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北大中文系77级

bluesky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2007-06-08

        1978年春，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4个字愣了愣神儿。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高考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战斗”。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
　　“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战斗”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1977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我就想当作家，3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葛兆光时年27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
　　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
　　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
　　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
　　“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是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
　　“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5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　　　　　　“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
　　“一个女同志，28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　　　　　　　
　　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考试那年31岁，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

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杨迎明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2002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1998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
　　“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
　　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 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
　　“大家都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葛兆光说，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查建英、杨迎明他们那样，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但是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新诗。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地下诗会”，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北大。

激情

　　他们对国家社会、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甭管谁出门，都别着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1981年，77级学生三年级，发生了两件大事，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
　　第一件与体育有关——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连扳三局，终以3比2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在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
　　喧腾中，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没曾想到，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
　　多年之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
　　同一年，北大举行校内竞选，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极了。”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

后来

　　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对于77级来说，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正规大学教育中断10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
　　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黄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
1984年她离开“贵州”，走进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1987年回国，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问世，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还为内地、香港、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并用英文写作了《China Pop》（《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访谈录》，首印1.5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但她说，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在北大，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北大是一个开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太辛苦了”，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他们来北京开会、研讨，我们负责组织，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说，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
　　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我爱我家》，王小平创作了《刮痧》等影视剧本，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   
　　新闻专业的70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
　　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中国体育报》评论部实习，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电视台，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杨迎明很有些感慨。“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突破新华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
　　杨迎明入职后，历任评论部主任、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现在是《中国足球报》总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后来，他关注中国人的“活法”，把体育报道的眼光从竞技转到日常生活、群众体育，《早晨，北京的老人们》、《无剪辑录音》、《国人之余暇》等特稿至今读来仍有新意。
　　他的同学也都成为影响中国传媒界的人物：新华社副社长何平、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庚年、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斌、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中青在线CEO刘学红……
　　葛兆光和他的同学，大多数就职教学科研机构。虽然“终日与故纸堆相伴”，但是作为打上历史标签的77级，他们密切关注着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变化，“我们那一代人始终在历史漩涡的中心里打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关心学院里面的事情，学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关怀！”
　　他力倡学术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学者上电视，号召学术高手们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有些高手还是把自己束之高阁，悬挂在高高的云端，这是不对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别关心真正传达到民众那里，成为影响和指导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的那些东西。”
　　当年不知“古典文献专业”为何物的他，庆幸自己通过北大严格的训练，“找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还看不清楚的未来，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探究中渐渐明朗。20年来，他著述甚多——《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两大卷的《中国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等，论著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2007年3月，他辞别清华大学，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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