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帖子
查看: 2763|回复: 0

王同策:“文革”初期查禁作品的作者一览

[复制链接]

0

主题

1260

回帖

4687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4687
发表于 2009-12-10 16: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同策/长春

  南方周末2000-03-03

  “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

  小序

  1958年初,在“反右”运动后的干部队伍清理中,我从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下放到一个乡间小镇的中学。两年之后,又被调到这个县的师范学校教课。其时饥饿正袭击着神州大地,现在从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得知,为此而丧生的,仅1960年一年,其总数即在一千万人以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3页)。幸免于难的大都也浑身浮肿,当时讳言为“病”,谓之“无名浮肿”,即周身疲惫无力,腿部、面部用指头按下去,凹陷部分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为此,全国实行“劳逸结合”,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对上下班制度的遵守要求不十分严格,所以能有机会去县里的图书馆看看书报。↑本文作者王同策先生张家摄

  图书馆房子不大,前面是阅览室,门面全是玻璃隔扇,很亮堂。后面是书库,中间一条小走廊,右侧存放报纸、刊物架,左侧隔出一间小屋,垒铺小炕做值宿室。那时人最密集的地方是大大小小的饭店,确有摩肩接踵之势。相比之下,图书馆则显得很冷清,倒也落得清静。

  这图书馆虽算县级单位,其实只有3个人:女馆长原是县妇联的干部,另一位男士高姓,原是小学教师,因为职业关系,声带坏了,不能再继续吃那碗辛苦饭,调来这里。几年之后,在那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里插队当农民时,我就同他编在一个公社里。还有一位青年小伙子姓姜,白净面皮,戴副宽边眼镜,温文尔雅。虽然全馆才3个人,但还另有下乡包队搞运动、深入基层了解农民文化生活情况的事。前二位承担这方面工作较多,小姜因父亲在押(解放初期的错案,现已平反),做工作队员诸多不便,大都任留守之职,加之他孑然一身,就长期住在馆里,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时间一长,渐渐地就熟起来。先兄同竹1957年在中央编译局“加冕”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妻子与他离了婚,他被押赴京(北京)山(山海关)线上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为了活命,要药、要吃的信就只能写给我,为了避人耳目,我就让他把信写到小姜处,由我去领。

  在小姜那里,除了能看报、借书之外,还能了解一些关于图书及其作者的信息。这在一个小镇上,对总想了解一些各方面情况的读书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太久吧,就有文件规定把《保卫延安》提存,所谓提存,就是把该书从架上“提”出来,“存”放在一边,不再外借。比提存进一步的是化浆,即把该书送造纸厂“化”为纸“浆”,也就是不再让它继续“存”下去。更进一步的是“就地焚毁”,可能是怕“化浆”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文革”初期,上面提到的《保卫延安》就有专门文件升格为“就地焚毁”的。小姜馆里的《保卫延安》焚毁没有,我没有问他,但从他一向奉公守法、循规蹈矩来看,想来一定是认真执行了的。

  “文革”开始,“横扫一切”。我所在的单位,其时已改为耕读大学。那是当时刘少奇主席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上级就原来的师范学校改建的。学校里的教师大都是各学校在历次运动中视为政治包袱的;而学生也大都是高考政审不合格或其他原因未能录取的。有的学生自嘲说,这学校是“圣(剩)人教贤(闲)人”,大体符实。

  运动起时,我首当其冲。后来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交锋会上得知,运动开始前很久,我即被定为全县12名重点人之一。大字报揭露的罪状,除了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与“右派”哥哥划不清界线之外,还有买书订报。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王同策订的什么报?————《北京晚报》;王同策买的什么书?———《燕山夜话》。

  写书犯罪,道理容易明白,读公开发行的书报,而后追加罪名,古今中外则不多见。回想1957年“反右”时,我当时订的是《文汇报》,在几次过关批判时,并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尽管当时已有那篇很知名的定性社论在。于此也可见时代真个是在飞速前进。批斗之后,就监禁劳动。直到批判反动路线的时候,单位的领导者们凭他们在多年政治风浪中养成的敏锐嗅觉,预感到自身的日子将要难过,就及时地拿出钱来“支持革命小将外出串连”,同时,对我们几个当时被叫做“黑帮”的也放松了监管。总算大家方便。星期六下班后准许回家(校址在远郊,教职工均住校),便又可以去小姜的图书馆了。↑其时,“文革”战果展览结束不久,展品胡乱堆积在墙边,散落在地下,我顺手拾起一张夏衍同志挨批斗的照片,回家贴在我《夏衍选集》的扉页上,并在照片下写上“作者近影”四个字,算是为这段人生难逢的历史留下点形象的记录。

  因为“破四旧”的声势很大,小姜所在的图书馆对外已经关闭,但他还住在那里,我只能晚上去可以遇着他,就便看看书报。同时常去的还有一位在地方剧团工作的上海姑娘小朱,她和小姜相处得很好,所以,我和她也就认识了。其时,各种“造反组织”,已经建立很多,并且很快就有了与之相对立的组织,运用大字报、广播相互攻击。都一样地戴着红袖标,一样地背着绿挎包,一样地里面装着“红宝书”,一样地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有些如真假老包一样不好分辨。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只要自报“革命”,就有点差不多可以算数的意思,即如我们旧日的“黑帮”,也早已自我解放,加入或自建了“组织”,走向街头,参加辩论。只是这种辩论为期十分短暂,因为双方争辩时,不免夹杂些讽刺、挖苦,继之以谩骂,继之以拳脚,继之以棍棒,最后,正如众所周知,继之以枪炮、坦克(四平市两派武斗,一派开坦克上街,为笔者目睹)。

  小朱除了是她所在单位的运动积极投入者外,还已“走向社会”,在跨单位、跨行业的“组织”中活动,组织,宣传,忙得不可开交。和她众多的同龄人一样,信奉虔诚,身体力行。举止言谈中无一不渗透出投身彻底拔除修根、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根据地这一宏伟事业的自信与自豪。健壮的身材,短短的发辫,有神的眼睛,处处显露出勇于批判、誓死捍卫的精神。

  一天晚上,当她得知我是我所在单位除“当权派”以外惟一未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的人的时候,嘴角泛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如果说这微笑中有一点点鄙夷的话,更多的则是怜悯。但终于还是遵照对落后的人不应嫌弃而应注重教育的教导,劝我积极革命造反,为捍卫革命路线而奋斗。出于对她由衷的同情,我反过来劝她利用串连机会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有时间就读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书和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用以增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修养。她可能感到我已属落后到顽固不化程度的分子,拿起用来写批判稿而挑出来的报纸,和我有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几天之后,她被对立派别抓获,动用各种酷刑,把她活活打死,“支左”部队会同两派验尸的时候发现,阴道还被捅了一刀!一株挺秀但略嫌稚嫩的东海幼苗,就这样过早地凋枯在塞外莽原中。她的深沉悲哀不在她的死,而在她至死也未能正确了解她死的原因与有无价值。

  随着武斗升级,小姜的图书馆已几度被抢,屋里地上到处是书报杂志,一片狼藉。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守在那里。因为他父亲问题的重压,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总是沉默不语,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对小朱的死,他感到十分哀痛,我也后悔没能着力地劝阻住她,心里感到担负着若干责任。以后的一段时间,每次我去,就与他默默地对坐着,各自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散乱的书报。

  其时,“文革”战果展览结束不久,展品胡乱堆积在墙边,散落在地下,我顺手拾起一张夏衍同志挨批斗的照片,回家贴在我《夏衍选集》的扉页上,并在照片下写上“作者近影”四个字,算是为这段人生难逢的历史留下点形象的记录。下面这份名单,也是当时在脚下踏着的废纸堆里被我无意发现的。

  材料看来是由某家图书馆编辑油印、逐期寄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各图书馆用作“提存”时的依据。其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编下去,大约是生活本身已经否定了这件事情的必要。随着“批判”的无限止扩大,不被“提存”的已所剩无几。两年后,我就看到过这图书馆门前贴的“本馆现借阅自然科学书籍,除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和革命样板戏之外,其他社会科学、文艺书籍均不借阅”的通告。远承秦始皇焚书“所不火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固有传统,近合尽管“大学还是要办”但仅限于“理工科大学”的指示精神,可算得是古今一体、相得益彰的了。

  虽然生活板荡,长年积习难改。一见有意义的资料,总想设法加以搜集保存。这份名单当时草阅一过,即向小姜借了携回,当晚过录一份保存。几天之后送还他,几次去都是门头落锁,大约他为了避开武斗越来越密集的炮火,再也顾不了人们的是非毁誉,另选栖身之地了吧。

  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禁书目录;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收入了更多的禁书令,和下面这份材料比较一下异同,倒可开人眼界,增长见识。

  首先,就有麻烦与省事的区别。比如《后记》转引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1592号”批件中,前面虽也重申30种图书“严予禁毁”,另30种“禁止发售”,另31种“暂禁发售”,另22种“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特别是还有37种竟因“系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无碍”,所以“禁令准予暂缓执行”,但总是麻烦得很,远不如后者之简单省事,只要是这个人写的(编辑者苦心搜集了各人的“化名和笔名”,就使得这一工作进行得更能彻底),不问写作时间,不管所写内容,一律禁绝。就如唐初的骆临海(宾王),如生活在“文革”之日,因曾列名那篇讨伐武后的檄文,那就连他7岁时写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也在查禁之列的,省却许多区分的麻烦。

  其次,还有精明的洗练与过分执着的区分。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禁书令上的查禁书目都分别各书写出查禁理由,如“诋毁本党”、“宣传赤化”等。既然已列入禁书目录,就是需要查禁,其实是无需什么理由的。相较之下,下列名单就显得棋高一着,它深得老杜(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精髓,只简明地在额头上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一切文字即均在查禁之列,无需过分执着,还去分别开列书目,说明什么“理由”。

  其三,有并非偶然的重复。尽管距三十年代已过了30多年,国家也有地覆天翻的变化,但新旧查禁书籍的作者,有不少竟同为一人,比如夏衍、田汉、周起应、李达、匡亚明等等。这一并非偶然的重复,构建出了一道难以理喻但确为事实的极为奇妙的风景线:两个绝对对立,乃至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政权,在不同时期,使用同样十分决绝的手段来整治同样一群文士。

  其四,下列名单中,本还应有不少名声显赫、昭昭在人耳目的名字,但他们大都抢先一步或几步,还未能等到这次空前的“横扫”,早已在一次次运动中(特别是在“反胡风”、“反右派”运动中)分期分批地照章发落。加之当时欲批者众,版面极紧,“死老虎”自勿需再劳武二郎动手。而还有一些后来被大肆挞伐的,其时可能“隐藏得很深”,因无“新动向”可寻,故未“深揭深挖”出来。这两批“人犯”的未能列入,多少削弱了名单的阵容,但过来人也都大体了解,当然也就无必要再作画蛇添足的增订。

  最后,旧日的查禁图书,多只从政治性的“反动”加以否定,并不着力还否定其书的学术价值,说它如何浅陋,或是文艺作品,就说毫无艺术价值,简直不值一文等等。而“文革”时的禁书,确有创造性的发展,较之过去远为周密、完备。批判政治上的“反动”当然是“第一性”的,但还有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要把它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统统否定,其结论得是政治上反动透顶,学术上、艺术上也一文不值。因而就是已经成为“至圣”的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后被批判的时候,其罪名政治上当然是“复辟狂”的反动无疑了,而所谓“教育家”、“政治家”等,也统统都不是(即使是反动的)。其后在“教育大革命”中,有意制造传播的什么某教授考一般常识得零分,某医学专家把用于肛门的体温计塞到病人嘴里去了等,“其源盖出于此”。这些,下面的名单确乎未直接显示出来,只不过既然提到查禁,自然引起有关批判的联想。无类可归,暂缀于此。

  鲁迅先生写过《德华焚书异同论》,他在其他文章中,将中外古今相类的事拿来比较异同的也不少,大抵这种比较,往往耐人寻味,启人深思。师法巨匠,放胆一试:强作冯妇,难免效颦之讥;画虎不成,勿责亵渎先哲。

  至于这名单本身的情况和我过录它的想法,还需要再说几点:

  一、我这文章的副题虽名“作品的作者”,实则这里边有些人是并无什么“作品”的,其中有的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阎王殿”、“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美封,用一句当时说这个部门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就叫“在数难逃”,逃出的确乎不多,尽管当时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话,但这些好不容易才解放出来的小鬼们,又被列入那“一切牛‘鬼’蛇神”一类而被“横扫”了,那年头文教宣传行当流年不利。与那些著述等身的“作者”比较,他们上此名单着实有些委屈,尤其联想到个人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中之不凡建树,更难免令人愤懑。不过,批判者对“作品”的要求远不像现今评定职称要求得那样苛刻,必须某级某类刊物公开发表。因而,如打印的会议动员、总结报告之类,也均放宽算数。当时的颂辞中常用“大海”一词作喻,这名单也有海洋一样的宏大胸怀,不嫌涓涓细流,一并收下。

  二、每批材料题目中“化名”的提法很有深意。文化人写文章(有些即使不写文章)起个笔名本属常事,但在造反派看来,笔名只不过是文人学士的成果见诸书刊时用用的文坛韵事,与之相联系的往往只是吟花哦月,最多也不过还有“红袖添香”之类封资修一套,其罪恶深重程度远不理想。相反,这“化名”则常见于公安局的布告,使用“化名”大都是窜犯边境的敌特与抢劫强奸的流氓惯用的手段,而令人联想的情景则往往是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一类。两相比较,真有霄壤之别。于此也可见编辑者文字根柢之深,一字之异,其间包藏着极大的杀机,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

  三、我的目的只在存真,所以一切照录,“不理解的也照样执行”。如我过去的老校长李达后面注以“前武汉大学校长”,当然是怕与另一同姓名的我军将领相混(这绝非编辑者的过虑,日前读回忆录,得知《红旗》杂志创办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通知与会者名单中有“李达”,结果两位都去了,真正通知的当然是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召集人对武将李达说:“既然来了,听听也好。”但上这名单与那座谈会名单迥异,不好不细加区分),但两见的马识途,均注以“西南地区的”则就不易理解。我身在“东北地区”,似乎还从未听说过此间有叫这名字的写作者。至于原件中的错别字,如夏衍笔名蔡叔声,误为蔡汉声,王西彦又名王西征,则又有西微,颇疑“微”为繁体“徵”字之误。鲁鱼亥豕,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而已,算不得什么毛病的了。而一人前后重出,笔名张冠李戴,笔画计算错误等情,亦均只实录,不加改动,以存其真。

  四、似水流年,苍黄反复,昔日有些因报纸点名批判而魂不守舍、措颜无所的人们,在现今已视这单上有名为一种光荣了。不是有不少包括“文革”时期在内,大半辈子都在当打手、吹鼓手的,现在也大讲其如何如何“受迫害”么?————倒是那些当时也并不以为意的人,现在依然一如既往的平静。故而这单上之有名无名,就涉嫌是否对上述诸公的新的“迫害”。好在每期材料均标明时间断限,编者复有说明:“因时间紧迫,可能有遗漏的”,该时限内报上确曾涉及而今却单上无名,则责不在我,敬祈谅察。

  名为“小序”,已经罗嗦不少,就此打住,不再饶舌。在见到这名单的当时,我就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份资料,故加抄录收藏。至于在历经彻底否定“文革”后的今天,读者们可以或者说是应该从中受到什么启示,引出何种教训,那就不是我所可以越俎代庖、妄加臆测的了。

  “横扫一切”30周年

  记于长春吉林大学。1999年秋修订旧稿



文章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0003/03/zmjm0301.htm
回复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12-30 15:35 , Processed in 0.108291 second(s), 2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