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一、走进《海浪花》
1978年秋，正值北京民主墙兴起时，我反思了自己按出版社要求进行
创作失败的经验，撰写了1篇文学评论──《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
主义精神之再生》，交给了青岛《海鸥》文学编辑部，正待刊发。该
评论组组长赵多青先生却几次找我谈话，记得最后1次是在青岛永安
大剧院。当时青岛市文艺界正开文代会，发招待票看剧，中场休息时
赵找到我说，编辑部主任认为文章政治观点模糊，要按他们的意见修
改。我表示不能接受，宁肯不发表，决不屈从。据我所知，当时官方
尽管奢谈“思想解放”，但仍有不少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被意识形态
教条所扼杀。为此我动念主办1种不受任何约束，能自由表达思想的
民间刊物，并找过几位一直在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朋友商讨此事。恰
时《海鸥》举办作者座谈会，青岛15中语文老师尚永善带来位新人，
他就是1998年春身陷囹圄的中国正义党大陆特派员陈增祥。他当时在
《海鸥》编辑部座谈会上谈及北京民间刊物，并说青岛也有。我曾到
北京西单民主墙看过大字报，也听说过北京民间刊物，故颇感兴趣。
会后，知我要创办民刊的尚老师特将陈增祥介绍给我。我与陈增祥结
识后，便相约探访了青岛民刊《海浪花》创始人孙维邦。
那时，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
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这年
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
“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
《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青，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
被捕，北京4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
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民
主墙遭到摄取了“4．5”运动成果的邓小平的敌视，一时陷入危机。
（民刊《今天》──从略）
当时，青岛《海浪花》创刊才几个月，正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正值
此时，我来到《海浪花.》。我与孙维邦交谈后，大有相见恨晚之
感，于是便决定放弃自办民刊的念头，加盟《海浪花》。那时全国民
刊普遍质量不高，《海浪花》却有《论党》、《论权》、《论人》3
篇虽是评而不是论的文章，但观点犀利，可谓上乘之作。作者孙维
邦，是青岛草制品厂工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大眼睛，装束挺
土，当时看不出他是办刊物的文化人。有了交往后，倒觉得他勤奋好
学，为人耿直，思想敏锐，且有敬业精神，只是缺乏些包容性。他把
自己的1间住房用作了编辑部。在这里我看到全国不少的民间刊物，
除了北京4大民刊外，还有《探索》、《钟声》、《民主之音》、
《北京青年》、《启蒙》等许多民刊，也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外地的民
运朋友，如天津的汤戈旦、云南的陈尔晋、上海的秦林山等。我为此
大受鼓舞。但当时令我吃惊的是，《海浪花》仅有孙维邦1人操办，
陈增祥只作一些辅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1件事，就是希
望能使其力量壮大，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为此召集了10多位
感兴趣的朋友到孙维邦处，但都因与维邦思想境界差异或话不投机，
而相继离去，仅我介绍去的葛树邦1位朋友留下。这样《海浪花》只
有孙维邦、我、陈增祥、葛树邦4人，组成了1个小小的编辑部。
我在《海浪花》发表的第1篇文章，就是从青岛官方文学刊物《海
鸥》撤回的《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文学评论，之
后又发表了几首诗歌和《试论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的政
论文章。恰在这时，以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著称的陈尔晋
先生来青，读到《试》文，约我在维邦处会晤。
尔晋云南宣威人，中等身材，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曾两度深陷
囹圄，妻离子散，仍执着于追求社会正义。尔晋为人大度，经历坎
坷，富有政治家的机敏。我与尔晋一见如故。他与我谈了他的政治计
划与设想：以“二斗出三”为行动哲学，在全国筹建共权党，并准备
去辽宁游说军头李德生，推动国家政治改革等。当时我陪同尔晋去了
烟台，在烟台山下1处招待所住了1晚，第2天在大海上留影纪念后，
送他乘船去了大连。我们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我与陈尔晋1980年在烟台山下合影）
1980年春，《海浪花》编辑部内因维邦与增祥不和，增祥悻悻离去，
编辑部的力量不仅没有壮大，反尔削弱。我为此忧心忡忡，建议编辑
部的工作开放些，以便团结朋友，扩大影响。那时，我正在青岛四方
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读古典文学，与“民革”青岛市委副主
委、四方夜校校长金又新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之谊。为此我征得维
邦同意，联络了金又新先生及文学大专班十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
如何将《海浪花》提高档次，扩充容量，办成政治、文学兼容的综合
性刊物。记得当时磋商会议是在青岛金口路金又新先生的弟弟金再新
先生家中召开的。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就改版《海浪花》给我写来
了书面意见。但维邦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已搞。这样我和树邦便
很难再在《海浪花》发挥作用了。
当时青岛文联老作家孟力先生为我推荐了牟孝柏，我又通过孝柏认识
了王钦德、庄彦等，可谓人才济济。但苦于维邦无法与朋友们合作，
工作很难展开。民主运动是大家参与的运动，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一
起工作才有前途。我眼见许多朋友资源被浪费掉，担心我们越走越孤
立，便与维邦商量，仍按我以前设想，再办1个刊物，同时把朋友们
组织起来，与《海浪花》相互支持，效果会更好一些。为此我一面与
周围朋友们筹组创办志友学社，一面协助维邦隆重推出了汤戈旦先生
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质探讨》的文章。恰在这时，青岛
新人姜福祯经北京徐文立先生介绍，加入《海浪花》，而我与树邦相
继退出。后来《海浪花》只有维帮与姜福祯两人一起工作。福祯是位
有深度，文笔不错的朋友，“6．4”时因书写小报被判刑七年。
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
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
的人民以清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
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1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
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
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
创办了《理论旗》1刊。当时我自己做了封面设计，图案是1面围绕地
球的旗帜，刻板人是我夜校的同学王海滨，油印发行陈增祥。
我把我那仅有6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作了编辑部，每天这里都会收到全
国各地的来信，接待探访者。整日忙得乐此不疲。
《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
革命”》1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10余万字的理论著作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
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
今天看来该论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
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
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刻印出版如此大部头作品的
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
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
评意见。
《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
加印。此尔晋同年10月30日也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10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
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
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
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
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
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
听王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
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
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3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
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
恐怕要住相当1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
国青年研究所，10月14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
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10月18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
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
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为此大昆与朋友们又
紧急加印了100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
旗》第2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
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
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和广州王
希哲寄来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文。当时，我有意专题介绍一
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文。这些文章今
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颇具流派代表性
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共产第四国际”的人途经香港，来青岛联络我们，我与
陈增祥出面接待，记得当时是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沙滩上交谈的，由
于他们思想很左，我们并未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再未联络。当时我与
维邦仍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息。那年9月，
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
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
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
《理论旗》上发了1篇编辑部社论《坚持团结，维护统一──祝贺中
华民刊协会在广州成立》，但并未实际参加工作。这年底，我们就遭
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
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
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
《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
次陷于难境。
三、筹组学社，出版《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建工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昆、胡海东、张宵旭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1个组织来推动山东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也就是这年
9月，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
《宣言》全文如下：
民主志友学社宣言
谁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不！我们并不落伍，更不忧愁。君不见伟大的“4．5”运动用鲜
血凝成的证言？
谁说我们是虚弱的一代？
不！我们并不空虚，更不脆弱。君不见当我们触及到自身的伤疤
便又沉入对时代的深思：
时代失去了什么？
祖国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什么？
面包还是舌头？
为什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如此缓慢，“社会主义”国家，远远落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为什么马列主义被歪曲成释迦牟尼，“解放人类的科学”竟成了
奴役人的经书；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更为严重，无数“贾桂”不敢争取做
人的权利；
为什么真理会充当权力的情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竟与封建专制
主义接吻，拥抱。
我们决不形而上学地解释这些异化的现象，更不简单地把“四人
帮”捧起来充当造祸的偶象。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这段历
史，决不执迷任何神明与教条。我们要向社会更深处探索。但这
种探索即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书生意气，而是以血和时间为代
价的。尽管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各
种束缚人们手脚的封建枷锁并未砸开。本社的诞生，就昭示了向
旧势力的挑战。那些敌视和阻拦民间社团自由结合，行便公民权
利的人，在不可抗拒的社会进步民主潮流面前，不过象敌视男人
割辫、女人放脚一样可笑。面对今天这样1个积弊如山的社会现
实，我们看到了这样几种人：有的是指手划脚，评头论足的清谈
家；有的想有所作为，但又无从做起；有的埋头读书，不闻世事
……但我们更看到不少立志改革的爱国志士。
那么，我们怎么做？
时代向每1个爱国忧民的正义青年提出这样1个严肃的课题。
行动起来吧！让我们用自身的实践，毫不犹豫地做出回答。尽管
我们这一代遭受了惊人的坑害，但我们绝不陷入对生活的嫌恶和
哀怨。改革社会，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在吸引着我们，我们毫不
畏惧地把目光投向前方。我们不仅需要资本主义世界早已实现的
“四个现代化”，而且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五个现代化──政
治民主现代化。
甚于上述宗旨，我们自觉地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志友学社”，
勇敢地做出这样地诀择：“我们感到地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
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但将永远存在。”（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的考虑》）我们要
在自己一代的旗帜上，用饱蘸热血的双手，庄严、鲜明地写下：
“思索的一代、创造的一代”。
民主志友学社
1980年9月
后经多次预备会议商讨，选举了学社领导班子──理事会。我因当时
已被当局监控，为确保学社的生命力，故推荐为学社筹建作了大量工
作的邢大昆担任负责人，大家一致认可。学社理事会下设组织组、秘
书组、通联组、财务组、编辑部，由学社理事会成员分别领导，同时
出版社刊《志友论坛》作为舆论阵地。
学社的领导成员有：
◆邢大昆：负责全社组织领导和对外总联络工作。
◆胡海东：主要负责秘书组工作。
◆牟孝柏：主要负责财务组工作。
◆李协林：主要负责通联组工作。
◆薛超青：主要负责编辑组工作。
◆张霄旭：是学社最年轻的干部培养对象。
◆牟传珩：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理论工作。
按学社章程规定，所有成员来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记手续。一切筹备
工作就绪，我们便在青岛四方机厂图书馆举行了学社成立大会。那天
共有正式成员30多人，并有不少社外朋友以观察员身分列席参加。大
会开的热情洋溢。会上大昆做了经我修改过的筹备工作报告，我也做
了专题发言。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标
志着山东民主墙时期第1个公开、独立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诞
生。青岛民主运动从此走上了组织有序的活动阶段。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公开、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
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抨击时弊，
伸张正义，传递民主信息，促进人权发展，以扩大学社的现实影响
力。
（原件──从略）
学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
间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我当时经常给大家选讲一些有见地的民运理
论文章。同时，学社还以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公
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来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的方式，强调民
间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已经存在的事实。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
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
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记得当时学社分成多个小组，分头
行动，四下张贴标语，声援波兰独立工会。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
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
其艰苦，特别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
外，我们相当重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
主运动延续不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国民刊运动渐趋反弹性的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
主竞选运动十分活跃，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
的民主选举团进京请愿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院也沸腾起来，
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加之全国民刊协会正在酝酿中，北京
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尔晋进京不久，便打入胡耀邦
培植改革力量的团中央与社科院联办的“中国青年研究所”。他刚刚
站稳脚跟，便来函邀我进京考查北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
临行前，我将《理论旗》与学社工作全部交代给邢大昆，并与维邦匆
匆告别（为他带了3封信）。
进京后，尔晋先请我在1家不大的餐馆吃了顿涮锅，而后在1家照相馆
又合了张影。当时我们经济很紧张，这也算是1次破费了。尔晋在京
暂住东郊1处生物科学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尔晋邀我与他在此
同住。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先在1家旅馆，约见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
上访团代表陶森。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大有相见恨晚的感
叹，以至于我们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们的上访团运动失败后，
陶森是这样来信向我陈述的：
鲁基同志：
您好！谢谢您的关心！
早已收阅您的来信，无奈学院情况复杂，一直拖至今方回复问
好，望您原谅。
上月14日接到人大“八条”批文，我们总算替全院学生作了一点
善后工作。但返学院后，由于省委毛致用、院党委苏明、李秋
枫，姚立成等及特工人员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招降纳叛，造
谣惑众，一部分学生代表（以梁恒、程安庸为首）投降了叛卖
了，添油加醋地供出了我“借民主选举反毛致用、进而反华国
峰、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在京与民刊搞反革命串连”“出卖
情报、里通外国”、“要发动第2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倒
省、地、市的干部”等等8大罪，把学院搞得一塌胡涂。一部分
同学迷惑不解，一部分同学心灰意懒，一部分同学愤怒至极。更
为恶毒的是，院方大整我的专案，又派人跟踪、监视我的一言一
行，还勾结社会上的流氓企图利用“挑色事件”来对我进行毒打
和暗害，幸亏我一贯正派，无隙可钻，但我仍处于重重包围的危
险之中。这几天美国之音的播送中国上层消息，形势好转了一
些，在同学心目中，我总还算1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这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官僚们的镇压、分化、破坏，加上内部的
叛卖和投降，加上很大部分学生领导人对形势、目的的不明确，
知识分子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已的个性而不顾大局。加上我组织能
力，领导艺术、理论水平、宣传能力诸方面的低下，造成了这种
局面，我痛心疾首啊！
我院选举迟迟不予公布程序，检讨也没有作一个，院方正在摸同
学的情绪，总想利用有利时机将我压下去，而选上他们中意的代
表。我一面准备下一步选举时站出来竞选，作最后的斗争，一面
走访群众征求意见，一面汇总材料，刻印后一定奉上一阅。
敬望您们多批评、指导、帮助，使我能在改革的道路上成长起
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在铤而走险！
与一切邪恶势力搏斗，正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在。
顺致
改革之礼！
陶森 敬上
12月17日
我到北京从第2天开始，每天往返百余里，中转3次车，从东郊来到北
京大学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到学生宿舍广
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
远、费远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那时，北京学生方觉等正在
起草《出版法（草案）》，并商议我可不可以代他们在山东征集公民
签名。我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
应。我在北大待了4、5天，直到胡平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
论。那天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看望、鼓励
胡平。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
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上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
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在现场。
胡平在校属比较温和、稳健的1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
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
也对他感觉不错。我在临回青岛时，希望方觉他们能及时写出学生民
主竞选的理论分析与情况综述的文章来。这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意义
重大。我回青后，又去信叮嘱。方觉来信这样回答我：
鲁基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我们很高兴。
通过在北京的简短的接触，我们对你们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坚持
革命的方向深表钦佩。我们也一贯有志于坚持这一方向。希望我们今后互相学习，互相协助。
北大的民主选举已接近尾声。第1轮投票今天结束了（预选），
结果尚未公布。第2轮投票（最后确定人民代表）将于本月11日
进行。选举结果，将在今后的信中告诉您。
从理论上分析民主选举的文章和对这次北大选举情况的综述，正
在考虑之中。由于要读的参考书较多，要搜集的材料亦较多，所
以这两篇文章的完稿日期将比过去设想的要迟一些。大约2～3个
星期后才能写成定稿。一旦写成定稿，立即给你们寄去。
《出版法（草案）》的初稿，已经写成。准备在选举工作完毕之
后，征求校内的关心者和支持者的意见，然后写成定稿。定稿大
约4个星期后可写成。定稿将在校内与校外征集签名。定稿一旦
写成，亦立即给你们寄去。
今后给我们来信，按如下地址邮递即可：
邮政编码100871
北京大学7812信箱 方觉
代表费远和其他同志向你问好！
致礼
方觉
80年12月8日
如此同时，我回来的第1件事，就是就北大学生竟选活动写出详细调
查报告，发表在《志友论坛》第2期上。
当时，我在北京期间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张，除要考查北大学生竞选，
还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会见了文立。他
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之
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
友们。我对吕扑印象很深。他中等身材，很胖，戴了副深度近视镜，
是音乐家吕骥的儿子，1个官宦子弟。记得1978年，他在北京西单墙
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点火炬的
人”，后他应召与胡耀邦谈了1次话，又被认为是官方收买了的人。
他曾来青岛找过我，可惜当时我回烟台了，他仅留下封信便返回北京
了。后来我们便有过1段交往。与吕扑他们见过面后，我又应邀在1木
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的协调会。入会者有扬靖、马淑季、沙
裕光、何德普、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10几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不
同刊物。会上，我应邀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
回答个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要重视建立
第“三条线”的意见（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
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此外，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为讨论陈尔晋理论，与河北王屹
峰（笔名东方）通信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后，特意前往保定
与他会面，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屹峰偏瘦，浓眉，很干练，为
人率直，写得一手好字，常以诗抒情，抱负满大，也有才气，只是性
情急躁了些。我们相见，谈话投机，他留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归来途
中，我又顺路到天津探访了汤戈旦、吕洪来、刘士贤等诸友。汤老当
时年已古稀，痔疮病很重，仍艰难的伏案坚持写作，疼痛难忍时，站
起来按摩一下，再坐下来继续，十分感人。他那如同枯藤老槐似的形
象，至今盘绕在我的脑际。汤老知我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刊
物，当即交我《评“中间形态”》1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我的
工作。后来我每到天津，都要与汤老畅谈。1987年我出差到天津，与
他谈到青岛的“广交友，不结社”主张，汤老说，我也“广交友不结
社”吗？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当时
民运圈子内，他经济理论的深度，可谓首屈一指的。
那次我在北京之行的归途上，与天津的朋友相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照片，只可惜全被公安当局查抄。当时，我在天津待了两天后，又途
经济南，来到山东师范学院。该校学生会1位干部周国柱，是我在建
设兵团时的1位老战友。国柱细高个子，大眼突出，好学能文，充满
了小资情调。风化当年，我常与国柱等伙伴在泰山脚下岱庙茶馆，论
古喻今，兴诗诵文。两年后，我被抽调至青岛工作，国柱被选拔山东
师范学院历史系深造。我们长期保持联系。我每去省城济南，都与国
柱、德忠、锡铮等兵团老友聚到一起神聊。我从事民运工作后，将各
地民刊与民运信息传寄给他，由他在学校同学中传阅。我曾为此去过
该校，专门向他们介绍全国民运，也由此影响了一些学生，导致了校
院以诗朗诵为形式的学生运动，并走上街头，惊动了山东省教委。当
时，国柱他们也有意办1份刊物与我们呼应。我正是因此而在去北京
的归途上，在济停留，与他们共磋的（这便成为官方指控我煽动学生
“闹事”的1项罪名）。事实上，当时我的行踪已被监控，国柱为此
受到校方严厉处分。本来他毕业被内定留校，但却因此而被发配潍坊
师范任教。
〔《自由之路──21世纪中国思想犯难狱回忆录．第七章》〕 | 
发表于 2009-11-29 13: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