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8.3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邓小平三次当逃兵的丑事(文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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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略）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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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三次当逃兵的丑事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968年6月21日

　　
　　祟义山头 落荒而去
　　
　　一九三〇年，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一九三一年初他率领军队由广东进发到江西会合主力红军，中途被敌军截断。邓小平失去与军长张云逸的联系，他就带领已渡过武水的一部分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整休。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不料上饶方面敌军对崇义发起了猛攻。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我军边打边撤，急切等待着这位“最高首长”回来指挥。这时邓小平其实已经回来，他走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早已双腿发软，两手颤抖，吓得丧魂落魄了。
　　
　　邓小平立即抽出纸笔，写道：“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你们可以前往那里与该处红军会师”，为了给他自己的开小差再找点“理由”，他又添上一句：“我拟趁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完以后，就交给通讯员去追赶那个“赶不上”的队伍，自己则向后转，溜之乎也，直奔香港的“繁华世界”去了。
　　
　　事后，一九四五年中央召集原红七军干部开会，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其中对邓小平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评语：“邓斌(即邓小平)……未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枪声未响 缝中藏身
　　
　　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时，一次与阎锡山匪部相遇。此时，我军居高临下，地势十分有利，加以匪军并未发现我军，根本还未打响一枪，当时这位邓“政委”一看见山下密密麻麻的阎匪军，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转回身去，觅路逃生。邓小平这时连他随身的通讯员也丢掉不要，急不择路，直奔荆棘丛生的乱石缝中而去。平时见过他做动员报告时的那副慷慨激昂的样子的人，见到他此时的一副狼狈相，莫不嗤之以鼻。
　　
　　临阵脱逃 战场埋书
　　
　　一九四〇年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同志亲临敌前指挥全师官兵浴血奋战，而作为政委的邓小平却躲在后阵，坐立不安。一时枪声紧迫，杀声震天，邓小平顿时脸色苍白，双腿无力，急命管理科长立即轻装准备逃跑。邓小平硬逼着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埋掉，然后仓惶逃窜。刘师长打了胜仗回来后，发现师部已经转移。及至派人找回这位邓“政委”，刘伯承同志才知道他心爱的军事著作早已埋掉，而且忘了地点，再也找不到了。气得刘伯承同志说：“当个政委，什么事不管，倒管起我的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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