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德：文革中175位将军平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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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毛泽东表态贺龙案子错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点头同意。不久，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说到为175位将军平反，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田维新，原名田俊卿，生于山东东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1军32师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国后，任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叫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吧。”

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过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生于湖北麻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生于江西万安，新中国诞生后，曾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上将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获“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道：“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总理的关心与杨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廖汉生中将，生于湖南桑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这年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在《来信摘要》上写道：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廖汉生复出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他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 根据周恩来批示，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不久，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杨勇将军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秦基伟惊喜总理要见他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无辜被关押。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挥的。为了打倒秦基伟，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原来，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他要见见秦基伟。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5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任国防部长。

周恩来妙对“四人帮”

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材料发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话不多，但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

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人，1932年参加红军。建国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自己拉帮结伙，却以“山头”猜忌别人。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一番解释，颜金生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江青再次反对：“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经过一年多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陆续“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摘自《红墙大事》 张树德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编辑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