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下）

阿陀

《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人民文革丛书卷二)

刘国凯


第六章 六七年盛夏---血肉横飞的日子

第一节、几次大型暴力事件概述

从暮春平反中恢复并发展壮大的红旗派与总派的摩擦日益尖锐。其情形就是前文所比喻的狗和主人与汉子。春末夏初，总派已数度使用暴力，除前文已述及的四月二十二日“地总”、“主义兵”攻击 “中山医东方红”的事件外，六月十五日，广船“地总”也围攻该厂“工联”打伤二十多人。五、六月间，六中、铁中、二十八中、四十六中等校的“主义兵”突袭各校的旗派学生，被袭者伤员累累。至七、八月间，广州发生了多次大型的暴力事件。现将它们作如下的简述。

一．“七．二一”华侨糖厂惨案

七月十九日，数名旗派学生到座落在广州西郊的华侨糖厂串联，并写支持该厂“红旗工人“的大标语。该厂总派进行阻拦，并唆使一班十几岁的农村小孩上去捣乱。双方由辩论而至冲突。混乱中一小孩受了点轻伤。二十日，总派挑动当地农民围攻该厂“红旗工人”，砸了“红旗工人”的总部。这些农民属 “广州郊区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郊贫联”）。“红旗工人”几十名成员撤出总部，退守临江大楼。人多势众的“地总”遂对临江大楼予以包围、封锁、断水、断电、猛攻，并动用了长短枪。二十一日市内各旗派组织闻讯前往解围，但遭“地总”、“主义兵”截击，多人受伤。旗派欲从水路接应厂内被包围者，也被“地总”的巡逻船截击或撞翻。至二十一日下午，被包围的红旗工人才得以在支持下突围而出。在这场暴力事件中，旗派有八人死亡，其中一名是该厂支持旗派的副厂长。另有三十多人受伤。

二．“七．二三”中山纪念堂惨案

总派的“七．二一”暴力屠杀，激起了广大红旗派成员的极大愤慨。各旗派组织议定于二十三日下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死难者追悼大会。开会的公告于二十二日广为张贴于街头。“主义兵”获此讯后，决定予以阻挠。在此之前“主义兵”已拟定二十三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总部成立大会（以前的是临时总部）。中山纪念堂位于进入越秀山体育场的必经之路。于是“主义兵”决定在召开总部成立大会，人员集中的有利条件下给旗派一点颜色看看。二十二日夜间，“主义兵”已运进大量砖头、贮放在纪念堂内草地上。二十三日上午数千“主义兵”陆续集结在纪念堂围墙内并携带有匕首、长矛（锯尖了的水喉管）、木棍、小口径步枪、军用步枪。

中午参加追悼会的旗派队伍陆续到达。他们大多在纪念堂东侧的道路上稍事停留，整理好花圈，再集队进场。而这时早有预谋和准备的“主义兵”便上去寻衅，并大打出手。旗派自卫还击，但由于没有武器，仓促间很快遭到杀伤。第一位死难者是“红旗工人”吴振华，被“主义兵”一刀刺破颈动脉，鲜血喷射而出，立即身亡。旗派的开会队伍系各单位自行前往，人数有限。故每一次冲突，“主义兵”都可集中优势人力来杀伤他们。还有许多旗派被抓入中山纪念堂内杀害。下午三时许，旗派各组织源源到达。“主义兵”遂收缩于围墙之内。旗派想冲入院墙内救出被捉战友，遂发动冲锋。而他们手中所持武器只是临时拆大字报棚弄来的竹杆，故每次冲锋都被“主义兵”用贮存在院墙内的砖头和步枪击退。旗派并又添死伤。下午五时许，闻讯而来的旗派愈来愈多，也有了一些水管长矛之类的武器，他们把中山纪念堂团团围住，形势开始对“主义兵”不大有利。这时，一直袖手旁观的广州警司则派兵到达现场把“主义兵”和旗派隔开。傍晚，“地总”开了许多卡车来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七．二三”惨案中，旗派死伤人数比“七．二一”更多。有五十多人被杀。受伤需住院治疗者达四百多人。其它轻伤不计其数。“主义兵”把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的狂暴加倍发泄出来。杀人手段凶残无比。如“暨大红旗”的林财源被刺数刀，倒地后仍被刺杀，肚破肠流而死。广钢工范炎祥被用刀刺入胸膛，再顺势一拉，创口达一尺多，如剖腹一般，鲜血喷射出来，即刻毙命。被抓入纪念堂内的旗派被吊死，用飞刀刺死，割耳朵。现场在化装室和地下室。事后，旗派进入地下室，发现仍有多处血迹和寻获十一只被割下的耳朵。后这些耳朵被送往中山医。笔者曾到中山医看见这些保存在药水瓶内的耳朵。

根据当时的传单披露，“主义兵”还把抓进纪念堂的旗派女学生轮奸，割去乳房。但由于未列出受害者具体姓名、所在单位、故不知是否确实。

三．“八．一一”德宣路惨案

八月十一日，十七中井岗山二十多人乘一辆汽车经德宣路省人委门前，突遭“地总”伏击，弹如雨点，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其中有“井冈山”常委王希哲。其后又有多部旗派车辆在通过该地段时被“地总”伏击。“工联”死两人，“中山医东方红”死三人，伤多人。其中“中山医东方红”的熊德光被抓入省人委后被吊死。

四．“八．一三”珠江惨案

八月十三日，二十一名无武装的旗派人员乘一小艇，欲上“湛江”号船联系事务，但找不到接头人，便驾船离去。此时附近几艘“地总”控制的船上警铃声大作，有人大叫“打劳改犯”，接着机枪就扫过来。二十一人齐叫“我们不是劳改犯。”但枪弹仍如雨点，许多人当场中弹身亡，艇被打坏翻沉。落水后受伤者在沉浮之间仍遭射击，如打活靶一般。最后的结果是二十一人中，十八人被击毙，仅三人游上岸生还，但亦负重伤。

“八．一一”、“八．一三”惨案与“七．二三”不同点是事件经过较简单。旗派遭伏击屠杀的皆有姓名和所属单位可查，十分确切。

五．“八．一八”省总工会事件

省总工会大楼位于海珠桥附近的珠江河畔，当时是该地区最高建筑。此制高点被“地总”占领，构筑了巩固的工事。八月间广州市中心地带均为旗派势力。对于这个插在心脏的总派据点，旗派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总派常常从这里向附近的旗派据点打冷枪，旗派屡有伤亡，不胜其扰，终决定以全力拔除之。

八月十八日晚间，旗派集中力量向防守坚固的省总大楼强攻。一声令下，各种枪支一齐开火，似暴风骤雨一般，然后实施火力掩护下的冲锋，一层一层地往上攻。此外，还从省总大楼旁边的二轻大楼（早已为旗派占据）搭梯攀入省总大楼的窗户，施行飞兵突击。“地总”告急，正在北京谈判的“地总”代表向周恩来告状，周电令旗派停止攻击。旗派一面应承，一面准备以火攻最后解决。危急之间，广州军区派兵赶到，保护总派困守者彻出。省总工会大楼遂为旗派掌握。此事件是六七年夏一连串大型暴力事件中唯一由旗派发动的。事件中互有伤亡。

六．“八．二0”大惨案

八月二十日晨，旗派许多组织都接到“红司”或其它总部的电

话通知﹕立即到石井海军仓库搬枪。那里枪多，而且防卫松，可以搞到很多枪。各旗派组织接此讯后，纷纷集结人员，乘车分批前往。但不料一出广州市，从三元里建航电池厂到新市一线长达五公里的地段都是“总派”的伏击区。“地总”、“主义兵”、“郊贫联”、“春雷”早已布置人马火力。有旗派车队经过，立即开火伏击。即使有的旗派车辆冲过了前一个伏击区，后面还有第二、第三……个伏击区，怎么也逃不掉。显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的。

一位“八．二”惨案的幸存者，铁路中学红旗公社红卫兵向我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清晨，我们几个人正在东山铁路文化宫附近的小食店吃早餐。这时突然有个同学跑来喊道﹕“快点，‘红司’总部打来电话，叫马上集结开车去石井海军仓库搞枪。”我问他，“消息确实吗？”他说﹕“保证确实。总部还说多带人少带枪。”“什么意思？”我问。他说﹕“少带枪去才能多背些枪回来嘛，这还不明白？”很快我们集结了五十几人，有铁中、十八中、女中的，分乘两辆“解放牌”前往。我在后面那辆车。车上的人兴高采烈，都以为这次一定大有收获。全车二十几人只带了一支冲锋枪。

行至三元里温泉，突然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从温泉建筑物里射过来。前头那辆车立即失控翻倒路旁水沟里。我所乘坐的那辆车加大油门冲过去。身后枪声仍响个不停。事后得知那辆车上三死十几伤。我们那辆车沿公路北上，两旁不断有枪声响起。我明白伏击线相当长，势态严重，因这一带全是总派“郊贫联”的势力。车驶至棠溪斜坡弯道时，右边山坡上枪声骤响，我车的发动机和轮胎全都打坏。我右边坐的两人全都负伤，流血不止。车箱里也有人中枪，一片慌乱。由于火力主要在右侧，于是我叫大家放下车左边的挡板跳下车卧到路边的水沟里利用死角掩护。但不料身后又有枪声响起，又有人中弹呻吟。我想完了，像这样给人当活靶打，今天这二十几人全都会死在这里了。当时确实紧张万分，心跳得像打鼓，头皮发麻，死到临头的感觉可不是闹着玩的。突然，绝境之中，我心生一计，叫大家立即将所有旗派的袖章、证件都丢掉，然后我用普通话大叫﹕“喂，我们是主义兵，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开枪打我们？”我喊了一阵后，枪声稀疏下来，接着听到一个乡下口音的广州话在叫，“大队有令，停止射击。”然后向我们叫，如果你们是主义兵，就排着队走过来。由于诈称成功，我们的胆量壮起来，操着普通话骂个不休，要他们立即开车把重伤号送往医院。这时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看来还是政治感情比地域情绪强。记得前几年我们铁中、铁小的北方籍子弟经常跟附近农村的居民起冲突。起因都是他们寻衅，那时我已深感广州的地方主义排外很利害。但现在看来两样了。我们的北方人相貌和普通话救了我们的命。

当然乔装“主义兵”不能持久，“郊贫联”也很聪明，一方面招呼我们吃午饭，一方面通知铁中“主义兵”来领人。正牌“主义兵”一出现，我们这班冒牌“主义兵”立即露馅。各人少不免挨几下拳脚。所幸重伤员已送去了医院，挨打也值得。稍后，“主义兵”把我们押送去北站“春雷”据点。路上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跌跌撞撞地走着。半路上我左臂被匕首刺了一刀，留下永远的伤疤。在“春雷”据点关押了两天。据说由于旗派的北京谈判代表力争，周恩来责令总派立即释放“八．二0”惨案中的被抓者。二十二日，我得以安全走出“春雷”据点。但钱守廉等人已于二十日被枪杀，遗体并被扔入水溏。三天才浮出水面，全身肿胀，五官走样，几不可辨认。后来我曾问过那位通知去石井搞枪的同学（他也受伤）。他回答说，电话是千真万确。不过后来查询，“红司”总部说根本没有打过这类电话。其它接电话前往的组织在事后的查询中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因此，那些电话很可能是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份。目的是把旗派的勇敢分子诱入伏击圈加以消灭。

“八．二”惨案与“七．二三”一样，也是情形极为混乱纷杂。旗派遭此伏击，伤亡惨重，一片悲愤忙乱，以致未有精确的死伤统计数字。有的统计说死一百五十几人，有的说死七、八十人。伤者人数的多少不大重要，因若伤愈，生命仍存，死者则永远告别人生，坠入无边的黑暗了。

七．“八．三一”水厂事件

广州西部边陲的水厂两派为“地总”和“红旗工人”。前者占据解放大楼，后者占据造反大楼。西村地区总派占优势，它早已想把旗派势力逐出。经过策划于八月三十日夜向造反大楼发起猛攻。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红旗工人”不及防备，十分危急，遂对外广播求援。但在密集的火网中，两名广播员均中弹，其中吴耀辉当场死亡。

“广铁总司”闻讯派出几辆车前往解救，但“地总”、“主义兵”封锁了路口，无法通过。其中一辆自制装甲车强行突入后，却被“地总”成排的穿甲弹击中，车内五人当场死亡，另有六人重伤，但其后也不治身死。三十一日旗派组织力量反击。以中学生的“红卫兵广州兵团”为主力，还有“八一战斗兵团”、“广铁总司”、“中大红旗”、“三司”等组织配合行动，遂一举击败事件的挑起者，解救被围困的“红旗工人”等，并顺势拔除“总派”在西村的一些据点。“八．三一”水厂事件的特点是在“总派”挑起暴力事件后，已奉行“文攻武卫”的旗派再不像“七．二”、“七．二三”惨案那样被残杀，而是有力量予以反击，并取得胜利。

八．“九．二”太古仓事件

位于广州河南的太古仓为旗派组织“红旗革联”所掌握，但它

四周均为总派势力。情况与西村水厂类似。“总派”也早就处心积虑要拔除这个旗派钉子。九月一日，“地总”和“主义兵”向太古仓发动猛攻。“红旗革联”武装和人力都十分薄弱，遂退出总部，坚守另一较坚固阵地--八仓。“总派”此时已拥有六炮、平射炮、加农炮。它猛烈轰击，太古仓一片火海。大量的粮食、货物毁于战火。九月二日，旗派终于不支，在市区旗派的支持掩护下，退出了太古仓。

九．“九．一一”惨案

九月十一号，总派成立“工革会”，以对抗旗派工人成立的“工革联”。当“总派”的队伍乘车向越秀山体育场结集时，已与市区沿途的民众发生冲突。当时有个普遍情况是，许多居住在市区，而在郊区工厂工作的工人慑于厂内总派势力，便加入总派做个挂牌成员，或不参加任何组织，做逍遥派，但当他们下班回到家里，便恢复其旗派观点，故市区里旗派占极大优势。总派成立“工革会”的游行队伍要在市区招摇过市，就很难不与市区民众起冲突。当总派队伍途经中山路一带时，既有群众从附近楼房上向他们仍垃圾，也有人群自动汇集起来堵塞道路使其队伍不能通行。“地总”和“主义兵”们见状大怒，用车撞向人群，并开枪射击，丧心病狂地向人群密集处投掷手榴弹。致使民众十三人死亡，一百五十五人负伤，须入院留医。这一次由于已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旗派的善后工作做得相当完备，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有精确的统计。不再像“七．二三”、“八．二”那样只有个大概数目。

在人性中最恶劣因素和中共阶级斗争毒素双重作用下铸造出的“主义兵”暴力分子犹如嗜血的野兽。除了以上一些大型暴力事件外，总派还干了许多血腥的勾当，其中多为“主义兵”的杰作。如八一中学“主义兵”董某等人从市一宫驾车外出兜风，发现路边有两名戴袖章的学生。由于天已薄暮，看不清是什么组织的袖章。董问旁人﹕“是旗派，还是我们自己人？”答曰﹕“在这个地区怎么会有我们自己的人？”“好，他妈的，干掉他！”董抡起冲锋枪，一梭子扫过去，那两人全都倒在血泊之中，一死一重伤。

有一蒙姓旗派中学生，(是个体弱的文斗派，被一群不相识的“主义兵”随兴抓到，并殴打一顿后拉去郊外枪决。车开到郊外，“主义兵”对蒙着双眼的他说﹕“放你走，滚吧！”小蒙下车，跌跌撞撞地跑，这时枪声大作，他感到右臂如被人打了一拳，头一炸，就失去了知觉。

半夜凉风把他吹醒，遂忍着剧痛向附近一间有灯光的房子爬去。这是一间仓库，仓库守夜者恰是“红旗工人”，他们把小蒙送往医院，救了他一命。半年后，笔者见到了小蒙，查看他头上的伤疤，是一条切线沟。当时头骨是打裂了，但幸未伤内脑。“主义兵”大概见他两处中弹，而且有一弹击中头部，鲜血直冒，当必死无疑，便没有上前补枪，开车驶去。小蒙得以捡回一条命，而他始终也未知道杀害他的是何校的“主义兵”。

这样一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第二节、总派使用暴力的原由和实质

广州地区的派别间暴力事件与其它许多地方一样，都系由保守派一手挑起。这一事实已无可置疑。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保守派为何要使用暴力？

从四月中旬以来，红旗派不但组织上迅速恢复并发展壮大，其舆论上也愈来愈占有优势，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同情。五月间，市区的大字报、大标语以表达红旗派的观点为主，到六月份，表达总派观点的宣传品已十分罕见。对此，具有政治优越感的总派十分愤怒。但他们无法打破这个局面。在语言文字上，他们根本不是红旗派的对手。

大学生中，红旗派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中学生里，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结合一班工人子弟而成的“主义兵”在文革前的课堂上已乏善可陈，而以知识分子子弟为骨干的造反派平民红卫兵，文革前许多人都是学习上的优等生。写文章对他们不是难事。机关、文教科研单位中，尽管逍遥派多，但造反派仍比保守派占优势。工厂里，较有知识文化的人群中，也以参加造反派的为多数。从舆论宣传的内容来看，红旗派有许许多多的题材，控诉当权派执行了“资反线”迫害群众；揭露了中共高官奢华的特权生活；要求为无辜被害民众平反的呼声；申诉个人所受的迫害；关于“三月黑风”中群众所受镇压的调查报告，抨击军方及保守派在“三月黑风”时期的所作所为；披露中共党内斗争的秘辛；传抄中央首长讲话及各类简明快讯、小道消息；还有继续批判“血统论”，以新的角度来解释党的阶级路线的文章，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五彩缤纷。反观保守派，他们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三月东风浩荡”，“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陈词滥调，令广大民众闻之生厌。以上这一系列因素加起来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红旗派排山倒海的大字报、大标语前，总派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六七年春夏，是中共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向最为毛戒备的社会知识群体受到毛及中央文革派的青睐。因为后者想利用前者。这个群体对中共原有社会秩序早具不满。当其与劳工群众中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极大冲击力量。而毛及中央文革派把他们想清洗的省市级高官视作旧秩序的代表。于是这上、下两股斗争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的力量形成了暂时的联合。

以旧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为骨干裹胁着一部分劳工群众所形成的保守派，此期间暂时受到毛及中央文革派的冷落，因为它们在这场政治清洗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有时甚至是阻力。周恩来四月十八日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对此已有明显表露。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使总派不但在舆论上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在政治上也占不了优势。

一向以根正苗红自居，甚具政治优越感的总派头头骨干们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他们愤懑以至狂怒。他们要改变这一现实，要打下红旗派的气势，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用语言文字无从实现这一目的时，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了暴力，而他们之中最凶悍的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充当了先锋。

二．保守派为何敢于使用暴力？

这有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两方面在起作用。保守派自恃出身

好，成份红，政治等级优越。他们对造反民众有着极深的阶级歧视和政治歧视。他们认为造反无好人，好人不造反。造反的都是些出身成份差，一贯表现落后，犯过错眨瑢?h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家伙。这些人就算不是正牌的黑五类、阶级敌人，也差不多少了。另有一些人即使出身成分不差，但个人主义严重，或是个人野心家，与那些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同流合污了。六六年秋冬以来，政治形势在他们眼中变得有点怪异。他们亦感迷茫和焦躁，但内心仍怀着一个信念，共产党的江山不会垮，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变色。他们仍然是这个江山的捍卫者，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故此当他们使用暴力来对待造反者时，心里很坦然，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正义的事情。武汉地区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最鲜明。当他们头戴蓬帽，手持长矛，刺向手无寸铁的造反者时，其战斗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造反者和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眼中全都是一样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显然他们这些共产党江山的捍卫者去杀戮那些牛鬼蛇神时，是用不着犹豫手软的。

物质因素则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保守派有纠集起首先使用暴力的能力。武汉地区六月间发生的一连串暴力事件，说明武汉地区保守派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潜能。而广州与之有所不同。广州总派同样能纠集起暴力队伍，但主要成员并不只是工人。武汉地区保守派组织的头头可以用欺骗、挑动、操纵等手段，驱使一些同样是身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劳工群众去向自己的阶级兄弟砍杀，并且他们还会在受到反击而产生的报复情绪的催化下，迅速陷入毫无理性的政治意味淡薄的纯暴力行动 中。然而广州总派的头头却较难办到这一点。

武汉与广州两地工人的构成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相当一部分是居住在郊区，其中很多是由征地转变成工人的前农民。后者的

工人几乎都是世居在市区的市民。故此广州工人比武汉工人有较高的文明水平。更兼广州人的性格冷静、实利，不似武汉人毛躁，这就使广州总派想在工人组织中网罗大数量的暴力分子确有困难,。广州“红总”基本不使用暴力。“地总”使用暴力的能力也有限。它可以拉出几万人的队伍去游行示威，但在一次战斗中想拉出几百人去作战（尤其是在使用枪炮之后）并非易事。于是在广州地区总派对红旗派的屠杀中，十六、七、八岁的“主义兵”的武功并不比工人老大哥“地总”逊色，甚至锋头更劲。

广州“主义兵”在政治意识上是北京“联动”式的组织。即自恃红五类血统高贵，歧视非红五类，尤其欺侮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六六年八月广州的“红色恐怖”运动就是他们所为。故在广州大多数市民心目中臭名昭著。大半年来他们的组织日益涣散。甚至有少数人成 立“红革会”，站到红旗派一边来。但是相当数量仍坚持其意识形态的败瓦颓墙。在学校里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便下厂下矿走所谓与工人（地总）结合的道路。而其中少数人为失败的狂怒所驱使，迅速走向暴力一途。

“主义兵”与“联动”又有许多的不同。“联动”是纯高干子女组织。“主义兵”虽以高、军干子女为头头、骨干，但也有许多工人子女参与其中。“联动”公开攻击江青、中央文革，冲击公安局，甚至高喊“刘少奇万岁”，而“主义兵”没有这些作法。究其因，“联动”成员中许多人的父辈已被清洗，而“主义兵”则不然。这样就导致“联动”与“主义兵”有不同的命运。“联动”被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主义兵”则仍受广州军方的袒护、纵容、支持，而一直存在。六八年大镇压后，几乎所有的中学生（从文革前夕的初中一到高中三）全都下乡做“知青”。但仍有不少“主义兵”留城分配到工厂。另有少数军干子弟参了军。他们大多数很受工厂党组织的青睐，宠爱，得到栽培。八十年代以后，他们更作为“第三、

第四梯队”被提拔重用，目前身居厅、局级的不乏其人。

“主义兵”号称万人，据悉实际数目为六、七千。但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为暴力分子也就非常惊人可怖了。这些正处于人生中最敢于蛮干的年龄层的“斯巴达”少年，在向“希洛人”开战时，下手是极为残忍的。广州总派有“主义兵”正弥补了广州总派工人暴力分子较武汉“百万雄师”的不足。

除“主义兵”外，总派还有号称三十万人的大组织“郊贫联”。这是一个比“地总”、“红总”、“省直大联总”等更为纯粹的官办组织，是由从郊区（相当于县级建制）到公社，再到各大队，生产队的武装部，武装民兵营，民兵排为骨干于三月份在极短时间内突击组织起来的。旧有的社会秩序没有丝毫的变动。当时郊区约有四十多万人口，所谓三十万，当是把凡属贫下中农成份的八十老翁和一岁婴儿都包括进去了。这个“郊贫联”的确是总派的后盾.。他们也介入暴力事件，如“八．二” 惨案。只是由于广州暴力尚未彻底展开，他们的武力也未完全用上。而像广西，“联指”之所以能把“四．二二”彻底打杀，原因之一就是靠了保守派里的“农民 军”。

物质因素的第二个方面是军方对总派的具体支持。当总派对红旗派下手得逞时，军方袖手旁观，任由其杀戮。红旗派请求他们调解制止，则诸多推搪，如“八．二”惨案。若总派处于不利形势，则积极为之解围。如在“七．二三”事件中，当遭到突然袭击的红旗派反应过来，增援队伍陆续到达后，军方即派兵把中山纪念堂包围，不让红旗派人员冲进去。又如“八．一八”事件中，由军方派兵护送镇守省总工会大楼的“地总”、“主义兵”离去。

物质因素的第三个方面是总派首先获得武器，并继而获得相对红旗派更优良的装备。当红旗派还是赤手空拳时，总派已装备了长矛、铁棍、砍刀。当红旗派开始制造这类冷兵器时，总派已从各大工厂的武装部门中取得了枪支。当红旗派很艰难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抢得一些枪支时，保守派已拥有了机枪大炮。

三．保守派使用暴力的实质

保守派首先使用暴力杀戮造反派，后者在遭受惨重死伤后起而自卫。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一情况称之为“武斗”。其实这种讲法并未能说明事情的实质。“武斗”一词含义模糊，它仅是指双方用武力互斗，既没有说明暴力由谁挑起，更没有肯定防卫者的正当权利。从保守派敢于使用暴力的心理因素来看，这决不是什么“武斗”，而是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势力对造反民众的镇压和屠杀。典型保守组织（如武汉“百万雄师”、广州总派）的骨干是中共官僚统治阶级的延伸和中共专制政权的社会基础。在这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在各省党政组织暂时瘫痪而军方又暂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重担便落在他们的肩上。当然，具体在暴力现场杀伤造反派的保守派成员，大多仍是普通的劳工群众，其社会地位与造反民众相同。但这并不改变暴力的性质，因为性质决定于暴力的主使者，正如当年湘军与太平军拼杀的战场上，双方的士兵大多都同是贫苦农民。但这并不改变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本质。（这里暂不涉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

从许多暴力事件的具体过程来看，也可清晰表明这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镇压和屠杀。因为这些事件大都是保守派对造反派施行突然袭击和伏击，是在造反派赤手空拳和缺乏戒备的情况下对其施予暴力。“七．二三”、“八．一一”、“八．一三”、“八．二”都是如此。在探讨文革暴力事件中，仅仅以事件展开后，双方都以武力相向为根据就笼统谓之为“武斗”，各打五十大板，而妄顾暴力事件的挑起者与防卫者之区分，不深入探究暴力行为之实，那是十分肤浅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法理上也完全站不住脚。

第三节、“文攻武卫”辩

多年来，许多文章一谈及“文攻武卫”就痛加伐挞。理由无非是，这一口号系由江青提出，大大加剧了武斗。

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提出这一说法。那时由保守派挑起的暴力事件已很严重。四川有“产业军”大肆开枪屠杀无武装的民众。在武汉有“六．六”、“六．八”、“六．一三”、“六．一五”、“六．一七”、“六．一九”一连串暴力事件。由于武汉军区公开支持“百万雄师“（广州军区是半公开或暗中支持总派）杀伤造反民众，武汉钢、新两系造反派已呈危局。及至“七．二”事件爆发，物极必反，武汉军方头目陈再道等及“百万雄师”垮台。江青在这种情况下，有感于全国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均在保守派的打杀下伤亡惨重而发“文攻武卫”一说。

“文攻武卫”的口号完全合乎法理。任何人在受到攻击伤害时可以实施自卫行动，此即所谓“正当防卫”。在攻击者已使用了武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根本无可自卫，故用武器抵御攻击，完全属“正当防卫”的范畴。何罪何错之有？难道在保守派的杀戮面前，造反派只有引颈受戮或望风而逃，举手投降才算正确？

挞伐“文攻武卫”的第二个理由是，此口号系由江青提出，江青是坏人，故此口号也坏。

一个口号的正确与否，当以它自身的内容是否符合法理来考虑，不可因人废言，更何况关于对江青此人的评判，目前由中共

复旧秩序派所诱导出来的社会主流意识极不公允，彻底弄清这些

当可写成一本专著，此处只作简单涉及。

江青在文革中做了两件大坏事，使之背上骂名，一是大整中共元老，二是大整三十年代的上海艺术界名人。前一个大整是既为毛的清洗效力，也发泄这些元老多年来轻视、压制她的怒气，并期望整掉这批元老，以形成许多权力真空由 她的势力去填充。后一个大整是为了洗刷掩盖她在三十年代不光彩的历史。说来这两件只有后一件才能算是大坏事。江青大整中共元老其动机当然并不高洁，但其实质也只是中共统治阶级高层内的争夺倾扎。假如你不是站在元老们的营垒上，又何必对此义愤填膺？这些中共元老是什么货色？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仍看不清晰的话，那到了八、九十年代其嘴脸还不一目了然？如果说在中共第二代“革命者”中，还能找到胡耀邦、赵紫阳、胡绩伟这样少量愿意向社会进步潮流靠拢者，那么在元老辈中则绝无一人。无论是较为宽厚的习仲勋或横蛮粗野的王震，无论是貌似廉洁的陈云还是骄奢淫侈的叶剑英全都视民主为异端邪恶。其总代表邓小平在八一年彻底镇压了七九民运后又于八九年大肆屠杀人民，则集中表现了中共元老辈的本质。说来我们不但不应该谴责江青在文革中大整中共元老，而应遗憾她没有力量整得彻底。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受封建贵族势力的反抗远较法国革命来得少，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贵族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得元气大伤。试想，如果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与中共元老派之间也发生一场红白蔷薇之争，那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将是一个多么大多的福音。可惜江青还没有这个能耐。

中共元老派当然明白整治他们的元凶是毛，江青等只不过是前台打手而已。他们内心对毛极为怨恨，但却不敢正面否定毛。因为他们更明白面对厌恶中共政权的广大民众，他们与毛的恩怨是内部事务，不可把这内部矛盾过于公开，让当代中国的罗伯斯皮尔，或马丁．路德们有可趁之机。说到底，毛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像征。公开地直接地全面否定他，势必会危及中共政权的本身。故此，中共元老们不得不忍下这口气，而把怒火全都倾泻在江青的身上。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评述者，当有起码的良知和责任心，不可做中共元老派的应声虫去杜撰历史，误导后人。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周、刘、邓、陈伯达、江青、康生、王洪文……各有各的账，一切都该物归原主，不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叹中国当代的士大夫们也像他们前辈一样为当朝权贵所豢养。高薪良宅，倍受礼遇，替中共专制政权辩解说项尚不遗余力，在文革问题上，适应元老之意作种种歪曲之笔更是小事一桩了。

顺便提一句，江青的秉性虽不可取，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会上，当法官念到“判处死刑”，并稍作停顿之时，江立即大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不休。直至押解她的女警说﹕“江青你听清楚没有？是缓期两年。”她才安静下来。可见江的确以为大限已到。生死殊途，天人永隔，这对任何人都是莫大的精神负荷。江青竟能承担得起，不但未两腿酥软，瘫倒在座椅上，还能如此大声疾呼，实属难得。从苏共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到中共党内历次肃整，在全世界共产党体系内的恶斗中，失败后乞求饶恕者比比皆是，更遑论江式的倔强了。有些文士竟以鄙薄、讥讽的字句来描述江的这一表现，实在是令人太难理解。如果说毛在世时，江青对中共元老们颐指气使系倚仗毛的天威，那而今毛已归西，自己沦为阶下囚之时，又有何恃呢？如此看来在江乖张的性格中不是尚有值得称道之处吗？

广州保守派对造反派施予暴力除六七年夏外，六八年夏又施予一次，并就此把红旗派彻底收拾。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六八年那

次是由总派摇身一变成“工宣队”、“工人纠察队”再去执行的。

时光荏苒，星移物换，世事都在变动之中。当时握枪持刀的双方勇士们或已淡化昔日之大恨，当年指挥各自队伍的某些头头们已于七四年批林批孔高潮中在广州洞天茶楼上开宴聚餐“一笑泯恩仇”。但是这一切都无可改变六七年夏用人血写成的历史，都改变不了广州和全国凡是典型的保守派组织向典型的造反组织首先使用暴力的性质，是维护中共政治秩序的势力对冲击这个秩序的造反民众进行镇压和屠杀。

第四节、红旗派武装抗暴的性质

如前所述，造反派中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的比率远较保守派高，文革风云变幻，运动内容庞杂使其文字语言能力大有发挥的余地，更兼自暮春平反以来在舆论宣传愈来愈占有优势，故此他们完全没有诉诸暴力的必要。即使在保守派动用武力之后，他们也往往惊愕退让，不知所措。只是在屡遭对方袭击，而且下手太狠，自己损失惨重之时，他们才考虑自卫反击。一位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对笔者说﹕五月以后，他们学校的主义兵在校内的大字报栏上一败涂地后恼羞成怒，经常成群结队地埋伏在学校周围的街道里，遇上单个或少数的红旗公社成员便包围毒打。在发生过许多次这样的事件后，红旗公社的成员才结队离校，并作好打斗的准备。”在日后激烈的打斗中，红旗公社这些原来文质彬彬的学生中，竟锻炼出了一班骁勇善战的队伍。

造反派不尚暴力还有一种与保守派同源异向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面对现实，造反派不能不承认保守派里红五类成份多，党团员多。因此他们只可认为保守派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走资派”欺骗蒙蔽的群众，而决不能像保守派对他们那样，把对方视为“反革命”、“牛鬼蛇神”。按中共经典理论，受欺骗蒙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是应给予批评，并争取其转变，而不是打击，更不是肉体打击。所以红旗派极少主动向总派动武。即使在总派动武后，他们拿起武器准备予以还击时，心里也不无犹豫。

广州红旗派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决心是

在“七．二一”、“七．二三”连续两次遭到总派大规模的残酷屠杀以后才确立下来。七月二十五号，红旗派在东校场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达两万多人，人们情绪沉痛激愤。会后举行了武装抬尸游行。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中学生队伍走在最前面。其它中学生组织、大学生组织，工人组织源源不断，队伍整齐，同仇敌忾，但武装十分简陋，大多只是棍棒之类。只有广州钢铁厂的红旗工人的装备较好，每人都配备一条五尺左右的铁水管。管头锯尖，成利于突刺的矛头状。

暴力冲突一旦全面展开，以前束缚着造反派的心理因素便告解除。更由于看到自己的战友被总派伏击杀伤甚至捕获后任意枪决，复仇情绪使红旗派中尚武者勇悍非常。八月下旬以后，红旗派的武装反击已使总派日见吃力。可信，只要广州军区仍不直接支持总派，而且中央又未下令制止，任由两派打下去，总派将在广州市区全面败北，只有退守郊区一途。红旗派的伤员在市区任何一家医院都可得到抢救，总派的伤员则大都载往军队医院。从这里也可看出人心背向，看出社会同情在哪一方。我们还可以依稀窥见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如果只让民间拥护和反对原有政治秩序的两派力量对决，后者将稳握胜券。这也就是中共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强大镇压机器的原因。

从六六年秋冬至此，造反民众已经有了三次反政治迫害的斗争经历。第一次是反刘邓的“资反线”迫害无辜民众。第二次是反军方的“早春镇压”（三月黑风）。这两次均是在毛中央的号召、支持下取得成效。而第三次则是六七年夏反保守派的政治性屠杀。这次纯粹是在红旗派自己的决心和奋斗下争得一定的成果，维护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从法理上来看，红旗派的这一行动属于正当防卫，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则是前两次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继续。

多年来，中共政权都在大骂造反派打、砸、抢。某些对历史事实一知半解的人们也随声附合。对此，有必要予以驳斥。如果说砸，抄对方的总部，那两派都有。如果说砸组织科、人事处的档案柜，抢黑材料，那只有造反派才会干，但是，这难道不是正义行动吗？至于打，经过本章的叙述，业已明了，造反派的“打”从整体上来说是被迫的正当防卫，无可厚非。

当然在暴力行动逐步升级后的暴戾的气氛中并为复仇情绪驱使，某些旗派成员也做过非理性行动。如广州兵团在捕获“主义兵”张金贵后予以枪决。张身负几条人命血债。他在“八．二”事件中枪杀了几名抓捕到的红旗派中学生，确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未经正式法律审判，径行枪决张，毕竟不妥。又如工读兵团某部捕获一名地总干将邓某（女），在开车押送到某一旗派据点时，据点守卫不让他们进入，双方激烈争吵。邓大叫﹕“我是工联，他们是主义兵”，企图使争吵双方伙并。幸双方原已认识未上其当，而该班工读兵团则因此大怒，把邓载往郊外枪决。

事实证明非理性暴力行为，红旗派不及总派十分之一。六七年夏季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性质当由其主干部份决定，零星的事件不能反映整体本质。


(第六章 六七年盛夏---血肉横飞的日子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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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六七年金秋---各有收获的季节

第一节、广州军方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北来的秋风驱走了粤地的暑气，吹黄了岭南的原野。经过了一年苦斗的各方人们似乎得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回过头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收成。然而最后结局并未见分晓，鹿死谁手，还须假以时日。

六七年早春几乎全国各地的军方都以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本性，既是必然的，又是不合时宜的镇压了造反民众。毛对此颇感不悦。毛和中央文革派遂上前扶了已被军方打倒在地的造反民众一把。不料，从血泊中重新站起来的造反派向军方猛扑过去，其动作比六个月前批刘邓“资反线”更猛烈。军方陷入困境。军方将领的威严使他们决不向造反者低头认错，但又不能严厉打击之，只好或半公开或暗中支持保守派去压制造反派。但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事情总得有个结局。这时有个人出来为众将领解了围，其代价是他自己人仰马翻。这个人就是武汉“七．二”事件的当事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

“七．二”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这真是让中共政

权的拥护者亲自尝了一次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

武汉地区的六七年早春镇反比广州来得严酷。暮春以后受到造反派的反弹也更为强烈。武汉军方头目遂半公开，甚至公开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六月间“百万雄师”连续几次首先使用暴力袭击造反派，造反派死伤甚众，并有在此血腥屠杀下瓦解的迹象。中央文革派对此甚感焦虑。

毛发动文革大清洗借助了林的力量，而他反过来说林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他自己正是这样。文革清洗是三股力量的勾结，都是为了打鬼借用另两方。一是毛自己，二是林，三是中央文革一班人。这三方心目中的“鬼”不尽相同。毛心目中要打倒的鬼是刘邓及被其认为是刘邓在线的党政要员。林心目中的鬼是除此以外还有某些与之素有不合的军方元老及各地不属他山头的军方实力派。因林若要坐稳第二把交椅，并于将来接班后能有效地主宰全国，就必须及早清除异己。中央文革等人心目中的鬼更多，因他们的根基甚浅，为了制造更多的权力真空，让自己去填充，他们务求干掉更多的原有官吏。

性情暴躁的陈再道十分不识时务。他不是四野的人，不属林彪的山头。在这场诡谲阴森的斗争中本应稳扎稳打才是上策。而他竟大动作，支持“百万雄师”大肆杀戮。毛对此不悦。那时他尚不愿看到造反民众如此结局。林彪也不愿看到非自己山头的人巩固权势。中央文革派们更不愿看到武汉的造反派被压垮。如果对此认可，那各地群起效仿，文革清洗就别搞了。这三股力量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后，七月中毛、周、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人云集武汉。毛指示，必须为“工总”平反，陈应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铡Ｆ咴率?巳站髲姷年愑芍轩?鶗x见毛。诚服于毛的天威，陈已打算遵旨照办。不料其不了解内情的部下得知谢富治、王力来武汉支持“工总”派，大怒。十九日大批“百万雄师”和二十九师、独立师的官兵乘上百辆卡车和消防车呼啸冲向军区找谢、王。并于二十日清晨把王抓到后游街示众。此时更多的“百万雄师“和士兵加入。数千辆卡车排成几路纵队行驶在市区街道。士兵们荷枪实弹，并上了刺刀，杀气腾腾，耀武扬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中央若不过问，武汉造反派一定会被荡平。

“七．二”事件显然不是陈主使，但既在他管辖之区发生也就难辞其咎。林彪和中央文革派则窃喜。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毛已不止是不悦，而且是愠怒了。于是林和中央文革派们便可放开了手脚。从前林就表示过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办法”。现在“七．二”一闹，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部队解散，“百万雄师”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更重要的是陈等羁押北京，武汉军区改组。林得以在该军区筹建自己的人马。林在七月二十五日的群众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不止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

几天之后，“文章”迅速地作出来了。这就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其基调就是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对于林彪来说，就是把军队中不属于他的体系的军头干掉，换上他的人马。

八月上旬，在“社论”的鼓动下各地受过军方镇压的造反派更猛烈地把矛头指向军方。在广州就是大张旗鼓地提出揪“广谭”，即广州的谭震林。（武汉的陈再道率先被武汉造反派称之为“武老谭”谭”。）并且发布“炮轰黄永胜”动员令。社会上还传言四起，“广谭”也会像武汉陈再道那样搞兵变。

毛发觉了中央文革派的作法，大为震怒。各地军方头目根本不在毛的文革清洗之列，毛心里明白，即使是鲁莽倔强的陈再道大胆胡为其实也不是反他。他只是希望军方对不合时宜的早春镇反有所认识，并没打算要惩罚军方头目，更不愿把军方头目逼到狗急跳墙的地步。否则，即使不致有失天下之虞，也会弄得十分麻烦棘手，自己的尊严威仪亦会受到损失。于是毛严厉斥责《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否定“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要追究这一切的责任，以向军头们表示领袖对他们的善待。中央文革派一下慌了手脚。《红旗》杂志社论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实际上江青、康生等也绝非不知情。至于“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林彪送毛审阅的文件中一再提及，均被毛划掉，并批示“不用”。可见，闯下此祸他们都有责任。但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是组织斗争、权力角逐中的常用技巧。关锋、王力、林杰（《红旗》杂志副主编）遂被抛出作替罪羊。根基浮浅的中央文革派在与军方交手中初尝败绩。可叹二十几天前，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时受到凯旋式的热烈欢迎，真是浮光掠影，昙花一现，一杯庆功酒尚未喝完，就去吃囚徒粮。从被自己的人捧为英雄，到被自己人打为阶下囚，中间只有那么短暂的时日。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八月二十日《红旗》杂志迫不及待地发表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号召革命派“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这无异于向军方公开道个大歉。从“七．二”到“八．二”演了个对军方前倨后恭的活报剧。这里面有陈再道的贡献，他以自己的翻船为众军头解围。而根正苗红充满政治优越感，动辄把他人视为“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也尝到了被人打成”反革命“的滋味。部队的一个副师长曾狞笑着对“工总”说﹕“杀了你们的头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这回，无产阶级专政的巨轮倒是把他也绞进去了。

陈再道触礁，引导广州军方航向绕道，避过险滩，稳步向前，

获得毛、林、中央文革三股力量的信任。“七．二”事件及其后的变 故，对广州军头有双重的积极意义。

广州军头眼见中央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明了对早春镇反不作个象样的检查是难以过关。关于这一点中央对他们早已有暗示，但他们心存侥幸，尽力拖延。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能把旗派压垮，清除了来自社会下层的冲击，上面的“暗示”也会自然消失。但不料旗派斗争顽强，不但未被 总派 暴力压垮，反而更有声势。“七．二 后“揪军内一小撮”呼喊甚嚣尘上，鉴于陈再道前车之覆，于八月二十日，黄永胜，刘兴元终于代表广州军区正式向中央呈递“关于在广州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可信，这份检查的开始着手撰拟，应是在八月初。五月间广州军区也曾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前段支左工作中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毛在上面批示有﹕“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但直到六、七月间，广州军方还拒绝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可见“七．二”事件的结局对他们有相当的触动作用。

广州军区的检查说﹕

……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一月二十二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对旧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我们没有首先肯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只看到了他们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而犯了一些错误……公开指责了“省革联”。后来在组织临时生产指挥部和各级临时生产领导班子时，又把参加过“省革联”的群众组织排斥在外。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月份，我们又错误地取缔和解散了“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一些群众组织，错抓了一些人。与此同时，我们还压制了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对“八一战斗兵团”的问题，虽然革命造反派一再要求为他们平反，但我们仍然强调这个组织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迟迟不予平反，致使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压制。

……我们重申：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

应该说，广州军区的这份检查，毛中央和旗派都会感到满意的。总派心里则不大是滋味，但广州军头为自己能站稳脚根，也只得让小伙伴受点委屈了。

除一方面草拟“检查”外，广州军方还采取收缩战术，避免与红旗派作正面冲突。自从五、六月间红旗派的力量日益恢复壮大后，部份中共地方官僚对造反民众的斗争发生了兴趣。他们大多是在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早在一月夺权期间，就有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地方主义”的一批粤籍高干企图借批陶、赵之机，并通过向旗派示好，借用民众的力量，重登广东政坛。但由于三月镇压骤然而至，还由于四月间周恩来抵穗后，明令“地方主义”不可翻案，他们的希望化成了幻影。春末夏初另一批高干又把他们的政治前途押向当时的派别斗争，这些人大多是与军方实力派素有不合的原中南局干部。更兼中南局文革后肯定会被撤消，为仕途计，必须移职省、市。在这方面，军方肯定会是阻力，所以他们也急欲借用民众力量冲垮军区。其代表人物有闵一帆（八级高干）、车学藻（九级高干）、张天淘（九级高干）等。此外军区内也有素与黄永胜、刘兴元、温玉成等不合的将校，他们也希望黄刘倒台，取而代之。其代表人物是湘炜（少将，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大校，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内战时期的塔山英雄团政委）。

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由“中南局联络总部”控制。闵、车、张等一班高干是其首脑，并且它又把广州所有的红旗派组织都收在旗下，名曰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实则壮其声威。老奸巨滑的广州军头当然明了由地方高干主持的“批陶联”和由草莽之辈领导的“工联”、“红旗工人”是有多么大的不同。一旦广州的造反派都为“批陶联”的头头们所利用，其冲击力是不可低估的。

除心腹大患“批陶联”之外，八月初又成立了由北京、武汉、长沙、南京、安徽等许多名牌造反派组织赴穗人员所组成的“战广州兵团”，其斗争目标是广州军区主流派。这些人中有些是颇有背景的。有的与中央文革有直接联系，有的系军方杨成武系的高级将领的子弟，广州军区的失势将领文年生中将（后自杀）之子文戈夫也在其中。他们摩拳擦掌，大有非把广州军区翻个底朝天的气概。

八月中、下旬，“批陶联”和“战广州兵团”在社会上大造“广谭”即将兵变的舆论，以把民众造反力量纳入其轨道，并向军区发起了两次直接冲击，目的想抓获刘兴元等，瘫痪军区中枢，或换取军区开枪镇压，把广州军方逼成“陈再道第二”。然而广州军方老谋深算，消息灵通。它及早作好准备，藏匿首要人物，坚持不发一枪。即使是军队干部被打也不作剧烈反应。致使“批陶联”和“战广州兵团”的预谋落空。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这类行动已远离红旗派底层民众的切身要求。两次参与冲击的人数都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数量。

广州军区的收缩战术使它安然地渡过了那个短暂的危险期。八月下旬，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钧旨不断从北京传来，王、关、林的倒台使“批陶联”、“战广州兵团”打击军区的行动嘎然而止。

没有陈再道的“七．二，就没有“揪军内一小撮”；没有“揪军内一小撮”，就没有八月下旬以后的对军方大唱颂歌。陈再道的翻船使其它 地方 的军头两次受益。第一次收益是教会他们暂作晦韬。第二次收益是八月下旬以后局势向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公布“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给予广东军头以正统的地位。决定称﹕“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至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主任委员，孔石泉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黄荣海(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阎仲川（广州军区参谋长）、邱国光（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均任副主任。广东的大权终于落入广州军方的手中。

而在六七年早春和六七年夏希望借助民众的力量抗衡军方，谋求自己仕途的两批地方官吏都自食其果，终于在一年后红旗派的倾覆中同遭到军方惩治。犹以第二批人下场最惨，甚至是家破人亡，如车学藻自杀，子女流落街头。当然，黄永胜等一干人也在七一年倒了大霉，不过那已是三年文革结束后的续篇了。


第二节、红旗派虚幻的声威

从六七年夏季暴力狂潮中走出来的广州红旗派精神抖擞，意气洋洋，因为他们不但在宣传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声势上都占了优势。

广州市区分成四个行政区，珠江以南的海珠区呈两派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江北的荔湾区、越秀区、东山区几乎成了红旗派的一统天下。总派只有位于市中心的市一宫和市区西北角的东风路人汽总部几个孤立的据点。有消息说旗派本想拔除市一宫据点。从武力上来看足够，但考虑到市一宫周围民宅密集，火力强攻，势必伤及无辜民众，遂作罢论，只派出几部人马驻扎在市一宫附近的几处制高点上，监视其动静。

市区街头触目可见的都是旗派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许多高楼上飘扬着旗派组织的大旗。一些工厂、单位里过去没有与社会上大组织挂勾的组织也纷纷加入红旗派。甚至有些在本单位内持保守观点的组织也加入旗派。不过他们大都选择红旗派的右翼---“红旗工人”或“省直红旗”。甚至“地总”里也杀出个赞同旗派观点的“新地总”，“主义兵”反出个“红革会”。就这样，红旗派的人数也得以大增。

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工联”、“红旗工人”、“红司”、“

三司”、“新一司”等代表七十多人，明确表示“八一战斗兵团“应立即彻底平反。再次肯定“三个红旗”，及“三司”，“红司”，“新一司”，“工联”，“红旗工人”是革命造反派。同时已开始婉转地批评“揪军内一小撮”。

八月十六日再次接见上述人员，建议“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工人红司等组织最好联合起来，形成优势。并说：过去建议你们叫工联，就是叫你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意思。”

八月二十二日，总派代表也奉召抵京，当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红旗派五十三人，总派二十六人。正式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说：“武汉七月二十号叛乱事件后提了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在宣传工作方面出了点毛病，伟大统帅批评了这件事。”在着力把军方赞扬了一通后，周的话锋涉及到广州两派的斗争，其态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强调要追查“八．一三”珠江血案，说道﹕“这个案件无论如何要追，追到底。这是犯法行为，掉下了水不救，怎么还能开枪打呢？”又如“主义兵”的代表说﹕“据我所知，我们总部从来没有参加武斗，有些主义兵不属于我们总部，我们管不了。”周听后即说﹕“你们管不了，就不要用主义兵这个名字嘛。你们为什么要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名字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反正主义兵这个名字不好。”再如批评“新珠影”跟“珠影东方红”闹对立。“珠影东方红”趁机告上一状，说﹕“他们（指新珠影）说什么谁给我们平反谁就没有好下场。”周立即责问道﹕“珠影东方红是中央平反 的，难道中央也没有好下场吗？”周还斥责广州铁路局的军代表高德田公开支持铁路局系统的总派组织“春雷”，对高 说：“你要采取公正的立场，不能站在一边。”

当红旗派告了“郊贫联”一状后，周便对“郊贫联”代表说﹕“农民要搞好生产，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并责令其立即打电 话回

去，扫清堵塞公路的树木障碍，收回枪支。

这次接见，两派遵照毛中央的旨意，签定了一个停止抢枪，停止武斗，封存枪支，释放一切被扣人员等四项协议。协议文书中的签字形式是旗派各大组织及负责人签名在前，而总派则签在后。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只接见红旗派代表及解放军报记者。再次催促各旗派组织联合起来，并表示可以对“地总”、“春雷”实行分化瓦解，使之成为少数。

八月下旬，在毛中央的敦促下，广州军方开始转向支持旗派，其派驻各工厂、机关、学校的“支左部队”、军代表奉命陆续表态支持各单位的旗派组织。当然这一“表态”大多是低调的、含糊的、敷衍的。

八月三十一日，广州“工联”、“红旗工人”、“广州工人”、“工人红司”、“八一战斗兵团”等工人旗派组织成立了联合组织“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孔石泉出席了成立大会。由于黄永胜、刘兴元已赴京，故孔是当时广州军方最高领导。孔代表广州军区赠给“工革联”大旗一面。这标志着军方的公开表态。从八月三十一日的“工革联”成立大会到十月十四日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大会集中地在政治上，声势上体现了旗派的优势。但事实终将证明这个优势只是表面的。

九月一日，周恩来、黄永胜、陈郁、王首道、赵卓云等接见两派代表。内容主要是敦促两派停止武斗，封存枪支。

当日，两派代表签定了“关于‘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其内容基本与八月二十二日的四项协议同。

九月四日又签定“关于贯彻执行‘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的决定”。

九月十日，再签定“关于限期交还一切枪支、弹药和军用装备

的决定”。

所有这些“协议”、“决定”的文件签名，都是旗派在前，总派在后。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黄永胜、王首道、吴法宪、戚本禹等接见两派代表。这次接见的气氛，对总派最为不利。周一开始讲话就斥责“郊贫联”、“地总”冲进军区大院静坐。他说﹕“你们要答应十二点以前要撤出，如果这次做好了，证明你们还有希望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否则，我完全有权利宣布解散你们的组织。我一宣布，群众也会退出你们的组织。” 总派代表几次讲话都被周截断。如“红海员”代表要发言，周说：你总是指责别人，总没听见你责备自己，你不要讲了。”地总代表又说﹕“东风战士委托我向总理汇报‘九．一一’事件经过。”周说﹕“不要汇报了，把材料交给我吧。不要讲了，双方都有一笔账。现在我不是审案子，要审案子，我就搬到广州去了。”

事隔十二天之后，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黄永胜又接见两派代表。这次陪同接见的有广州军方头目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陈德。而王首道、陈郁、赵卓云则不见出场。这次接见的气氛与十五日大不相同。周不但再没有斥责总派，而且处处为总派开脱，并对旗派训导有加。

周说﹕“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告诉我们，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凡是应该联合的都要联合起来。在什么基础上联合起来？主席说了四个字，一个是‘批修’，就是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是‘斗私’。为什么许多革命组织，就是造反派，旗派内部矛盾也是重重？……就是没有很好斗私。……就算过去两派组织，你们旗派造反精神强些，地总、红总造反精神差一些，如果他们能赶上来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批修，你们就有义务和他们联合起来。不管你们造反早，功劳大，人数多，不一定要以我为核心。人家后造反的，功劳少的，也有权利批修嘛！只要批修，也就可以联合起来。”

“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宣传工作有错误，提‘揪军内一小撮’，已经给你们讲了，你们不要揪广老谭，矛头不对嘛，矛头指错了嘛！给地总抓住了。并不是说造反派就是金牌子，响当当的，有了这个金牌子就保证不会犯错误。……你们不但把矛头指向军区，还把矛头指向对方组织，说地总、红总、主义兵、郊贫联等有一小撮坏头头，是反革命，是小凑合。这个不对嘛！怎么能够把内部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呢？”

“地总、红总、春雷、郊贫联接近军区，军区有些错误，有些问题他们受了影响，可以改嘛！就是头头错了也可以改……要搞清敌我友。我们是同志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大联合工人阶级首先带头。”“在批修、斗私中更好的破私立公，树立毛泽东思想，把派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想都抛掉。”

九月二十七日 的 接见，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毛中央对文革的派别斗争有了新的处理模式。“武汉模式”被放弃，而代之两派对等的联合。广州红旗派从此绝对地失去了击倒总派的可能，并无可避免地走向最终的败亡，尽管目前它声势甚壮。

十月十九日周在黄永胜等的陪同下接见红旗派五名代表﹕朱鹏云、邓元贵、周焱、高翔、武传斌。内容是初步涉及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干部人选问题，并对旗派略作抚慰，以弥补九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对旗派有过多的训斥。

十一月一日，周等人接见广州铁路分局的两派代表，表达了对总体上占弱势的“广铁总司”的支持意向。其后，十一月三日、八日、十四日，周等人连续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十一月三日只接见旗派代表）主要内容涉及如何保证开好“广交会”和具体落实“省革筹”的组建工作。

文革中，保守、造反两派激烈互斗，前者是尽力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是这个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反之后者则希求打破这个秩序。这正是后者较前者所具有的进步性。但是在打破这个秩序后，该继续怎么做呢？上海造反民众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建立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权力机构。但这立即被毛否决。与军方早春镇反的同时，毛下达了他的“三结合”政治结构模式。造反者想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梦想就此破灭，尽管以他们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不可能提出真正具有社会民主内容的政治构思。这也就是多年来，许多在七、八十年代投身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极力否定文革造反派的活动带有民主斗争色彩的理由之一。

在那个时代，一切违抗毛旨意的行动都只会自取灭亡。广州红旗派在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中已获得了批“资反线”，“暮春平反”和武力自卫的三个回合的胜利，取得了生存的政治权利后，再也不敢像半年前的上海造反者作瑰丽的政治设想。他们只能面对现实，在毛关于“新的权力机构”的框架内去施展他们的拳脚。但毛的“三结合”实质上是原有社会秩序的重建。此时，造反者们唯一可做的事情也就只能是在这个“重建”中为自己争得有利一点的地形，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具体内容无非是两项，一是在未来的权力机构中为本派多争取一些席位，二是力求多一些对本派较为友善的地方干部进入权力机构。然而第一项已被毛中央否决。因为它强调两派对等原则，即两派占有相同的席位。于是，只能在第二项上下功夫了。

中共地方干部与造反民众本来绝对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在昔日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里他们之间隔着鸿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这非常时期，鸿沟上架起了座脆弱的小桥。

毛下达“三结合”的旨意后，“一月革命”以来靠边站了的当权派明白，若要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重新进入权力机构，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一．与军方关系良好。二．受到居主导地位的某派群众组织的拥戴。其一往往来自历史渊源或旧有的人事关系等，在这纷乱的时势中难以有新近的作为。其二就完全不同了。群众组织的存在及其有权推荐干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它给有志于进入新的权力机构的干部们带来了新的设想和新的活动空间。

“七．二”后，形势急剧变化。“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响遍全国。再加上在八月暴力狂潮中，红旗派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又以武装自卫争得了存在的权利。一些地方干部揣测，红旗派会在这场斗争中取胜。总派将式微，军区也有部份改组的可能。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刻表态支持旗派，赢得其好感，会大有益于今后的仕途。于是这就产生了由原省委干部黄施民、戈枫等人起草的“关于‘八．二’事件的声明”，即所谓“八．二一”大字报事件。声明的内容表面上呼吁制止武斗，但实质上是表达其倾向旗派的态度。“声明”拟毕，抄成大字报张贴于省委大院，后获得原省直机关九十名厅、处级干部的签名。文稿也几经修改。由于旗派赴京代表传回毛中央否决“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草稿中的这些语句遂被删去。八月二十七日，此声明广为印刷张贴散发，造成相当的政治影响。这可看成是一次地方干部的集体表态，大大加强了旗派的政治声威。

然而，这批地方干部下错了赌注，押错了宝。八月底以后，形势再次剧变。总派没有瓦解，军区地位巩固。这张大字报深受军方和总派的嫉恨。其介入者大都弄巧成拙，自食其果。

十月间，旗派推荐戈枫参加省革筹工作，但很快被否决。至

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赴京两派代表时对旗派说﹕“要防止坏分子挑动。如你们曾受戈枫、黄施民的挑动，这两个人很坏……他们搞什么八月文件（黄永胜插话﹕是“八．二一”声明）不是把你们往好的方面引导，而是挑动你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群众……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思潮，实质是右。斗争中促进大家觉悟，不让坏人浑水摸鱼，不能叫尹林平兴风作浪，不能受戈枫这些人的操纵。戈枫和三反分子王匡有关系。不能让他们搞破坏活动。”

除了介入“八．二一”声明这班地方干部的倒运使旗派的声威蒙上阴霾外，赵卓云和林李明两人的升降也很能说明问题。原副省长赵卓云老谋深算，处事稳重，虽对旗派较友善，但决不似黄、戈等人动作剧烈。旗派欲拥戴其参加“省革筹小组”，初时其地位似乎巩固。九月一日，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时，他都陪同。十月中旬，周恩来对旗派推荐赵不置可否。十一月三日则表示﹕“你们提出赵卓云同志……我们再看一下历史档案，审查一下，弄清楚了就行了。”至十一月八日，周进一步改变腔调对旗派代表说﹕“你们提到一个赵卓云，他们提了一个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其后在讲话中又对总派代表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参加。”

林李明一贯明确支持总派。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主义兵”到暨南大学肆意行凶打人。一些暨大学生愤然到省府告状。林李明竟说﹕“好得很，好得很。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的革命后代如此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九月“主义兵”举行成立大会时，林李明前往参加祝贺。旗派十分憎恶林。在总派提出林参加“省革筹小组”时，旗派力表反对。十月十九日，旗派代表得到周恩来单方接见时说﹕“林李明这个人很不好，他要参加省革筹小组会大大降低省革筹小组的威望。”周答﹕“林李明这个人参加省革筹是不行的，可以在训练班里边揭边批他嘛！”但林最终于六八年二月就任了省革委常委。

综观六七年金秋季节，红旗派所取得的优势说到底是表面的、虚浮的。在干部问题这个关键性的项目上，旗派一筹莫展。军方支旗派势态并未持久，十月间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所谓“一碗水端平”，旗派的政治优势也就仅仅只体现于签名居先这类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旗派在宣传舆论上的优势也将渐渐减弱。

当十一月的寒露风从塞外直驱南粤，收割了的田野不再有金黄色的瑰丽。在当时中国大陆这块贫瘠的政治土地上，红旗派注定不会获得丰硕的收成。金秋既过，寒冬将至，天空常呈铅幕，原野失去丰彩。广州的文革运动进入一段相对平和乃至枯燥的时期。然而也常有气流冲裂铅幕，地火突破泥层，形成踫撞激荡。广州红旗派遂进入其思想最分歧活跃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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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总派稳住了阵脚

六七年的夏日，对于广州总派并不美好。尽管它首先使用暴力，在“七．二一”、“七．二三”、“八．一三”、“八．二”等一系列大型暴力行动中给予旗派巨大杀伤。但不料旗派并未被慑，反而在武力对抗中有愈战愈勇的迹象。进入九月秋季，情况更为不妙，广州军方宣布支持旗派，承认过去曾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并称有些群众组织受到他们的影响。总派赴北京的谈判代表受到周恩来等的冷遇，九月十五日的接见会上周对他们多有责备，甚至威胁要解散他们的组织。

总派为对抗各旗派工人组织联合而成的“广州市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决定也成立一个由“地总”、“红总”联合而成的“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九月十一日，成立大会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广州军方的头目们都不参加，情景相当冷落。会后，总派队伍欲进入市区游行，受到市民们自发的起哄阻挠。“地总”和“主义兵”恼羞成怒，向人群开枪扫射，致使十几名市民死亡，百多人受伤。此事传到北京，周恩来在责备了旗派一句“太没度量了，他们要开会就让他们开嘛，为什么要去阻挠？”接着就把总派训斥了一顿。在这一连串的挫折下，总派的军心产生了动摇。

在有的分部和成员产生悲观情绪的同时，有些人却格外亢奋起来。九月间，某些“地总”分部竟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地总”和“郊贫联”曾组织队伍冲进军区大院静坐示威。有些工厂的总派组织围攻驻厂军代表，责问他为何转向支持政治大杂烩的旗派。无论是悲观还是亢奋，都是极不利的偏向。可庆幸的是，这两种偏向都未得到蔓延。然而真正挽救总派命运的“恩人”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如果说陈再道的翻船使广州军方受益，那么“百万雄师”的翻船则使广州总派受益。

说到底，对于毛来说，处罚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是迫不得已的。为了摆平武汉局势，毛竟秘密赴汉，在陈再道连周恩来的话都不听之后，只得亲自接见陈。陈至此还不肯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笑着抚慰他﹕“这有什么要紧呀，现在他们(指造反派)，一说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我会向他们做工作，一直做到他们不但不要打倒你，还会拥护你。”说来，天威无上的毛做到这一步也算仁至义尽了。然而竟还是发生了“七．二”暴乱（当然并不是陈亲自指挥）。王力被狂乱者抓走的居所就在毛下榻庭院的近旁。这不能不使毛震惊恼怒。而且谢、王两人的遭遇又激起中央文革派的强烈反弹。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翻船无可避免。

毛实际上并没有惩办陈再道，只是把他调入京城，削其兵权，让其在高层内接受批判，免受愤怒造反民众的冲击。而对于“百万雄师”，毛就爱莫能助了。他能做到的就是在“武汉部队机关检查错误的公告”上批示﹕“……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仍可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可见毛已预见到，他的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瓦解，其头头、骨干的命运堪虞，而“百万雄师”并未反他啊！并且，岂止不反他，还会是他的坚决拥护者和信徒。眼睁睁看着他们去受罪，心里也怪难过。毛决计不让这种情形重演了。一方面他设法调和各地军方和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提出了解决群众组织派别斗争新的模式，那就是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后所发出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表明毛要对两派采取平衡原则，不允许一派压一派。假如这个原则是颁布于三月，那会有利于旗派，而今是颁布于九月下旬，那就是有利于总派了。毛提出新模式的思想脉络没有公诸于报刊，但在内部讲话中他一再作了这样的分析﹕“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和党团骨干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工农兵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个时期，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在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就算了嘛，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工农兵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直接接触，又加上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打着中央指示旗号下去的，加之广大工农兵及党团骨干又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他们容易受蒙蔽。”如果说毛的许多讲话都是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那么这些关于保守派形成的分析在共产党的语言系统内，倒是相当正确的。并且也反映出深居宫阙的毛也远非对世事一无所知，他很清楚地了解保守组织中党团员骨干所占比率高这一关键事实。

“百万雄师”的翻船导致毛要构想新模式。新模式不但挽救了广州总派，此后全国再也没有哪个组织被宣布为保守组织了。九月中旬，周恩来曾对总派大加训斥，而到九月二十七号的接见会上，周对总派态度明显和缓，倒是对旗派克了一番。总派安然渡过了这不到一个月的危险期并组织一些反击。它拉下了旗派保举的干部赵卓云和戈枫，甚至敢把戈枫抓去批斗。这些做法十分合乎军方的胃口，军方恨透了搞“八．二一”声明的那班地方干部，但又不便亲自下手。现总派为之代劳，当暗中赞许之至。军方与总派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毛对保守派的政治评估也与军方的思维吻合，而且军方有更真切的体会。因为许多军队干部的亲属子女就是总派组织里的头头骨干。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军方与总派同属一社会营垒；从人事上来看，军方与总派有亲缘关系；从实际事务上来看，军方与总派已有近一年的结盟斗争的经历。八月下旬，广州军方不得已表态“支旗”。九月下旬毛转了向，他们跟进极快。支持旗派的调门立即抛到九霄云外，“支左不支派”的新曲奏起。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时说了﹕“过去提以左派为核心，现在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以左派为核心没有错，但不是以哪一派为核心，以哪一派为核心都不行……具体地说，今天是左派，明天不一定是左派。”“革命群众组织是要搞大联合的。”

十月二十七日，旗派、总派还有中间派实则总派观点的工交红旗三方在京代表签字通过“关于成立‘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方案记要”。十一月九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正式宣布“工人联筹”成立。其组织机构由十名委员组成。工革联四名，工革会四名，工交红旗两名。至此总派在政治上获得了与旗派同等的地位，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第七章 六七年金秋---各有收获的季节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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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六七年冬--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节红旗派的分化（1）

产生紧跟派的政治原因

广州军区通过一纸检查缓和了红旗派的对抗情绪，获得了毛中央授予其主政广东的权柄，的确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它洞悉毛的意向是要结束纷乱的社会局面，恢复中共的统治秩序，其具体程序是两派群众基本以平等地位实行“大联合”，消弭两派纷争。接着，成立“三结合”的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各单位领导机构。“三结合”中的三方--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以后者占主导地位。为全面主持“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军方必须派出大量的干部前往各地各单位任军代表，这些军代表今后大多也将就任该地该单位“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职务。而他们离开军营后，所形成的职位空缺又给军方自身带来大量的军内升迁机会。这对于军方真是一个喜讯。其实早在六七年春，毛就有通过“大联合”、“三结合”以重建中共政治秩序的设计，只是由于军方搞了个“早春镇压”，使毛不得不暂放下其设想，用“暮春平反”来否定军方的“早春镇压”。不料藉此从“早春镇压”中爬起来的造反民众向军方猛扑过去，形成造反派与军方和保守派联合势力之间的一场恶斗。兜了一个大弯，至此才走上“正轨”。

军方挥舞着毛的“最新指示”，以主导者的姿态，通过各种方式，推进“大联合”、“三结合”。在这种情势下，红旗派产生了动荡、涣散、分化。其中一部份对此表示拥护、服从；另一部份表现出疑虑和抗拒；更多的人则动摇在这两端反应之间。如果说从造反派批“资反线”，反军方镇压的行动中已可窥见民众对中共统治的积怨，那么深入分析红旗派在此新形势下的表现则更可洞悉文革期间民众起来造反的种种社会潜因及社会深层矛盾。

首先，各人的政治背景对其态度具有相当的决定作用。在各造反组织的头头骨干层中，出身成份红或黑的人往往都成为新形势的紧跟派。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现象。一般看来，“红五类”出身和“黑五类”出身这两类人不是应该对同一政治态势取截然相反的态度才符合逻辑吗？

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中出身成份红的人往往被推举为头头，其中有党员招牌者更会如此。这些人投身造反行列往往带有某些较特殊的因素。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在其生活圈内都可得到他本应有的待遇。某些红出身的人或党员有时也会在切身处境中感受到压抑，这促使他们在文革大波中投向造反行列。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往往有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他们自诩的造反动机纯粹性。他们往往把自己的“造反”区别于那些出身黑类或平日调皮捣蛋的人的“造反”。他们自感是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确保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此，他们在六六年六月间已起而揭露本单位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言行；六六年秋批判当权派执行迫害群众的“资反线”；六七年一月夺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的权；六七年春夏参加反抗军方和保守派镇压的行列。他们自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如今毛主席又号召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并且党中央又已宣布广州军区是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得过的，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在军区领导的带领下去“为人民立新功”呢？故此，他们能自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新的战略部署”，并听从军方的指导。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潜意识。他们隐约感到，在将要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中，自己有可能占一席之地。尽管保守派的“血统论”应受到批判，但反对歧视迫害“黑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回事，信用“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这些青年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红旗派中出身红，牌子硬的成员有双重的优越感。对于“黑五类”出身者，他们有家庭出身的社会等级优越感；对于保守派中的“红五类”者，他们有一向站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觉悟优越感。这双重优越感促使他们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成为红旗派中的紧跟派。

红旗派中出身黑类者也表现“紧跟”态度，其成因则是与出身红类者殊途同归。有人以为造反派大多由出身不好的人组成，这是一大战狻３錾砗谖孱惖娜嗽谏鐣?险己苌贁怠Ｈ绻?旆磁芍饕?伤麄兘M成，何以能形成那么庞大的队伍？出身黑五类的人经历了文革前历次运动的折磨和文革初期的“第二次反右”和“红色恐怖”运动的迫害，大多已遍体鳞伤、心有余悸。虽则后来有批“资反线”浪潮将其解脱，但多次的痛苦经历使之对世事仍持谨慎的态度。若身处于保守势力占优势的单位，他们大多做逍遥派或违心地参加保守派做个随大流的一般成员。在造反派有一定势力的单位，他们亦有可能参加造反派，但很少会成为骨干、头头，因此对于他们也无所谓紧跟不紧跟的问题。只有在职员（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中才会有出身黑类者当了红旗派的骨干、头头。这是因为职员相对于工人处于社会上层，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政治敏感性和消息来源。他们觉察到这次运动与以往的迥然不同，故敢于采取造反态势。学生则是由于年少气盛，除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外还未领尝过更多的政治压迫。这使他们敢于在运动中冲锋陷阵，成为出头露面的人物。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在中央汇报工作会议上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好，难道我们的出身都很好吗？”透过毛的这句话可以推测是当时有许多中共高官向毛中央投诉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以造反为名攻击党。毛用这句话去反驳他们。毛的意思是，既然从前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可以通过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而成为高官，那么当今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响应我的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呢？毛的逻辑很有道理，并且在其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法则，学生出身 好不好并不至关紧要，关键的是按我的旨意去做。董仲舒有“天人感应”之说。在此毛可为“天”，职员与学生中某些出身不好的旗派头头、骨干为“人”。两者之间似有感应。毛的法则通过无形的思维传递到他们的脑际，使他们明白，若要保持革命的身份，少冒政治风险，不至在今后的风云变幻中成为牺牲品，就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如果说出身红类者去“紧跟”是出于潜在的政治优越感那么出身黑类者去“紧跟”就是出于潜在的政治自卑感。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治伦理具有极为强大的政治威慑力。即使在文革的翻云覆雨中，经历了几次较量，至此已从一默默无闻者成为颇有号召力的人物，但仍消除不了潜藏于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相对于上述两类人群，出身非红非黑类者，尤其是其中大多数没有党证的人，取“紧跟”态度者的比率就大为减低。很明显，这是就政治背景因素而言，他们既没有优越感，也没有自卑感。他们在这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行为取向大多决定于其实际社会处境。非红非黑类出身的人群在文革大波中往往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广州地区，因为他们数量很大。文革运动主要在城市进行。中国工人阶级资历不长。六十年代的城市工人，其父辈甚少也是工人。故血统工人成份者不多。广州地区在当时较少重工业，工厂规模有限，其工人多为市区居民，甚少像武汉地区那样从郊县农民中招收工人，以致工人中有相当数量的贫、下中农出身。同样道理，在学生中工人、贫下中农出身者也不多。这就形成了工人和学生的家庭出身以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主、城市贫民（无固定职业）、自由职业者、职员、教师、文艺界人士、专业技术人士等为多数的社会现实。出身于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大多并不但没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优待，而且还会经历过种种压抑和不平。这使他们对原有社会秩序采取反抗态势。而他们又不像出身黑类者有沉重的精神压力。故在文革大波中敢于有所作为，这就形成了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里造反势力往往能占优势。像在广西，尽管广西王韦国清（全国唯一未倒的原省委第一书记）指示军队直接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民众，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的造反民众都有力量进行顽强的抵抗。

如果说，在新形势下某个人取紧跟或抗拒态度与其政治背景、社会处境、社会地位有关，那么某个组织的态度取向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或者说在广州红旗派中没有哪个组织的紧跟意识最明显，正统意识最强呢？有，这个组织就是“省直红旗”。“红旗工人”一向被认为较缓进，但是“佛山会议”之后，很多工厂的红旗工人分部都抨击《佛山会议纪要》，因为他们在本单位一如既往处于受压地位，故此时偏向了激进的营垒。可见昔日的反“省革联”系并非真的右倾保守。同属“三司”系统的“省直红旗”与“红旗工人”则大异其趣。这个职员（机关干部）的红旗派组织成立于红旗派已占优势的六七年“暮春平反”之后，这与“红旗工人”成立于六六年冬造反派的草创时期甚有不同。“省直红旗”的言行一向以稳健著称，倘若深入了解这个组织的细胞构成，就不难明了它“稳健”之来由，也可了解六七年冬红旗派内部斗争的实质内容。

“省直红旗”的参加者并不只是省直属机关的职员，许多市级机关、市各工业主管局的组织也参加其中。这些组织在本单位其实是保守派。市无线电局里的情况就相当典型。由过去当权派的红人、“高政治质量”者所成立的组织本会加入总派。但出于机关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和投机性，他们在旗派占优势的情形下参加进来。他们体认到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与本单位的造反派抗衡。并且，心有灵犀一点通。许多机关的保守派都选定“省直红旗”为舟车，使之成为红旗派中保守一翼的大本营，以致在许多机关里的两派斗争不是存在于旗派与总派之间，而是发生在旗派内部--“省直红旗”所属组织与“机关红司”所属组织的对立。如果认为这是造反派的内斗，那就大谬不然。这其实仍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只不过前者也打着社会上造反组织的旗号而已。

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党派。各组织的头头为壮大自身的声势，增加其政治筹码，大多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即使有的参加者被指为有保守倾向或保皇经历，头头也会为之解脱﹕革命不分先后，从前保守过，是受蒙蔽，现在觉悟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了，我们就应表示欢迎云云。于是乎这样一类由许多保守细胞组织构成的联合体只须在表面上宣称赞同红旗派的基本观点就可得到整个造反派的认同和接纳。而“省直红旗”一类组织在宣传妥协观点，执行紧跟路线，涣散、瓦解造反派的斗志，分化、裂解其队伍等方面往往起有官方和保守派起不到的作用。

在广州文革大波中，“省直红旗”这类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因面临军方和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始终未能掌握权力的红旗派客观上保持了一种临战的反抗姿态，使妥协路线不能成为主流。但假如总派垮台，红旗派当道的话，情况将会有很大不同。清华“井岗山四．一四”的言论活动就是例证。可见把一些造反派当权的省、市里造反组织之间的斗争全都解释为“政治野心”、“权力争夺”、“意气用事”、“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恐不够全面，应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是否还存在对旧有政治秩序持不同态度而引发斗争的因素。须知，在保守派垮台的地方，其成员并未消失，除最著名的头头无回转余地外，其它人都有“反戈一击”、改换门庭，变更旗号、以屈求伸的可能。而且只要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变，这些人的社会坐标不变，那终究会有由他们起来重振纲纪的日子。

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偶尔也会有单位内的典型造反派组织阴差阳错地投入到社会上的保守派里。这大多是由于该组织成立很早，而当时“地总”的保守面目还未完全暴露，其后由于人事关系或种种原因又未及时退出，及至六八年夏大镇压时，这间厂里受清算的就会不是旗派而是总派。但并没有人为之申诉。如果有的话，当权者也会振振有词地说﹕“红旗派、东风派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两派之中都混有坏人，有坏人就应清理。现在并不是搞一派压一派。‘地总’的成员有错误当然也应受到审查处理。”这些“地总”成员的政治鲜血正可用来点缀当局的秉正公平。可见文革中派性压制说到底是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的社会群体对反抗这个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压制。只不过通常前者大多参加了保守派（在广州就是总派），后者参加了造反派（在广州就是旗派）而已。


第二节、红旗派的分化（2）

产生抗拒派的现实因素

具体的社会处境会决定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在新形势下的行为，这导致了红旗派的动荡和分化。反抗原有社会秩序是红旗派的共同特征，但红旗派由许多个在原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社会坐标的阶层或社会集团构成。它们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造反动机，也有不同的反抗层次、程度。在面对军方和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乃至暴力杀戮时，它们都暂时搁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团结起来向镇压势力抗争。一旦压力基本消除，取得生存权利后，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便会浮上台面。

红旗派的社会构成大致是工人、职员、大中学生。工人中则还可分为国营工厂正式工人、合同工、临时工、街道集体所有制工人。此外还有广州上山下乡支农青年、农场持证工人。红旗派中最先对新形势采取抗拒姿态而遭受压制的就是支农青年和持证工人。

当今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知识青年”阶层，简称“知青”，是文革的产物。他们大多知道由六八年秋高、初中三届毕业生（所谓老三届）及至七七年的各届中学毕业生组成了庞大的“知青”队伍。他们不了解文革前，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已有一定数量的城镇青年被驱往农村。由于工业萎缩、经济不振，城市就业不足，中共遂办了许多农场，把一些城市的失学失业青少年安排到那里做农场工人。农场大多种植经济作物，农场劳动者吃商品粮，领固定工资，故以工人论（但已属农村户口）。当时为便于动员城市青年前往，广州地方官订了户口保留规定。即去农场四年后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并发有户口保留卡，故他们被称之为持证工人。当时著名的有珠江农场，光明农场，九佛农场，横岗农场等，安排了许多高、初中毕业生。后来农场爆满，官方便把城市青年直接驱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与贫下中农“三同”。在这期间，中共为欺骗广大青少年，在下乡务农的城市青年中树了几个“光辉典型”如北京的侯隽，广州的陈国基，江西的董加耕，河北的邢燕子。由于那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高中生较少，多为失学失业经年的初中，小学毕业生。故官方尚未把他们称为“知识青年”而称为“支农青年”，简称“支青”。“支青”与“知青”同音。后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了。有必要讲明的是广州文革期间红旗派里的是“支青”，不是“知青”。

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两批青年处境最为凄凉。一批是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地、富子女，另一批是被从城市驱赶到农村的“支青”。当然若将此两者相比，前者还要悲惨很多。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兴起。作家们大为某些中共高官的命运嘘唏鸣冤，甚为文化人的遭遇忿忿不平，也略为“知青”的处境伤感诉情，但从不把笔头触向地富子女和“支青”的苦难。这究竟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还是势利心作怪？或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在六七年春夏，广州红旗派对“支青”和“持证工人”这两支自己冒出来的同盟军当然持欢迎态度。从集会游行、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到拿起武器自卫还击都有他们参与，确实助了一臂之力。在文革大波中非学生的社会群体里，凡是对自己的切身处境不满，而且有改变它的强烈愿望的人只会去参加造反派。他们希图在打破了旧的社会秩序后，自己的境遇能随之有所改善。“支青”和“持证工人”希望能结束异乡蹉跎、艰辛苦熬的岁月，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州，即使做最底层的劳工也好。然而他们微薄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在局势被军方控制后，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便是他们。

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时就说﹕“你们也和‘ 湘江风雷’一样，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湖南支农青年，过去支持了‘湘江风雷’现在不回去……这股风可不能传到广州去。上山下乡是主席的思想，怎么是刘邓路线呢？”

十一月八日，周在接见双方代表时又说﹕“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叫他们回农村去。”

十一月十四日再说﹕“广州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支农青年，不光你们广州有，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都有。他们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号召，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灭三大差别嘛！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有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思想。为什么上山下乡呢？首先是支农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还有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习惯农村的。特别是广州搞了个保留户口，这是陶铸搞的，这是不对的。他们回来还要户口、粮食、工 作。说‘黑指示’本身就是不愿下农村。这是陶、赵的影响和毒害。有些是当地安排不当，这要当地解决。另外一个原因，你们在武斗的时候，他们帮了你们的忙，你们管他们的吃住，他们就来了。现在成了你们的包袱。现在他们对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挑三挑四，甚至有人说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文件是主席批的，讲这个话的人，起码是立场问题！原来有三万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市，后来十月八日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减少了，现在还有一万多，还有部份人十五日准备到交易会静坐，这影响很坏。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吗？有意见，可到军区去谈谈嘛！如果这里面有坏人挑动，这事就不简单了！这不是走资派就是坏人或香港来的特务，烂仔。”

周的调门愈来愈高，措辞愈来愈严厉，已隐约露出杀机。红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名份，很快就硬着心肠向“支青”和“持证工人”下逐客令，要他们回到农村、农场去就地闹革命。在双重压力下，他们大多数都在严冬苦寒时节陆续离穗，临走时留下一句满腔悲愤的话﹕“中学的书呆子们，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但仍有少数顽强者坚持下来。至六八年春夏之间，“持证工人”竟实行了一个极勇敢的行动，占领粮食局，提出口粮和保障基本生活的要求，并在粮食局门前摆了两口棺材，派两名荷枪实弹的勇敢者轮班守卫，表达了他们不惜为此死战的决心。当然，在强大的共产党镇压机器面前，这只会是以卵击石。他们在稍后的夏季大镇压中，遭到严酷的处置。

“支青”和“持证工人”的造反甚具典型性。他们要求并不高，丝毫不触动中共政权的根本，仅仅是希望改变自己极恶劣的生存条件，争回一份起码的工作、生活权利，本不带政治成份，与民主诉求挂不上钩。它比六七年春红旗派的平反斗争低了一个档次。然而在文革的造反波涛中，他们当然不会只就事论事地向中共官员请愿恳求，让他们回到广州的父母亲人身边，给他们一个糊口的机会，而会把他们的要求涂上政治色彩。他们说把他们从城市驱赶到乡下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广东省、广州市一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下的黑指示。他们要造这些走资派的反，要回城工作。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上山下乡是毛的旨意呢？但是他们能够明说吗？把矛头指向毛，那就一丝一毫的活动空间也没有了，得到的只会是行刑子弹。说来，陶铸等一班地方高官毕竟不像毛那样深居皇宫，他们多少知晓一点民间疾苦，故订了个户口四年保留的政策，也算是一点仁政。但民众起而造反时，却倒把怒火喷向他们。于是后世有评论家藉此认定文革造反全是狂乱行动，是只反清官不反贪官，毫无正义可言。那么怎样才算正义呢？是否应严辞直斥毛治国方略倒行逆施，弄得工业萎缩，经济凋蔽，就业不足？是否应赞扬陶铸等制订的户口保留政策是正确的并要求军方去执行呢？这样做可能吗？脱离了当时当地的现实去作评论真如痴人说梦。

职员、学生、工人这三个社会阶层、群体对新形势的态度有明显不同的取向。在此三者中都产生紧跟派和抗拒派，但比率不同。紧跟派以职员里最高，学生次之，工人最少。抗拒派则刚好反之。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职员”，即机关干部，相对于工农民众来说他们都是“官”。属于干部--行政官员的编制。在管理上也截然不同。工人属劳动工资科管，干部属各级党委的组织部（或科）管理。工人得以去做干部叫“提拔”（后来还有所谓“以工代干”）。干部去做工人只会在犯了严重错误后，叫作“开除干部队伍，降为职工。”可见中共所称“工人阶级为领导”纯属欺人之谈。不过“职员”这类“官”和真正握有权柄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所称的“当权派”又有显著不同。作为下层公务员，他们没有行政权力，只是完成上司交下来的一项项具体工作。会计科的科员们在算一笔笔的账，税务局的征税员们在一单单地向企业收税，这都类似工人们在完成厂方下达的一项项生产计划。因此“职员”具有亦官亦民的特质。这对于他们在新形势下的行为取向有相当大的左右作用。

职员的造反有些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反抗原有社会秩序。我当年在广州郊区税务局的所闻所见正是这类。此外，还有许多造反则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尤以较高层机关，如省、市各直属部、委、厅、局里的情形是如此。那里的机关干部绝不轻言造反。只有当他们较清晰地明了这次运动与以往的迥然不同，而且在某些上司们看来是必倒无疑时，他们才起而“造反”。对社会上的纷争他们并不轻易表态。在六七年夏秋，红旗派已占优势之时，他们才公开倒向旗派，并且大多加入属于旗派右翼的“省直红旗”，而绝不加入左翼的“机关红司”。这些“造反”者在昔日并无明显受过压制的经历，他们并不迫切反抗原有社会秩序，而之所以造反，是觉得这样会比投入保守派阵营能得到更多的收获。他们一向身处中共机关，了解中共政治运作，洞悉其中许多奥妙，懂得顺应潮流，识时务方可做俊杰的真谛。在这新的形势下，他们很自然地成了紧跟派的中坚，深知这样可取悦于军方，保持正统的地位，增加日后权力再分配中的有效筹码。

中南局的情况与省、市机关又有不同。因各大区已裁定为撤消机关。原有的等级秩序将行解体，这不但对中南局机关干部们的造反少了一分羁绊，还产生促使他们为今后出路作一番奋斗的动力。故此，中南局里的造反势力一向强大。其组织就是有名的“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部”，获闵、车、张等一干中南局高干的支持。不过由于该组织的胃口太大，有整垮广州军区，主持广东政局的欲望，故与军方结怨。在军方当道的新形势下，他们就表现得比较游移，既不那么紧跟，也不敢公开抗拒。他们对今后深怀忧虑，因一旦军方全面主政后，必定会清算他们昔日挑战军方的罪责，但抗拒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学生不算一个阶层，只是一个社会群体，因其在社会结构中尚未有基本确定的坐标。没有参与社会生产或管理，也没有取得社会给予的劳动报酬。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政经诉求。而其之所以极热忱地投入造反大多是基于青少年的政治热情，所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和对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的强烈反弹，这当然是对于出身黑类或非红非黑的学生而言。出身红类，以“反修”、“防修”的政治热情投入造反行列的学生或出身黑类的学生基于少担政治风险的目的，他们大都会成为紧跟派。非红非黑类出身的学生态度常常模糊不清。弯转得太急了，他们似难跟上。前不久还与“狡蠢大地主”（这是旗派对总派的贬称。“狡”为“郊贫联”，“蠢”为“广铁春雷派”，“大”为“省直大联总”，“地”为“地总”，“主”为“主义兵”。合写成意会为又狡滑又愚蠢的大地主）斗得你死我活，怎么这会就要与之言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压力一步步地加剧，学生的反弹趋向强烈，抗拒派有加强的趋势，并在其中产生了新思潮派。

抗拒派主要存在何处？存在于红旗派的工人组织中。这是因为只有工厂企业里才最典型地体现着中共政权的统治秩序。在亦官亦民的机关干部工作的机关里，和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的学生们读书的学校里都不能典型地体现中共的统治秩序。故此，工人群众的造反较机关干部和学生带有更明显的反旧有社会秩序的色彩。

工厂企业里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属于干部编制，而且其中大部份是技术科、生产计划科、供销科、财会科等专业部门里的工作人员。故此真正对工人实行统治的，只是厂长、书记、各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及保卫、政工、人事等要害部门的干事，这些人通常只占全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一间国营厂，哪怕小得只有两、三百人，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党政工团妇、保卫、组织政工，一切机构完备，对民众实施着全面的统治。故此毛才有把握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中共专制政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秩序也就在这个“落实”中体现出来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专制政权又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是中共的统治秘诀之一，并且运用得十分成功。首先，它把属于干部编制的人都纳入统治阶层，再把工人中的党员、生产班、组长、工会小组长、先进工作者、学毛着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像等一大批本质上也是受着经济剥削、政治压制的人都拉进去，这样一来统治阶层就可突增至百分之四十左右，形成百分之四十对百分之六十的统治。

表面看来百分之四十仍是少数，但别忘了，这百分之四十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指挥之下，而那百分之六十是分散的、各不相属甚至互不相识的。假如有几个，顶多十几个工人能因工作关系或其它原因互相联系、团结起来向领导挑战，那他们也只占全厂人数的百分之几以下，而且立即会受到百分之四十有组织群体的巨大压力。中共专制政权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诀窍正在于此。 只有文化革命那个非常时期，这个诀窍才一度失灵。因为那时百分之六十不再相互隔离成一盘散沙，而是有机会得以部份结集起来。至于那百分之四十则由于党组织的暂时瘫痪而呈某种程度的涣散状态。

工人们造反不像“支青”、“持证工人”那样有一个很具体的利益诉求。但他们的模糊诉求却更为广泛深刻。他们希望通过文革改变工厂里原有的权力结构；希望罢掉一些往日欺压群众，运动中又迫害过造反者的官；希望自己的组织能在本厂占优势，自己的人能进入未来的厂领导机构，掌握一定的权力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起码免受“秋后算帐”的迫害。然而，他们面对的现实使之十分忧虑。在许多工厂里，造反派仍然是少数。虽然保守派里真正起作用的头头骨干人数也有限，其一般成员暗地里都同情造反派，但是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大都是有根底的人。他们不但本身已握有一定的权力，是车间主任、工段长、武装干事、劳资科干部等，而且厂的当权派就站在他们身后。即使是某些造反派人数占优势的工厂里也改变不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联合”、“三结合”，自己肯定被吃掉。造反工人们原先总寄望于文革会较大幅度地撤换原来的厂当权派。文革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估计了三分之一以上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革命者手里。但此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却说﹕“对待干部必须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心，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就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造反工人惶然了。这么说是不是那些执行过“资反线”，迫害过群众的领导都可官复原职呢？在这一巨大问号的压力下，不少工人造反组织迅速涣散。许多人看清形势走向，知道不但白忙一场，还会后患无穷，不如趁早洗手不干。但另一些感到无退路可寻的人却格外亢奋起来，他们要以斗争求生存。在社会上他们维护红旗派的大旗，用造反派在社会上的声威支撑他们在厂内的脆弱处境。在厂内他们尽力拖延“三结合”机构的建立，极力搜集当权派的材料，力图把他打成“走资派”，将其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中除名，以消除这个最终会对他们实施打击报复的最大隐患。

毛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论断完全错了。民众在中共的统治下已被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社会群体。依附于中共官僚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受到压制的落后分子。当然在它两者之间还有中间地带。文革大波使这两个群体的矛盾公开化、激烈化，已不可调和，其结果只能是一个群体压制另一个群体。当然，只要中共的政治统治继续存在，先进分子压制落后分子是必然规律。

六七年秋，毛也没有估计到工人群众会对他的最新指示会有如此的抗拒，他以为抗拒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学生。他说﹕“告诉革命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毛不但表达了对青年学生的失望，而且把前一阶段的反复归罪于他们。毛说﹕“一月风暴以后，广大工农兵虽然促进了一下大联合，当时中央也想迅速大联合，但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各个阶级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既然阶级斗争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捏不成个联合的，捏成的联合很快就分裂，不再捏了，步子不得不放慢些。”

对比毛前不久对“革命小将” 的赞许，可以发觉他腔调的大变。这预兆了毛已有了抛弃造反派平民红卫兵的心思。这实际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大镇压为结局的基因。


第三节 、关于<佛山会议纪要>的争论&#61536;

六七年十二月中旬，广州红旗派各组织的头头在佛山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是为有名的“佛山会议”。参加的组织甚众，有“工革联”、“广铁总司”、“海员总司”、“红司”、“三司”、“新一司”、“机关红司”、“省直红旗”、“中南局联络总部”、“红旗贫下中农”等等。

会议开了十天，无非是读文件，讨论，谈认识。其间，十二月十二日，与会者还参加了省革筹举行的形势报告会，听取黄永胜所作的形势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佛山会议纪要》，并作为文件发到各组织的下属分部，要求进行学习、领会、贯彻。

佛山会议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气氛，表明许多旗派的头头仍陶醉在北京谈判时形式上的胜利和表面的政治优势而缺乏对现实的洞悉力。或许他们之中某些人的造反目的本来就只是为拓展个人的仕途，而 这已显端倪了。为什么不应该高兴呢？在这种喜滋滋的心情下，一些基层单位造反者的艰难处境已在他们视线之外。

《纪要》的腔调几乎是紧跟派的语言。诸如“以黄永胜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宣告了陶铸及其死党的彻底垮台。”“大局已定、大权在握。‘定’是定在经历了一年来的艰苦斗争，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定’是定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大权，”旗派头头们还就自己以前对军方的态度作自我批评，承认对军区“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采取了偏激的做法。”这显然是想讨好军方，化解从前的积怨。

《纪要》的下达立刻在红旗派内掀起轩然大波。紧跟派与抗拒派的矛盾在社会上公开暴露出来。

前文曾谈及各人在新形势下的态度取向与其政治背景和社会处境有关。这里就涉及到第三个因素﹕社会地位。各旗派组织的头头，尤其是大头头接近上层，较容易感受到上层的压力与利诱当局了解，若要使整个红旗派就范，首先就是要这些头头听话，令其做带头羊。私下的交流说项往往能比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谈判更能有收获。军方着力在这方面做工作。许多旗派头头为了保持自己的正统身份，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有所收益，选择做紧跟派，起码在表面言论上做紧跟派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抗拒派原来只是在私下议论、发牢骚，那么这下可好了，他们找到一个发泄的借口，他们抓住《纪要》大加伐挞。抗拒派不能容忍紧跟派头头对军方讨好的态度，不同意他们“大局已定、大权在握”的说法。一时间批判《纪要》的大字报、大标语涌上街头，措辞十分尖锐。如﹕“佛山会议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则”、“佛山会议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把一切归为派性”、“佛山会议鼓动大权在握是麻痹斗志，取消斗争”、“佛山会议是慕尼黑会议”。

有趣的是一向以激进、红旗派左翼形象出现的“中大红旗”并不十分热心批判《纪要》。究其原因是“中大红旗”在校内占了压倒性优势。对于他们来说大局似乎已定；“中大革造会”翻不起来，权也将握在他们手中。而其它一些情况相反的学校就不同了。如一中的“七一造反队”就对《纪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们在校内的处境有关。“七一造反队”尽管在中学造反派中资格最老，也很有名气。其头头李庆蜀亦就任中学红代会的头头，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在校内取得一统地位。故此，他们极不赞同“大局已定、大权在握”一说。

尤其能从思想理论上批判《纪要》的是《红司吶喊》。这个组织由一班大、中学生混合而成，专门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其头头是绰号“大皮鞋”的李正天--七四年“李一哲”的三人之一。这些当时被讥为“流寇”的青年理论家由于没有权力上的负担，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态，绝少保守思想，观察敏锐，笔触锋利，其炮制出来的宣传品甚具战斗力、感染力。

在一片抨击《纪要》的声浪中，还有一个生动的插曲。广州兵团属下的铁中红旗、七中红旗一班人，听说“红司”要铲平山头，向军区投降，以换取自己的官位，大怒。立即集合六七十人，分乘两辆大卡车，冲到建设大厦的“红司”总部，怒斥武传斌、黄意坚等在场的一班“红司”头头，并推翻桌椅，抢走“红司”的大印、大旗并一应文件。点着那班头头的鼻子斥道﹕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铲“红 司”就先开除你们。“红司”大旗由我们来扛！言毕，高举大旗呼啸而去。“广州兵团”为“红司”中坚之一，“铁中红旗”、“七中红旗”又为“广州兵团”之中坚力量，诸头头面对他们，惊愕而尴尬。此事后由武、黄前往“铁路局大楼”（“铁中红旗”驻地）作出解释和保证得以平息。但也反映出红旗派中反《纪要》的力量之大。

红旗派的工人组织对《纪要》持批评态度最为普遍。这当然是由于绝大多数工厂里造反派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大权在握”对于他们真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看法是“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在他们看来，如果真的“大局已定”那就太糟了，因为保守派占了优势，“大局已定”，那他们岂不是连争的可能都没有了。有些工人造反派扎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佛山会议”，头上戴顶写有“改良主义”的高帽，放在街头示众，批判抨击之中，不失诙谐。

在一片激烈的气氛中，抗拒派干脆拉下脸皮把黄永胜也大骂一番。“黄永胜‘十二．十二’报告是政治瓦解造反派的大毒草”、“彻底批判黄永胜‘十二．十二’报告、粉碎改良主义思潮”一类标语贴满街头。还有一些颇具份量的大字报，如“分歧从何而来--论我们和黄永胜的分歧”、“一斥黄永胜”也相继出炉。


第四节、“文革新思潮”在广州的浪花

&#61485;&#61485;“八．五”思潮

冬季的北风虽然寒冷，但竟也给人们吹来一丝振奋的信息，那就是湖南“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虽然毛中央已明确 将它定为“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极右”，“反革命”，号召对其进行批判，但都禁止不了红旗派里的青年理论家们对它的兴趣和研究。一年多风吹雨打的锻炼使他们身上萌发了个性和自主的思索。广州的抗拒派迅速汇入在“极左”派之中。不过吸取湖南“省无联”的经验教训，广州的“极左”派们不再像它那么直取要害无回旋的余地，而退以针砭具体现实为主。

广州的“极左”思潮又称“八．五思潮”，它得名一张小报“八．五公社”。该小报由“粤海风暴”主办。这是个跨行业的旗派组织，人数少而精干，其实在湖南“省无联”纲领问世前它已存在，只是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刺激使它的言论也更趋尖锐。批《佛山会议纪要》时它已是主将。六八年二月间“八．五思潮”推出了它最具份量的文章﹕《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文中说﹕“在一片锣鼓的喧闹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在珠江两岸笼罩着一股激战前政治沉寂的气氛。”“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中，在保守势力甚嚣尘土的情况下，所谓‘铲平山头’、‘无条件大联合’实际上是以和平的方式，用蚕食的政治手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守的社会势力向革命的造反势力、走资派向革命派垂死挣扎性的反扑。这是广州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形式“有些单位党委活跃起来了，什么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生产临指的整套旧体系原封不动地开始起动了。”“造反派正在往丧权的道路上走，向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二月草人”‘三月黑风’又来 了，如果不去反抗，发展下去，造反派就会被扣上‘极左’而去坐牢。”

一个政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最关键体现不是人而是具体的社会机构。因为人的去留并不影响制度的存在，正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而社会机构才是政治制度不可更改的外在表现，一旦崩溃，相应的政治制度也就不复存在。文革中民众的造反，无论是六六年秋冬的批“资反线”，还是六七年“一月夺权”，亦或六七年“暮春平反”，其矛头都是针对人，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其诉求的主旋律是反政治迫害。但“八．五”思潮突破了这个框框，它把矛头指向了“党委”、“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这是一个质的跃进，完全挣脱了“批资反线”、“揪走资派”等 毛中央所倡导的、允许的造反范围。从“奉旨造反”、趁机造反发展为自觉造反。“政治处”、“保卫科”之类的社会机构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关键体现，毛从来没有说过要取消它们。文革期间，这些机构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文革后期重建中共社会秩序也是以它们为基础向全社会扩张。“八．五”思潮的言论已从被动的反政治迫害呼喊跃升为主动性的向旧有社会制度的进攻。它甚至敢于指责当时广东的主政当局（由军方控制的省革筹）“在造反派内贿买和扶植机会主义的暗流，自制各种各样抹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改良主义概念，”“用以保存他们反动腐朽的专政基础。”

“八．五”思潮还石破天惊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共的阶级成份论。如果说，政治处之类是中共专制的外在体现，那么阶级成份论就是它的政治伦理。它就是依靠阶级成份论来欺骗统治人民。这个政治伦理在民众中建立起二十世纪的政治种姓制度。让一部份低种姓的民众自惭形秽，受尽凌辱而不敢反抗，使另一部份本质上也受着思想钳制、经济剥削的民众陶醉在高种姓的虚荣中去拥护中共政权，乃至充当它的鹰犬爪牙去打击迫害任何敢于反抗中共政权的人。“八．五”思潮提出“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它不承认什么“地富反坏右”，不承认“红五类”的优越。它认为“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论点不啻是在思想理论上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真正触及了中共专制政权的阶级压迫的本质。

横行于六六年夏季的“血统论”其实与中共的阶级成份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群横行霸道的“高衙内”把他们父辈制定、奉行的阶级成份论推向了极端而已。而毛中央之所以允许批判它是由于这种赤裸裸的社会等级论不符合他们的统治策略，更主要的是“衙内”们的“血统论”干扰了毛中央的政治清洗。因一些“衙内”的父辈已属清洗对象。批“资反线”时期对“血统论”的批判基本没有超出毛中央的框架，（遇罗克除外）讲来讲去无非是说阶级性不是生理现象，不可遗传；社会上毛泽东思想占优势可以抵制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的影响，只要他们注重思想改造，仍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在中共的框架下，非但对血统论的批判不彻底，而且在实际上成份论仍大行其道。六八年春，军队在广州各中学征兵，按政治标准，“主义兵”合格被挑中者甚多，而旗派学生寥寥，使“主义兵”趾高气扬，并洞悉天下道统未变。非红类出身的青年要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远非易事。“八．五”思潮摒弃了共产党的思维体系，开辟了新的境界，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治伦理，实属难得，故也成了中共眼中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

“八．五”思潮不但把矛头指向官方，也把矛头指向红旗派内

部，从抨击《佛山会议纪要》开始，措辞愈来愈尖锐。六八年元月“红司吶喊”、“美院1126战斗团”的“十大分歧---对当前广州改良主义的批判”可视为其代表作。并由此激化红旗派内部的思想斗争。它说﹕“从人民桥往南望下去，那么多的工厂你们能指出哪一间是‘大权在握’？”“‘大权在握’论是麻痹我们斗志的精神鸦片，必须批判！”它还尖锐指出某些旗派头头“为自己一点既得利益而背叛革命原则。”

红旗派由来已久的内部纷争发韧于“省革联”时期，此后以“红司”、“中大红旗”为首的“省革 联”系与以“三司”、“华工红旗”的反“省革联”系一直存有心结。六七年七月“批陶联”成立总算把这两个系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旗帜下。但一个月后，“红司”、“工联”、“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和“工人红司”、“中教红司”、“机关红司”、“部队文体红司”……（从这些组织的名称就可看出都是在学生“红司”影响下的产物）一起成立“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把“三司”、“新一司”、“红旗工人”、“省直红旗”、“市机关红旗”等组织排除在外，从而被“三司”等指责为分裂主义。不过当时面对总派挑起暴力事件的强大压力，两系尚能同心协力去加以抵御，故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摩擦。至九月份以后形势转变，两系的矛盾迅速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紧跟派与抗拒派，或曰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省革 联”系与反“省革 联”系的冲突，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斗争，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中大红旗”主导“省革联”夺权时，曾再三要求“华工红旗”参加，但都被拒绝。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后面无非是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当然，如果主导者是“华工红旗”的话，“中大红旗”是否会以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合作亦未可知。广州工人运动逊于学生运动，“工联”唯“中大红旗”之马首是瞻；“红旗工人”对“华工红旗”言听计从，两系阵容由此分明，再加上对公安“一．二五”总部看法的歧见，对“八一战斗兵团” 平反热心程度的差异，使之分歧更显。然而，这些摩擦纷争其实都没有深刻的政治内容，相比之下，六七年冬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斗争就截然不同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八．五”思潮当然带有它的历史印记。在它的行文中广泛存在共产党语汇，诸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资本主义的复辟暗流”之类，来自中共《九评》谴责修正主义的典型名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也被广泛运用。但是，正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宣传萌芽民主思想的文章《明夷待访录》、《噩梦》虽用文言文写成，并不掩盖其光彩一样，“八．五”思潮之中的共产党语汇、名词也遮不住它耀眼的光辉。在那些语汇、名词下存在着尖锐锋利的棱角。如果只因它用了那些语汇而贬低它的积极意义，就完全是脱离历史实际去考察问题，流入浮浅、空泛。 “八．五”思潮与“极左”思潮的最高峰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相比有一段差距。后者更为激进。它直陈中国出现了由百分九十以上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它主 张“应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应推翻腐朽的阶级。”如果说，湖南“省无联”是极左思潮的先锋，那么武汉“北、决、杨”、广州“八．五公社”、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上海“反复辟学会”等就是它的后续部队。两者之间当然有差距。这差距使“八．五公社”、“粤海风暴”等组织未被立即打成“反革命”，而得以从事更多的工作。可见在政治斗争中先锋与后续部队会各有所长。“省无联”以它尖锐的纲领标志了“极左思潮”的峰颠，给人们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八．五”言论则凝聚了红旗派中反抗旧有社会秩序的力量，并促使整个红旗派战至最后。

许多年后，人们对“极左思潮”的评价甚有歧见，甚至在民主运 动内部竟也如此。有人仅仅以“极左思潮”有“极左”的衔头就把它与“四人帮”挂上钩而加以蔑视；有人以它反周恩来，提出过“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而加以贬斥，这显然都是极片面的。

毛中央先称“省无联”思潮为“极左”，接着立即又指它为“形左实右”、“极右”。可见我们并不应以中共给它起的名字来确定对它如何评判。“极左思潮”在六七年冬已被毛中央判了政治死刑，那时四人帮正当道，若它们是一丘之貉，四人帮为何不对它网开一面？名称是由人去定的，我觉得应把“极左思潮”称为“文革新思潮”更为贴切些。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之说是”省无联“纲领的表层思维，“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才是它的深层思维。表层思维是它的历史印记，或者是它的保护色。深层思维才是它的精髓。为什么在评价它时只着眼于它的表层思维而妄顾其深层思维呢？至于周恩来其人，如果说在文革三年间及至七四年还未能对他有清晰的了解，那么难道至今还未能扫开障眼烟云吗？

还有的人士鉴于“极左思潮”中援引了共产党的许多语汇名词，亦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而“‘打着红旗反红旗’终究是反不掉‘红旗’的。”故不足为道。这里有两个疑问，难道在那个时代不打着红旗的政治活动能有丝毫的生存空间吗？杨曦光印发了《中国向何处去》后几个月才被抓，其后各地一些群众组织都以批判之名加以翻印，使其影响百倍扩展。而如果他写的是《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话，那就会马上被抓并且立即枪决，也绝无哪个组织敢去翻印了。第二个疑问是，从斗争策略上出发为什么不可以先把自己的旗帜藏起来，用“红旗”把红旗反掉了之后，再亮出自己真正的旗帜呢？

“文革新思潮”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

文革造反派中最激进的一翼已开始觉醒，挣脱了“奉旨”造反的束缚走向了自主思考，独立探索。尽管它的理论还嫌粗糙、幼嫩，留有共产党文化的痕迹，但它那开拓性的离经叛道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无愧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当推五七年几十万“右派”中不足百分之一的勇敢者向中共政权发起的挑战。但鉴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那次民主运动未能对广大民众有所启蒙，那股民主清泉消失在专制戈壁之中。而“文革新思潮”则不然，它一直流传下来，启迪着人们的思维，激厉着热血青年去探索。尽管具体内容思想深度有所不同，但冲击中共专制制度的思想核心未变。从“文革新思潮”到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再到七六年天安门运动，及至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滚滚不息，而且其中不乏连跨两、三个民主浪潮的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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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杰出的人权战士--晓兵

六七年冬，红旗派激进一翼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战士--晓兵。人们大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晓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却一度为大众所熟知。

广州“极左思潮”的组织是“粤海风暴”，而“粤海风暴独立大队”实际上就是晓兵一人。晓兵在几份“八．五”思潮的小报上都发表过文章。其中甚有影响力，署名为“予红”的“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就是晓兵所作。

从“晓兵”这个名字已可以窥见他深邃的心思。晓，破晓之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晨曦曙光之士兵，寓意极为深刻又充满诗情。而且晓、小在国语音系中同音。晓兵听起来是小兵，表达了他自勉作一名为社会公理而奋斗的小兵的高尚情操。

晓兵系文革前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他在文革中的活动体现了造反派中先知先觉者的卓绝斗争。

“晓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当时之所以为人们所熟悉，并不在于他发表过一些运载“八．五”思潮的文章，而是由于他几度以绝食的方式为民请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

前文已述及广州“支青”和“持证工人”的困苦处境和红旗派的头头们为保持自己的正统身份而对他们采取的冷漠态度。晓兵对此极为愤慨。他毅然站出来替他们讲话、呼吁。当这些作法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时，他勇敢地采取了非常手段--绝食斗争。

晓兵进行过几次绝食，地点在丰宁路的原《羊城晚报》社址

门前。绝食前，他发表绝食声明，力陈“支青”、“持证工人”境况的凄苦，要求当局关心这些青年，给他们应有的生活工作的权利。晓兵席地而坐，身边放着纸、笔和绝食声明，他并号召人们签名支持他。围观群众如堵，往往使附近的道路为之堵塞。绝食昏倒后，人们把他送往医院急救。经过一段时间，晓兵又以他坚强的意志，拖着孱弱的身子去进行下一次绝食。

对于晓兵的绝食斗争，社会上的反响是多方面的。总派当然严加指责。红旗派的反应则比较含糊。红旗派的成员议论纷纷，但众组织却没有公开表态。绝食斗争对于红旗派一点也不生疏。去年的“五．三”千人绝食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次晓兵单枪匹马地绝食其胆略固然可嘉，但其诉求却使红旗派颇感为难。一年多来，他们的抗争都是在政治领域内，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人身权利 和 物质利益奋斗。

红旗派的头头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对“支青”、“持证工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此时对晓兵的行动，即使不表支持，却再也不愿进行压制，因他们心中不乏对晓兵的同情，其实也就是对“支青”、“持证工人”的同情。红旗派的一般成员对晓兵的为民请命则十分支持赞赏。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家里或亲友之中就有人做了“支青”、或“持证工人”，因而相当了解这些青年的不幸。在向头头要求不得要领后，他们只好在街头以各种形式自行表达对晓兵的支持。有些人自动为晓兵轮班站岗，保护晓兵不受伤害；有些人在晓兵晕厥后，把他送去医院，或有时把晓兵“绑架”到餐馆，“强迫”他吃下可口的食品，滋补他虚弱的身体。

随着势态的发展，“新生红色政权”出面干预了。它说社会上有坏人在破坏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各群众组织应主动地认真清理混进自己队伍里的坏人，并直接点了晓兵的名。红旗派听了，绝大多数组织都充耳不闻，按兵不动，但也有个别“紧跟”意识较强的中学生提出应该禁止晓兵的行为。在一再催促得不到大组织首肯的情况下，他们自己调动人马把晓兵抓起来，送往警司。尽管这一行动引起许多红旗派成员的不满，但都无补晓兵从此身陷大狱的事实。这时已是六八年春。不久夏季大镇压至，一些旗派头头被捕入广州西村南京路八号的警司监狱。他们得以了解比他们早几个月关进监狱的晓兵的情况。

戴着一付近视眼镜，身体瘦削的晓兵有着无比坚强的意志。他认定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决不向当权者低头。当中共狱官要他认罪，狱警歧视虐待他时，他坚决反击，并又采取了绝食斗争。狱警殴打他，嘲笑他﹕“不吃饭，想饿死吗？像你这些坏蛋饿死了更好，国家可以节约粮食。”狱官先是要他吃饭，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地说﹕“什么晓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解放军打败了八百万蒋匪军，还怕你这个晓兵？”终于有一天，晓兵单人监仓的门“砰”一声打开，人们从门缝里看见无声无息的晓兵被狱警抬走了。从此世间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信息。

晓兵牺牲了，为了人间正义和公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在黑暗中，未能迎来黎明破晓，孤寂地在黑牢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满怀悲愤地孑然走完了短促的人生。

晓兵的事迹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晓兵产生于红旗派的队伍中，表明了只有造反派里才存在反抗旧有社会秩序的土壤。对晓兵的绝食行动，旗派头头层的袖手旁观应该受到指责，但比起总派的公开诅咒有极大的不同。

晓兵的为民请命已经完全超出了文革两派斗争的内容，摆脱了毛规定的运动框框，走上了自主的争民众人权的斗争道路。

晓兵的意志和勇气是极为令人赞叹的。从前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抓进监狱，虽则备受牢狱之苦，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大组织在外面坚持斗争，而且有胜利的前途。自己艰苦卓绝的斗争也终将得到颂扬和纪念。然而晓兵是单独的。他单独地被抓，单独地关押。在社会上孤军奋战时，他的理念和行动已得不到任何一个大组织的认同。入狱后，与世隔绝，再也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知晓、关心自己的命运，更遑论为解救自己而斗争了。一个瘦削的青年孤独地面对整个统治机器而作坚定不移的斗争，其意志之坚强比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更胜百倍。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太多的悲哀。自古以来缺乏那种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来奉献公众的人，这是第一重悲哀。而一旦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壮举却又常常得不到公众应有的颂扬纪念；更有人吝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但当他人作出为公之举受到褒扬时，则骤生妒嫉，进而中伤抵毁，这是第二重悲哀。这种情况又会对某些准备为公众作贡献的人产生负反馈，使他们心灰意冷，踯躅却步，这是第三重悲哀。

晓兵是极为高尚的。但人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愿意奉献公众的人都达到他那样的思想境界。一个人在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去为社会公理作贡献时，他理应得到公众的褒扬。这褒扬不应看成是赞颂了个人，而应理解为对人间正气的颂扬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才有助于激励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人去为公众作出贡献。只有不仅仅是荆柯式的勇士在奋斗，而是有千千万万的“晓兵”在前赴后继，我们的民族才能恢复青春，我们的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

六八年春，晓兵为民请命的绝食行动在社会上曾一度掀起波澜。但他一旦入狱，情形就很快沉寂下去，接踵而来的大镇压和反复清算，再加上贫瘠艰辛的生活，使许多红旗派的头头和广大民众都渐渐淡忘了这位战士的悲壮业绩。然而，天地有正气，苍劲且浩然。岁月的尘埃决不会使英雄事迹湮没，待到有一天东方破晓晨曦洒遍神州大地之时，人们一定要为晓兵树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上刻着﹕“杰出的人权战士--晓兵永垂不朽！”


第六节、总派反扑与省、市革委会成立

广州的“总派”是全国各省市保守派中最老练、最成功的一支。全国各地于六六年内成立的保守组织大都垮台了，只剩下广东总派和广西“联指”。而总派比“联指”资格更老。如果说“联指”能屹立不倒的关键是其所保的韦国清巍然不动，那么总派呢？赵紫阳早就不在其位了。可见总派的成功，除了毛的九月改向外还在于它自身的造化。

广州的造反派系以学生组织为主导，而保守派则大异其趣。相对于红旗派的“红司”、“新一司”、“三司”、“广州兵团”、“红战团”，总派只有“红一司”、“主义兵”。“红一司”规模远不可与“红司”等匹敌。中学生的“主义兵”除从事暴力行动外，政治上并无建树，故此总派在政治层面上的运作便主要由其职员组织、工人组织操持了。总派的成熟与此不无关系。其工人组织有“地总”、“红总”，职员组织主要有“省直大联总”、“省委东方红”、“市委机关大联总”、“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公安厅联总”。山头不及旗派多，这正反映了它内部较少意见分歧和摩擦。文革中典型的保守派并不特别期望在这场社会变动中得到什么，而主要致力于维护他们原有的一切。故此在缺乏进取性的同时也较少“私心杂念”深为军方所欣赏。

从年龄层上来看，红旗派是青年人的运动，总派是成年人的运动，故此，显得老练。实事求是地看，“主义兵”的嗜杀绝非总派活动的全部内容。

总派的成熟老练首先体现于它的洞察力和自信心。六七年夏秋之交，旗派声势甚炽。周恩来的训斥，军方的转向，形势一时确实十分不利。但它咬牙坚持下来。一方面制止了内部的躁动（写周的大字报，及到军区静坐），一方面坚决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例如在“工革联”成立之后仅十天，总派就成立了“工革会”，以示分庭抗礼。

总派深知旗派宣传舆论上的优势并不能反映社会实际。旗派学生多，文化水平较高，更兼“停课闹革命”，当然可以泡制出比自己多得多的大字报、大标语。但是单位内的具体情况就与社会街头大相径庭。机关里中南局是旗派占优势，但省、市委机关就显然不同。至于工厂里，尤其是大、中型工厂，总派的力量远比旗派强。单位里的要害部门掌握在他们手里，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不管其内心真实思想如何，起码在表面上都继续服从原有的社会秩序。只有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工和对领导心怀不满的家伙在闹腾。这些人在厂内并无根基，大多数工人并不跟他们走。别看他们在社会上咋咋呼呼，回到厂里可没有市场。在社会深层结构上，总派确信自己的潜能是旗派无可比拟的。他们并不急于与旗派表面上的声势争一日之长短。他们确信随着形势的发展，自己终究会占上风。这一预见在六七年秋已显端倪，六七年冬则已相当明朗了。

总派的老练成熟还表现在他们对待地方主义干部搞翻案的态度上。文革前夕，广东民间地方主义情绪全国第一。这在封《红卫报》事件中已有很清晰的表露。当时反封《红卫报》的人群，尤其是市民极为愤恨“北佬”要封掉《羊城日报》，在围攻殴打封派学生时，一些口号已表达为纯排外情绪。如“打死这‘捞松’”（粤语音译，意为北方佬），“他们是来广州捣乱的”，“捞松吃贵广州米”，“把橯松赶出广州”等等。

六七年初，随着陶铸的倒台，广东省委亦岌岌可危。这时候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的肃整行动中受打击的原中南局、省、市委的粤籍干部起来为“地方主义”翻案。这批人大都出身于东纵、珠纵、粤中纵队和琼崖纵队。代表人物有尹林平（非粤籍）、林锵云、吴有恒、饶彰风等。他们积极串联，四处活动，发表文章，如“陶铸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陶铸是迫害古大存同志的凶手”、“放下包袱、挺直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紫阳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一时间颇具声势。作为粤籍的机关干部和工人若从地方主义的情绪出发，本来会顺理成章地对这些受陶、赵多年的打击、排斥的粤籍地方干部持同情态度，支持他们讨回公道的行动。但恰恰相反，“地总”、“红总” 不但不予以同情、支持，反而采取打击的态度。倒是旗派里的某些学生组织表示了友善反响。究其原因，总派的组建虽与反《红卫报》有关，但那时它尚未正式形成。一旦具备了组织形态，在政治问题上它就不轻易表态，也不为深厚的地方主义情绪所左右。作为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省、市垮台以后，它有必要寻找新的，并且也是代表着原有社会秩序的靠山。失势的原地方主义分子显然不在选择之列，只有军方才可依托，而军方已在三月间明确表态反对地方主义翻案行动。故此，总派断然斩去地方主义情丝而投向军方，对地方主义的翻案行动大加伐挞，获得军方好感。四月中旬，周恩来到达广州接见两派代表，其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过去陶铸以前的领导犯过地方主义错误。这个是中央讨论了的，定了案的……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都值得重视。”至此，总派在这个问题上漂漂亮亮地得了一分。并且它还死死地咬住旗派支持过地方主义翻案的痛脚不放，成为攻击旗派的有力武器。

总派在六七年冬最新近的行动上更显示出它们的谋略。面对新的有利形势，总派摆出了主动进取的姿态。它制定了一个“九字方针”，即所谓“批极左、揪黑手、乱中南”。迅速地结集组织，武装思想向旗派进行反扑，以此在筹建省、市革委会的斗争夺得更多的筹码。

《佛山会议纪要》出炉后引起了旗派内的轩然大波，支持和否定的意见激烈交锋。这本是旗派内部事务，但总派竟也插上一脚，煞有介事地扯起“维护‘佛山会议’精神”旗帜，加入反击“批判纪要”的行列。它力图扰乱旗派的阵线，离间其关系，分化其组织。至毛中央把湖南“省无联”的纲领定为“极左思潮”并予以镇压批判时，总派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向旗派发动反攻。它开动宣传机器大批极左，不但批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更批旗派的极左。“八五”思潮的一些文章成为它们的靶子。上纲上线，反复攻击，那架式即使不把整个旗派都打成极左派，起码也要制造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即旗派极左思想严重，政治上很有问题。

如果说“批极左”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层面上，那么“揪黑手”、“乱中南”就是一些很具体的行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此时以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为活动内容。重建的权力机构是“三结合”，即军方，地方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军方代表由中央钦定，群众组织头头由本派内部酝酿产生，唯地方干部人选最具争议。两派都极力想把支持本派的地方干部塞进省、市革命委员会，并把支持对立派的打下去。运动演进成为这样的局面对于一些造反者来说是并不惬意的。

文化水平较低、并无深刻政治思想，主要因受过共干欺压起而造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群众），政治上并无深谋远虑。对于上层，他们只是希望本派的头头能多些进入省、市革委会，从而能较有力地支持基层单位里一直受压制的旗派成员。较有文化和思想的某些头头们则处于两类思想状态。造反动机以改变个人处境、提高个人社会际遇和地位的人对此并不感别扭，他们感到当务之急的就是尽力多争取一些地方干部的认同，并且也热心地去做工作。然而某些怀着理想主义的人们则颇感苦恼。当时他们响应号召起而造反除本身受过来自共干或“血统论”的压制外，还怀着一份朦胧的建立一个较合理社会制度的理想。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理想当然不会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而只是社会主义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图腾。他们曾经向往过巴黎公社，也设想过较大幅度更新干部队伍，而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但在苦恼之余他们又感到后无退路，造反派此时就像一个失身之女必须有一个大丈夫肯与之婚配方具名份。即使目前所做的、到处设法争取干部的事情已违初衷，已与自己的理想不符，但也只得勉为其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境是不无苍凉的。

然而，对于当时的总派来说，他们是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认识水平去对旗派头头进行这样的剖析和区分。他们所要干的就是尽力打击倾向旗派的地方干部，使旗派在省、市革委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为此，他们大搞“揪黑手”、“乱中南”。

“揪黑手”就是把支持旗派的干部打为黑手，进行揪斗，使之在省、市革委会的组建中出局。具体战术以“八．二一”大字报为突破口，对在“八．二一”大字报上签名的干部进行全面攻击。由于周恩来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曾对旗派代表说﹕“你们曾受戈枫、黄施民的挑动，这两个人很坏。”总派得此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他们把这批干部打成“戈黄集团”、“黑手”。九十五个签名者中三分之一都被总派揪斗甚至抄家，抓走。总派的“红一司”在这些战役中功绩卓著。它的“体育战报”提出“坚决击退戈黄之流新反扑”的口号，抛出大批关于戈黄等人的所谓“材料”，构成攻击的重磅炸弹。

所谓“乱中南”就是要打破中南局机关里旗派占优势的局面。“中南局联络总部”在旗派内部很具影响力，干部力量雄厚。尽管中南局里的职员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是有着多么大的不同，但总派都不会去加以区分。它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些曾与军区作对，支持旗派的干部打下去，既可尽量除去权力争夺中的敌人，也可取悦于军方。总派的“中大革造会”在“中大战报”上发表“八级的造反派--闵一帆”和“旧中南局必须大乱特乱”等文，吹响了向中南局攻击的号角。接着总派组织抄闵一帆、车学藻等人的家。攻击中南局是“阴暗角落”、“中南局联络总部的干部是乌七八糟的联防保”等口号鼓噪不休。随后军方也介入了行动，指责闵、车等人并对其进行压制（六八年大镇压时这批中南局干部全部下狱），军方至此总算报了六七年七、八月间闵、车等人为首策划成立“批陶联”，欲搞垮广州军区的一箭之仇。

省、市机关里倾向旗派的干部本来就有限，经过总派这番动作，旗派的上层建筑元气大伤，很难与总派在即将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抗衡。相对总派，旗派确实是一筹莫展、一事无成。它想推举的干部上不去，它想拉倒的干部（最典型的如林李明，焦林义）下不来。当然总派的成功除与它的老练有关外，还与军方的幕后支持分不开。它对干部所进行的支持或打击都甚合军方胃口，两者之间配合十分默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其实支持旗派的干部绝不是认同红旗派中反抗原有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他们只不过想借用红旗派的声势来开拓自己的仕途罢了，并且对形势的发展作了失误的预测，把赌注错误地下在造反派身上。假如红旗派得胜（在其它一些省份这不是假设），这些支旗的干部得以入主省、市权力机构的话，他们终究也会与红旗派的头头们渐渐划清界线的。造反派只不过是敲门砖，过河桥，用完就可弃之。而且某些造反派的头头想保住名份，也会来番脱胎换骨，自我切削得适合新的，其实是复旧的社会架构，否则其下场可想而知。然而这一切在广州没有发生，不久红旗派惨败了。下错赌注的干部们结局相当悲惨。军方头目们决不顾念他们都是共产党一母所生的同根之情，下起手来狠毒异常。说来这也不足为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自古亦然。西汉七王之争、西晋八王之乱、唐玄武门之变、明靖难之役、清雍正之诛……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法西斯政权自不会例外。在权力和利益的综合诱惑下所引发的暴戾相残，是封建制度下的生理血缘和政治血缘所无可消弭的。

在旗派涣散、分歧和总派团结进取的形势下省、市革委会于二月二十一日成立了。省革委主任黄永胜，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另有副主任七人，其中军头三名，地方干部两名，群众代表两人（红旗工人头头刘继发为其中之一）。九名正、副主任中，军人占五名，且据正主任、及第一副主任之要职，可见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无非是个军人政权。旗派能分摊到的副主任之职，这无疑是毛中央在其中起作用。一方面是前一阶段运动的政治惯性所至，同时也是想就此安抚一下躁动不安的旗派。

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广州“警司”司令员），副主任五名，其中军头两名，地方干部一名系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群众组织代表两名，其一为农民“郊贫联”成员，另一名为工人，系“地总”成员。由于省革委会的组成毛中央予以过问，故旗派在其中的处境尚不太差。而市革委会的组成由省革委会审批，中央不再干预，故其形势就截然不同。军头固然全都与旗派有隙，焦林义一向支持总派，为旗派所激烈反对。两名群众组织代表均为总派头头，可见旗派在市革委会里居绝对弱势。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被毛中央认可的以军人为主导的“新生红色政权”业已产生。共产党的社会秩序正走向全面恢复。红旗派今后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必须服从“新生红色政权”的号令，否则就有反“新生红色政权”之嫌，那样，旗派的对立面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总派了。


暴力事件

(第八章 六七年冬--山雨欲来风满楼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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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六八年春---最后的搏斗

第一节、总派对红旗派的全面政治反攻

六七年初冬，总派就以介入旗派内部关于《佛山会议记要》的争执和批湖南省“省无联”极左思潮来向旗派反扑。至六八年春，这一反扑已发展为全面的政治反攻。总派的重要宣传阵地“东风评论”发表题为“林杰、戈枫的辩护士”一文吹响反攻号角，直取旗派的要害，力图从政治上把旗派彻底打垮。

旗派的政治要害在哪里？在与中央文革派已倒台人物的关系上。这甚至不仅仅是广州旗派的，也是全国造反派的政治要害。中央文革明显分成两部份，其一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有相当资历的人物；其二是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等后起秀才。虽然中央文革对各地造反派的行动常予以导向和支持，但前者决不与造反派组织直接联系，而后者则会作具体干预。如广州学生造反派中最具号召力的“中大红旗”与林杰的关系就相当密切。广州机关职员旗派组织中产生最早、实力雄厚的“中南局联络总部”就是在中央文革派员策动下成立的。并且在其后的活动中与王、关、戚等保持联系，汇报广州的情况，听取指示意见。广州旗派组织的最大联合体--合了当初的“省革联”派和反“省革联”派的&#61587;广州批陶联”也是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成立的。其具体联系脉络是关、王、戚、林授意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潘梓年组织“首都批陶联”。吴等人则通过“首都批陶联驻穗办事处”策动“中南局联络总部”为核心去组织“广州批陶联”。而“广州批陶联 ”的反军区行动则种下它与军方无可解除的仇结。

显而易见，旗派的广大基层群众对其上层分子与中央文革的联系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虽然都同属旗派营垒，但其上层和下层在造反动机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不可能对社会的政治结构提出根本性的改革。其下层多以反抗中共基层官僚的压迫、欺侮为动因，上层中的一部分则介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并希求从中有所收益，拓展自己的仕途。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内涵在某一期间内都会体现为反对原有的政治秩序。但前者的反对会是单向的不归路，后者则是双向的，到了某一时期，当它获得了权力之后，又会为恢复原有政治秩序而努力，不过现实并没给予他们这个表现的机会。

总派没有兴致去分旗派的上层和下层。它所关切的只是旗派反对原有政治秩序的整体倾向，为此，它也只须对旗派作整体性的抨击。不但纯粹以反抗者姿态出现的旗派广大基层群众无可见容于原有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即使是原政治体制内的权力争夺者也一样不被其饶恕。

总派整理了许多旗派组织或人员与王、关、戚、林的材料，陆续在街头大字报上和小报中抛出。它力图在社会上营造这样一个意识﹕旗派背后有黑手，是受王关戚林集团操纵的。总派射出的这支箭十分有力。前阶段它已攻击旗派被戈黄集团操纵。而戈黄集团只是广州“土产”，给其定罪者只是广州军方，故罪名并不具摧毁性。现它的这一指责就十分强劲。因关王戚林是由毛中央定的罪，旗派既与之联系密切，如何能洗脱政治上的污点？

总派从这里在旗派的政治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后，便乘胜追击向纵深发展。它把反攻的攻击点上溯到六七年初。总派翻出旗派冲军区的旧账大作文章，重批“省革联”夺权，大弹“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的老调。总派此时也来批判“二月逆流”，它所指的“二月逆流”是旗派于二月间对军区的数度冲击。并且，总派还巧妙地把旗派的“二月逆流”与旗派的八月“揪广谭”、“揪军内一小撮”联系起来，指明旗派一贯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军派，并自称拥军派。

在总派的一片甚嚣尘土的批判声浪中，广州的某些军方头目也出来帮腔说，看来旗派的确有许多问题。广州军方从六七年八、九月的支旗到十月以后的“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再到六八年春明显表示对旗派的憎恶，已经转了一百八十度，重新回到原本支“总”压“旗”的立场上。广州军区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公开谈话中唱出与总派完全一致的调子﹕“‘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就是辉煌嘛！”

时过境迁，红旗派曾经在宣传舆论上占尽优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总派的一连串指控，它深感穷于应付。如果说在“省革联”问题和三月军管的评判上，旗派还可作点辩驳的话，那么它决无能力解释关王戚林的倒台及撇清自己与他们的关系。这一只痛脚是牢牢地被总派抓定了。总派用力捏一捏，它即便痛彻入心也无从声张回骂。

总派从政治大反攻中获得了无尽的胜利喜悦。从前他们总是被抨击、被指责，现在轮到他们当抨击者、指责者了，真是喜气洋洋、踌躇满志。保守派的帽子压了他们一年多，现在他们反过来把保守派的帽子回扣在旗派的头上，理由是旗派保了“戈黄集团&#61588;，保了“关王戚林”。当然这一罪名份量有限，关键还是把旗派打成受黑手控制的反军派。总派叫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拥军派必胜，反军派必败！”

六八年春末夏初，旗派发动“反四右”，作被荡平前的最后挣扎。而这一行动又被总派抨击为“反三红”，即反新生的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司令部。六八年不同于六七年，红旗派在政治上愈来愈处于劣势。

当年造反派的这一政治要害不但使二十八年前的广州红旗派无法抵御总派的攻击，也使二十八年来，直至当今造反派仍遭到某些人的严厉谴责。这些人士脑际运行着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毛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浩劫是错盏模?醒胛母锸敲?l动文革的帮凶，当然是死有余辜的；而造反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故也是十恶不赦的。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大波就被这些社会贤达、知识精英作了如此简单的诠释。


第二节、“新生红色政权” 对

红旗派的组织瓦解

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顺理成章的就是要组建地区、县、区各级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部门的革委会。在组建各地、县革委会时，一般没有什么阻力。因一离开广州市，几乎就是总派的天下。只有在肇庆、汕头、韶关几个中等城市里旗派还有点力量，其它地方几近空白。由此可以洞悉文革造反，即使有毛的号召，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在省会级的大城市里由于市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远高于小城镇和乡村，更关键的是有初生牛犊的学生为先锋，文革大波才掀得起来。省会的“城墙”之外，原有的政治秩序极为稳固，愚民政策和高压措施早使民众成为驯服羔羊，极少数的胆大妄为者形成不了派别，在迅即被惩治后，再无反抗能力。故此，在大多数的地、县里成立“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政权机构换过名称而已。在少数旗派有点势力的地、县则用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来催生“新生红色政权”。如汕头市镇压“二．七”派（旗派观点）最凶悍的原副专员孙某当上专区革委会副主任。支持“二．七”派的干部全扣上“黑手”、“走资派”的罪名抓走入狱。阳江县的驻军头目于凤江在对县内旗派组织进行了突袭式的镇压后，成立了只有总派代表的县革委会。海南特别行政区的革委会八十名委员之中，旗派只有五名，常委中则无旗派踪影，这实际上已是单派革委会。

广州市里的情形与地县大不相同。虽然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消蚀，旗派已呈涣散，社会舆论上的优势也已消失，但旗派在整体上仍具相当的能量。在多数的大、中学校里旗派占组织优势，军训团强调对等原则，即革委会的领导机构里旗派和“主义兵”据以相等席位，对此旗派大多予以接受，遂成立了革委会。然而工厂里形势又是另外一番景况。多数工厂里旗派不占组织优势，总派抵制对等原则，不给予旗派代表以相等席位，旗派当然不服，双方争执不休，革委会遂于难产之中。即使有少数工厂里旗派占了组织优势，但由于对干部审查的歧见，也使革委会的成立一拖再拖。通常的情况是十七年旧官僚大多不与造反派合作，造反派便极力搜集整理他们的材料，阻止他们进入革委会，以防止们他重握权柄后对造反者施加打击报复。也有少数情况是有的旧官僚支持了旗派便被总派打成“黑手”，揪斗不休。

为了加速各单位革委会的成立，省市“新生红色政权”感到有必要从组织上瓦解旗派，使之没有力量抗衡当局的旨意。这具体的瓦解措施就是号召围剿派性和铲山头。

在六七年秋末冬初，周恩来等数次接见广州两派代表时，都三番四次地提出两派要尽快实行大联合。但他同时又说﹕“主席讲了，联合不等于倒旗。”“工人阶级联合了，不等于马上取消组织。”“大联合后，各组织的旗帜不要倒。这派要把那一派消灭了，这种想法是派性。”然而约半年的形势丕变，今非昔比。当时旗派声威甚炽，要它倒旗，实属操之过急。而今旗派每况愈下，广州主政者认为可以对它下手了。

省、市革委会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群众组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行大联合铲平山头。它宣称﹕“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 故派性山头一定要予以铲除。省市革委会的这一论调除有对旗派施加政治压力的意味外，也是它真实观点的流露，它始终把造反者视为敌人。

总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宣布解散自己的派性组织，回到本单位车间班组里执行以毛中央关于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总派铲了山头，你旗派铲不铲？不铲就是死抱着派性山头不放，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派高叫﹕“先铲先忠，后铲后忠，不铲不忠。”而它率先铲了山头当然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了。旗派组织此时真是进退维谷。不铲则为形势所迫，若铲则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大多任有一定的职务，车间主任、科室干部、工段长、班组长，或是积极分子，先进人物。他们身后又站着厂当权派。他们并不特别需要总派这个山头，因为他们还有个更大更有力的真正山头，那就是共产党及其人事网络。这个山头保障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而总派组织只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专为对抗造反者而产生。如果现实是他们率先铲掉总派山头，有助于迫使造反者也铲掉山头的话，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解散自己的组织。他们铲掉总派山头后仍具有地位和能量，无后顾之忧，而造反派大多是一般工人群众，一旦失去了旗派组织，他们就只是某个生产班组里孤立无援的工人，根本无力与原保守派人员抗衡，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在某些工厂里，旗派组织承受不住压力，铲了山头，迅即被总派势力吞没，厂革委会也得以迅速成立，并且当然是旧有社会秩序的原班人马掌权。有些工厂里旗派组织则顽强地保持自己山头，任由总派叫骂也坚决不铲，从而使厂革委会成立不起来。

为了达到从组织上瓦解造反派的目的，省、市革委会想了个办法，就是大办所谓“学习班”。毛曾有个最新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新生红色政权”加以运用了，它办了一期又一期不同级别的学习班，从两派的大头头到中、小头头都轮流召进学习班里脱产学习，集中住宿。总派参加学习班是陪衬，旗派人员才是主攻目标。学习班里无非是学文件，谈体会，讲看法，而最主要的是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的把戏，即派某个老干部与某个旗派头头固定作思想交流，谈心得体会，似交上朋友一般。组织间的谈判往往剑拔弩张，会议上的发言也会义正辞严，但个人间的私下聊谈，却难以撕破脸皮恶言相向。这个攻心战术是会有一定的作用。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组织群体，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又有个身居某一职位的共干对你笑脸相迎，神情友善，那么即使他讲的话你并不赞同，也难以直率反驳，甚至会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当局利用这种方法软化旗派头头们的反抗意念；或对他们进行收买许诺；或陈以利害，令其慑于坚持“派性”的罪名而就范。

“新生红色政权”瓦解红旗派组织的措施虽有一定的成效，但并不太理想。红旗派社会上的组织联合体仍然存在，一些工厂里的旗派基层组织亦在活动。这使当局感到还应构想出其它办法来向红旗派施加压力。成立工人纠察队就是当局的另一办法。


第三节、新生红色政权的镇压工具

&#61485;&#61485;工人纠察队的成立

六八年春，毛有一句最新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句话成为省、市革委会组建“群众专政”武装的理论根据。并且，省、市革委会还声言，成立“群众专政”武装力量有现实上的需要，因为“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都在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社论，传达省革委“刮十二级台风”的号召，向一切暗藏的敌人发起总攻。同时，省革委会也发布“关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秩序”的通令。一时间，气氛骤然紧张。在这种情形下，省革委会下达立即组建“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工人纠察队”（以下简称“工纠”）如何组成？按省革委会的指示是﹕必须经过本单位革委会或实现大联合的机构和驻军代表的充分协商，必须有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参加，经广州市有关部门批准。

六八年春季，凡能成立革委会的工厂，几乎都是总派占优势。而未能成立革委会的则必定是厂里的旗派组织仍有一定的力量予以杯 葛。不过旗派当不占主导地位。驻厂军代表也大多厌恶他们。握有实权的厂保卫部门的干部则从来都是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通过“工纠”的组建很能揭示一些社会实质。在中学里能过政审关（主要是家庭政治等级）被吸收参军的“主义兵”人数大大超过旗派学生，即使在旗派占绝对优势的中学里也不例外。这使旗派组织颜面大失，也促使其中一些人作更深层的思索。而“主义兵”则重新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闪光的价值。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出了昔日的困惑和迷茫，悟出天空中的乌云很快将消失。骄人的社会等级使他们终究会拥有蔚蓝色的万里晴空。

如果说征兵几乎是单看家庭出身，那么加入“工纠”就是凭综合政治指数，即除占主要的出身成份外，还看政治表现，即虽成份一般，但若一向紧跟共产党体系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威风十足的“工纠”队员。“工纠”的组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共产党原有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已在迅速地恢复和重建。

基本由总派人员组成，听命于新生红色政权的“工纠”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武装力量。“工纠”的标志是头戴藤帽（后发展为钢盔），臂戴袖章，手执漆有红、白、黄三色的棍棒。他们耀武扬威地列队在街上巡逻经常以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为名，恐吓殴打无辜民众和旗派成员，更经常的是以围剿派性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撕毁宣传旗派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若有旗派成员敢提出抗议或阻止，他们便打出省、市革委会的旗号进行压制并仗人多势众用暴力对待抗议者。

“工纠”的出现使旗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总派在舆论上的政治大反攻虽然凌厉，但并不具体危及旗派的组织。革委会的指责也只表现在文字语言上，而“工纠”的行动则是实实在在地打击压制了旗派的组织。旗派与总派之间发生冲突，可以解释为派性冲突。而旗派成员与“工纠”的冲突就会被解释为旗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因为表面上来看，“工纠”不是派性组织，而是革委会领导下的实施“群众专政”的力量。并且在具体对抗时，未经严格组织的旗派成员根本不是有严密组织的“工纠”的对手。旗派成员与之交锋，只会吃亏。&#61532;

在许多工厂，由保守派控制的革委会或大联合机构要想对某些特别顽强的旗派成员进行打击时，常由革委会去罗织罪名，再交由“工纠”去执行。“工纠”得令箭后便去抓人抄家。“工纠”甚至对学生组织也敢动粗。如四月底，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工纠”就曾殴打华南师院的学生宣传队。广钢“工纠”砸了冶金学校的旗派总部。情势已经发展到“工纠”不但打压旗派的组织，而且迫害旗派成员的人身。

至六八年夏季大镇压时，“工纠”配合军队大举踏平了旗派，并且其行动比军队更为持久。在大镇压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连串反复清算、迫害曾经有过造反行动的人的运动中，“工纠”都充当了打手的角色。抄家、搜捕、关押、抓人游街、喷气式批斗、刑讯殴打无所不为，确实是穷凶极恶。以至当时广州民间有许多人在恐吓吵闹不休的幼儿时会说“工纠来了，工纠来了，你还吵？”幼儿听了竟也吓得大气不敢出，收声不闹了。


第四节、第五个回合、“反四右”

&#61485;&#61485;红旗派最后的抗争

六七年秋冬红旗派分化出了紧跟派和抗拒派，发展为正统派和激进派。激进派一部份还发展为极左派。其实在这两派之间还有个中间派。中间派在基层成员中体现为旗派内的逍遥派，在头头中体现为现实派。逍遥派本是指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人，不卷入派别斗争，轻松自在，故谓逍遥。其实逍遥派内心还是有观点倾向的，并且大都是倾向造反派。持有保守派观点的人不必作逍遥，加入保守派既安全又有获利的可能，何乐而不为。但参加造反派风险大，故不少人虽赞同它的观点也不加入其组织。

旗派内的逍遥派是六七年秋冬以后的“新生事物”，主要存在于工厂。不少民众以为此次运动既是整当权派，那当可以把那些专横跋扈的厂长书记拉下马，也让那些当权派的红人吃瘪。然而形势的变化使他们看出这并无可能，当权派必将官复原职，红人们也风光依旧，想想白忙一场，失望之感油然而生，遂转向消极，也逍遥起来。

在旗派头头层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形势的变化感到迷惑和失望。他们不愿违心地去紧跟，不愿做由衷的正统派。但鉴于本身所处的位置，又不能作抗拒姿态，不能发出激进的语言，只能面对现实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如在封枪运动中，抗拒派的代表人物“红司吶喊”诸成员可以大声疾呼﹕“多少造反派出生入死才换回这批枪支……我们的武器，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谁交出去，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谁就是陈独秀。”但在中央调查团日夜催促和笑脸包围下的一些头头却不能这样慷慨陈辞。他们所能做的是一方面把大宗重武器、长枪交出，一方面把少量轻武器、手枪转移或收藏。现实派由此发端。

在六七年冬正统派与极左派的论战中，现实派们基本作壁上观。他们内心深处不赞同正统派，甚至有些倾向极左派，但他们不作明确表示。文革初期他们之中有的人怀着朦胧的民主斗争理想投身这场社会大波；有的人则以为红旗派会继上海、武汉的造反派获胜掌权而亢奋激越。但现实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渐行渐远。他们不再作不切实际的期望，只祈求当局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待遇，起码不致压制乃至清算他们。只要能达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满足而不作异动了。然而六七年冬、六八年春的社会局势使他们愤懑之情日增。总派政治舆论上的攻击，省、市革委会不断施加的压力，“工纠”明目张胆的挑衅，这些都使他们难以熟视无睹。就如旗派的基层群众希望社会上有旗派的联合体存在以作他们的后盾一样，旗派的头头也明白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广大的旗派成员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一旦旗派的基层组织全被瓦解，或基层组织的头头骨干被排斥在基层单位革委会之外，那他们席位下的基础就被掏空。目前还对着他们皮笑肉不笑的军头、官僚们完全会一夜之间变脸把他们的座席压下去。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基层。如果还不愿甘当一个政治木偶、权力摆设任人操纵的话，就不应目睹基层组织的瓦解而无动于衷。愤懑的积累使现实派拉开了反击之弓，情势的丕变也使正统派敛声屏息。现在只差一支箭，已与去年底的激进派合流的现实派就可正式展开反击了。这支箭终于出现，那就是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登载于《人民日报》上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即使不看内容，只望一望这个题目，也就如给红旗派广大成

员打了一支强心针。半年多来“派性”的帽子一直盘旋在他们头上，“围剿派系”、“铲平派性山头”是当局企图瓦解其组织的犀利武器。现在来自中央的声音提出要对派性作阶级分析，真是苦旱逢甘露。文章里还说﹕“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这些语句很合红旗派的胃口，遂把它反复引用宣扬。

四月份对于红旗派是个美好的月份。一年前的四月他们得以翻身，掀去“早春镇反”的高压，并开拓出一段辉煌的岁月。今年四月他们又试图反击。去年的故事是否能重演呢？文革时期，造反民众之可以冲击共产党的政治秩序系有赖于毛的庇护。而毛的庇护民众的真实动机只不过是为了动员他们为其政治清洗火中取栗。六八年四月大不同于六七年四月。对于像广东这类已成立省革委会的地区，毛中央并不乐见那里再发生动荡。尽管六八年春北京又发生了一些情况，但毛中央并没有由此再来个全国大反复的意向。然而广州红旗派不了解，或许是不愿了解这一点。

有利于红旗派反击的消息陆续传来，北京揪出了“杨、余、傅”集团，杨还被指为关王戚林的后台。不久又有外交部九十一名司级干部联名的旨在保陈毅的大字报，此大字报受到周恩来的斥责。还有二十一人和四十八人上书毛的事件。上书主谋为聂荣臻等一批军方元老。他们反对林做毛的接班人，要求限制江青的权力和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而这些行动都被毛否决并指责为替“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

陈伯达有段讲话也广为流传。他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进行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溃“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揪出刘邓陶的小爪牙关王戚林。第五个回合就是揭露了杨余傅。

红旗派立即接过陈的讲话，吹起发动第五个回合斗争的号角，并将其内容演化为反“四右”，即所谓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指责省革委会和广州军区犯了“四右”的错误。按照陈的说法，第五个回合已经斗完，而红旗派则把它巧妙地改制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

面对高压，红旗派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昔日“省革联”派和反“省革联”派的摩擦心结已完全消弭。四月间红旗派组建了统一的组织“广州红旗”，是为联合指挥部。四月二十二日，“中大红旗”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并发动游行示威。这一行动得到“三司”、“新一司”、“广医红旗”等组织的热烈响应，一时间十分壮观。

五月初，“中大红旗”的头头之一黄意坚完成北京之行归来，他不负众望，带回来了许多爆炸性的小道消息，经过他的描绘，人们感到一场大搏斗已经到来。中央有人要为“二月逆流”翻案，广州军方和总派则要为“三月镇反”翻案，两者同出一辙。既然前者已受到毛的斥责，那么我们反击为“三月镇反”翻案的妖风也一定会得到中央的支持。红旗派的头头们在忐忑不安的心绪中又对第五个回合的决斗抱以莫大的希望。

五月十一日，“红司”在中山大学造反大楼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旗派（“红司”系统）头头都踊跃赴会，大家都渴望在这风诡云谲的时刻能从司令部那里得到有助于坚定自己信心的东西。

黄意坚、武传斌、陈家吉都作了发言。犹以黄、武两人的发言甚具煽动性。黄系统地介绍他的北京之行。武则具体描述了省革委会里造反派代表受压的情况。他几乎指责了除陈郁以外的所有高官，以一系列事实力证孔石泉、王首道、邱国光、黄荣海、阎仲川全都是支保悍将。武得出一个结论，第五个回合是最后的斗争。五月十三号，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中大红旗”接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的通辑令，指黄意坚散布谣言，攻击省革委会领导，要将其拘留。红旗派闻讯大哗，群情汹涌。中大“八．三一”立即作出强硬的反弹，发表题为“中大‘八．三一’反警司对黄意坚通辑令”的五点声明。并又以“广州红代会红卫兵纠察队‘中大八．三一’战斗团警备连”的名义向“广州警司”发出命令。限令其在二十七小时内撤消对黄意坚的拘捕令，否则将从严处理。并严厉指控“广州警司”的头头是一贯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革命造反派，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

“五．一三”事件后，红旗派与省、市革委会和军方的矛盾急剧公开化、尖锐化。旗派干脆把矛头直指孔石泉、刘兴元。说孔是杨成武派来的，孔是广州的杨成武，并发动揪“广老杨”。

不但大学生，中学生也展开了行动，五月间中学旗派组织在一中、二十一中等校不断召开会议。曾经在一年前“五．三”绝食中建立功勋并在此后的斗争以激进、坚决姿态出现的“革命钢杆”的各校最活跃分子的联合组织又频繁展开行动。一中“七一造反队”主编的《红色造反者》连续发表几篇火药味甚浓的文章。如“两种根本不同的‘联合’、‘分裂观’”、“对‘紧跟’要进行阶级分析”。他们反对联合中的对等原则，强调应以造反派为核心。“革命钢杆”的观点比《红色造反者》更为激进。他们回顾了一年多来的风云变幻，试图从中洞悉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并极力想领会毛那些最新指示的实质精髓。鉴于造反派一再受压，又曾受前不久征兵风波的刺激，他们进行了“阶级分析”的新探索。他们认为，既然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派别斗争的结果就会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就应以各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来重新划定成份。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铁杆保皇分子，屠杀造反派的刽子手应与地富反坏属同一类别，而造反派则应定位红色成份。显然这种思维十分幼稚，而且保留了共产党阶级歧视的内容，但是其核心却不无悲怆。它是想通过这种重新划分成份来使造反派免遭政治迫害。相比之下，“八．五”思潮的“阶级关系变动论”则正确得多、彻底得多。不过当年这些未真正生活在共产党社会秩序之下的十几、二十岁的小青年们肯作此探索也相当可贵。起码它就像一群身处黑暗隧道里的迷路者左冲右突之间却怀着正确的动机﹕如何寻觅一个反政治迫害的出口。

此外他们还认同湖南“省无联”的观点，并可惜它太偏激，直指周恩来为红色资本家阶级的代表而遭镇压。同时认定清华井岗山的“四．一四”思潮实则为否定造反派的保守观点，应予以警惕和驳斥。六年以后，“李一哲”大字报风潮中的几名主将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此时都是旗派学生中的思想活跃者。

五月下旬，广州十间大厂的工革联分部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关于目前广州运动的若干看法”的文章。其篇幅相当大，表达了红旗派中的工人队伍也参与“反四右”，与当局一拼到底的决心。

文章说﹕“我们同时也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大批过去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不经群众审查批判，就进入了‘三结合’的机构。有人甚至把扩大教育面的口号歪曲为‘扩大结合面’，把旧机构的原班干部全部塞进革委会。这种‘不批就保’和‘包揽全收’的做法，就是右倾投降的表现。”“当前我们要警惕有人企图以‘反对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为幌子，来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干部路线。”

红旗派发动“反四右”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或许他们想迫使军方改变敌视他们的态度。然而军方对造反派的这种态度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已于六七年初定型，六七年夏秋的暂时转向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回复到原来的面目。向军方施加压力，只会适得其反，增加军方敌视的程度。或许他们想藉此改变他们在省、市革委会中的弱势地位。省、市革委会既已得中央认可，当不会推倒重来。红旗派弱势地位之形成首先来自主控省、市革委会的军方头目的敌视，同时也根本寻觅不到任何一个强势地方干部的支持，故改变弱势地位的欲求只是幻想。或许对于红旗派中广大的基层成员来说，“反四右”是想改变旧有社会秩序正走向全面复辟，使之会遭到报复清算的局面。“四右”中的右倾翻案、右倾复辟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威胁。运动初期执行“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在批“资反线”中受到造反民众批判冲击的当权派纷纷都变成了“好和比较好的”干部，重回他们的权力宝座。所谓“走资派”一说变成空谈。在工厂和基层单位里，根本没有一个敌视红旗派的领导会被定为“走资派”。官复原职当或迟或早，势所必然。面对这种现实，极为惶恐的造反民众寄希望于反“四右”的浪潮能遏止，起码是减弱这一趋势，让他们的来日不致过于艰难。

可见，无论是旗派的头头层还是广大基层民众，“反四右”都是一种以进攻姿态出现的自卫行动，它旨在反对一种潜在的并必将出现的政治迫害。这是贯穿红旗派运动的主旋律。从六七年“早春镇反”至此它都一直奋斗在反政治迫害的旋律之中。然而只要稍加冷静的分析，红旗派上上下下的这一努力都必将一无所获。军方的敌视态度不会减轻；省、市革委会里的弱势地位不会改变，旧有社会秩序复辟的步伐不会停止。红旗派在作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抗争。他们没有作深思熟虑，只凭血气之勇就开上战场。他们的思想状态是抗争、抗争，而没有精确地分析预测这场反“四右”有几成胜算。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悟出，在当时的情势下，随和顺从或许能获几分苟安，激烈抗争只会招至更严厉的压制，然而主要由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组成的红旗派有青年人的执着和冲劲，却缺乏成年人的变通和圆滑。不过成年人的老谋深算固然令人可敬可畏，而青年人的诚挚率直却更令人感到可爱可亲。青年人的冲劲出现了霍去病，成年人的变通产生了李陵。青年执着的汪精卫“高歌过燕市”，成年圆滑的汪精卫发出了投日“艳电”。

红旗派在反“四右”的第五个回合的高潮中，对官方最带攻击性的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们说省、市革委会的成立，只是“二月革命”，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十月革命”，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些熟读俄共革命史的青少年们把苏俄两次革命的经历拿来模拟。恰恰省、市革委会又是成立于二月。幼稚之中也有巧妙。此说给官方以极大的刺激，强化了官方将其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第九章 六八年春---最后的搏斗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十章 六八年初夏--厄运将至

第一节、暴力事件再起

经过了红旗派两个多月的政治反击，六八年春夏之交，社会空气已十分紧张。旗派与总派、军方、省市革委会的矛盾已相当尖锐。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六八年的第一件大型暴力事件--“五．二二”供电公司事件。

事情起因是供电公司“工革联”于五月二十日在公司里张贴“总派就是大老保”之类的大标语。不久大标语被总派覆盖、撕毁。二十二日清晨员工上班后，“工革联”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对总派的挑衅行为不能沉默示弱，遂结集起来再往总派“工革会”总部的墙上写“打倒地主匪”的标语。正在书写张贴之间，总派突然发动暴力袭击。用刀、匕首杀死杀伤旗派成员数名。旗派闻讯后，即动员约一百人的旗派中学生前往增援，击退总派攻势。但总派旋即调集上千人马进行大包围。旗派见状，也再行调动人员前往。晚上总派竟放火焚烧供电公司的仓库，火光冲天，殃及附近民房至二十三日凌晨军队开进现场才控制了势态。

在增援供电公司旗派的行动中，二十二中“东方红”表现十分勇悍，遂被军方深为怀恨。广州“警司”竟说“东方红”抢了军队的枪支，打伤士兵百余人。六月一日，警司某部突然包围二十二中“东方红”大楼，动用军用云梯围攻。“工纠”、“主义兵”也到场助阵。一班中学生如何是大兵的对手？“东方红”大楼很快陷落。六十九名被围者全数被俘，遭到毒打，许多人成终生内伤。二十二中“东方红”在旗派中学生里不是大组织，它根本没有力量在一次行动中打伤上百名军人，警司所言纯属诬指。

更血腥的事件发生在六月十一号六榕路派出所门前，是为“六．一一”惨案。那天，四十六中兵团听说六榕路派出所抓了一批人，内有该兵团成员，遂派出十七人（其中有四名女学生）乘车前往查询。到达后，他们发现派出所大门紧闭，便用力敲门。没想到突然冲出几十名警察和军人用大棒向其猛击，他们猝不及防，只得仓惶脱逃。其中何自成（十八岁）动作稍慢，被击倒在地。军警们对已倒地的何自成仍乱棒交加。可怜他头颅破碎、血肉模糊、死状极惨。事后，六榕派出所竟反诬何等人系来派出所抢枪，打死活该。

六月六号，二十九中“红旗公社”、“三红兵团”在文德路地总总部附近遭到突然袭击，一人（陈志奕）死亡，多人受伤。事由是二十九中旗派获悉其成员李姓学生被抓进市一宫地总总部，便结集前往交涉放人。但不料地总报以冲锋枪子弹，武力薄弱的二十九中旗派学生损失惨重。

从这几件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六八年与六七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军警的直接介入。六七年的暴力事件规模比六八年大得多，而且全是民众内部的杰作。即使在总派里，上阵冲杀者大多也不会是有官职的人。时至六八年，不但旗派的组织已相当涣散，而且总派征伐旗派的劲头也下降了。保守派的骨干分子中有许多也只是平民身份，尽管系属一贯靠拢党组织的先进分子，“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但并无官职在身。他们参加总派，报效当权派是想通过此等良好表现得到某些具体的赏赐。但在六八年春许多单位成立革委会时，他们发现只有他们之中为数甚少的佼佼者能高升入革委会，其它人都原地踏步。当权派官复原职固然理所当然，不过那些并无多少战功的科室干部、车间主任都得以居其位，这使某些骨干分子们内心总有一丝难言的不平。自己犯难苦斗甚至出生入死，还是抵不上那些只持总派观点，并无多少实际行动的官儿们能得到实在的好处。唉，官总是官，民总是民，他们内心不无叹息。当然，有的当权派也颇善解人意。复职之后，设法多成立机构部门，多让几个出过力的人做官，哪怕是做“工纠”的班、排长也好。不过僧多粥少，更多的人还是一介平民，这种结局不能不在某一程度上挫伤一些保守派骨干分子的积极性。

在初夏的暴力气氛中，“中大红旗”做了一件它在文革全过程中最为不智的事情--中大“六．三”事件。

中山大学是红旗派的大本营，时至六八年更是如此，中大校园里各种旗派的机构林立。外地旗派人员去中大简直有到旗派圣地之感。中大的总派学生组织是“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六八年春夏之交，“革造会”在其总部周围构筑工事，安装电网，并收集制造武器。这不但使“中大红旗”感到威胁，更使它觉得大失颜面。卧榻之侧，岂容鼾息。堂堂执广州红旗派牛耳的“中大红旗”如何能忍受“革造会”在红旗派的心脏地区耀武扬威？五月三十一日，“中大红旗”向省革委会提出“坚决制止中大武斗，彻底拆除中大武斗工事，缴交一切武斗器械的紧急建议”。同时直接向“革造会”发出通谍，要其立即拆除工事。“革造会”不予回复。六月三日，先礼后兵的“中大红旗”在旗派中学生的支援下向“革造会”盘踞的物理大楼发起攻击。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化学弹都用上。物理大楼起火燃烧，价值昂贵的实验仪器毁之一炬。战斗中互有伤亡。“中大红旗”的杨飞立和“革造会”的阮向阳身死。战斗结果当然是“革造会”失败，四十几名守卫者被擒。六月四日，“中大红旗”又包围了“革造会”的另一据点中区图书馆。“地总”、“主义兵”闻讯派出人马前往援助，旗派各组织也调集队伍进入中大。双方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九日，省革委会付主任陈郁等到中大了解情况，强调立即停止武斗，并宣布省革委会已组织调查团着手解决，并要求非中大人员均应撤出，局面才有所控制。但“中大红旗”以办学习班为名扣留所俘获“革造会”成员至六月下旬才释放。

六七年和六八年暴力事件中各有一次系由旗派发起。六七年是“八．一八”攻打省总。六八年就是这次。稍加考察就可发现这两次有很大的不同。&#61489;．六七年形势有利于旗派。广州军区未被中央明言肯定。有一部份地方干部公开倒向旗派。旗派本身斗志昂扬，政治上、舆论上都占优势。旗派有攻打省总的本钱。&#61490;．总派驻守省总工会大楼的“地总”、“主义兵”作风强横，常以冷枪袭击旗派，故拔除它出师有名，并且也确实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支持。六八年初夏，旗派的诸项优势都已成明日黄花。更兼“革造会”的驻守者只是中大 学生，其构筑工事系出于身处旗派强势之中的恐惧自保心理，并无攻击性。“中大红旗”的作法确有“大国沙文主义”心态。首先诉诸武力，甚为不妥、不智。

“六．三”中大事件，旗派表面上占了上风，其实给它带来了很多的损失。总派有了攻击旗派的一大口实。旗派一向以自卫抗暴的形象出现，并以此争取到许多的社会同情，而这次总派可以大肆宣传旗派如何横蛮，挑起武斗。更为凶险的是广州军方竟按兵不动，任由“中大红旗”进行持续攻击。六月一号，“警司”对并无异动的二十二中“东方红”大举进攻。而其后却对中大事件冷眼旁观、冷静异常。这里面大有文章。老奸巨滑的广州军头乐见旗派的某些行动有刺激总派的作用。他们是想使有所懈怠的总派起来充当镇压旗派的先锋。他们更想让旗派多作暴力行动以取得最后以军力将其剿灭的口实。可惜年少气盛的“中大红旗”们对此缺乏洞察而让军头们感τ谂浴?p>  


第二节红旗派最后的集体反抗意识

&#61485;&#61485;《二沙头会议纪要》

六八年初夏，尽管广州城里发生几起暴力事件，两派武装冲突的阴云密布，但火药味其实并不及六七年浓烈。总派里主要是一些“主义兵”在河南地区（即海珠区、珠江以南，广州人谓之河南）的工厂里打砸抄抢，“地总”等并无什么大动作，然而在外县就大不相同了。五华、蕉岭、怀集、广宁、儋县等地区的总派，其实是由县武装部（军分区的分支机构，属军队编制）指挥的民兵队伍向势单力薄的旗派大加剿灭、屠杀。这些地方都常把农村里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诬指为旗派的后台，先行加以屠杀，并将其尸体在村头吊起示众，藉此吓破旗派的胆，摧毁其抵抗信念，再对其下手。如丰顺县有些公社藉通知开会为名把数百人的地富及其子女集中到山凹，然后用机枪集体枪杀，犹如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的作法。

广东某些县份的情形则在广西全省展开。广西“联指”以各县农村民兵为骨干力量在省军区、各军分区、县武装部的指挥下，向梧州、柳州、南宁、桂林等地造反派“四．二二”占优势的城市大举进攻。其激烈程度无异两国交战。陆续陷落的“四．二二”据点，其被俘人员遭任意屠杀。其后竟广泛发生打死“四．二二”人员及地富分子，并割其肉而食之的野兽行径。沿江县份中许多受难者的尸体被投入西江，顺流而下，漂到广州乃至香港。

广东外县及广西的少数蒙难者，历尽艰险，侥幸逃到广州，向旗派哭诉其恐怖遭遇，讲述了军方和保守派惨绝人寰、凶胜豺狼的行径。广州红旗派闻之大骇。他们朦胧感到一场严酷的政治迫害又将降临，不久自己也会落到那等惨境。一种顺理成章的自保心理使业已涣散的旗派组织中的中坚分子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抢枪行动，当然大多损失惨重，铩羽而归。军方再不似六七年那样可商量了。

此时广州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已比较稀少，而且多为总派骂“破旗”的内容。旗派广大基层成员惶恐不安地看着局势日益恶化。以笔墨见长的旗派骨干分子们再也没有心思去与总派打文字官司。他们都忙于组建其武装，占据市区某些制高点，设置一些大功率的有线广播装置，准备迎接战斗。在此期间虽也有卷烟一厂、华南缝纫机厂的两派冲突，但旗派已明白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总派而是来自军方。适逢六月二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庆祝四川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中，发表了毛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旗派马上将这一段话用来对付军方，刷出大标语“警司镇压人民群众就是国民党”。军方见了，气炸头皮。

毛的这段最新指示很可能是在他获悉许多地方的军头又对造反群众大开杀戒时作的，他不希望发生这等事情，但再也无力像六七年四月那样正面责备军方。他企图以这些指示去起到某一程度的劝阻作用。然而军方则根本不予理会。经过两年的磨炼，各群众组织和军方都已能熟练运用那一技巧--在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下，干着各自想干的事情。

六月中旬，红旗派在中山医召开了高层会议，参加者有三十多人。三大学生领袖武传斌、高翔、林昌文，中南局联络部白瑞民和一些大、中学校旗派组织头头以及“工革联”、“红农友”的头头均到场。与会者都谈及所受压力，白瑞民说联络部目前所受军方压力比去年三月更盛。头头们更痛感在干部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广东上层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这正是红旗派的可爱之处）。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郁对旗派较为友善，但这个唯一的广东籍高干纯系中央在整肃地方主义之后为营造其宽厚形象而留下的摆设品，根本没有实权。“工革联”头头邱学科（省革委常委）去找他时，他摆摆手说﹕“不要来找我了，有事去找孔石泉、阎仲川同志吧！”面对凶险叵测的局势，头头们感到应该召开一个更完全的高层会议，以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共赴危难。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红旗派的头头们在广州二沙头举行会议，是为红旗派斗争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会议--“二沙头会议”。二沙头为广州珠江上一小岛。流水环绕，绿树成荫，岛上体育设施齐备，楼宇整洁，原系广东省培养训练体育人材的基地。文革期间，此岛为“三司”“红体兵”的驻地。在一片纷乱的气氛中，旗派头头得以在此胜地聚会，无形之中给他们平添了一份自信。会议的成果是出了一份《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负责人形势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份纪要与半年前的“佛山会议纪要”大相径庭，表明了红旗派已彻底从昔日的盲目乐观中走出，面对恶劣的形势作出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决心。《纪要》当然也有其历史的烙印，共产党语系的套话、行话充斥其中，但这不是本质，在行话、套话之后展开了对军方镇压民众的强烈谴责和表达了团结抗暴的坚定信念。现将其有关段落转录如下﹕

“会议指出，《南方日报》（省革委会的机关报）长期以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反‘四右’斗争中，仍站在右倾保守主义立场，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抽掉派性的阶级内容，离开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来‘围剿派性’和‘斗私’，借反‘极左’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在组织上一概不加分析地大搞超阶段的‘铲山头’，妄图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之实。特别严重的是在干部问题上不批就保，把有严重问题的焦林义、林李明之类的干部塞进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进去了，把自己过去的原批人马拉进去，不经群众审查，而且还叫喊所谓‘要充分发挥原有机构的作用’等谬论，文件仍然发到旧党委、原政治部，企图把革委会拉向右转，走向复旧的道路。有些走资派混进了三结合机构，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在革委会内排挤群众组织代表的作用，把群众代表当陪衬。”

“到会同志严肃指出﹕人武装某些人去年充当了执行资反线的先锋，今年又为资反线翻案，再次充当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先锋。”

“大家还分析了广东各专区、县的严重右倾翻案情况，且特别注意了海南、肇庆、汕头、梅县、蕉岭等地区的问题。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专政工具赤膊上阵，制造了海南六．六大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对肇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再次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包围、杀害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强烈抗议。会议还分析了汕头、梅县、蕉岭等地区反革命两面派大量逮捕、绑架、斗争红旗战士，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严重局势，严正指出，这是去年三月黑风的重演。”

“全体同志对专区、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勇斗争致以斗争的敬礼和坚决的声援。广州红旗战士将一如既往，和专区、县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到会同志认为，某些人动用专政工具围攻二十二中、八中革命小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军民团结，是极端错误的行为，是违反毛主席六十一字的最新指示。有关人员必须深刻检查、承认错误，坚决改正。”

“会议还检查和总结了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批评了某些负责人没有坚持毛泽东思想高度原则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二沙头会议纪要》是红旗派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当时红旗派所达到的思想水平。由于“纪要”被全体旗派头头通过，故可视为红旗派的主流意识。

与湖南省无联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相比，“纪要”显得缓和得多，但鉴于它反对“围剿派性”、反对“无条件铲山头”，反对原封启用旧党政机构等，表明其思想已与旗派内部的“八．五”思潮已没有多少距离。即整个旗派的主流意识已大致与极左派合流。这是旗派思想水平的一大进步。正统派、妥协派已没有市场并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在当局使用了外部压力，内部分化，办学习班等各种手段后，旗派的领导层没有软化是十分可贵的，同时，鉴于旗派在省、市革委会中竟没有一个可倚仗的干部则可说明旗派没有蜕化为中共地方高干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使广州旗派大大区别于其它一些省份的造反派。红旗派始终保持了对复旧原有社会秩序的反对姿态。本来，来自工厂的基层民众造反派和来自中南局、省、市机关干部的造反派是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当局的压力下，使后者体认到自己的造反行动会不容于“新生红色政权”，故也与前者共襄大义，致使红旗派最终没有分化。

综观全国，像广州造反派--红旗派这样未蜕化、未软化、未分化的造反派组织，是十分有限的。

《纪要》宣称红旗派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支持。”然而毛终究抛弃了他们。这既是出于统治者“鸟尽弓藏”的法则；也由于毛不愿再得罪军方；还由于民众的一些行动已渐离他设想的轨道。就让这些对他山呼万岁的民众去流血吧，他此时需要的是在完成了政治清洗后恢复共产党的政治秩序。 《纪要》尚未正式附印，中央的“七．三”布告已贴满全城，军方挥动屠刀，广州红旗派的故事遂进入本书第一章“六八年盛夏--大镇压狂潮”所述的内容。红旗派终于走完了从勃兴、全盛、到涣散、失败的全过程，最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粉碎。

军方的屠刀尽管剁碎了红旗派的组织，但消灭不了红旗派反抗旧有政治秩序的意念和精神。这一意念和精神被红旗派中的进取分子继承并发扬光大。六八年大镇压后的第六年，一批原红旗派战士掀起了“李一哲”大字报风潮。再过了五年，广州七九民运波涛涌起，一批原红旗派战士在其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如王希哲、王一飞、汪岷。又过了十年，八九民运大潮中，李正天挺身而出，担任广州“高自联”顾问。时至今日，在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队伍中，仍可时时看到当年广州红旗战士的身影。


(第十章 六八年初夏--厄运将至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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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掩卷后的余思

一

“新生红色政权”的履带碾碎红旗派组织的大业已于六八年盛夏完成，而继续清算其成员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持续到六八年秋冬。揪斗、关押、抄家等一系列暴行陆续上演不衰。根本没有参加过红旗派的“黑五类”和红旗派中出身“黑类”的人首当其冲，受尽虐待凌辱。出身非“黑类”或出身“红类”的人除有些亦受此待遇外，余者至少也被强令反省悔过。主持“清理阶级队伍”的“工纠”、“工宣队” “项目组”当然由前保守派人士及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政工、人事、保卫、武装等共产党政权要害部门的大员们组成。偶尔，个别红旗派中识时务的俊杰在“反戈一击”之后也会荣居其中。

如果说以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为由在全国实行的镇压，可以理解为是毛为了结束文革动荡局面，而施行的铁腕手段，那么为何还要再来个“清理阶级队伍”呢？探究之下，可以悟出六八年初由中央文革提出的“清队”有双重作用，它一方面是毛中央用以遏止造反民众中异端思潮的手段，并震慑造反派中非“红类”出身者，令其不再敢桀骜不驯，另一方面把批判走资派的火力转向“黑类”经典“阶级敌人”的身上。这双重的作用传递了一个信息，毛要着手结束运动了。但不料“反四右”异峰又起，许多省市斗争再呈激烈。毛中央不得不下达针对广西的“七．三”和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并未说要全国参照执行，但一些省市的军方均以执行它为由，来对本地区的造反民众大举镇压。毛中央对于他们的行动听之任之。大镇压后再按中央部署进行“清队”，于是广州旗派就遭受了双重打击。至于像武汉那类造反派获胜的地方，造反派 虽在六八年盛夏的大镇压狂潮中安然无恙，但仍逃不过六九年“清队”的修理。

考虑到这些因素，虽然六八年盛夏之后，群众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点还是应从六八年盛夏大镇压、延至六八年秋冬以至六九年春中共的“九大”召开。当然在那约半年的时间里在广东、广州再没有红旗派的故事（关于笔者所持的三年文革论，将另有专文谈及）。

二

说来，讲述红旗派的故事根本轮不到我。文革大波中，我只是红旗派中一个热心的成员，不是头头。造反派如果获胜，我将摊不上一丁点官职。结果是造反派失败了，我亦只受到点名批判，尚未被关入牛栏。然而我却有强烈的红旗派情结。因为从宏观上，我知道就整体而言，红旗派没有蜕化，是全国造反派中最优良的一支。从微观上，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一些工厂基层单位里，其造反派的骨干成员都是明显受过中共政权压制迫害过的人，他们的造反带有鲜明的冲击旧有社会秩序，反抗政治迫害的性质。他们的具体行动也很有节制分寸。绝无胡作非为。而更重要的是我在文革后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并发展为坚定的民主理念，促使我在整个七十年代以临战的姿态面对中共政权，并作过一些秘密工作和准备，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率 先在广州举起七九民运的旗帜。时至今日，虽岁月消逝，精力渐衰，但仍执着为民主阵营里 一忠诚士兵，而这一切的思想起点就是二十九年前投身了红旗派的造反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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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六年十月事变后，中共复旧秩序派讯速控制了政局。这些在文革大波中呛了几口水的中共高官们对文革造反怀有刻骨的仇恨。为了不致再有类似的社会大波卷起，他们除了把文革大波中的冲浪者定为“三种人”，从政治上死死压住外，就是全力营造一种憎恨、贬责文革造反派的社会舆论。在彻底搞臭文革造反派后就既可使当年的造反派心虚理亏，自惭形愧，不敢在此后再起的社会波涛中有所动作，还可使后来者循规蹈矩，恭谨谦和。否则，只要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又想搞从前文革造反那一套？”他们就会惶恐羞赧、诺诺而退了。而且这些后来者也早已与文革造反派划清了界线，可别让你们身上的臭气污染我们纯洁之身！

为建设这一理想境界，中共令其喉舌、御用文人变造历史。他们略去了“资反线”的第二次反右，略去了六七年早春镇反，略去了六八年大镇压，略去了高军干子女们的“红色恐怖”运动，略去了中共旧官僚在文革中的一切暴行，而大书特书刘邓等一批中共高官和某些文化名人的被虐遭遇。刘少奇虽遭造反派红卫兵揪斗，而置其于死地的是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毒手，但被说成是遭造反派迫害至死。文化名人确遭荼毒，那绝大多数发生在“红色恐怖时期”。中共享政治经济收买的办法促使那些文化名人不去指证真凶--早期高军干子女红卫兵，却把唾沫吐到造反派身上。中共还极力渲染文革的混乱和恐怖，停水、停电、停产、杀人、吊尸、吃人，然后把这些劣迹暴行一股脑推到造反派身上。于是被杀者成了杀人者，被吃者成了吃人者。世事颠倒，黑白混淆，莫过于此！

关于中共的这类技俩，细说起来，可作专论，篇幅有限，就此打住。

如果社会上只有中共的喉舌、御用文人在那里弹唱，我会并不以为意。然而现实远非如此。在人民群众里，甚至在民主营垒中，詈骂斥责，全盘否定文革造反派的论调相当盛行。这就使我不能安之若素了。我不希望文革造反派被自己的阶级兄弟战狻Ｋ?惺艿闷鹬泄颤h军的枪弹、刺刀，却承受不起阶级兄弟的石头、唾沫。故此，我不顾身单力薄，大声疾呼，期盼消除误会，还给当年那班热血青年一个公正的评价，不料竟因此遭到某些人的斥责。个人被斥，当无所介怀，然历史事实之大是大非，决不可含糊，并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承前启后，积累经验计，遂动笔写下“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作为全国造反派中的一支--广州红旗派，他也必具造反派的共性，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文革造反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从广州红旗派一年半左右的政治历程来看，是一场以反政治迫害为主旋律的民主运动。几次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事实，《兴亡》中均已载明，勿庸置疑。问题是这算不算得上民主运动？我已知晓不少人持否定意见。理由有以下一些。一．文革造反派“奉旨”造反，不是民众自发行动，岂有在独裁者恩准支持下的民主运动？二．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只反为暴君所嫉恨的好官，实为助纣为虐，岂有民主运动的光彩？三．文革造反即使有反抗中共压迫的成份，但它乃是一种泄愤报复的行动，格调低下，根本谈不上是民主斗争。四．造反派迫害知识分子，是一场反智运动。五．文革造反顶多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整个意识形态仍在共产党框框之内，与民主理念沾不上边。六．造反派质素低下，根本不能担当民主运动之大任。七．造反派造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民主。八．“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凡此种种，不胜罗列。若要与这些观点一一商榷，那当又必需另撰专论，篇幅颇大，非此书后之“跋”可以容纳。然而，我仍想敬请持否定意见的朋友们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耐着性子，浏览一下拙作《兴亡》，或许小有触动。起码，我希望他们在未作深入调查研究之前，别再轻率地向造反民众扔石头，吐唾沫。

民主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以实现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为诉求的行动当然是民主运动，但反抗专制统治者的政治迫害，争取人权的斗争又何尝不带有民主斗争的色彩呢？

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其思想体系仍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字里行间亦流露了对中共务实派（后来证明实则是复旧派）的好感，但它毫无疑问是一场民主运动。七六年丙辰清明，人们都公认它也是一场民主运动，而其内容只是用对周恩来的追悼颂扬，曲折地表达了对毛及其体系的不满和厌恶。八九民运，场面极为壮观，举世震动，其诉求也只是反贪污、反官倒和要求与官方对话，要求新闻自由等。七九民运的政治诉求应是五七年以后历次民主运动中最高的，但也未提出多党议会政治等诉求，只是希望真正实现党政分离，政企分立，打破官僚体系，反对个人独裁等。

民主运动的不同层次既取决于参加者的思想水平，也有赖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环境，更还要作策略上的考虑。七九民运时期，我想有些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已对中共一党专政持否定态度，并对较完善的民主制度已十分向往。但囿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们都降低了自己的政治诉求。经历了六八年大镇压、六九年“清队”、七零年“一打三反”、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我甚至谨慎得对七九民运的同志们也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但我们进行的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吗？

在六十年代末，个人迷信极为盛行，中共的意识形态仍主控社会的条件下，像广州红旗派那样反抗来自官方和官方爪牙的政治迫害的斗争，当带有明显的民主运动色彩。

当然，这场民主运动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对此，我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六八年大镇压后，红旗派瓦解了。其头头人物固然在反复的清算中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广大成员也都完全放弃对复旧社会秩序的反抗姿态。甚至有些人还“反戈一击”出卖、诬陷昔日的战友，以求得自己在政治上的重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后，我不但坚持初衷，而且更为激烈。因此，昔日的朋友们都逐渐与我划清界线，甚至向当权派打我的小报告。至七八年底，我挥动广州七九民运的旗帜时，那陆续集聚起来的人群中，竟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工人、职员造反派。由此，我感到六七年的革命造反和七九的政治诉求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尽管如此，红旗派反政治迫害的声响仍然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可以喊出的最强音。

四

星移斗转，寒去暑来，三十个春秋过去了。世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当年的“红旗战士”们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路途。有些识时务的俊杰早在七十年代中已洗面革心，痛改前非，得到当权者的谅解、接纳，重新拓出一片锦绣的前程。这些人大多是红类出身者。亦有些人迟至八十代中才时来运转。当权者突然对他们相当友善，给予优厚待遇，甚至委以官职。这些人都有较高学历。在共产党与知识阶层的联姻中，他们被选中宠幸。权力荣耀和物质利益使上述两批人大都与中共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毫无疑问这些人对自己曾参加文革造反一事讳莫如深。他们十分忌讳提及当年的往事，以免影响他们优雅的形像和广阔的仕途。

还有一些人虽终被排斥在中共政权的体制之外，但却在蹇促困顿多年之后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大潮中获得生机，他们天生聪慧敏锐，一下便捕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其骄健的身手，冲浪于大潮之中，不久便甚有所获。如果说公安局里掌握他们档案的中共警官对他们的致富不无嫉妒眼红的话，那么中共高层对此却颇为洒脱。让那些家伙们去赚钱挥霍吧，总比在那里胡思乱想要好。这些人回忆起自己文革中的造反经历，常报以含义多重的哂笑。是自嘲当年的少不更事，轻举妄动；还是怀念昔日青春热血、慷慨激昂；抑或叹息人生的风云多变、诡谲莫测？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当然更多的人是一直处于艰难坎坷之中。文革档案，政治歧视像鬼影一样跟随着他们，既被压在社会底层，又无经济细胞去一弄“大潮”。经济拮据、生计无着，更兼年岁渐老，精力日衰，谋生重担尚乏力支撑，有何余兴去回味，二、三十年前之陈年旧事？

对第一类人，我知晓他们已在中共的体系之中尝尽甜头，乐不思蜀。对心肝被权势和利益熏黑了的人我只能说声永远的“拜拜 ”。

对后两类人，我则要发出诚挚的呼吁。朋友！请从生财的嘻笑和拮据的烦恼中超脱出来。二十八年前那段我们行进在红旗派里的岁月毕竟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尽管那时我们年轻、狂热，心智上曾受蒙骗愚弄，但我们是站在受压制受迫害的民众一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反政治迫害的呼喊是正义的。我们无愧于社会和人生。而今岁月东流，韶华已逝。虽两鬓飞霜，但额上的皱纹里当藏有更深刻的思索；虽饱经风霜的眼珠不再漂亮，但却更能洞察世事的潜质。在这有人要涂改历史误导后人，美化行凶者，诬陷受难人之时，你们不应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你们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代，要揭露说谎者的真正居心。二十八年思想的沉淀，应该有更深刻的结晶。要想在中国大地上永远杜绝政治迫害的悲剧，只有建立完备的民主政治。今后如有社会改革的波澜兴起，我们应以赞许的眼光目送我们的后代投入其中。

有位“李一哲”大字报运动中的主将之一，也曾是“红司吶喊”的头头和“八．五”思潮的战士曾慷慨陈辞﹕“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我们要在他们的纪念碑上写上‘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在往后的岁月中，我获悉这位中共政治黑名单上的人物以其精湛的美术造诣和勤勉的劳作获得了丰硕的经济收益，我为他高兴，同时也想问问他，还记得那句慷慨言辞吗？我十分主张建造一座文革纪念碑。不过碑名应是“文化大革命中遭中共政治迫害的死难者和反抗中共政治迫害的牺牲者纪念碑。”

昔日的仇恨可以淡化，但历史的事实不可涂改。我预期，回忆二十八年前广州红旗派的故事所激发的感情和思索，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民主斗争中更加坚定和理智。

公元一九九六年于纽约

备注：本文原收集在1996年出版的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中。现作者将其单行重印，并汇集于<人民文革丛书>之中。

(跋 掩卷后的余思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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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ybyzm

终于看完了。感慨良多。长期以来御用文人的文革文章只是在一味在根据官方的腔调抹黑几个人，对复杂的文革局势过程总是语焉不详。无他，当年施暴者大多身居高位。
对有些观点我觉得还需探讨，总的来说，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道出外人不知道的内情，对认识文革期间中国社会和的情况，非常有参考价值

阿陀

我就所知，这是至今关于广州文革最为详细的评述。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同时主观的成分较大，角度比较单一，可议之处肯定也不少。
如果有多几本类似的著作面世，立场各异，互相撞击，对历史的探讨才会更深入。

阿陀

就本人所知，目前做广州文革史的有三个人：美国的王希哲和刘国凯都很早就出了书，站在造反派的立场把广州文革史梳理了一遍，观点独特，资料也很有价值。广州叶曙明近年对两派头头和军管会负责人之一的迟泽厚做了一些访问，记录公开了军管会的一些档案（现在据说有严控不让看了），非常难得。再一个是鄙人，水平有限，贡献不大，眼下主要是做口述历史，抢救为当务之急，研究暂时还排不上。叶生和我都是业余，只能算半个加半个，合起来一个人。（刘当然也是工余，不过他全副身心投入）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同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愿意交流合作的朋友多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