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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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乘同一辆敞篷车一道第二次检阅过50万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椐，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１９７５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椐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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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中亚牧羊犬 的 文革疑问:贺龙在文革中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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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

原作者：天际流
转自新浪博客——天际流的博客

文革中贺龙被打倒，现在都说林彪是主谋。但如果把贺龙的遭遇与罗瑞卿、彭真、刘少奇的遭遇联系起来看，结论就会不一样。65年12月份的上海会议整肃了罗瑞卿，同时不让贺再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意味着什么？毛在罗瑞卿垮台后，还多次讲“如果北京发生兵变，你们怎么办？”，他在担心谁？谁会搞兵变呢？罗已被打倒，刘少奇、彭真没有兵权，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他老人家总不会怀疑林彪吧？

林是中央决定的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有“林在林负责，林不在贺负责”的规定，林长期养病，有权不用，是自愿让贺管事的，如果不想让贺管，只要一句话就行了，用得着争吗？所以，那种说林彪为了个人野心跟贺争权导致贺龙挨整是占不住脚的，因为军队的权利已经在林彪手上了,要争权也只有贺跟林争权。贺罗也许对掌握军权很感兴趣，但林对军队那点权利并不感兴趣，否则就不会让罗长子管那么多事情了。罗之所以飞扬跋扈与林彪的放纵有很大关系。文革开始后林彪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信奉“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处世哲学。林彪根本不想管事情，会议都懒的参加，只派叶群去应付，所有大事都是能躲则躲。而贺罗正想多管些事情，正好各取所需。因此，林彪与贺罗并没有根本矛盾。当然，有时他们工作中也会有些矛盾，这很正常，任何时候都会有。但如果仅仅因为贺罗与林有矛盾，毛泽东是不会打倒他们的。老毛从来不希望下级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军队这样的重要部门，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被林彪一个人掌握的, 那样老毛就要想办法“掺沙子”了。林与贺、罗有矛盾正是毛所希望的。所以，那种认为“毛泽东整罗贺是为了取得林彪支持他搞文革”的谬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贺罗对毛泽东忠诚，即使林彪不支持毛，毛泽东还可以得到贺罗的支持，那对毛泽东是双保险，毛泽东何必把赌注压在林彪一个人身上？毛泽东绝对不会允许林彪因与贺龙罗瑞卿有矛盾而打倒他们。他们有矛盾对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毛泽东整贺龙罗瑞卿的根本原因是毛认为他们与刘走的太近，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尖锐斗争的时候不能保证罗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贺龙罗瑞卿已经架空了林彪。军队可能不能完全听从林彪支持毛泽东。

66年七、八月份，为了给大学里派工作组的事，毛、刘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两位夫人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观点截然对立。这个时候贺龙的表现显然是无法让毛满意的。整罗，他弃权。八届十一中（八月份）批刘，他不发言，还从总参调车护送刘的夫人上下班。有记录贺当时言论曰：“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枪杆子公开指责毛泽东的做法不好，毛能放心？

就在这个时候，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说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段德昌被杀与贺龙有关。67年2月份，原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1966年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揭发”贺龙给蒋介石写“乞降信”。说他父亲在临死时告述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写过 “乞降” 信，企图“叛变投敌”。这封信他多处投递，其中也给了林彪，林又转给了老毛。林的这个举动现在被说成是迫害打击贺龙的证据。当时对很多事情林彪都是这样能推就推。按这些人的意思林应该怎样做呢？把信压下来吗？这个信又不是只给了林，“中央文革”也收到，他就是想包庇也是不可能的，弄的不好还给自己留个“包庇罪”。况且林彪并不了解贺龙的历史，不可能分辨这个检举信内容是否真实，交给组织去调查是最稳妥的办法。林彪本着“毛主席画圈我画圈”。“被动、被动、再被动” 的原则，把它转给毛泽东处理，是最好的办法。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可以不立案不调查，就如同康生揭发了“江清，张春桥是叛徒”，老毛不发话，谁敢立案去调查他们的历史问题？如果毛泽东想打倒贺，不是叛徒也一样打倒（如杨成武等）。林有什么错？林彪转了一封信就是林彪要打倒贺龙？

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林彪，康生这些人是不可能对贺龙进行立案调查的。任何人对中央领导人（不管他有无问题）擅自搞调查都是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4年9月29日) “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关键是这个“中央”是谁？是谁批准对贺龙开展调查的？是林彪吗？为什么不明确说出来是谁？“现在经中央查证甄别（(1974年9月29日)：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茸意陷害。。。”可是这个平反通知又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谁是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谁“完全是颠倒历史，茸意陷害。。。” ？多亏杨成武在讲其它问题时一不小心说了老实话，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专案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他们敢吗？事实是，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当年劝说贺龙投降的人）居然把贺龙当年的两封信交给了专案组，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现在说这些信是伪造的，谁伪造的？怎么没有笔迹鉴定报告？

其实，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按照林彪对他的谈话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关键是跟谁”。可惜贺龙与陶铸一样，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还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把林彪的话当成耳边风。虽然贺声称“我贺龙从来就是毛主席的人！”。可是毛泽东又不是傻瓜，不会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此时毛主席与刘主席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还跟刘少奇粘粘糊糊。王光美受红卫兵冲击，贺龙见王骑自行车上班不安全，特地从军委总参派出一台卡车保护王上下班。刘少奇被批、贺龙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会上，大家都在批刘，他不发言，毛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贺龙挺身立正：“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 贺以前对彭德怀怎么上的去“纲”？同时，贺龙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居然与江清面对面辩论了3个小时，虽说江清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可“打狗也要看主人”。江清也不含糊，直接告诉贺龙的女儿：“回去告诉你父亲，我们要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个好东西！”。虽然老毛当面对贺龙说“我是保你的”，但贺龙自己都知道那不过是毛的虚晃一枪。有人揭发贺龙“以前总要警卫处跟车，现在就是不让跟车.....也不让调换他的警卫......”。“贺把枪一直带在身上。贺龙不管什么时候，都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此时，贺龙对中央警卫团保持很大的戒心，这明显是不信任毛泽东。因为中央警卫团一直是毛泽东通过汪东兴直接控制的，连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卫团。这说明，贺龙自己其实心知肚明，谁才有权利搞他。搞刘少奇时老毛对刘当面也是很“温柔”的，可一转脸就把他往死里整，毛向来是“各个击破”。而且毛泽东整人一般并不是自己亲自出面，很多时候往往是叫被整人的“好朋友”去整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叫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批判自己的亲信彭陆罗杨，毛泽东这一招是狠“毒”的，一方面让刘痛苦，一方面也是让彭陆罗杨绝望。整林彪的时候叫林彪“好朋友”周去与他谈话，去处理，搞后来周总理痛苦的嚎啕大哭。更绝的是，毛泽东后来居然叫周恩来主持周自己的批判会。

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贺龙在文革中对批人、整人也有大量的参与和操纵。在军队，毛泽东和林彪要求稳定军队，对领导干部不要动，可是贺龙却公然唱反调说“个别的也可以动一动”。贺积极参与了军队和体委的造反活动。在海军，支持苏振华等人批斗李作鹏，在空军支持成钧批斗吴法宪。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发生“炮轰杨成武”事件--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在贺龙的支持下----在总参贴出总参作战部全体人员(包括部长，副部长)署名的“炮轰杨成武”的大字报。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提醒杨要小心。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是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杨勇是被他的政委廖汉生打倒的。廖是贺的外甥，如果廖在打倒杨勇前没有和贺商量过,鬼才相信。空军开会本来气氛不错，可是几个二方面军的干部会议期间从贺龙家串门回来后就立即“炮轰空军党委”，说贺“到处插手”并不过分。1967年2月3日，毛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这样不甘寂寞的贺龙对海军、空军、总参三个方面都都插手，这样的行为好像还找不出第二人来。除了想发动文革的核心人物。1968年5月20日，毛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贺龙与林彪以前并没有大矛盾，他们的矛盾就是从此时才开始的。既然贺龙自己也加入了那一场丑恶的权力争斗之中，他无论作为整人者还是被整者，已无正、邪之分。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贺龙之间的斗争不是美女与野兽的关系，最多是野兽与野兽的关系。贺龙仅仅是那场权力角斗中的一个失败者,并不是正义的化身.贺其实也是咎由自取，7月份还在底下说：我要和林斗一辈子。我就不信反林就是反毛、反党。不过，8月份以后，贺就老实了，但此前的问题被他的部下陆续揭发出来……。贺在错误的时机跟林彪争权，林只是按毛泽东的意思顺手反击罢了。

66.10.1，贺龙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

贺龙的日子真正难过是从66年底、67年初开始的，但周恩来半年前就知道毛泽东要打倒贺胡子了，周对胡子的态度很早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被周冷峻的拒绝，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胡子心里一沉：以前不是这样啊！7月当胡子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让胡子两口子纳闷了半天。周对老毛是绝对忠诚，虽然他与胡子的交情是不错的，从个人感情上讲他也不愿意贺倒霉。但是一旦他知道老毛要倒胡子，他绝对表现的比别人更积极，据说胡子的案卷上周的批语最厉害，生怕老毛怀疑他与胡子有一腿。

贺龙就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住进了周家），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被解除了武装。然后，再被周恩来安排去“学习”。那个年月去“学习”与现在的“双规”是一个意思，是变相的逮捕！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逮捕了贺龙。贺龙曾经搞过别人的专案，很清楚去“学习”意味着什么。但贺龙在周家脱离了自己的亲信警卫，实际已经被软禁，他敢赖着不去西山“学习”，周恩来立马就能拉下脸叫警卫把他拖出去！贺龙的待遇也不是从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后才改变的，实际上在去西山的路上，贺龙从“大红旗”被请出换成了破吉普，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

贺龙专案组组长开始是杨成武，杨倒后是黄永胜，但这个专案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林根本管不着。在贺龙被害的过程中，林彪虽有牵涉，但林彪决不是主谋。真正下手整贺龙的人正是老毛，再加上周恩来等人，林彪最多只能算是附和而已。后来为了污蔑林，才把毛泽东周恩来头上的屎往林彪身上泼。毛在给贺龙平反时说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周在贺龙追悼会时连鞠七次躬，说没能保护好贺等等，这种姿态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他们的表演实是登峰造极了。其实要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在贺龙的一案的真正态度和作用也不难，只要把他们在贺龙案卷上的批语公布出来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大概不会是为了掩盖林彪的罪行吧！林71年就死了，贺龙74年还在被调查。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是在913之后被迫害致死。可在杨被“解放“后，周总理如此跟他说：“对不起呀，我没有保护好杨易，记住，幸福想着毛主席，仇恨记在林彪身上”。林彪就是这样，将这个政党的一切丑恶担当了个干净，某些作恶的人至今还是伟人，圣人。如此历史，怎叫人不激愤！

整罗瑞卿、贺龙的主谋不是林彪，而主要是毛泽东。即使林彪想打倒贺龙，但只要毛泽东坚信贺罗忠于自己,他就绝不会允许林彪打倒他们。毛泽东整罗、贺也并非一些人说的,是为了取得林对他搞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只要有贺龙和罗瑞卿支持也一样搞文革，林彪一个病人，权利已经被贺龙罗瑞卿架空了，他不支持，毛泽东完全可以让林靠边站。毛泽东绝对不会因为贺龙罗瑞卿与林彪有矛盾而打倒他们。毛泽东整贺罗的根本原因是认为贺龙罗瑞卿与刘少奇关系密切。毛担心他们在毛刘的权利斗争中贺罗支持倒向刘少奇。毛泽东有自己的权利斗争计划，岂是林彪康生这些人想打倒谁就可以打倒谁的？70年林彪在庐山想打倒张春桥，可是结果是张没有被打倒，林彪自己反而被毛泽东打倒了。康生揭发张春桥江清是叛徒，毛泽东不理他，康生能打倒他们吗？

毛泽东同贺龙在谈话

相关评论

作者: lixyysgouzz 发布日期: 2009-8-10
陈云同志的下不为例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担心的最好注解
说明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只是一个发生了,一个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英明伟大
后来其他不英明伟大的同志们就面临毛泽东同志担心的局面了
尽管陈云同志说了下不为例,但是民主生活会还是把帮帮同志拿下了
作者: lixyysgouzz 发布日期: 2009-8-10
叶老帅去找周总理,周总理很讨厌跟他讨论投鼠忌器的问题
我们去找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笑着说下不为例
习近平的爸爸拍着桌子说,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就把XXX拿下了,我们的党的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这次习老的拍着桌子没有用,因为老爷子这次不怕投鼠忌器了,因为那个器太小了
作者: 天蝎二世 发布日期: 2009-8-10
江湖险恶！！！！还是绕道走比较安全些！作者: 连砍三刀 发布日期: 2009-8-10
周真是冷酷无情。
作者: 野狐禅 发布日期: 2009-8-10
替林彪翻案还是想周总理发难啊？文革的事情，就看你是怎么去看了，是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些材料！你的世界观决定你的观点！ 作者: 海泽河 发布日期: 2009-8-10
胡扯！
作者: warlord 发布日期: 2009-8-13
有部电影叫《元帅之死》！
作者: 风景这边独好 发布日期: 2009-8-14
可信度太低，不准确。当时是林彪派叶群面见毛主席，谈了4、5个小时，开始毛主席不相信，最后相信了，罗瑞卿才挨整了。如此看来，整贺龙罗瑞卿者就是林彪。
作者: bing308 发布日期: 2009-8-14
当然打倒贺龙肯定需要毛泽东的批准，但林彪是主将 作者: gghgdw1001 发布日期: 2009-8-14
“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翻不翻案都无所谓，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作者: 处江湖之太远发布日期: 2009-8-10查看数: 5667 出自: http://www.fyj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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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事件始末（3）-（转载）


贺龙事件始末（3）

13.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

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之间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政治蜜月期，在此期间，林彪拥护毛泽东达到他一生的顶峰，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虽说中间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然而，总体上毛泽东对林彪是相当看重的，毛泽东、林彪同盟在为了达到文革的最初目标是不遗余力的。

毛泽东自己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去，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12页）这个建议尽管是刘少奇提出来的，然而，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可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其他几位的副主席则不再被提及，只有林彪一人成为副主席，而在中央全会上直接被明确为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林彪是党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稍后九大以党章的形式把林彪固定为接班人，更是中共
建党以来破天荒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就难怪林彪要在十一中全会上说出那么一番诚惶诚恐的“谦虚”的表态讲话来，同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等人相比，林彪的资历是最低的。一跃而为毛泽东以下的第二号人物，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其时的借重与看重。

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吴法宪、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时，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要林彪直接抓在手里，军委办事组就是军委，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赋予林彪在军队中的优越地位。（参见《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317页）所以，林彪就在这张王牌之下，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大力提拔不仅直接控制了总参、总后和海军、空军，还终于在九大进入决策层，形成林彪集团的基本框架。

因而，林彪整贺龙从一开始毛泽东的倾向性就是很明显的。贺龙同林彪之于文革之初的毛泽东孰重孰轻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说贺龙是“要夺取政权”，“贺龙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全文引自装甲兵党委1978年7月6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致死的情况报告》，《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注引379页）

林彪的上述指责就在贺龙即将去林彪处解释之前的两天，所以，林彪对贺龙所说的“今后支持谁反对谁”其目的显然很清楚。而贺龙的“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回答与林彪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这种空泛的回答当然等于堵死了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后的“沟通”。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调解失败以后，还没有准备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处置。1967年1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江青找贺龙正式谈话，等于把贺龙的问题点了出来，而后贺龙搬走，这时候贺龙的待遇还在维持阶段，还允许自己带着药物，管理上由中央办公厅杨德中负责，没有吃什么苦头。比起当时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呜呼哀哉相比还是相对不错的。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对杨成武还提及贺龙，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整倒贺龙。而此前朱铁铮奉林彪、叶群之命在6月13日调查贺龙通敌的情况。这份报告出来以后没有马上交给毛泽东，交给毛泽东的时间是七二零事件以后。

武汉七二零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文革的估计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还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大谈如何结束文革如何恢复正常的话，可是，出现的两次突发事件让毛泽东扭转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怀仁堂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自谓信得过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中硕果仅存的三副四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是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竟然对中央文革发难，而陈毅旧事重提居然敢于对延安整风提出质疑，谭震林大胆的提出对江青、张春桥的批评也是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斗争的顺利程度开始有了慎重的估计。这次二月逆流也是动摇了毛泽东对以往他的一些老战友的信任。

此后，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林彪在第一时间里面把七二零事件确定为反革命暴乱，并且大有深意的指出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这次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毛泽东素来对历史上的纠缠比较敏感，每一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都大谈特谈某人在历史上的山头与主义，像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等，林彪的这一指点马上就把毛泽东在6月时对某些事态的看法给打了折扣，毛泽东曾经愤愤的说“我算是掉进了贼窝里”（参见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

七二零事件之于毛泽东最大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还不十分稳定，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唯一支柱力量，如果军队不稳，毛泽东当然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毛泽东尽管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批示了大大大毒草的字眼，可是，这件事在毛泽东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那些敢于对文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或者不积极配合的老同志们改变了他以往迁就的态度，决定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清洗。

七二零事件之后两个月，贺龙就被专案审查就是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前这件事尽管多次报请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8月底，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项立案审查。9月13日，贺龙专案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麾下的第二办公室归口管理下成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初期政治斗争更加扑朔迷离，3月打倒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对贺龙不再保了，第一次点了贺龙的名字。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交来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央、国务院和军委以及文革小组转来的，毛泽东亲笔批示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写道：“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毛泽东批示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3页）很具讽刺的是，贺龙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彭德怀审查委员会主任，而现在他居然紧跟彭德怀之后成为第五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年6月，毛泽东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中继续批示贺龙为走资派，此时贺龙的位置更加“上升”，成为刘邓陶之后的第四号“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该批示四天以后，毛泽东圈阅同意下发中发(68)71 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正式指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贺龙这时的代名词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度当着常委以及林彪、周恩来的面说他不再保贺龙了。彻底抛弃了贺龙。而随之而来对贺龙的政治*进一步升级。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建议处理贺龙的女婿47军负责人李振军报告报到毛泽东这里时被毛泽东压下了，李振军以后还参加了湖南省的具体领导工作。而贺龙的亲家之一的廖承志在被批斗时，周恩来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加以保护，使得廖承志没有受到灭顶之灾。曾志在她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区别对待她和丈夫陶铸，然而，知道毛泽东和曾志关系的都应该知道，毛泽东与曾志有比较长的历史渊源，他们很早就是战友，彼此也比较谈得来，所以，毛泽东顾念当年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李振军同毛泽东又有什么渊源呢？即便不予打倒，也无需以后的重用，叶剑英下放湖南时也正是李振军给予照料，而叶剑英在批斗贺龙“团伙”最严重的时候居然还能让王尚荣到自己家里吃饭，也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到廖汉生的“四大罪状”中一条就是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毛泽东压下这份报告的另一层考虑，当然，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已经很难作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了。

可以说，在打倒贺龙这件事上，林彪是始作俑者，然而，假如毛泽东不同意的话，林彪也终于不能奈贺龙何，可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并且最终批准打倒了贺龙，也就是说在贺龙冤案中毛泽东需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仅仅是林彪等人的鼓噪，贺龙是不会屈死的，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但是，正是由于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在先，所以，此后对贺龙的种种折磨也都是据此而来。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林彪在贺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罪恶的，他为了谋求和巩固自己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对于贺龙不惜采取诬陷、栽赃等一系列卑鄙的手段，而贺龙在被专案组接管后，也正是在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指使下一再对贺龙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贺龙含冤而死。（后面在贺龙专案组中将详细谈

及）以往，我们一些党史作者喜欢为尊者讳，把本来应该属于毛泽东的责任的一律推到其他人身上，似乎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中，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现在网上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盲目为林彪等人翻案，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重重罪恶一笔抹杀，描绘成为一个“一清二白”的干净的“无辜者”，相信这也将是徒劳的。

14.贺龙专案组基本构造

文革中的专案组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组织，虽说它是临时性的，然而，它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赵孟能贱

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7年夏季成立的，其成员来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而碰头会也是中共自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组织形式，特别是这样一个碰头会居然是原来的政治局、书记处的联合体，更是极为罕见。这个形式最早是周恩来在1967年2月2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提到的，周恩来一共提了三点，随后这种形式被毛泽东批准使用，成为研究党政军业务的主流或者说唯一具备最高权威的会议。

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和列席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黄永胜、戚本禹、温玉成等。中央专案审查领导小组成员也从碰头会成员中产生，康生担任顾问，他和江青、叶群等人实际是专案审查小组中的灵魂人物。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一办（第一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的主任是汪东兴。

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的主任最初是杨成武，以后是黄永胜。

中央专案审查三办（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主任是谢富治。

以上三个办公室都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负责（请注意，不是对政治局负责）。
（以上引自中共辽宁省委主办《*员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组长是余立金，第一副组长是朱铁铮，朱铁铮也是来自空军，系空军司令部秘书。副组长芦凤歧，他来自北京军区。成员中多数来自空军系统，所以，尽管吴法宪不是贺龙专案组主要领导，但是，他却可以指挥这个专案组。余立金本人尽管以后被林彪等人整垮，然而，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余立金却是运动中的红人之一，并且对于林彪的指示也是一体凛尊。

专案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对专案审查作出指示，也是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
根据《文革专案大揭密》中介绍，杨成武一共管理九个所属的专案组，包括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主要是针对叶剑英）、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专案组（马明方系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无线电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的总据点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里面。

贺龙专案组下面还设立了若干其他专案组，在于处理与贺龙一案有关的其他高级将领，它们包括：
1.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
2.王尚荣、雷英夫专案组（总参）
3.金如柏、李贞专案组（总政）
4.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
5.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
6.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
7.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
8.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
9.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
10.成钧、向黑缨专案组（空军）
11.荣高棠专案组（国家体委）

（引自《文革专案大揭密》，所以，此段用纪事字眼，不用原创字眼，请注意）


15.血洗许光达

贺龙专案是杨成武二办当时最大的专案，虽然在二办中还有谭震林、彭德怀、肖华的专案，但是，谭震林专案的牵连范围远没有贺龙那么之多，肖华并不是军委副主席，更没有长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显赫地位，彭德怀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就倒台，随后在1962年被设立专案审查，属于“死老虎”之列，和贺龙的量级不能同日而语。

贺龙专案中牵扯到的高级将领们属秦基伟、许光达比较特殊。秦基伟特殊的在于他并不是历史上贺龙的嫡系，而且，从工作角度出发，他和贺龙共事的时间几乎等于零，然而，他却作为贺龙专案中被调查、审查乃至劳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时间为七年。连廖汉生也不过五年多的时间。

这是什么原因呢？秦基伟的妻子原来是贺龙帮助介绍给秦基伟认识的，而且，他的妻子原任西南军区保卫干事，就因为这么一条，就把秦基伟作为贺龙的“黑线上的骨干”给无端关押了七年之久。而秦基伟和贺龙之间的联系人就是秦基伟的妻子，这些今天看来比较滑稽荒唐的理由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却成为搞掉一位开国名将的主要证据。

继秦基伟之后的就是许光达，许光达在历史上追随贺龙比较久，也是贺龙所谓的干将中军衔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贺龙本人作为修正主义者尚没有受到肉刑，而许光达则一直遭到毒打直至惨死。我们曾经走访过许光达将军的儿子许延滨同志和许延滨同志的妻子曾正魁同志，他们为许光达大将之死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资料，使我们得以通过这位开国元勋的死于非命看到文革中最为惨烈、阴暗的一幕。这也同时对那些目前试图通过一些所谓“服从”“不得已”等托词给林彪、吴法宪、李作鹏诸人“洗清罪名”最为有力、有实的回应。通过许光达一案，让更多的人看清吴法宪、李作鹏乃至林彪之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剥去少数人套在他们身上的层层伪装。

许光达自从1930年2月开始跟随孙一中（孙德清）、周逸群等人在洪湖地区开展革命。1930年7月，他开始跟随贺龙，此后在长达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与贺龙的关系一直比较深厚。然而，在贺龙专案组中，像许光达和贺龙的这种渊源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可是，许光达所受到的“特殊关照”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贺龙专案组组长余立金到空军司令、专案组的“太上皇”吴法宪，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乃至林彪对许光达都做过具体的批示，吴法宪等人甚至对如何斗争许光达也做过过细的批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许光达为人正直、耿介，他是十位大将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在1955年授衔前后，他曾经主动要求给自己降级、降低军衔，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在中央布置反右倾运动的关键时刻，许光达毅然挺身而出去见毛泽东提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的现象，说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就要天怒人怨，这种不多见的抗上的行为出自一个和经济领导范围无关的装甲兵司令员之口多少反映了许光达的某些性格鲜明的一面。

林彪上台以后，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个第一，这是许光达不愿意服从的。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漠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将领，相反他对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抓的很紧，王杰事迹就是许光达推出来的。然而，许光达一直强调的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被林彪等人说成纯军事观点，而八十年代我国军事权威在论证许光达在建设装甲兵的过程中的很多观点都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许光达本人也是身体力行，1959年，他以51岁的年龄到北京郊区的坦克学校学习驾驶坦克。在突出政治这件事上，许光达和林彪有过不同的意见，许光达在事后说了一些对突出政治有意见的话，随后被人反映上去，那时候政治空气还没有那么紧张，可是，到了1966年就不同了。

1966年8月，26军政委程世清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1918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人是林彪的走卒之一，他对许光达的揭发等于给林彪打击贺龙提供了炮弹。

就在程世清的揭发信发出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根据芦凤歧后来交待说他在第一*审讯时就问及许光达是不是已经被贺龙内定为总参谋长了？贺龙专案组以后按照林彪的这个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参见《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致死的情况报告》，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报告，注引《大将许光达》，381页以及《文革专案大揭密》）

1967年3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全军文革小组请示“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7月5日，装甲兵政治委员黄志勇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张专案组”，这是以后许光达专案组的雏形。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组长，自然谁的专案他都负总责，周恩来在贺龙专案的批示就是改了若干个错别字，至于张宁所说的林彪在贺龙专案批示几乎是零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张宁是什么身份，能够知道林彪在贺龙专案上的批示？张宁在她的回忆录《尘劫》中说她问了专案组的人说林彪没有在贺龙一事上作出批示，那么谁来证明林彪没有作出批示呢？谁来证明张宁不是在说谎呢？倒是有很多人证明周恩来没有在贺龙专案上做过具体应该怎么做的批示，也有很多人证明并且也有文件资料证明林彪及其同伙吴法宪等在贺龙专案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装甲兵内部一向比较复杂，特别是政委黄志勇其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人专家，用徐向前的话说，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这次许光达被扣上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以后黄志勇自然要特殊的卖力气，不仅黄志勇如此，林彪手下的几大干将人人如此，例如吴法宪、例如邱会作、例如李作鹏，可谓陆海空三军一起动员，全然一副立体化阶级斗争的模式。

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重要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许光达大将亲属许延滨同志采访笔录、薛振先犯罪交待记录，另外可参见《许光达大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379页）

当许光达被批斗昏倒以后，有人把许光达送进医院以后，在请示报告上，吴法宪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就这样，在许光达两次住院期间，专案组一共第一次审讯79次，逼写材料25次，出院以后的21天中被逼写材料7次，审讯8次。第二次住院33天，被逼写材料2次，审讯6次，之所以这么少，因为此时的许光达已经濒临死亡。在吴法宪的这个批示下，许光达临死前三天还被专案组逼下跪向毛泽东画像请罪一次。（吴法宪批示原文引自《许光达大将》该书379页）

正是由于吴法宪的“刺刀见红”的一说，专案组才提出要“血洗许光达”。至于生活作风一贯败坏的“花花部长”邱会作给许光达一案的最大贡献是照搬他在总后搞专案的经验之谈。邱会作在总后曾经叫嚣过这样一些口号“要学蒋介石！要学打砸抢！要斩草出根！死了省了麻烦！”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邱会作让人把这个“三狠”方针介绍到许光达以及贺龙专案组中来，当时的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徐浩（继任者）心领神会。同时，邱会作的总后专政机器还给许光达乃至贺龙专案组贡献了一个招法，那就是找来一些装甲兵医院的男护士作为打手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这些精通人体知识的男护士们是非常知道怎样殴打“犯人”才能造成严重的“内伤”而表面上则很难看出来。（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0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

邱会作的总后专案机器比之装甲兵丝毫不逊色，根据肖思科同志的介绍，“从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干部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致死。”而最令人发指的是邱会作等人发明的刑讯特色更是惨绝人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共有以下23种刑罚：
1、车*战：日夜连续审讯。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
7、打嘴巴；
8、刮伤：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增加痛苦，十分残忍；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周围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
10、用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现还有紫色伤疤；
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并加砖头：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砖，或脖子上套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在地上打滚，不让喊出不还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手指溢血、青肿，致使被捏的手指变形；
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曾掉下过多次；
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至今留下黑色伤痕；
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险些死亡；
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强制在身上练针炙：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还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

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瞠目结舌的丑恶的东西在当时那个黑暗年代则被奉为圭臬，许光达专案组“欣然”接受了其中的部分刑罚，但是，装甲兵专案组还有自己的看家特色，自然对于许光达来说，他们会不吝“赐教”的。

杨成武、肖华、余立金的另副嘴脸
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包括林彪在内都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换言之也就是被国内批臭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揭露也不为过。可是，目前仍旧被官方列为正面歌颂的一些人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嘴脸是不是像当前某些党史资料说的那样“坚强不屈”或者“大义凛然”呢？显然不是，只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某些人在这起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中的作用还属于禁忌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表现的探求也就显得十分的繁琐和复杂。

贺龙专案组是杨成武一手负责的，特别是在1967年9月到1968年2月这一段时间是贺龙专案组调查取证的比较关键的时候，这期间杨成武对于贺龙一案是十分关注的，而且不仅关注，还做过具体的指示。芦凤歧后来在交待材料中说，杨成武曾经对他们专案组办事不力大发光火，杨成武说你们对贺龙一案很多问题都挖的不深，“办案不能大刀阔斧”，“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等等。而且，芦凤歧还交待说杨成武当时的脾气大的很，把他叫起来当场训斥了一顿，芦是贺龙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虽说也有给自己遮羞的水分，但是，对于杨成武这个量级的人物的讲话、指示应该不会胡乱编造的。

杨成武是文革初期的“红人”之一，他一度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联络员”，特别是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杨成武口含天宪，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北京，俨然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通知就是杨成武负责向徐向前交待的，由此可见杨成武当时的显赫地位，更为奇怪的是，杨成武向徐向前说他不方便去徐向前那里，让徐到总参五所来听通知，

徐向前夫妇只能照办。时间是1967年1月6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580页）

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被囚禁时，一次应专案组的要求说起他的所谓散布林彪身体健康“谣言”时不经意的波及到杨成武和肖华时立刻被专案组制止，说他侮蔑首长，于此也可见杨成武那时的实际地位。

除了杨成武以外，还有肖华、余立金等。肖华是深得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红小鬼”，肖华18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是周恩来提议的，周恩来说肖华值得信任。1933年年初中央在宜黄县召开会议，期间敌人的飞机来轰炸，周恩来亲自救了肖华。（参见《周恩来和共和国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该书269页）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还力保肖华，周恩来说“肖华犯错误是不自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3月3日，周恩来再次指出，造反派抄肖华的家是一股妖风。（参见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史出版社1998年2月北京第一版）

而肖华本人又是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全军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杨勇因为和肖华不和，把批肖华的文件传达到

排级以后，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去抓肖华，消息传出来以后，林彪震怒，要火烧杨勇，明确指出要烧焦。这是叶剑英向徐向前说的。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至少在肖华被打倒之前，林彪对于肖华是保护的。

徐向前还回忆说肖华在1967年3月24日“过关”以后，代替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如果不是后来肖华本人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以及同林彪的几个亲信之间的矛盾，肖华还会继续保留他的地位的。

还有余立金，余在杨余傅事件中含冤落马，然而，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一贯反对林彪所致，用杨成武的话，那时候巴结林彪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余立金不仅没有一贯反对林彪相反对林彪交办的事情非常认真。许光达被捕以后，一度发现他住的地方有异物出现，余立金就大发雷霆，呵斥专案组成员，以后，他亲自找到黄志勇，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干练的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像都曼林、党志壁这几个人都是这时候调过来的。可见，余立金在落实林彪的指示和配合林彪对贺龙的打击上也是不遗余力的，以后他和吴法宪之间出现争宠的矛盾则又另当别论了。

从我党的一部党史来看，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有过被整的历史以及整人的历史。我们作为后来者评价、看待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时，不能因为他被整过就试图说明他的整人是合理的，也不能他整人就抹杀他被整时的冤屈。而梳理历史的痕迹、脉络，尽可能的展现每一个参与者在斗争的全过程的表现才是我们应该力争做到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到，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一些补充的工作而已，真相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前进后才可能被澄清）

这是许光达专案话题中的一个小插曲，作为侧面出现在这个系列中，请注意。

许光达被捕以后，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立刻和专案组配合起来抄家，连1938年许光达给夫人邹靖华的情书也被抄走，许光达的儿媳妇曾正魁回忆说，她当时被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抓走送到专案组，她进入刑讯室以后，发现一个人刚刚被打死在地，而这时曾正魁已经是一名孕妇了，让孕妇直接面对死者的狰狞正是专案组的杰作之一。目的在于让曾交出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黑名单。北京钢铁学院追杀许光达家属的事情被周恩来知道以后，遭到周恩来的制止，曾正魁这才有机会生下了许雪青。

许光达在专案组中的追逼之下态度一直不是很好，目前公布的许光达的所谓的交待材料，通篇都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些警句和名言，还有就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比如“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这句话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许光达专案组后来的组长徐浩、副组长姜永兴对许延滨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那么，专案组是找许光达谈话吗？根据1978年7月6日的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致死的情况报告》中称，许光达被抓以后，从1967年12月开始被批斗，经常遭到罚站、弯腰，其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贺龙专案组常务副组长芦凤歧指示把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标准犯人，每月不得超过12元。半个月后降到8元。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原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武斗，把许光达打昏。

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

倍受折磨的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晚上十点在没有看护人员的情况下，惨死于马桶之上，死因至今没有完全落实。早在许光达死前，周恩来就做过指示要对许光达的身体做深入的治疗，这是周恩来在对罗瑞卿专案组成员谈话时提及的，以后许延滨又给周恩来写信，但是，信被退回许延滨处。

许光达死后不过一周，贺龙也走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

16.斗臭王尚荣林彪给贺龙的所谓兵变企图画了一个“蓝图”。在这张图上，许光达是“总参谋长”，成钧是“空军司令”，廖汉生是“负责北京军区和卫戍部队”，而总联络员则是王尚荣。这里面以上几个人的头衔是打倒之前就给安装完毕，只有王尚荣是被打倒之后补发的。而且，在文革中，像总参二级部部长这一级的干部能够得到“林副统帅”的次最高关照的恐怕（最高是统帅）王尚荣怎么也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等到王尚荣倒了以后，特别是整贺龙以后，林彪要斩断贺龙的羽翼的意图开始完全暴露出来，而王尚荣之倒台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顺便说一句，王尚荣是贺龙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中将军衔，湖北省石首县人。15岁开始就参加了贺龙、段德昌的红军。以后历任红三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０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

王尚荣为人风度翩翩，相貌出众。王尚荣、黄克的红娘罗瑞卿曾经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他长相英俊。王尚荣本人曾经有一张早年拍摄的照片，适时，王身穿军装，侧过身去，左臂微微弯曲，右手拿着一支铅笔，站在军用地图前面，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居然瞒过了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以后，在选取周恩来生前照片时，王尚荣的这张旧作被当作周恩来的照片选用了，以后邓颖超才知道，因此特意向王尚荣致以歉意。（此事引自邓颖超秘书赵炜、王尚荣秘书李锦生口述回忆）

王尚荣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才能也比较出众，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期间，从不轻易夸奖他人的刘伯承院长对王尚荣特别欣赏，许之以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周恩来请刘伯承推荐几位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专门提及王尚荣，说他是“尖子”。此后，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的奖掖，在台海作战、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都出色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晚年的王尚荣仍旧老当益壮出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部中，给越南人送了“一记狠狠的耳光”。（引自李先念语，刘亚洲口述回忆）

然而，进入文革以后，王尚荣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起来，由总参“八二五事件”作为导火索，王尚荣就此被打入另册，长期遭到非人的待遇。

总参八二五事件的起因是总参外事局群众反对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又作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作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１２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为毛泽东的外事引见人之一。（当时陪同的还有杨成武等人），其中外事局参谋孙启祥还自称代表总参外事局群众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反映潘振武的问题。根据王尚荣的秘书李锦生回忆，此外，外事局的所谓群众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让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签字，他们本来要找杨成武，杨成武不签字，他们就找到王新亭，让王签字，王也不签字。

于是，他们就向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反映，如果是普通的外事局群众是根本不可能轻易见到徐业夫的，徐业夫也不会轻易给他们转达意见到杨成武那里，更不会因此告诉毛泽东本人，可见群众背景和来头之大。而群众能够让王新亭签字也是一个苗头，王新亭是当时当红的副总参谋长，后来全军文革成立以后，王新亭担任副组长，名字仅仅排在肖华、杨成武之后，林彪曾经亲自表扬王新亭是“大义灭亲”，联系到王新亭历史上四方面军的出身，应该知道这个大义灭亲到底是语出何处了。正是背着这样一个历史包袱，所以，王新亭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作为先锋人物冲在前面，借以表达他比一方面军更为尊重毛泽东，更为紧跟林彪。

外事局的群众见王新亭也不愿意签字，就找到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王尚荣当时正在值班，外事局的群众就让王尚荣在大字报上签字，王尚荣说要通过杨总长再说，可是群众不答应，王尚荣就签字了，不仅他签字了，同时值班的另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也签字了。

就杨成武而言，他对王尚荣是比较欣赏的，刘少奇向他转达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代总长时，杨成武就推荐王尚荣，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引自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而潘振武又是杨成武比较欣赏的干部之一，杨成武本人就不同意撤换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这个主意，王尚荣为什么会签字呢？关于这一点，王尚荣的秘书和家属回忆都说是当时群众逼人太甚，王尚荣被纠缠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签字的，可是，这个解释虽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事实的真相。

根据许世友的警卫员回忆，杨成武以后再和许世友、王尚荣见面时曾经提及这件事，他说即使八二五事件不发生，你（王尚荣）也一定要出事，有人掂记你的位置很长时间了。（引自吴东峰采访许世友警卫员、秘书口述回忆）这里的有人杨成武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们也只能存疑。

原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陈虹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作战部部长、副部长等带头签了名。 ”（1999年第九期《党史博览》《总参八二五事件》）这同李锦生的回忆有些冲突，李锦生回忆说王尚荣是在外事局的大字报上签字的，不管怎么说，这起事件王尚荣是直接参与的了。

这之后，周恩来给总参发来信，抬头写的是杨成武转，原信根据陈虹的回忆文章，摘录如下：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２５)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１９６６．８．２６
　　　　　　　　　　　　　　　　　　
就在周恩来发信之后的次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８月２５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此致
　敬礼
　　　　　　　　　　　　　　　　　　　　　　　　　　　　　　　徐业夫
　　　　　　　　　　　　８月２７日
（注：徐业夫原信也是摘录陈虹回忆文章《总参八二五事件》一文）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后在8月30日，在叶剑英主持下，肖华、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一个会议，旨在澄清八二五事件，在会议上，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叶帅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杨成武在会上也保了王尚荣，这件事看起来应该不会再有太大的风波。

然而，在周恩来发出所谓夺权的暗示以后，林彪很快也介入了这件事，林彪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事都介入的，更很难就某一事件表态甚至讲话，可是，这件事上林彪很快作出反应，并且说了大篇幅的指示。像王尚荣签字这件事其实在文革初期并不是罕见的，当时农垦部始终没有大字报针对部长、副部长，于是，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找农垦部副部长肖克谈话，“启发”肖克，从而让肖克去贴部长王震的大字报，结果肖克照办，结果农垦部大乱，王震看到肖克的大字报以后接着就把肖克的历史问题揭发出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五八年反教条等等不一而足。（详见《王震传》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可是，林彪很快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办，接着发表重要讲话，林彪说：“总参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原话引自王凡、李锦生合写《王尚荣在文化大革命中》，载于《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卷二，该书101页、10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月北京第一版）林彪的这篇讲话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陈毅没有到会，事后也没有向陈毅传达，直到王尚荣撤职的文件送到陈办时，陈毅才知道此事。

林彪此话一出，王尚荣马上倒台，王尚荣被捕以后，专案组找他谈话的第一句就是问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是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王尚荣则证明他从未同廖汉生、许光达一起在贺龙家里见过面。

贺龙一案升级以后，专案组再找王尚荣谈话，让他交待吹捧贺龙的“犯罪事实”，王尚荣说他只说过贺龙在林副主席不在的时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关心干部，顾全大局。没有说其他的。此后，专案组让王尚荣写出他背后散布林彪身体不行的谣言，王尚荣说这都是杨成武、肖华告诉他的，说林彪副主席身体不好，怕风怕水什么的。专案组立刻让王尚荣闭嘴，不准攻击杨成武、肖华两位首长。

等专案组将王尚荣交待的材料汇报上去以后，马上传达吴法宪的一个批示叫整他的态度，意思是说王尚荣态度不老实。于是，专案组成员对王尚荣进行多次毒打，毒打中，专案组成员说：“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王尚荣下身遭到严重破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问起王尚荣的情况，把王尚荣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1974年7月底批示，要杨成武、余立金、王尚荣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王尚荣这才解除*。

17.囚禁廖汉生

廖汉生是贺戊妹（贺龙二姐）的女婿，也就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以前有人一直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实属不确。以后，廖汉生和杨尚昆的五妹白林结婚，仍旧和贺龙保持一种类似于亲戚的关系，用廖汉生自己的话说，他去贺龙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不用电话通知，也不用在乎他们家里谁在。再有，廖汉生曾经是贺龙大姐贺民英的警卫员，廖汉生同贺龙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贺龙垮台是不可能不牵扯到廖汉生的，而且，也需要廖汉生出来做这么一个“陪衬”。

廖汉生虽然出身红二方面军，但是，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刘伯承在反教条主义中落马以后，廖汉生接手南京军事学员的负责人，

其时，政治委员钟期光也犯了错误，所以，北京中央军委一改惯例，任廖汉生为军事学院党委第一书记，钟期光是上将，而廖是中将，廖本人尽管推辞过，可是，上面不同意。开国以后第一届国防部的副部长中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这里廖汉生虽然叨陪末座，可已经比较令人瞩目，二方面军里面原则上只有肖克一人，后来又加上了廖汉生。而且，廖一做就是三任，直到文革开始。

廖为人脾气暴躁、说话很“冲”，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和司令员杨勇的关系不好，二人在军区会议上吵架的事情居然飘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让郑维山把他们俩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闹了一次了，不要闹了。”（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该书

258页）

杨勇是一员虎将的同时也是一个正直的领导干部，比较喜欢爱憎分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情出来以后，李井泉特意告诉后来上山的廖汉生等人不要乱讲，要多听听，少出来走动，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之紧张。杨勇、李志民、唐亮、苏振华是表态最晚的四位上将，他们不同意把彭德怀说得“比杜勒斯还坏”的说法，郑重其事的给大会写了报告，以后没有被印发，文革中这件往事被重新提出来成为杨勇的罪行之一，专案组成员用药物、绳索来威胁杨勇交待他和罗瑞卿、彭德怀、贺龙的所谓“黑关系”，杨勇说你们要我死，我就不能死。不过，杨勇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其实是非常小的，比起廖汉生也差了一段距离，“解放”也很快。廖汉生虽说和杨勇有些矛盾，可是，在杨勇被斗之前还主动要求“陪绑”，一时传出去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二人也是绝无仅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同时被打倒的一对。

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造反派组织诱捕，说是去看大字报。文革中的这些造反派一词是笼统的说法，其实他们当中的成份相当复杂，很多人很多组织都是背后有人指使甚至来头十分之大的，他们即使抓错了人、办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过分的责难，聂荣臻还没有被点名时，造反派就贴出来聂荣臻的大字报，“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造反派中间有学生，也有一些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是中央文革指派的所谓的“钉子”，往往是联席碰头会刚刚有了意见，这边造反派就已经取得了发言权。廖汉生自己的“罪状”最早不是从中央专案组那里听到的，而竟是从造反派口中得知的。于此可见，造反派的力度之大。

廖汉生的四条罪状分别是，第一个和杨尚昆勾结，这是主要是因为廖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所以，廖本人也“荣幸”的加入了杨尚昆专案组的审查队伍中，成为一个“罕见”的“双料修正主义分子”（指的是党内、军内双料）。第二条是插手第一军。这点实际上因为贺龙询问廖汉生关于第一军领导成员变动的情况时，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扯上这一点主要是把他和贺龙、彭德怀挂上钩。第三条是廖汉生每年去新疆视察其实是为了贺龙兵变“踩点”。1962年，新疆发生逃亡事件，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罗瑞卿打报告给毛泽东希望每年要对新疆作出视察意见来，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做了批示，同意派廖汉生前去，所以，廖每年都去，专案组提出这一条以后，廖让他们去查一查再说，结果，一查以后，再也就不问了，因为他们找到了毛泽东亲笔的批示。最后一条是说廖
汉生对总部不尊重。

四条罪状两条是涉及贺龙的，廖作为贺龙手下的大将被专案组排名在许光达之后，是张飞一流的人物。1967年1月19日，廖汉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挂牌批斗，还被做了“喷气式”，和他一起的批斗的特别是站成一排的还有许光达、王尚荣、饶正锡三人，其中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的罪名居然是“彭黄漏网分子”，（饶正锡本人担任过晋绥联军、西北野战军中的部队领导职务，和彭德怀、贺龙都有过从）比较廖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饶正锡低了一等，可是，他却比廖等人多关押了一年多。

对比许光达、王尚荣的审查待遇，廖汉生实在是“轻松”的多，最严重的是1968年2月，也就是毛泽东1968年1月点名贺龙以后，一天审问廖达四次之多，而且，不准休息睡觉，一旦说的不符合专案组胃口，就被呵斥、责骂和侮辱，然而始终没有殴打。这点比起许光达和王尚荣乃至黄新廷、顿星云等人的境遇来说已经是十分的“难得”的了。

实际上从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供述中知道，廖汉生专案并不是重点，原因是廖本人的很多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完全上同贺龙联系不到一起去，就是北京军区号房子一事也不是廖去办的，也不是廖指示办的，廖本人所谓的对总部不尊重所发出的言论中的几位领导人都在文革中被批臭打倒，根本不成为罪证。所以，对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而且，廖本人在专案审查期间态度不太好，也没有按照惯例“打他的态度”，竟然平稳过渡了事。

林彪死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去找廖汉生，转达了两条指示，第一条是廖汉生有错，但是没有罪；第二条是解除监护。毛泽东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没有什么罪，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暗中整下去的。”就这样，廖被安排到军科院做了政治委员，时间是1973年12月，此前和他前后被解放的还有黄新廷、秦基伟等人。

专案组在廖汉生身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随后在成钧、雷英夫身上找到了。


18.逼供成钧

成钧，湖北石首人，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本人自从1959年4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以后，在空军指挥本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同贺龙的关系很好，走的也比较近，因而被看作是所谓贺龙“集团”的干将，至于雷英夫则因为康生的特殊“关照”，被点名进入贺龙“二月兵变”的爪牙。

原本没有从许光达、廖汉生和王尚荣等人嘴里掏出的专案组想要的信息，这次就准备从成钧、雷英夫身上动手，希望打开缺口，而这副重担就落在了新近接手贺龙专案组第一副组长，原总参某部处长李国西的肩膀上。

李国西，原名李国熙，他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推荐来的人。王新亭和谢富治前后都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张国焘、陈昌浩眼中的红人与亲信，张国焘垮台以后，王新亭一度黯然，而后逐渐走出阴影，王新亭在太岳军区工作时就极力推行左的一套做法，文革起来之后，成为全军文革小组中排名靠前的副组长，特别是王新亭以副总长的身份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杨成武、肖华同列，可见他当时的地位了。关于推荐李国西一事，王新亭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也许这种事情委实太小，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李国西上来以后比朱铁铮也不差，朱铁铮临走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贺龙专案组的同仁们说，看看罗瑞卿专案组和贺龙专案组谁先打开突破口。李国西就把贺案的突破口放在成钧身上。成钧在多次熬审以后，口气开始松动，成钧本人患有心脏病，李国西让专案组进行车*战术，注意不要过于殴打，以免成钧意外死亡。

审成钧主要来自这么几点的认同，第一个是成钧和吴法宪、余立金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和吴法宪的关系较差，吴法宪对林彪说过，他指挥不了成钧。第二个是康生的点名，康生说过，成钧是贺龙在空军的黑干将，他管技术，没有他，贺龙兵变不能成功，他是贺龙兵变以后的“空军司令员”。

成钧在最初的阶段曾经胡乱供认说贺龙为了发动兵变，前后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议”，给各大军区的亲信都布置了任务等等。随后，成钧又翻供，一共翻了三次，让李国西知道以后告诉专案组的人要“打他的态度”，这样就给成钧用刑，用刑以后的成钧把口供锁定在贺龙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

空军早在六十年代就很受林彪的重视，多次对空军的领导权表示关注，从以后林彪培养林立果并且把林立果送到空军去工作，用叶群对吴法宪的交待那就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空前信任”来看，林彪对空军抓的很紧，而空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空军内部虽有矛盾，但是，并不突出，这也是因为刘亚楼为人相对公允，1959年，何廷一上庐山时，杨尚昆对何廷一说过这么一句话，杨说：“你们司令员刘亚楼的发言没有过头，比其他同志的发言要客观、公道。”在第一次庐山会议那种背景下，能够做到刘亚楼这样的结果已经实属不易。刘亚楼死后，吴法宪接任，包括刘震、何廷一等人在内，和吴法宪的关系不那么融洽，贺龙主持整顿海军和空军工作时，成钧、刘震都向贺龙汇报了吴法宪、余立金的事，贺龙曾经单独表态要对空军领导班子动手术，

林彪不同意。康生在揭发二月兵变的有关会议上说何廷一准备利用驾驶飞机的机会暗害毛泽东，所以，江青以后就在大会上点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空军真正的坏人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引自钟兆云《一个老兵眼中的杨尚昆》）

而打倒成钧、何廷一等以后，吴法宪确实获益匪浅，他在文革中对空军指挥权的把持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以后，吴法宪对林立果越次提拔乃至把空军的指挥大全私自交给林立果，听任林立果、周宇驰等人专横跋扈，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有憾于林立果的事情曾经责问吴法宪说：“吴法宪同志，林立果不过是一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的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也交给他？”（引自《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该书227页，张瑞蔼回忆原话）通过对林立果的扶持，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地位也牢固不破，成为仅次于黄永胜的第二号大将。

19.殴打雷英夫

雷英夫，曾经做过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有“洛阳才子”之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文革”中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此人用刘少奇的话评价就是：“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1965年年底在罗瑞卿事件中，雷英夫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提供了诬告信，刘少奇当时就表示疑问，不相信雷英夫所提供的材料，并且说了上述那番评价雷英夫的话。1966年，八月十三日，雷英夫给林彪写信揭发刘少奇，原信部分内容如下：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二、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１、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罗瑞卿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２、１９６５年９月，朱德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德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３、近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刘少奇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刘少奇有谦虚的表示；４、“***”文章中提出“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三、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

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得毛泽东思想。四、刘少奇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１、不传达不执行主席指示；２、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搞独立王国；３、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４、包庇坏人。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１９６５年彭德怀调离北京去西南前对彭德怀说，“如林彪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五、攻击养病的老同志。１９６３年５月底，刘少奇在昆明说，“不做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

雷英夫的这份材料真正有意义的不多，倒是不少属于他自己的推测，其中“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疑惑也说明当时有些事情属于雷英夫这个级别不能与闻的，根据后来吴冷西等人的回忆，这段话恰恰是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的话，在中央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时，雷英夫曾经多次去总政治部两案办公室去索取他的五本笔记本，原来，这五个笔记本中详细记载了雷英夫为什么会写这份材料的由来和叶群代表林彪同雷英夫的谈话记录，根据林办秘书回忆，“1966年8月13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卷）

雷英夫在两案负责人之一的史进前找他谈话以后，极力澄清此事自己是如何被逼无奈等，但是，白纸黑字和雷英夫参与诬陷刘少奇的罪恶活动是无法澄清的。

然而，这么一个对于打倒刘少奇的有功之臣何以就在十二天以后，也就是1966年的总参八二五事件中倒台了呢？这还要从雷英夫与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说起。

1965年4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中联部执行一条卖国路线，指责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机会主义等，雷英夫在会后对康生说，这个路线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这么说是不是涉及到总理，是不是不合适？康生没有给予理会，事后，雷英夫向周恩来做了汇报，随后，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讲了康生的谈话，毛泽东要康生来，毛泽东问康生，谁让你讲的这番话？开始，康生不承认说过，接着，毛泽东说，雷英夫已经报告总理了，你的讲话为什么不经过常委的讨论，为什么不经过我的批准呢？康生就做了自我批评，还掉了眼泪，说对不起主席总理云云。

作为毛泽东的亲信的康生这次可以说是大丢面子，而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对康生如此责问呢？早在1963年，毛泽东自己就点名批过中联部的三和一少，何以这时候不同意康生的讲话呢？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针对王明等人写过九篇言词激烈的“激愤之作”，这几篇文章没有在党内公开发表，只交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个人看过，胡乔木作为秘书有幸得以亲见。（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13页）而这九篇文章突然在1965年1月的时候，被毛泽东批示给李井泉、陶铸、谢富治三人传阅，并且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原文中有多处提及周恩来，指责周恩来的字样，这次，也就是1965年1月2日的这次提议修改之前被毛泽东划掉文中周恩来的名字，毛泽东说：“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的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49页、50页、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而1965年1月又是什么时候呢？毛泽东以后在七十年代见到斯诺时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就是在1965年年初形成的，而毛泽东同胡志明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的形成时间则定为1964年年底，不论是1964年年底还是1965年年初，这时候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准备拿下刘少奇不再作为他的接班人了，所以，为了达到在拿下刘少奇以后，中央政府继续有人在把握全局上做到很好的配合，他不能不借重于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在党内威望很高，再有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的内行领导不至于因为这样政治上的大动作让国家处在一种长期混乱之中。也因此，毛泽东不是不同意批判外交路线，而是不希望看到康生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

但是，这里面的曲折发展是需要历史作出结论的，雷英夫怎么会完全知道内中的关联呢？他的这一冒头无形中成为康生的“对头”，当康生大权在握以后，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

至于说到江青与雷英夫的矛盾则在于雷英夫的女儿参与了围攻江青的活动，江青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正好八二五事件发生以后，

江青就对周恩来说，雷英夫是原来埋在你身边的定时炸弹。而后，毛泽东在雷英夫的材料上批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雷英夫专案审查是在总参专案中十分受到重视的，李国西派得力干将李玉清去提审雷英夫，第一场过堂就让雷英夫罚站23个小时，

随后，专案组几个成员用皮鞋狠踢雷英夫，用李玉清后来的交待说，雷英夫“痛得满地打滚”，他们动用了刑具，雷英夫的小腿被打折，以后做了特殊处理，雷英夫的背部被打成重伤，就在这种情况下，雷英夫招供贺龙准备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这就和成钧所说的十月一日吻合了，这两份材料被剪裁以后成为贺龙兵变的主要证据报送毛泽东处。

雷英夫被关押八年之久，以后还是叶剑英、周恩来发话请示毛泽东以后才被放了出来，周恩来在批示中说：“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而雷英夫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大抵和他曾经揭发过刘少奇多少有关。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6/11/915051_415245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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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结局

以前夏侯胜、黄霸谈到霍光大权在握的情景都表示担忧，而后代史学家认为霍家之所以灭门，一则是汉宣帝过于残忍，一则便是因为霍光不读书或者读书太少，不知道逊避的典故。
其实，贺龙也是死在读书太少这上面。
林彪生前提到“双一”的标准，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认为双一里面出来的才是嫡系。后来批判林彪的这个观点，其实就事论事，林彪的这一观点并不算错，而且渊源完全可以从毛泽东身上找到。
党内一直反对“军党论”，但是，自从武装革命以来，其实军党论始终是主流。而军队中尤以毛的红一方面军为正统。这样一来，红二、红四就成了支流。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当年有过抗上的历史，更给人以口实。
相对于张国焘、徐向前而言，贺龙跟定毛则显得有点紧跟的味道。凡是毛在搞左的那一套的时候，贺龙都表示出积极的拥戴，而且用行动加以落实。这倒不是说党内、军内仅有贺龙如此表现，而是说在非嫡系部众中像贺龙这样突出的的确显得意味深长。
贺龙紧跟毛的结果给他自己带来了实惠，所以，庐山一旦批彭，贺龙很快成为主力。在追逼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事情上，贺龙激烈的态度可以从一些只言片语中找到答案。肖华发明了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不奇怪，因为肖华本来就是靠着“双一”这一标准起家的，而贺龙也这么卖力气的追捧，就只能从历史上找答案了。
毛十分留恋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某些极左做法，所以，贺龙就主动提出取消军衔，这等于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贺龙以“偏师”出身的山头老大在庐山会议之后成了军委第二副主席，还赢得了在林彪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代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殊荣。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名贺龙做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元帅也受到毛的提名即罗荣桓。而山头明显比贺龙还要大的徐向前则迟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当选政治局委员。
在六十年代的头几年，贺龙风头正健，审查彭黄、取消军衔、大比武等等，贺都成了主角，毛泽东表扬贺，刘少奇也表扬贺。以致于到了批判罗瑞卿的时候，刘少奇不清楚会议内容还要专门跑去问贺龙。罗瑞卿作为毛泽东的哼哈二将之一的大警卫在六十年代中到处都在贺龙的身形之后，尤其可见贺龙当时显赫的地位。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可惜贺龙并没有读懂这句话，或可说根本就不知道。他一个红二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风头甚至盖过了林彪这些毛泽东从井冈山时代就培植的嫡系大将，这本身就预示着很大的危险。而毛、刘关系最为紧张之际，贺却浑然不知，仍旧试图准备在两个主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还主动担起调节两位主席关系的调停人，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曾国藩说过，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他还认为：“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些话对于古今以来的权臣的出路有了明确的指示。
曾氏相去共和国的创立时间不算很长，而且贺龙早年的把兄弟何健一生以曾国藩再世自许，况且贺龙也是湖南人，对于这位湖南的“先贤”的警句居然毫无洞察，其后贺龙遭致暗算，从这个不知逊避的意义上讲，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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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被诬“二月兵*变”始末

66年6、7月份的北大，有一团干部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年二月，有人到我校来看房子，说要驻一个团的兵。一瞬间，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声音都变了：调动这么多军*队干什么？很明显，是要搞政*变！
另一人接茬说：听说还很急，好像马上就要开进来的样子！当场就有人肯定：这是在搞兵*变么，“二月兵*变”！于是，一篇火药味甚浓的大字报出笼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大字报立即被满怀革命豪情，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的“革命师生员工”火速转抄，迅速传遍北京各大专院校。

北师大有名学生听说卫戍区也到人大看过房子，陷入沉思：这是偶然的吗？北京？彭*真？二月？那边要住一个团？这一切的内在联系是什么？阶级斗*争可是你*死我*活的呀！他奋力疾书，给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刷了张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副标题“质问郭影秋：彭真黑帮要到人民大学驻兵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捕风捉影到演绎出“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是第一阶段。
　　　
康生的联络员向他简报了“二月兵变”的传闻，康用红铅笔在此材料上批了“重要”二字。一次汇报会上，康突然向在场的郭影秋发问：

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答：没去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你知道这件事，汇报过没有？
郭：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康把联络员抄来的大字报甩到桌上：“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

7月27日晚，康生在北师大群众大会上正言宣布：“就在今年的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 …策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住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这件事是包含着极大的阴谋的！”康生不愧是玩阴谋的老手，他就能把“看房子”这件“千真万确”的事情，不知不觉偷换成了“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了！

从学生的大字报到康生“中央首长”讲话，是第二阶段。

与此同时，林彪和叶群正为缺少整肃贺龙的“重磅炸弹”而犯愁。叶群甚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代表入场时，故作惊叫：贺龙带枪！如临大敌的警卫“接触”后发现，那不过是个烟斗。

叶群无奈的对江青说：林总最怕贺龙身体比他好，昨天有一点觉没睡，为这事犯愁。
江撇撇嘴：那你说他身上带枪有个屁用！
叶叹口气：全国都再传“二月兵变”，我想让贺龙也沾上边！
这下倒提醒了江青：二月兵变？贺龙？ … …这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她立即找康生去了。

我手头有份当年北京卫戍区为澄清事实所写的报告：

中央军委于1966年2月4日指示北京军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该团归卫戍区建制… …

3月2日，北京军区下达命令，由x军x师负责组建任务。

新组建的这个团，没有营房，由卫戍区出面向北京市人委（即市政府—作者）交涉，请求支援。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以后市人委出面借用。”… …正在这时，海淀区人武部介绍：有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有些空房可用。于是找房的同志先后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初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愿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用。

但是，卫戍区政委刘x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妥，决定不借。由南苑的一个教导队挤出一部分营房给新组建的部队，不够住，就搭帐篷，或住靶场的靶壕。… …

有意思的是康生在此报告上的批语。他用红铅笔在x军x师下边划一杠：这是贺龙的老部下。在“或住靶场的靶壕”下面又划一杠：是修碉堡吗？不久，叶群捉刀代笔诬陷贺龙的材料，也转到了这位“中国的捷尔仁斯基”手里。于是乎… …（伤天害理呀---作者）康生的一篇大文章做成了，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郑重其事的宣称：

贺龙私自调军队搞“二月兵变”，他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住靶场的靶壕就这样演绎成了修碉堡，好想象力呀----作者），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相信知道真相者会大感惊异----作者）贺龙把持体育口，他在体育界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养蜂夹道！… …还有电台！体育搞无线电干什么？那是进行政变联络的！他为什么对体育那么热心？那里的人年轻力壮，搞政变顶用。

从学生怀疑的大字*报，到康*生的“千真万确”；从叶*群的“苦恼”，到康*生的演绎加工，目标从彭*真到贺*龙，最终完成了“二月兵*变”的全过程。

后来的事情就更离奇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成了兵*变后的总参*谋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家里抄出北京地区的丝织地图，还有手*枪、子*弹，这廖汉生还是贺*龙的亲戚，不得了啊！

附录：

1966年8月25日，贺*龙在自己家中突然被*捕。来人未出示任何文件批示，只称执行中南**海保*卫局任务。贺坚持要来人说理由，对方拗不过才称贺参与“二月兵*变”阴谋。周恩*来闻讯大惊，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并将结果报告毛和林。正是周干预及时得力，再加上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保，才将贺龙保出来。不久，毛又 … …对贺龙表示安慰：我是保贺老总的啊！一擒一纵，对所有中**共元*老都是警告：若有不*轨，决不手软！

贺龙“在台上”直呆到11月份，还参加了第一次几位元帅接见军*事院校师生。（第二次就没份了）但该办的事终究是要办的，甚至住在周恩*来的西花厅都不行，几个月后，贺在周家中被造*反派带走 … …直到他死*亡。

1980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时明确指出：“二月兵**变”纯系谣言。老帅终于可以闭眼了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d27363217.htm [复制│超文本复制] 返回〈文革故事〉关闭窗口 | 隐藏边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