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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四五: 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一
四五运动距今已经三十年了。由于官方选择性地遮盖与编织历史，现在的青年人对它的了解已经很模糊。即使在学术理论界，对于它的认识与评价也是有分歧的。譬如说笔者的两位朋友，对于四五运动就有不同的说法。
徐友渔在《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中说：“从第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四五运动非常高的评价，我自己是文化革命过来的，而且我自己很早就对文化革命批判了，但是后来四五运动消息传开还是非常吃惊，当时四五运动说的话，‘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是很厉害的。粉碎四人帮，民心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四五运动给反文革的老干部以鼓励，当然不是绝对作用。第二个层次，我也相信，以后未来写历史的时候，不会像当初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给四五运动那么高的评价，整个四五运动的境界、认知水平，实际上是局限在周恩来是清官，你们是迫害忠良，这种观点到了整个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还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法治的观念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四五运动那种境界实际上不是那么高。”从运动参与者的境界和认知水平的角度来看四五运动，他认为不宜过高评价，这显然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的认识还是对毛泽东极权体制的批判，四五运动的参与者都远远不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了。作为这两次运动的亲历者，我对四五一代人在十三年（1976-1989）或三十年（1976-2006）中的思想成长过程，有着深切的感受。
王军涛在《四·五运动与中国民运》中说：“‘四五运动’的意义远超出一场简单的政治变动的前奏曲。如果我们从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史出发看问题，‘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史中的转捩点。”“‘四五运动’，不仅是结束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而且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场革命实践给中国人带来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为中国人所唾弃。‘四五运动’正是这样的转折点，它标志著中国人民开始厌恶并且反对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人民重新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新的起点！”他在这里用了好多个“端”和“点”字，强调四五运动作为历史趋势的端点的标志性和启示性。显然，每一种趋势的开端总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其思想高度是不能和顶峰或终点相提并论的。因此，王军涛的说法与徐友渔的说法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但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也足以说明，对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四五运动，还有待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
本文将对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分野和认知程度进行分析，但首先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四五运动的转折意义——它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
一、 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运动作为开端的。譬如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
在天安门广场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些载入史册的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等。但这些事件与上面所说的四次天安门运动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们把历史潮流的变化分为民心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变化是政局变化的前导和基础。历史上的四次天安门运动均是民间自发的国民运动，是民心变动的征兆；而“开国大典”和接见红卫兵之类则是政府组织的“群众活动”，是政局变化的标志。五四运动是中共成立和国民党改组的因，一二九运动是西安事变和全民抗战的因，四五运动是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因。因此，民心变化比政局变化更值得关怀历史因果的学者加以认真研究。这里所说的民心是广义的民心，在历史转折关头，相对于可以用民意测验来衡量的国民大众的倾向性，更关键的是由知识界所掌控的舆论的倾向性和由思想家、政治家所引领的前沿思潮的倾向性。
在四次天安门运动中，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梁启超曾把国民运动分为两类：“对外的”、外交的运动和“向内的”、内政的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属于前者，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激荡起来的国民运动。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源头，一二九运动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源头，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性就钝化了，中国人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抵御外敌。梁启超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 “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梁启超的期望到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曙光。四五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的”国民运动。它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八九民运则继承和深化了四五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方向。二者都是以民主主义为旗帜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种自觉主要应当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自觉，或者以一种自觉遮盖了另一种自觉，中国的政治进化就还不能说走入了正轨。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国人民族建国的自觉一直压制了民主的自觉。
疏离与回归
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我们首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展开论证。
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源于欧洲的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然没有警醒。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从自强运动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从浑浑噩噩到逐渐觉悟的三期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觉悟的标志，就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意味着浑浑噩噩的现代化阶段的终结。尽管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思想逐步启蒙，现代化逐步加速和深化的过程，但方向并没有大的摇摆。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现代化航向出现严重偏离，始于五四运动。从1918年11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到1919年5月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抗议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性在半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终结，而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显然是把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运动。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 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而胡适则连两个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也不愿意承认，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毛泽东也斩断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是指胡适所反对而毛泽东所赞美的狭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周策纵和彭明笔下的广义的“五四运动”。
由于梁启超的积极倡导，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分享了协约国的胜利喜悦。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个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发刊词》写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在1919年1月18日开幕的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本来是有光明正大的计划的，但是与会的其他列强却各怀鬼胎。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阜姆港，由于没有得到美英法的支持，他于4月23日愤然退出和会。第二天，日本代表团团长牧野男爵不失时机地再次提出了由日本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的要求，并表示不达目的就不签署和约。威尔逊在此前曾拒绝过牧野的要求，但此时为了挽救和会，被迫向日本妥协。英法因与日本曾有密约，也支持日本的要求。在4月22日、29日和30日的三次四国首脑会议上，美英法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由当时人在巴黎的梁启超打电报传回国内后，立刻引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随后，陈独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对西方文明主流的怀疑和否定，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共识。梁启超当时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卡嘎加（Soren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这样的一种“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连西方人自己也承认，“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
当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风靡全球的时候，在西方文明的边缘诞生了一种新型的苏维埃模式。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趁虚而入，狡猾地利用了中国国内的反帝民族主义。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两个“宣言”博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打动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迅速给予了答覆，说：“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然而，两次对华宣言只是空头支票，苏俄政府并不准备真的兑现。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指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中苏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并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关于你心目中世界第一伟人的投票，在全部 497 票中，列宁得 227票，威尔逊得51 票；关于谁是中国之友的投票，俄国得497票，美国得107票。显然，这时的大学生们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做出了相当明确的选择。一旦中国上了“世界革命”的战车，再想要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胡适曾说：“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走到极端。四五运动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从而进入中国现代化的第三阶段。
印红标把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分为两个流派：政策批判派和社会批判派。（本文在后面将对四五运动时期的思潮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前者针对毛泽东所推行的反市场化、反城市化、反均衡工业化的建设方针——所谓“三大改造”、“三面红旗”、“五七道路”等；后者针对毛泽东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独裁政体。尽管这两个流派都借用了一些毛泽东的话语，但用“文革”时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四五运动“非毛化”、“反毛化”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
四五运动之后，通过恢复高考制度，解冻文艺作品，思想解放运动，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为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恢复名誉，加入WTO，……中国已经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毛泽东道路和毛泽东体制，但是距离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所宣布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目标还相距遥远。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清晰揭示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没有彻底清算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畸形现代化路线，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现代文明主流。
现代文明主流
既然谈到现代文明主流，自然就会有支流、亚流、逆流……；也就是说，要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反对单线进化的历史决定论。
顾准是明确主张历史多潮流论的中国思想家。他说：“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在这里，顾准指出有英美和法俄两种革命和现代化的潮流。而且，他对于这两种潮流，有自己的评价与选择。
“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顾准承认“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是“强有力”的，他自己也曾经投身于这股力量，但到了1970年代，他已经不再认同和看好它了。
顾准说：“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顾准虽然没有把英美所代表的潮流称为现代文明主流，但指出它有“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彻底告别苏俄模式，回到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主流，是顾准的明确选择。
通过多潮流竞争涌现文明主流的历史理论，与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风马牛不相及。后者是斯大林的理论，他在《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五阶段论”。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把这五种形态说成是世界各地到处适用的，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必然过程。“五阶段论”被称为历史规律，所谓规律，一是具有普适性，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黄白黑赤，一概适用；二是具有恒定性，既可以回溯过去，也可以预测未来。斯大林提出“五阶段论”后，当时十分流行的、且有马克思的话作为依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就被当作异端邪说扫地出门了；许多信奉“五阶段论”的学者千方百计地从中国历史中找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而我们所谓历史潮流、历史趋势，则不过是一种归纳性、统计性的概括。这种概括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的时点上，对于文明主流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加入了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概括就可能发生偏移和变化。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概括了全球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和其间的两次回潮。当民主化回潮时（譬如1922年至1942年间的第一次回潮），世界反民主化力量的气势就大大超过了民主化力量。在此期间，连通常被视为英美派知识分子的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也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已经人老珠黄，而把“新式独裁”视为时代主流。到1930年代末，只有胡适和晚年陈独秀等极少数人，才能坚守和回归以英美为代表的民主化潮流。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写道：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亨廷顿认为，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是第二次民主化短波。而这一波民主化在中国更是短的可怜，只有不超过四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共曾决定开创“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也曾表示要走美国的道路。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美英和苏联在1946年春即进入冷战时期，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和毛泽东再次偏离现代文明主流。
我们现在对于现代文明主流的认识，其实与毛泽东在1945年的说法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中外思想家和学者们做过许多大同小异的概括，下面从中选取一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政治集权主义的程度，地区差别，种族宗教冲突，整合性民主的因素，阶级的两极分化程度，加之每个社会的国际地位，决定了现代社会变异的程度。容纳、价值普遍化、分化和地位提高是社会变迁的机制，可称之为继续现代化。它包括方向恒定和结构改善这两重含义。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其结果尚未充分展现，正如经合组织国家面临解决其生态负担、就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为此只有继续改革和创新。
现代化是一个仍在继续、远未完结的动态过程，其实质是全球一体化，即从过去几千年的世界诸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所谓多元一体，是指各子文明可以保留并发扬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化遗产和民族个性，但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并不要求泯灭个性与风格，但必须遵循一致的规则。每个球队和球员都可以有自己的战术和技术风格，但必须遵守统一的竞赛规则。做买卖本来就是互通有无，以我之有，易我之无，但如果在交易规则上各执一词，也没有一个共同接受的仲裁人，买卖就无法成交。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世界组织和未来的世界政府，将为一体化规则提供制度形态的保障。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是现代化进程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伴随电脑、网络技术而形成的所谓“赛博文化”（Cyberculture），可以被视为未来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的雏形。赛博文化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任何参与者都可以介入网上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可以自由地检索和消费符合个人口味的信息。能够方便地组建和解构的虚拟社区和网络交流空间，已经严重威胁到单向传输信息的现有文化媒体的垄断地位。但是，多元化和非中心化的赛博文化离不开全球一体化的因特网以及标准的或兼容（即存在一个标准的标准）的网络技术规范。在诸文明汇聚为全球文明的过程中，有些特征是可以兼容并存的，有些特征是不能兼容的，不能兼容的传统就面临着选择的压力与淘汰的命运。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多样化的、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同样也存在一个选择与淘汰的问题。当历史尚未对这些传统与创新作出最后选择时，便会呈现出一种分流的景观；一旦人类通过试错的方式作出了抉择，主流与支流的判别便立见分晓，向主流回归便成为后者无奈的结局。
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主流，在过去的维度上，是多源复合的；在现在的时点上，是多元一体的；在未来的维度上，是面向多样化选择空间的。人类现代化即全球化的路程刚刚走了一小半，未来全球文明基因库中到底会有多大比重的中国文明基因，现在还在未定之数。在创造未来的竞争中，十几亿中国人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创新不是蛮干，对于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应当拒绝；对于别人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自己不应当再去走老路。尽管失败的尝试也是一种人类的精神财富，尽管失败的模式对于现代文明主流也有一定的贡献（譬如德国模式就有两个重要贡献：理工科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现代科研体制，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尽管顾准指出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竞争的两股力量可以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模式，列宁、斯大林所开创的苏俄模式，以及从五四到四五期间的中国模式，都是错误的现代化模式；不仅在效能上是失败的、破产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残忍的、反人性的。
歧路三部曲
曾经风云一时而现今已经认输并回归主流的世界现代化模式包括法国模式（法国大革命模式和巴黎公社模式）、德国模式（俾斯麦模式和希特勒模式）、日本模式和苏俄模式。对于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是后二者。日本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模式，它是德国俾斯麦模式的一种仿造品，而且，它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五四以前。在1930年代，一部分中国政界人士曾积极鼓吹德国希特勒模式，按照王新命等“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说法，当时“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均为“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模式的衍生物。因此，从五四到四五期间的中国模式，其最大的外来影响因素是苏俄（苏联）模式。
基辛格指出，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在20世纪，德国和苏俄扮演了主要的世界革命者的角色。德国是凭借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公然向现存世界秩序挑战；苏俄则是首先抢占道义制高点，充当意识形态挑战者，与此同时积蓄在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挑战的实力。中国由于在现代工业、科技和军备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显然还无法充当德国型的世界革命者，于是苏俄型的世界革命者便成为五四后中国的惟一样板。（说一句题外的话，进入21世纪后，德国型的世界革命者正在成为一部分国人心目中的新样板。）
中国现代化追随苏俄模式步入歧途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列宁化、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毛泽东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争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
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世界革命论者，他们不仅要颠覆现存的世界秩序，而且要改变各国的国内制度。他们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就是要系统地输出革命，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国国民党也是由共产国际帮助重建的。因此，不仅中共领袖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也称：“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本来，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结保障中国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后，出现了一个十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国民政府按照世界革命的理念推行所谓“革命外交”，追随苏俄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敌人，给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在革命胜利初曾说：“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在这个时候，多党制还是存在的。到了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就宣告自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写道：“从阶级内容来看苏联的现存制度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政权的直接发条是什么呢？是谁去实现工人阶级政权呢？是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党专政。苏联政权的法律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十月革命所创建的新型国家制度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苏维埃制度。两者一点也不矛盾。”“如果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过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那么他恰恰是忘记了列宁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大林也说：“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自由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孙中山把党专政即党国制作为苏俄模式的主要经验吸取了过来。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所谓以党治国，“是要求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胡汉民则说：“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并且党外无政，政外无党”；“政治与党，即是一事，而非二事”。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时候，作为非法党、在野党的中共是主张多党制的，但当它打败了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就接过了党国制的衣钵。
列宁党的组织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其实，专家早已指出，这纯属误译，其本义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的”是一个修饰词，主词则是“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和第三国际提出党内集中制，是专门针对孟什维克派和第二国际奉行的党内民主制的。在党内生活中，或者实行民主制，或者实行集中制，二者必居其一，民主集中制或者集中民主制一类的诡辩是没有存在余地的。列宁提出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在沙皇专制下，党的公开性根本谈不到，那样做“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而没有公开性，多数人便无从了解某一位革命家的经历与品质，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意义的民主选举。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仍然延续了党内的集中制或者说集权制传统。这种制度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则，一是“下级服从上级”（包括下级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也要由上级组织部门决定，因此“下级选举上级”形同虚设），“全党服从中央”（党中央则服从共产国际）；一是禁止党内派别组织或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也就是说，纵向是单纯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横向则不允许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流和串连，以防在现有领导机制之外形成新的政策中心和权力中心。中共和国民党同样奉行党内集权制。在北伐时期，胡汉民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不仅意味着其他政党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派系势力不能脱离原党另立新党，否则就可能丧失党统的合法性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不同派系为了合法存在，必须首先在党内制胜对手，争夺党的“正统”，然后以全党的名义宣布对方为非法，为“伪”组织，或取消对方成员的党籍。“党内无派”意味着党内派别活动是非法的和受到禁止的。“派系”一词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是贬义的。这使各派系活动大多处于隐秘状态。一些派系的首领及其追随者不愿坦然承认其派系归属，也阻碍了派系成员对其宗派活动作客观诚实的陈述。
列宁有句名言：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他还对资产阶级明确宣布：我们将“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苏维埃政权先是对资产阶级，然后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党和代表农民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实行了无情的“红色恐怖”，逮捕、枪决、驱逐、停止供应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国民党和中共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也熟练地运用了这一套恐怖政治手段。张君劢曾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红色恐怖”更加厉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了当时的种种情景：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出境，由特别法庭判决枪毙，抄家“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滚一滚”……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著名学者王国维惟恐受辱，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了。
国共两党曾经在列宁化的道路上携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阶段，则是由中共独自担负了历史责任。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鼓吹世界革命时，把俄国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和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他们心目中，十月革命只是一个序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如果不能点燃欧洲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不可能独自获得完全胜利。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等人的争论中认为，依靠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可以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迅速形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赖，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二战结束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转化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理论。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就把中共紧紧地栓在了斯大林的冷战战车上。1949年，他又拒绝了美国伸过来的橄榄枝，明确表达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立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军人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流血牺牲，成为斯大林全球战略棋局中的马前卒。此后二十多年，中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学术基本上绝了缘，直到今天，中国的技术标准、工艺规章、管理组织等，还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的那一套落后模式。
1921年以后，列宁一方面加紧了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新经济政策。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成型于斯大林时期，在城市中实行了全面国有化，在农村则建立了集体农庄。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几百万人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饿死，昔日的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长期陷于粮食短缺的困境，排队购买生活日用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一种特殊景观。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诺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中共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从1952年开始单方面撕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搞“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农民吃不饱饭（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人买不到衣裤鞋帽（轻工业品凭票供应）的现象也随之来到中国。
在列宁时代，苏共的领导机制可以称为寡头统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一小批政治局委员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反对权和决策权。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常常有热烈的争论，而且可以将这种意见分歧公诸于党员。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异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领袖独裁制度。一方面是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神话化；一方面是鼓吹“阴谋论”，把政敌妖魔化为“人民公敌”、“外国间谍”。经过“延安整风”，按照《联共（布）党史》所提供的套路，毛泽东也在中共党内确立了“余一人”、“万岁”的地位。
斯大林模式和希特勒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高度依赖特务情报组织，大规模运用警察手段治理国家，在这方面，希特勒在斯大林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莫洛托夫曾说，“斯大林热中于利用拘禁在集中营里的人大搞建设，热中于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中营的规模。”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由几百万劳改犯组成的“古拉格群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关键性的建筑工程和关键性的科研项目，都是由劳改犯完成的。中共的党组织比苏共更加严密和完整，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车间、生产队、连队和研究室（教研室），而且党务工作人员完全脱产，它本身就构成一个超级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除了遍布全国的劳改营、劳教营，中国还有一个分散的“古拉格群岛”体系。笔者曾在农村插队，当过生产大队的管理者，后来又在国营农场当过被管制对象，深知人数多达几千万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在基层生产劳动中发挥着怎样的突击队作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归。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动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从今以后，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导师”的角色了。
在与苏联彻底决裂后，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在“文革”中，他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论名字怎么叫，实质都一样，就是要清理门户，把苏联开除出世界革命阵营，组成一个由他领导下的中国“当头”的世界“新兴力量”。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好歹还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阵营却是清一色的不发达国家。承认以苏联为首可以得到经济技术援助的实惠，以自己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补贴小兄弟。“文革”期间中国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发达国家的十倍。而且大部分援助都喂了一群“白眼狼”，白吃了不算，还要回过头来咬你一口。
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主要推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对于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搞计划经济，毛泽东觉得没味道、不过瘾，为了超英赶美（实际上主要目标是赶超苏联），毛泽东打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战争经济。首先，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他把“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首要目标，在规划“四五计划”时更提出“军工第一”的口号。其次，他把战争规律运用于经济工作，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什么“元帅升帐”，让一切部门都为“大办钢铁”让路，结果是“砸锅炼铁”、“毁林炼铁”，不仅血本无归，而且遗患无穷。再次，他排斥专家，藐视科学，鼓吹“知识无用”论，在经济建设上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不惜几千万人、几千亿元地“交学费”，还美其名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斯大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还是追随世界主流文明的，而毛泽东为了强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不惜以牺牲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价，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通过户籍、档案和票证购粮购物的控制体系，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重建了人身依附制度。他“全面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制”。虽然他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笔者也曾将他的主义冠名为“马秦主义”，其实他与马克思的理想——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多少关系，称为“斯秦主义”（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主义）可能更加贴切。
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发展是“群众专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赖“克格勃专政”，抓捕和枪毙“人民公敌”还需要“三人小组”批准。毛泽东则“两条腿走路”，公检法是一条腿，群众专政是另一条腿。他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在揪“黑帮”、破“四旧”、批判“资反路线”，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就可以随心所欲将运动对象“戴高帽”、“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罚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到“文革”后期，中国已经沿着列宁化、斯大林化、毛泽东化的道路走到了极致，其弊端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和认识到。政治上专制到了极点，残酷到了极点。在“文革”中，打击对象转了一个圈子，几乎是人人有份：先打“牛鬼蛇神”，再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一打三反”，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先利用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再在他们之中抓“五一六分子”；先利用军队“三支两军”，再在军人中抓“林彪代理人”；先利用城市青年“大串联”，把“文革”的火种洒向全国各地，再把他们发配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累计起来，直接受迫害者及受牵累者人数过亿。经济结构大幅度地偏离世界一般模式。私人消费比率畸低，工资水平在1957至1977年间没有任何增长；积累率畸高，但是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投资是半途而废和没有回报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的军力和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就领先于中国，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没有赶上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根据秦晖的研究，无论是世界银行的统计还是麦迪森的计算,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 年) 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在改革前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改革后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到1995 年，中国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936 年中国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 %，1950 年中国人均GDP 仍略高于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经低于印度,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 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人们的道德水平高，这完全是一种假象。全社会普遍性的撒谎，制度化的隐瞒真相，这就是最大的不道德。在毛泽东时代，不仅不能讲真话，而且不能不讲假话。不表态被认为是一种不满和反抗，就会遭受打击。这一点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的，与蒋介石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不同。在城乡“四清”和“文革”运动中，都揭露了大量的领导干部道德败坏、滥用职权、欺男霸女的事例。1974年初，毛泽东亲自制止了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说什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 从此，种种特权现象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潜规则”变成了“正路子”。
[1] 徐友渔：《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2005年6月18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和答问》，载网刊《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四）。
[1] 王军涛：《四·五运动与中国民运》，载香港：《争鸣》，1996年第4期。
[1]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载《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六，15页。
[1]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53页。
[1]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339、281-282页。
[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载《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三十九，46页。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24页。
[1] 《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三十九，43-45页。
[1]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52-353页。
[1]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页。
[1]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56页。
[1] 吕实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从历史背景到立即因素》，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21页。
[1]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83、186页。
[1] 唐德刚：《“刍议”再议》，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157页。
[1] 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660页。
[1]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卷六，236-239页。
[1]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27页。
[1] 陈独秀：《随感录·两个和会都无用》，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2页。
[1] 陈独秀：《随感录·立宪政治和政党》，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20页。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饮冰室合集》，7，专集之二十三，9、15页。
[1] 李嘉谷：《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总第四十三期）。
[1] 张静如等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353-354页。
[1] 参见本书印红标文：《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
[1]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载《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71-372页。
[1]《顾准文集》，372、374、375页。
[1]《顾准文集》，375、373页。
[1]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载《顾准文集》，424页。
[1] 斯大林：《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46页。
[1] 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1-26页。
[1]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553-556页。
[1]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载《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28页。
[1]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6-68、132-133页。
[1] 《顾准文集》，374页。
[1]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99-403页。
[1]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26-628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442页。
[1]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载《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7页。
[1]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297、288页。
[1] 《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08页。
[1]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3-104 页。
[1]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281-282页。
[1] 胡汉民：《党外无政政外无党》，载《大公报》，1929年2月21日。
[1] 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1] 《列宁全集》第6卷，131页。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213页。
[1] 《列宁全集》，第12卷，289页。
[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638页。
[1]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90-91页。
[1] 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2-42页。
[1] 《莫洛托夫古稀之年袒露心迹——三篇不为人知的札记》，载“中国冷战研究网”网站。
[1]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1]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载《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6页。
[1] 王思睿：《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2004年发表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1]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载西安：《人文杂志》，2005 年第5 期。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88-489页。
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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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7 10: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