精神气到也十足。旁观人告诉我，这是小杨马，即自治区主席马信，副主席杨一木。二人被匆匆押进侧院的房间。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想，这俩人到比许多挨斗的走资派神气多了。

回到学校，才知道，我们的队部，被大杨马占了。我们得负责轮流看守他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中等个头，梳大背头，双下巴的肉松弛地堆在胸前，昔日肥胖的肚子也瘪了许多。脸色晦暗，眼泡虚肿，但还算有点精神。书记处书记马玉槐较瘦，胸脯挺得很直，笼着灰雾的脸却显出铁青的颜色。眼角闪出一股怨气，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由不满怨愤渐趋于麻木。俩人缩在套间里并不多说话，只是在饭后小声地计算着每顿吃了多少，应交多少饭钱、粮票。让我听了，觉得大人物也知道斤斤计较吃住衣行，和凡夫俗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

望着他们萎靡而颓唐的身影、神情，我不由地心生许多感慨。人的精气神，人的傲岸高贵，大都靠财富、地位、权势撑起来的。腰杆硬了，地位高了，权势重了，说话自然大气，甚而骄横；顾盼之间，旁若无人，自得自负意态自然溢于言表。当得上神采飞扬，气宇轩昂。一旦凤凰下架，虎落平阳，穷愁潦倒，昨日的富贵骄子，就象吹足了气的皮球突然漏气瘪了一样，顿时就成了瘪三。倾刻形秽神委，不复昨日。经难历险，王侯将相，不过如此而已！

5月13日，一大早，杨静仁、马玉槐就被县指挥部来人押到东操场批斗了。我对他们二人没有什么恶意，也不乐意参加什么批斗会。我和我的同学们其实并不热衷于批斗谁。我们只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以便在政审中能够顺利过关，将来凭自己的才华成绩，考上大学，以更好地为国效力。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依据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文革讲话，“两报一刊”社论，以及全国乃至全省文化革命发展的形势，对时事做出评介，预测运动的发展方向与前景。因为熟读党史、军史，我们知道，刘少奇虽然一度做过红三军团政委，新四军政委，但他靠搞工运和地下工作起家，手下并无一兵一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有枪杆子做后盾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必定以刘少奇的败北而告终。邓小平在抗战以后，取代张国焘、陈昌浩一度统帅过红四方面军余部。但他个人的权威不足以与毛泽东相抗衡。只要毛泽东他老人家还健在，红四方面军旧部便会安于现状，置身事外，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不会涉足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央发布的每一个信息中，捕捉到形势变化的踪迹，估计到许多权贵的命运。

如果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保留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那末，4月30日祁本禹评论，《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的发布，就使我们意识到，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升级，其性质已向敌我矛盾过渡。对于这一政治信号，明智的人决不会信口雌黄。因为从对党、对军队、对领袖个人的历史的深切了解中，从当时的政策、讲话的理论探讨中，从对文化革命实际形势的亲身体验中产生的认识，虽然不足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评介其价值，但在当时的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却不失为真知灼见。虽然我们也革命，也逍遥，却不妨碍自己关注祖国未来的命运，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变化。

在中宁县城，借批斗大小杨马的东风，两派群众组织正在给县委、县府领导重新排队，选择自己掌权后能够结合的对象。因为，在未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老干部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县委书记韩继续，延安时代做过延安被服厂厂长，一个五十岁左右，面孔微黑的胖胖的老头。来中宁几年，也说不上什么劣绩。但他属于陕北帮，作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部下，正在走背时运。当不在结合之列。县长李俊明，刚来中宁仅一年，显得持重倨傲。虽然他的一儿一女，是我校高中学友，但我们对其了解并不多。只知他似乎是杨马派到中宁来的。副县长刘挺相，作为地下党的联络员，早在“四清”时就靠边站了。副县长尤明宝，近年主管农业有功，大得自治区农垦厅厅长、农建十三师师长金浪白的赏识。所以被县指挥部内定为结合对象。但却被筹备处认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批斗不休。两派群众组织各保各的革命干部，在这年五、六月的县城里，形成了长时间的拉锯战。

和北京一样，示威、游行，不断揪斗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这一时期运动的主要特色。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近而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批斗会。把一个初夏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县指挥部决定，6月21日晚，在中宁宁安一小门前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中宁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县委书记韩继续，县长李俊明。而筹备处为了针锋相对，也决定于同一时间在县城西操场举行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金浪白的红人，前副县长尤明宝。

我们并不热衷于参加批斗大小当权派的会议，但也不能闲着没事干。对于批斗韩李，因为是指挥部的下属，我们不便说什么，做什么。但既然筹备处要批斗抓农业还行的尤明宝，我们就有事干了。起码，叫筹备处批斗不成。

月色依依，星光熹微，白杨树婆娑的树影在熏风中摇曳。校园东南侧的学生宿舍里，各友邻战斗队正在召开联席会议。要保护革命干部尤明宝，就得冲击与捣毁筹备处的批斗会。鉴于指挥部当日也有会议，我们只能利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与万人之众对抗。继续采用五月混进场去，抢占主席台的方式，捣毁批斗会场，可能会导致流血冲突。我们决不会取此下策。议来议去，康占林终于想出一策，右手锤击左手掌心，果断地说：“断电，最好是断电！”

“断电？”众人眼睛一亮。

是的，晚上开会，一切依赖照明。断了电，再乘机起哄，会场会不搅自乱。所需人力不多，却极其有效。

“对，就断电，让死娃子去干！”“八一兵团司令”马仲智兴奋得小眼睛在镜片后闪闪发光。

“也好，‘八一兵团’掩护陈宁和（死娃子名）切断电源，‘铁扫帚’和我们在场内起哄，不愁它会场不散！”蒋国儒终于下决心了。

长于谋略的我其实早已想到断电这一招，只是对电路的安全性没有把握。既然，长于电路的陈死娃子敢担纲重任，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月影西斜，熏风吹拂，学生们踏着星光，四散入夜色里。明天，又将会是不平静的一天。我们却都很坦然，仿佛即将吹响的战斗号角，并不能影响我们固有的生活规律。在一片宁静中，我们居然安详地进入了梦乡。

6月21日晚，西操场旌旗飘扬，喇叭嘹亮。筹备处的各路人马，从城市与近郊陆续开来，涌进了会场。万头攒集的西操场，黑鸦鸦地挤满了人群。在鼎沸的人声中，高音喇叭都显得衰微无力了。我们裹在嘈杂的人流中混进了会场，分散到西操场的各个角落。挤在各路队伍中，静待事态的发展变化。

吸取了五月会议的经验教训，筹备处加强了会场的戒备。提着梭标，戴着红袖标的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在场子各处巡视，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主席台前分列着十几个彪形大汉，如临大敌般拱卫着那儿的安全。气宇轩昂的筹备处头头卢志良站在台上，一边和其他头头商议着什么，一边指挥调动着场内的各路人马。而前县委女打字员，则用流利的普通话，在麦克风上一遍遍传送着头头的指令。

灯红、旗明、人众，筹备处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声势浩大。

八点整，会议开始了。大会主席手执话筒，刚要说话，灯光突然熄灭了。刚才亮如白昼的会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好不容易人声稍息的会场，又沸沸扬扬起来。一片慌乱而惊诧的叫嚷声。再也无人有心细听大会主席台上声嘶力竭的命令了。会场秩序很快就乱起来了。

混在人群中的我们，就好象当年淝水之战中中了谢玄计谋的符坚军中的闹事者，趁其阵脚移动，纷纷大叫：“停电了，停电了！会开不成了，走他娘的！”

成百人分散开来，夹杂在纷纷扰扰的人群中向外走去。莫明其妙的人群更乱了，开始拔脚向操场门口涌去。人浪一浪叠过一浪，谁也没有能力阻拦它喷涌而出了。被挤到两侧的纠察束手无策地面对已失控的局面，任凭人流在东西两个出口挤成了一锅粥。

我们被人群挟裹着卷出会场，在拥挤中一直被卷到街心。只见北街，南街，西街，从西操场溃堤而出的人流汇成了浑浊的海洋。那些难得进县城见夜市景观的近郊农民，才在这座不夜城中大饱了眼福。

待人流甫定，我们来到东操场。它实际是宁安一校门前的广场。指挥部正在这里召开批斗大会。从学校门口到北河沿，又是一片黑鸦鸦的人群。标语牌林立，

旌旗飘舞，喇叭筒里传来了一声声疾言厉色的审问。继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灯影里那振臂摇曳的幢幢人影，真让人头晕目眩。

回到学校，还未从兴奋中回过味来，县城的消息就传来了。筹备处终于弄清了断电的缘由，纠集了一千余人，冲击了宁安一校的会场。两派群众群情激奋，相互撕扯在一起，一直相持到午夜才作鸟兽散。韩、李实际也批斗不成了。

在我们来说，大闹西操场的事件象传奇故事一样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县城乡。这已是够刺激的了，管他批斗谁呢！

6月22日，满城是筹备处的大字报。声讨指挥部破坏电力生产，切断高压电路，差点酿成焚毁县城大祸的罪恶。我们阅后不觉付之一笑。死娃子精通电路，尤胜于他人。只要切断电流而不引起短路，火灾个屁！

又过了一两日，与我们同一排北面第一间单身教工宿舍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干部模样的客人。三十余岁，略瘦，戴着制帽，面孔阴郁，不苟言笑。老有指挥部的人陪着他。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尤明宝，被指挥部保护起来了。

我们没有和尤明宝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与他套近乎。单纯的我们保护革命干部，仅仅出自一种政治热情。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是朴素的阶级感情，而不是利己的动机。尤明宝并非我们手中的筹码，投机的本钱。认识不认识他，谁又在乎呢？文革后，尤明宝升任地区农业处处长乃至更高职务，成为中宁县文革前县级干部最为显赫的一员。而我们却蒙受了沉沦黄土达九年之久的苦难，却再也没有人来解救我们。也许，尤明宝早就把这群解救过他的青年学生忘记了。就象许多共产党人，经历了四十年之久，始终未去江西、延安、太行山等老区，看望曾与他们相濡以沫，并以身家性命救援过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样。这也是人之常情罢了。

注:1,杨静仁:甘肃兰州人1938年参加革命,李维汉秘书,文革后,任中央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2,马 信:河北宣化人,1942年参加革命,后为第七届政协常委,中央民委副主,任中纪委委。
3,马玉槐:前北京市民政局长,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书记处书记杨,文革后境遇不详。
4,杨一木:前甘肃省工业厅长，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文革后境遇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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