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磊：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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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白磊 记录整理

按：196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揭露出一起“旧省委给毛主席整理黑材料”的案件，此案后来被驻省委办公厅工宣队和斗批改小组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此案被整的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常委、秘书长刘邦显，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等20余人。1969年3月2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揭露”这一所谓的“严重反革命事件”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此案的真相，其实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各省按照中央指示，搜集对中央及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意见，陕西省委当时收集到六条对毛泽东的意见，按规定汇报给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该案受害人白瑞生，当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国民党特务”。这份口述记录是白瑞生的外孙白磊在2004年为已故的外公编辑纪念文集时，采访文革时期陕西省革委会负责审干工作的一位老人的谈话记录（尊其意愿，隐其姓名）。这个记录以白瑞生在文革中的所谓“国民党特务案”及“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为主线，涉及文革时陕西干部审查中的情况。因为是口述，一些细节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敬请知情者指正。
你爷爷那个“特务”的罪名，根本就是假的。当时不知道是谁在国民党甘泉党部的档案里，看见有个特务的名字叫白瑞生，就开始怀疑你爷爷，又不能明说。甘泉县，就是现在延安下属的一个县。这就突然对你爷爷进行搜查，连你家的那个电视机都拆开看，那时候电视机也小得很。反正在你们家里搜查得特别仔细，搜了以后什么都没搜出来，这样就把你爷爷关起来了。（这事情）纯粹是个同名同姓不同人（的案件），那个白瑞生是国民党的人，你爷爷就根本没去过甘泉县，根本和国民党就没有任何接触，谈不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甘泉县那时候是国民党的辖区，（跟你爷爷）根本就对不上。他把这个同名同姓的人就当做是你爷爷，你爷爷也弄不清楚：好好个人嘛，我又没在国民党（的辖区）去过。这个我最清楚，怎么能出来个国民党特务呢？就把你爷爷这样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前，经常批斗，你奶奶也在，那个时候你奶奶经常跟上陪你爷爷，办公厅整天批斗，斗你爷爷你奶奶，后来你爷爷关起来，批斗就少了。一军管，造反派就没办法了，当时军管会专门管省委的大案要案。当时军管的部队是二十一军，管专案的就是二十一军专案办公室。
那个时候不是张虎（注：二十一军师副政委，时任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也不是周茂芹（注：二十一军副政委，时任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在负责，记得当时有人在军管会具体管这事。张虎当时是副秘书长（注：197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成立后，根据中央通知，省委常委研究决定，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省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就是省委的办事机构，因此被访者将张虎称为省委的副秘书长），是从二十一军来的，周茂芹是二十一军的（副）政委，他们具体管不到这个事情，具体管这个事情的是个专案组，所谓的专案就是四大家军管会（四大家：指在陕西支左的二十一军、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总后西安办事处四个部队）的专案组，那时候是军管时期。
我出身好，老区长大，从小参加革命，贫下中农，又是从中办回来的，又是省委的处长，能写。在当时这个条件下，那我就算最红的。所以在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厅一百多个处长里面就挑上了我。
当时突然把你爷爷关起来，我就问办公厅的人，他们说不知道，我又去问军管会，这个人怎么好好的突然就把他关起来？军管会的人就把这个过程给我讲了。我说你们肯定把人弄错了。据我了解，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白区，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呢？怎么能在甘泉的国民党档案里面有个白瑞生是特务？还是军统的特务？这不可能嘛。但是我没决定权啊，军管会专案组还要调查、查证，所以你爷爷就一直关在“七十三号”（注：1967年陕西省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办起了一个“监护管理所”，1968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后，由革委会政法组管理，改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监护管理所”。对外保密，称“73号”。“监管所”从1967年3月到1975年4月先后关押55人，其中西北局部长、陕西省委书记、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机关副厅局级、西安市委书记、副市长级干部24人，陕西省委领导干部被关押的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书记处书记严克伦、章泽、李启明等。）。
关起来了以后，里面缺医少药，饭又给得不够吃，我就常去看你爷爷，给你爷爷送粮票（注：当时“七十三号”不是正式监狱，属于“军事监护管理”，故每月被关押者必须按定量交粮票吃饭。实际不让吃够所交定量）、送药，当时主要是送药，他就是营养不良。我送，看管你爷爷的人就不敢挡，因为我是军管会的人，所以我进出自如。另外军管会要提审谁我就去陪审，因为当时是军管专案，我是专案办公室，是属于两个系统，那边是军队管，这边也是军队管，都是二十一军。那时候我主要管李启明（注：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文革初被打成“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的事，当时刘澜涛（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条线上在“社教”运动的时候就整了一批人。
把你爷爷关起来，我记得关了有一年多时间，他一直吃饭不好，一直胃不好。吃饭不好还吃不饱，我就给他送药送粮票，药是治疗胃病的。那时候你们家在平房住，最开始是在食堂那边，后来就搬到黑帮排，我在楼房住，我就路过你们家，所以我经常到你们家去。那时候西宁、小宁（注：白瑞生的女儿），都下乡了，就你妈在，她刚从部队回来。这样审查了挺长时间，一直就是证据不充分，也没有任何人提过说你爷爷到白区去过，或者在白区待过一天，所以这个人呢就肯定是同名同姓，这个冤案一年多才搞清楚。你爷爷受罪了，他根本不清楚是个什么案件，又不跟他本人说，就叫他交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交代什么？
那个“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是属于“斗、批、改”里面办公厅造反派搞的案件。办公厅里面是非多，所谓“整理黑材料”是（省委在）丈八沟开会，揭发“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集团”的一些事情。你爷爷当时在省委秘书长里面，是张德生（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3月4日在西安病逝。）比较看好的人，文章写得好。丈八沟会议上就揭发出来有个“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其实是七千人大会的事。
当时出简报，你爷爷是秘书长，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整理？简报上刊登出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话，还有基层干部对中央负责人的一些意见，其中对主席的意见共有六条，如不要随便说话，一讲人民公社好，下面就到处是人民公社，所以就叫“给毛主席整理黑材料”，实际上也是执行中央在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这个事情要问办公厅的谁呢？李林森（注：文革中被打成陕西省委办公厅“白瑞生、李林森、杜鲁公三家村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文革后曾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可能知道吧？当时办公厅有个“三家村”，有杜鲁公（注：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杜鲁公你不要找了，已经糊涂了，连回家都找不到门。“三家村”里边你爷爷挑头，你爷爷第一名，这就是省委办公厅的“三家村”。当时北京不是也出了个“三家村”吗？
整理黑材料、三家村、再就是和你奶奶一起开“夫妻店”，杜鲁公夫妇也在省委，李林森夫妇也在省委，你奶奶又是省委机要处的处长，你爷爷是省委的秘书长，都是一家人，办公厅就这样胡整，搞了个“夫妻店”。这个和“七十三号”没关系，（单凭）这个他关不了人，这个属于“斗、批、改”里面的事，什么“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七十三号”是当敌人抓呢，是把你爷爷当敌人的特务来抓的，这个罪名大。
“七十三号”就是现在省作家协会的院子。那里面的房子我现在记不准了。我主要说他这个案件的事，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我当时对这个就很有意见。你到时候跟人怎么交代？把人就随随便便抓进来。搞章泽（的专案），我也参与过，人家来陕北参加革命，你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章泽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章泽的父亲是军统，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为他老子是军统就说儿子也是军统特务，人家是投奔革命来了。他先去的中央，和胡耀邦在一起，章泽和胡耀邦的关系很好。胡耀邦当时是我们青训班的主任，由原来的组织证明一下，证明没什么问题了，然后送延安去，章泽就是这么参加革命的。结果他父亲是个军统，就认为他是（军统）派进来的。当时（专案组）就是这样推论的，那边他爸逃台了，就永远把这案子查不清楚，章泽是这么解放的。章泽解放出来后首先请我吃饭。经过我手的（案件）我还都能尽量保护一下。
像李启明，硬说李启明给毛主席安窃听器，我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他有多少脑袋？李启明是三十年代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能不知道给毛主席安窃听器是什么罪名？李启明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县长，背景不好，家里又是个大地主，所以把李启明就关起来了，但是不能因为父亲是大地主是（国民党的）县长就把人关起来啊。当时进延安的这种人多着呢，大资本家的女儿、大官僚女儿，在延安地区抗大、女大有多少都是背景不好的。人的出身你不可以选择，道路我可以选择啊，我到延安参加革命，这是人选择革命的道路，你不能把人打成特务嘛。这样我就和他们争，后来李启明解放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那时候我还管事着呢，就签字把这些（不实之词）全撤掉了，结论里留了个尾巴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个时候谁不执行啊，他当时也得执行啊，刘少奇当时是中央的二把手，谁敢不执行呢？就留这么个尾巴，后来李启明对这个（尾巴）有意见，我说可以嘛，你有意见你完全可以报告（省委），当时他马上要上飞机去云南上任，我说，来不及的话你说我记，我把意见带回省委去，这样他口述，注明了一下：李启明口述，XXX记录，然后我把这个意见拿回省委讨论。李启明在云南当省委副书记，我又到云南去给他看结论。
我是（19）68年革委会一成立就去专案组了。（19）68年到（19）70年这两年我在专案组，因为我是军管会要去的，所谓专案组是因为军管会里有很多事情是专案上的事，打倒一切嘛。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我“右倾”，所以我就不能出事，因为我进去了，他要再把我往出弄还得有一阵时间，因为我出身各个方面他找不到任何毛病，所以我在里面还能活动，他们把我挂起来（不用），但是有些事情还要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身份。有时候我和他们还能对抗一下，我平时按政策办，讲事实摆道理，所以我这么做，有人觉得我还不错，1970年以后就让我进了组织部，一直到1980年，十年组织部，副部长又兼了省委审干副主任，这就有一千多地师级以上干部要过我手解放，所有的结论都是我给常委会发的，这别人就插不上手了，军人都插不上手。
那时候（省委）常委，20个常委里18个都是军职干部，4大家支左，地方上就是一个李瑞山（注：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个肖纯（注：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李瑞山又兼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也穿上了军装，就成了19个人穿军装，只有肖纯一个人不穿军装。
就这样我把这个场面支撑了十年，但是后来看来，毕竟是错误路线，咱们尽管解放人，可是也有迟早的问题。大概有300多人在国民党时就是我们的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也是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一身两职……1943年整风都整出来，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个回炉，又成了叛徒，这种干部解放的比较迟，因为当时有个干部管理权限，当时地市级的副职都归中组部管，不归陕西省委管，你陕西省委无权做决定！你也无权分配他的工作！所以我一礼拜两礼拜就要去北京一次，省委讨论完了，我去北京中组部汇报，中组部同意了我才能回来宣布结论，说你能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当时“七十三号”那些专案资料，我估计他不敢销毁，全部都移交档案馆了。估计现在咱们建国路(省)档案馆还有。那个时候比较正规啊，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有点乱，到了1970年以后就一切都正规了。省委审干办成立，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审干办，那些档案就不敢乱动了。一些小字报、大字报可能销毁了，但是正式的个人专案那不敢毁掉的。
这个我可以给你写一段，你爷爷怎么遭难，怎么受到残酷的迫害，硬把这么一个同名同姓不同人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还把他军管起来，他当时身体不好，又要考虑自己莫须有的问题，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弄了一身病，你爷爷不是有胃癌吗？还动过手术，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但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中央当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六十一个人里面有六个是陕西的，有当时的省总工会主席刘文蔚，有黄河水土保委会副主任唐什么雷？唐方雷，农工部有一个，东方厂有一个厂长，都是六十一个人里面的，六十一个人里面，陕西就有六个。
还有就是林彪那个一号命令出来以后（注：此说不确，当时从北京向外地疏散老干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战备而作出的决定），从北京往外疏散老干部，给陕西当时分了十八个人，通知我去北京接这十八个人。有彭真、王任重，还有原来中央党校的理论专家杨献珍，大人物，反正一共是十八个人。当时叫我去北京把他们接回陕西，我不执行，我说这是北京定的事情，要送人由你北京送，人是中央秦城（监狱）往出输送人，要我们陕西接人，最后出了问题我们陕西怎么办？李瑞山在八号院（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办公院，因在西安市雁塔8号，故称八号院）找我谈话，我说这个（任务）我不执行，看你们找谁去执行，我反正是不执行。中央要定地点由中央去定，他有十条规定呢，第一条规定就是不准上诉。这（些人）全部都是敌我矛盾，王任重定的也是叛徒，彭真定的也是叛徒，杨献珍也是定的叛徒，都是叛徒。这事你执行了更麻烦。高明月（注：时任商洛地委书记，文革后曾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和你爷爷在一起的那个高明月，沾了（这事）的边。毛主席去世以后彭真要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就找到高明月，高明月又请示省上，那天是白文华（时任省委组织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接的电话，就告诉我，那天我带班。毛主席去世以后，省委有带班的、值班的，后来我说我请示中央，一请示以后，刚好是李银桥接的电话，李银桥是毛主席原来的卫士长。当时是天津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人家全家早就到了，接电话的时候刚好是他，他就说：叫他来，他全家都来嘛。但白文华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中央不同意，就把中央不同意（的这个意思）传达到商洛，商洛高明月就转达给彭真，彭真就对高明月意见大得很，所以彭真一上台就把高明月从省委（副）秘书长给赶出来了。（笑）
我手上也办了很多好事，也办了好多糊涂事。（笑）像这十八个人来了，我如果挨个往过看，集体交代，好好照顾这些人，那这十八个人就对我感激不尽。可是当时有组织原则啊，你不能接触（这些人）啊，十条规定头一条就不准你申诉，第二条不准你和外界接触，咱没有这个觉悟啊，（要是当时）咱有这个觉悟你看该多好（笑）。
这些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北京定的，像彭真到商洛，王任重到武功农科院。杨献珍到潼关。杨文海（时任陕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文革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之所以一上来就能当组织部长，就是对王任重关心得好嘛。他就沾了这个光，所以王任重一当省委书记，李瑞山一垮台，首先调杨文海当组织部长、常委。（笑）咱当时没这个觉悟啊，另外我管的也大，王任重就具体下放到农科院，而杨文海就是农科院的党委书记。因为你是宏观，他是微观嘛。
当时说老实话我担心啊，责任重大啊，（这些人）都是中央的高级干部，彭真都是毛主席身边多少年的人，搞不好怎么办？说老实话我经手解放了一千八百多名地市级以上干部，有一个人出问题我都不好交代啊。
当时那个时代，每天要从手上过多少事啊，当时周总理在舒同（注：时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案件上批：扣他一年半党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批示啊，这当然不能执行，所以我看了以后也没有再往下传达。当时省革委会专案组调查舒同的历史情况，查出来三十年代舒同从江西跑出来以后，到上海住了一年半，以卖字为生。舒同的字不是写得好吗？当时红军撤出江西，到处都在通缉抓舒同，没办法，舒同就跑到上海卖字去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专案组把调查到的舒同历史情况和专案文件一起送到中央，周总理就批了这么一段话。
也不能说军队干部水平低，那都是军级干部。比如说胡炜（注：时任二十一军军长，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正师职干部，打仗有功，回来就是军职（干部），他又是河南的大学生，本科大学生啊，又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但是当时这个左的路线影响很深，工人阶级和军人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控制局面，这是毛主席订下来的东西，那时候抓思想，这个毛主席的思想就把你束缚了，不敢有另外的想法，都是正统教育，对不对（笑）？你不敢有反抗的东西啊。
李瑞山这个人是个好人，小学文化。一开（常委）会，一边是军长（胡炜），一边是司令员黄经耀（注：时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讨论完事情就问，军长就这样办，你看怎么样？司令员你看行不行？他每次都是这样。……支左干部是当时政治舞台的最高领导，你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你能维持几天？李瑞山是个小学（文化程度），他维持了十年，总的来说陕西没有“翻烧饼”啊，换过几届省革委会班子，李瑞山一次也没换过，这就算是不错了。四大家的军人都是军级干部，经过长征的也有，比如黄经耀，以后都是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白辛夫（注：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主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经过长征的干部，好几个都是长征过来的，黄传龙（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组长），谷凤鸣（注：时任陕西省军区第三政委，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都是（19）38年的（干部），都厉害得很。谷凤鸣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都是大学生，水平都比李瑞山高，你能够不听吗？在常委会上他李瑞山就没有这一套一套的。开会的时候老是问我：你看这咋弄啊？我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笑）我们俩也开玩笑。那些军人有时候意见也不一致，你保护这个（干部），这个说个这意见，那个说个那意见，你最后主持会议的人总要说个定论吧，这个案是定还是不定？
你爷爷这个案子，始终没上常委会讨论。他们查不清楚嘛，始终都做不下结论嘛，白瑞生没有去白区工作过，也没有被俘过，没有离开过陕甘宁边区，你甘泉是国民党统治区，我说那时候白瑞生同志就根本没到过国民党统治区，他在绥德上学，他又在绥德工作，怎么可能冒出来他是甘泉的特务？不可能的事情嘛！我就和他们交涉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定？没有被俘，肯定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他一直在绥德工作，你怎么说甘泉这个特务就是他？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多得无数。那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同名同姓的问题，我说肯定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咱们再继续查。
后来又通过国民党敌伪人员，不知道他们找的谁，说国民党确实有个白瑞生，但不是陕西省委的这个白瑞生，这么就查清楚了。

转载自《记忆》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