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权！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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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7年1月11日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是它打破了本来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签发的那种署名惯例。使中央文革小组，一下子就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文革小组替代的是中央书记处。这就意味着今后如有同类的文件或电报要下发,都得有四家按序署名。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崛起，无疑让它成了中国最高权力中心的构成成员。对此,中央文革小组挤身于权力的核心地带,表明它会是毛泽东主席所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重新整风最主要的舆论导向。一篇篇热气腾腾的文章,竟像一发发沉重的炮弹,反映着当下的意向。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当时的一个超強公权系统。它所取代的不仅是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阶层,更重要的却是标志着一个国家职能机构的本位能量，将被取代.瓦解和消融。故此,很多有资历和有威望的老干部，都在这种囗悬天宪的境地里败下阵来。中国惹起这一连串的纷纷扰扰，就持续了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是从1965年5月开始席卷的。重组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1966年5月就先后搬进了钓魚台。他们觉得很滋润，因为他们都住进了钓魚台的15号楼。文革小组的运行，也从那时正式开始。起初，人们并不见它有什么大张旗鼓的举措。到后来才知道从里面辐出的射线，还是具有挺强杀伤力的。我们不要小看文革小组当时还不曾设有办公室,来回走动也只有那么一个从中联部抽调过来的矫玉山！可是,一些珠死的角逐，人少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直到6月底,除了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外，整个办公室也不过只有两人。一个是矫玉山，还有一个是刚从中央马列研究所调来的王广宇。矫玉山和王广宇他们两人，都是最初时期的秘书。后来的办公室，阵营就扩大了。人也强了，马也壮了。并且还连轴运转。办公室下面设有五个分组,文电.简报和调查。这三个分组，归属办公室管。办信组划给了戚本禹,是一个专职处理各地来信来电的。他们主要担当摘要和编发信中的各类事项,供文革小组里的核心成员审阅。记者站可就不同，它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王力主控着几百号的人马,可从来不允许有人挿手他的事。记者站众多的人力资源，是来自多方渠道的。里面有从总政来的人,也有从新华社的军事部调来的人。记者组和常驻记者，是要通过集训才能分别被安排在钓魚台的国宾馆里居住。这些记者的活动,都是扛着［解放军报］的牌子。其后的记者队伍，还不断扩展。从部队.部队的院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研究院里，又调集过来很多人。那么一大批记者，他们四出采访与活动,都不接受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记者的一切行动，只是向中央文革小组负责。所以，记者采写的任何稿件，也用不着任何人的审査或批准。记者们只是掌握快速抄送和快速发件，就可以了。当记者站一旦收到稿件后,他们又能非常及时地把它刊登在内部的报刋上。记者站自出的［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就能很快把这些文章传递到文革小组的各大成员那里。记者站以这种载体出版的［快报］，不但篇幅小,而且速度快的惊人。竟像流水作业一样,随到随印随发。在很短时间内,可以连续出版多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信息来源的总渠道！江靑从上海返回北京,就跟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他们天天聚头于钓魚台,研究和分析的就是那些东西。总之,文革小组下属的各种报类,都是在陈伯达,江青.张春挢和康生的操纵之下。当年文革小组，它主管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里的事和人。如果按照正常的组织原则，中常委是有责任听取文革小组对那些部门一些问题汇报的。毛泽东主席不在京的时候,主持和召集这种汇报会的人，理当是刘少奇。可陈伯达描出的［5.16通知］下达后，中央文革小组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实质上已经采取直接对毛泽东主席负责了。中常委和书记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请示和汇报。那不是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岂不成了一种摆设！中央文革小组的权限被放大后,就俨然成了一个凌驾在中常委之上的特殊班子。由此,文革小组的成员近乎可以执掌起全国各级官员的生死命运。无止无尽的釆访，明显是疲惫了记者们的双脚。那些缤纷的诉说，尽管带有某些客观的真实,但也常常要受到康生和張春桥他们的蓄意镌刻。往往利用短索牵引长索的手法,制造辐射之势散向各方。这种合力牵起的索,有人就压抑不住惊恐。不但使很多人难以脱解,而且还从根本上影响了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决策。中央文革小组究竟在搞什么？很多人纳罕,觉得莫名！受害者真的像似蜕去了附身的时空,再也不敢奢望会有什么凉爽。

然而,一代国人都是怀在民族的母体里。当时间在他们的呼吸中燃烧时,他们都敢在时间里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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