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敬东：四川亲历“文革”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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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敬东

转自 文革网，原文见：http://blog.163.com/zjd_8213701/blog/static/33582026200992693817457/

《关于文革的回忆》写成发在博客后，有朋友打印出来送给有关人员看，并且给我补充了点“记忆”，所以，现在修改出第二稿，并且改成为现在的标题。仍然希望知情人帮助，提供“记忆”或者资料，必要时，再补充修改。

一、铺垫

记得是1964年下半年，我上高中三年级上期，学校来了工作组，听说是温江地区派来的。他们把学生的作文本收去翻看。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校长与工作组成员对我开导，大意是，教育要改革，学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被师道尊严束缚，要用毛主席教育思想，对老师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批判；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上面的批语，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作文，按照老师要求，写阶级斗争内容。实际上，农村里面的“五类分子”，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压下，都“夹住尾巴做人”，规规矩矩的，哪敢有什么斗争？无奈，编呗。老师看了，打了高分，但是，批语道：（大意是）应该把斗争写得隐蔽些。我本来认为，老师评语好。但是，工作组成员却说，这是违反毛主席“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论述的。我请教说：毛主席说激烈是“有时”，平时就不激烈呗。他们说，作文就是要写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教师写的评语，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表现，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我写批评文章。

我当然得“听党的话”，写了文章，经过他们修改，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发言的学生有多少，我记不清了。各个班还写板报，批评老师的言论。反正，许多老师都挨了学生的批评。

老师们起码在表面上没有给学生计较。课，照样上。我们不但仍然一如既往尊敬老师，而且，还因为触犯过老师的尊严，好像“补偿”一样，比以前还更加小心翼翼地听从老师教导。

当然，老师们有想法。第二期上课，政治课讲刚发布的“四清23条”。我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发挥说，“四清”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教师有什么可整的?无非多用两根粉笔。

看得出，“23条”让教师放下了包袱。

二、文革开始我纳闷

1965年夏季，我上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们系搞半工半读试点。半天在校工厂劳动学工，其余半天与晚上上课。就这样，还组织跳舞，我被系年级女生选中，被培训，参与跳她们自编自导自跳的“半工半读舞”，说是准备参加人民大会堂汇报表演。“五一”节时在颐和园的舞台上表演过。之后，还到比如“x军大院”之类的单位表演过。

北京大学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贴出之前，我刚被党支部讨论通过吸收为预备党员，然后，党总支派老师找我谈过话（当时感觉谈话老师心事重重，心不在焉）。接着，6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学生们潮水般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运动”开始了。

我纳闷，感觉看不清楚方向。之前，我是努力学习刘少奇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是努力使自己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此时，这“工具”是没法“操作”了。

不久，工作组进校领导一切。入党的事情，自然就“黄”了。

有一天，开批斗会，那阵势，好像只要有人呼喊口号，把谁揪出来，就可以当场把人揪到台上，接受批判，甚至戴上高帽子。我想起了以前农村的情况，干部抓住农民一点“把柄”，就开会随意批斗，甚至捆绑起来，殴打；怎么在高等学府也近乎这样？我伤感。

有一天，据说“抄”哪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家，我也跟着去看了，虽然只是把什么书之类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也感觉让人太没有尊严，斯文扫地。

有一天，听说“抄”学校“二把手”的家（“一把手”参加“四清”还没有回校），我也去看了，听说，屋里那个老太太是那位领导的母亲，是“地主婆”。那位领导战战兢兢，老太太看起来却处之泰然。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农村的地主婆，一比较，觉得这位老太太经历过“折腾”，处变不惊。眼前情景，让我对“沧海桑田”有了深刻理解。我决心当“逍遥派”。

工作组要求成立各级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我们班35个人，首先投票“海选”产生几个候选人。我的票比较多，成为候选人之一。名单在黑板上一公布，我马上在座位上站起来说：首先，我感谢投票同学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不适合；希望投我票的人改投某某某。

结果，我的票减少，“落选”。之后发生的给同学“分类”等事情，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关心，自己是几类，也不知道，成为“观潮派”。

很快，党员不“吃香”了。甚至有大字报指谪说，你们这些党员，做驯服工具，按照惯例，毕业工作就当官，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官老爷、资产阶级。

我虽然还算不上党员，仍然感觉“灰溜溜”的。

我同宿舍有个同学，他父母是北京“海军大院”的。偶尔从他嘴里听到北京中学生搞“红色恐怖”的事情。我怕事，很少出去。开始埋头学习新华字典，这个时候才发现，有些常用字，被我，也被许多人读错了。

三、陷了进去

后来，串联开始，许多同学去了新疆等地。我有“私心”，等成都的女同学来北京串联。当时，我与她书信频繁，一封接一封。但是，她在成都等我。于是，与东北来北京的同学杨水清，还有北京大学的同学魏福久，一道，回了成都；经那位女同学安排，住在四川大学学生宿舍。

这应该是8月底。成都街上，人们正在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标语的正确性日夜辩论。晚上去看了看，我没有兴趣，只有好奇，有的人已经声音嘶哑，还在“苦口婆心”地辩论。我沉浸在与同学谈天说地与散步的快乐中。当然，都是“革命内容”和“人生感悟”。有一次交谈中，她竟然忘形地用订书机把订书钉钉进了自己的手指。

可能是第三天，就有同学告诉，说，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郭学文回中学母校被围攻了，要我们回去解救。（最近才搞确切，郭学文回中学母校被围攻是8月31日，后来，有支持郭学文观点的同学就以“8-31”命名他们的造反组织。）

听到“救”字，我们当然义不容辞。几个同学一道，往新津县城赶。

刚到车站，就被几个学弟学妹迎接到新津中学。那里有接待串联学生住宿的房间。没有见到那位被 “围攻”的同学郭。我们住下，先洗衣服。有学弟学妹陪同，就是没有看见老师。偶尔远远地见到老师，他们大多低头走过。学弟学妹告诉，学校现在是工作组领导，有哪些老师成了“牛鬼蛇神”，甚至包括我们原来的校长。一听，天呐，我们当年在学校时批评过的那些老师，基本上都囊括其中了；看来，文化大革命给他们 “升级”了。想不到的是，当年领导我们批评教师的校长，也“被牛”了！

晚上，增加了许多学弟学妹，问我们，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怎么个看法？我毫无戒心地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就是给西南局、省市委提意见嘛，谁还能真的去炮轰火烧？至于那个“血统论”口号嘛，那是北京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提的，他们都是高干子女，我们没有必要关心。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工作组派来与我们“辩论”的。可能是因为我原来在学校是“头面人物”（语文老师语），他们对我们还客气，我没有感觉“围攻”的气氛。

感觉有“围攻”气味的，是之后出现的一名“摘帽右派”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以为我不认识他；可能为了表现积极，也许是真心为我们好，情绪激动地指住我们说，你们散布右派言论，是右派分子，等着“秋后算账”吧！我一听，立即变脸，厉声说：“你才是右派分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脸一红，溜之大吉。从内心说，我同情许多“右派份子”，包括他先生；但是，这个时候，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

我被人用右派帽子“恫吓”，最早是1961年上初中时。因为想让上面来检查工作的“专员”知道我们对学校有意见，所以，我们几个学生在校园小路上唱歌，用《这是为什么》的曲调，自己“填词”。结果，被老师集中在教室训话，老师说：“我看你们脑袋后面都长了反骨，长大以后，肯定成为右派分子!”我向来仗恃“根红苗正”，摸脑袋后面，没有反骨，从不相信会被共产党划为右派分子。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学校找我。他是听人说，我成了“反革命”，于是，专门从20里外的老家走来看我，闷闷不乐，忧心忡忡。

我与同学们嘻嘻哈哈，给他说，哪有这事！然后，给他讲了国家的形势，“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什么的。说得他“打开了问号”，下午就回去了。

四、逼上梁山

又过了两天，我与东北那位同学一起回家。我们分别住在一条街道的两头。

到家时，已近黄昏。邻居和小学一位女同学（已是公社干部）来看望。这位同学问我当前的运动形势和前面说过的“炮轰、火烧”口号。我有口无心，毫无戒备地随便说了说，聊了聊，他们就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公社领导不但派人来“引蛇出洞”，还派人在隔壁“听璧脚”记录“反动言论”。

第二天早上，我吃过饭就出门，准备回到县城。哪知道，刚走出约300米光景，就有人喊我，说我父母叫我回去。

于是我回到家门口。一看，大吃一惊，门口围了许多人。近前一看，门墙上贴了两张大字报（署名革命群众），内容是说，我宣传反革命口号、放毒什么的，把我批判了一通。我进到屋里，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哭。我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成都到处都是大字报；他们的大字报说的不对，我不是放毒。

接着，就有人喊我，要我“到茶馆里去辩论”。

我就跟着他们去街道中段的茶铺，“前呼后拥”的。

他们要我站到板凳上。我想，好啊，就像电影里面的革命学生向大众演讲，站在板凳上，手在空中比划，好潇洒，好效果。事后才反应过来：他们是想让我“站高板凳出丑”。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说的，口口声声是党中央、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说法之类，以及对那两个口号的解释和看法，人们觉得我说的合情合理，有根有据。我说话时，“会场”几乎鸦雀无声。后来，有人跑进茶馆，告诉人们，赶快放我走，县里已经来电话了。

公社领导在幕后导演的戏，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

回到老家被围攻一事，让我“清醒”思考问题。怪不得，毛主席鼓励人们起来“造反”！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下面的干部”，对毛主席的思想是那么的不理解，而且在抵触，动不动就把人说成“反革命”，还停留在“57年反右”那种思维定势中。

再到新津中学后，逐步发现，新津的氛围比较“宽松”了，好像在这期间，“官方”还铅印了我写的一份传单。新津中学一些同学甚至年轻老师，明确表态，他们要“到北京看大字报，学习造反”；特别是一部分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要求我们带他们到北京。当时，去北京，要工作组安排。

于是，我们领了几个中学生（有人回忆是7个），有男有女，上了火车。我那位女同学，硬是要塞给我几元钱，怕我负担不起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当然拒收。车厢里，遇到几个成都中学生红卫兵巡视，可能是检查有没有“偷跑”上车的。还好，其中一个我认识，原来是在新津中学上学，后来随军干父母去了成都上学的。点头示意后，他们就过去了。

到了北京（据人回忆，时间是9月30日），一看，我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出去了，所以，中学生们头两天就住在我们班几个（男生）宿舍里。然后，安排到学校接待站。

五、不好意思

我们学校，冷冷清清，大字报很少。但是，到北京来的原高中同学，大多数来找过我（我高三时是班长）。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当然是那位女同学。几天后，她按照学校安排，随一批同学到北京，一住下，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第一时间”见面，谈的，全部是 “革命内容”——现在看来，可能是傻瓜一对。

然后，我陪着她到几个文革“名校”看大字报，谈人生感悟。有一次，我说，这辈子不要冒尖，特别是，不要挖空心思当领导，因为，当领导风险大，说不定那天就倒霉。您看那些当领导的，以前多么威风，运动一来，狼狈不堪。她说，那是因为他们把领导当官做，太霸道，整人害人——请注意，那个时候，把领导叫做“官”，就已经是“骂人”了！

某天，她电话约我去颐和园参观，我居然打电话，把北京大学的魏福久同学叫上，一起去游览。傻得“更上一层楼”！

若干天后，我们赶同一列火车回成都。她在拥挤的走道里穿行，找到我时，她捞起裤脚给我看，说小腿上面碰出了血。我感动得内疚！然而，由于“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看清她的伤口，就“心慌”得把眼光挪开了，只留下皮肤白皙的印象；其实，心里巴不得用舌头去舔她的伤痕，因为，唾液是能够消毒防感染的！

到西安车站，她要下车去看她哥——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在西安工作。问我下不下。我觉得离开“战友们”下车，有恋爱之嫌，不好，于是，违心地拒绝了！

六、当了“还乡团”

写到这里，在网上查到新津县1990年编写的《新津县志》有关内容：“ 1966年10月，县上组织中学生代表团约200人，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县后，学生中分裂为‘32111’和‘10-6’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机关、各行各业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亦相继出现。”

我的记忆中，这个时候的新津县，人们已经大变样。新津中学学生以他们“偷跑”去北京告状的日期取名，成立“10-6”造反组织。许多人很快就加入到这个造反派队伍中，包括“县上组织”的200人中绝大多数。

     我们串联的学生住在新津党校接待站。那里3分钱一盘的素菜，比如溜白菜，味道非常好，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后来，按照中央部署，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整个新津县，成为了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由最初的纯“红五类”，发展到各种人员，特别是以前受到过“不公平待遇”的人，纷纷加入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观点。

有一天，有中学生告诉我，县委机关造反派揭发，《红旗》杂志13期（10月1日）社论发表后，县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讲话说：要说造反，我首先要造红旗杂志13期社论的反，还不收，还在放（大意）。这话让我陷入沉思，我尊敬的县委书记，他妹妹是高我一级的大学生，应该知道时势的，怎么还在思考“秋后算账”喃？

不过，现在看来，这位县委书记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哦！

当时，我思想仍然“保守”，对学生、教师、公职人员，我一般不戒备；其他人员中，“成分高” 的，或者有过“污点”的人，我一般尽量不接触。我支持人们起来揭发、批判“当权派”的问题，大字报用词怎么激烈，激情呼口号等，我都不反对；但是，我绝对反对“武斗”，反对向任何人“吐口水”，所以，起码在我面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家所在公社领导，为他们以前给我贴大字报、对我围攻的事情，派干部给我父母道歉。我父母觉得共产党干部越来越讲道理了。

农村里面，农业生产照样进行，而且，由于有造反派形成的压力，干部“循规蹈矩”；特别是，人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进行了“清算”；好像就是在这段时间，造反派把1959年在文井公社当书记的L某某“揪”回来进行了批斗。“瞎指挥” 和贪污腐化也基本上没有了，农民心情舒畅，干活的“有效性”和效率也提高了，家庭副业也可以自由搞了，没有干部口口声声批什么资本主义尾巴了。许多人可以随口说些毛主席语录，社会风气很好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因为，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感触太深刻了！就拿那个“L某某”来说吧，当年是从县里调来当书记的，听口音，是外地人。因为口口声声说要亩产“俩千斤”，人们给他取外号“俩千斤”；又因为动不动给人“毛起”（发脾气训人），所以，又得绰号“L猫毛”。他不但作风腐化，“搞女人”，搞出了“私生子”还不管，而且，强迫农民，把已经栽下去的十多亩水稻秧苗拔起来，集中插到一个“试验田”里，当然颗粒无收。当年他执政时，是最“黑暗”时期。后来他“一走了之”，人们没有听见他一句检讨，所以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好在“文革大民主”这个时候发泄。以前，农民不敢公开说“食堂化饿死人”，见到“猫毛”似的干部，就像耗子见到猫；现在，他们居然可以在大会上公然控诉了！农民感觉，“文革”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毛主席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不过，像“L猫毛”这样的干部，可能后来有了“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资本”而炫耀。如果这样，他们心安理得吗？天理何在？

我没有去别的地方串联。我帮助有的县领导主动反省、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以求早点取得群众谅解。有几个县领导与我们都融洽相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比如，县长程宏道，他儿子高中时高我一级，算是同学，又同在北京上学，而且，在我家1961年买房的纳税证书上，就盖着他的大印，看他又和蔼友善，所以，我想努力“保”他，尽量减少“被冲击”。看见成都来的一个中学生红卫兵，在他老面前多次“训斥”，我终于忍无可忍，把那小子给教育了一通。我想的是，就如像1964年我们批评老师，领导接受批评或者批判，承认错误，检讨过关就完事了。至于什么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之类的大帽子，群众嘛，说说而已，哪能算数？接受教育，改变态度，“下楼”之后，“帽子”就一风吹了嘛！

哪想到，来了个“一月夺权”。

再看《新津县志》内容：“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新津地区掀起了夺权斗争，大小单位，普遍抢夺公章，各级领导班子瘫痪。2月17日，成都军区散发了‘二一七’信件。19日，新津公检法机关及驻军，配合一派群众组织，拘捕了一批‘造反’者和‘当权派’，名曰‘二月镇反’。”

1967年2月17日，是农历正月初九。

我的记忆中，“二月镇反”前，新津县已经没有公开的“保守派”组织了。抓人那天，我刚好离开新津县城，准备到成都回北京（中央要求学生回校）。到新津汽车站时，发现，怎么在开行的汽车上有人被五花大绑着；有人说，抓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四川大学，立即知道，在抓造反派。很快，就有人来告诉我，新津县3211（人们少说个1，说成“三二妖妖”）抓人的情况。据说，四川师范学院（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红卫兵成都部队”唐永泰被人五花大绑。老唐是新津城关人，大学文科66级的，口才好，激情高，可能被有的人视为眼中钉。

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我执笔，几个北京来的原高中同学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到北京后，寄给了总理办公室。信内容当然实事求是，为“反革命”喊冤，哪敢有一句假话！

为什么敢为“反革命”喊冤？

1.  我认为，这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没有“反革命言行”；

2. 中央军委的信，要求军区门前的“四川大学8-26”学生离开军区，即使要抓那些坚持不走的学生，也不能抓其他的造反派啊。更何况，新津的造反派与“围攻军区”毫无关系！

后来在北京，我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本书，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编印的，有约15毫米厚，内容就是反映四川“二月镇反”情况的，我们那篇文章在最末位。

七、不只是“线路斗争”

同学们大多数都回校了，但是，大多数人对运动已经没有热情，大家成天忙于买无线电零件的处理品，自己装晶体管收音机。我做了两个木头匣子，准备先装两个收音机。上面搞“路线斗争”，我们搞“线路斗争”。

与此同时，我关心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进展。我记得，我找到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封闭式学习班”所在地，隔着铁栏杆围墙，与县级领导干部陈天凯推心置腹地交谈。

后来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态度，并且下发了文件。 于是，我又回到老家。

结果，只装好一个“4管”的收音机，带回家，成了父母的宝贝，成天开着。妈妈说，主要是想听政策——这是后话。

八、家乡没有见“武斗”

《新津县志》记载：“5月，中共中央下达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指示(当时称红十条)，否定了‘二月镇反’，新津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并给予平反。”

我回到新津中学时，造反派已经“扬眉吐气”了。好像就是那天晚上，新津县工人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张富民从监狱里放出来，一进门，扑通一下，就跪在毛主席像面前，叩了3个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回到文井的家，人们来看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农村里面许多造反派人员（其实，只是造反派观点，没有什么组织手续的），也被抓进去过。但是，到底抓了哪些人，多少人，关多久，我都没有打听；哪些人参与抓人，我也没有打听。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纠缠，责任在上面。只是记得，人们说，是武装部长“胡草包”领导3211的人抓的。而这位武装部长，“镇反”之前也是非常支持造反派的，他与我关系很好，也谈得来。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公社谁曾经是3211的，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组织的；也许，是“镇反”的时候，才组织起来的？

武装部长叫胡玉生，当过兵，性格直率，说话好像口无遮拦，所以，人们背后叫他“胡草包”、 “胡司令”，甚至有熟人当面这样称呼他，显得亲切。我不，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我都称呼胡部长，或者老胡。他与公社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陈松明关系很好的，他们都是本公社土生土长的，好像还是什么亲戚关系。“镇反”命令一来，就“大义灭亲”了。

陈松明，解放后没有多久，就在乡政府当文书，相当于如今的办公室主任。干了许多年，仍然是这个角色。他的一个妹妹，可能是堂妹，叫陈学芳，是新津中学造反派学生。他首先起来造反。他眼睛特殊，眯成一条缝，人们背后称他“陈瞎子”，甚至许多熟人当面也这样叫他，所以，我觉得，这人没有官架子，值得信任。另外有位姓宋的，“四清”上来的，人家成了正式干部，他认为自己水平比较高，却仍然是临时性质，不公平；他也很快造反。小学校有些优秀年轻教师，包括以前不得志的，甚至挨过整的，也很快造反。加上当初的社会舆论和形势，人们绝大多数成为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可是，“镇反”一来，为了自保，有的立即“反水”，特别是“成分高”的，不得不马上转变立场。

现在，形势又“翻烧饼”了，有些人忧心忡忡。

胡部长“第一时间”来看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不在意，认为仍然是好朋友，好战友。“二月镇反”，责任不在他。

有位教师特别忧心忡忡，甚至是惶恐。他原来也是造反派观点，可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镇反”中快速转变，估计是说了些过分的话，怕陈松明报复，所以，找到我忏悔，并且希望我给陈松明说，原谅他。我说，放心，相信陈松明不会报复；但是，自己要总结教训，说不定，今后陈松明还要倒霉；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主见，别干违心的事情。

造反派队伍迅速恢复、发展、壮大，“一统天下”。（我们公社）没有人对“二月镇反”的参与者 “报复”。倒是有“老造反”教师热情下降，感觉政治风险太大，“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简直不讲道理；平反之后就“不干了”。写到这里，让我联想到，政治如同炒股，有的人在大盘“低点”退出，有的人在“高点”退出，许多人是在“高点”走进股市而被“套牢”，更多的人是冷眼旁观。

外面武斗激烈的时候，文井公社都“风平浪静”，被群众自誉为“红色根据地”。 胡部长后来成为文井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无论“官方”与人们后来怎样评价陈松明与胡部长，我认为，他们控制了局面，没有发生“武斗”伤人，是他们对文井人民的历史贡献。

我经常去县城。

县城里，由于受到成都造反派分裂成“8-26”与“红成”两派观点的影响，新津的中学生有人试图分裂出去，成立新的组织。我和大学生们，明确劝告他们，千万不要分裂，团结才有力量。在新津支持他们的，有我们北京的，有“川大8-26”和“红成” 的，我们关系都很好，不谈成都的分歧，一致反对他们分裂。他们都是好学生，所以，没有分裂，所以，整个新津的造反派都没有分裂，所以，我没有听说，新津发生过什么“武斗”。不过，还是有点“动静”。《新津县志》有记载：

“ 1967年6月1日深夜，一派群众组织的人持刀棍抓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次日又围攻纯阳观抓人，并打伤了人，开创了新津武斗之先例。

     1967年8月22日凌晨，成都某派群众组织约100人，乘两辆汽车到崇庆县抢枪未果，转大邑经新津驶向成都，新津某派群众组织开枪射击，一汽车在一号桥头坠入金马河，4人死亡。”

我分析，前面说的6月1日与次日发生的事情，可能是造反派反击“保守派”残余势力的行动。可能，之后县内的保守派就公开消失了。 由于没有分裂成为两对立派，所以，县内没有“武斗”。

九、“中和场事件”对我的伤害

我应该是1967年5月18日左右到四川大学准备回北京的。记得见过那位我朝思暮想的女同学一面，然后，她就突然不见了。一打听，原来是19日去了中和场，而且，是被“老保”派的人给抓起来了。这下，我成了热锅上蚂蚁，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曾经产生“深入虎穴”，雷同于“英雄救美人”那种想法。但是，既不知道这中和场到底是在哪里，又不好意思大张旗鼓打听。后来反省，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个胆量。有时，只好悄悄地流泪。在心内祝愿苍天保佑她平安的同时，又设想着种种后果，甚至想着，只要她活着，哪怕残废了，也要陪伴她一辈子；如果她“壮烈”了，我要把她的像放大，放在家中最明显的地方，每天看着她。

煎熬了好几天，她终于回校了。但是，我发现，她态度完全变了。好不容易见了她一面，以后她就躲我，几次想在路上“遇”她，都失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几天后终于生气离开，返回学校。

回到学校，我经过思想斗争，熬了一段时间，决定“投降”，写了信去求和，但是，没有回应。后来，甚至在信封里面把我的布票寄了去，仍然没有回应。我失望了，郁郁寡欢，而且，充满怨气。不久，我发觉自己患了胃病，日渐消瘦。于是，买了电阻丝，找块耐火砖，制成电炉，经常自己煮面条，煎中药。有同学贴大字报批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我觉得是影射我。我想，哪怕是直接指名道姓批判我，我也认了。

我努力“拯救”自己，“疗伤”——心理的伤，多看点书，增长人生智慧。我去中南海附近看过一眼“揪刘火线指挥部”之类的闹剧，看那阵势，我赶快离开。什么“天派”、“地派”的，我毫无兴趣（当时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两派）。我归纳出了我的“活命哲学”：1. 最高领袖是不能反对的，“最高指示”是不能生搬硬套的，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谁受宠，谁变坏”是一般规律，但是，既然能够受宠，一定有过人之处，所以，对得势的，不要趋炎附势，对失势的，不要落井下石。3. 对政治事件，要冷眼旁观，努力远离，避免引火烧身。

突然有一天（可能是1968年四五月份吧），听说校内发生了武斗，学校主楼被分割成两派的阵地。我好奇，去“参观”了一下。可是，事态升级，某天突然两派在操场对垒，据说，其他楼房也要分割。我赶快跑离宿舍，随“东方红”派，跑到学校后门那个地方。双方相隔两三百米，互相扔石头，根本打不到对方。我觉得好玩，想试试我能够扔多远，也扔了两块，差得老远。我就溜之乎也，到马路那边，北京外国语学院杨方毓同学那里住一夜。第二天，与北京大学魏福久一道，乘火车回成都。

真是巧了，在成都车站下车，已是深夜，遇到那位女同学，又惊又喜。她说是刚送走她哥，仍然是那样热情，那样风风火火。考虑当时武斗的局面，我们决定在车站里面过夜。在地面铺了块塑料布，他两个坐着，不停地聊天。“男子汉的尊严”，像魔鬼占领住我的大脑，我故意不理不睬，躺在那里，一声不吭。直到天亮，拜拜。

可想而知，那以后，就没“戏”了。我彻底地变成这个事的“低能儿”，没有了挽回局面的“招”。

其实，许多年后，我俩又通过信。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中和场事件”后寄给她的信和布票。而且，她当时也痛苦死了，把肠子都悔青了（大意这样）。

但是，为什么中和场事件之后，她态度变化，为什么没有收到我的信，至今仍然是谜，我们没有探讨过。

十、余音袅袅

《新津县志》记载：

“ 1968年……5月7日，举行了新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各单位、各公社，亦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9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清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九种人。”

北京，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记忆中，我是这个时候才回到学校。以后，到首都钢铁公司劳动，1970年进核工业821厂工作。对家乡的事情了解就很少了。

最近，从网上知道，1968年9月以后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 -16”等，实际操作时，主要是针对造反派的。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没有深刻体会。11届3中全会之后，“清查三种人”是整造反派的，这个我知道。而广大群众的感受，却是十来年前一件事让我体会到的，至今念念不忘。

那天，我从文井老家到了新津县城，路边遇到十几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我。其中一个人说：那就是郑黄金，老了；当年他点了火，走了，我们却遭起了。

我听见了，难受，但是，装作没有听见。还想说，怎么是我点火？明明是我首先被围攻的！许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还是埋怨的，都说我是“当年点火”的，我基本上没有辩解过，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费那些口舌。

要说“仇恨文革”，可能我很“应该”。因为我失去的太多，我的家人，受到的惊吓和伤害，也很多（还有些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如果这样，我就太小心眼儿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一个群众观点，毛主席的名言，我是信仰的。“仇恨”几亿人参与的“运动”？我不敢。

我认为，“文革”，留给人们思考的东西太多了！政治家的评论、结论，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一般人，包括某些“专家”，如果趋炎附势地妄加评论，那是对人民历史的不负责任。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则需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充分收集材料，抛开个人恩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客观公正，经过“时效”检验，才行。

附：四川成都双流中和场事件（据资料缩写）

      针对“二月镇反”，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下达， 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区取得优势，保守派纷纷撤离到农村，号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5月19日，“8-26”等造反派共2000余人，以“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和宣传“红十条”为名，前往成都郊区农村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

      进入中和场，即遭到保守派的包围。除部分人员逃脱外，数百人员被捕捉为俘虏。被捉人员先后关押在双流县中兴场、仁寿县、眉山县等地“劳动改造”。

造反派19日当天去支援，发生武斗，但没有死人。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即向保守派施加压力，并派出飞机撒传单，要求释放被捉人员。 5月21日，被捉的中小学生首批被释放。6月7日，最后200余名被捉人员全部获释。


2009-10修改第2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