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如何出笼的

胡不曰曰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如何出笼的？
——与《毛泽东传》作者商榷  

胡学常   
                                                              


一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是“文革”的一件大事。经典的“文革”叙事，一直把它视作“导火索”，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它讲起。但是，姚文元文章究竟如何出笼，尤其是毛与姚文的关系如何，几种常见的“文革史”，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未曾点透。像声誉甚好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在江青的“心怀鬼胎，秘密策划”上着墨较多，却对毛在其中的作用未予深究，竟然只承认毛“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另一种严家其的“文革史”，倒是着墨稍多，却仍是强化江青的作为，虽隐隐透露了毛的作用，最终却是未加点透。（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6—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还是外国人厉害，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新近面世的“文革史”，在首章劈头就说：“1965年2月24日，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页15，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干净利落，并且击中要害。

    再看《毛泽东传》。它的“文革”部分，自然也是要述及姚文的出笼。不过，它有意不作过多的追究，只从姚文的发表说起，然后稍微回溯一笔，为文章的出笼做了结论。这个结论，倒是毫不含混，点得很透：“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说得很清楚了，在姚文发表前夕，毛才见到文章，他仅是“同意发表”而已。此前的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干下的勾当。

    那么，做此结论的证据何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也是训练有素的史家，当然知晓要用史料说话。然而史料的选取，却是大有讲究。《毛泽东传》举了毛的一次谈话：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上）

    此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似乎谈得很坦率，把一些涉及党内高层斗争的秘辛都和盘托出。《毛泽东传》拿了如此好料，恰可证明前此做出的结论。

可是，还有一则史料，也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xx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xx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xx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页130，编印者不具，1967）

    这是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上引材料只标明在1967年，并未注明具体日期，且材料中出现的主要角色，以“xx同志”示人，仿佛要保守机密似的。查网上流传的“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知时在1967年5月，而“xx同志”，正是不难猜出的“江青同志”。

    毛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同样谈得很坦率，涉及的高层斗争的秘事，两次谈话也大抵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毛自己与姚文炮制之关系。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毛说姚文的炮制，他基本上不知晓，是江青他们搞的，仅是“先告诉我要批评”。而后一次和军事代表团的谈话，毛说的却是“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这个差别未免太大了。前者毛是被动的，差不多是蒙在鼓里，直至姚文写成，他才知晓，才赞同发表，以作为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而后者，毛不惟主动，而且早已和江青密谋好了，江青他们不过是执行了毛的“战略部署”罢了。

    作为史料，毛这一次谈话，并非难得一见。对专攻“文革”的人而言，它更是常见的史料。果真未见，而姚文的出笼又非同小可，则撰写“文革史”的资格和能力，势必成为问题。《毛泽东传》的作者，当不会出现资格和能力的问题，何况他们比一般研究者更加见多识广，说不曾见过此史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只是他们很有苦衷，如果选用此则史料作为证据，《毛泽东传》的那个结论便不能成立。而选取毛前一次谈话的史料则不然，既然姚文的炮制乃是江青背着毛的阴谋勾当，那么，毛尽管发动了“文革”，但他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江青的“蒙蔽”，甚至可以说被江青他们“利用”了。

    同一件事，毛居然有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自史料鉴定的角度言之，哪种说法才是毛的真话，亦即历史的真相，尚需进一步的考证。那么，《毛泽东传》选取毛的前一次谈话作为史料，是否即是作者经由一番考证之后作出的取舍？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妨举出更多的史料，看一看在姚文炮制和出笼的整个过程中，毛究竟充任何种角色。

                                                                                         二

    批《海瑞罢官》，其实早就在拟议之中。当初吴晗创作此剧，七易其稿，于1960年11月定稿，旋即开始彩排，翌年2月，由北京京剧团正式上演。1962年7月6日，江青观看《海瑞罢官》，立即指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停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页305，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翻印者不具，1969年）江青所谓的“政治错误”，不外是该剧影射现实，配合彭德怀翻案。还有材料表明，她还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指出戏剧、电影界的严重问题。（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见《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海瑞罢官》的问题，即在这些“严重问题”之列。江青建议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被部长们婉拒。（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页32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62年7月，周恩来根据江青的意见，找到吴晗，告诉他，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了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吴晗传》，页331。《吴晗传》写作“1963年”，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当在1962年。页305）1962年北戴河会议间，毛多次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已摸清风向，对毛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页946，红旗出版社，1999）

   《海瑞罢官》公演不久，即有江青的发难，继而有柯庆施等的附和，连周恩来也惊动了。1962年夏，正值彭德怀上毛“八万言书”，一时空气紧张。在此政治形势下，过敏之辈认定该剧影射彭德怀罢官，也不能算太过离谱。关键是毛的想法和态度。《海瑞罢官》公演之初，毛是欣赏此剧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次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转见《吴晗传》，页325）1962年夏，毛对《海瑞罢官》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客观呈现的态度上，毛并不主张对该剧即刻进行批判。

    毛似有更深远的谋划。实际上，毛是否认定《海瑞罢官》有影射之嫌，并不重要。日后赞成批判《海瑞罢官》，也并不意味着毛就真的认为吴晗在搞“罢官”影射。毛这样的人物搞政治斗争，考虑的是一切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十分讲究政治斗争的“章法”。众所周知，1962年夏秋间，是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捩点。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围绕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多次讲话和插话，重提阶级斗争，同时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议间的一次讲话中，毛忿忿道：“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页178，1967，编印者不具）毛此间的心迹，在这句话里已表露无遗。毛又一次抢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一洗“大跃进”失败以来两年多里的“灰头土脸”，开始了正式的反击。八、九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延续毛在北戴河时定下的思想基调，确立了一套“反复辟”或曰“反修防修”的“革命话语”。此话语稍作改良，“文革”期间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是指导“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所以，江青认为，“文革”的前奏，始于八届十中全会。（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页298，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反击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向吴晗进攻的时候。吴晗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其背后是北京市委，是敢干而坚毅的彭真。而彭真的背后是“接班人”刘少奇，除非到了和刘少奇摊派的火候，吴晗万万动不得。江青早在一年前就放出来了，那就让她搞她擅长的“文化革命”，先在外围把火烧起来，烧出一种革命的气氛。

    江青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刊发在1963年5月6日《文汇报》上。也就在1963年，鬼戏和香港电影停止演出。破中有立，这一年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上海方面，柯庆施竭力配合江青的“文化革命”，先是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继而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会。至1964年6、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以“文化革命”领导人的新形象，作了《谈京剧革命》报告。

    此是第一轮大火。为了把火烧得更旺，毛密切配合江青，或讲话，或批示，锋芒所向，直指文化和宣传部门。毛念念不忘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说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毛甚至动了很大的气，威胁文化部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1月指示，见《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页64，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等编，河北大学井冈山兵团独立大队翻印，1967）。震动最大的，当是那两个著名的“批示”。此是毛惯用的“甩石头”招数。一个在1963年12月12日，以柯庆施的曲艺经验“批示”给“彭真、刘仁同志”，实是向北京甩出了“上海石头”。毛措辞严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6—43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另一个在翌年6月27日，批示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斥责那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9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三

    以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和毛的两个“批示”为标志，第一轮“文化革命”的大火业已烧至极致。接下来，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64年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忽而危言耸听道：“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毛泽东思想万岁》，页279。日期原作“6月16日”，查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当是“6月8日”）大火进一步往上烧，眼看就要烧到最高层。8月1日，刘少奇在怀仁堂召集大会，发表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下去蹲点，不蹲点，不能做领导工作，“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页408，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他越说气势越大，竟然说，“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同上，页413—414）。“开调查会”是毛倡导的方法，刘少奇犯了大忌。果然，刘作报告后，江青到毛处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页573，北星出版社，2001）8月20日，毛在北戴河同华北局李雪峰诸人谈话。李雪峰不赞成下发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也不同意刘少奇“四清运动”的做法。毛在谈话中大捧李雪峰，居然一改“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刘少奇”的一贯说法，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同上，页574）

    也就在从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毛指示把39个文艺材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就包括《海瑞罢官》，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页329）又据王力回忆，此间毛拟定的“保护名单”里，可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和翦伯赞诸人，却不见吴晗的大名。（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页599）似可断定，从这时开始，毛下了决心，打算抛出《海瑞罢官》，将大火烧向吴晗及其北京市委。决计批判《海瑞罢官》，竟与毛刘冲突的公开化同一个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表明批判《海瑞罢官》在毛的“倒刘”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据陈丕显回忆，江青曾告诉他，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开始物色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页2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康生后来说过，1964年，他同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66年5月5日，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页16，新天出版社，1997）康生善于窥测风向，估计也是在此时，他领会了毛的战略意图，这才就《海瑞罢官》问题向毛进言。

    待到日后姚文元文章发表，大火烧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烧及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毛这才对身边的人道出了“革命战略”，“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王力反思录》，下册，页591）。由“剥笋政策”回思既往，批判《海瑞罢官》和“倒刘”之间的关系，便更为清楚了。

       1964年9月，毛下发了《海瑞罢官》作为批判材料，可是，中宣部并不是积极执行，按照“文革”间的说法，“中宣部对这个重要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对三家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页329）。中宣部的做法可能不似这般严重，但“软顶”的情形会是有的。彭真自然也不赞同批吴晗，他反对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主张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江青就说过，“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甚至在北京，江青找不到撰写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写手”，她先找到昔日建过奇功的李希凡，李表示不能接受任务。（《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页29）据毛曾对斯诺愤然道：“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斯诺同毛泽东谈话，1970年12月18日，载《漫长的革命》，页263，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这样，在毛江的心目中，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中宣部也是“独立王国”。他们被迫“另辟蹊径”，采取“地方向北京造反”的模式，转而求助于上海。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支持下，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在炮制《海瑞罢官》的整个过程中，“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到了9月，文章大抵写就。此时，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出席的常委会议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之附件，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4，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毛名为询问，实则是“吹风”或“打招呼”，又仿佛是预作“伏笔”，将来回溯既往时，可以证明自己如何“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