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双芹：琥珀中的年月—对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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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京后自学绘画和英文，曾为沈从文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服饰史》画插图，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临摹、复制中国古代艺术品工作。1984年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进入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在澳大利亚和丹麦公司任翻译。2005年退休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玻璃铸造，现居北京。



       当我看到人们写他们的过去时，每每惊讶于他们清晰的记忆力，往事中的一切细节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小学同学聚会上，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回忆起儿时的趣事——其中也包括我的。大家都笑出声来，惟有我静静地坐在一边，心里纳闷：怎么只有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是怎样丢失了往事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世事发展变化得太快，还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龄，常常是说到后半句，就忘了前半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写出的回忆录，能有几分可信度？
      
       但我愿意做一次努力，去搜索和寻找自己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翻阅过留下的几本旧日记，上面既没有人名，也没有事件，甚至连年代都没有，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但它证实了那的确是七十年代，我们读书、唱歌、写诗、画画，像一群“穿裤子的云”，生活在文学和艺术带来的种种感受中。而现在连这些日记本也找不到了，由此我知道保存历史是多么不容易。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置身于话语圈外的“文学女青年”，我本想把这些从朦胧的记忆里挖掘出来的资料作为自己小说的素材，但有天和老朋友李之林谈起这个，他说那不应该是只属于你个人的历史，也许应该为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活动留个记录。因此我决定把这些细节贡献给《七十年代》。同时我也希望和我共同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参与回忆，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找回那些证实我们存在的蛛丝马迹。
      
       一
      
       我是在1971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农活儿时，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重速回”。没等到连队领导的批准，就在两个同学的护送下，不时回头看看身后有没有追兵，踏着清晨的露水逃回了北京。
      
       父亲从干校回来不久就中风了，我每天陪他去医院扎针，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大荒去。我又一次被抛离了正常社会的轨道（虽然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正常社会），变成了闲散在家的“知识青年”。
      
       在我脑子最好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学上，也没有书可看。在那些寂寞冷清的日子里，整个社会都陷在狂热和压抑的交替发作中，我和哥哥每天在“棉猴儿”（带帽子的大衣）口袋里揣着一毛钱一个的小面包，坐在北京图书馆冰冷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书架上取下的每一本书，从拿破仑的传记直到西餐菜谱。去黑龙江农场时，我带了一只大木箱，箱底全是我最心爱的小说，记得其中有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但几乎一本也没看，每天只是想着有什么好吃的。十六岁的我在农场的第一年过得狼狈不堪，唯一的感受就是永远也吃不饱，永远也睡不够。我觉得自己太堕落了，很惭愧。但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跟着收割机收麦穗时，我是靠着对那些小说中人物命运及故事的回味和遐想才熬过那漫长的时光的。有天在食堂的地上发现一片撕碎的《参考消息》，我把它拿在手里，反复地看，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带字的东西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里，书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世界，而我们却是从书中认识的生活和世界，然后才进入生活，进入这个和我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这个我们至今不肯接受的现实。所以人们在追忆和探讨七十年代，想从中发现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我们似乎从没有从七十年代中真正走出，我们自身就属于七十年代，不管人们今天对它如何评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1971年是个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年代，在这之前，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我们被告知什么是真理而且毫不怀疑，只要跟着那只挥着的手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而那之后我们就被抛入历史的断层，信仰的真空，开始了作为具有个人意识的存在和寻求。记得林彪事件发生时，我是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浑身发冷……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委，怀着《军垦战歌》唤起的激情奔赴的北大荒，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的中心，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从此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信了，也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了。现在正流行一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据说颠覆了以往对林彪事件的认识。而对我来说，没有比林彪事件本身更大的颠覆了。
      
       1971年底到1972年初，通过姐姐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我们认识了新华社的邵小川、李舟，接着又认识了国务院宿舍的徐晓天、徐浩渊、郭北阳、北大的李之林、统战部的薛蛮子和陈必久兄弟、军队大院的李海平、谭晓春等。那时经过前期的狂热，文革已陷入低谷，我们的父母不是在干校就是在监狱。大家纷纷从插队的村庄和农场跑了回来，在北京形成一个个小圈子，每天读书讨论，四处乱串，不断结识新的朋友，享受着自由自在、充分交流的喜悦。有人说，北京就那么三百来人吧。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人都串在一起。这些自然形成的文化小圈子时有交往和交叉，成员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我们和现在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以及“星星美展”和“无名画会”的画家们。
      
       我是在二龙路蛮子、老久家的车房初次见到这些人的（徐晓天、薛蛮子、陈必久、李之林、李海平、钟解放等）。当时，我穿着自己缝制的灰法兰绒外衣和黑色系带布鞋，嘴里嘬着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和郭北阳从大街上蹬自行车过来。看到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间由车房改造成的小黑屋里，有种坠入地狱般的感觉。由于父母都不在北京和方便的地理位置，也由于别人的家都被“抄”没了，我家很快成为一个中心——就是多多在他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里提到的铁道部宿舍的“文化沙龙”（以下简称“铁四”）。
      
       多年来，我家一直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结实、笨重的樟木桌椅和衣柜；漆皮剥落的木地板；很多人家都有过的那种黄铜灯座、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还有带旋钮的俄式大收音机。闹中取静的老院子，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当年的小树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客厅里罩着蓝灯心绒布套的沙发上，不知承载过多少人，包括一些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直到有一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被人坐垮了。
      
       那时大家在传阅从徐晓天和中宣部某个子弟家中流传出来的“黄皮书”（文艺类）和“灰皮书”（政治类）：《带星星的火车票》、《厌恶及其他》、《两个打秋千的人》、《人·岁月·生活》等，还有文革前的正式出版物《凯旋门》（此书经过众多的手之后，已经比原来厚了一倍，后来终于彻底解体，又被重新装订起来）和《永别了，武器》。灰皮书中我只记得一本《新阶级》，这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写的书使我如梦初醒，第一次认识到我们的父母就是被“共产主义吃掉的儿女”。
      
       对我来说，这是自俄罗斯文学以来的第二个文化启蒙期，认定所有我们寻找的真理都在这些书中蕴藏着。我们以疯狂的速度阅读和传递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一本书在我手里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下一个人就坐在我身边等着我连夜读完拿走。这个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新世界令我高度兴奋，目不暇接，像吸了吗啡一样。无论世界古典名著，西方现代艺术，还是苏俄革命文学，我们如同饥饿的少年面对一场盛宴，全都不加选择和分析地全盘接受。
      
       春天来了，我们沿着运河，骑自行车几十公里去妙峰山玫瑰谷看花，一共有二十多人，顶着山风，一直登上顶峰向山谷里眺望，但我至今也不记得我们是否看到了玫瑰。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有时甚至在黄昏时分突然心血来潮就去趟颐和园或者香山。蹬着“永久”和“飞鸽”牌自行车，我们可以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蛮子和老久兄弟曾经骑车到过泰山。深夜有人敲门，问去不去游泳，一伙人用自行车互相载着到玉渊潭，纷纷跳到水里，享受着湖水和夜色。湖底布满水草，曾经淹死不少游野泳的人，需要十分小心别被缠住，但也挡不住一口气游到对岸。那时，仅仅因为年轻，不用酒，也不用鲜花，我们自己就酩酊了。
      
       我们无事可做，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钱，每个月父母单位只发一点生活费。但几乎天天有聚会——各种有名目没名目的聚会。我家客厅那只旧沙发上永远坐满了人。北阳经常提着吉他来找我，我们打开《外国民歌二百首》，几乎可以从午后唱到黄昏，从第一页唱到最后一页。我们关紧窗帘，在收音机上反复搜索“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在一部最后听跑转了的唱机上听借来或交换来的唱片：《天鹅湖》、《小路》、《灯光》、《星星索》。我最喜欢的俄罗斯歌是《啊，命运！我那不幸的命运》，还有《忍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而男孩子们——尤其是钟解放——最喜欢唱的是“我的老婆是干部子弟，她是我在大马路上拍来的！”他们一遇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忍不住雷鸣般地齐声大吼。还有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带着妹妹来，但这支歌似乎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每次聚会，都以它作为高潮和终结。
      
       我不记得那时我们吃什么，但是一旦有了钱，就会去“老莫”（莫斯科餐厅）嘬一顿，大概要花掉半个月的学徒工工资（十六块钱），这个现在看起来也不失奢华的环境和我们当时简陋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坐在宫殿般的大厅里和水晶吊灯下，煞有介事地用那些精美的纯银餐具进餐，体验一种贵族感，吃完了还把这些餐具给偷了回来，我在不少人家见过它们——套在镂空银箍里的刻花水晶杯。后来餐厅就只提供塑料杯子了。
      
       薛蛮子、李海平等一伙“雅贼”，经常到当时的内部书店（朝阳门83号）去偷书。他们穿着军大衣，几个人相约而去，装模做样地在书店里看书，然后像在老莫偷餐具一样，悄悄把辞海和康熙大词典揣在大衣下摆里，里应外合地顺了出去。那时大概是觉得社会欠我们的太多，偷不但好玩刺激，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海平有次在海军俱乐部里看到一张漂亮的大地毯，实在没办法拿走，就回家取了把剪子，从中间整个划开，才心满意足地揣着剪子走了。
      
       这个时期，我哥哥鲁燕生和谭晓春等已经开始画画，组成绘画的小团体，好像也有我。由于李之林的父亲是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我们有时去求教，在燕东园那座浓荫遮盖的小楼里一起画素描。那座老房子就像呼啸山庄，外面大树上挂满吊死鬼，屋里光线幽暗，走起路来木板楼梯咯吱咯吱响，非常适合产生存在主义一类的思想。与此同时我哥哥、徐晓天、李海平和薛蛮子等已经开始学英文，经常去找李之林的母亲——北大西语系的教授。后来事隔差不多30多年后，听说李宗津认为我画得还不错，我感慨万分：怎么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呢？要不然我现在很可能就会像哥哥一样，选择绘画为业了。

       二
      
       1972年6月20日在铁四的聚会，是我模糊混沌的记忆之海中为数不多的亮点。这一天是李之林的生日，而我的生日是6月27日，从这一年起，我们一直在同一天过生日。我和哥哥把两张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摆满了酒。那天一共来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我只记得门开开关关无数次，到处坐满了人，直到徐浩渊像旋风一般进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成为著名诗人的多多，小名叫做“毛头”的男高音，另一个是根子——不久后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音岳重。和浩子同来的还有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数学才女”于小康。她是于光远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五岁，也在写诗。记得在座的还有金伯宏、何伴伴、张小军（北影导演水华的儿子，根子的父亲是北影编剧）、钢琴家游建宁——是他拉手风琴伴奏的。他们一起唱了许多歌：《重归苏连托》、《我的太阳》、《冰冷的小手》、《我沿着彼得大街……》，其中有一首俄罗斯男声重唱《肖尔斯之歌》，那声音我至今不能忘怀：“队伍行进在河岸，他们来自遥远地方……”
      
       据说那天浩子喝醉了哭了起来，吐得一塌糊涂。我忘了，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18、19岁到22、23岁的年轻人，每天都像喝醉了一样，生活在音乐、艺术、酒和爱情制造出的梦幻中。在最热闹的当儿，李海平突然在墙角倒立起来，大概是他听腻了那些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讨论。那时根子和毛头都开始写现代诗——根子的诗已经在人群中流传，我只看过他的一首：《三月和末日》。说实话，我看不懂。但自从那一天起，我和诗似乎产生了某种关系——我的命运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和诗发生联系。
      
       我们开始和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包括毛头、根子、芒克（当时叫“猴子”）等来往，还有他们带来的其他人：搞摄影的何伴伴——我曾做过他最早的人像模特，摄影家里还有著名的北岛、画油画的卢中南、吴川、写诗的马嘉，还有严力——我们叫他“小上海”，他是作为芒克的桥牌搭档来我家的。在这些影影绰绰你来我往的人群中，有一位始终伴随我们的人物——画家彭刚。他的来历却是最神秘的。我和哥哥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是谁带来的。总之有一天他突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吃饭时一起吃，睡觉时也不走，合衣蜷缩在我哥哥屋里的长沙发上。
      
       现在人们回顾起“星星美展”、各种“公寓、大院艺术”和中国当代美术运动源头时，都会提起彭刚——认为他才是最早的“现代派”艺术家，并且公认他是真正无师自通、充满原始创造力的“天才”。很多人的作品和他比起来，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在我眼中，彭刚是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野蛮人”。不知冷热寒暑，也不知人情世故，当人们争论起各种理论时，他经常显出——也许是装的——一副白痴的样子。我有时也提着画箱跟他出去写生，走遍街巷，据我哥哥回忆，最多时有过七、八个人，在正义路的小树林画写生，引起不少路人的围观。当我们乖乖地照着模特画人像素描时，他却画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强烈的变形和夸张，富有刺激性的色彩，活像剥了皮的兔子，令那时的人们感到厌恶。但对于彭刚那不安分的灵魂，一切循规蹈矩的东西才是厌倦的根源。他经常有些疯狂的举动，他曾直接在自己的调色板上画过一幅太阳。听说他还在家里试着吸过从医院搞出来的吗啡，结果差点死掉，推开被书柜挡住的大门向走廊里呼救才幸免于难。有一个时期，可能是到了青春期——彭刚的青春期似乎来的比较晚——他什么画也不画了，每天出去“拍婆子”，还抢过别人的帽子。他在从我们这里彻底消失之前，好像卷入一起窃枪案，受到警方的追捕。无论如何，不管是出于天性还是悟性，彭刚在艺术上都比当时的人们先走了一步。
      
       徐浩渊的文章中提到1972年末在自新路谭晓春家的画展，那个地方离第一监狱不远，在他家的阳台上能看到监狱的外墙——我们也在那儿画过一段时间。画展上我只记得有董沙贝的一幅油画静物苹果，盛在白盘子里的红苹果和青苹果。其他人的画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在楼道里用粉笔画了些太阳、花朵、小动物、女孩儿之类的涂鸦，大概是表示欢迎人们光临。李之林说他曾经在自新路为沙贝等人做过模特，穿着一件羊皮大衣，沙贝还说，要画就把羊毛的质感画出来，别画得像鸡毛掸子一样。我的记忆和浩子、晓天有些出入，他们记得获奖的是沙贝一幅未完成的水墨荷花，而我和我哥哥记得却是那幅静物苹果——到底是什么，只有让沙贝自己来证实了。
      
       随着白洋淀诗人们的加入，开始了新一轮的阅读：洛尔迦、聂鲁达和波德莱尔的诗集、《局外人》和《等待戈多》等荒诞派文学作品。我至今还保有那时的读书笔记，用细密的小字抄录下的句子，从素描教程直到《印象派画史》和荒诞戏剧。韩少功写到外省青年如何抄书，我们很幸运地有很多书可看，可也抄过不少书。借书和还书，也是当时男女青年们交往最好的理由。那个时代最有魅力、最能吸引异性的人，是读书最多、能说会侃、有“才”的人。这虚无缥缈的“才”，就像今天数字化精确的“钱”一样，是人们用来标明和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1972年夏天到1973年夏天这段时间，似乎是我们开始艺术实践的阶段。“沙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而且是多面手，每人都从事不止一种尝试。在看了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后，我也开始写诗。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从共产主义信仰一下就过渡到现代艺术？经历了所有的谎言和荒谬、失落和颠覆之后，大概只有这种摈弃一切意识形态的纯粹的艺术才能真正令我们心动，并且与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契合：一种发自内心的苦闷和迷茫，开始寻找自我的迫切需要。但在这崩塌的废墟上，似乎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那就是对艺术的追求，惟有艺术才是值得追求的。
      
       尽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诗，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活过想用诗来表述自己的年龄。徐浩渊的文章叫《诗样年华》，潘青苹小说的名字是《抒情年代》，这大概说明女人是不可救药的感情动物——这种特性使我们在怀恋青春时，往往滤去了一切丑恶、虚伪、不幸，赋以它最美丽的色彩。1973年期间我见过毛头的不少诗，写在一个厚厚的大本子上，他是所有人中最用功和最执着的。根子也许是最聪明的，但我只见过他的很少几首。我不知道那些感觉和意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们对我就像音乐和大海一样神秘。明明住在西便门或是西四，为什么老是动不动就提到巴黎？但是有一天，我也写出了一些句子，莫名其妙的句子：
      
      
           “我战栗地回忆过去，
           用手遮住灯光……”
      
           “在血像水一样流着的日子里，
           没有一种惊讶是值得赞美的”
      
           “夜
           走过了广场
               带阁楼的房子
                   和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
               它迈开瘦骨棱棱的长腿，
                   伫立在黑色的塞纳河旁”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处女地
               我的嘴唇渴求着鲜花和赞美
           每天早晨
               我都在同一个方向
           寻找着晨曦
      
           结实的树干上
               栖息着未来……”
      
           “迷蒙的泪水不再打湿我的睫毛，
           他们默默地守着冬末的太阳…”
      
           “当我猛醒的时候，生活依然如旧……”
      
           “在我二十岁
               这个无比珍贵的早晨
                   把希望还给我吧……”
      
       那些句子大部分都遗失了，连同我的诗样年华，只有毛头还保留了一些——他有保存东西的习惯。我在毛头的收藏里认出了这些可能属于我的片言只语。而李之林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里认出一段被归到鲁燕生名下的诗句，其实是他写的，他感慨道：这样我又被埋葬了一次。
       而这段可能是鲁燕生的：
      
                 “我
                应该是优美的
             我愿优美而宁静地活在世上
              能让我经常可以在希望中得到快乐…”
      
       还有段彭刚的句子，大概能说明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
      
                  “我喜欢
                        一个人在乱七八糟的街上
                                   荡来荡去
                  陌生和亲切
                           混在一起
                  嘈杂，更孤独
                  痛苦
                  我抱着头倒下
                              太阳再也看不到我了
                  朦朦胧胧地觉着
                               艺术、伟大
                  我像怀孕的母亲一样
                                   隐约感到
                  它
                       同上帝一同诞生…”
      
       尽管人来人往，在我家的绘画小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画画到下午光线不够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打桥牌，凑钱买切面和肉馅，做炸酱面吃，偶尔买只烧鸡改善一下，或者提着暖瓶去饭馆打啤酒，还得同时搭菜才行。下酒菜经常是那种只有肉味，而根本见不到肉的粉肠和花生米。诗人和画家们常常聚在一起喝酒，那时的酒很糟，都是酒精勾兑的，葡萄烧或是青梅酒，中国红葡萄就是最好最正宗的了，但不是经常有钱买。喝酒和写诗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在我后来接触的一些诗人身上得到证实：当他们不写诗了的时候，就只喝酒了。而没有经过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他们喝酒的样子，就足以崇拜他们了。在诗歌被彻底边缘化的时代，喝酒已成为诗人们鉴别同类的重要标志。芒克组织的诗人聚会就像梁山泊好汉啸聚山林一样，坐在白洋淀的船头狂饮，有人不慎掉进水里，竟然没人发觉，从水里爬上来接着喝。芒克的行动家性格使他成了一面旗帜，而白洋淀，这个许多人都去过的离北京不远的渔村，成了当代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我也喝醉过一次，最后嘴里是一股竹叶青留下的卫生球似的味道。在醉倒之前，我最后的记忆是房间里飘荡的卡鲁索的咏叹调（毛头带来的唱片）和根子、毛头与牟敦白之间的论战。牟敦白是唯一横跨“太阳纵队”和“郭世英文学沙龙”的老一代文学青年。好像是牟敦白在捍卫托尔斯泰，而根子认为一切神圣的经典都是可以颠覆的。每次争论的结局都几乎沦为人身攻击，彭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出去决斗。而且他觉得“两个人说的都对！”
      
       大概是受了《在路上》的影响，1973年底彭刚和芒克出去旅行过一次，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就上了路。他们两人有些共同之处，都是憎恨理论、渴望生活、缺少道德禁忌的人，因此一拍即合。他们后来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是被遣送回来的还是家里人交钱领回来的，不得而知。据说路上实在没饭吃了，就让芒克洗把脸，去找女人要钱。总之他们的经历成了“沙龙”里的笑谈。但我记得彭刚回来后画的画，很是触目惊心，都是大幅的油画，画在马粪纸上：火车站上的红绿灯，车厢里打牌的人群，扭曲的人脸，灰暗或强烈对比的色调，噩梦般的氛围。我哥哥后来烧掉了一批彭刚留在我家的画，不知道是不是包括这些。居委会和派出所根据我家门口停着的众多自行车，判断这里经常有不轨的活动和聚会。我们时不时感到受威胁，每当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大家就吓得要命，赶紧烧掉那些可能成为罪证的文章或画，但所幸从来没有真正被查抄过。

       三
      
       1973年夏，通过和徐浩渊一起在河南插队的吴尔鹿、吴西乃，我们认识了张寥寥和他带来的一伙人——美院、工艺美院和文化部的子弟们：包括李庚（李可染之子）、现在成为著名导演的何群、武壮白、文化部的包乐安、史习习等人。但我记忆中第一次吴尔鹿带我和我哥哥去寥寥家是在那年冬末，他和母亲住在被专案组占据后剩下的两间小屋里。屋里很冷，炉子上水壶煮得嘶拉嘶拉响，炉边蹲着一只黑猫，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他披着旧军大衣，掀开蓝印花布门帘，抱着把漂亮的、样子像大提琴似的吉他出来了，还从他父亲张仃——工艺美院的老院长——的书柜里拿出抄家剩下的毕加索和马蒂斯。我早在1966年8月美协的“黑画展”上，看到过张仃的彩墨装饰画，后来都被寥寥遵照父母的嘱托运到香山的老宅烧掉了。
      
       我一直对吉他非常着迷，寥寥唱的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金色的耶路撒冷》、《YESTERDAY》、猫王和“BROTHER FOUR”。他又带来了其他的吉他手，那时一个好吉他手在沙龙里是很受欢迎的。我记得有李世纪、唐克信、刘伟星（章乃器之子）等。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李世纪弹一手好琴，当他在吉他上弹出强烈的金属节奏，用沙哑的嗓子吼出“你是灯塔”时，颇为震撼。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把革命歌曲改造成摇滚乐——灯塔指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也听过唐克信弹的《蓝色的街灯》和《苦咖啡》，刘伟星则是缠绵迷人的夏威夷小调。壮白还带来过一个维吾尔吉他手——“新疆老客”和他的搭档张咪娜，两人在我家沙发上合奏《沙漠驼铃》和《爱情罗曼司》，那旋律至今还在我的心中回响。
      
       在我印象中，吴尔鹿和寥寥是北京最早拥有“BEATLES”（甲壳虫）唱片的人之一（大概真正的源头是当时外语学院的外教和留学生们）。那时拥有这样的唱片，不亚于今天的大款们拥有“奔驰”和“宝马”。这些唱片的来历和流传历程，大概足以写出一部传奇，也许可以追溯到张郎郎（张寥寥的哥哥）——因为“叛国罪”正关在监狱里。由于它们永远在流传中，我过了好一阵才真正看到它们——其中一张是寥寥最珍爱的《RUBBER SOUL》（橡皮灵魂）。李庚一提起这些唱片，立刻露出一副心醉神迷的神情：“我们坐在大树下，听他们唱歌……”我还以为他真的听过BEATLES的现场音乐会呢，后来才知道是坐在寥寥家栽在花盆里的橡皮树下。
      
       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灵性，造就了寥寥神童般的经历，从小就在家庭杂志上写出惊人美丽的诗句，所以是被当作“天才”养大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不少大部头的长诗：《没有你的座位》、《革命》、《说谎的流星》等，还有正在朋友们中传阅、富有象征主义色彩的剧本《日蚀》。论起和诗的关系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寥寥才是真正“被埋葬了的中国诗人”。如今他那些写于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诗歌再也找不到了，就像徐浩渊说的：“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至今依然难过”。
      
       我1973年的日记本上有他一首关于大海的诗：
      
           “我从不知道
               你是
           这样的自由
               又是
           这样的寂寞。
      
           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时
           你就摘去了
               我虚无的冠冕。”
      
           “我忘记了陆地……”
      
           “你蕴涵着巨大生命的活力，
           却像死一样的冰冷。
           ……
           你像是我
                一见如故的知己
           你像是我
               从未谋面的父兄
           你像是我
               一无所知的故乡。
      
           你是如此无拘无束
           和平与凶残
          又是如此奇妙地
           与上帝同在……”
      
       这个时期流行的书目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往上爬》和《愤怒的回顾》。寥寥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诗人的愤怒。当他不再写诗后，就专业喝酒了。后来的许多年里，他只看一本《西游记》，在他的床头还有一本英国人写的《误投人世》。但在偶尔清醒时，或逢年过节时，他会给家人或朋友写上一首充满感情的祝酒辞。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寥寥是远近闻名的口头文学大师，他不但讲《聊斋》、《水浒》、《三侠五义》，也讲斯坦贝克的《人与鼠》和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前几天我还看到这本民国三十五年的出版物，上面划满红线并写着密密麻麻的评语）、甚至讲《青春之歌》，只是被他演绎成荒诞的滑稽剧。人们给他沏上茶或胖大海，簇拥着他，等着听他讲故事。我妈妈刚看过一本书，立刻就要求他给再讲一遍，因为无论什么故事，经他一讲就面目全非，妙趣横生。我们在庐山时，林场的书记甚至从山上专程赶下来听他说书。在缺少娱乐的年代，这些“说书人”给人们带来现在难以想象的巨大快乐。
      
       1976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兴奋，惶惑不安，充满期待，然而仍旧在我们的小圈子里玩着自己的游戏。1977年底，一直活在寥寥的讲述中、神话般的人物张郎郎终于从狱中归来了。他样子像个腼腆的中学生，显得格外年轻。我们都认为是监狱生活使他永葆青春——那时他从来没有讲起他在死囚牢里的经历和爱情，我们无法想象他是在何种情境下守望着自己生命“宁静的地平线”（编者注：《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文章，收于《今天》总第83期）。他刚刚适应了外面的生活，就加入了我们的活动——和我儿时的邻居刘索拉及她的女朋友们一起玩儿，在南沙沟韦萘（俞平伯的外孙）家聚会、跳舞、朗诵、演戏——我们照着剧本演过肖伯纳的《朱古力军人》。索拉有次被她妈妈从韦萘家床底下给拉了出来，让她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考音乐学院。
      
       不知是在谁的倡议下，1978年我们搞了一个小小的有奖文学竞赛“狗头金”。奖品是一座黑陶的斗狗塑像。那是一次盛大的文学活动，参加的有寥寥的《价值》、郎郎的《树熊都都》、范小玲的《最后来的姑娘》、于小康的《陈旧的故事》、李之林的《迎春花》、宫小吉的一篇描写地震局里的人如何勾心斗角的故事，名字忘记了。而我只负责制作了投奖的纸盒子，上面用水粉画上装饰图案，然后请每一个读者投下自己的一票。最后结果是寥寥的《价值》获奖，写的是一个叫“宗璞”的破落贵族子弟如何通过买卖一幅古董扇面维护自己尊严的故事。这次活动使大家尝到了游戏的乐趣，1979年7月，寥寥和文化部的包乐安任主编，开始办手抄杂志《渡过忧愁桥》（简称《桥》），并自画封面和插图，我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散文，很多人参与过，甚至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宫小吉的侄子宝宝（现在已经是某德国汽车公司的代表）也投过稿，描绘了一个少年初次的暴力经验。寥寥的侄子——青年影星耿乐曾写过一篇有趣的短文，像一幅速写，勾画出年轻人眼中寥寥的形象。《桥》一共出了十几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前几天和包乐安核实《桥》的创办和停刊日期，我问他当初是不是迫于压力散的伙，他说是渐渐自己就散了。是的，八十年代后人们都各奔前程，有更多更好玩儿、而且能给自己命运带来实际变化的事情可干了。
      
       七十年代末期，绘画小组早已经被桥牌牌局取代。打牌打腻了的时候，为了换换花样，我们在铁四、国务院宿舍徐晓天及百万庄计委宿舍张澎家里举办过各种内容的讲座：有李之林主讲的卡夫卡和存在主义；寥寥讲的现代绘画；李维华讲的神经内科学和宫小吉讲的结构主义；还有从社科院请来的专业人员讲的佛教史。在这期间，爱好文学的人们仍坚持各自的写作，在圈子内交换彼此的作品：有宫小吉的《好猫咪咪》和《弥勒外传》；李之林的《吴小彦回忆录》（小彦是文革的第一个牺牲者吴晗的女儿，是李海平当时的女朋友，1976年自杀）；寥寥的“黄色”小说，或者说是青春小说《何言的迷茫》（手稿现在我手里）；牟敦白的《哲里木，你这荒凉的土地》等。
      
       这座由寥寥赢回来的“狗头金”至今仍在我的书柜里，而它的作者雕塑家史习习——我的同龄人——因为胰腺癌已经过世了。在北京的拆迁改建大潮中，无数房子被拆掉了，铁四这个历史悠久的活动中心，让我们保持了30多年的周末聚会的场所，却依然存在着，虽然如今只剩下了我们和李之林——还在坚守着心灵的孤岛。当年的朋友们从海外归来，仍然能凭记忆准确无误地找到这里，寻找和重温他们的过去。2000年后的一天，彭刚突然出现了，他1973年就消失了，出人意料地考上北大化学系，后来去了美国，如今在硅谷拥有一家自己的硬件公司。此次是去新加坡开会路过北京。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美国人，我得不时提醒他说中文，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彭刚在美国患了“失语症”。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彻底地改变自己，他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加入了这个令我们深感迷惑的新世界。
      
       波德莱尔说：从打开的窗户往外看的人，决没有看着关闭的窗户的人看到的多。顾城有句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想起我们青年时代所做的种种事情，和后来的世事沧桑，相信没有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和那样奇特的生活。我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读书，要写作？为了寻求知识和真理？在黑夜中寻找光明？还是由于无聊，籍此逃避现实？也许二者都有，这都是真的。活过七十年代的人，相信都有过同样或类似的经历。人们走出了七十年代，以各自的方式走入八十年代，走到今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有人却始终留在那里，带着伤痛和残疾，作为那个逝去的年代被淘汰的古老价值观的见证——也许我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七十年代，像一艘浮出水面的航船，静静地行驶在遗忘之海上，在黑暗中闪耀，神秘而温暖，由于年代久远逐渐变形和放大，呈现出另样的美丽，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2009.5.25

原载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