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质疑“上海一月革命”

bluesky

何蜀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晚上，中国大陆上当时最为快捷、影响最大的官方
传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时间２０点开始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
目》黄金时段播出了将于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１月２２日社论《无产阶级
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一场无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
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正如这篇社论所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
—在文革初期，甚至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狂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都还没有
谁会预料到这样的局面。即使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起初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战略部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只是在谈到“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时，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而形势的发展，已将这种由各
级党委去自上而下地撤换“走资派”的“夺权”，变成由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向
党政机关全面夺权了。

　　◇对一个习惯性提法的质疑

　　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１月里的这场造反派夺权狂潮，后来被称作“一月革命
”，并且往往被说成是“上海一月革命”、“由上海开端”、“从上海刮起的
一月夺权风暴”。例如：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
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中记载：“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一月
革命’风暴。”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三章第一
节《“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中说：“由上海开端，山西、
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１９６７年春全国夺
权的第一个大浪潮。”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九章《从上海刮
起的一月夺权风暴》中说：“１９６７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
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新阶段的标志
，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翻开历史一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的上海，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
党政机关的夺权，倒是其他一些地方完成了这个“壮举”。请看史实：

　　１月１０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
。

　　１月１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于元月１
２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２５日，《人民日报
》刊登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１月１６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２３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学
院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
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

　　１月１７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市委、市人委的权。

　　１月１８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
社２１日播发的报导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
题，突出暗示财贸系统已经夺权。

　　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
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

　　１月１９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
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新华社２１日全文播发），其中第一条就是“
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人民日报》２２
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表明出版系
统已经夺权。

　　１月２１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
。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

　　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
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

　　《人民日报》１月２２日社论发表之后，中国大陆上进一步刮起了造反派
夺权的风暴。

　　在社论发表的同日，青岛市造反派夺了原市委、市人委的权，建立了临时
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人民日报》３０日报导并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
联合》。

　　同日，广西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组成“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宣
布夺了自治区党政大权。２４日，广西军区派出代表出席了造反派召开的“夺
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

　　同日，江苏省造反派宣布夺权（２６日，造反派再次夺权）。

　　１月２３日，河北造反派宣布夺省委、省人委及专员公署的权。

　　１月２４日，南昌造反派宣布夺权。

　　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重庆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夺了原市委、市人委的权
。２９日召开有驻军领导参加的誓师大会，决定成立以驻军代表为首的临时最
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１月２５日晚上，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了原
省委、省人委及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实际夺权时间比这要早，因为
奉毛泽东指示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的贵阳地区造反派赴京小组已于２４日乘专
机当晚抵达北京〔１〕）。《人民日报》次日以《热烈欢呼贵州革命左派重掌
大印》为题作了重点报导，新华社３１日全文播发了贵州造反派的夺权通告和
《人民日报》将于２月１日发表的社论《西南的春雷》。

　　１月２７日，山东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宣布夺了原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
的权。２月３日，山东造反派与驻军指战员一起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旧省委
、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的诞生”。《人民日报》３月２日为此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
利的保证》。

　　同日，宁夏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

　　同日，北京市造反派宣布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因种
种原因，迟至４月２０日才建立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１月２８日，中共沈阳市委被造反派夺权。

　　１月２９日，青海造反派夺原省委、省人委大权。次日在《青海日报》刊
登了《告全省人民书》。

　　１月３１日，黑龙江省造反派经过１０日夺权后的反复，在驻军支持下召
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
委员会，夺了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２月
２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同日，中共辽宁省委被造反派夺权。

　　２月５日，上海造反派和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热烈欢庆上海
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

　　仅从这个不完全的列举来看，在１９６７年１月，造反派夺权的浪潮可以
说是席卷了中国大陆各地。当时有些（如山西、青岛、贵州、山东、黑龙江）
地方的夺权得到了中央承认，有些没有得到中央承认，但也大多得到当地驻军
支持，即使只看中央承认的几个地方，上海的夺权也不是全国最早的，并非“
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上海其实是落在其他四省
后面的；同时，上海完成夺权的时间也并非是１月而是２月。

　　不仅夺权，就连夺权后建立“公社”这一作法，也不是上海的发明。１９
６７年１月２７日，聂元梓、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就举
行了成立大会。当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回忆：“‘公社’不是上海发
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
，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２〕

　　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称文革中的夺权为“山西一月革命”或“山东一
月革命”、“贵州一月革命”，却只称之为“上海一月革命”或“从上海刮起
的一月夺权风暴”呢？为什么在夺权行动上落在不少省、市后面的上海反倒后
来居上变成了夺权的样板呢？

　　◇上海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夺了市级党政大权吗？

　　上海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确实有不少基层单位被造反派夺了权。但是，所谓
某地夺权，应是指该地党政领导机关被造反派夺权。而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
海造反派是不是完成了向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呢？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从１月１５日到２月
２日，确实发生过四次向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有的还包括向驻上海的中
共中央华东局）夺权的行动，但这些夺权均遭流产，因而不能说是已经“夺了
权”。没有完成的行动自然也就不能算作是“开端”和“样板”。席宣、金春
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也说：“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他
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于工总司在张、姚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因此，在１月
６日打倒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组织曾经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
权……”〔３〕

　　这四次夺权是：

　　第一次，１月１５日凌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所谓红卫
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
“工总司”）下属的第二兵团（即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
”）等造反组织，宣布夺权；

　　第二次，１月２２日中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

　　第三次，１月２４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
会”）宣布夺权；

　　第四次，２月２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
称“大联委”）宣布夺权。

　　这四次夺权都因中央文革小组驻沪大员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和破坏而流
产。

　　张、姚二人反对的并不是“夺权”本身，而是那些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没有
事先请示他们，目无他们的领导（上三司竟然发布对张、姚二人的“任命”）
，或是有同他们支持的工总司、机联站（即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
争权的意图，甚至（如第四次）是公开与他们唱对台戏，因而这四次夺权均被
张、姚二人视为不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行动，领导这四次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上
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先后遭到分化瓦解和镇压。

　　也正因为这样，正当全国各地争相夺权的１月底，在上海却由夺权遭到破
坏的红革会发难，掀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的“逆流”。同时，二兵团
又联合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总司的反对派组成火线指
挥部，与工总司爆发了“一·二九”南市斜桥武斗（因“一·二八”炮打张春
桥事件而中止）。上海此时在全国夺权交响曲中独奏出的是一阵不谐合音。

　　２月１日，张春桥、姚文元在镇压红革会之后接见上海各红卫兵组织代表
时，姚文元说：“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第一，斗争陈
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４〕这段话说明，张、姚也承认
，直到２月１日，造反派在上海还并未完成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
”——就在他们这次讲话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同他们唱对台戏的二兵团领导的
“大联委”夺权。若是造反派已经在１月份夺权，那么“大联委”岂不是在向
造反派夺权了？

　　那么，能不能从另外的意义上说是上海造反派在１月份就“夺了权”呢？

　　◇上海造反派的“打倒市委大会”等于夺权吗？

　　一种常见说法是，上海造反派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召开的“打倒以陈丕
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就等于是夺了权。

　　张春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４日上海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
“１月６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５〕这种说法被沿用到现在，如《中国
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上海“一月
风暴”》条目中写到这次大会时就说：“大会发出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
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
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了市人委、公安局和市委，全面夺取了上
海市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条目
中记载：“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
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然而，事实上上海造反派这时不但没有采取向市委、市人委夺权的行动，
甚至根本就没有决定要“自下而上”地“全面夺权”。

　　有两个最有力的证据，⑴这次大会发出的《第三号通令》提出：“请求中
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⑵在这次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给中央文革
小组写的情况简报中也作了这样的汇报：大会“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
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６〕

　　这足以反映当时上海造反派的意图：希望中央作出决定，像半年前对待原
中共北京市委那样“彻底改组市委”，或是由中央下令“立刻军管”。不论是
改组还是军管，都还只是停留在５个月前公布的那个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
性文件”的《十六条》的规定“框框”之内，即由上级党委向下级夺权。这与
后来发生的由造反派“自下而上”进行的夺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７
〕

　　在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谈到上海造反派的“打倒市
委大会”时说：“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
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因此，１月６日打倒
市委的大会，是所谓‘一月革命’的真正标志。”如果说市委、市人委（或者
省委、省人委）被迫停止办公，实际权力落到造反派手里就等于造反派夺了权
，那么“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间就不应是１９６８年９月而可以算作是１９
６７年１月了。因为大陆许多大中城市都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７年１
月间先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不少早于上海）。况且，即使原党政机关瘫
痪了，但造反派尚未建立起相应级别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或“新生红色政
权”，还不能以政权名义发号施令，这时也不能算是已经夺权。

　　◇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文件等于夺权吗

　　另一种说法是，上海造反派１月５日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１月
９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就意味着造反派向原市委和市人委夺了权，就是所
谓“一月革命”。

　　当年１月１０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首都红卫兵
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欢呼《紧急通告》发表的文章《面对革命的
暴风雨坚决地迎上去！——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致敬》，文章称上海造反派“
造了上海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把持的《文汇报》、
《解放日报》的反，夺了他们的权。”这是第一次在官方传媒中将上海造反派
“反经济主义”的行动提高为“夺了权”的说法，不过这里指的只是夺了对报
社的领导权。在新华社同时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登的另一篇红卫兵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这是一个彻底革命的文件》一文中，就只谈到“
反经济主义”问题，没有提及“夺仅”。

　　但是，在这之后的１月１６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红旗》杂志评论
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却又明确称毛泽东决定广播《告全市
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支持上海造反派“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夺权。这
一说法沿用到了现在，如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１月１１日给上海造反派（祝贺他们
发出《紧急通告》）的《贺电》“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
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上海造反派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不是可以等同于向市
级党政机关夺了权呢？请看事实：

　　第一，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只字未提“夺权”—
—直到１月２０日由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上海造反派的另一
个文件即《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
人民书》中才提到了夺权。在《紧急通告》发出的十条呼吁中，第十条是“上
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
大革命论处。”虽然口气是居高临下的“责令”，但却仍是要市委去“执行”
，显然这并不是夺权而只是实行监督。

　　而且，这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根本不是讲的夺权，而是“抓革命促生产”
和“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尽管两个文件中都把“破坏生产”和“刮经济主
义妖风”等罪名强加在“走资派”头上，但这只是造反派“抢占政治制高点”
的作法。事实上（当时的文革亲历者也都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都是造反派
造成的。当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实质上是对造
反派的批评和限制，并非向“走资派”夺权。

　　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事先都并不支持这两个文件。在
《文汇报》准备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时，通过机联站向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
姚文元请示，姚文元十分冷淡，拒绝表态。王洪文参加了起草《告全市人民书
》的会议，但他认为“是个阴谋”，中途退出了，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只好由
工总司另外的负责人签字，签字者事后还遭到王洪文的指责。《紧急通告》起
草时，王洪文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人到会场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
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王洪文拒绝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
上签字。１月８日下午各造反派组织通过《紧急通告》的会议曾邀请张、姚参
加，但他二人不赞成批经济主义风，拒绝出席会议，《紧急通告》发表后，张
、姚对机联站头头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５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
，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
等人把代表机联站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如果说《
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向“走资派”夺权，张、姚、王等人会是这
种态度吗？

　　第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不仅不是上海造反派向“走资
派”“夺权”的结果，恰恰相反，倒是在“走资派”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主持
”下产生的。

　　当时因为上海工总司挑起武斗，导致所谓“保守派”的赤卫队一些人要上
北京告状，工总司派出人马在昆山县桥镇追打、阻拦赤卫队人员，致使冲突扩
大，沪宁铁路部份列车停驶。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元旦凌晨打电话指示中共中
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尚未被造反派列为打倒对象的陈丕显，要
他同群众组织协商，处理好“昆山事件”，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
”的方针，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
一定要搞好。”陈丕显当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市委招待所开会
，传达了周恩来指示，提议起草一个文件。这样才形成了《告全市人民书》。
１２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签字后，交给陈丕显，陈丕显签字同意，责成《文汇
报》赶印２９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８〕。

　　如果说《告全市人民书》就是向“走资派”夺了权，“走资派”还能叫秘
书通知造反派负责人来开会吗？造反派负责人又怎么可能去参加“走资派”召
集的会议，并按“走资派”的提议写出文件，还要交给“走资派”签字付印呢
？

　　《紧急通告》的形成过程也大体如此。陈丕显在会后打电话通知张春桥：
“报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他还说明
：“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
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９〕请看，“走资派”还在向造反派发号施
令呢！

　　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和发表过程来看，哪有一点造反派向“走资派”夺了
权的样子？

　　第三，从张春桥当时给上海造反派的“指示”来看，发表《告全市人民书
》和《紧急通告》前后造反派也并未进行后来才出现的那种“自下而上”的“
全面夺权”。

　　元旦凌晨，在陈丕显召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从北京
打电话给机联站头头徐景贤，告诉他，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要陈解决铁路
交通中断事宜，你们不要让陈抓到“辫子”，而要抓陈的“辫子”。又说：“
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１０〕所谓“以后算”，也就是暂时不要打倒，当然更别说夺权了。

　　１月２日（即《告全市人民书》正在起草期间），工总司头头王洪文、陈
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到北京，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对策。３日夜，张、姚
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王洪文等人，授意他们不要同陈丕显一起解决铁路
交通运输和经济主义风问题，要他们等陈出来工作后，抓住陈的“辫子”，再
把陈打倒〔１１〕。张、姚４日回上海后，在一段时间里采取的也是让陈丕显
出来工作，好在工作中抓到陈的“辫子”再把他打倒的方针。“让陈出来工作
”，当然不是让陈丕显出来做打扫厕所一类的工作，而是让他出来继续领导市
委工作，即是让他继续掌权。这显然不能说是造反派已经夺了权。

　　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发表后，１月１２日，全市召开欢呼中央贺电的群众
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会上发表了讲话。张春桥在讲话中
说：“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
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１２〕从张春
桥加以宣传的、得到毛泽东欣赏的上海造反派这个口号来看，也还没有“全面
夺权”的意思。上海的几个当权派受到的是区别对待，造反派对市委的第一把
手陈丕显只是进行“火烧”，而在当时，“火烧”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只用群
众性的批判把他“烧”一下而并不打倒。

　　第四，当时的舆论一般也未将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的发表等同于夺了市级
党政机关的权。这方面报导很多，一般都只称这两个文件是号召“抓革命促生
产”和“反对经济主义”。１月１４日，新华社从上海播发了《文汇报》记者
的长篇通讯《毛主席啊，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永远跟着您！》，文章综合报导了
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及中央贺电发表后的上海局势，只字未提上海造反派已夺
了市级党政机关大权，只在文中提到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玻璃机械厂、上钢三
厂平炉车间等几个基层单位的夺权。在提到上海铁路局夺权时说：“十一日晚
，正在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中央的贺电，在贺电的巨大力量
的支持下，他们立即全部接管上海铁路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手里……”既然上海铁路局都是在中央贺电发表后才夺权，又怎么说得上在此
之前就已经全面夺取了市级党政机关的大权呢？如果市一级的夺权已经完成，
这篇上海造反派自吹自擂的通讯会不着重提及吗？同日上海《文汇报》社论《
沉舟侧畔千帆过》中也明确写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又涌现出了一个新事物：许多单位内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了权。”“上海地
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里写得十分明确，只是在“许
多单位内”而并非向市级党政机关夺了权。

　　◇上海两报夺权不等于夺市级党政机关的权

　　上海１月４日《文汇报》的夺权和１月５日《解放日报》的夺权倒是发生
在１月里，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被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
命”，由官方传媒作了公开宣传，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
报社的夺权说成是“上海一月夺权”呢？

　　显然不能。因为夺报社的权，与夺地方党政机关的权不是一回事。

　　文革伊始，各地报社首当其冲，最早是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实际上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各地党委纷纷都效法北京在报社里揪“小三
家村”、“小邓拓”，部署报社夺权，几乎是全国无一例外。不过那都是由中
央或各地党委决定，“自上而下”的。由造反派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夺权是从１
９６６年１２月开始出现的。仅举几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昆明造反派红卫兵强行封闭《云南日报》。

　　１２月１７日，《四川日报》被红卫兵、造反派宣布“封闭”，进驻报社
的造反派“勒令”原编委会成员检查认罪，“随叫随到”，实际等于夺了权。

　　１２月２７日，成都造反派查封《成都晚报》，改出《红色新闻》。

　　１２月３０日，陕西造反派查封《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

　　１２月３１日，全国总工会系统造反派等查封《工人日报》。

　　同日，《重庆日报》被造反派夺权。自１９６７年元旦起改出《新闻报导
》，由“重庆日报革命职工编印”（次年１月７日改由“重庆日报红色造反者
主编”）……

　　由此可见，在各地报社的夺权中，上海也并非“开端”。

　　◇上海是怎样后来居上变成夺权样板的

　　既然在整个１月份上海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策划夺权
的张春桥、姚文元反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已完成夺权的时候遭到声势逼人的“炮
打”，那为什么后来上海却被当作所谓“一月革命”的发祥地和夺权的样板呢
？

　　究其根源，还是出自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
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
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
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父，就吃混毛猪。”〔１３〕
这个讲话以夸张的语调把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提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
级”的“大革命”的高度。当时这段讲话虽然没有由官方公布，但却被造反派
传出来，其主要内容也被写进了《人民日报》次日转载上海造反派《告全市人
民书》时所发的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只是其中还没有出现“夺权”
的字样。

　　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祝贺上海造
反派发出《紧急通告》给他们发去《贺电》，其中吹嘘上海造反派“把无产阶
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说法等于是认定他们已在全市夺了权，但仍然没有
使用“夺权”字样。

　　１月１５日下午，北京及外地造反派１５０多个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
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
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
们讲话的主题都是号召各地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反对经济主义，搞好“
抓革命促生产”，实行大联合。他们不仅只字未提“夺权”，反而一致强调了
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谓“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
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
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
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
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１４〕。

　　但是，当天大会后即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王力回忆：“工人体育场开１０
万人大会，陈伯达讲话，一是夸上海，二是说自下而上‘夺权’的口号不对。
只能监督，不能夺权。还说‘上海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会一
开完，主席就知道了，马上召开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批评陈伯达。主席讲了
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一文中。”〔１５〕文革中陈伯达向群众发表讲话时，因其地方口音群众难懂
，通常都由王力进行“翻译”。但王力仅凭记忆将陈伯达批评“接管风”的讲
话错记成了批评上海夺权。陈伯达当时显然不可能那样说（否则当时就会遭到
“炮轰”甚至被打倒）。不过王力关于毛泽东在那次大会后马上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对夺权讲了一大篇道理的记忆，应是可信的。

　　这次会后，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意图起草了《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
二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经毛泽东审定，当晚由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次日发表）。文章称“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造反大军。他们联
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并称
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
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是
第一次公开称上海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并将其树为“样板”的官方说法。

　　１月１９日，张春桥一伙在拼凑夺权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夺权与
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说可以叫作“一月革
命”，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组织可以叫作“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定题
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１６〕……但这些说法当时尚未在官方传媒中公开
。

　　１月２１日，新华社播发“全国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
于１８日举行１０万人的“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誓师大会”的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
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题，突出了夺权这一主题。这次大会通过的《向毛
主席的致敬电》中写进了“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但在新华社同时播发
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的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的紧急呼吁书《革命造反派联
合起来，夺取出版大仅，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和《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中，都未提“向上海造反派
学习”的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两篇报导同时广播和发表的，对号召全国造反派
夺权起了重大作用的《人民日报》１月２２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却颇为引人注目地只字未提上海夺权！——
须知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距他上次审定那篇《红旗》评论员文章只过
了一周，就从称上海已经夺权并视其为样板的说法变成了只字不提上海。是不
是此时上海的夺权反复已经被毛泽东得知？未见有关记载，只能存疑。

　　又过了９天，在１月３１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红旗》杂志１
９６７年第三期（２月３日出版）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
却又再次肯定上海造反派已经夺权，并且第一次由官方传媒公开了“一月革命
”这个提法。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
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
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一月革命”的桂冠正式戴到了上海造反派头上。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上海革命人民和驻
沪三军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讲话（次日《人民日报》刊载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历程时说：“１９６７年１月初，毛主席又亲自点燃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还说“‘一月革命’风暴首先在上海掀起”
。

　　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主
持起草的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
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
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１９６７年１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
中走资派的权力。”

　　“上海一月革命”从此即“载入史册”，成为样板。“上海最先夺权”、
“从上海刮起一月夺权风暴”的说法也就众口铄金地变成了有关文革史的“常
识”。

　　◇为什么毛泽东要将上海树为“一月革命”样板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在上海夺权之前就已发生、真正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完
成了夺权并得到中央肯定的其他几个省市树为样板，却把落在后面、在２月里
才完成夺权的上海树为“一月革命”的样板呢？

　　是那些地方的夺权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不像上海紧密吗？其实，那些
地方的夺权无不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山西夺权，是中共第
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被江青召到北京，派关锋同他谈话，叫他
回去夺权的；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赏识，
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
王效禹通过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夺权的精神，组织夺权
的；黑龙江夺权，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
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密切的红卫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就是该组织骨干成员）的支持而进行的。

　　是那些地方的夺权没有实现“大联合”或“三结合”吗？也不对。从几篇
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可见中央对他
们的肯定，他们进入“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
是候补中央委员，“档次”比上海高，影响应该更大。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上海真正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控制局面。所谓工
人阶级控制局面，其实只是指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控制了局面。是因为
这个原因上海才得到毛泽东赏识而被树为样板的吗？

　　也不对。可以比较一下最早夺权的山西：进行夺权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
挥部，是以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为主干组成的，其总指挥是第十三冶金公司
电焊工杨承效。若要讲工人身份，杨承效比王洪文的“牌子”还硬：王洪文只
是工厂的基层干部，而杨承效则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第一线工人。此外，公
开站出来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的，还有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和
解悦〔１７〕。同时，陈永贵还是毛泽东树立的农业方面的样板大寨大队的领
头人。请看，山西的夺权不仅是“工人阶级控制局面”，而且是工农联合控制
局面。不论是按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还是“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
民革命”的观点，都完全应该将山西树为夺权的样板才对。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却偏要将上海树为夺权的样板呢？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为了借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力量
推行他的文革路线而对他们加以扶持的一个作法，给他们的一个“赏赐”。

　　尽管上海造反派夺权较晚，但文革之火是从上海点燃的，是江青在毛泽东
支持下伙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在上海密谋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发动文革立下了“头功”。
而且，对毛泽东来说，在理解、阐发和贯彻他的文革意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方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无疑是要比山西等地领
导夺权的那些风云人物更为有用。

　　毛泽东将上海树为文革夺权样板，将“一月革命”的“桂冠”奉送给张春
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作法，为后来“四人帮”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尽管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曾多次严厉批评“四人帮”，但他恐怕至死也未
能明白，正是他的文革理论和树立“一月革命”样板之类作法，促成了“四人
帮”这种恶瘤的迅速生长。

　　注释：
〔１〕《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赴京小组汇报提纲》，１９６７年２月
〔２〕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１９９５年第五期
〔３〕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１３３
页
〔４〕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第１９５页，
〔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１７３页
〔６〕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制
报》
１９８６年６月３０日
〔７〕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第２０１页
〔８〕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９〕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２００页
〔１０〕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
制报
》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３日
〔１１〕同〔１０〕
〔１２〕叶永烈《张春桥传》，第１８４页
〔１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１７５页
〔１４〕清华大学《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第１１期
〔１５〕同〔２〕
〔１６〕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２０８页
〔１７〕《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第１０３—１０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