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龙：那年我差点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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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差点杀人

黄晓龙

    1971年的四川省大竹县乌木渔场，经过了“清队”和“一打三反”中背靠背的检举和公开揭发。猜忌、提防像无处不在的病毒，弥漫在看似平和，却满是暧昧压抑的空气里；在每一道不经意的目光后面，似乎总有一双或者警觉惊悸、或者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打量、“关心”着你的一言一行。

尽管武斗的血腥和杀气已渐渐消散。但恐怖和惊悸却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不时令人冷汗淋漓从夜半惊醒的噩梦中。

更令人警惧的现实是；据来自重庆、成都、北京等地的消息，一场新的名曰“清查516分子”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那些曾经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里已经遭到过清算的造反派头目，那些被称之为“幕后黑手”的大小干部，又再次面临着“比反革命还反革命”的严厉审查和清算。显然、这场运动不久就会在政治运动历来都要比大城市慢半拍的大竹展开。这不能不再次令已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尝尽惊恐的知青们再度紧张起来；不少人都在暗自忖度；这次该又轮到谁？自己能不能躲过噩运？而那些曾经尝到过“组织信任”的甜头，或得到升迁，或得到器重，或跃跃欲试准备加入积极分子行列的人们，也暗中兴奋起来。一个个睁大眼睛，竖直耳朵，伸长鼻子，警觉地观察、窥视着“新动向”，以获得向组织奉献忠心的素材，以提高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

“渔场崽儿”面临重点整治

这个由150名文革前下乡的重庆“老知青”于1963年组建的渔场，在大竹最先竖起造反大旗，与社教工作团静坐对峙了十余个昼夜，使全县所有社教工作队不得不全面撤出。这些文革前曾经每月只有15至17元工资，却一直从事着捕鱼、挑土、抬石头、烧石灰之类高强度劳动的现代包身工们，随时会因为一句无意的感慨、牢骚，一次不经意的违纪越轨，就遭来训斥和大小会批判，重则被撤职减薪，直至被“内部管制”。在文革前夕到文革初期的四清运动里，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人人过关，背靠背的揭发构陷下历尽惊恐，自文革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迅速转变为“炮打司令部”以来；在长期压抑下不断积蓄起来的愤怒和宿怨，挣脱逆境的渴望，使他们的“革命”显得格外激进。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换成知青们稍稍悲观一点的判断则是：“叫花子打成了要饭的，还是叫花子。”

正是这种“也许会更好，绝不会更坏”的判断，和“革命不分先后”的鼓动，以及“自己解放自己”的诱惑，为他们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挥洒的空间。使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文革前期，成了大竹境内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特殊群体。使渔场知青在大竹迅速成名，除了在县社教工作团办公室静坐对峙十多个昼夜的那次“革命行动”外，发生在1967中后期的几次事件，更具传奇色彩。

1967年5月，几个渔场知青在县城与当地造反派为某一小事发生冲突，最后在县城造反派数十人的“户口兵（讽刺渔场知青的造反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迁户口回城），滚出去！户口兵，滚出去”的起哄，嘲骂声里，狼狈不堪地被轰出了县城。当时正在渔场的知青们，一听说有同伙在县城被“臊皮”，甚至还没有搞清事情的原委，就一个个红了眼睛。几个头头登高一呼，马上就啸聚起三十多人，抄起大刀、钢钎，一路高呼着：“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从18里之外的渔场直扑县城。要向实力强大的工人兵团讨回尊严和面子。当几十个随时准备拼命的亡命徒刚刚接近北门车站，听见他们激荡着悲愤、绝望和杀气（其实也是为了壮胆）的口号，事先得知消息布防在北门一带，同样装备着大刀钢钎的工人兵团，突然全线崩溃，数千名被惊恐裹挟的武斗队员几乎在同一时刻转身就逃，上千根钢钎拖在地面的铿锵摩擦声和慌乱的脚步、惊呼声，像潮水般响彻整个县城的大小街道。随后，在县委球场上两军对峙中，面对这三十几个红了眼睛的亡命徒，由近百名复转军人组成的武斗精锐，一个个紧张得脸色铁青，其中竟有好几个人吓得双脚直抖，小便失禁。事后，在经部队调解，对峙双方解散后的县委球场上，至少有三四处散发着臊臭的尿迹。

不是骂我们是“户口兵”吗？老子就是想把户口办回重庆！受到头一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鼓舞，知青们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又结伙冲进渔场所在地的堡子区政府，用大刀钢钎逼着公安特派员开出几十张迁往重庆的户口迁移证，幸好这位特派员多长了心眼，谎称区里只能向县内迁移，必须到县公安局转签并盖章才能生效，当知青们欢天喜地丢掉手上的武器，一个个拿着“迁移证”兴冲冲赶到县公安局时，户政股早已人去楼空。这些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知青们如梦初醒；比起不动声色，老谋深算，哪怕是最基层的机关干部，自己也不过是幼儿园的娃娃。

当年7月，也是这个渔场的知青的笔者，会同大竹中学刘业远、县农业局的李果箐、余德合，县人委余训端，涂太印等机关干部和教师，发起组织了大竹反到底，并以反到底司令部的名义，在铅印的大竹反到底报上通栏印发了一篇《大竹向何处去》广为散发。自此、曾经是815派的工人兵团一统天下的大竹，公开分裂为两派。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争斗和“反军黑潮”（清理516工作组长定性语）。当我退出反到底后，另一个渔场知青唐士六又顶了上去，在反到底被赶出大竹后，他带领着一支以渔场知青为骨干的反到底武装，在西至广元、北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东至垫江、梁平、万县一带东征西讨，成为川东北地区一支颇孚盛名的武斗精锐。直到80年代初，只要一提起《完蛋就完蛋》，提起唐士六，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竹人，无不以各种夸张的语气和表情慨叹：“渔场崽儿！”

正是因在大竹文革中的影响，渔场知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新生红色政权”为树立权威、恢复秩序，首当其冲予以重点整治的目标。

工作组长认定我是“516”

1971年春节回重庆探亲期间，我就得知一场清查516的运动即将展开。早在1967年，我就从大字报上得知，北京出现了一个“516兵团”，“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一两个高校的公开红卫兵组织，何以突然间变成了庞大的、遍布全国的“阴谋集团”？一打三反刚刚过去，又冒出这样一个对象极为暧昧宽泛，随意性很强的清查运动，不能不令我升起阵阵不祥预感。

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1971年6月底，由县委、县革委派出的清查516工作组进驻渔场。在第一次学习文件兼见面会上，工作组长逐个点名，要求点到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相互认识。当我站起来时，这个正在大竹城关派出所指导员任上的组长王秀廉大人，顿时收起笑容，推开眼镜，一双凝满杀气的三角眼，阴森森、冷飕飕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尽管当时已是6月底，闷热难当的会场内，几乎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地摇着扇子，但我脊背上却顿时直冒冷气。原来轻松喧闹的会场刹哪间静得像死水。这时候退让露怯，肯定会让他认为你心头有鬼。在这个很多人都想找一块垫脚石向上爬的年头，你肯定就会成为他们想要的那一块。顿时、我迅速放松僵硬的面部肌肉，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用冷冷的目光和他对恃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等组长大人示意就自行从容坐下。

王秀廉仅仅惊愕尴尬地愣了片刻，又恢复了随意和微笑。只不过会不时向我投来一瞥看似无意的阴冷目光。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内，除了在学习传达文件的大会上频繁地以阴森的目光对我施予特殊关照外，没有任何异常。但我清楚，这种相安无事的平静，不会太久。

果然，7月中旬一个晚上，工作组召集十几个积极分子开了一次会，第二天早上饭堂里就突然出现了一张标题为《黄晓龙，你慌什么？》的大字报。署名是与我同住一个寝室，外号叫“刘大罗兜”的新科积极分子。大字报称；自清查516的运动开展以来，我就一直惊恐不已、行为反常，肯定是心头有鬼云云。其它5、6张专门针对我的大字报，除了“反军”、“思想反动”之类的老调外，也没有拿出任何新“罪证”。但这毕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王秀濂要对我动手了。

也奇怪，一旦看清现实处境，多年的压抑、忐忑、惊恐顿时烟消云散。好斗叛逆的天性升腾起来。既然已被工作组看中，灾祸难免，任何伪装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两年多来委曲隐忍，在无时无刻都不敢放松的高度警觉中几近窒息，却仍然不能脱祸，那就挺直脊梁痛痛快快地迎接要来的一切吧！

王组长是个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警察。除了喜欢土财主式的附庸风雅外，据渔场众多观察家一致认为“此人好色”。无论在哪一个男知青面前，他都端着一副高深莫测，居高临下的架势。但一见到女知青，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他两眼立马就会绿虾虾地放光，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满殷勤和馋涎欲滴的媚笑。粗厉的声音也变得粘糊甜腻起来，一口一个“你这个女孩子”的暧昧和亲热，更是叫人全身起鸡皮疙瘩。仅仅一个多星期，就有好事者在深夜捕鱼时，给了他一句通俗形象的形容：“口水把脚背都打穿了。”随后又简化为“口水”或“脚背”。一旦没有积极分子在场，深夜捕鱼打瞌睡时，就会有人捏着嗓子，用粘乎乎、甜腻腻的声音“你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哟”，随即就有人齐声以“口水哟”、“脚背打穿啰”响应。于是在一阵阵轰然大笑中，瞌睡虫踪影全无。

王组长还经常在大小会上向我们宣讲他的理论独创；“你们抱怨工资低，其实不是国家没有钱，国家有的是钱，要多少有多少。为什么不多拿一点出来？就是怕党变修，国家变色，人民变懒。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有继续革命的意志。这个道理你们懂吗？嗯？”令我们这些多少还懂得点社会主义必须最大限度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懂得先进的生产关系必将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这类常识的知青们，只得你望我、我望你地苦笑。

凡学习文件或材料，王指导员绝对不让他人染指代读。每次开读前，茶杯、火柴、香烟都变成了“惊堂木”似的法器，凝聚着专政的威仪摆在固定位置。一顶半新不旧的警帽，被反复擦拭得雪亮的警徽朝着桌下的听众，端端正正安放在桌中央的前端。随着清理喉咙的几声咳嗽，那双在审问小偷和各种嫌疑犯中养成了凌厉煞气的三角眼四下一扫，一种阴森的寒气顿时升起。然后读文件。

每读完若干字句，他都要来上一段解释、发挥。偏偏那段时间的各类文件中，毛老头引用的文言和诗词极多。解释那些字义艰涩，出处生僻的文言文，就成了他卖弄学问，炫耀才华的难得机会。每到此时、他总是两眼放光（多数时间都朝着女知青，尤其是那几个稍有点姿色的，其目光的关注频度最高），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抛文”。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随意离席上厕所，甚至不能丝毫走神，必须像无知的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信口雌黄，张飞杀岳飞，你也绝对不能流露出丝毫嘲笑、轻蔑，或者疑惑和不以为然。

大约是8月下旬一次学习文件；当他结结巴巴地读完一段涉及古典的文字后。又眉飞色舞地开始卖弄发挥，从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扯到“庆父不死，蜀（鲁）乱不已”，从刘结挺、张西挺扯到刘文辉，刘湘，又扯到张国焘。我强忍着不笑出来，正准备起身上厕所时，突听王组长炸雷似的一声断喝：“黄晓龙，黄部长，黄司令，你笑啥子？这是什么时候？你以为你还是司令、部长？你的问题还早得很！现在我就告诉你，做好准备；好好交待你的反军言行，你的问题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听到这一连串威胁，我全身的血顿时涌上头顶，我忍不住也毫不客气地回应；“王组长，我听到最高指示，听到毛主席的教导，应该高兴、应该感到幸福吧？我不该笑吗？”这令他顿时语塞。脸色顿时胀得紫红，在尴尬的沉默中愣了不到一秒，王组长桌子一拍就站起来，嘴角、两腮、和手指头都打着颤，指着我吼道：“黄晓龙，我告诉你，你就是516分子，大竹的反军黑潮就是你掀起的！你就是罪魁祸首！工作组想放过你，革命群众也不答应！”

尽管早料到迟早会出现这种局面，但毕竟来得太早，太突然，令我在愕然中顿时意识空白，无言以对。

见我没有回应，这位惯于颐指气使的指导员，又放缓语气开导我；“黄晓龙、你连龟儿、老子之类的粗话都说不通畅，你是不是太知识分子了？太引人注意了？像你这种封资修文化中毒很深，又当过反到底司令、部长，写过反军文章的人，不是516才怪了。”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意识到他绝对没有掌握任何过硬的“钢鞭”材料（事实上，我仅仅在大竹反到底担任了不到两个月的二号勤务员，又何来“钢鞭”？），我马上就理直气壮地反诘：“王组长，你说我是516，起码要有证据吧？516在大竹有哪些活动？在大竹由哪些人组成？你说得清楚吗？你说我是516，那好！我是何时加入的？履行了哪些手续？我的上下级有哪些？进行了哪些活动？我连516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更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我在大竹反到底前后不到两个月，哪来……”

不等我说完，王组长又迅速恢复了他那种惯有的，阴阳怪气的微笑和自信，打断我：“好了、好了，黄晓龙、不要以为你会说，就把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即使找不到证据，没有履行手续，组织上照样可以认定你是516。你不是知识分子吗？这点常识都不懂？”说完了，又奚落道：“建议你好好领会一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最高指示，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最聪明！”

原来神秘莫测的“516”竟是这么回事；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极左纲领”，全是扯淡！全是莫须有！什么组织认定？组织是谁？组织就是大权在握者。就是执掌着你生死祸福的那几个人或一个人。只要执掌大权者上下嘴皮一动，你就被“认定”了。而且还是以神圣的“组织”的名义！

决心以死相拼

一天晚上，自知大劫在即，再也无心摆弄手风琴，我独自躺在人迹罕至的大坝左则的草地上，仰望着宇宙深处发出的星光，回忆着短暂多舛的一生。

历经了太多的磨难和惊恐，尽管心上早已磨出了一层硬茧。但此刻无论怎样努力还是驱不走满腹悲凉感慨。挨整已成定局，多愁善感、愤愤不平何用？反复分析权衡，苦苦思考找寻出路，依然是一团乱麻一派茫然。无奈之下我痛下决心；你王秀廉无视事实硬要将我置之死地；那好！我们就来个以死相拼！这个充满了势利、叛卖、奸诈和丑恶的冷冰冰的世界，已经不值得留恋。死，既是解脱、复仇，也是为民除害。我顿时感到一种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无所顾忌。甚至突然想起了《两地书》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一段话，大意是；如果遇到老虎要吃我，我就爬上大树，老虎在树下守多久、我就在树上坐多久，绝不下来。即使即将饿死，我也要先用皮带把自己牢牢捆在树上，就是死了，也绝不让自己掉下去，让老虎遂愿。在那次对“是生存，还是死亡”做出最后的抉择时；鲁迅对邪恶绝不妥协、退让，绝不给敌人任何机会的决绝和彻底，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正当此时；突听得溢洪道那边传来石×ד义正辞严”的诘问：“你敢保证他思想不反动？保证他没有敌我性质的问题？”随即是张华益理直气壮的回应；“我虽然不敢保证他没有大问题，但先入为主地把他定成敌我矛盾，再去收集证据，就是成心整人。毛主席说要重证据，不要逼供信。这样做绝不是党的政策!”“那你敢说他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也清楚？”“毛主席说‘存在决定意识’，他如果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工作劳动就不会一直那样积极，更不敢经常给领导提意见。”“那他那些反军文章又说明什么？”“你没有参与过打砸抢？你没有偷过鱼？你没有打过犯错误的当权派？你不晓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沉默有顷后又是张华益的声音；“王组长说过，只要站出来揭发黄晓龙，他就介绍我入党。我当然想入党。但我实在想不起，除了反到底那些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在哪里。这不是安心整人吗？”

听到这里，自认所有的温情早已干枯的我，顿时眼眶里涨满了热泪。我为自己用自私、冷漠去揣摩所有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我再没有勇气听下去了。提起雨衣，逃也似地回到宿舍。

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并不是所有人的正义和良知都在诱惑和威逼下完全沦丧！所谓“头顶三尺有神灵”、“是非自在人心”，至理名言也！

还有一个人在不经意中的几句宽慰，也同样令我至今难忘；他是不久前调进渔场担任副场长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彭业臣。这个连自己的姓名都写得歪歪扭扭，为人却非常耿直的转业军人，与另一个转业来的渔场毛副主任是迥然相异的两类人（否则、照他的功绩、资历早就是师、团级以上）。也是我被王秀廉“认定”为“516”后的一个下午，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一个什么“重要”文件（王秀廉到来后，文件传达开始严格按若干等级，先党内后干部，再积极分子，最后才是一般知青）。见队长和积极分子都去了不用晒太阳的会场，几乎所有知青都阴一个阳一个地梭回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鱼池工地上，满头大汗地用片石砌着产卵池护坡。我之所以如此，仅仅为了用肌体的疲劳淡化深广无涯的绝望而已。

就在我抱着一块近百斤重的大石头填进基坑时，身后响起了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老黄，来抽支烟，歇一下。”只见老彭从小半包《大前门》里掏出一支烟，笑吟吟的递过来。当时的渔场知青，每两三天能有一包《向阳花》已属不易，《巨浪》、《飞雁》仅仅是发工资时偶尔来一包的奢侈，春节能抽上《大前门》更属幸运稀罕。所以，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连连推辞。见我如此，他的脸一下就“马”起来，“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些假，明明想要又不好意思，拿着！”看着我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有点陶醉的样子，他干脆又将剩下的半包烟塞给我，然后轻轻拍着我的肩头道，“我晓得你这几天难过，你要相信是红说不黑，是黑说不红，放开一点，不要怕，嗯？”说完就背着手慢慢离去。

这在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几句宽慰，那时却令我升起一阵自责反省；自到渔场以来，自恃多读了几本书，对文化较低的知青，始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无知、粗俗、目光短浅、物质层面的追求远远多于精神，而现在却恰恰是我一直不屑为伍的文化低的人，在暗中给了我同情。

还有那个和我基本没有什么交往的黄美胜，一次在宿舍走廊和我对面擦过时，突然叫住我，“黄晓龙，莫要成天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你晓得62年美国准备打古巴时，卡斯特罗说过那句话吗？他说；凭美国的实力完全能够占领古巴，但在被占领的古巴土地上，绝对见不到一个活人，一栋完整的建筑。怕啥子？人活着就是有那股志气。”尽管我努力抑制着自己，除了微微点点头外，尽力让脸上做到波澜不兴。但心头涌起的巨澜却铺天盖地。我只能站在寝室门边，用满怀感激的目光送他走进位于走廊最前端的宿舍。

当然、这些没有权力的人都左右不了我的最后命运，但起码让我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世间照样有温暖，有良知。

我非常清楚；只要王秀廉还是工作组长，除非出现奇迹，我被打成516的厄运是不会改变的。以死相拼就必不可免。在正式宣布我为516分子之前，将是我最后的人生时光。我得尽可能地弥补一下此生的众多遗憾。于是、我向远在冷湖油田的二姐去了一封信，谎称出差掉了一笔公款必须赔偿。大约9月初就收到她汇来的50元。这在当时的渔场可是一笔巨款。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书、电影可以解除灵魂的压抑和饥渴，可以令我看到一点希望。在大竹、除了能和相识不久、已在当地就业的知青挚友杨思聪吹吹牛、发发牢骚，交流各自经历的幸福、快乐、痛苦和人生经验，畅谈对时局、对某些文艺作品的感受看法，相互鼓励，以略微填补一下精神黑洞外。吃肉解馋，品尝糖的美味就成了物质享受的最高境界。从我1959年考入水产校就进入了“灾荒年”，随后，除了在1965年双抢前后大竹猪肉敞开供应过一段时间外（但那时每月15——17元的工资只够伙食费，敞开供应对我们只是画饼），吃肉历来是一年四季都在淋漓大汗中付出巨大体力能量的我们，从心理到生理的渴望。接到这笔巨款后，每逢休息甚至只要有能够从渔场步行18里到达县城然后回来的足够时间，我都要进城炒上一份肉，再来一碗肉片汤大快朵颐。然后再找熟人开后门，称上半斤牛肉干，或者花生糖，再不济也要称上半斤水果糖，以待在渔场享用。

每有传达学习文件材料的全场大会，王秀廉始终没有忘记用那双冷飕飕阴森森的三角眼对我频繁关照，那目光有一种猫捉老鼠式的得意和戏谑，更有一种陶醉于手执生杀予夺权柄的满足和炫耀。尽管我已决心在最后时刻和他同归于尽，但每当见到他那种癞狗长毛式的得意，总是忍不住怒火中烧，尤其是当他半通不通、漏洞百出地卖弄炫耀学识时，好斗的本能，总令我涌起要给这个小人一顿奚落嘲弄的冲动。我知道，正如骂女人为丑八怪一样，奚落嘲笑他的附庸风雅和无知，是他的最痛，也是对他最痛快的报复。但为了那一天不致来得太早，为了让他不致生出警觉，我只得隐忍着，低下头尽量不看、不听，尽量让自己平和下来。

也许是最后一次回家

在一边急不可耐的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一边又下意识地希望这种剑拔弩张的僵持无限期延长下去的忐忑中，国庆到了。9月29号下午，渔场领导宣布，当晚捕鱼任务完成后即开始放假三天，10月2号晚上8点前必须全部返场。晚饭前，正当我和其它十几个准备回家的知青在办公室围着王会计开探亲证明时，王秀廉抱着茶杯缓缓走到王会计背后，用那双阴森森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当轮到我时，王会计仅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在事先打印好了的介绍信上刷刷几笔填上了我的姓名字、日期，盖好公章，头也不抬就递给我。此时、王秀廉终于忍不住了；“黄晓龙，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回重庆？”我顿时来了兴致，微笑着回敬；“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是国庆节吗？”

“我建议你不要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用不着想。”

也许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冷硬，他稍稍愣了一下，我又趁热打铁：“我至少现在还是革命群众吧？上面还没有下达我黄晓龙是516分子的批文吧？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你暂时还没有不准我回家的权力吧？”

见我如此强硬，王秀廉马上变了脸；“黄晓龙，我是暂时管不了你，不过我警告你要按时回场，否则你就是罪上加罪！”

“我有什么罪？！不就是你个人的欲加之罪吗？”说完我就转身准备大步离去，他突然厉声叫道：“黄晓龙，回来！”我冷冷地转过身去，见全办公室的十几个人都在以各种眼神看着他，他才勉强忍住怒气道：“记住，三号晚上6点点名。”

“对不起，熊书记说的是8点。”我说完，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大步离去。

当晚捕鱼时，想起下午的一幕，我又生出几分后悔，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挑战他的淫威，踩他的痛脚，肯定将加剧敌意。那最后时刻会不会来得更早？如果他生出警觉，采取了预防措施，使最后和他同归于尽的决心不能如愿，岂不是小不忍乱了大谋？但事已至此、唯有听天由命。

当晚捕鱼回来，轮到我提起每人两条的定量鱼过秤时；掌称的王老婆婆、王素芳，突然一改常态、大发善心：“黄晓龙你家里那么多兄弟姐妹，这两条鱼哪里够，去、还去选两条来，我那两条鱼让给你。”当我喜出望外地提着四条鱼，在电站机房破腹打甲时才突然悟到，我和王秀廉下午那场较量肯定已在全场传开了，不然锱铢必较的王老婆婆，不会慷慨地将供应指标让给我。这当然是同情和善意的表达，但也表明最后的时刻已经不会太远了。

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踏上故土，最后一次与亲人团聚，和挚友交流。我抑住满腹的不舍和悲凉，没有在母亲和兄妹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情绪。当时，聂云岚（注：原重庆出版社编辑，被打成右派后在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老师也从长寿湖回家探亲，除了脸色凝重地在室内走来走去，听着我的倾诉外，只得用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也许事情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来宽慰我。道别时，一向最多将我送到宿舍大门就回头的他，竟默默地陪我走到储奇门十字路口才和我分手。

在那些年、每逢节假日，辉夏的家，历来都是同学朋友聚会交流的沙龙。在业余文艺圈子内稍有点名气的绘画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是那里的常客，也是获取各种信息乃至各种思潮交流碰撞的地方。在即将离别的10月2号晚上，我再也忍不住，将自己在渔场的现实境况，和王秀廉的几次冲突，都向朋友们和盘托出。当时身为市内某大商场革委会委员，清理516领导小组成员的岳燮容，认为就我在文革中仅仅当过两个月头头的情况，就“认定”我是516分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叫我根本不用怕，上面肯定不会批。正在钻研绘画的张琪居则认为，在“山高皇帝远”的专县，开罪了手执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什么不可思议的荒谬都可能成立。他说：“现在黄晓龙的处境，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危险艰难的，我建议不要再扯别的话题了，大家都集中精力给他想想对策。”然而，在我们这一堆既无从政经验，更不不懂翻云覆雨手段的文艺青年当中，又有谁能够拿得出具体可行的建议？除了同情和担忧、宽慰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分手时，张琪居紧紧握住我的手，模仿着一口倒像不像的“浙江官话”道；“牺牲未到最后时刻绝不轻言牺牲！”顿时就令泪腺早已枯竭的我，眼里涨满了暖暖的酸涩。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孤悬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夹皮沟”，唯有亲历者才可能体味到那种没有沾染任何功利色彩的友谊的珍贵和温暖。一句不经意的话，往往会令你灵魂为之震颤，令你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豁然开朗，足以使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感到孤独无助。可惜的是；这些年来，这些美好的情感已和我们越来越远，似乎唯有在回忆里才能找到。

最后时刻逼近

也许是命中注定，那年的10月3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天刚亮，我就赶到了江北红旗河沟，在公路边从黎明等到中午，竟连一个熟人的车也没碰到（那时重庆到大竹的车费是5.4元，对每月只有22元工资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奢侈，所以搭车是我们往来于重庆大竹之间的普遍选择）。焦急不安中，直到中午1点前后，才碰到46队一个叫钱乐平的安徽籍年轻司机刚刚卸完货准备装盐巴回大竹。喜出望外的我上车后才知道，他此次要绕道广安、渠县再回大竹。那时的客运班车都是早上发车，改乘客车显然为时已晚。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车还没到渠县就已经是晚上11点了，不得不在离渠县还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旅馆住下。第二天凌晨5点又开车出发，哪知过渠县不久，汽车的离合器又踩不开了，在我的一再恳求下，钱乐平凭借着艺高胆大，居然硬是次次都准确判断出发动机转速和行车速度间的契合点，及时换档，竟奇迹般地从渠县爬上了九盘寺，又顺利抵达大竹城。途中居然没有出事、没有抛锚，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奇迹。

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地赶到渔场时已经是10点半了，王秀廉正在主持一个文件学习会。好像专门在等我似的，刚刚走进会场他连头都没抬，就将我叫住，“黄晓龙现在是多少时间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才回渔场是什么性质吗？我告诉你，这是对抗运动！”“据我理解，这仅仅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违纪，因为汽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不要说了！”王秀廉一声断喝，音频顿时提高了八度：“黄晓龙，你气焰不要太嚣张，我告诉你，你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一批下来你就是516分子！”见我盯着他没有开腔，又道：“黄晓龙你晓得516的性质吗？那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那种得意加戏谑，一下将本来想尽量拖延最后时刻到来的我逼到了墙角，血顿时冲上了头顶，我也顾不上多想，立即回应：“还没有批下来吧？没有批下来我就不是516分子，说我就是516也好，认定也好，那都是你的个人看法，不能代表组织，我拒不接受！”

“那好！你就等着，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在这几天！”

我心头顿时一横；这个时候了还要反复折磨我，那好、老子不仅要在死前先拉你垫背。从现在起，老子每一刻都不会让你舒服自在！原本准备躲到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此刻干脆将竹椅放在正对着他的显眼位置，装作听文件，把所有的仇恨鄙夷都集中在眼里直盯着他，开始王秀廉读得还算顺畅，但几分钟后就稳不住了，始而汗水初露、继之结结巴巴，后来原本青色的脸渐渐胀成了猪肝色，在频频的慌乱走神中，语无伦次起来，最后又爆发出一阵连连大咳。不得不破天荒地将文件交给张华益代读（这可是他来渔场后的首例），而他自己则点上一支烟，起身转到会场外去了。而此时的我、从紧张中松弛下来，手脚都在阵阵微微发颤。

趁下午上班的休息间隙无人注意，我偷偷从加工房找来一段7、8公分长的钢锯片，躲在电站机房用沙轮将两面和尖端都磨得锋快，再缠上布条，插在早就悄悄缝制在内裤贴身面的小口袋内；皮带也扔掉，用一段多股塑料软电线代替，只需一拉就可以扯下来既当导线又可当勒颈索。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到了最后那一刻，绝不能轻易罢手。无论是用刀割颈，用线勒喉，用电击，都必须对准要害下狠手，首击毙命，然后再痛痛快快地自行了断，绝不犹豫迟疑。

第二天，托伙食团采购从大竹买来一斤牛肉干，在工间休息独处时，在辗转难眠的静夜，在品尝着难得美味的满足中，忘掉当前的危局，忘掉也许是几小时、几十小时、乃至几天后，就是我拉着王秀廉血溅五步，共赴黄泉的最后时刻。

此时、十几年来孜孜以求的诗人梦想早已破灭。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毫无疑问正是诱使我多次“犯错误”的“祸根”，不！什么理想、什么人生追求，在这种世道下，本来就是美丽的陷阱和咒语。对现实、对个人的命运，我已不存丝毫希望。在1967年前后那个全民造反的狂欢时代，一度大力宣传公仆由人民选举，随时可以罢免的巴黎公社原则，结果全是骗人的谎言。在这个告密、叛卖、诬陷和献媚不断获得鼓励奖赏的黑暗时代；生而何欢，死又何憾！活着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追求幸福和理想的自由，没有捍卫尊严的权利，仅仅是鹦鹉学舌般的驯服工具、螺丝钉，与行尸走肉何异？与奴隶何异？痛痛快快的死实在是幸运、是解脱。何况，还将有一个专事整人的恶徒垫背！

但我还年轻，我才28岁，生活才开始不久；我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幸福、甜蜜，没有过任何异性间的感情交流，甚至没有碰过、拉过一次异性的手。

我有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幼年时、父亲就以“特嫌”罪名冤死狱中。倔强的母亲在姑婆，外婆的鼎力相助下，以微薄的薪金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1954年底母亲再婚后，不到三年，继父又被打成右派，半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是母亲以她特有的，几近极端的教育方式，将全家兄妹都养成了独立自尊倔犟进取的性格。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姐，早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地下党，自姐夫被打成右派后，一直忍辱负重如履薄冰般地勤奋工作、养育孩子，同样因为轻信了谎言宣传，才满腔热情地投身文革，这场清查运动，把她也打成重庆的516——“三老会”的重要成员，被冠以“上窜下跳的联络员”，反复出现在每一份揭批“三老会”的材料里。这几个月，她可能已经在数不清的批斗会和学习班里受尽屈辱折磨。我的一直穿着补疤衣服读完五年大学的二姐，一毕业就分配到青海冷湖油田，在那里，从上百米地下抽取的的饮水，都苦涩得难以下咽。冬季外出一旦遇上暴风雪，迷路或汽车抛锚就必死无疑。就是因为有她每月给家里的接济，这个家才从1965年之前接近崩溃的极端贫困中挣扎出来。她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但为了每月十几元的高寒补贴以支撑这个家，却一直在“满山乱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前流放地上苦苦坚持。最令我不舍、不忍的是1962年差点被“疤骨流疸”（骨结核的俗称）夺去性命的二弟，1964年本来已经在江北一小学当代课教师，一次在江北区的阶级教育展览上，看到有“大特务黄远昌”（父亲）的文字，吓得他再也不敢去学校。恰好当时云南省建筑公司在重庆招工，报名去昆明当了建筑工人。1967年、我退出反到底后，被一伙人追杀，是他逼着我远赴昆明。以每月30几元的工资，苦苦维持着我和幺兄弟三个人的生计。这些年、他每次回重庆探亲，都要专门到大竹来渔场看我。三弟是父亲的遗腹子，此时正在涪陵天台公社当知青，令我深深愧疚的是；因为看不起他的自私胆小，我从来就没有给过他好脸色。最令我揪心的是我苦命的妹妹，初中刚毕业年仅15岁就偷偷自己下掉户口，到离达县还有一百多里的山区林场当了知青。1965年我专程去林场看过她，长期缺乏油水滋润的伙食团大铁锅长满铁锈，连煮出的饭都泛着铁红色。1970年，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妹夫调回重庆，留下妹妹和年仅1岁的侄女无望地留在农村，前不久她来信中有一句话，令我一想起就心头滴血：“我们都是唐家沱的死尸——流不出去了。”（注：唐家沱是流经重庆老城区的长江下游一处回水沱，重庆城溺水身亡者尸体通常会在那里滞留）我的乖巧机灵的幺兄弟，因为家庭出身，成绩再好也只能读街道民中，再过一年他就该毕业了，等待他的只有华山一条路——下乡当知青。我知道；一旦我对王秀廉施行“阶级报复”，并“畏罪自杀”。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对我的亲人们，无异是雪上加霜，屋漏逢雨。但我已经别无选择。我没有在缺乏起码尊严的境遇下苟活的勇气，更不愿窝窝囊囊地独自“自绝于人民”。无端置我于死地的恶人，必须先死。

好友急告惊人消息

绝处逢生的转机是在10月6号出现的。

当天下午上班不久，李伯寿笑嘻嘻跑来告诉我，说306民工团有一个叫王甘让的重庆知青，托他带口信，叫我晚饭后一定要去一趟，有重要事情要同我商量。李伯寿是繁殖队少有的几个血统工人后代，也是在我被“组织认定”为516分子后，仅有的几个还敢和我正常来往说笑的知青之一。

我匆匆吃完晚饭，划着双飞燕转过梨子坳，急急向306赶去，船还没拢岸，就看见王甘让满脸微笑等在湖边。

王甘让是1964年到大竹落户的老知青。早在1965年的省群众文艺汇演期间，他就以其音域宽阔，干净明亮、极具穿透力的男高音，被省歌剧院看中，并在省歌剧院逗留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因为家庭出身“黑”（所谓“历史反革命”），政审通不过，才又回到欧家林场，重新当起了知青。前些年我认识他时，他已结了婚，虽然个子小，却是头等劳力，拿的是最高工分。1970年开始在知青中招工，他的根红苗正的妻子就被招进了县国营旅馆，不久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领导在多次谈话中，暗示她要同出身不好的丈夫划清界限。当妻子在一次夫妻间的闲谈中偶尔提起时，甘让即主动提出了离婚。他只为不影响前妻的前途。但我非常清楚；所谓“划清界限”，对极富自尊的甘让无论如何都是难于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见到我上岸，王甘让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句话就是：“你终于来了。”

原来，早在8月底，他从湘渝铁路民兵师宣传队回大竹办事时，就得知我已经被工作组“认定”为516分子，就一直隐隐为我担心。国庆当天晚上，即将解散的湘渝铁路民兵师宣传队在地委礼堂作最后的汇报演出，当开幕式按彩排的程序开始齐声高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被突然冲上台的铁道师政委厉声喝止。这位政委站到麦克风前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起，除了对毛主席外，对任何人都不准再搞敬祝之类的个人崇拜了。这是个是否忠于毛主席的大是大非界限，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

演出开始后，原来早已定下来的节目。凡是和林彪有关的都被一律取消。于是，有关林彪已经出事的猜测，在演出结束后就不胫而走。第二天，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森严戒备下，地委大礼堂召开由党政军各界领导干部参加的中央文件传达大会。据王甘让和同是重庆知青的新婚妻子李玲，从散会出来后的军人间的交谈中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更是肯定了这一猜测。

10月4号，民兵师宣传队解散前的最后一天，原来军分区内被隔离审查的几个516分子，突然解除了隔离。这显然表明，这场莫名奇妙的清查运动已经夭折。从而让甘让夫妇暗自为我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夫妇俩在306报到后，本来商量好准备于今天下午，由甘让步行到渔场向我通报这一消息。但无意间于中午在供销社食堂遇见了认识的李伯寿。李伯寿自告奋勇给我带口信。

那一晚，我们兴奋地抽着烟，从中国政局的剧变，未来政策局势的趋向和各种可能，我们各自的出路前途，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尤其是他们在地委传达大会后听到的若干关键词后面潜藏着的各种可能的真相、含义，进行了热烈的猜测和争论。我们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的兴奋和期盼。

最后的较量

回到渔场，反复咀嚼着这一重大事变的含义，我甚至想象着王秀廉传达有关林彪问题的文件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情。

对王秀廉们的厌恶和不齿，既来自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更来自思考和觉悟；这一类惯于用他人的血，他人的不幸铺筑自己升迁之路的恶人，本来就是几千年专制“恶政”培育出来的恶花毒果，也是历代恶政得以复制延续的社会“培养基”。在不算太短的人生阅历里，每到关键时刻，我曾经数次领教过这类人的无耻。1957年暑期，在16中任教的继父被打成右派。时为16中初二年级学生的我，在9月开学的第一堂美术课上，一向和蔼可亲的美术老师，刚刚在反右斗争中火线入党的我的嫡亲七婶，突然翻脸。用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对我这个“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坚持走白专道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剥削阶级后代”，泼妇骂街式地极尽羞辱。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谁都清楚所指是我。自那以后，从来都是各科老师骄傲的我，经常无缘无故地被新任班主任揪着耳朵从座位上拉起来罚站，甚至多次被揪着耳朵跌跌撞撞拖出课堂。原来的同班好友突然陌生疏远。以致使我在第二学期，不得不转到母亲任教的40中。

考进水产校后，因为几乎无时不在饥饿中备受折磨；因为长期以来，老师一两一个的馒头，比学生二两一个的还大；因为专业课老师不清楚不同池塘的鱼产量为何会有巨大差异；因为那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专业基础课老师经常忘了该轮到他给我们上《水生生物学》，以致全班40几个同学不得不多次百无聊赖地自习……懵懵懂懂的我也仅仅在同学们牢骚蜂起时，附和着骂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第二学年学校压缩时，各科成绩一直在全班数一数二的我就成了唯一被宣布休学一年的持有城镇户口的学生（其他被压缩的都是由长寿县农校转到水产校或户口在农村的同学），到了长寿湖渔场。在人生路口彷徨的我，因为几首短诗得到名气颇高的右派诗人（曾经被老人家在接见臧克家时称为“自己人”、“红小鬼”）孙静轩的肯定和鼓励，我以为从此就有了生活奋斗目标。在一个前水产校老师的“关怀”和循循善诱下，将自压缩到长寿湖以来的心路历程，与孙老师的交往，和盘托出。不久，在捕鱼队的社教动员会上，就是这个当时已是捕鱼大队副队长的老师，突然收起了平时总挂在脸上的亲切微笑。满脸黑霜地，虽然没有点名，却一直恶狠狠地直盯着我说：“我们只培养普通劳动者，绝不培养精神贵族，决不让那些口口声声称右派分子为老师的人，轻松过关！”不久，在全场社教动员会上，我就被党委书记王磊直接点名，称之为“被右派分子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幸好经高人指点，整整忍饥挨饿地装病半月，才在人事科具体经办人佯装不知的同情和暗中相助下，以“因病自动离职”，及时逃回重庆。躲过了此生以来的第一次劫难。

就在我离开长寿湖不久，和我一样同渔场右派们交往密切，但“情节、性质”远不及我的两个朋友；肖顺伟、莫德仲，先后被冠以“破坏生产”和“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逮捕。肖顺伟被送到峨边农场劳教。1976年夏季，在解放碑贴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遭到全国通缉的“川人”，就是这位仁兄。莫德仲在永川茶场劳改期间，从1970年到1971年林彪事件正式传达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多次所谓“叛国投敌罪”提起上诉，被茶场军宣队定为“抗拒改造的死硬典型”，戴着脚镣手铐在长、宽、高都只有一米的石窟笼子里，不能躺下，不能站起，吃饭，睡觉，拉撒都在其中，关了一年多。据说、军代表原本准备在国庆后将他加判为死刑，因为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他才幸运地没有加入那个年代无以数计的冤魂大军——这些事都是肖顺伟和莫德仲于出狱后对我亲口所述，曾经令我在愤愤不平之余，庆幸不已。多年来，我一直对当年那位及时暗示指点我的右派老师。心怀深深的感激，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是否健在……

一天早上，据说是接到了县里的紧急通知，王秀廉一早就去了县里。显然是去听林彪事件的传达报告。下午接近下班时，远远看见他沿着小路走来，我顺势放下锄头坐在路边，冷冷地注视着他一路走来，他也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似地从我们身边急步走过，连路边几个女知青亲热讨好地向他问好也一反常态地顾不上回应。

次日全场传达文件，我兴冲冲地提着竹椅来到会场时，王秀廉早就坐在办公桌后面，在我既有点幸灾乐祸又满是鄙夷的凝视下，他似乎胸有成竹地不动声色。当全场基本到齐，即将开始宣读文件时，王秀廉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指着我命令道：“黄晓龙，这个会你不能参加，马上去厨房帮厨。”

“为啥子？凭啥子？”我好不容易才控制着自己，没有让“你以为还是你的林副主席在位的时候吗？”这句话冲口而出。王秀廉则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一字一顿回应：“这是渔场党支部的决定。”正当我准备继续争辩下去时，彭业臣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面前，“老黄，这是为你好，我也同意了的。”见我愣在那里，老彭又说了一句：“老黄，听我的，去厨房。”说完就转身回到会议主持桌边。见事已至此，抗争、大闹、显然无济于事，我只得抑住满腹怒火和忐忑，颇为不甘地去了厨房。反正你再也不能把老子打成516分子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得滚蛋。

伙食团当时有三人，一个是两年前到渔场的转业军人，一个是自到渔场以来一直在伙食团当炊事员的裘海柱，还有一个是犯有“生活作风错误”，外号叫“窑猪”，被“暂时挂起来”安排在厨房的知青。这天、裘海柱也被安排听传达。显然、让我顶替裘海柱，接受和“窑猪”一样的“政治待遇”，是王秀廉有意安排的羞辱，更是向我传递“黄晓龙，你的命运照样捏在老子手上”的威胁暗示。

接近中午，正当我们手忙脚乱地抬饭甑子、舀菜时，裘海柱听完传达回来了，一只脚刚踏进门，就喜气洋洋地大声喊我：“鸡娃（笔者外号，技术员之谐称），熊书记叫你马上去一趟！”说完就夺过我手上的铁瓢，把我推出厨房。我知道肯定是好事来了，谢过厨房几个人，就往办公室赶。

办公室里，熊书记和彭业臣两人正在低声商量着什么，见我站在门前，熊书记第一句话就问：“老黄，林彪叛国投敌的事情你知道了吧？”为什么问这件事？是不是王秀廉又在搞鬼？我急忙摇头装出一付迷茫害怕的样子，深恐两人会由此追查消息来源（自从在甘让那里得知消息后，我没有向渔场任何人透露过半句。在渔场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你说的是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怎么会叛国投敌？”熊书记和彭业臣会意地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彭业臣笑着开了腔：“是这样，下午还要学习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明天就召开野心家林彪的批判大会，你下午参加学习后，就抓紧时间写批判稿，准备明天发言，没问题吧？”

我心头顿时一松，原来如此；这显然是一种补偿，一次表态，一次无端被剥夺的权利的回归。或者干脆就是对我这个已经被“组织认定”，只等批文下来就立即打入地狱的“516分子”，没有平反的平反和正面肯定。在工作组进驻渔场的几个月里，一直很少见熊、彭二人在有关运动的大小会上露面。显然是看不惯王秀廉那一套搞法，那一副德行。安排批判大会发言，无异是对王秀廉那一套的否定。而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也许就是一次对当时已经左得不能再左的政策方针，难得的矫正。至少、这个人人自危，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恐怖局面，无论怎样都得有所松弛。

见我楞在那里，老彭拍了拍我的肩头：“老黄、走、吃饭了。”

刚向伙食团走出几步，突然想起住在和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王秀廉，他肯定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几个月处心积虑的谋划眼看将毁于一旦，此刻他心里肯定不好过。此刻欣赏欣赏这个迫害狂的沮丧和失望，肯定是一大快事。不然几个月的忍辱含羞，惊恐忐忑，岂不太委屈了！走近离他窗口仅7、8米距离的一棵黄葛树前时，见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看一份材料。但凝神细看才发现；不对！那张清水脸已胀成了紫色，捏钢笔的手也在微微发抖，哈哈，到底是气得不轻。如果他此刻得知，一旦他将我打成了516，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先取他的性命时，又会作何感想？我想，他应该庆幸才对。是的，托“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之福，老子幸免了一场决定生死的无妄之灾，王秀廉也捡回了一条命。这应该是两人的共同运气。不过，老子还得逗逗你；我干脆坐在树下对着他的窗门，大声唱起刚刚流行起来的“满天乌云哎嗨哎嗨哟，风吹散哎嗨哎嗨哟，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嘛晴了天……”反反复复，不休不止就是那几句。

（右图：黄晓龙文革后期留影。）

开始王秀廉不时抬起头，用那双三角眼狠狠看我几下。见我根本不理，越发唱得起劲，就开始起身在房里走来走去，其间，几次把手伸到门上又缩了回去。最后他干脆关上窗门、拉起窗帘，拿着碗筷走到门边，狠狠盯了我好一阵。见我不仅越发唱得起劲，甚至还满脸微笑地向他点头致意，才只好拿着碗怏怏离去。我则一路尾随他，改唱着节奏颇有点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直到他走进食堂。好些正在路边吃饭的知青有的一脸不解，有的则明知故问地打趣：“鸡娃，你今天是不是吃了笑婆子的尿？”而我则回以从心头溢出的一脸灿烂。

下午继续学习有关文件。由王秀廉一句一顿念了将近四个小时。尽管昨天就从甘让那里得知了主要内容；但听完全文后所产生的震撼、启迪，即使用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来描写也显得苍白空洞。以前一直公认为是老人家最忠诚的学生，战友，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竟然转身就要对老头子谋反甚至“叛国投敌”，这说明了什么？建国以来，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反复演绎着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的悲剧和浩劫越演越烈。同事、同学、朋友之间，构陷、叛卖、告密、报复就像瘟疫一样无处不在。当年斯诺笔下那个“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竟然变成了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地狱……

当晚，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批判稿。在第二天的批判会上接连赢得数次热烈的掌声。在这些每次都持续了数秒的掌声中，满脸不快却又无可奈何的王秀廉，也不得不敷衍式地拍了几下巴掌。

批判大会中出现过一个小花絮；还是那个窝囊可怜，时刻不忘关注我的毛副场长。当我读到稿子中林彪的流毒甚广，“助长了很多别有用心的坏人和品质败坏者，捕风捉影，罗织罪名陷害同志，以达到满足个人野心和权欲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大地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涣散了革命斗志”时，这个毛副场长突然阴阳怪气地冒了一句：“大家注意啊，有人又在放毒了。”令会场突然愣了似地静了片刻，我知道自己这段话无论怎样都挑不出骨头，就故意停下来，一边直直盯着毛副场长，脑子里飞快地比较权衡着，如何借机教训这个小人。也许是他突然意识到，平日里这句对标榜自己的“革命警惕”和“革命觉悟”不无好处，甚至还有可能轻轻松松“再立新功”的惯用语，此时不仅牛头不对马嘴，只须有人稍加发挥还可能引来大祸加身，顿时眼里就透出阵阵怯意，继之又脸色苍白一头大汗。见状，我心里顿时一软。趁还没人反应过来，急忙假咳几声把局面掩饰过去。而此时，心不在焉的王秀廉也没有过问和干涉的兴致。

批判会后的第二天，王秀廉就再也没有在渔场露过面。他是何时离开的？临走时是何种表情？没有人谈起过，连我也失去了关心打听的兴趣。据说他的被盖蚊帐是在一个星期后，由渔场领导安排伙食团采购员顺路带回县城的。

作者简介：黄晓龙、1943年出生，1959年初中毕业考入重庆水产校，1961年被压缩休学。先后在重庆长寿湖渔场、大竹乌木渔场参加渔业生产。文革后，在大竹县农业局、达县农学院及重庆从事渔业科研和生产。曾应台商之聘赴西非指导发展养殖业，也自己开办过水产研究所。在钻研水产及相关生物技术之余坚持文学写作。高级养殖工程师。已退休。本文节录自作者回忆录《血色岁月——清队运动后的大竹乌木渔场》，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记忆》2010年5月15日，总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