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兽还是绵羊

danny

  广 州六中初一丁 老眠 　
日期：2010-1-4      
老坤最近经常胡言乱语,周围的人怀疑他变成了脑残。他说我们这一族人是一群会变身的动物,用铁笼关起来时是一群温顺的绵羊,开闸放出来就变成凶暴的豺狼。 很多人认为他不正常,任由他说什么也懒得搭理。偏偏小尊常常与他辩驳,大概以此为乐。
      无论怎样，老坤毕竟有了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于是给小尊讲了一段往事,据说是他亲眼目睹。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正处于高潮，城市里人心惶惶。某一夜,老坤说因年代久远而不记得是几号,老坤,当年是小坤,整夜没睡,因为窗外敲铜 盆、击铁桶的声音彼起此伏,响彻这个几百万人口大城市的上空,由近至远,由远及近。凌晨3、4点, 一群儿时玩伴来敲门告诉他,"劳改犯"大军被全线击溃,附近的居民捉了几个俘虏,在镇安路处以极刑,大家一起去看看,如何?
    到了路口,少年老坤闻到一股怪异的气味,越往街里头去,气味越强烈。镇安路,即从十三行路口至六二三路那一段,长度不到200米,三个被执行刑罚的人就在这里头。老坤记忆中所见的第一个是被捆扎在路灯柱上的,血肉模糊,已经死了。第二个跪在一幅砖墙下,双手绑在背后,上身赤裸,一根四分粗的水管插在背部, 浑身湿透,垂着的脑袋滴下来的水,应该说是血,在他膝前形成一滩,看样子还有气息。因天色黑暗,血和水都是一样黑色的。第三个是躺在地上的一条尸体,位置 在文化公园的西门,就是现在水蛇村酒楼的南侧。包括小老坤在内的很多市民来这里看热闹,像观赏博物馆里的雕塑一样。
    就在那一夜，城区不少地方分别吊了很多尸体，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老坤说，一条短短的街道就有三条“咸鱼”（尸体），你可以想象若大的城市会有多少条。这件 事很奇特，各自不相往来的街区居民，竟然如接到统一号令，采取一致行动去杀人。老坤说这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城市开埠几千年来仅此一遇，应该在历史上记上一笔，甚至应该出版几本有关专著。小尊说你老坤的脑袋有病，虽然那时候自己父母的精卵天涯相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抱成一团让我这小尊出世，但是近年也 看过一些书报，知道那年代集体死亡的事件多得很，你说的这件事简直是小儿科。话虽这么说，小尊对老坤挑起的话题却认真起来，他专门花时间到书店看看有没有记载这次事件书籍，没有，图书馆之中也没找到，互联网上则有一些记述，小尊简单梳理一下：
    “……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 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 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摘自《批陶联战报》，转引海枫《广州 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在上述情形下，市民们采取联防自保措施，“街道联防 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 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要，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闸栅，这些闸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 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闸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　入黑时分，这些闸栅就会加锁，禁止出入。”（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查阅省军管会值班日记，早在7月15日，就有这么一段记录：（19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13、16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 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8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月7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市公安局的公安 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19人，郊区有12人，越秀区有30人，荔湾20人。目前还有人看， 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月8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400多人，还在继续跑。”（叶曙明《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市民集体突发性捕杀“劳改犯”就在1967年8月11夜与12日凌晨之间全面展开。一夜之间打死多少人呢？死的是什么人？
    “广 州文革研究专家叶曙明先生和笔者先后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180多 和190多这两个接近之数。”
    一般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部分广州市民听信了劳改犯冲击广州的谣言，惊慌失措，反应过度，在黑夜混乱中把一些流落广州无家可归的外地人，例如乞丐，流浪汉，串连的学生，工人和夜里上岸入城的外乡农民等，当作“劳改犯”打死了。这可能占相当大部分。另外，精神病患，小偷及一些原来就被视 为被专政对象的人，如组劳人员，工读学生，偷渡者和四类分子等等，都成了打击发泄的目标。至于真正的劳改犯，因劳改场已无人看守而出走，进入广州被打死的，可能也有，恐怕只占极小比例。”（阿陀《“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
有了以上的资料，小尊相信老坤所言非虚。他对老坤说，“打劳改犯”是一桩群众暴力事件，是人类兽性的集体爆发。老坤接着小尊这个论点说，你现在相信了吧，我们这一族人从铁笼里放了出来，不受约束时就由绵羊变成了豺狼。老坤因自己的高谈阔论引来小尊的共鸣，显出几分得意之色。不过小尊却转到另一个问题上，指 老坤对生命麻木不仁。老坤说自己年纪小，又能做什么，那时候的人群除了残暴就是麻木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家都抱着朝不保夕的心情生活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中，生存时刻受到威胁，多年来粮票、布票限制了吃饭穿衣，又遇上兵慌马乱，到市场买肉买菜，天未亮就我就拿着小板凳去排队，说不定什么时候连米粮都没供 应，大人们的焦虑、暴躁的情绪我是感受到的。这次事件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案例。小尊说，与其说是绵羊不如说是困兽更贴切些。但愿今生不会遇上让自己变成困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