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睿:《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七:四五运动的产儿--思想解放运动与体制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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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产儿: 思想解放运动与体制外力量
——《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七

　　四五运动作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转折点，运动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从十月政变、邓小平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四五运动的两个直接产儿：由中共党内改革派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

　　党内改革派的形成

　　1979年，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年后，笔者和王军涛在高校竞选运动中也提出“近现代中国史上有三次大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以四五运动为前奏，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凡是派”为一方，以“体系派”（还原派）和“改革派”为另一方的斗争。改革派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思想解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的思想从毛泽东为中国规划的，在三十年实践中屡遭破产的社会模式中解放出来。[ii]我们所说的三大运动和周扬所说的三大运动，前两次是不一样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前面已经提到；详细的论述请参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但第三次是基本一致的。

　　“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胡耀邦为主帅，获得了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支持，并形成了一支包括胡绩伟、王若水、周扬、于光远、吴江、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林涧青、阮铭、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童大林、严家其等人的改革派理论队伍。胡耀邦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他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说：“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宣传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iii]

　　严格地说，在四五运动之前，只有党内改革分子，还没有党内改革派；是在四五运动之后，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才形成了改革派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派别。由改革派理论家执笔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写道：“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挑动和分裂，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长期陷于派性对立的人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为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宣传和伪善外衣所迷惑，一度受骗上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存亡面前，也分清了敌我，翻然醒悟；暂时有过彷徨、动摇、消沉、悲观情绪的人们，在这里重新取得了勇气和斗志；遭到过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坚持原则、宁折不弯的人们，再一次走上了战场；工作、学习或生活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里的人们，也冲破禁令，投入斗争的漩涡。”“斗争使人民‘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关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7页）。一些在这以前还犹疑着、忍耐着或不明真相的人，也拍案而起了。斗争没有停止，而是沿着纵深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这些动情的文字，是党内改革分子从四五运动中获得鼓舞、自信和集体力量的真实写照。

　　尤为重要的是，许多改革派理论工作者思想的根本性转折，是在四五运动期间完成的。王若水回忆说：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受批判的时候，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日子非常难熬，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懂得为什么文革中很多人自杀，的确是熬不下去了。虽然我不会自杀，那时就想走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我就会抱头大哭。……转变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的情景。那时候蒋管区和解放区只隔一条河，过了河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啊，说：“我们自由了！特务管不着我们了！我们爱怎么骂蒋介石就怎么骂！”觉得那是非常自由的土地。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他们要消灭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iv]

　　李洪林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幸和毛泽东见面，曾经引为殊荣。早在地下工作时，由于《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吸引，毛泽东已经成为我崇敬的对象。虽然后来我屡遭打击，常常抱着委屈的心情，甚至由怨变怒，但冷静之后又反躬自省。而且即使怨忿的时候，也不曾动摇对毛泽东的崇敬。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黑帮”也曾真诚地反躬自省，自己是怎样“失足”陷入“反毛泽东思想”的泥潭的。不过他的形象虽然没有倒，在我心中也逐渐动摇了，这大概就是“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批邓”使他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他亲自让邓小平复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以自己的政绩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恢复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谁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办了自己一生最后一件蠢事——批邓，结果正像他自己常引用的谚语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怎样“深入批邓”，被批者却越批越香，而毛泽东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无可挽回地崩溃了。记得河北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这样传达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镇压！”这种传达是为了表明用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有“最高指示”。一贯以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教育全党的毛泽东，到了下令镇压群众的时候，政治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也正因为十分崇敬，所以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化就越发感到悲哀，对他滥用自己的意志给中国民族带来的苦难就越发觉得不可容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他晚年那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的尽头；国家已被拖进死胡同，人民已经公开表示反抗，不改弦易辙就无路可走了。[v]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四五运动推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形成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体制外力量的诞生

　　刘小枫在1989年“六四”前就提出了“四五”一代的概念。他说：我之所以用众所周知的“四五”事件为“四五”一代的标志，主要是符号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与——退出——反思。“四五”一代的理想主义已经历了实质性的嬗变，感伤质素极重。“四五”代群中，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精神品性，而不是意义话语。这种品性意味着，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仍有美好的、值得珍惜的、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vi]

　　包遵信说：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vii]

　　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三次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前两次运动中涌现的青年精英先后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而在四五运动后中共没有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量的注入，使之无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衰败，从一个革新政党转变成保守派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构成中共第一代领导层的主干。一二九运动（并延伸至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是1949年以后中共副科级至副部级干部的中坚，是第二代领导层的主干。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则基本上没有被中共吸纳。”当局从四五运动被捕者中挑选的几名“根红苗正”的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西宁等人，则以他们的言行表明，无意成为中共按照既定的模子所塑造的“接班人”。“‘四五’一代人与中共的分手，是另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viii]

　　“四五”一代从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就表现出对现存体制的反叛性、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对新的社会模式的强烈追求。

　　曹志杰写道：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大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并公推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写了一份有二百多人签名的起诉书，抄了两份，准备将一份贴到西单民主墙，一份递交最高法院。我们起诉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员，除王张江姚外，还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等人。起诉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也已联系就绪。在我们准备行动的前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团中央派车把我和其他人接到东四的青年旅馆。胡启立和高占祥等在那里。他们要求我门取消起诉行动。我当时提出，此事无错，不应取消。后来高占祥说：“希望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决定停止起诉活动。后来据说，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来要求我们停止起诉活动的。第二天，我便到广场向大家宣布取消了这次的起诉活动。[ix]

　　笔者以前也回忆过这段经历：四五运动平反后，官方曾召开了一次几百名“四五英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被捕者）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出乎官方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却演变成了“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全体与会者议决于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次日，北京化工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为我彻底平反，并安排我作关于四五运动的报告，我便在报告结束时号召全校师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请愿活动。上述“政治意外”发生后，官方立刻撤销了组织“四五英雄事迹”宣讲团的计划。这是支持“现代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联盟所出现的最初裂痕。[x]

　　我对曹志杰所说的事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次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看“内部电影”，片名记得是叫《冰上激情》。电影放映了一会，忽然大喇叭里喊话：“请陈子明到电影院门口，有急事找你。”我出来后，发现是我妈妈带着一个干部来找我，说是团中央派专车来接我，让我马上跟着他走。匆匆忙忙来到了一个地方的会议室，发现刚刚认识的一批四五运动受迫害者者已经聚集在这里。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些人坚持把情愿活动进行下去，有些人主张接受团中央的劝告。我因为前一天已经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情愿活动的日程和地点，所以最初是不赞成改变计划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会议多数的意见。从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四五”一代的政治主动性和首创性，是官僚政治深恶痛绝、不能容忍的。

　　曹志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贺延光同志是四五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是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团中央委员。胡耀邦曾在他的大会发言稿上批示，“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担任团中央委员”。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让他出北京市工作。北京市领导对他说，北京市就是需要他这样的干部，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市。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后来不仅哪一方都没有用他，反而开始了对他的排挤和歧视。中越战争后，北京市委组织了由团市委书记挂帅的赴老山慰问团，他是成员之一。到达部队后，在向部队官兵介绍慰问团的成员时，谁是市团委书记，谁在团组织中担任什么“官”，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唯独没有介绍他。在同战士们的接触中，不少战士就问他，包括领队在内的所有慰问团成员中，你在团组织中的职务是最高的，你是团中央委员，领队只是团市委委员，而不是团中央委员。可为什么就是不介绍你的职务呢？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对战士们的这些疑问他除了一笑了之之外又能说什么呢？由于实在无法继续呆在北京市，他只好找个机会去了《中国青年报》。[xi]笔者最近就此事询问了贺延光，实际情况略有出入。贺延光在北京团市委办公室工作一年多，据说是要安排他担任团市委领导职务的，但他非常清楚团市委有的领导本身在天安门事件中就是“镇压派”，对他自然是敬而远之，再加上贺自己根本无意于仕途，更愿意做一名独立的专业人士，此后申请调入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后又离开北京市进入《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一直到现在。

　　周为民在四五运动平反后，从青海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当时的校团委书记贾春旺，以后担任了十七年的国家安全部长和公安部长，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为民如果按照“党的安排”，老老实实地走当官的路，早就可以当上省部级高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周为民在1978年底，毅然决然地出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主编，为《北京之春》担起政治上的责任。1980年底，他作为清华大学选举办公室的负责人，与《北京之春》同仁配合，积极推动了清华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此后，他前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线，担任蛇口工业区董事会董事，并协助袁庚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和压制。最近，朱健国撰文援引了袁庚对于此事的回忆。[xii]

　　“西单民主墙”被取谛后，处境艰难的周为民经朋友介绍来到蛇口，袁庚不仅热情接纳，还委以重任，任命周为民为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处长。但“有关部门”一直紧盯着周为民，在秘密获知周为民给内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观点后，就将信转“国务院某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因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能说服袁庚处分周为民，“有关部门”又将材料转到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批示：“将周为民迅速而稳妥地送回原单位”——要将周为民遣送出蛇口——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画了圈。

　　面对如此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其时参与“画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蛇口视察，听取了袁庚的申诉后，也支持袁庚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并带去袁庚为周为民事件申诉的材料。一个月后，袁庚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

　　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同志（最先批示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同志批示。

　　自然，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关中央领导人的分别画圈，“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自由化分子”周为民得以逃过“有关部门”的制裁，一直在蛇口受到重用，后来官至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1985年2月5日，周为民化名“甄明伲”在《蛇口通讯》上发表《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发起党报可批评监督本地一把手的“新闻自由”改革，为后来《深圳青年报》勇于发表《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启蒙。

　　1999年12月10日笔者电话采访袁庚，袁庚回忆了“周为民事件”内幕——

　　“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时候，周为民就率领清华学生戴白花去纪念嘛，到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去青海去了。等到胡耀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平反了。平反之后，我就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时里有民主有自由，如何如何……他说蛇口今后的前景会怎么怎么样。后来这封信落入公安局手上，就因为他在北京那时候搞了个《北京之春》，写大字报嘛，他是总编。所以有人总盯着这个周为民。但是，任仲夷和我都反对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经讲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来孤注一掷，为周为民平反。原来公安部的报告是习仲勋批的，后来习仲勋知道我的意见后，叫胡启立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来他又打电话告诉我，把我从香港叫回蛇口，他说，老袁同志，总书记已经同意你的意见了，把周为民留下来。我说，口说无凭，老兄，你要给一份正式文件给我。然后我就派我的秘书到北京去，把领导（胡耀邦）那个批示影印件拿回来了。”

　　尽管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习仲勋、任仲夷都曾为周为民说过话，但他仍继续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无法办理护照，以致他在蛇口工作十年后才首次获准去隔岸相望的香港出差。[xiii]

　　从下面的李西宁日记中，可以看到王军涛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政治首创精神。这种主动性在此后的中共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会议上已经绝迹了。

　　昨天（1978年10月19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开会，通过选举法草案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北京的王军涛首先发言，建议韩志雄同志为中委候选人。相继，贺延光，我，韩爱民等人发言支持这一建议。韩英说，此案将提交全体代表讨论，然后主席团再通过。另外，清华大学的周为民提出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耿世忠的质疑，说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太光彩，要求解释。但主席团的头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今天（10月23日），大会发言，我亦作了演讲。在昨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由于我们一帮人的争取，使得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帮的同志：韩志雄，李洪刚和刘秀英。[xiv]

　　民刊《北京之春》成立时，王军涛和韩志雄担任了副主编（王军涛还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作为《北京之春》的联系地址）。1980年底，王军涛成为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北大竞选中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胡平在毕业分配时都受到了歧视。从1983年起，王军涛便彻底抛弃了“铁饭碗”，一直保持一种体制外的生存状态。韩志雄则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的竞选运动中担任了竞选人李胜平的推荐人。

　　李西宁在当选团中央委员前，就坚拒当官——省团委副书记，决心“归队”搞自己的专业。他写道：古人视功名如草芥，视官禄如粪土。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升得越高，以后或许就摔得越重，因为我喜欢提异议，喜欢报忧，喜欢揭缺点，这正是某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人，被视之脑后有反骨的人。不知怎么，我就是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我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为人民作点好事是应该的。若想得到赞扬以为回报，就不好了。至于发展到只能听阿谀奉承，甜言蜜语，而听不得半点意见或异议，那就快灭亡了。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xv]李西宁后来出国留学，现为加拿大历克大学计算机教授。

　　李西宁虽然回避了政治生涯，但仍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灵敏性和正义感。在西单民主墙和“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事件出现后，“我对贺延光同志说，估计中央可能鉴于形势，取消报告团（全名为“天安门事件报告团”）。果不出所料，我走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召开紧急会议，解散报告团。原因没细讲，只说这是中央主席和几位副主席的意思。此外，25日一万八千人大会新华社发了稿，但全国各报无一刊登，看来很有点儿名堂。”“四五英雄”这种新时代的榜样就像是昙花一现，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花瓣就被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和张海迪、曲啸、李燕杰这一类的模范人物。

　　李西宁积极为徐水良的平反而奔走。“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一旦采取了这种步骤，就绝非只为徐水良。它的意义有二：一是使南京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二是使每一个斗争的，正义的人感到，他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多少年的政治动荡，把中国人变得非常冷谟，谁也不敢关心谁。尤其是素不相识的话，简直不敢讲半句真话。我们要把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颠倒过来。”“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平反决定书已于春节前发出。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后来，徐水良再次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三年，目前流亡美国。）他反对封闭西单民主墙，并且仗义执言地为参与办民刊《北京之春》的团中委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等人辩护。

　　在讨论中，团中央书记处借下面之口，提出某些团中委搞自发刊物，要他们作自我批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四期简报都是关于这个问题而发的。

　　我在小组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其二，关于某些团中委参与自发刊物的问题，这不需要大作文章。人家去年11月就已停刊，这是在中央打招呼之前。

　　小组里有几个中委发言时气势汹汹，指责搞自发刊物的团中委别有用心，给团中央丢脸。我问他们：“你们口口声声‘自发刊物’，请告诉我是什么刊物？你们看过几期？”这几位涨红了脸，无人作答。

　　自四五运动以来，笔者与王军涛、李胜平、毕谊民、刘迪、孙庆柱、草峰等人一直坚持走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独立的政治道路。[xvi]1986年，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采访时说：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元”搞好。对于投机谋取一官半职者，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是以往民主运动的幸存者，我们随时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只要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朝着民主有5度的转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同年底，笔者对郑棣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坚持一面旗帜、建设一支队伍、形成一套理论”。一面旗帜是四五运动以来在我们身上积聚起来的民运精神的旗帜，一支队伍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政治力量，一套理论是坚持走中国现代化之路，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理论。[xvii]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这批人，在四五运动中就已经做好了为中国改革而献身的准备，此后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中，仍然是抱有在政治上牺牲的准备。由于有“四五英雄”这样一种保护色，当政者多少有一点投鼠忌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两次镇压中，都没有对这批人下辣手。

　　这支体制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整个1980年代继续得到发展和壮大，为开拓公民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受到国家机器最凶恶和最残酷的打击。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八九民运的所谓幕后“黑手”时，曾把笔者和王军涛所在的“社经所团体”称为反党反政府的“三朝元老”。“当局将社经所视为‘三朝元老’也并不奇怪，因为社经所团体的成员几乎参与了中国1976—1989年间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的民运活动和民间活动，包括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丛书热、书院热、研讨会热、民办研究所热、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造势、80年代的历次学潮以及八九民运。”[xviii]

　　继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之后，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何求、刘国凯、秦永敏、傅申奇等人于1980年秋至1981年春筹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其各大区分会，将体制外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9号文件后，这一全国性的民间组织遭到全面镇压，全国各地共有上千人被审查、拘留、逮捕、判刑。[xix]

　　中国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至今三十年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但仍然不够成熟和壮实，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奋斗。中共彻底改变党的性质，像国民党那样“完成从革命党（专政党）到宪政党的转型”[xx]；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中的合法反对党；这是中国民主化必须迈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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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载《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ii] 陈子明、王军涛等：《现状的分析》。

　　[iii]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载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360-361页。

　　[iv] 张敏采访：《王若水与毛泽东》，载《民主中国》，1999年第9期。

　　[v] 《命运——李洪林自传》，123-125页。

　　[vi] 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载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vii] 包遵信：《从“四五”到“六四”：陈子明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viii] 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载陈子华等：《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ix] 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

　　[x] 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

　　[xi] 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

　　[xii] 朱健国：《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载《动向》2005年11月号。

　　[xiii] 根据笔者与周为民的谈话。

　　[xiv] 李西宁文：《往事追忆：四五运动前后》。

　　[xv] 李西宁文：《往事追忆：四五运动前后》。以下有关李西宁的引文同。

　　[xvi] 参见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

　　[xvii]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等：《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xviii]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

　　[xix] 傅申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xx] 王思睿：《我的“三民主义”：媒体民营，政党民办，政府民选》，载“改造与建设”网站。

　　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大笨狗

把书题和章节数码放在标题里就好了

hg09

是呵，加上会清楚好多。我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