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新华社“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

bluesky

徐庆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但这则电讯稿又是怎样面世的呢？《纵横》杂志今年第2期刊登了徐庆全的文章，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披露了该电讯稿发出的前前后后——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北京市委在“捂天安门事件的盖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有“两个凡是”的禁锢，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一直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拖延了很长时间；广大人民的要求也被中央漠视了两年之久。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引自《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从华国锋的讲话来看，所谓北京市委“捂盖子”——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的问题，实际上根子在中央，在以“两个凡是”为治国方略的华国锋。但是，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

    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话写在一张小纸条上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但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回忆说：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为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我就找总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

    新华社决定用“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但是，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穆青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