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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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理想宣言”的宿命

——读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扬曦光写于1968年初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向何处去？》曾被誉为《“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然而就是这个慷慨陈词、意气风发的“宣言”让他不幸蒙受十年的囹圄之灾：他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随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一、文本分析

我打算将这个文本作为《“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来解读，看看他是怎样证明公社成立的合法性，又是怎样来来构建这个“极左派”公社的宏伟蓝图的。

（一）“中华人民公社”的提出

“宣言”中开篇第一部分（“科学的预见”）中作者借伟大领袖的威严提出了成立“中华人民公社”的构想。文中说：“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

很显然，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是红卫兵的最高领袖，他们手里挥舞着的红宝书无异于尚方宝剑，所以毛的指示，毛的精神就是正确无误的纲领，就是毛主义者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利武器。因而，只要在毛汪洋大海的言论中紧紧抓住尽管只是只言片语的“中华人民公社”，就足以证明作者“宣言”的合法性。

除了提出这一宏伟的构想，作者还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具体的途径：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简而言之，就是要夺权，要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二）“中华人民公社”成立的准备条件：

宣言中的第二部分到第七部分，作者回顾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的转折”这段历史时期内革命得失与经验。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极左派”与官僚主义反复博弈斗争的过程，但同时可以看成是毛主义者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的积累，这包括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积累和思想政治的成熟。

“一月革命”的成果是：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二月逆流”将“一月革命”的成果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0”，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然而革命并未停止。“八月局部国内战争”可以看成是革命群众在于官僚主义复辟的斗争中的又一次胜利：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0”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

这一次他们积累的经验是：“武装夺取。”第五部分的结尾作者写道：“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到了九月分，毛出动军队维护秩序，中央命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得妨碍军队执行命令。这使得作者在八月分为之欢欣鼓舞的“武装左派”，“全民皆兵”的构想又一次化为泡影。但是这次事件却使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成熟。文中说：“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三）揭露谎言，重申根本纲领

“宣言”中的最后两个部分，通过驳斥“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在批驳革命妥协者和左倾极端者的同时重申了自己的理想。

“二次革命论”揭露了革命委员会实乃旧官僚的事实，指出本次革命根本不彻底，抱怨：“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如文中所说：“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

同时，作者再一次重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最后一部分强调左倾一次革命论的错误之处，明确“革命还是要分几段的，要不断地进行革命。”同时寓言了将革委会作为第一次文革的最终目的的危害。

在宣言的结尾，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宣言起草者，像他们的先辈起草《共产党宣言》那样对革命的前景进行了美好的展望：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

这就是扬曦光的《“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看上去似乎和《共产党宣言》有那点类似的地方，读来令人激情澎湃。然而这样一个怀有对国家无比忠诚和革命坚定信念的“宣言”怎么会被中央“处以死刑”呢？

二、“宣言”的宿命

如果我们仔细读这篇“宣言”就会发现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这些也导致了这个“宣言”被官方无情扼杀的宿命。

（一）一切以毛为转移

这就是我一开始在本文提到的：宣言存在的合法性和出发点都是以毛的精神和指示为根本指导和前提的。作者始终都认为毛是与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的，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深刻地理解毛的意图。特别是他们的革命遭到失败（二月逆流和九月转折）之时，宣言都委婉地依附于这也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例如当毛主席提出将人民公社改名为文明委员会时，他们认为“这是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事实上毛根本不认同所谓的上海公社。他在接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时透了自己的担忧：“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实际上总还是要有领导的。关于上海公社本身，毛怀疑其激进的原则是否能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他还怀疑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否能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

又例如在九月转折，他们受到军队的镇压和平息时，他们的臆想又一次变成空想，面对失败的结果，他并没有怀疑伟大的领袖，反而是在替毛圆场：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

然而事实是毛已经看到不断运动发展的夺权夺枪运动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常常导致流血事件，并且给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到八月底，中国似乎徘徊在无政府的状态，毛在结束对各省的考察之后回到北京，他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是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导致内战的危险，因此他选择了秩序，选择结束文化大革命。（来自莫里斯《毛时代的中国以及发展》）

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忠诚的毛主义分子在毛转变态度之时，仍然没有察觉到这个转变，他们的思想是滞后的，同时也是超前的，总之与1967年末毛的态度不相符合。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宣言”被扼杀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的预见可能比中央政府的预测要早很多年，然而在当时提出就会被视为反叛和异端，也必然将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

（二）浪漫的美化和想象

例如“一月革命”中提到：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关于这一段，是基本属实，还是作者极具浪漫色彩的美化和想象？

当然这当然可以从那个年代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毛主义者的疯狂崇拜那里找到原因。关键是，建立在对最高领导人一厢情愿义无反顾的依赖，和主观浪漫主义想象基础上的宣言，必然会在革命形势发生转变，特别是领导改变主意之时遭遇灭顶之。

三、历史感悟

然而，“宣言”起草者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远见是令我无比佩服的。相比之下，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在价值日益多元化的今日社会，我是多么鄙视自己的小市民心态啊，我可以在阅读《共产党宣言》之后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然而第二天，当我又投入到世俗的生活中，又得为生活，为学习而纠结的时候，这种对革命的幻想和热情就会立刻灰飞烟灭消失殆尽。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这里，我再一次看到一个满腔热血、壮怀激烈的年轻人被无情地抛弃在历史的深渊，让我想起在此10年之前反右运动的中的那个不幸的林希翎。不管是敢于说真话，向国家制度发出挑战的右派分子（林希翎从未否认过她是右派分子，反而以此为傲），还是在文革中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激情澎湃，理想色彩浓厚的红卫兵，他们都受到了历史无情的欺骗和摧残。个人在历史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个人怎样处理好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令我难过的是，历史一旦偏离轨道，受伤的总是最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其中就包括脆弱的知识分子。也许，我们普通的群众，我们普通的知识分子，都只是国家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牺牲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