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春苗》评论一组

dapeng

1 文革电影之《春苗》：和谐社会的前奏曲



因为最近看了文革电影《艳阳天》，被其强烈的煽情风格所感染，一时控制不住欲望，便把从街上买来的质量不算太好的碟片《春苗》阅读了一遍。碟片显然是从录象带翻录的，而录像带上的原影像，大概是用摄像机从银幕上拍摄的，效果不是很好，可以看到银幕的存在，上面的脏斑都可以看到。

看文革电影《艳阳天》，你会有一种看类似好莱坞电影的感觉，直截了当，起承转合到嘴到肚，至少人物说话很清晰，不像现在国产影片里，人物说话吐词不清，没有字幕，就听不到说什么，还有现在女明星说话，说的都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带有过于明显的撒娇的拖腔，听了令人肉麻与乏味。反而看看韩片，里面的配音都是很动听悦耳的，不知为什么现在女演员说话都用一种拖腔讲话，听了腻人。

《艳阳天》反映的是北方农村，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春苗》的导演是谢晋，在浙江绍兴拍摄，也是反映的是农村，《艳阳天》里的北方农村是干爽利落的，人物性格也是大色块的，色彩效果不是很好，感觉是土黄色为基调的，有一些土里巴叽的朴实味；而《春苗》则是江南的农村，色彩鲜艳，春天秧苗的绿色，十分艳丽。而电影也比《艳阳天》大刀阔斧的粗线条细腻了许多，显得很有一点小家碧玉的味道。

里面的李秀明的表演挺招人喜爱，觉得人年轻，就是不打扮也可爱啊。至少我觉得，这是李秀明电影里最可爱的一个。记得李秀明在银幕上最后的一个银幕形象是在一部质量很差的电影中，客串一个身材臃肿的船妇，也就明白了日后为什么李秀明坚决地息影了。

李秀明与刘晓庆、唐国强、陈冲、张瑜那一拨演员都是同时出道的，当时在那一趟女演员中最温柔可爱的李秀明苍老的速度也最为惊人。刘晓庆多少年来，借助于化妆术的高明，死撑着还在镜头里聊作少女狂，也让人觉得力不从心了。而李秀明顺势而为，没有像潘虹那样已经去演奶奶辈的配角了，她宁愿把自己的最美好的形象，留在少女时代的银幕上，对应一下山口百惠的息影故事，我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一种损失，而是对自己形象的挽救。

李秀明扮演的春苗，是一种温暖、圣洁、人性的化身。我们可以批判这部电影的阴谋文艺的主题，那种责任仅仅是因为这种先验的概念化纲领，而在这个纲领下的艺术创造，却是富有人性的。

影片的纲领显然不是春苗这个人物确定的。影片的主旨一确定，春苗就必然按照主题去定性她的指责。春苗有一段台词，可以说明她所代表的一种立场：“杜文杰明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电影在此证明，春苗是反对修正主义的红典型。这个修正主义者，在影片里成为妖魔化的对象。一旦这个敌人成立了，那么，所有的罪状都加诸到他的身上。

实际上，文革电影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它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确定了一个妖魔化的对立面，然后，就迅速地把需要加以丑化与批判的那个对象，进行道德化评判。在本片中，卫生院院长十分令人可恨，他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问不闻的地方，却把精力放在讨好上级关系上，沽名钓誉，缺乏基本的人性。

如果把他身上的“修正主义的代表”所置换，换成今天的一个腐败的缺乏人性的官僚贪官，那么，春苗的反抗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因为文革的路线斗争，都无一例外地置换为道德评判，作为文革设立的反派角色，都是一个道德严重缺损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要遭受人们的唾弃。

因此，在电影的叙事体系里，春苗的行为相当地富有正义性。而影片揭示的社会现象，如果不是放置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檐头下，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春苗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遭遇。

影片的前半部分，占据了电影的片长的一半，就是文革发生前弱势群体所遭遇到的医疗上的极其不平等的对待。影片几乎对这一部分不惜进行了丑化的嫌疑，把文革前的乡村社会表述成人民的生死无人过问的可怖现状。而这样的叙事手法，也为文革后电影所采用，把文革期间表述成血雨腥风的社会。不管怎么说，电影胶卷永远从属于一种理念的存在。《春苗》电影里把文革看成是救星一样的运动，而文革后的批判文革类电影，同样把文革视作一个黑暗的所在。这使得这些中国电影一旦并排铺陈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们在叙事上的对立、打架与矛盾。

不管怎么说，《春苗》即使有其错误是它的主旨框架，而在这个框架内部，它完全符合艺术的煽情原则，符合人道主义标准。

影片开始，春苗把生病的小孩送往医院，医院院长草菅人命，生生地把小孩给耽误了，死在医院里面。电影把这笔帐算在了修正主义的头上。是否属实，暂且搁置，但是这样的现实，并非没有在今天重演。医院里危重病人在抢救时，还需要摘送红包，没有人性的医务人员还要在痛不欲生的患者家属身上再插入一把无情的刀，这不正是《春苗》中反映的严酷现实么？影片中的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是通过他们的道德与人性的缺失来完成的。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把路线争执变为道德判断。接下来，春苗还将遭遇到一系列的医院非人性的对待。春苗被推荐在卫生院学医后，院长百般给予小鞋穿，不让她学习医术，只是让她每天打杂。春苗不得不偷偷学艺，水昌伯老腰病，医院里敷衍了事，一推而出，春苗愤而离开医院，自己回乡当赤脚医生。而就是春苗的这样善举，也被医院剥夺，杜院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决不会到乡下来提供救治，而在春苗治病救人的时候，却强行地限令她关闭医院。

这样的对人民生命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置换到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同样不陌生，只不过，现在的罪名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官僚体系。对于这样的社会丑恶现象，没有人性的不和谐因素，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在文革电影里，就是采取暴力斗争，斗倒对方，让人民群众占据上层建筑。春苗造反了，在影片的情境下，备受压榨的人民大众不造反的确不行。造反后的春苗终于回到了卫生院，影片借诊治水昌伯的腰病而展开了春苗与杜文杰的生死搏斗。杜文杰破坏春苗对民众的救治，杜信任的医生钱济仁甚至采取下毒的办法，企图害死水昌伯，陷害春苗。春苗识破诡计，揭开阴谋，并从自己身体上进行药物试验，成功地治好了水昌伯的病。

春苗取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对麻木不仁的冷漠现象（电影里归罪于修正主义，正确与否，不管他了）取得了胜利，另一个胜利，就是她用自己的身体摸索了成功的治疗方式。前者，春苗通过暴力手段得以完成，就是向阶级敌人投以标枪，后者，她通过对自己生命的冒险，完成了对病患的拯救。春苗成为一个双重的英雄。这种叙事体系，确实非常符合艺术规律，不问它的主题是什么，就看电影的技术性煽情成份，我们就足以被它感动。因为它采用的是最简单化的人性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果说它有错误，就是它的这种道德标准被影片里的先验的路线斗争利用了，但电影抛开那些是非，抛开那些修正主义的斗争主题，而划入到人性的角度上讲，电影依然是讲述的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合情合理的共性故事。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电影里的修正主义分子换成一个贪污犯，一个没有人性的医疗人员，一个今天社会并不缺少的草菅人命者，那这部电影同样可以自成体系它的内在合理性。

这部电影从今天来看，我们只是感到一种悲哀。因为电影里解决的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按照电影里的图解，发生了文革大革命，农民的医疗条件改善了，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电影营造出来的社会幻想。通过春苗的革命斗争方式，把那些草菅人命者绳之以法，赶出其占据的位置，但是我们知道暴力的双重危害性，它在针对对方的命定的坏人的同时，也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因为春苗怎么能保证她永远正确，永远代表人民？那么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个反对者，把春苗再推翻下去？

显然电影里提出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它是在确定了人物的高尚的纯洁性的前提下，才能实施这样的乌托邦的理想，而人类的现实永远无法达到电影里的纯净度。春苗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只能说可想而不可求。电影只能说是满足了人们的一种幻想，电影里的角色完全没有个人私欲，而期待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优良人物出现在生活中只能说是一种乌托邦。因此，电影里提出的浪漫可期的结果，在生活中并没有操作性。

那么如何完成电影里春苗的善良的救助民众的行为？我想，这就是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了。此是政治命题，不作多说。

从《春苗》的煽情方向来看，它选择了人类感情中最容易动人的部分：女人，孩子与老人。春苗代表着女人的群体，体现了女人的善良、温润与体贴。在影片开始时出现的春苗，当她低身下四地求告医院医生的时候，她微哈着腰，摆弄着局促的双手，此情此景，在我们今日的医院里可以说是那些弱势的民众最常见的动作。但是她遭遇到的是一次次人性的漠然，看到违背医务道德的医生的见死不救的残忍，她终于发出了一个女人的抗争。在影片中李秀明扮演的女人，并不是一个铁姑娘式的横冲直撞的类型的，而同时期出现的刘晓庆在《南海长城》中的虎虎生气的表演，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刘晓庆贯穿一身的冲击力。春苗在影片中开始的时候是隐忍的，含垢忍辱的，希望通过自己身为女人的柔情的付出，来挽回与拯救别人的生命，但她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痛苦对于女人来说显得更为强烈。在影片这样的背景铺陈下，我们似乎认可了春苗接下来的斗争。让女人身上爆发出暴力性质的勇敢，恰恰是一种最有效的煽情方式。

影片的前半部分在揭露医院的漠然段落时，主要是通过医院对孩子见死不救来予以呈现的，一下子就把卫生院的人性的缺失坦露无遗。这个孩子是一对兄妹，影片开始部分，春苗把小妹送到医院，因为医院的冷漠，小妹死了，后来小妹的哥哥再次病发肺炎，医院拒不派人上门救治，连药物都拒绝提供，万般无奈的春苗不得不上山寻找草药，并用针灸治好了孩子的病。此处的治病原理可能有现实的真实性提供合理性，与影片下半部分用草药治好老人的腰病，都带有一种强烈的美化国粹的成份，但想来电影的原型应该不会使这些基础性的事实严重失真吧。

对水昌伯的救治，构成了影片后半段文革新风貌的一个重点冲突段落，并且把春苗的张扬正义的动机激发得动人心魄。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春苗作为一个女人，在她的品性塑造中，集中了中国传统道德中这两个最动人的情感部分，使得她的人性情怀，得以淋漓地展现出来。

李秀明的表演是直率的，甚至带有一种夸大的童话里主人公才有的大幅度的表情，这种表情，把人物溢于言表的喜怒哀乐展现得相当的完好，基本可以透视出一个相当透明而单纯的内心。她的那种委屈的表情，甚至有一点像秀兰邓波儿的那种娇气的味道。有时候，人物的简单透明，恰恰是一种形象的最高巅峰。毕竟，我们会觉得单纯是一种高纯度的美。
08、3、26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11/56340.html


2 文革电影极品四人帮阴谋电影 《春苗》

1977年后，被禁映的“毒草”影片有样板戏《海港》《磐石湾》“大毒草 ”是《春苗》（导演谢晋、颜碧丽），连批判放映的机会都没有了，《春苗》DVD、VCD至今没能出版。如今的对大师最后的评价也很少提及他拍摄的“文革” 片，诸如《海港》、《磐石湾》及著名的“反党电影”、“阴谋电影”——《春苗》。原因是“四人帮”曾经干预过创作，而且于与看片时邓小平的拂袖而去有关。
　　
　　《春苗》上映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借题发挥，使它成了打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的一发重磅炸弹！甚至在1976年3月还出版了一本作者为初澜、方锷的30 页的小册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电影〈春苗〉、〈决裂〉）》。据说邓小平当年看《春苗》时，只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了。还说了句“极左，极左！”但还有中央大人物说，邓小平看片时没有空调，哪天特别热，邓小平的四川话说的是：“真热，真热！“被刻意成“极左，极左！”真相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今天看来这是谢晋文革期间艺术成就最高的影片，何谈“反党”、“阴谋”，只是一部电影而已，而且片中描写的“老爷卫生院”与现在的医疗机构何等相似？可见片中对旧的医疗体制的描写，一点都不过分，根本就谈不上“极左”，只是说到了某些医疗官僚代言人的痛处，所以恼羞成怒！
　　
　　《春苗》与的政治的关联这里不再探讨了，这里只谈影片展现给我们的卫生院院长杜文杰之流，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死活不管，贫下中农的孩子生了重病连一粒药都不给，却拿贫下中农的防病经费贿赂上级，拿国家经费搞迎合少数老爷欢心的“养生疗法”等情况。我觉得当年影片中贫下中农看病难，医生置人的生命于不顾的现象仍然没有多少好转，影片里的一句有名的台词是：“病人腰疼，医生头疼”，现在变成了“病人没钱，医生头疼”。许许多多的病人没有钱住院，只能在门诊用点便宜药以缓解病痛，有的人就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登了，他们的病本来是可以治愈的，但他们因为没有钱而不治死亡了、致残了。在这个赤脚医生已被人淡忘甚至完全陌生的时代，在这个劳动者又被人视为下贱的时代，如果可能，赤脚医生在农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544911/



3 “阴谋电影”之首--《春苗》

1965年，一篇反映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王桂珍先进事迹的报告被毛主席看到并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197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曹蕾提出了将以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的构想，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一把手张春桥的支持。上影厂革委会迅速组成了《赤脚医生》创作组先搞了话剧并引起了轰动，1972年上影厂成立了以《李双双》导演鲁韧为首与颜碧丽、梁廷铎三人组成导演班子改写电影文学剧本。
谁知影片竟几次变动，经历“非凡”。
主要是“四人帮”及手下的干预。先是王洪文派秘书“加强创作”后又亲自下指示；负责文化工作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亲自审稿（细致到分镜头的修改）；春苗的原型赤脚医生王桂珍当上了卫生部长；后来徐景贤干预，由谢晋取代了鲁韧做导演，春苗的扮演者由 “年龄偏大”的 曹蕾，换成了天津人艺十八岁的小学员李秀明；片名也由《赤脚医生》改为《春苗》。



1975年9月，《春苗》在全国公映。《春苗》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邓”的重要旗帜--1976年3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由姚文元布置的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文，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文中提到：“电影《春苗》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从此，评《春苗》必定要通过批判片中“走资派”的“不肯悔改”，进而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1976年《人民电影》创刊号的封面，特别选用了《春苗》的剧照，说明电影《春苗》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文革电影中堪称榜首。1976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文化部“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对1973-1976年6月的故事片进行了一次评选，《春苗》位居榜首。


文革结束后，《春苗》、《反击》、《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千秋业》被称为“四人帮”试图篡党夺权的“阴谋电影”。其中的“头牌”是《春苗》，本来这个“头牌”应该属于《反击》，因为这部在《春苗》公映后由“四人帮”直接炮制的影片“更直接”、“更赤裸”，拷贝（包括海报）本已下发到各省但张春桥的一句话（大意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推迟了发行，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反击》就再也没有正式发行（在一些地区《反击》曾被当成反面教材放映过，电影海报有流出，另文介绍）。
相信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人都看过《春苗》这部电影，我小的时候也看过，记得当时很轰动。片中田春苗字正腔圆的一句“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给人印象特深，像好多影片的著名台词一样，成为流行一时的“切口”。片中的主题歌“春苗出土迎朝阳”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最近还有歌唱家梦鸽在她的《如梦如歌》的专辑中翻唱。
片中的田春苗的扮演着李秀明后来主演了《许茂和她的女儿》获1982年金鸡奖影后，比她早一年凭借《庐山恋》获金鸡影后的张瑜是片中莲莲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百花影帝达式常演方明，老一代著名演员白穆饰演“走资派”杜文杰。



《春苗》这部电影的海报作者是陈逸飞。主要根据是2003年《大众电影》对陈逸飞的一次采访，在谈到与电影界人士的来往时陈逸飞说：“我一直没有忘记电影，一直对电影有那么一股热情。我有许许多多电影界的朋友。最早认识的是谢晋，因为他的儿子谢衍和我妹妹是中学同学。谢晋拍片，我就坐在他边上看。《春苗》还是我画的海报呢……我就像一个学生，坐在那里听他们侃剧本。所以我现在一谈剧本，脑海中常常浮现从前，与那些导演们在一起，看他们怎么谈本子，怎么拍电影。”
2004年湖南吉首的电影好报爱好者秦万江先生在上海拜望大导演谢晋，带去了谢晋导演过的部分电影海报请他签名。秦先生讲，谢导曾指着《春苗》和《青春》的海报说：这两张是陈逸飞画的。随后谢导又进一步解释当时送来好几种《春苗》海报的样稿，最后他决定用当时还崭露头角但已小有名气的陈逸飞的稿子。这就和陈逸飞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情况相吻合了，我分析，谢晋采用陈逸飞的画稿还在于他们又早就相识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 陈逸飞(1946-2005)生于浙江宁波。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80年赴美国留学。这张海报是他旅美前的作品，也是他仅创作的几幅电影海报之一。通过创作海报直接与大导演谢晋进行艺术上面的沟通，对酷爱电影的陈逸飞应该有较大的影响吧，反正功成名就后的陈逸飞自己也当上了导演并导了几部成功的作品，最后竟在拍摄电影《理发师》期间病逝，只有59岁。



《红色往事:1966年--1976年的中国电影》翟建农著 台海出版社
《红旗》1976年3期
《人民电影》1976年1期等
《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下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中国影片大典1949-1976》
《大众电影》2003年6期

http://liugang.blshe.com/post/351/8731


4 对电影《春苗》应重新评价

提起电影《春苗》，稍稍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忆犹新，这个拍摄于三十多年前的影片，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的那些“大片”。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这部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影片，一下便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由原来的“一部激动人心的好影片”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张作光的人更是气势汹汹的给《春苗》无限上纲，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后“文革”被彻底否定，这部正面歌颂赞美“文革”的影片更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罪名一再升级，最终被定于“反动电影”“阴谋电影”。（同时被列入的还有《反击》、《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目》、《千秋业》等等。

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到了应该给《春苗》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的时候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热情歌颂、赞美文革”这点，《春苗》是存在严重错误的，但回想一下，在那个极特殊的年代里，歌颂赞美“文革”的文艺作品又何止《春苗》一部呢！有谁没说过违心的话，又有谁没唱过“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呢，这的确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实际上，《春苗》的真正“要害”，也就是说真正惹恼了某些人的原因，笔者认为倒不完全是因为她歌颂文革，而在于她第一次在银幕舞台上正面的、相当深刻的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黑暗面，特别是敢于揭露某些领导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这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以至一些有识之士看过此片后，在赞叹其高超的艺术水准的同时又都不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部片子的编导真敢写、胆子真大，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一部与以往文艺作品有很大不同的影片！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即主要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是一贯正确不容置疑的，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大多也都是以歌颂为主，有的甚至是在百般的回避矛盾、粉饰太平。即使有些人或领导干部有缺点毛病，也都是作为支流、个别现象，而且都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终于改正了错误等等，这已成为多年来文艺创作的一个俗套了。而《春苗》恰恰正是打破了这个俗套：影片中的对立面——卫生院长杜文杰正是这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这个人本质不坏，待人也谦虚随和，更没有腐化堕落，是一个“清正廉洁”但又是一个好大喜功注重自身政绩拼命向上爬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而且此人又非常固执、自负、听不得甚至压制不同意见，直到最后也没有彻底转变，可以说影片没有将这个人物脸谱化而是塑造的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于是一个活脱脱的“辛辛苦苦的干”但却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对于农村看病难、医生态度恶劣等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更是做了大胆的表现和揭露，这一切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点看《春苗》的编剧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这就不难理解了，这么一部“诋毁”“污蔑”领导干部形象，揭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的影片，怎么能不招致某些人的切齿痛恨呢！（有的人很自然地将影片中的“杜文杰”对号入座，觉得好像就是在说他自己）又怎么能不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当然电影在这方面也的确存在严重缺点，比如不应把社会的黑暗面描写得那么多，宣传的那么可怕，以至整个影片的节奏格调都显得比较压抑和沉重，一句话确实有点夸张，但你能否认影片中反映的某些现象不是客观事实吗？事实上《春苗》上映后，尽管有人不喜欢，但她在广大观众尤其是农村，还是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轰动和共鸣。这可绝不是像有的批判《春苗》的文章中所说的：“这个毒草一出笼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批判”。人们好像并没有觉出这部电影“反动”在哪儿，相反在许多影院放映时都是一片掌声和叫好声，不少观众都是含着眼泪走出电影院的，有相当多的观众都对此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里我们暂且抛开政治因素，就从艺术感染力来说，《春苗》无疑是文革期间水平最高的一部，即使同其他时期的一些优秀影片相比也并不逊色，以致后来被列为优秀影片之首（尽管有政治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不少人都说：如果当年评百花奖的话，《春苗》肯定百分之百地当选最佳影片。直到现在，不少中年以上的观众也没有对这部影片表现出多大的反感。大家普遍认为：歌颂文革，固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春苗》还是比较客观地揭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记得当时宣布禁演时，不就有不少观众去质问电视台等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让演了？这都说明这部影片在观众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基础的。而同时禁演的如《欢腾的小凉河》等则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因为观众根本就不欢迎。

综上所述，尽管《春苗》存在严重的错误，但她与那几部影片如《反击》《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相比还是有所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尤其是给《春苗》扣上那么多可怕的大帽子，并不令人完全信服。一句话《春苗》远没有那几部电影那么“可怕”、“反动”，更够不上“阴谋电影”的级别，在这点上，许多电影界的权威也都有相同的看法，客观地说她就是一部摄制于特殊年代，存在严重错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敢于写实但被人利用因而引起了很大争议的一部影片。

以上仅是笔者一家之言，非常欢迎各位网友发表自己的高见。

http://www.168101.com/movie/a9/2435.html


5文革老电影《春苗》

电影版：连环画　

导演：谢晋、颜碧丽、梁廷铎
编剧：集体赵志强、杨时文、曹雷执笔
主演：李秀明、冯奇、达式常、刘子农、高保成
上映：1975年
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国语
颜色：彩色
类型：剧情片

春苗 (1975)故事梗概

1965年，江南水乡。朝阳公社湖滨大队阿芳嫂的女儿小妹患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医生钱济仁对小妹见死不救，妇女队长田春苗见此情景痛切地呼吁：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在这时，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公社党委同意湖滨大队党支部派田春苗到公社卫生院去学医。但田春苗却遭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的打击和刁难。田春苗不畏卡压，在医务工作者方明等的帮助下，勤奋学习。她目睹了患腰痛病的老贫农水昌伯受到钱济仁的刁难，杜文杰又不准她和方明为水昌伯治病，田春苗愤然回到大队。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她办起了卫生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杜文杰以名利为诱饵，办起赤脚医生集训班，田春苗和赤脚医生一起揭穿了杜文杰的阴谋，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田春苗走访了老石爷，证实水昌伯的病是好转的表现，而且需要加大药的剂量。她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这时钱济仁妄图暗中下毒谋害水昌伯，嫁祸于田春苗；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这些都被田春苗识破后，杜文杰最后又利用职权禁止水昌伯继续服药，无理将药碗砸碎。田春苗和群众更看清了杜文杰的嘴脸，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由于国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



影片对田春苗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品质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由于特走的意识形态的渗人，便使这个形象成为“文革”时期电影人物形象的突出代表。




现在的医院又回到了文革前的那种状况，广大工农和普通老百姓看病难，用药贵的现状仿佛又再现了，很多普通百姓有病看不起，只能自己扛着，这是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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