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66～196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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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1月4日　约黄中、荣高棠、张彦、李昌、陈叔亮〔注〕等谈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有关事项。
　　〔注〕黄中、荣高棠，时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彦，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昌，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陈叔亮，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1月5日　审定国家计委宋劭文〔注〕报送的《关于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开展“三查”和废金属回收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同时，狠抓物资的节约使用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并对企事业单位的设备、材料进行一次大清查。在解决废钢铁回收分配的矛盾上，建议保证炉料第一，手工业用料第二，其它第三，中央和地方兼顾。周恩来批示：同意宋劭文的意见，请宋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拟一批语，并宣布国务院领导小组已成立，各单位、各地方也要成立相应小组开始办公。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向全国批转这一报告。
　　〔注〕宋劭文，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月6日　听取谢富治关于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汇报，就公安警卫和机要保密工作指出：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垂直领导、神秘化；公安工作要全党管公安、全民办公安，发扬民主，打破少数人领导。机要保密工作要讲原则，要有制度，保密也不要神秘化。并对保密工作提出几项具体要求：（一）要敢于负责，该过问的要过问，要管理；（二）已调离的人，不要过问、打听以及干预原单位的事情；（三）对已经调走的，原单位不能再给看文件。要收回出入证；（四）老首长关系要不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把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严格区别开来；（五）中央办公厅要搞一个工作制度，使大家自觉遵守；（六）要召开一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同公安会议一起开，由彭真主持。
　　1月7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和日本北海道议会副议长冢田庄平，应对方要求谈了亚洲形势和越南问题，说：现在越南问题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越南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对立斗争的阵营，一方面是美国坚持继续侵越战争，另一方面是坚决反对美军侵越，要求美军撤出南越。美国在侵越战争上，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蒋南翔汇报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情况。在会上说：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要谨慎一点，步子稳妥一点，不然，还是要垮。文科改革，至少要经过两年的试点，高教部要下去了解，不能光听。高等学校的专业，分科不要分那么细。
　　1月9日　部署空军在领海上空对美制蒋军飞机作战。本日，空军某部击落窜扰华东上空的美制蒋机一架。
　　1月10日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张群〔注〕乘运输机到金门视察，要否打的请示批复：“以不打为好。”
　　〔注〕张群，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一九五三年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五七年出任“国防会议秘书长”，一九五九年后历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
　　1月12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物价问题。
　　1月13日　听取第五次全国棉花会议情况汇报。十五日，在该会议闭幕会上作报告，从棉花生产的角度讲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问题。关于备战问题，指出：争取一个和平环境对建设祖国是好事，我们不挑起战争。但是和平了，也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一旦有战争，没有准备。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正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关于备荒问题，指出：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这就是留有余地。备荒的办法第一要因地制宜，第二要实事求是，不要蛮干、浪费人力物力。在谈到为人民问题时说：减少棉花种植亩数，要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如果硬摊派，会出乱子。革命胜利靠群众路线，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各省各地都可种一些棉花，但一定要经过试验，能种则种，不能瞎指挥，不能影响粮食生产。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干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少。
　　1月14日　约丁莱夫、徐子荣、杨成武〔注〕谈广播电台安全保卫问题。
　　〔注〕丁莱夫，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徐子荣，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成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1月16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在谈到反侵略战争问题时说：我们的作战思想究竟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国门之边，还是把敌人消灭在我们国土之上？要真正解决战争，大量歼灭敌人，最好是诱敌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熟悉地形，与人民关系密切。关于农业问题，强调：要加强粮食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农业问题是经济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农业搞不好，我们的基础就不巩固。战争也好，经济建设也好，一个根本问题是依靠人民，为着人民。我们党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党的领导？去领导谁？
　　1月17日　接见以麦克斯等为代表的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一些历史和经验教训，说：我们的责任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败，但不能把美帝国主义结束。结束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美国的内政，要靠美国的党和美国人民。
　　1月18日　同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副总理黎清毅会谈。在谈到苏联切断对中国的援助时说：这一点伤害恐怕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它不帮助我们，倒反而逼着我们自力更生。如果说现在还有苏联帮助，我们的原子弹就响不了。即使能够炸，它也要控制我们，不让我们爆炸。科学的东西，不通过实践，没有办法前进。
　　1月中旬　改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浙江省经营生猪情况的通知。鉴于一九六五年全国生猪经营亏损四十四亿元，通知要求各商业部门参照浙江经验，认真抓好生猪经营管理工作。周恩来在修改中增写：“在保证外调、出口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立足于省内，及时收购，积极推销，面向农村，扩大推销。”
　　1月21日　就越南问题写信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揭露美国总统约翰逊召开檀香山会议提出所谓“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主张的阴谋，重申支持越南政府的主张。希望尼雷尔运用自己的影响，在亚非国家中仗义执言，为越南人民反美斗争做出贡献。
　　1月22日　接见以川濑一贯为团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代表团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谈到中日两国的通航问题时说：中日两国很需要飞机通航，早就应该签订航空协定。但过去的池田政府和现在的佐藤政府都反对。原因是“美国不许可”，美国反动派阻挠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日本政府可以和苏联签订航空协定，为什么不能同中国签订航空协定？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签订共同声明以后，能打开一缺口，推动中日两国航空协定的签订。我们要从共同声明出发，由两国的贸易促进会来推动贸易的发展。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会谈了十多年，也没解决问题。我们提出在和平共处和美国军队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出这两个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但美国不干。我们爱好和平，不挑起战争，但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有准备、有决心，而且相信一定能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在中国大陆上。
　　△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出时说：文艺大众化，是方向，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西洋的不要丢掉，民族的也要提高。边跳边唱，这样做很好，应该坚持，要成为多面手。
　　1月23日　致信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今午将去天津治手病，凡有关外交、国防紧急事件送小平批办，国务院日常请示件由富春处理。
　　1月24日　在天津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注〕等汇报抗旱和农业生产问题时说：抗旱联系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重视。领导干部要层层下去，省委书记可分片包干，每人包一两个地委，和地委当面谈，也找县委谈。地委书记下到县里、公社，把生产队发动起来。又说，农业上大搞“比、学、赶、帮、超”，劲才会起来。

要注意精神面貌。现在抓还不迟，一年抓四次，冬闲、春耕、夏收、秋收各抓一次。在谈到“四清”与生产的关系时强调：不要光搞“四清”而误了生产。既要管点，还要管面。点一定要带面，不能陷到点里面拔不出来。阶级调查搞上十天半月就行了。《河北日报》一个月要发几篇指导农事活动的文章和社论，有的问题要不断宣传才有效。大中城市的工业一定要支持农业，要把地上地下的东西都清查出来。建设十六年，不知浪费了多少财富，不知有多少财富埋在地下。我们有官僚主义。在谈到农民的收入时指出：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
　　〔注〕林铁，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时任河北省副省长；阎达开，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1月26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农业会议。从二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七次听取农业情况汇报。
　　1月28日　听取天津市有关负责人汇报，就农业领导、开荒、绿化、学习外地经验等问题指出：（一）市委要拿出一半力量抓农业。

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都要分工抓一个区，抓到公社和生产队，一年抓四次。要自上而下走群众路线，加强具体领导。种植计划要生产队发动群众讨论，不要乱下命令。（二）开荒先搞农业，先把粮食搞上去，这是基础。开荒要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步前进。（三）京津公路两侧的绿化不像样，要力争早些改变面貌，要狠抓。铁路、公路两旁的树，可以考虑交地方管理。（四）学习外地经验，同时要找本地旗帜。要比赛，省内省外订联系制度。吞并思想不可有，挂钩思想不可无。
　　△改定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钱信忠〔注〕《有关计划生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中宣部代中央所拟的转发批语。报告指出：几年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年自然增长率仍达千分之二十七点八。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少问题，对吃穿用等经济计划有很大影响。中央批语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请各地按照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精神，参照这份材料，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为说明计划生育对出生率的控制效果，周恩来在修改时加写：“天津市区解放后每年出生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到一九六四年下降为千分之十三，纯增率在千分之十以下”，要“在全国首先在城市”提倡晚婚、反对早婚。
　　〔注〕钱信忠，时任卫生部部长。
　　1月30日　和邓小平、彭真约罗瑞卿谈话。
　　1月31日　就中共中央批发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问题的三个文件事致信邓小平、彭真，建议“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同日，嘱秘书查“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注〕三句话的出处。
　　〔注〕这三句话是当时林彪加给罗瑞卿的罪名。秘书将查的结果报告周恩来：经查问总政和刘志坚副主任，这是林彪概括提出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的话，但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2月1日　主持召开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并作总结报告。说：这个地区经常出现灾荒，非旱即涝，国家长期南粮北调。但从这个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看，是“大有潜力，大有可为”的。因此，“我们提出八省、市、自治区的任务是：抗旱防涝，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力争上游。抗旱防涝、争取丰收是当前的任务，摆脱落后，力争上游是长远的任务”。又说，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长期战略思想来看，这个地区“恰恰是一个薄弱地区”。因此，“在这个地区不仅要抗旱防涝，而且要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像搞大小三线、国防工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并且由中央、国务院协同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要狠抓快抓”、“长期抓下去”，一直抓到“使这一地区达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提议：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农业领导小组，将八省、市、自治区分为七个组。并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小组组长。会后，立即研究部署并深入各地推动抗旱。
　　2月2日　先后接见即将离任的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马马迪和几内亚经济代表团。谈话中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决心已定，美国的“和平攻势”是要欺骗世界舆论，引起某些幻想。请大使将情况转告杜尔总统。还说：要把教育同生活，同本国历史、民族，同生产，同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帮助民族主义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别国真诚与否的标准。亚非拉人民的胜利不是靠谈判得来的，是靠斗争取得的。谈判有时也需要，但要在斗争条件成熟时，谈判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斗争的胜利，就没有谈判的胜利。
　　△就越南外贸部反映中国有关部门在发运援越物资问题上因不了解具体情况，机械地坚持要求越方用篷车，否则不发货一事批告李天佑、李强〔注〕：“何以如此机械？不像战时运输！！！必须立即改正。尤望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勿再重犯。”
　　〔注〕李天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强，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
　　2月2日—20日　林彪、江青策划并由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注1〕在上海召开。会上，江青指责周恩来召开民族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注2〕是与她主持召开的音乐座谈会唱对台戏，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应该检讨。还攻击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题不少”，表示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建国以来的优秀剧目，说“主席不会同意的”。
　　〔注1〕根据这次会上江青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来的文艺的讲话调子写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建国后，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由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后报中共中央，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
　　〔注2〕先分后合，指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个观点：艺术产品应从本民族出发，先把本民族艺术的基本功学好，然后再吸收外国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表现形式。
　　2月3日　约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光伟、陈漫远、江一真、郝中士、陈正人、钱正英、惠中权〔注〕等谈西北、西南农业问题。四日、五日，又约有关人员谈农业、水利问题。
　　〔注〕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陈漫远，时任农垦部副部长；江一真，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郝中士，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陈正人，时任八机部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惠中权，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继一月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注〕

闭幕后《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四月五日止，该报共发表七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这七篇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四月六日至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
　　〔注〕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并把它作为全军一九六六年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作为全军建设的百年大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缺席，以上均为小组成员）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会议讨论了自批判吴晗所写《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一系列问题，并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五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八日，彭真、陆定一等去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发这一《提纲》。
　　2月5日　参加刘少奇召集的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月中，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批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
　　2月6日　约外交部有关人员谈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问题。
　　2月7日　凌晨，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本来想在彭真同志去主席处谈话之后，再去谈国际问题（包括外交、备战、援外、越战等等），现在看来，不宜再晚。提议今日下午三时半先在少奇同志处一谈”，并要李质忠通知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廖承志、刘宁一、章汉夫，乔冠华，李天佑等到会。刘少奇批：同意。下午三时半，去刘少奇处开会。
　　2月8日、9日　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五个问题。指出：外交政策必须由中央掌握，必须报告请示。但也不要养成任何事情都请示，甚至于有些技术性、事务性的动作也请示中央的习惯。外交决定权在中央，但具体的事务处理，需要在外交前线的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灵活处理，随机应变。过去这一方面外交部门做得不够。依靠自己的认识来放手实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勇气还不够大，今后要特别强调这一点。针对外事工作的特点指出：外事工作有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有区别，又有结合，结合是主要的，应该目标统一，互相配台与协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不限于外交部，外贸、外经也都是如此。外交前线工作要统一领导，要集中到使馆的党委。
　　△在外交使节会议期间，深入了解外事方面的情况。十日一十七日，分别同驻西亚、非洲、西北欧、印度尼西亚及其它地区的使节谈外事问题。三月一日、十日、十六日，分别听取外事口和外交部的汇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出席外事口会议。
　　2月9日　接见即将离任的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就越南战争问题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访华事交换意见。并揭露美国当局与南越领导人在檀香山发表联合公报的阴谋，谴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指出：发表联合声明是因为美国搞和谈欺骗不成，扩大战争有顾虑，想以联合声明来欺骗世界人民，对付国内争吵。
　　2月12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从西南、西北视察归来的余秋里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在谈到搬迁到“三线”的工厂防空安全时指出：隐蔽是大事，靠山、分散也要注意，三者各有特点，要结合。请建委派人去越南看一下，是怎样对付空袭的。
　　2月13日　同中国部分驻外使节谈话，强调要抓紧科学技术考察。针对国内派人到国外作科学技术考察存在的问题，指出：“对出国考察人员的审批要严一些，出去的时间要错开一些，不要一个时期集中在一个国家。有些国外的东西并不那么先进，那就没有必要去考察。

有些考察得不适当，不仅没有取得东西，反而把我们的底都漏给了人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一定要把住这个口子，对出国代表团、科技考察小组负责抓总。”“组织工作绝不能大而化之。”在谈到驻外使馆的任务时说：“各个不同地区的使馆应有不同的任务，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调研。”“驻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技知识，夫人们也要学一点。我们的干部既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一定的科技知识。”
　　2月15日　听取陈正人关于河北组抗旱工作的汇报，就抗旱工作小组的工作方法指出：工作组下去后，不能增加地方负担，不要去指手画脚，首先要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帮助地方工作，听从领导指挥。一学、二帮、三听指挥是工作组的三大纪律。对地方工作中的意见，要经过组内认真讨论，再由组长同地方负责同志个别交谈。工作组不要搞“五多”〔注〕，不要一天忙着写报告，不要动辄找人来开会，要通过生产劳动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因工作组的工作妨碍群众生产。
　　〔注〕“五多”，指会议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等。
　　2月16日　先后约杨成武、萧华和铁道兵负责人谈铁道兵问题。
　　△指示外交部电嘱中国驻加纳代办黄华，转告即将去越南访问的恩克鲁玛总统，美国用自己的行动彻底揭露了它所谓的“和平诚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和谈倡议都只能帮助美国达到继续霸占南越、永远分裂越南的目的，而同时却剥夺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权利。
　　2月17日　为贯彻周恩来关于改革密码工作的指示，李质忠〔注〕前曾召集外交部、调查部、总参、中办机要局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提出改革密码工作的具体措施。本日，周恩来在中办机要局的书面报告上批示：同意，先改革底本，再进一步改革编制、印刷、递送、使用、保管和销毁。
　　〔注〕李质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
　　△审阅余秋里报送的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提纲。提纲肯定了大小“三线”建设的成绩，指出“三线”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是钢铁工业跟不上，核心又是矿山建设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阅后，进毛泽东，并注明：“值得一看，请予翻阅。”
　　△参加由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听取杨成武的汇报。
　　2月18日　先后约王林，陈漫远、惠中权、王光伟谈农业问题。
　　△就流脑疫问题批告张际春〔注〕约卫生部、商业部、化工部及姚依林、童小鹏等一谈，迅速解决防病医疗和药品生产、供应问题。
　　〔注〕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2月19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薄一波、陶鲁笳汇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情况。

在会上说：一是交通。二是动力，它们是先行。它们上不去，别的也上不去。在谈到支持农业问题时指出：全面提，重点是支持北方八省、市、自治区。
　　△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并公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
　　2月20日　审阅一机部报送的关于支援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斗争的措施报告，并批示：这个报告的精神和措施都不错，还要看是否冲击计划和原定生产安排与物资分配。请薄一波、余秋里落实后告我。三月九日，余秋里告周恩来：经过必要的调剂和挖掘生产潜力，一般不会冲击原定生产安排和挤掉别的合同。
　　2月21日、25日　多次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落后面貌而斗争的指示》稿。其中增写：“今年二月虽然有些地方降了雨雪，但是极不平衡，而许多地方耕作层的土壤湿度还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就严重威胁着今年的农业生产。”并要求参加抗旱防涝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宣传“焦裕禄在兰考依靠自力更生、战胜自然灾害、摆脱落后面貌的事迹”，“克服侥幸心理、依赖观念、畏难思想和急躁情绪”。后又因为这一文件缺少具体规划，提议暂不下发。
　　2月22日　批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的通知》稿。《通知》指出：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并决定成立这个地区的农业领导小组。周恩来为组长，兼任河北、北京小组组长。
　　2月23日　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人谈话，强调“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针对林业工作中只注意采伐不注意造林的片面性，指出：林业工作“要两条腿走路。林业部过去只注意林区采伐，我看主要任务还是造林。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又说：“造林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依
靠六亿农民。四旁〔注〕植树也是个大工作。”“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否则，投资大，功效小。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林业工作会议之前，曾对林业部负责人说：我当总理十六年，有两件事交不了帐，一是黄河，一是林业。林业是抓晚了。并表示担心林业生产吃掉了老本。
　　〔注〕四旁，指村旁、宅旁、水旁、路旁。
　　2月24日—28日　会见来中国访问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同他进行五次会谈。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建队伍整编问题。
　　2月　对新华社编《参考消息》指示：不能光登对我国好的反映，也要适当登一些反面的东西。
　　3月2日、4日、5日　听取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情况汇报。五日在会上说：“推广典型经验，关键是干部带头蹲点，向群众学习。”工作组下去千万注意不要瞎指挥。瞎指挥往往是由上而下产生的。

“对下边我们只是起帮的作用。有人提我们叫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我想还是叫农业小组，不要提‘领导’二字”，“主要还是依靠地方”。在处理城乡、工农、厂社关系方面，“既要带又要结合，而且要慎重”，要试点，搞得好再推广，“不要一下子就说得太好了，这样就会发生一九五八年头脑太热的情况”。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指出：中央对地方，不要多干涉，“号召文件不要多，电话可以打但不要乱打”，“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要相互支持”。谈到农机具的生产与分配、打井、农业规划问题时指出：农机具的数量、型号、分配对象“要因地制宜”。打井是长期的基本功，“不要一哄而起”。“也有时间性，有时防涝，有时抗旱，因此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能干篇一律”。“农业规划一定要从下到上地搞”，“由粗到细，还要因地制宜”。谈到劳动力安排时告诫：“劳动力浪费是很危险的，浪费了劳动力就等于浪费了粮食。”不要“一搞就是上多少人，一窝蜂、大平调、大兵团、大呼隆”。
　　3月3日　就陈丕显鼻癌治疗方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上海市委并告陈丕显电：“同意来电所提治疗方案。在整个治疗和间断休息期中，望丕显同志安心静养，相信负责专家一定有把握将这个初期鼻咽癌治好。”
　　3月5日　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在讲到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工作时说：北方八省、市、自治区长期南粮北调，吃“进口粮”。我国的农业并没有过关。这不仅对农业，对工业也有影响，对备战和国家整个建设都不利。

工交系统要支援农业。但农业不能躺倒在工业上，否则搞不好。农业还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为辅。工业支持农业要支持用在刀刃上的东西，要一杆子到底。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认真地抓农业这个基础。针对我国基础工业弱的缺点指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要支持基础工业，特别是各种矿山。基础工业上不去，我们的屁股坐不稳，即使设备搞起来，也吃不饱。过去我们吃过这个亏，现在再也不能这样了。
　　3月6日　先后约林乎加、余秋里谈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问题。
　　3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通报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
　　△主持北方农业小组会议。说：抗旱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当前的问题一个是防止松劲。因为下了两场雪；一个是防止瞎指挥。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这样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3月8日　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治乌及其夫人。在谈到农业情况时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提高，但不能估计过高。生活水平每提高一步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农村更低，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只注意提高城市生活水平，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谢里夫·萨赫利，就语言文字问题交换看法。说：对人民来说，除掌握本国的语言外，多学一种外语，对吸收世界知识有好处。语言是工具，但部分地反映时代性、阶级性。谈话中还介绍了中国的文字改革情况；（一）提倡普通话，这很重要，收效最大，对国家统一和团结有好处；（二）简化字，收效也好，但有障碍；（三）拉丁拼音，推行时遇到很大阻力，能否代替汉字还是个问题。
　　△得悉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并告总参要六十三军加派人员和卫生队前去。同时告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注意观察和研究，说：由科学院布置，与各部门联系，解决地震的延续时间与发展方向的测定。要行动起来，到现场去，到实践中去。凡需增加人力、物力的，可以调动。随即，连夜召集国务院和总参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并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萧华、杨成武：

（一）由国家科委和科学院为主。集合地质部等有关地质勘察和物探技术力量前往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以便进一步判明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并将有关资料带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
（二）由曾山〔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前往视察慰问，并进行救护安排。

（三）由卫生、公安、内务、供销社、兽医、铁道、农业等部门组织医疗、供应、工程人员随队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护工作。
（四）我拟于明（九）日下午飞石家庄，视察这次地震灾情。
　　〔注〕曾山，时任内务部部长。
　　3月9日　就邢台地震灾情和地震后的紧急部署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联名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次地震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地区。邢台地区损失最重的是隆尧、宁晋、巨鹿三县的三十多个公社、三十二万人的地区。初步统计，死亡七千人以上，重伤二万人以上，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左右。”在接到河北省报告后，立即作了紧急部署：（一）组织以曾山为团长，由国务院部、办参加的中央慰问团前去慰问并帮助地方进行抢救、救灾工作。（二）指定总参通知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参加紧急抢救工作。六十三军组织了前线指挥部和二千人以上的医疗队，已在灾区进行抢救。六十六军、六十九军和河北军区已组织医疗队待命出发。（三）卫生部已组织北京各方面医务人员五百人以上，携药品器械从八日开始陆续出发。（四）农业部已派出兽医五十四人，于今天上午出发。（五）财贸办公室已通知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和供销总社派员随中央慰问团出发，解决支援救灾的

物资和粮款。（六）科学院、地质部已分别组成考察队于八日晚出发到地震灾区考察、物测，研究抗震措施。中央慰问团要做好抗灾宣传教育工作，“既要防止再次发生地震而受损失，也要防止地富反坏趁机进行破坏活动，尽快安排好群众生活和恢复生产”。
　　△下午，不顾余震危险，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赶赴灾区。先到石家庄，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的汇报。四时，约邢台地委领导谈话。

晚十一时，到隆尧县慰问。在隆尧县邢台地震救灾指挥部听取灾情汇报时指示：（一）当前的工作主要是怎样领导群众克服灾害。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不是这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二）每个大队要有三至四名干部组成新的领导核心，最好是从附近轻灾区和非灾区抽调干部支援，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三）由六十三军统一领导，除组成指挥部外，下设若干分指挥部。（四）组成流动组织。一个县委委员管一二个公社，每天深入各公社指挥。（五）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传给下一代。地震规律的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六）做饭用锅达到三户一口，要在两天内落实。
　　3月10日　凌晨一时，返回石家庄。上午，与中共石家庄地委和市委负责人谈话，详细询问粮食生产、水利、肥料、种子、改土情况，指出；为什么有些思想问题解决不力？这是个吃透两头的问题。吃透两头，基础是吃透群众这一头，中央的东西也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中的好经验总结了，树立了样板，就有说服力了。这次地震后，要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多难兴邦。下午，前往受灾最重的隆尧县白家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干部、群众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战胜困难，“要和地球‘打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带领在场群众高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会后，访问受灾户，勉励大家鼓起干劲，重建家园，并说：这次地震，受损失很大，要总结经验，记录下来传给后代，以后再发生地震就会减少损失。这样就对得起死者，也对得起后代。五时，动身回京。
　　3月12日　致信刘少奇、彭真、陈毅、李先念、康生：“我今午去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讨论备战、小三线、抗旱、粮食过关和学毛著〔注〕五个问题，约五天可结束。”“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军委及书记处、国务院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十二时半，去天津。
　　〔注〕学毛著，指学习毛泽东著作。
　　3月12日—16日　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十六日，在会上作报告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那时，家家都有几缸小米余粮可供应部队，“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强调“搞农业规划一定要自下而上，因地制宜”。要下去摸情况、摸规律，“要像焦裕禄那样，画蓝图是在大风、大雪天到风口、沙口看出来的”。谈到备战、备荒的几个具体问题时说：备战、备荒的大动员“要辩证地讲”，既要讲清楚又不要“讲过了头”，“不能搞得大家惊慌失措”；“备战和备荒的思想是结合的，不可分割”，“边备战，边生产，边建设，缺一不可”。解放军也要参加生产建设，寓兵于工，寓兵于民。
　　3月12日、14日、15日　三次看天津歌舞剧院的演出。在和有关人员谈话时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下到基层去深入生活。十二日谈话中对北京一些文艺单位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下去演出表示肯定，说：“你们不能只在上面自己搞运动〔注〕，要下去。”十五日谈话时又说：“要赶快下去，到农村去，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普及、提高农村文化。到农村去多搞些小节目。”“舞蹈和歌剧不要太分家，要互相结合，要有歌有舞。”十六日在华北局会议上谈到《王杰赞歌》时表示：《王杰赞歌》写王杰有个发展过程，这是正确的。事物总是逐步提高的，哪里有从小什么事都懂得的人呢？
　　〔注〕搞运动，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3月15日　约有关负责人谈邢台地震救灾问题。指出：关于地震救灾款问题，我批了。现在我还有点不安心，就是怕一宣布，给群众造成一种依赖思想，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去掉了。
　　3月16日　回到北京。
　　3月17日　飞抵上海，随后赴杭州。
　　3月18日—20日　出席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在毛泽东强调计划管理体制权力要下放，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少管点实时，周恩来插话说：国防工业也要分些归地方管，一打仗中央管不了，中央只能集中搞尖端。总的趋势应是下放，而不是上调。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分别谈话，并看望聂荣臻等。
　　3月20日　到上海，当夜飞回北京。
　　3月21日　与各部党组书记及有关直属局负责人谈农业机械化问题。
　　△到北京医院向郭德洁〔注〕遗体告别。
　　〔注〕郭德洁，李宗仁夫人。
　　3月23日　就二十二日下午河北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及北京流传谣言事指示：（一）对地震的发生，要做到提高警惕和保持镇静相结合。对自然界作斗争，首先要保持镇静，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采取措施。（二）加强震中现场观测。立即派飞机把地震仪送至尧山和耿庄桥，迅速沟通尧山、耿庄桥经石家庄至北京的有线和无线专向通讯，保障地震情况及时上报。

（三）地震区要提高警惕，预做准备，减少损失。（四）对谣言要追究。要区分两种情况，对以讹传讹，传错了的，要批评教育，及时解释，以镇静的精神使谣言自释；对别有用心的、乘机造谣的坏分子，追查清楚后，要彻查严办。
　　△约李四光、张劲夫，张有萱、武衡〔注〕及石油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商谈地震问题，强调：地震预报要好好搞一搞。
　　〔注〕张劲夫，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有萱、武衡，时均为国家科委副主任。
　　3月26日　将邢台地区救灾指挥部转发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巨鹿五个队受灾损失和救灾物资下放分配调查报告批告李先念、周荣鑫，要他们在即将召开的重灾区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应引起注意的问题，不要因国家支持换来依赖思想。
　　3月28日　约林默涵、李琪、周巍峙〔注1〕谈话。了解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剧目、成立实验性京剧团及文化部直属艺术单位人员深入群众生活和改造思想等方面情况。强调演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批评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像他那样生活》〔注2〕深入生活不够，缺乏群众的生活气息，演员是自我陶醉，不像在演阮文追夫妻，而像演他们自己。指出：许多剧院在城里呆久了，如不下去，再搞上五年，思想感情也不会起变化。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向壁虚构总不行。
谈到战争题材的创作时说：要写出战争的艰苦性，不要使人看了觉得打仗很容易。要对群众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今天写战斗戏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注1〕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李琪，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巍峙，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
　　〔注2〕《像他那样生活》，是一部反映越南抗美英雄阮文追事迹的话剧。
　　3月29日　约李先念、谭震林、王光伟、陈正人、钱正英、周荣鑫等谈农业问题。
　　3月31日　与彭真等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外地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飞抵石家庄。
4月1日　到第二次地震〔注〕重灾区的宁晋县东汪公社、耿庄桥公社，冀县码头李公社，巨鹿县何家寨公社视察抗旱春播工作，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一）救灾勿误农时，要先搞生产，生产搞好了，再盖房子。要把“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四句话倒一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二）救灾要靠自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国家要支持，但主要靠自己，恢复生产靠大家，要有志气。（三）这次地震面积大，但损伤小，原因是从第一次地震中取得了经验，有了准备。要把这些付出了巨大代价得来的经验好好总结。传给后代。（四）对救灾中没有做好的工作。群众可以批评。一切是为了人民。在东汪公社临时医院，慰问伤病员一百四十多名。晚，到邢台。
　　〔注〕第二次地震，是指继三月八日地震后，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地震。
　　△在耿庄桥视察中国科学院地震考察队时指出：必须加强地震预测研究，做到准确及时。又对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学生说：希望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在这次谈话前后，还指示：要把北京的建筑设计人员带到地震现场，这次地震后房子都倒了，将来建什么样的房子能抗震，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二十七日，在接见李四光、翁文波〔注〕时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注〕翁文波，时任石油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地球物理勘探专家。
　　4月2日　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对全地区布置四月底打七千眼井的指标表示怀疑，指出：当前首先是保麦收，保春播，打井应在麦收或秋收以后再进行。建设要一步一步走，欲速则不达。
　　4月3日　在邯郸地区魏县漳河林大队与干部、群众座谈。谈到“党员”与“群众”的提法时说：我反对把党员和群众分开来写。要写成党员和非党员，党员和非党员都是群众。把非党员写成群众，就认为党员不是群众，是站在群众之上，比群众高，这要改过来。党员脱离了群众，就变成了官僚。询问到打井情况时说：打井要注意配套，劳动力要合理安排。下午，前往大名县前桑圈大队与干部、群众座谈，指示同去的钱正英要水利学院派人加强对打井的技术指导；要求蹲点的国务院工作组帮助当地把机井搞好，配上套，搞不好不回去。当了解到这个大队三年没有分配现金、人均口粮每日只五点七两、吃盐零花钱靠卖鸡蛋和自留地生产时，说：我听了很难过；对供销社和信用社克扣生产队的买棉籽款和化肥款表示气愤，说：供销社就能扣钱，真是骇人听闻。晚，与大名县委领导座谈，了解全县的生产情况。对大名县被抽调九千多人、三千多辆排子车上海河工程表示不满，说：为
什么调那么多排子车去？如果我是县委书记，我就顶。我一直担心海河上人多了，什么事太集中了不行。得知全县至四月底准备打三百多眼井后指出：打井占用很多劳动力，四月生产很忙，劳力占得多应考虑。四日，在临漳县同干部、群众座谈，听取县委书记汇报，指出：“农业落后几十年，一年是翻不过来的，全县的打井计划也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一年水利化我有保留。”
　　4月5日　就几天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在磁县与河北省、邯郸地区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又讲了以上内容，并说：这次来邯郸是抓抗旱斗争。打井高潮中头脑有点热。“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自愿原则，自力更生”，这两句话不能丢掉任何一句。我们办事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农业机械化要积极，但要一步一步实现，必须根据实际可能。抗旱救灾要与生产自救相结合，必须强调生产自救，国家救济不能让群众产生依赖思想。贷款要促进群众自救，不要使群众躺在国家身上。
　　△视察岳城水库。听取水库负责人的汇报后说：水库要防洪、灌溉并重。在干旱年份灌溉比防洪重要，在丰水年份防洪比灌溉重要，这是辩证唯物的观点。过去搞水库只管防洪，不提灌溉是不对的。修水库，要全面规划、综合经营、综合利用，灌溉、防洪、水土保持全面搞。又工又农，又要造林。水利部门要负责到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综合经营是方向。要好好研究一下。灌溉要考虑生产，农业用水时应放大些，集中放。不能平均算帐。当得知水库主坝内有一段是用水中倒土的方法筑成时，说：这不保险，要特别注意这一段。
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责，要把水中倒土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突出地写在工程档案的明显地方。不要向后代隐瞒我们的缺点。在谈到地震问题时指出；要设法探索其规律。河北地震付出了代价，要抓住不放。地震预报世界上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不能先解决呢？也可能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下一代可以解决。我们一定要解决它。
　　4月6日　凌晨，在经石家庄回北京的途中，约邢台、石家庄地委和驻军负责人谈话，说：地震可能快过去了，要发个解除警报，由国务院负责。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解决水的问题，组织抗旱。
　　4月7日、10日　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加强研究，对地震工作要狠抓，抓到底；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尽量探索其规律，总结经验；对地震中的各种现象，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辩证地分析，争取从邢台地震中找出地震预报的头绪。还说：搞地震工作不能只是为了写论文。要解决现实问题，这才是有价值的。
　　4月9日、11日、12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和指示。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消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通知由陈伯达起草。（二）拟决定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十二日会后，与邓小平、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拟由邓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谷牧五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
　　4月10日　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回答他书面提出的十个问题。重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
，出不去。”“（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强调：这四句话是不可割裂的整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于美国政府坚持侵略中国的政策”。
　　4月11日　针对邢台地震灾区一些群众有“春耕这么忙，哪有工夫学毛主席著作”的反映，批告赴邢台专区进行救灾宣传工作的北京军区一八七师：“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
　　4月12日　视察北京某地电台，嘱丁莱夫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图（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
　　4月13日　和邓小平会见并宴请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两党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4月16日　到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在杭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二十五日到上海，次日飞返北京。
　　4月28日—5月11日　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同谢胡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四日二十九日，和陈毅陪同谢胡等到河北省遵化县参观沙石峪和西铺大队。
　　4月30日　晚，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询问舞剧《纺织女工》的创作情况，说：现在表现工人的舞蹈，好的较少。
　　4月　派沈图〔注〕去法国参加中法航空协定谈判，并指出：一定要打开通向世界的航线。六月初，中法签订了航空协定。九月，周恩来再就法国开辟从巴黎到上海的航线一事提出：人家飞进来，我们也要准备飞出去。
　　〔注〕沈图，时任国家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5月1日　对摄影记者说：五一国际劳动节你们要多拍群众场面，多拍客人，多拍宋庆龄副主席的活动。
　　△就国务院机关联欢晚会节目谈话：《三个老头看庄稼》把农民的落后面夸大了，丑化了农民的形象。这是旧舞台、旧戏剧丑化农民的手法。《摘棉花舞》卖弄技巧，也表现不出农民丰收的景象，形式与内容结合不好。搞晚会不能只当成娱乐，这里面也有影响。文化部对文艺演出应当重视。
　　5月3日、4日　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大庆油田。三日，在参观炼油厂时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的人数在国内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要努力工作，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当晚，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针对大庆五千八百多任务人有一半多家属不能来队的情况，说：粮食多了，家属可以多来。要组织来队家属参加劳动。同时。要抓节制生育。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关于教育问题，指出：要办好半工半读学校，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四日，在谈到石油部派代表团去国外时说：代表团里要包括搞地质的、钻井的和搞机械的、懂得造钻头的人，还要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又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大庆是成功的，但不要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晚，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晚会上，与哈尔滨亚麻纺织厂职工谈话，询问生产情况。当了解到该厂产品（亚麻布）质量不够先进时，指出：要突出政治，好字当头，狠抓质量，摆脱落后。出口产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国家荣誉。解决产品质量，只靠领导不行，要把党团员都发动起来，通过他们把厂里的三千多群众带动起来解决。抓工作要有重点，先把出口这部分赶上去。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由刘少奇主持的扩大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部署进行，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消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注〕。十八日，林彪在会上作长篇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大谈“政变”问题，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从十六日开始出席会议。
　　〔注〕《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5月5日—7日　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一行到上海参观。五日下午，陪同毛泽东接见谢胡一行。七日晚返京。
　　5月8日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此前，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曾两次召集这个会议。
　　5月9日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试验前，周恩来几次与核试验前线指挥所的张爱萍、刘西尧通电话。了解飞机挂弹、气象条件等情况，并将情况报告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在外地的毛泽东。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称赞这一成绩是领导、专家、群众的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
　　5月10日、11日　继续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京活动。因忙于中阿联合声明的起草，两晚彻夜未眠。十日，在谢胡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严厉谴责美苏两国勾结实行核垄断，指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是对各国人民的巨大鼓舞，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十一日，就中阿联合声明起草中的有关问题同谢胡举行会谈。十五日，发表中阿联合声明。
　　5月13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请他转告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由于一些国内紧急的事要处理，原定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要推迟到六月。当纳塔奈利表示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时，回答说；中国的经验不是随便适用的，需要你们选择，有的你们接受，有的不一定学。须经过你们消化。
　　5月15日　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5月17日　同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会谈。十九日，廖承志同松村谦三就廖承志、高绮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继续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
　　5月20日　嘱秘书告汪东兴，陆定一处没有警卫人员。今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要就此事约汪东兴谈谈。
　　5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
（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二）领导和群众问题。
（三）保持晚节问题。
　　5月25日　在康生、曹轶欧〔注〕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康生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六月一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周恩来在回答陈毅所提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的询问时，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告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注〕曹轶欧，康生之妻。
　　5月26日　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她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三十一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5月27日　接见由众议院第二副议长席博里·卡洛斯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说：小国常常做大事，有些大国专做不义的事。中国是大国，非常警惕不要做不正义的事情，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世界和平，不是为了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最近美苏两国政府搞的禁止核扩散条约，是要继续实行核垄断，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和孤立中国。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说：这几年，我们的生产水平有些提高，但还有限，与人民生活需要相比还是不高的。我们国家人口多，任何产品一分配下来，东西就少了。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谈到城市建设时说：经济发展应该按比例地进行，要由不平衡到平衡。城市大了，供应和交通都有困难。
　　5月28日　接见参加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的代表，肯定“这次会是

十几年来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指出：“不要满足于现象”，“从国家的人口、面积上比，从地区情况不同来看，我们的地震台和地震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够得很”，“还差很远”。“有了数量，还要有质量。”这次要抓住邢台地震，各方面大力协同，“请国家科委、聂总〔注〕抓下去，一直抓，抓出大成果来。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不要“抓住又丢了，要作为事业抓一辈子”。抓地震科学研究“要搞两个三结合”，一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二是“科学研究要和教学、生产相结合”。在方法上，要对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发现矛盾，肯定正确的，改正错的，得出共同的好意见。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
　　〔注〕聂总，指聂荣臻。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注〕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次日，周恩来就组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注〕张承先，当时正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
　　5月31日　约陈毅、李强谈援越物资运输问题。
　　6月1日　出席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本日起，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扩散到全国，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晚，按照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此后，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很快掀起以党组织负责人、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
　　△审看战友文工团出国演出的文艺节日。
　　6月2日　审核全国物价委员会报送的《关于调整工业品地区差价的报告》和《关于提高粮食统购统销价格的报告》。批示：这两个文件合乎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原则和在中央汇报时批准的方针，拟同意发出。
　　6月3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八条规定。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审定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新华社电讯稿。草拟新华社关于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决定的电讯稿：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述两个决定。
　　6月4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刘少奇不同意。
　　6月5日　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作具体布置和指示。
　　6月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分工问题和中央宣传部的有关问题等。随后，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汇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内容，并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次日，和刘少奇、邓小平联名报毛泽东：考虑到中宣部现有的常务副部长都已停职反省，目前急需调来一位常务副部长帮助陶铸〔注1〕主持日常工作，拟调湖南张平化来担任；拟调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部部长，考虑提萧望东〔注2〕担任比较合适。
　　〔注1〕陶铸，于本年六月奉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注2〕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
　　△在接见马里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马戴拉·凯塔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时说：巩固独立一要依靠群众，一要掌握武装，这两个问题在许多国家还未完全解决。中心问题在于本国经济能否逐步独立，能否发动群众完全拥护自己的领袖，有没有可靠的军队。如果没有这样的阵地，反而被别人夺去了阵地，那光讲独立是不行的。
　　△就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围巡逻事批告首都工作组：特别要注意有无外国领事馆人员、外国记者带照相机进入校内，但绝对不要阻拦，由两校自己劝阻他们进入校内。
　　6月8日　参加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
　　6月上旬　鉴于夏收、夏种、夏管季节来临，和谭震林、李先念等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各部中，各抽出一名副部长、三十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到北京市各县去抓“三夏”工作。六月十二日，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一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区县各机关、部队、学校都抽调一部分人去支援北京市各郊区县的麦收。并指示：“人数、时间和地区的分配，由国务院、总参与北京市切实商定。”
　　6月9日　到杭州。
　　6月9日—12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陶铸等参加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其间，分别与陶铸、刘澜涛、康生、汪东兴、江青等谈话。
　　6月10日　陪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次日和刘少奇、邓小平同胡志明会谈。
　　6月12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在谈及在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时提出：专政机关只通报，不登报。改组的选几个登，不然一下子外国就知道了。
　　6月13日　回到北京。
　　6月16日—24日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途中，在阿富汗作短暂停留。同阿首相迈万德瓦尔交谈时说：越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恢复日内瓦协议，而恢复日内瓦协议的关键是美国军队和它的仆从国军队从南越和印度支那其它地方全部撤走，停止对越南和印支的侵略，让越南和全印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6月18日　在同罗马尼亚领导人会谈中介绍中国情况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能不照搬苏联的经验。这个计划结束时，我们就考虑如何在三大改造的基础上自己创造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一个民族常常有些依赖思想，要消除这种依赖思想，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这可是长期的事。科学技术方面靠自力更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很不平衡。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太落后了，要摆脱落后状态，恐怕还要二三十年，也许要接近本世纪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应该使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逐步缩小而不是逐步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必须注意上层建筑的问题。
　　6月24日—28日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
　　6月27日　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讲话。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6月28日　回国途中非正式访问了巴基斯坦，并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三十日，离开巴基斯坦回国。途中，视察我国某导弹发射基地，观看地对地导弹发射。七月一日下午回到北京。
　　7月1日　由周恩来命名为第二炮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成立。
　　7月1日、2日、4日、5日、7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
　　7月3日—13日　参加接待在中国访问的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十一日，飞武汉陪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太子。十二日，飞上海出席招待尼泊尔王太子宴会，并陪同观看演出。十三日，送客人离开上海回国。
　　7月4日　约陈毅谈话，了解国务院外办和对外文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7月7日　约谷牧、余秋里谈话，听取有关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问题的汇报。
　　7月7日、8日　听取国务院各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指出：“三线”建设与一线，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又说：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做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作。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
　　7月8日　就中国科学院存放核试验资料的档案橱被撬一事，嘱秘书告张劲夫立即查问清楚，并要张劲夫、韩光、罗舜初〔注〕来当面一谈。
　　〔注〕韩光，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7月10日　约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谈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问题。
　　△就某项进口技术设备不能履行与外国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事批告李先念：“邀集有关方面一谈，作最后决定。如撤消对以后订货不利，就应该进口，并从此立出一条规定：停止谈判，必须在未谈成之前，而订货也必须更加慎重，要经过几道关口，然后再由进口技术小组提请批准。”
　　7月11日　飞武汉。
　　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注〕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注〕此信是毛泽东在武汉写的。信中说：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等等。
　　7月13日　在上海舞蹈学校观看演出并看大字报。
　　7月17日　在接见刚果（利）东线负责人卡比拉等时说，我们不会拒绝在革命道路上遭到失败的朋友。我们对你们是欢迎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尽量少犯错误。但不管错误大小，最基本的一点是要继续革命。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22日　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7月20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7月22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廖承志在新华社审阅首都百万群众举行支持越南抗美斗争集会游行的照片时，向新华社传达了周恩来最近关于改进新华社新闻报道工作的指示；新华社新的领导班子，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对过去报道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作切实的改进。（一）文字记者过去写消息，都是在事情发生前就把消息写好，到现场填写名字就完了。记者在现场不注意听人家讲话，只顾摘录讲话稿，这种做法非常不好。（二）过去新闻照片拼拼贴贴的情况很多，今后一定要避免这种做法。
　　7月23日　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
　　△晚，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
　　7月24日　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
　　7月24日、25日、26日　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在讲话中说：我来看一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7月25日　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7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7月27日　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到刘少奇处。
　　△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审阅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消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决定》。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此后，全国各学校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组长的现象。
　　△午夜，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兼总统国防顾问法鲁克。当得知伊朗、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对访问中国有兴趣时，说：他们目前派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可能有困难，但可以派半官方或接近官方的人士来中国访问。如果阁下有机会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中国政府将欢迎他们并且随时准备接待他们。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7月28日　接见以农业水利大臣米尔·雷扎为团长的阿富汗经济代表团，询问阿富汗的农业、水利、水库流沙沉积方面的情况。得知阿富汗在治理水库流沙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后，指示在场陪见的中国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告诉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同志。要好好研究当地水利工程的流沙沉积情况。
　　7月28日、29日　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听学生代表各方的发言后，指出：在运动过程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互相对立不好，要增强团结，勇于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特别是学校中进行。工作组应该留在这里学习，我也是来学习的。
　　7月29日　出席中共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又称万人大会）。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消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继邓小平讲话后，周恩来讲话说：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讲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中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还谈了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问题。之后，刘少奇也讲了话。
　　7月30日　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
　　△晚，同邓小平谈话。次日约邓小平，康生、陶铸谈话。
　　7月3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8月1日　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
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
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讲话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事承担了责任。陈伯达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做了坏事。本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注〕回信，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注〕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注1〕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注2〕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注1〕叶林，当时是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
　　〔注2〕蒯大富，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学生。
　　8月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谈了四年来的经验和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8月3日　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

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
　　△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就刘志坚〔注〕关于要否撤消军队院校的工作组的请示批复：

今天下午中央开会时谈一下，此事需要报告主席。
　　〔注〕刘志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8月4日　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后，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派工作组事，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闻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针对学校中组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做法，指出：这样做不对。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8月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注〕。
　　〔注〕这次通话前刘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代表团。
　　△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六日，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
　　△交待值班秘书：如果毛主席处通知去开会或谈事情，要随时叫醒他。
　　8月5日—11日　每天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谈话。
　　8月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8月7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责自六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告周荣鑫：尽快向国务院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讲一讲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看法和对待来反映情况的群众的态度，解决怕乱和夸大其词反映问题的思想。
　　8月3日　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这些意见被吸收。
　　8月9日　在接见以建工部副部长沙立·安哥尼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水电代表团时，对中方参加陪见的对外经委有关负责人说：应当让了解情况的同志来陪见，不要讲外交上的形式主义，要打破这个框框。你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又不了解情况，为什么来陪我？我要你们来解决问题，不是讲外交上的形式主义。又指出：援外建设要到受援国现场去调查、去实践，要使我们的援建符合当地实际。否则，在援助亚非国家建设上是危险的。一是我们取不到经验，二是损害了受援国。这是援外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审阅北京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报送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通知要求至今尚未撤出的工作组，接通知后于最近两三日内全部撤出，集中整训。周恩来批告陈伯达、康生：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议。
　　8月10日、11日、14日　听取余秋里关于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情况的汇报。十六日，接见参加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说；农业机械化要抓紧、抓狠，一直抓下去。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农业机械化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主义；应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要及时而不是拖沓，慎重而不是轻率。做一切工作都应该是这样：不要片面追求数字。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共大”〔注〕是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学校，一定要办好。
　　〔注〕共大，指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8月12日　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除林彪外，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从此不再提及。会议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撤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消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讲了话，谈了农业机械化问题，说；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到现场去摸了一些经验，打算跟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谈一次。各大军区的同志也留下。
　　8月13日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要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并指责中央宣传部上边还有根于，反对学毛泽东思想。
　　△为掌握中国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派刘西尧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当联络员。
　　8月14日　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回答他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提问，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十长期的工作。在谈到经济界的专家和权威时说：爱国的、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多数。我们以文化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
　　8月15日　在林彪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约李井泉谈西南铁路建设问题。
　　8月18日　陪毛泽东、林彪参加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陪毛泽东首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林彪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周恩来讲话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在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所以，不断革命不容易。十九日、二十日，继续和范文同会谈。
　　△晚，得知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接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
　　8月19日、20日　同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会谈。说：西方国家统治我们亚非国家近百年，他们的文化侵略也是一十重要部分。

我们独立后采取了措施恢复民族文化，就像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一样，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谈到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时说：语言文字是一个工具，但不完全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被人民来使用，也可以被帝国主义来使用，二十一日，陪毛泽东接见了卡曼加。
　　8月22日　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
　　8月23日　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泽东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又到林彪处谈话。
　　8月24日　参加中央碰头会〔注〕。
　　〔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此处“中央碰头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8月26日　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红卫兵联络总站是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
　　△在电话中指示即将由济南启程去处理青岛市大专院校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一事的谭启龙：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几天后，鉴于山东省委已很难开展工作，又电话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两派双方的工作。
　　8月27日　晚十一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注〕代表，强调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等要害部门绝对不能冲击，要求他们及所属红卫兵协助解放军，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并指示总参等部门的领导担任联络员，向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交通、通讯、宣传等设备。
　　〔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八月二十七日，又称第一司令部（一司）；九月五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又称第二司令部（二司）；九月六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第三司令部（三司）。
　　8月28日　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胡痴〔注〕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当陶铸谈到现在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各地学生还到处跑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毛泽东讲话后，中南海开始安置红卫兵，周恩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注〕唐平铸，时任人民日报社代总编辑；胡痴，时为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辑。
　　8月28日、29日、30日　参加国防科委计量所群众大会，了解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情况。
　　8月29日　得悉北京某中学红卫兵要把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并准备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的消息看，于凌晨二时召集紧急会议，劝说红卫兵。指出：把“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可以。但不要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苏联大使馆或使馆的墙上，不要去闯大使馆。会后，又指示傅崇碧派一个营的卫戍部队徒手到现场执勤，防止红卫兵冲砸使馆。并告值班秘书：如出现紧急情况，要立即报告。
　　8月30日　召集陶铸、李富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毅、吴德、汪东兴、周荣鑫开会，谈对红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
　　△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家二十九日夜被红卫兵所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进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了三条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九月一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受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邵力子等人院，告以这些人士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约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座谈。会上，询问是否抄了华罗庚的家，对华罗庚曾否揪斗和体罚，说：把大学教授的家给抄了，不好。不怕乱，但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针对有些代表在张劲夫发言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批评说：张劲夫可以先表态，你们别搞得太绝了。连人家表态都不让还行？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
　　8月3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对要害机密部门做好保护工作。通知列出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

志社。批：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九月一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陪毛泽东、林彪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8月　一再劝阻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揪斗班禅，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保护，不能揪斗。八月下旬，少数不听劝阻的红卫兵擅自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交待：绝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

同时，嘱徐冰和刘述周：群众对班禅的斗争要背靠背。共产党员应该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好班禅。徐冰，刘述周会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及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转移到安全地方
　　8月底　得悉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灵隐寺，嘱秘书打电话告浙江省委：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后又致电浙江省委：灵隐寺暂加封闭。
　　△鉴于许多民主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上层代表人物受到冲击，统战政策遭到破坏，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9月1日　到毛泽东处报告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要求红卫兵组织起来，执行党的政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组织问题，希望各大专院校、各中学都要注意抓一下。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起码应有三个组织；全校大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没有这些。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你们要注意防止两个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脱离本校的群众，一是脱离红卫兵本身的群众。在阐述党的政策时，强调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指出：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学校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凡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专政工具不能瘫痪。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也要保护。对

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没有搞破坏活动，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随意搜查、抄家。并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9月初　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批准，余秋里、谷牧调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余、谷二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高潮开始后，为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维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周恩来要求谷牧，余秋里组织力量，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九月十二日，周恩来指示谷牧整理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月底。又指示谷牧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
　　9月2日　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等等。三日凌晨，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上午开会讨论。

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
　　△接二机部关于兰州、西宁等地一些红卫兵要求进入该部所属绝密工厂进行串连的报告后，即用电话告青海负责人，对红卫兵务须好言相劝。同时，签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青海、甘肃、湖南、四川、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党委及军区的特急电，要求切实保障二机部所在各省、自治区的绝密工厂和设计单位的绝对安全，不能让串连的红卫兵进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制定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文件强调，

（一）学生和群众不要进入公安机关揪斗黑帮，不要冲击派出所。
（二）公安机关的机密不能向群众公布。
（三）革命群众不要到监狱、看守所去惩罚犯人。
（四）公安机关的一些不合理规章制度要改革，但涉及全国范围的，需要统筹研究。
　　9月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同陶铸、李富春、叶剑英、康生、谢富治、陈毅等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电报提出：为保障边境安全，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动员他们离开。又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的方针。王恩茂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在那里的北京学生解释。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汉等民族的团结。会后，将电报送毛泽东核批。毛泽东批：照发。
　　9月5日　修改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提出：中央局书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员会主任，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党组（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议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
　　△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叶剑英、陈毅、汪东兴、周荣鑫等。
　　9月7日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题为《抓革命，促生产》，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它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先后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它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得知各地串连学生在京人数已达三十四万人，总趋势仍在增多，接待部门应接不暇等情况后，致信江青、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建议由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发一通知，把各地来京学生增多情况及带来的实际困难说清楚，并由中央负责同志出面，动员在京学生早日回去。
　　9月8日　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停。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安排搞好。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不能继续工作的，应由上级党委决定，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会议还讨论了毛泽东九月七日的批示〔注〕。
　
　〔注〕这是指毛泽东就青岛市有干部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一事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王任重、江青的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令，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各机关、各厂矿企业要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讨论《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二）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顺利进行。
（三）各生产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
（四）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和科研单位，应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应迅速成立生产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
（五）所有工矿企业、事业、科研单位领导干部的撤换，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由上级党委加以调整。
（六）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工作，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和交通枢纽、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
　　△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及附件报送毛泽东，附信注明：“看了江苏文革小组九月八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九月七日来电〔注〕，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方面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同日，文件发出。
　　〔注〕指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听了华东局传达的陶铸通知的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后，广大干部、农民、工人反应强烈，纷纷表示拥护，认为原来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不正常现象很着急，但又不敢讲，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可以挺起腰杆讲话了。也有一些人对华东局传达的指示表示怀疑。
　　△分别同刘澜涛和在中共陕西省委门前绝食的学生代表通电话，劝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吃饭治病。指出：你们有权提出要求，但你们不能要求刘澜涛一人答复你们。情况还不了解，我一个人也不能马上回答。你们总不能因为有些人没有被打倒，你们的要求得不到答复，就不吃饭。
　　△到毛泽东处开会。先后与邓小平、陶铸谈话。
　　9月10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讲话，对即将前往各地串连的红卫兵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告诫红卫兵去工厂、农村参观访问时，不要妨碍当地的生产。指出：农村，现在是三秋季节，我们应该注意积极支持生产，不要妨碍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已经写了，我们还打算另外写一篇。提醒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说：上海的生产关系到全国的建设，那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不应该做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他们。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和建设的秩序，否则，生产就要受影响。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来电反映：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周恩来十日的讲话解决了很多思想和政策问题，建议整理出来公开发表，或印发正式文件传达到群众。
　　△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回答红卫兵提出的一些问题。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又说：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切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针对有的地方发生随意拦截列车的做法，批评说：那是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运来的。
　　9月11日　约赵尔陆、刘杰谈二二一厂问题。
　　9月12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叶剑英、谢富治、谷牧、余秋里、赵尔陆、李先念、谭震林、汪东兴、周荣鑫、张春桥、童小鹏。
　　△看到“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注1〕起草的《行动起来，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战斗》的传单后，当夜责成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萧贤法查明此事。又与张经武〔注2〕通电话，指出传单有严重错误，要张在十三日解决。十三日，张经武召集国务院宗教局及伊斯兰教协会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通知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宗教、民族工作部门及有关学校，指出这一传单有严重错误，应当作废，各地要设法控制和收回。
　　〔注1〕“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该组织为中国伊斯兰救协会中部分人员所组成。
　　〔注2〕张经武，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9月13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对即将分赴广西、长沙、成都、广州串连的一万二千多名红卫兵讲话，阐述红卫兵如何执行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这三大任务。强调要区别文斗和武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校内与校外、国内与国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领导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有一些领导犯了错误，但犯了路线、方向错误的是不是就是黑帮？不能那样讲。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词。上海有人问我是否说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党。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又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群众自己走自己的，这就讲不清楚。在谈到区别国内与国外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外只能用宣传的办法，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给别人。
　　9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会议商定：最近要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先由各部门负责人指定人员组成小组收集材料，研究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提交常委碰头会讨论后报毛泽东审批或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同日，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报周恩来审定。《通知》列出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中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处理政策。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对待自然科学家和其它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华侨、宗教、外事、民族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对《通知》作了多次修改。九月二十三日修改时补充：“上述八个问题均请中央文革小组考虑先行派出各报社记者或其它工作人员，分赴有关方面和重要城市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拟国庆节后在碰头会的务虚会上，按问题缓急、准备如何，排列先后，一个
个地进行讨论。”
　　9月15日　陪毛泽东、林彪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林彪讲话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很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恩来讲话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强调：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革命。
　　△深夜，得悉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发生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立即与谷牧通电话，要他抓紧处理这事。为避免因故耽误、酿出大事端，同时与钱之光通电话，要他连夜找焦善民〔注〕负责处理好这件事。
　　〔注〕焦善民，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约聂荣臻谈七机部问题。
　　9月1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事项。其中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小商小贩应当让他们存在，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个体劳动者，应允许继续存在，有条件的可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量标准，目前不要提高。文件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
　　△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在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说：大字报里的意见，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意见，里面许多只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红卫兵小队或一群人的意见。
　　△审定谷牧处理国家经委两派组织斗争情况的报告，同意其中提出的“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意见。并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办联系。”
　　9月17日　改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保障铁路运输的电报稿。电报指出：目前全国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各地革命师生暂不要到其它省市去串连。
　　△与邓小平通电话。
　　9月18日　就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起草中共中央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召集宋任穷和李富春、陶铸、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谈东北三省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二十一日，又约宋任穷、顾卓新、马明方、潘复生〔注〕谈黑龙江问题。
　　〔注〕顾卓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马明方，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潘复生，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9月20日　给江青写信：“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商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9月21日　与哈尔滨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如果工业继续受影响，就要影响明年的生产。更重要的问题是尖端项目，今年已经耽误一个月。你们懂得，一个配件差一点都不行。有人说我这个话是唯武器论。这不是唯武器论。又说：要承认和支持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对黑龙江省委要一分为二，对每一个干部都要一分为二。“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绝对化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传单提出打倒伊斯兰教那样的口号，这就不单是分裂国内的民

族，也分裂了我们争取的亚非。不能因我们工作组派错了，就把“四清”工作队都否定了。“四清”工作队还要领导群众完成生产的任务嘛！针对黑龙江的报纸、电台一度被红卫兵组织接管的情况，指出：报纸，新华社、电视台、广播是专政的宣传工具，不容许任何一个团体去占领，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
　　9月22日　召集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会上提出：干部要经得起考验，要清醒，不要怕“炮轰”，戴高帽子也不要紧。

在群众面前，要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委屈。红卫兵是新生事物。势不可挡。对他们一是支持，二是保护。三是宣传解释政策。不能利用两派互相斗争，否则，把问题复杂化了，越闹越麻烦。“黑帮”、“黑线”不要再用了。“黑五类”这个说法也不好。又说：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外事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要有意识地保护乌兰夫、赛福鼎、阿沛等。刘文辉、蒋光鼐〔注〕也要上天安门。
　　〔注〕刘文辉，时任林业部部长；蒋光鼐，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二人均为民主党派人士。
　　△审查核试验影片。
　　9月23日　就河北省交河县郝村农业中学给全国农民的倡议书中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一起交给人民公社”，批示：“我已请农办派干部到交河郝村和北京外县去调查研究这种倡议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搞起来的，因为它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如果县以下的农业中学在某些地方一轰而起，就会对农业生产不利。”
　　△对即将去内蒙古东部调查的红卫兵指出：不能去东蒙靠近边境的地方活动，这是违反政策规定的。
　　9月24日　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关于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批语指出：根据北京军区，山东、吉林，陕西等省军区反映，目前红卫兵组织已由学校逐渐扩大到农村、工矿企业单位。有的在民兵组织中建立了红卫兵，并携带武器，出现了动武行为，同时也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根据徐向前同志的提议，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不成立红卫兵和赤卫队等组织。农村、工矿企业的民兵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完成生产任务，搞好三秋工作。次日，文件发出。
　　△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就在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一事，商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去一电报。电报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天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开群众大会，应当停止。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夜发出。
　　9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会上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权力不能放。如果不给群众以最大的民主，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右倾；如果不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把专政工具交给群众，做了尾巴主义，这也是右倾，形“左”实右。不应该毁的制度要恢复。
　　△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为首者。指出：有人说我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注〕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在回答关于党内有人犯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反革命的提问时指出：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但不能说他没有一点作用。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内历史全面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广大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注〕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指九月十五日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9月2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就解决学生和红卫兵到医院串连，医院出现混乱的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电告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卫生部；中央同意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应按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报告办。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要做到自动取消。
　　△接见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体人员。次日，嘱秘书致信该组织，告昨日会上所讲“你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一个时候”一句讲得不完全，特作如下更正和补充：“如果在辩论和实践中，经过你们自己或别人证明确实是错误了或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者部分对的，你们就应该把对的言行坚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
　　△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三十四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组成了一“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两个石狮子搬走，立毛主席铜像和英雄人物像。就此事批告中共北京市委和周荣鑫：“通过联络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9月27日　得悉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劳改分局的红卫兵串连其它一些单位的红卫兵，通知所属劳改农场准备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的消息后，电告谢富治：告黑龙江省公安厅，大串连不能搞，大会不能开。
　　△为保障阿沛·阿旺晋美的安全，电告西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中央明日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往北京。阿沛夫妇到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他们的住宿和警卫事宜。
　　9月28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工业生产和基建的汇报。
　　△审改余秋里遵照周恩来指示起草的国庆节对外宾口头宣传的要点（草稿）。宣传要点肯定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建设道路上既强调自力更生、依靠本国人民，也强调要有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但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修改时特别强调：“需要在国际贸易上互通有无。”
　　9月29日　出席首都红卫兵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并谈国庆文艺问题。
　　△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会谈。在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在运动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政策要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完备和充实起来。党中央也作了一些决定来补充《十六条》。
　　△看望宋庆龄。
　　9月30日　告统战部金城〔注〕：将明日国庆上天安门观礼的党外人士分政府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不属上述范围的党外人士三类，以便在庆典休息时，分批和他们谈一谈（后因有事未能谈）。本月审定十月一日上天安门观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批示：拟同意，原则已经主席批准。
　　〔注〕金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新华总社请示陶铸，各地庆祝国庆消息中，各大城市负责人名单发不发？陶铸批：照发，再请示总理。周恩来批：接陶铸同志意见办。
　　△就某医院的群众要批斗李宗仁的夫人胡友松事批示：胡友松有错误可以批，但不能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搞斗争。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国庆观礼时，对李宗仁说：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9月底　在张春桥主持，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的连续几天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学院等院校的群众组织汇报会上，有些人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张春桥把汇报记录印送给江青、陈伯达等，江青让陈伯达送一份给周恩来。

10月1日　审改经陈伯达修改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对原稿中把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等同为有意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段作了修改。原稿说：“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有一些人有时口头上也讲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在行动上，却阳奉阴违，百般抵制。他们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些好人。”周恩来改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的运动仍然是‘怕’字当头。他们在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违背十六条”，“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混水摸鱼”。“这些人如果坚持错误不改，他们就会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审改后报送毛泽东时注明：这篇社论“在第三页有两段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我试改了一下，请主席看原则上是否对，如对，文字的斟酌可交唐平铸同志办”。毛泽东画了圈。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周恩来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周恩来后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晚十二时，同陈伯达谈话。
　　10月2日　就外地学生回去的车辆安排问题告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应负起责任来组织好，尽快地送学生回各地。
　　△先后约在中南海住的学生代表、联络员和观礼的工农代表谈话。
　　10月3日　同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谈话：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误农时。现在串连对运输影响很大，粮食供应调运很困难。又说：党内领导人犯了路线性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不是黑帮，属于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要抱爱护态度。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不能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政协还是要的〔注〕。破“四旧”、立“四新”也要经过社会调查，这是个长期任务。中国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势力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在大民主下。要有高度的集中，有些权力不能下放。法律逮捕权应掌握在法庭手中。宣传权，党报、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不能由哪个红卫兵组织使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你们就会出偏差。
　　〔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并登报声明，否则，红卫兵来帮助解散。
　　10月4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陶铸及军队有关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毛泽东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
　　10月5日　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听毛雷尔介绍同越南会谈的情况，并回答毛雷尔提出的问题：（一）在越南问题上，中国和苏联立场绝对相反，无任何联合行动可言。（二）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三）对被苏联和美国动员去给越南施加压力的人，只要越南邀请。我们都让他过境。但也有例外，如吴丹〔注〕去，就要考虑。（四）援越物资要通过中国，我们按协议办事。
　　〔注〕吴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紧急指示》还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批示提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自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10月6日　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讲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7日　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致信毛泽东：“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照通知进行。”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就黑龙江省委保密办公室反映省委与中央的长途电话、机要密码电报泄密，红卫兵、电话员窃听省委、公安厅给中央的电话问题，批告谢富治，要谢与潘复生一商，严格控制保密电话。
　　△主持中央碰头会，商量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就谭震林请示如何处理新疆来京学生去农垦部闹事一事批复；

即告萧克、陈漫远、姜齐贤〔注〕等同志，应沉住气，学生来闹要挺身而出，负起责任，是错误就承认，保证必改。如不是，也要好好解释，不要伤及别人。这也是对农垦部党委各同志的一种考验。
　　〔注〕萧克、姜齐贤，时均任农垦部副部长。
　　10月8日　向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陈毅、刘宁一、萧华、廖承志等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中国驻外机构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日期的汇报。指出：我们在自己大陆上搞这次试验，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冷”试验弹要严格检查，“热”试验弹更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没有问题才行。核弹头要进行撞击试验，要保证在各种异常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飞行“冷”试验的时间可安排在十月十五日前后，试验的详细结果要在两三天内报来，报请毛主席下最后决心。还说：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十月十三日、十六日，两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
　　10月9日—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告把要求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解释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指责广大干部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字派”。林彪在会上讲话，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10月9日　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它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又说：“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中国共产党过去也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十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要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谷牧向周恩来反映铁路部门的困难。周恩来告；可以搞三个方案，把方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并说：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10月1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派许明和杨奇清〔注〕去看批王光美、李雪峰的大字报。
　　〔注〕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10月12日　参加孙志远〔注〕的追悼会。孙志远病重期间，周恩来曾指示派专机去四川、上海接有关专家来北京给孙会诊。
　　〔注〕孙志远逝世前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要国防科委路扬〔注〕交出“黑名单”和工作笔记问题批示：（一）“八八”战斗团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派代表来谈，全军文革小组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二）笔记属国家机密，不能给，交军委封存。（三）干部可以去参加批判会，但要给他们休息机会，不能让千部长时间留在那里不回来，他们还要工作。十七日，又批告刘志坚：这三条指示适用于国防科委所属十一所院校。
　　〔注〕路扬，时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
　　△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10月14日　就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情况批告刘西尧：请告总政，联络员要准备正式参加科学院工作而不是临时任务。
　　10月15日　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藏学生。指出：班禅还是让他留在北京。针对一些学生要求把农奴主子弟赶回西藏改造，并且称他们“黑五类”的做法，说：“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红五类”也不是自来红，自来红就等于不要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
　　△和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针对有人关于“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的提问，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就国防科委关于校试验的请示批：如气象许可，同意十七日再进行第二次冷试。试后，张震寰可飞至基地进行现场检查，然后带回所有有关人员飞京汇报。
　　△就刘杰请示青海二二一厂“四清”工作团的档案处理问题批示：“四清”工作团已经宣布撤消，所有档案都应封存。对“草原红卫兵”，应引导其认识：只能依靠厂、地自己的力量闹革命，不能进行串连。
　　10月16日　就人民出版社红卫兵以不能出版资产阶级的东西为由，提出不出版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朱执信等人的选集事批示：我同意在孙中山百岁纪念日前只出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两种，其它以后再印或到其它出版社去印。
　　10月18日　继十月一日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今日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十七日深夜，曾到天安门察看接见场地，并召集接见指挥部叶剑英、谢富治、杨成武、周荣鑫、戚本禹等有关人员开会研究。
　　△获悉南美秘鲁发生大地震，引起太平洋海区发生海啸，批示：应立即由总参向沿海各军区、各军种、各省市发出紧急通知，引起注意，并采取防御措施。
　　10月19日　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二十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三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三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10月20日　凌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指出：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针对有代表提出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回答说，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在谈到“不要怕乱”问题时指出：工人、农民不能放假，不能串连，他们有生产任务。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炮打司令部。是不是全国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呢？不能那么讲。又说：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领域内展开夺权斗争，马、恩、列、斯都没有搞过这种斗争。
　　△主持中央碰头会，研究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在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汇报后，即与有关人员再次对这次试验的准备工作和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检查。说；根据过去发射的经验，还是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不要着急。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谈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时说：这对共产党员是个考验，等于我们过去坐牢是考验。要把鲁迅的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在这次试验上。还委托聂荣臻赴发射现场主持。二十六日，批准基地党委确定的发射时间（二十七日九时），并再次要求大家沉着打好这一仗。二十七日，中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到毛泽东处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10月21日　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人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接见全国赴京半工（农）半读部分师生代表。在回答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时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是毛主席的思想。但要具体化，单是半工半读思想，还不能把主席思想说完全。还是应该说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把性质搞清楚，是以工为主还是以学为主？既然是学校，不管是全日制的，还是半工半读的，就得以学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学工、学农、学军事。在谈到学校的斗批改问题时强调：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一小撮”，有的领导仅仅是个别错误、某些错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0月22日　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与北京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和部分外地学生代表谈话，要求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检查自己的错误。指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这种说法不是折中主义。你们不要过激，提过“左”的要求，过“左”了，就形“左”实右。又说：军队，法院、宣传工具要紧紧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不能什么都冲进去。杨秀峰不是黑帮。
　　10月23日　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推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召集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要到各部委去看大字报、看档案的问题时说：有些部委如军委，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等，不能让他们去看，必须顶住，
　　△就刘志坚电话请示对工作组所犯错误的定性问题答复：应按《十六条》第七条办。（一）第七条讲到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党政干部，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所有的单位的工作组都犯有方向错误。（二）工作组主要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但讲的时候应按第七条那样笼统地讲，这样就不会产生群众追问是执行谁的错误路线。
　　10月2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皮尔扎达时说：中巴两国虽然制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有和平共处的基础。双方都愿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指示陶鲁笳亲自向工交系统造反联络站做工作，劝阻工交系统开大会批判薄一波。
　　△到毛泽东处参加汇报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要不准人家革命。让学生们把《阿Q正传》看一看。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说：你们〔注〕回去要振作精神，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会打倒你们？把中央局、省、市负责人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能行吗？他们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想时，毛泽东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怎么能单由刘、邓负责。
　　〔注〕你们，指到会的各地负责同志。
　　10月25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上，林彪、毛泽东先后讲话。林彪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这次运动，“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林彪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啊？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
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0月26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又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
　　△约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谈话后，同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及国务院各口、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及运动中有关政策和措施。
　　10月28日　到毛泽东处。请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对一些具体政策规定作了解释，包括：（一）北京师生近期不能外出串连，以腾出运输力量让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回去。（二）红卫兵一般限制在学校中三十岁以下的革命青少年，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不对外串连。这些地方与学校不同，不能停止生产、业务来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三）不能把“四清”工作队和现在派的工
作组统一看待。（四）档案问题，要赶快从工作组的档案问题中解脱出来。这一关解决了，才可以自己搞工作，否则，困在里头。在谈到对形势的认识时说：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关于运动的时间安排，提出：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大区、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以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本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约许明、杨德中等人谈郑州大学学生闯进中南海问题。
　　10月29日　接见江西、新疆两地的红卫兵代表，强调：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不能停止生产业务。不可能全国人民都去搞串连。
　　△得知陶鲁笳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并抢走一部分文件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
　　10月30日　凌晨，召集人民大会堂两派人员开会，指出：你们之间两种意见争吵不休，影响工作。人民大会堂是为中央服务的场所，不是你们争论的场所。要顾全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能把学校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引进大会堂。
　　△就陶鲁笳请示工交办要否去人参加工交口院校十一月二日召开的批判薄一波大会一事批示：其能由工交政治部派人去列席，并声明未做准备，不能发言。大会当日，又指示陶鲁笳：可以告诉学生，薄一波有病，经中央批准到外地治疗，不在北京，不能参加会议。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稿）。《规定》指出：“对一般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同志，由于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规定》重申：“凡属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学生在与其它党政机关串连时。不能采用学校与学校串连的方法，不要干涉机关内部革命和机关内部正常工作，不应率群众
进驻或封闭机关。学生与农村公社、城乡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是这个办法，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生产和业务问题。”
　　10月30日、31日　约谢富治、杨成武、吕正操、郑维山、傅崇碧、吴德、汪东兴、周荣鑫谈铁路运输和学生接待问题。
　　10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通知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适当控制人数。从十一月一日到五日，各地串连学生暂缓来京。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和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出席首都各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姚文元在讲话中提出要批判“折中、公允、调和”，影射周恩来。
　　△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批评有的红卫兵把火车拦住十几个小时，上车查“黑五类”，影响火车的正常运行。
　　10月　嘱咐保健医生张佐良：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张遵嘱去看望时，刘少奇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张答，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刘说：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约杨易辰〔注〕谈话，指出：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不能眼看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力量抓好生产。
　　〔注〕杨易辰，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11月2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要求在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有秩序地离京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在实现了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后，要尽快地守纪律、有秩序地离京，不要影响铁路运输。
　　11月3日　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此前，曾召集北京市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开会，对北京师生和红卫兵提出以下要求：不参加天安门检阅；帮助解放军和其它组织做好宣传工作，维护好秩序，外地师生受检阅后，要劝他们回本地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1月4日　在接见中国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时说：最近有人到贺龙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这样做不对。我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
　　11月6日　致信宋庆龄；“宋副主席，你的那篇文章〔注〕，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将中、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
　　〔注〕指宋庆龄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撰写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文章写就后，宋庆龄送周恩来阅改。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发此文。
　　11月7日　约中国科学院造反派代表谈话。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与中国科学院代表座谈及与科学院党委成员谈话达十余次。
　　11月8日　廖承志、李金德电话请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十一月十二日有一千多红卫兵参加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参加，担心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周恩来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红卫兵可邀请，事前必须做工作。”
　　△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针对一红卫兵代表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责问：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11月9日　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在介绍“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党如果只是建立在一些个人威信上，而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掌握广大群众，那么，只要有几个有威信的领导人就可以把党的性质根本改变。又说：犯路线错误不是反党，我们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我们叫民主集中制，但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到底怎么搞法，还没有典型。
　　△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讨论中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批驳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按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十一月十日凌晨，“工总司”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安亭站卧轨拦火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三十一个小时。周恩来得悉后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韩哲一〔注〕，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
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和表态。
　　〔注〕韩哲一，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1月上旬　就红卫兵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谭启龙的十万人大会，并让谭游街一事批复：批斗谭的大会不能开，游街不能搞。
　　11月10日、11日　陪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的二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11月12日　出席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说：“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1月13日　同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威武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后离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在讲话中抨击“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同一地点又召开军队系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周恩来到场与大家见面后离去。陈毅，叶剑英等再次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事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11月1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就中共中央华东局魏文伯反映李葆华、李任之〔注〕被造反派连续批斗事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注〕李葆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任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
　　△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呼吁：天气日渐变冷，外地来京师生又多。不管哪一派，都要采取统一行动，协同解放军共同把外地来京师生接待好，搞好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就阎达开请求回河北抓农业生产事批告陶铸、李富春、李雪峰：如华北局确定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同志恐仍以回河北省管农业为有利。
　　11月1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材料处理问题。次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研究修改了《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规定》于同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
　　△接见天津部分大学红卫兵代表。指出：陈伯达的讲话〔注〕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搞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恐怕不行，搞国际性的组织更不行。
　　〔注〕指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
　　△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定稿后送毛泽东批阅。《通知》提出：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更好地实现明年的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因此，决定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毛泽东当天批：退总理办。同日，《通知》发出。
　　△出席“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11月17日　通知郑维山：从外地红卫兵来京趋势看，要做接待三百万人的准备。这些人来京之后，即按计划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准备从军队中抽调十万至十一万名班以上干部和老战士组织红卫兵军训。
　　△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等十一个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团”和“东方红”代表，批评“八八团”到北京三座门冲国防科委，抓路扬。指出：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实事求是。
　　11月17日—23日　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周恩来曾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这次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会上，与会人员对陈伯达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得工交战线混乱表示担忧，认为工厂与学校不同，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不能中断。十九日，周
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抱怨。根据会议的意见和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谷牧起草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提出：“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分期分批地搞文化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二十二日同李富春到毛泽东处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11月19日　得知北京政法学院要开群众大会批判李雪峰，并上追到刘少奇、邓小平一事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11月20日　指示将中共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颁发的《重要通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各省、市、自治区用各自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它单位内张贴。《通告》提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处分。
　　11月21日　就北京外语学院学生为外出展览问题到外交部发呼吁书、贴大字报、放大喇叭宣传事批示：告学生，我准备在本周内约见他们的代表，商谈此事。在会谈前不要再向外交部办交涉和放大喇叭。
　　11月23日　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关于学生要江渭清到会检查的电话请示答复：告诉学生，江渭清确实病了，不能到会，勉强到会也不能作检查，等他把病治好。再向学生作检查。由省委向学生好好做工作，不要形成僵局。
　　11月24日　就刘澜涛出狱问题〔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又附信说明：刘澜涛等同志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
　　〔注〕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制造“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干部，刘澜涛是其中之一。
　　△审定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中共中央华东局、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公安机关是专政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工具。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它能正常地执行任务。进入公安机关的群众应立即退出。此前，浙江、福建、新疆、云南、吉林、河北等省，自治区相继发生学生和群众冲进公安机关，打伤公安干警事件。
　　△参加对《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修改稿的讨论和修改。会上，刘澜波、吕正操、吕东〔注〕等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一些做法表示愤怒。周恩来提出：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要求大家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注〕刘澜波，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部长；吕东，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11月25日、26日　陪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11月26日　在接见四川赴京告状团代表时指示有关人员：中央军委今晚就要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红旗战斗大队”库存的武器。军委要负责清查，少一颗子弹都不行。
　　11月27日　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访师生和群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形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堵、挡，这些办法都不行。要区分两类矛盾，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地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又说，大民主，也应该有个限度；谈民主、自由要与集中、纪律统一起来。要尊重、信任专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这种宣传机关，我们不要干扰它，不要使它业务中断。还有外事机关、机要部门、要害部门，都要给以应有的尊重。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罢免或停职反省，是各级党委和中央的权力。最后通牒的方式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11月28日　修改和审定国务院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修改时加写：“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出席由陈伯达主持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江青讲话鼓动彻底揭发、清算“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滔天罪行”后讲话说：在我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文艺革命经过与“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黑线”的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周恩来在讲话中对文艺界有所批评。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1月30日　电复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原吉林师大）“红色造反团”和吉林师大红卫兵：关于赵林〔注〕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它同学说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
　　〔注〕赵林，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来电：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表列席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听取刘澜涛、霍士廉〔注〕的检讨。就此事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注〕霍士廉，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来访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起草有关决定。你们离开单位很久了，你们有生产任务，有业务，除留下少数代表外，多数可以回去。陈毅在讲话中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刚才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的精神，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
　　12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并送毛泽东阅批。《通知》规定：（一）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全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二）所有在外地进行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在十二月二十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车、不再实行免费。（三）对未离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由解放军派人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尽早安排他们离京返回原地。（四）凡返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中途不要停留。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照办。”
　　12月2日　草拟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稿，告他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另行起草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会后，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审阅新华社报道陈伯达、江青、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话的新闻送审稿。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注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三日，毛泽东把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
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办，即照毛泽东批改件发表。
　　12月3日　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十二个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当有代表说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的冯至〔注〕是“黑帮”时，指出：亚非作家会议是左派的会议，我们当时选的代表是左派，会上他们起了作用。针对有代表指责陈毅“和稀泥”并一再纠缠时，说：你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他一肚好心肠，我们相处多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你们对陈毅有偏见，专抓小辫子。你们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们也说过不理解。你们不要去冲外交部。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不只是外交部，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
　　〔注〕冯至，时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12月4日　得知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又派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批评有关学生组织的绑架行为，要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随后将人要回。又指示卫戍区制定好保护方案，将人保护好。
　　△接见成都来京的工人代表，批评他们强行登火车来京的做法。指出：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道理。
　　12月4日—6日　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谷牧汇报了工矿交通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情况。林彪、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对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所写的《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进行指责和批判，称《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六日会上，当陈伯达指责谷牧搞《汇报提纲》没同他商量时，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王力在讲话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骂得很厉害。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多数同志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周恩来要求参加会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要下决心敢于到实践中去，包括以前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的？会议结束时，林彪作结论性讲话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整个工交企业要彻底把方向来个大转变，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他还针对周恩来所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因势利导”，说：不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渗透每一个领域。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注〕。此《规定》经毛泽东批准，十二月九日由中共中央发出。
　　〔注〕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连。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6日、15日　约陈毅、廖承志及外交部有关领导谈澳门问题。
　　12月6日　就上海来人反映上海发生大规模群众武斗并造成数人死亡事，要童小鹏派人找上海来的学生一谈，将谈话记录送阅。
　　12月7日　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代表。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能横扫一切干部，不能把有点毛病、有点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应当保护。科学院要以科研为中心，把教学与生产结合起来。将来的科学院不应办成机关式的，应该是研究理论与生产相结合，抓些尖端科技、指导性的。
　　12月8日　接见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公安系统代表。重申：公安部门是专政机关，要保持它的尊严，不能随便让人冲进击。我今天宣布：派卫戍部队守住公安部，任何人都不能闯。我们专政机关应具有更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安人员都应该遵守纪律，不能擅离固定的职守，不能放假闹革命。
　　12月9日　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把《十五条》下发全国公开批判的主张，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12月10日　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12月11日　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人造卫星问题。在会上说：一九六八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2月12日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四个群众组织的代表谈话，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高潮有多大，还要等运动来了以后才能看到。
　　12月13日　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谈话，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外语学院“武工队”三天之内撤出外交部，否则，要派徒手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主持中央碰头会。鉴于各地拦截车船、干扰邮电通讯情况甚烈，会议草拟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通告》指出：为确保铁路、交通、邮电、通讯和广播的畅通和安全，任何个人、团体、机关，不许以任何理由妨碍和阻拦火车、汽车、轮船的正常运行，不能强行乘车上船，不许强行进入邮电、广播部门的工作间。铁道、交通、邮电通讯和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认真执行任务。会后，周恩来将《通告》修改后进中央文革小组，并附一个月来全国各地拦车情况表。
　　12月14日　两次同成都“工人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不要只想到个人，要想到全体。大工业生产有联系。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整个生产。你们二千多人离开生产岗位来北京，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不听。要想到三千多万工人，想到农民、军队，工农兵都来就是一件大事。又说，要区分两类矛盾，不能把所有犯错误的省、市委和西南局领导统统一棍子打死。
　　12月15日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会上，林彪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草案）》〔注〕。十三日，周恩来曾就《指示》草稿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它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它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目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注〕《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一文件的下发，改变了中央原来关于农村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扩及农村。
　　12月16日　嘱工作人员告刘杰，要他在二二一厂多呆几天，除保证第五次试验产品的质量外，对该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做些了解和工作。
　　12月17日　约陶铸、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谈一九六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指示新华总社：文字上不用“黑帮”、“黑线”。
　　12月19日　接见江西赴京“控告团”代表。要求各派在共同的目标上联合起来，并指出：生产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
　　△告谷牧：为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抽调的二百名联络员，可以先抽调集训。什么时候下去再定。
　　△出席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大会。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预料到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针对红卫兵的打人、体罚现象屡禁不止，指出，这是应该制裁的，要给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以打击。如果我们让这样违法乱纪、严重打人现象流传下去，就要造成一种白色恐怖。
　　12月21日　接见复员转业军人代表。就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组织事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现在不合适，也没必要。大家还是回到本单位去。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不要把生产、业务放下。针对有人怀疑毛泽东批准的三条指示〔注〕的真实性，指出：确实有三条，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不是假的。这三条讲得很清楚，三条的内容是积极的。并当场念了这三条指示。
　　〔注〕三条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批准下发的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许冲击解放军所属机关及所属部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转军人应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人罗青长谈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
　　△接见上海锦江饭店来京职工。事前，曾派人告他们，占住外交部是不对的，必须先退出外交部，否则，不予接见。
　　12月22日　接见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大学、中专毕业生代表。不同意毕业生都回母校“闹革命”和把一九六五年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脱离本单位的组织的主张。
　　12月23日　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受江青等迫害，冤逝。
　　12月24日　凌晨，得知清华大学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准备本日组织一二千人上街游行，并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立即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并告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同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二十六日，得悉工作人员把贺龙安排在钓鱼台住后，为避开住在那里的江青和康生，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住。之后不久，又将贺龙、薛明接至西花厅住。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参加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讲话，要求工人尽快地回到本地去闹革命。
　　△就吴德〔注〕请示中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二十七日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批示：可不去。
　　〔注〕吴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
　　△接见北京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指出：又要提倡串连，又要注意政策，怎么办？政策和业务要区分开来。政策可以讨论，具体业务不要参与。总有一定的机密性，外交上的一些问题，不能都上大字报。
　　12月27日、28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江青等人指责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2月28日　嘱秘书打电话告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他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2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未经中央讨论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2月30日　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部队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薄来京。隔日，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　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指出：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12月　就医院造反派不让溥仪住高干病房治病事亲自给北京医院打电话，指出：应允许溥仪住高干病房，并给予积极治疗和护理。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　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 　


节选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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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

　　1月1日凌晨，电话告上海陈丕显：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1月2日凌晨，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
　　1月3日在“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说：红卫兵要提倡三个精神，即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组织纪律性。
　　1月3日、4日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五日召开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月4日和陶铸在人民大会堂商谈政治局会议要议定的事项。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
　　△到毛泽东处开会。嘱秘书告蒯大富向“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1月5日凌晨，和陶铸谈话，嘱他近几天不要出去，在家休息。而后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铸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七日、二十三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劝阻不要召开批判陶铸的大会。
　　1月6日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人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七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
　　1月6日、7日三次与江渭清通电话，了解南京两派武斗和交通停断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和措施。并就恢复交通问题两次接见南京大学红卫兵赴京造反团。
　　1月7日就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事，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人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江青在一份材料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九日，周恩来就此事批告王力：周荣鑫、童小鹏应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晚至八日晨，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矛盾的路上去”。指出：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1月8日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后，把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1月9日得知红卫兵已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贺龙谈话。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批评红卫兵头头。晚上，在大会堂接见北京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代表，说：公安、政法部门成立的群众组织要有独立性，不能受公安政法部门以外组织的领导。
　　△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当有的造反派提出要打倒陈毅时当即反驳：我反对，我不能接受。怎么能这样武断？并提议成立外事口联络总站。
　　1月10日接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乘务员代表，严厉批评停产闹革命的做法，说：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
　　1月11日参加毛泽东提议、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
　　1月12日接见北京接待工作人员时说，要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讲清楚，对领导干部不要采取揪走的办法。干部犯了错误，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给他改正的机会。
　　1月13日找抢夺机密文件的化工部有关人员谈话，说：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这是个例子，我非抓不可。
　　△同抄李雪峰家的造反派谈话。<br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14日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思想有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
　　△接见安徽、全国妇联等单位的造反派，表示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
　　1月15日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京联合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号召各单位、工厂、学校依靠自己，把力量组织起来，认真抓好业务工作。
　　1月16日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说：夺权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
　　1月17日接见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有几个尖端任务要抓，你们的斗、批、改在三个月后进行。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
　　1月18日在“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1月19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次日凌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周恩来两次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与铁道部机关造反派谈话，要求铁道部成立一个左派联合组织，来抓业务工作。
　　1月中上旬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1日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1月22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夺权不是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有些单位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逼讯致死。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并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1月24日零点30分，接见来京和在京的军事院校代表，指出：军事机关不能冲进去，可以送大字报。各军兵种的司、政、后和通讯系统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
　　1月25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
　　△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班子来搞。
　　△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说：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于部要一分为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6日嘱秘书找联络员了解，昨晚是否将王恩茂要回来了。
　　△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
　　1月27日凌晨，接见新疆造反派代表，告诫说，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
　　1月28日凌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删去原稿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同日，中央军委颁发八条命令。
　　△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责成铁道部机关造反派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保证业务不中断。
　　△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
　　1月29日晨一时半，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侮辱。
　　△晨四时，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说：还是让陶铸呆在中南海里，斗争方法可以背靠背。把陶铸揪出来，搞面对面斗争，中央不同意。
　　1月30日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要求“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迅速主动离开军区大院。
　　△得知在外地了解三线建设情况刚回到北京的谷牧被建委造反派绑架后，派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送回中南海。
　　1月31日接见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
　　△接见军队系统的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军委八条”。强调：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批评北京的造反派不打招呼、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委负责人的做法。
　　△就以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接来北京事批：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1月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处理重大事件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还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代表一一四次。
　　2月1日在接见从军队调来的接待工作人员时说：对青年人的热情、勇气，既热情支持，又诚恳帮助。如果他们走错了，就告诉他们这个错了。看到他们犯错误而不指出，那我们就要犯罪。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严厉告诫：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
　　△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批评对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
　　2月2日召集副总理开办公会，商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会后，将通知送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审批。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长期疲惫不堪后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叶剑英等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四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2月3日陪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4日派人查因连遭批斗致死的赵尔陆的死因后催要尸体解剖化验的结果。六日，参加赵尔陆和杨至诚的追悼会。
　　2月6日致信毛泽东：“有些紧急问题，如接管津、京两公安局，某些中央部门和某些省市夺权等，需向主席请示。建议今日午后能约常委四同志和陈毅、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各同志一谈”。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约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京西宾馆谈军队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被夺。
　　2月7日审改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稿。修改时加写：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2月7日、8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8日两次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告张、陈二人：要坚守军委八项命令，绝对保卫军区和军械仓库，不能容许造反派冲入夺权、夺枪。
　　△致毛泽东、林彪信，汇报新疆、西藏、山东、江苏、湖南、陕西、浙江、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情况。建议：将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江华等接来北京养病；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人手。
　　2月9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嘱秘书告吴法宪、邝任农：要尽快将北京、上海民航管理局和机场实行军管。
　　2月1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后，将《规定》送毛泽东、林彪阅批。次日，毛泽东批：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批评造反派揪走王任重的行为。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面对面地斗争。
　　△要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在浙江省军区召集陈励耘、南萍、阮贤榜、张永生、韩向东等人开会，传达指示：十一日晚中央派专机接江华去北京，要保证把江华安全送到嘉兴机场。
　　△就搞好春耕生产找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要求农口要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月13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说：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采取军队来接管。
　　2月16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周恩来对陈伯达等人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当晚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和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及内蒙造反派代表，强调军队要稳定，批评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
　　2月17日凌晨二时，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严厉批评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权，对老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行径。
　　2月18日凌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时，批评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
　　△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嘱秘书打电话告江西省委，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开会。
　　△得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岗山兵团”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将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召开批判彭、陆、罗、杨大会，并要进行“上揪下扫”，把彭真、刘仁、万里、吴晗、林枫、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夏衍、罗瑞卿、肖向荣、杨尚昆、安子文等二十六人揪出示众。就此批问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2月20日在关于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从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凡是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逻辑上站不住嘛！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
　　2月21日到毛泽东处后，找陈毅、谭震林谈话。
　　2月22日凌展，与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谈话。2月23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2月26日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赵紫阳、陈郁、黄永胜等谈话。二十七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广东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二十八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2月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二十七次。
　　3月1日召开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工作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
　　3月2日同余秋里、宋任穷、陈锡联、康世恩等谈大庆油田问题。
　　3月3日出席萧华的检查会并讲话，肯定萧华的历史功绩，批评抄萧华的家是股“妖风”。
　　3月7日就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脑膜炎一事批告李富春、李先念：立即找卫生部孙正、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四同志和“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东方红公社”三个造反组织一谈。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以钱、崔二人和三个造反派组织各出一人，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
　　3月8日嘱秘书告张春桥：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上海应按往年惯例进行纪念活动，上海党政负责人应前往孙中山故居敬献花圈。
　　3月10日就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事接管事批示：同意，请剑英电话告军区。
　　3月13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兰州五○四厂及西固发电厂实行军管给兰州军区的电报稿。二十五日，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兰州军区的电报，重申五○四厂不准夺权，不准停产．立即停止“四大”，改为进行正面教育。本年三月中旬至十一月底，为保证核工业生产的安全，曾签发十一封给有关工厂的特急电。
　　△打电话给韦国清，说：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
　　△3月14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党委的电报稿。电报要求各地以军队代表为主，立即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起草后，将电文送陈伯达并转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3月15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就搞好生产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次日，将信送毛泽东批准后，指示公开广播登报。
　　3月17日凌晨，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以驻军负责人立即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十八）日上午集体一议。”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造反派和党委委员时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月18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军管问题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批：退总理照办。
　　3月21日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同日，还对该稿作了审改。
　　△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时，要求各部赶紧抓业务，不能拖。谈到对老干部的态度问题时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在回答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就西安外语学院外籍教师大卫·库普所写批评造反派极左作法的大字报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七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情况。
　　△晚，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把业务恢复起来，不等于复辟”。
　　3月22日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后，找蒯大富谈话。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就批判不得，要么一批就打倒，都不对。不要形“左”实右。
　　3月23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同日，还接见大庆工人代表，肯定大庆过去的成绩。
　　3月24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
　　△ 同王恩茂、赛福鼎谈新班问题。次日，接见新获各造反派组织来京代表，说：“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
　　△ 3月27日得悉河北河间、大城发生地震后，指示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等有关部门前往地震现场考察，并派联络员刘西尧到地震现场指挥。29日，又对有关部门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3月28日召集怀仁堂碰头会。讨论：关于对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
　　3月29日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说：苏联说我们要去打它，我们才不打它呢！中国这么大，我们国内好多事都管不过来。
　　3月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九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三十一次。
　　4月1日——4日每天与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
　　4月5日就外交部请示回国留学生要求进驻外交部大楼“闹革命”一事批复：外交部大楼不开放。
　　4月6日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提出的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和余秋里是“逻辑不通”。
　　4月7日、10日、11日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9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
　　4月7日、9日、10日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在谈到挖“反党集团”的根子时指出：“不要打击面很广，要实事求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批必倒”的绝对化态度不好。一批就倒，那得倒多少？
　　4月12日、13日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4月13日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
　　△约黄永胜、傅崇碧等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4月14日就广州交易会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飞抵广州。在广州期间，为开好交易会并解决广东问题，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等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
　　4月18日在第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说：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儿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
　　4月19日飞返北京。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21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4月21日、24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4月27日接见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的内蒙古来京上访群众代表，要求他们取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等跨行业的组织，回到本单位、本行业中去。
　　4月28日和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就“二月兵变”问题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4月2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30日接见福建造反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强调：你们回去后不要在像《福建日报》这样的大报纸上点叶飞的名。不要组织群众再去冲军区。
　　5月3日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就农民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问题指出：这是“藏富于民”。“这是提倡不老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5月4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得不知下落是“绑票作风”。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
　　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指“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而造成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及余秋里、谷牧谈话。
　　5月8日就西藏自治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事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
　　△就交通部机关造反派提出要派人去监督即将举行的中国交通部和阿尔巴尼亚轮船股份公司会谈事批：对外谈判，按中央方针办，不要进行监督。因为在外事系统中，还没有开这个先例。
　　5月9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要求对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安全，保证试验成功。还要求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
　　5月10日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次日，将这两个文件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河北问题已谈过几次，大家都认为在目前需要实行军管，作为过渡。河北是大省，以郑维山兼这个军管会主任为好。对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和刘子厚、阎达开、李颉伯、林铁，现在都不忙作结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
　　5月11日晚至次日凌晨，连续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15日凌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的行径。
　　5月11日、12日就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冲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大楼并发生武斗事，连续召集杨成武、萧华、郑维山、吴法宪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滕海清等开会解决。
　　5月12日就红卫兵占驻江西日报社事致电“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江西省军区党委，要求红卫兵立即撤出，以便报纸启封出版。
　　5月16日陪毛泽东接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
　　△得知对外经委造反派要揪方毅后，指示将方毅从医院接回国务院。十八日，在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时说：方毅同志出国是中央批准的。
　　5月17日指示联络员办公室将杨超（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接到中直招待所去住。
　　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
　　5月21日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谈话后，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会议作出中央军委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二十二日，内蒙军区据此颁发五条命令。周恩来将这五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批语审阅后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照办。
　　5月24日、27日约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做法。6月上旬，又两次约有关负责人谈这一问题。
　　5月25日接见日本记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想通过东方通讯社多得到些有关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消息。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多。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请你们帮助弥补这个弱点。这方面工作可由新华社、记协向日本记者同盟特约一些特定方面的采访报道，作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调查。
　　△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问题。次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问题。
　　5月26日接见“中国科学院夺权委员会”和部分干部代表时说：“三结合’，要把郭沫若结合进去。
　　△接见内蒙古呼和浩特群众组织代表，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内蒙问题的五条决定，并说：不能因为观点不同，互相吵架不做工作，这不允许。批判乌兰夫，不忙马上抓回去，现在还没有到时机，还有一个民族问题。
　　5月27日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次日，将该决定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附信说：“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生产和业务甚大，是非实行军管不可。”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
　　5月28日接见卫生系统代表，批评他们随意揪走卫生部几位负责人的行为。30日，嘱秘书告卫生系统联络员，说已同北京中医学院“红旗”派谈妥，要他们今日将卫生部几个部长从医科大学放回来，先到国务院，等总理接见后再回家。指示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喜不报忧。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就不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反映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31日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关于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报告后，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六十八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中午，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下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开会，商定军管具体对策。
　　本月除参加各种会议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三十余次，接见各群众组织代表二十八次。
　　6月1日与李富春、李先念谈卫生部问题后，接见卫生部各派代表。说：这几天，我和富春抓卫生部运动。今后卫生系统要约法三章，不要随便抓人。
　　6月3日晚十时至次日凌晨四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批评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是极左倾向。
　　6月6日同参加亚非作协会议的工作人员谈话，指出：对严肃的国际会议，不能强加于人。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不能搞千篇一律。九日，陪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协会议代表。
　　6月8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6月9日同中央有关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温玉成汇报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陶铸，要请示主席。
　　6月11日与李先念、卢绪章同外贸部广州交易会协助小组及两派代表谈广州交易会问题，严厉批评两派打派仗、随意揪走并扣留领导干部的行为，说：非要刹住这股风不可。
　　6月11日、13日接见农口造反派，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揪出谭震林，说：你们写的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作这么早。又说，我身体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6月12日参加蒋光鼐追悼会。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氢弹试验全部准备工作的汇报并作具体指示。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4日同宋任穷谈话后，与李富春、陈锡联谈鞍山问题。此前，李富春曾遵周恩来指示，四次与鞍山钢铁厂代表座谈。
　　△就国际列车在广西柳州被截事，找在京广西两派代表谈话，责令他们赶快打电话回去，保证列车正常运行。次日上午，列车从柳州站开出。
　　△致信毛泽东，请他召集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并提议到会者范围可否扩大到碰头会人数二十二、三人。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6月16日凌晨一时，接见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等财贸系统单位造反派，对他们不听劝阻，在十三日执意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大会，并把李打成叛徒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6月17日约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和部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印度砸中国驻印使馆问题。
　　6月18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6月21日——2S日接待并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二十四日，陪毛泽东会见卡翁达。二十五日陪卡翁达及其夫人到上海参观。同日在会谈中提出中国派援外专家的三条原则：（一）不干涉驻在国内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教会驻在国的人后尽快回国；（三）工资待遇和驻在国同等技术人员完全相同，不能有任何特权，不得有大国沙文主义。
　　6月24日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订货会议接见中央有关各部各派代表和出席订货会议的代表，要求各派无论如何都不能冲击订货会议，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并要各派当场立下“保证书”。
　　△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
　　6月25日在上海送卡翁达总统回国后，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说：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省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26日，返回北京。6月29日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得知成都一万多学生和工人离开成都来京请愿的情况后，致电绵阳县委转“红卫兵成都部队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并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告这么多人来京，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希望接电后立即停在绵阳，推出十名代表乘车来京商谈，其他人员返回成都。七月一日，再次致电在绵阳的张国华转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对他们要动员五万余人来京告状进行劝阻。
　　分三次同江西省军区、江西赴京两派代表谈江西问题。接见两派代表时严厉批评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夺权、夺枪”等论调，责令两派立即打电话回去，立即停止夺权、夺枪的错误，退出军事机关，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
　　△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要求两派先“冷静”下来，就保证执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达成一致协议。七月四日，广西在京两派代表达成了十条协议。次日，周恩来批示：立即印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去转告全省照办。
　　上半年在国务院一些部长遭揪斗时，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轮流把他们接到中南海居住，少则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过难”的有：余秋里、谷牧、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波、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键、肖望东、林乎加、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
　　△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遭冲击期间，周恩来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大区、省市委负责人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
　　7月2日晚九时三十分至次日凌晨，就河南安阳铁路运输中断事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等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他们立即派人回去和中央代表一道查清事故原因。随后，找铁道部军管、生产小组人员谈话，解决安阳运输中断问题。
　　7月3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山东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
　　7月3日——8日同率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访华的毛雷尔进行多次会谈。
　　7月4日接见河南各派代表，说：在防汛问题上，不管哪派观点，防汛要共同防。不许抢劫任何防汛器材。对抢劫防汛器材、殴打防汛工作人员的首犯要抓起来处罚。这一点非严格不可，这是千万人的生命问题。
　　7月6日、7日、9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横渡长江。十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7月10日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7月14日晨二时半，离开北京飞武汉。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晚九时，到毛泽东处。
　　7月15日——18日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十八日下午，在会上作总结发言，肯定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
　　7月17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问题和武汉问题。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十八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毛泽东还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7月18日晚，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
　　7月19日晚至次日凌晨，同湖南省负责人谈话后，接见湖南两派代表，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7月20日接“七·二〇”事件的报告后，到林彪处开会。下午飞赴武汉。吴法宪谎称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教机场要劫总理，把周恩来的飞机调至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周恩来飞抵王家墩机场后把秘书和两个中队的普卫部队留在机场，仅带两名卫士，乘吉普车赶往市区，找武汉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
　　7月21日安排毛泽东凌晨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7月22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鹅、刘丰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下午，飞回北京。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代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电报稿。电报说：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安定，拟先约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牛怀尤等十二位同志来京一商。
　　7月23日、24日到林彪处开会。
　　7月24日安排抵京的陈再道等十二人住京西宾馆，并嘱注意保密。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的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欲将陈再道等揪出批斗后，要傅崇碧等立即赶往现场，保护陈再道等人。
　　△听取从武汉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汇报。
　　△接见鞍钢两派代表，严厉批评两派为派别之争而影响生产，要求他们联合起来，立即回去恢复生产。说：我就不相信鞍钢问题解决不了。我实在分不开身，如果能抽出时间，我一定去看看。
　　7月26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在京负责人。会上，谢富治、吴法宪指责武汉军区陈再道等是“七·二○”“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并攻击徐向前。吴法宪还对陈再道等进行武斗，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
　　7月29日嘱秘书告北京卫戍区：向韩爱晶要回北航“红旗”揪走的张体学、叶飞、张平化。
　　△得知清华大学造反派抄徐向前的家，抢走大批机密文件后指示：所有进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7月30日、8月1日两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指出：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负起责任，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
　　7月31日就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事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下午，周恩来与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商谈出席招待会名单，并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以防意外。
　　8月2日同杨得志、程世清、刘培善等谈江西问题。三日、五日，接见江西来京全体代表，重申：军分区、人武部不能再随便乱发枪，发了的应该收回。
　　8月5日到天安门参加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会上，针对蒯大富等说的“现在是第三次大申连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申连”，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8月6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次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才人会场。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
　　8月8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指王力八月七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未到。
　　△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报来。同日，约广州、沈阳军区和驻京三军负责人谈话。
　　△批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十六日，亲自打电话告陈励耘、南萍，强调：“省军区所属部队不能乱”。浙江是前线，敌情第一。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
　　8月10日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湖南衡阳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二十一日，就湘潭二八二兵工厂被造反派“接管”事电告黎原：务必要求该组织撤出。国防仓库的武器绝对不准动。同日，还嘱找军队有关负责人谈如何制止抢夺国防仓库武器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由周恩来拟定，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8月12日凌晨，接见江西两派代表和江西省军区负责人，说：不能把拥军联络站设到军区里去，要马上撤出。中央没有号召第三次大串连，“第三次大串连”的说法不对。
　　△就中国援助马里共和国贷款事致信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提出：“决不能以我方援助，填补马（里）法（国）贸易差额，把马里重新推人殖民地经济而不能自拔。”
　　8月12日一16日连续同湖南“工联”、“湘江风雷”等各派代表和湖南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解决湖南问题。
　　8月15日接见财贸口代表。十七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李先念检讨大会。
　　8月17、18日接见农口代表，十九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批谭震林大会。
　　8月18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批评不听劝告，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的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把这种东西在北京贴出来，对外国记者是最好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没什么好处。
　　8月19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8月21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抓业务的负责人及有关院校学生代表，说：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铁路交通与煤炭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甚至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
　　△得悉厦门群众组织要抢夺驻军某部炮舰武器，致使炮舰不敢靠岸，立即告中央文革办事组：“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8月22日凌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还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8月23日凌晨，得悉二十二日晚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本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代表和国务院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
　　8月24日凌晨，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内战”，封存并上交武器，保证铁路畅通。说：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内战还搞得凶。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找今日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单独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映。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二十五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8月26日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你回去请总理办”。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27日晨五时，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继续无理纠缠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
　　8月29日就造反派抢夺云南某兵工厂武器事批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意昆明军区派部队保护和进行劝说。如劝说无效，即抓其头头。
　　8月31日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文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8月在一次讲话中说：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要抓“陈再道”，这个不对。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
　　△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毛泽东得知后说：总理做得好。
　　△本月，除参加各种会议外，据台历统计，同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四十五次，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五十余次。
　　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的会议上说：“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派性斗争和武斗一直影响生产。“生产是检验我们的最好成绩。”还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鬼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由于中国驻外人员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宣布解散柬中友协。事后，周恩来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十一日，西哈努克又宣布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十三日，西哈努克宣布撤回驻华使馆人员，但不断交。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表示遗憾，也进行劝说和挽留。十八日，西哈努克撤销其撤回使馆人员的决定。
　　9月2日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要打倒李先念，呼吁财贸口各派停止武斗，联合起来。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夺金库，解放军有权开枪，不能永远被“四不”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
　　9月3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会后，又连夜召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会议，对命令作了增改。次日，将命令送毛泽东批发。
　　9月6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提法，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9月7日就清华“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光明日报》停刊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光明日报》究竟应如何处理，我不甚了了。但由各院校造反派去实行停刊，不妥。
　　9月9日凌晨，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要求各派去掉派性，联合起来，达成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恢复生产、保证铁路交通畅通的协议，并保证坚决执行。下午，接见中央赴辽宁调查组。
　　9月10日凌晨，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对各部在中央九月五日命令颁发之后仍继续武斗提出批评，要求各部军管会召集各派代表就停止武斗和串连，抓革命、促生产等达成协议。
　　9月11日就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武装挑衅事提出部署方案：这次冲突，如敌不再射击，我可不再还击。
　　9月12日接见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和信访工作人员，要求总结经验，进一步向中央提供一些既客观、又要解决问题的报道，使中央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9月13日打电话给杨成武转报在外地的毛泽东：天津塘沽港因两派武斗完全陷于停顿，现有四十多艘外国轮船停在该港。为解决该港问题，找了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已达成停止武斗、保证八小时工作的协议。由此，准备对塘沽港实行军管，协助该港的装卸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br />
　　9月16日、17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摄”、“跟解放军对立”的作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br />
　　9月17日外交部未经中央批准，对巴基斯坦非官方报纸刊登台湾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华言论事提出抗议。本日，周思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后，就此事对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次日，同外交部党委成员和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话。<br />
　　9月19日与陈锡联等谈话后，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责令旅大、抚顺、丹东、阜新、锦州、本溪等地的各群众组织一律在本月二十五日前达成协议，上交封存全部武器，停止武斗，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迎接国庆。
　　9月24日近来健康状况日差，仍通宵工作。今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二十七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因手发抖均未成功。嘱秘书告有关负责人准备用仿宋体。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又说：刘、邓要有区别。
　　9月26日接见在北京集训的湖北、河南等省的军队负责人时说：当前风起云涌的大联合是一件好事，要善于推动，善于领导，善于促进。又说，不能无原则地联合，不要急躁，不要草率，不要掩盖一些应该指出的矛盾。
　　9月28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揪军内一小摄”？这是错误的。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30日陪毛泽东接见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起草各省、市、自治区报道国庆庆祝大会的几项决定。其中要求各地除将参加庆祝大会的革委会、军管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名单报道外，也应报道当地未参加军管会的大军区、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名单。
　　10月2日凌晨，得悉福建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因均分两派，无人检查，致使英国商船无法靠岸等情况后，亲拟给厦门军管会并转两派群众组织的电话稿，指出：“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同日，英商船靠岸，开始装卸。
　　10月3日致信毛泽东，建议讨论：（一）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有关学生、红卫兵的一些具体问题；（二）工农业生产和明年计划问题；（三）国际问题。7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陪同毛泽东先后接见新闻和广播部长夏哈布丁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毛泽东对努马扎莱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
　　10月4日、6日两次看望许世友。
　　10月8日飞抵武汉，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武汉“乱而后治”情况座谈会。在武汉，还分别同武汉军区负责人及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十日下午，飞返北京。
　　10月11日在军委政治部报送的关于部队干部职务任免报告上批告叶剑英、杨成武并报林彪：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请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10月13日、14日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20日一22日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举行会谈，阐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问题的立场。二十三日，陪毛泽东接见达达赫。二十三日，在送前往朝鲜访问的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给金日成及西哈努克亲王、纳赛尔总统捎转三点口信。二十七日，在首都机场迎送由朝鲜赴柬埔寨途经北京的达达赫总统。达达赫向周恩来转达了金日成首相的四点口信。
　　10月26日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就柬方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进行解释。并请张岗转告西哈努克亲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
　　10月28日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逐一询问上海、山西、内蒙、黑龙江等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并作三点指示：（一）立足国内，搞好生产，不吃进口粮。（二）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三）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藏富于民。
　　10月29日凌晨，再次接见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代表，说：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今年运输指标如再上不去，对明年的发展会有影响。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目前铁路运输应首先要抓货运。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10月国庆节后，得知贺龙高烧、呕吐，瞩送三○一医院。遭江青反对后，又嘱送二六七医院治疗，并派杨德中前去转达问候。
　　△在江青指使下，北京“天派”学生组织前往西山搜查老帅们的住所。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去警卫、劝阻。还在深夜亲自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处视察警卫工作，作具体指示。
　　11月2日——5日连日约谈陕西、广东、广西、黑龙江等省的问题，计划在月初把分管负责的七个省的事情处理完。
　　11月5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小碰头会，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11月7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事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维埃人民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11月8日晚，接见广州地区各派在京代表，批评有些群众组织到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抓干部，说：要马上打电话回去放人。凡是参加学习班的干部，由军管会派人保护。不要以为是造反派就什么事都可以胡来。
　　11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就保证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找广州、湛江各派代表谈话，要他们联合起来，写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呼吁各群众组织、工农兵学商、党政机关、服务行业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搞好这次交易会的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
　　11月16日接见以邓尘施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以阮维祯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谈到越南把干部子女都送到中国桂林来上学时说：作为干部子弟学校不合适。工农子女在那里遭损失，单把干部子女搞来，会造成干部子女特殊化。过去我们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11月17日审阅中共中央即将转发的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驻该厂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工情况的报告。把报告中点刘少奇、彭真名的文字倒去，只写“中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1月20日得悉厦门市“促联”派大量抢夺军分区和野战军武器弹药并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的情况后，和陈伯达联名致电“促联”派并告厦门市军管会、福州军区，指出：“这是违反‘九五命令’的错误行为。厦门是国防最前线，夺取前线部队的武器，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希望你们立即停止夺取部队武器，并将已夺走的武器全部送还原单位。”
　　△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意见的通报》。次日，将《通报》报送毛泽东。
　　11月24日、25日分别接见黑龙江“炮轰派”和“山上派”代表，批评黑龙江几派至今达不成协议，联合不起来。警告造反派头头：不要把广大群众引到错误方面，不要热衷于打内战，热衷于出风头。群众是不会跟你们走的。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达成联合协议，尽早回黑龙江去抓革命、促生产。
　　11月25日得悉因派性武斗，郑州火车站交通中断，滞留车皮三千多节后，当即指示派飞机把郑州两派接到北京谈话，责令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11月28日——12月1日每日约刘建勋、王新等河南省负责人和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解决郑州铁路问题，说服铁路局两派达成《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七个协议。受此影响，西安铁路局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协议。为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拟写批语，向全国转发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将协议书和中央批语报送毛泽东批准。
　　11月28日接驻合肥市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无效。对此批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协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凶手。”
　　11月29日接见以空军司令努尔·汗为团长的巴基斯坦空军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时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么多人口，领导机关和群众隔了许多层，很容易脱离群众。如果不搞思想革命化，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修正主义。但是我们不向别国介绍我们这个经验，也不能叫别的国家都这样做。
　　12月2日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天津代表。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不能乱栽赃、乱造谣。如果对这个事情有怀疑，可以摆出来公开面对面谈清楚，不要背后搞鬼。
　　12月4日就有人抢劫国家金库批告陈锡联：抢国家金库是犯法的，已抢的现金要限期如数交回，并交出主犯。今后如有再抢国家金库者，当以现行犯论罪，立即拘留审查，并令其交出坏头头，逮捕法办。<br />
　　12月9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十日，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报送林彪转毛泽东审批。此前，在修改该决定时加写：“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实行后，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连，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申连。”
　　△就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办事机构设立问题告黄永胜：根据其他省区的经验，不要分那么多的组，组多了不便于领导，一些具体工作还是由各厅局去办。
　　12月10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在会上说：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
　　△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听取卫生工作会议汇报，说：卫生药品不应该盈利，卫生药品加进手续费和准备再生产的费用就够了。
　　12月14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批评冲击港务局行为，要求支持军管会。
　　12月15日同南京军区干部谈如何树立军管威信，搞好军管等问题。
　　12月16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嘱秘书将有关最近煤炭生产情况简报放会议夹内。
　　12月20日接见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代表，要他们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并指出：“‘绝对’、‘无限’，这些话都不科学，过去说的‘顶峰’也不科学”。“都成了绝对权威，我们非垮台不可”。
　　12月21日听取罗舜初等人关于第七次核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谈到雷达指挥仪跟踪照像站的安全问题时，说：这个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安全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关心人的安全。作战时要有牺牲，与自然界作战决定于是否非牺牲不可。不是非牺牲不可的就必须保证安全，不值得的就不搞”。
　　12月22日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协商会议的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谈到亚非作家统一战线问题时说：亚非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作协的指导思想的，但在纲领的具体文字上，不一定非要写出这些不可，要根据亚非拉革命群众的觉悟水平和时代发展而定。
　　12月23日和聂荣臻电复张蕴钰、邓易非等并张震寰，同意所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并指出：“要消灭派性对立情绪。”零时前各项准备工作和安全措施，要切实认真负责，务必安排落实。“切忌恐惧、麻痹、急躁情绪”。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国防工业一九六七年生产情况和一九六八年生产设想、煤炭生产简报、铁路运输日报等材料送会，并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多来一些人．二、三、四、五、六和七机部各来一军管负责人和一抓业务的部长或副部长。
　　12月25日召集罗舜初、钱学森、李觉、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人开会，听取第七次核试验情况汇报。谈到这次试验未成功时说：九院要把专家们集中一下，搞一层楼，架上保密电话，安排适当的休息场所，便于研究讨论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泄劲。”要叫那些参加试验的人员把资料收集齐全，资料很宝贵，回来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经验。
　　12月26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听取江西革筹小组和山西革委会负责人的汇报，讨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问题。次日，致信毛泽东，认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应予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12月28日两次召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苏静、杨杰等人谈铁路交通问题。
　　12月2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12月31日陪毛泽东分两批接见国防科委、各省市自治区在京学习班和参加铁路、卫生防病等会议的人员。
    12月3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陪毛泽东分两批接见国防科委、各省、市、自治区在京学习班和参加铁路，卫生防病等会议的人员。
　　本年　为保证铁路运输，促进铁路部门尽快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先后接见铁路系统的干部、群众达百次之多。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和五十二个铁路分局及一些主要站段的大联合、三结合，都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实现的。
　　△在制止武斗、大联合、解放干部、三结合等问题上，周恩来不分白天黑夜，频频接见各地区、各部门群众组织代表，耐心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消除派性，正确对待干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接见常从头天晚上到次日黎明。有时顾不上吃饭。
　　△关心海洋科学工作，多次了解海洋局的工作情况，并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作出指示。
　　△指示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得知罗手术后伤口未愈，造反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节选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