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

阿陀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
                               晓 明

平乐县城位于桂林市的东南面，相距约120公里。县内居民以汉族为主（约占83%），另有瑶族（约占12%）和少量壮族（约占5%）。据平乐县官方的统
计，文革大屠杀（主要集中在1968年的7月至9月中旬）全县有1926人惨遭杀害（包括少数被逼致死者），是广西文革中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一、1967年的两派之争
1966年，平乐县的文革和全国各地大致相同。1967年1月3日，县城内的各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平乐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筹委会” ，推选张
弓、陈美文（均为平乐中学生）、张全生（县银行干部）、梁才福（县财政办干部）等13人为委员。在外地来平乐串联学生的支持下，连续召开了两次万人大
会，对县委主要领导包振仕等人进行批判和挂牌游街。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1月25日，平乐县也进行了夺权。在夺权中出现了两派之争，一派以张弓、黄家礼（汽车站工人）为首，一派以张全生、黎万常（平乐
卫校学生）为首。此时的两派之争也只是动嘴，写大字报，尚属文斗。
平乐的文革受桂林和南宁的影响很大。因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广西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人于2
月 19日联合发表声明（习称“二一九声明”），表明改正错误和支持造反派的决心。但广西军区没有支持他们，相反却在做工作，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对
南宁的造反派施压，砸了南宁“工总”，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强令解散南宁一些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此举遭到了南宁造反派的激烈反对。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文革小组长伍晋南与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联名发表声明（习称“四一九声明”），公开支持桂林“老多”和
南宁的造反派，承认他们过去跟随韦国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一九声明”发表后，得到了南宁、桂林等地造反派的拥护，也得到了
部分地、市、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响应，他们也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然而此举却受到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广西军区的反对。
4月22日，南宁造反派组织一万多人到《广西日报》静坐，反对广西军区对《广西日报》的军管，同时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广西“四
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习称“四二二”），其后，广西各地的造反派先后加入到“四二二”中来，支持伍晋南，反对韦国清。
这时，广西军区则一方面支持韦国清，一方面支持另一派群众于5月25日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习
称“联指”），公开声称“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自此，广西两派“四二二”和“联指”成为对立面，此后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支伍打韦”或“支韦打
伍”进行的。
在南宁的影响下，平乐也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以张弓、冯耀坤（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白先春（航运小学教师）等为首的造反大军属“四二二”派；以张全生、
朱秋麟（阳安公社团委副书记）、莫世凑（县公安局副股长）等为首的则成了“联指”派。两派之争受南宁和桂林的影响逐步升级。
早在1月19日，平乐锰矿工人陈新云曾写出“打倒党中央保皇派”的大标语，在当时的形势下（当时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就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这本是常见的现象，却被县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此事引起了平乐中学造反派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镇压造反派，张弓等人前往公安局要求放人，
并与公安局领导黄良和等人辩论。其后平乐中学生曾几次聚集公安局企图救出陈新云。7月14日龙驱虎、胡勇（均为平乐中学生）等人带队冲击公安局，砸烂办
公室门窗，打伤了少数公安人员，“联指”派群众闻讯后当即赶到公安局，与造反派发生冲突，在武装部调解下才得到平息。
7月18日，“联指”派开始武装追捕“四二二”派群众。“联指”负责人之一的全政（平乐锰矿工人）带领40多名武装人员包围木官定村，向村里开枪射击，
并抓获在该村躲避的造反派成员桂柄生（平乐搬运社工人），将其当场枪杀。这是平乐县第一次公开打死人的事件，但公安局（已经实行军管）并未依法惩办凶
手。这种态度为后来的乱抓、乱杀提供了心理支持。
1967年6月份以来，南宁市内发生大规模武斗，这股武斗之风很快影响到柳州、桂林乃至全广西。平乐亦不例外——
8月24日，在平乐车站附近的安良村公路上，造反大军拦截了“联指”派乘坐的一辆救护车，从车上搜出冲锋枪、手枪、马枪、匕首、雷管等武器，后将车及随
车人员12人扣留。
同日，“联指”到武装部“夺走”二百多支枪，四门炮，几十箱子弹。这是平乐的首次夺枪事件。
第二天，二塘公社武装部长黄富强带领200多武装民兵到县城占领交通大楼，这是首次由公社武装部调动农民进城武斗。造反大军闻讯也要抢占交通大楼，双方
交火，造反派陈家盛被打死。
同日晚，县武装部领导召集两派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武斗。
然而，平乐的情况是“联指”派势力强大，武装部及公检法军管会都支持他们，各公社的武装民兵都掌握在“联指”派手中，造反派从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受压制的
地位。他们担心再受到“联指”派的进攻，总想千方百计地搞到武器以求自卫。
8月31日，造反大军的阳维树、曹景堂等一百多人，于下午4时许分乘三辆卡车到武装部夺枪。夺得枪后，经大街向平中方向急驶，“联指”当即指使平乐镇武
装部长杨永喜指挥民兵在镇政府门口进行拦截。此时造反大军的第一、第二辆车已驶过，第三辆车被截，双方发生枪战，“联指”派有2人死亡，造反大军被打死
13 人，驾驶汽车的司机周建祥就是在逃跑途中，在企图游过河时被杨永喜等人开枪打死的。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
9月1日，双方在云盘岭进行武斗，二塘公社武装部部长黄富强带领民兵包围平乐中学。造反大军撤到粉岩山区，许多造反派群众同时下乡和逃到桂林躲避。
自1967年5月以来，中央为了解决广西的问题，召集两派代表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到北京学习和谈判，从6月1日至11月19日，周恩来先后八次接见广西
两派代表及党政军干部，在接见中周恩来对两派的武斗均有所批评，但对“四二二”派，特别是对桂林“老多”的维护铁路交通进行了表扬。在第五次接见后，因
总理的称赞，“四二二”派曾一度声威大震，一些“联指”派群众退出该派，一些地方领导人则公开表示支持“四二二”派。在平乐县，县委书记包振仕，副书记
肖天，代县长唐放，县监委书记杨宗汉，组织部长莫由典，宣传部长朱牧亚等人都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
11月6日和8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分别交出了检讨书，承认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造反派认错，向毛主席请罪。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同时达成停止武斗
实现大联合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和广西军区的检
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军长）、郝忠
云（6955部队副师长）、王斌（104部队负责人）、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区革筹” ）。自此，广西的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各地受压制的“四二二”派，他们以为从此会平安无事，政治上可以不再受
压制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外。两派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广西各地“四二二”派仍然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围剿“四二二”派
的军事行动，乱杀人事件在一些地方相继出现。而这些地方的公检法、军管会和武装部却置若罔闻，对杀人凶手有意放纵，使凶杀事件愈演愈烈。
1967年的10月间，平乐的一些地方仿照湖南省道县等地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源头公社源头大队率先成立了“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在召开成立
大会时，公然枪杀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薛洪祥、薛红章等5人；接着，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地也相继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有的称“贫下中农行
动指挥部”），乱抓人、杀人之风四起，全县先后有12人被杀害。

二、1968年夏的大屠杀
1967年冬，在广西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和区革筹小组成立的形势下。平乐两派也实现联合，外逃的造反派陆续回到县城。
1968年3月7日县武装部出面，再次召开双方代表会议，双方都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诚意，积极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4月18日，广西区革筹批示，同意成立平乐县革委会，由李嵋山等65人组成（暂缺10人）。县革委会由李嵋山任主任，姜凤林任第一副主任，张贵友，邹文
春为副主任，李嵋山、姜凤林、张贵友、邹文春、唐放、张贵生等19人组成常委（暂缺9名），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县革委会的委员。
4月23日平乐县革委会正式成立，县里召开庆祝大会。
然而此时的广西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一些地方的“联指”派在当地武装部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公然进攻“四二二”派，随意抓人、杀人。如梧州、钦州、玉林、容
县、全州、荔浦、宜山、巴马、灵山、融安、天等、大新、上思、陆川、贵县等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就是在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联指”派也敢于在光天化
日之下随意抓人、打人、寻衅滋事，制造事端。1968年5月4日，桂林“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制造武斗的紧张气氛。
广西各地形势影响到平乐，平乐的两派再度分裂。而此时的县革委会却公然站在“联指”一边，造反派用广播和大字报揭露革委会的不公正，说他们是“派委
会”、“骗委会”、“伪委会”。
5月18日，桂林地区、桂林市“联指”在南站的东方红饭店召开桂林地区12县“联指”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桂林‘联指’保卫红色政权前线指挥部”，平
乐“联指”负责人廖德权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0日，平乐“联指”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身为军、政干部的汪瑜（县武装部军代表）、李有先（九九分队指导员）、杨永喜（平乐镇武装部部长）、朱
华麟（县法院助审员）、林志伟（桂林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也参加了这样的会议。林志伟在会上说：他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按照桂林地区革委会领导的意图来
的”，并在会上介绍了桂林武斗作战情况。他还说：“桂林‘老多’反对桂林地、市革委会，反对新生红色政权，武装占领了桂林师范、榕湖饭店等据点，对桂
林 ‘联指’压力很大，要求平乐派武装人员上桂林保卫红色政权。”此次会议研究决定，1、派一个民兵小分队上桂林作战，2、召开各区“联指”和县直“联
指”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布置抽调武装人员上桂林的任务，3、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支持“红色政权保卫战”。
5月21日“联指”总部召开各级“联指”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出兵桂林，并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独立师”。师长：林秉刚，政委：张全生，
副师长：全正，廖德全，副政委：朱秋麟，参谋长：张士旺，政治部主任：李水庭，后勤部长：陶凤来（县财政局副局长），副部长：朱云泽，同时决定先派出
30人的小分队，定于6月9日出发桂林。
5月27日，“联指“总部组织批斗包振仕、肖天、杨宗汉、韦梓修等党政领导干部大会，会后并在县城游斗。
在此种形势下，造反大军的各级负责人及普通群众，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纷纷逃出县城到乡下躲避。张弓等造反大军负责人率领近百人逃到沙子镇（造反派势力
较强大的地方）躲藏，其他的人则分散逃到粉岩、水源、福兴等地，只有少数人留在县城，躲在家里。
5月31日，桂林市“联指”头目曹铁军给平乐“联指”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桂林近日形势十分危急，要求平乐迅速行动起来，支援桂林”。
6月8日，平乐“联指”七千多人集会表示决心，欢送出征桂林“保卫红色政权”的武斗人员。6月9日小分队出发，到桂林后负责驻守阳桥工艺美术部大楼武斗
据点。
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在小分队出发桂林的同时，“联指”头目朱秋麟、林植溪等带领“联指”武装人员到青龙区的平西、邵塘等地以及长滩的粉岩等地追捕造
反派的负责人和所谓的骨干，但是由于有当地群众的掩护，他们抓捕未遂。
6月10日，“联指”头目林秉刚、黎万常率领200多武装人员攻打造反大军在县城唯一的一个据点，声言要抓住造反大军的吴永贵。其实这个据点是空的，所
有的人早已躲到乡下去了。但是，他们在平乐中学前面的河边意外地抓到了平乐镇文化站职工杨运富（造反大军成员），在林秉刚的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李
少邦、钟铭德等人，将杨运富装进麻袋，抬上船投入河中活活淹死，制造了1968年的第一起凶杀案。
6月13日，到桂林参加武斗的“联指”头目廖德权打来电话，说：“桂林联指总部要求各县迅速组织自己的队伍，在县城各路口设卡放哨，搜查来往不明的行
人，见坏人就抓，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县城由此陷入了恐怖之中。
为了镇压“阶级敌人”，6月中旬，平乐“联指”总部决定在桂剧团设立看守所，以便关押和审判抓来的造反派成员及“四类分子”。看守所设审讯组，由吴太明
（县委农村部干事）、梁培德（县林业局秘书）、钟祥斌（县安置办干部）等人组成，另从各公社抽一批武装人员来担任看守。这个看守所从此成了平乐的人间地
狱，从6月中旬到9月底，这里关押的三百多人中就有四十多人惨遭杀害（经莫世凑亲自指挥杀害的就有十多人），一些幸存者则多数致伤、致残。
自从5月4日桂林市“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后，5月10日起在“联指”头目李年生、曹铁军带领下，先后到104部队、301部队、桂林警备司令部、
军分区、6955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枪15次，桂林地区“联指”也先后夺枪9次，抢得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大有一举歼
灭桂林“老多”之势。
面对此种严峻的形势，桂林地、市革委会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将革委会的办公地搬到南面的“联指”占领区，并公然支持“联指”总部从桂林地区12个县调
集 8000名武装人员到桂林参战，并成立“桂北民兵师”，整个桂林市区都处在“联指”的包围之中。在此种形势下，桂林“老多”也被迫占据点，抢枪，准
备自卫，以打退“联指”的进攻。
6月5日桂林“老多”首先发起反击，一举攻破了桂林“联指”的榕城饭店据点。从6月5日起至6月30日双方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多次激烈交战，均以“联
指”的失利而告终。“联指”认为自己虽然人多，处于进攻地位，但武器不如“老多”的好，于是他们想到了到兴安国防仓库夺枪。
1968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桂林地区“保红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地区12个县的“联指”和桂林市“联指”数千人到兴安国防仓库抢夺武器。7月
1 日，平乐“联指”一百多人前往兴安，7月3日抢得冲锋枪、半自动步枪500多支，轻机枪20多挺，手榴弹200多箱。其他各县“联指”也都抢得了大
批武器弹药。
7月12日“联指”重新在南、北两路发动进攻，仍遭到失败。12人被打死，18人受伤。
7月14日中午，平乐“联指”武斗人员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24人，冲进桂林“联指”总部私设的看守所（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前的语录牌楼里），将被关
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李江、白先德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先是用枪托打，用刺刀乱刺，然后集体枪杀，制造了一起惊天的血案。
7月15日。“联指”派为他们在武斗中的死者开追悼大会，平乐镇武装部长杨永喜公然出面策划，派梁培德、蒋明福、马家兴等人在平乐镇街道抓了所谓的“阶
级敌人”林焕瑜、廖耀武、李治平、曾福祥等四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
7月23日，平乐“联指”又为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死者杨志强开追悼会，“联指”人员梁培智、马明福等人又在平乐镇街道抓了唐植真、李永汉、何伦书三人公开
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
8月14日，“联指”派又在跑马坪（县体育场）为武斗死者梁培明（梁培德之弟）、唐绍枝两人开追悼会，梁培智、蒋明福等人又从平乐镇街道抓了蒋正宣、吴
志强、刘昌年（黄埔军校毕业生，原国军团级干部）、刘志泉、杜小梅（女）、许菊英（女）、李瑞迎（女）、陈邓氏（女）、吴瞎子〔外号，并非眼瞎〕等16
名所谓的“阶级敌人”来公开枪杀，为“联指”死者祭灵，其中的吳瞎子是被梁培智用马刀活活砍死的。
早在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发出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事件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
告》），一些支持“联指”派的领导人讲话公然诬称“反共救国团已打入‘四二二’组织中”，这是为了配合南宁、柳州、桂林及各地“联指”派对“四二二”围
剿所策划的政治陷害，给大屠杀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6月28日，平乐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贯彻〈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立即贯彻执行，对“阶
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斗争、大批判，认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7月初，月城公社革委会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县革委会6月28日“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案件的指示”。会后中华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在中华小
学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社员龙球宝，在严刑逼供毒打下，龙被迫屈招了在龙岩（当地一个山洞）开会成立“反共救国团”的假供，“联指”派头头们马上加紧在全
公社范围内追查，使全公社19个大队有350 人受牵连被关押，120人被杀害，其后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清查，掀起了一次杀人狂潮。
如8月30日，月城公社革委会负责人马国才、唐自森授意就“龙岩反革命事件”在龙福圩日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各大队枪杀对象的所谓“罪状”后，光天化
日之下公开枪杀13人。唐自森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鼓动杀人。
最典型的是月城公社上盆大队观音山村的一起杀人案。观音山村的周姓几家人，中共执政前周家五兄弟住焦洞村。土改时被错误划为地主，后搬到观音山村住，到
1968年已有4代人，共有40人，此次有6人被杀，其中有两名死者的妻子和一名寡妇三人被轮奸，家产被抄。
据资料统计，全县清查“反共救国团”破获“反共救国团”案件98起，受牵连的达1729人，竟有1298人惨遭杀害。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针对广西问题的布告（习称《七三布告》），特别是7月25日周恩来和康生等在接见广西
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负责人时的讲话，把广西发生的问题全部都强加在“四二二”头上，并不允许“四二二”派代表申辩发言，更加助长了“联指”派的疯狂。
如果说此前的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仅是在暗中支持“联指”胡作非为的话，此后则是公开支持了，公然调动部队对南宁“四二二”进行围剿，指令各地军分
区、武装部对“四二二”围剿，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把广西的大屠杀推向了新的高潮。
7月12日，平乐县革委会发出文件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全县再次掀起了乱抓人、乱杀人的高潮。
7月31日，县革委以（68）平革字第2号文件发出通告，限令到乡下躲避的县委书记包振仕、监委书记杨汉宗、组织部长莫由典、银行行长陈广金以及某公司
经理林紫、鄢定中（全都是支持“四二二”派的干部）三日内到当地权力机关报道，五日内回县城接受批斗。
8月1日，朱秋麟（此前的“联指”头目在桂林指挥武斗失利，改由他去领导）在桂林棉纺厂召开在桂林参加武斗的平乐“联指”常委会议，朱说：“家里要准备
攻打沙子造反大军驻地，如果抓到张弓，要审问他反革命组织的材料后再把他搞掉。”
8月4日下午，“联指”头目莫世凑召开在平乐的常委及参谋部工作人员，直属连、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攻打沙子（造反大军的集结地），决定5日
晚兵分两路向沙子进击，一路由常委林植溪、杨永湘带队从水路出发，在平乐乘船到福兴的湖地上岸，再由民益过协中村到沙子；另一路由直属连指导员林义文带
队，乘车经二塘到班山尾经义和进入沙子。6日拂晓前两路人马都到达沙子，在沙子“联指”人员的指引下对造反派驻地进行包围。造反大军成员在睡梦中没有任
何反抗，张弓、冯耀坤等75人被抓捕。
8月6日上午10时，林义文在沙子向平乐的莫世凑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派人来沙子处理。莫世凑接电话后向桂林的朱秋麟电话请示，朱回答说可以把张弓等人
搞掉，但要问清有关材料。当晚在沙子即对张弓、冯耀坤等造反大军负责人进行严刑拷打审问，直到深夜11时，审问毫无结果。面对“联指”头头的审问，张弓
等据理反驳，声言自己无罪，并指责“联指”头头们抓人、审问都是违法行为，使“联指”头头恼羞成怒，决定尽快把他们杀掉。
8月7日上午，“联指”头头们在沙子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枪杀造反派成员余海夫妇（因余海夫妇是资本家出身，被指为“阶级敌人”造反）。
中午，在沙子附近的长塘村水轮泵站附近又将王平生（县农机厂干部，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枪杀。王平生本来是躲在乡下的，听说在沙子街的造反派全被抓后，
主动向“联指”“投诚”，想交代“问题”，仍然被枪杀了。
当天下午即把张弓、冯耀坤等20多人押回平乐，关押在“联指”的监狱内，当晚即把张弓、冯耀坤（均为造反大军负责人）、余长寿（余海之子）、陈文开（平
乐一小教师）、李旭平、廖祖厚（广运林场工人）等8人拉到安良木材场河边集体枪杀，尸体推入河中。
8月6日，县革委曾召开常委会议，革委会主任李嵋山主持会议，研究狠抓阶级斗争问题，并于8月7日发出（68）平革字3号文件，再次勒令到乡下躲避的支
持造反派的干部回县城接受批斗。
8月8日，“联指”召开各公社“联指”和县直“联指”负责人会议，武斗师长林秉刚发表讲话，贯彻县革委会8月6日会议精神，布置全县统一行动抓人、杀
人。
此次会议后，平乐镇在8月18日这天抓了一百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来游斗，游斗中，许中琪、黄云飞、罗应秋等7人被活活打死。
从8月8日“联指”布置杀人到8月23日，共有干部、群众498人被杀害。其中沙子公社的“联指”头头陈义、黄焕忠，8月8日会议后，9日回到沙子，
12 日在沙子礼堂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把各大队的“阶级敌人”拉来批斗，随后把20多人拉去集体枪杀。全公社在8月中旬的几天就杀了87人。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主持召开各县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会议并讲
了话。吴华在讲话中指出：“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你们来桂林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
烈的阶级斗争。”
8月19日，景伯承再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12县与桂林市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会议地点在104部队驻地），宣读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
治部的“八二〇公告”，部署“八二〇行动”，在桂林“老多”占领区抓人（8月10日“老多”派已主动拆除武斗据点，上交枪支弹药），平乐“联指”头头朱
秋麟、张士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八二〇行动”中，平乐“联指”在东江一带抓了一百多人，其中有平乐医药公司的女职工黎素平、搬运公司的李月红等5人，27日被押回平乐，由梁培德、
麦玉成、游象深、黄天送等人把这5人拉去枪杀。黎素平被打死后，“联指”凶手麦玉成并用竹签插入她的阴道。
8月24日，“联指”召开会议，布置在平乐贯彻执行“八二〇公告”，莫世凑在会上讲话指出：“大搜查抓到的人不要上交，确有罪恶该干掉的，由各单位自己
处理。”会后，各单位立即行动，县城戒严，全面大搜查。当晚被杀害的有桂剧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韩珠平等6人，25日又杀4人，26日杀2人，27日一天
杀 16人，其中仅百货公司一个单位就有崔志城等5人被杀。
8月28日，“联指”党群总部头头赖永杰、覃远镇、李义雄等人决策，将县委大院内的领导干部肖天、莫由典等17人押上街游斗，在游斗中莫永全、黎远云二
人被活活打死，肖天、莫由典、朱牧亚、钟荣亮、黄龙星5人被打致重伤。同日，县医院的“联指”头目苗德中、陆柱先等人强迫老中医师曾广承、外科医生梁民
彤及黄炎、李素清四人游街，均在游斗中被活治打死。从8月24日到9月5日，前后十天，在县城内就有65人被杀害。
8月25日，县革委主任李嵋山主持常委会议，宣布杨汉宗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包振仕是“三反分子”，林紫、鄢定中是“叛徒、特务”，要缉拿归案，批
斗。
8月27日，到桂林武斗的“联指”人员返回平乐，李嵋山组织武装部和县直机关及各单位群众上千人列队欢迎，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武斗人员，庆祝“胜
利”。
9月2日，“联指”总部召开负责人会议，会上朱秋麟说：“造反大军上山就是土匪，是土匪就要围剿。”会议决定组织队伍围剿造反大军到乡下躲避的人员。
9月5日，县革委召开会议，“联指”常委全部列席会议（县革委和“联指”早就是一家人了），会上经研究，同意“联指”总部的意见，成立“剿匪指挥部”，
把躲避到乡下的干部和造反派的成员当作“匪”来围剿。
9月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特意安排月城公社革委副主任唐自森在会上介绍月城破获“反共救国团”，阶级斗争抓得好的经验，以指导其它公社开
展阶级斗争。
9月7日，全县成立“剿匪指挥部”，并以县革委会的名义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李恒达（县武装部副部长）任总指挥，朱秋麟任副总指挥，当晚县革委副主
任张贵友在县广播站向全县宣读了这份“剿匪紧急动员令”。
与此同时，李嵋山在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部署调武装民兵参加“围剿”的实施方案，当天下午即行动，调动了六个公社民兵共760多人。
从9月7日到9月16日，在十天的所谓“剿匪”行动中，使全县再次陷入恐怖之中，“围剿”和清查“反共救国团”、“暗杀团”双管齐下，又非法抓捕了一批
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中有白先春（小学教师，造反大军负责人，县革委委员）、夏景昇（县五金公司股长，造反大军常委）、以及黄海才、唐树岗、黄伟才、何
自辉、郑家雄、李庚桃、周继发、曹景堂、李星华、陈桂治、黄运来、邱仕文、黎爱琼、张与民等一大批人先后被抓、被枪杀。
9月14日，在木官定村抓到“匪首”林紫、鄢定中二人，因为要搞“活人展览”，让全县人民参观、批斗，没有杀此二人，他们的性命得以保住了。
为期十天的“剿匪”，打死21人，各单位又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由，杀了77人，共杀害98人。
9月17日召开“剿匪”胜利结束庆功会，县革委和县武装部设宴招待“剿匪”人员，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发表讲话，表扬“剿匪”人员。会后县革委和武装部领
导人及“联指”头目张贵友、李恒达、苏绍圣等十多人合影留念。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剿匪”人员。
上面记述的受难者只是当时受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尚有许许多多的受难者都是十分悲惨的。如：某公社党委书记黄吕操和县委干部肖汉辉，当造反大军逃到乡下躲
藏时，他们两人也逃到十八冲山村躲藏。“七三”布告下达后，8月份他们回到县城，即被“联指”关押，后肖汉辉被杀害，黄吕操则被多次游斗打致重伤，但幸
存了一条生命。
食品公司干部毛作仁，是部门的造反派负责人之一，也是两派大联合时“大联委”成员，县城抓捕造反派时他一家四口人也逃到田冲山区躲避，8月返回县城时即
被“联指”关押，8月31日在河边码头被打死，尸体推入河中，其妻受到多次残酷的斗争。
平乐税务局的干部周××（沙子人），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虽然参加了“四二二”派，但历来不与人争吵，“四二二”派下乡躲避时他没有去，一直在家里，
很少出去，像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联指”也不放过，在8月的一个晚上把他推到河中淹死。
夏景昇是五金公司干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广西学生军积极宣传抗日，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平乐解放初曾任九区区长，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在文革中只因参加了
造反派，不但自己惨遭杀害，他的弟弟夏克宽、夏克顺（圴为老实的农民），侄儿夏绍庆、夏绍德（圴为搬运工人）、夏绍喜（中学生）、夏绍群（农民）等六人
也惨遭杀害，一家七个男的被杀，是平乐县被杀害最多的一个家族。
县财政局干部楼政和医药公司职工谢惠文因为参加了造反派，夫妇二人均被杀害。县交通局干部吳永贵是晩上被秘密被杀的。
街道居民梁振强曾参加志願军赴朝作战，任班长，复员后到大厂锡矿当过工人，后自动离职回家，1968年8月31日被杀害，是被凶手梁培智用大刀砍死
的。
平乐锰矿工人陈鹰是1968年8月的一天被“联指”人员从张家抓回县城的，被凶手陈太明（民矿站临时工）用五寸铁钉从头顶钉下而惨死。
平乐镇东升厂工人陈贵志是造反派的一般成员，1968年8月的一个晩上，数名“联指”武装人员把他从家中带走杀害，连尸体都不见了。
饮食公司的桥弟两夫妇曾回老家旱冲躲避；“七三布告”下达后，单位“联指”对他们说没事了，叫他们回单位。8月的一天他们返回县城，一进街即被“联
指”派用棍棒活活打死。
附城公社中学教师郭光宪仅因为是造反派就被枪杀了，水源大队小学教师李国宗也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而被“联指”凶手用木棍活活打死。
二塘中学女学生申广秀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只因是“四二二”派的负责人之一（宣传部长），被“联指”派押送到二塘公社各大队轮流批斗，并多次受到轮奸，最
后惨遭杀害。
二塘公社山背村“地主分子”李林结全家6人被杀，财产和粮食被抢光。
二塘公社谢家村，凶手们杀人后，竟强令一个到该村入赘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尹之清（民主人士、原国军中将尹承刚的亲侄子）去割下被害者的人头。尹之清本是个
老实本分而又胆小的人，正因为如此，凶手们为了取乐才逼他这样做。
二塘公社良龙大队在刮“十二级台风”时，在大队干部黄刚富、黄仁服、蓝彰发等的指挥下，召开群众大会，光天化日之下杀了赵养古、钟文胜、钟英赋、蓝海
清、张发瑞、罗贵英和洪阿养母子等七人。洪阿养还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只因他的母亲是富农，也被杀了，杀后家产和粮食被抢光。
月城公社的金山大队，在大队干部陈友香和民兵营长陈友仁等人的指挥下，秘密杀害了潘水发父子、潘先林、关凤国、潘孝林、潘老兆、林水发、郭嗣茂、谢彰荣
和谢发荣两兄弟、郭桥生、蓝盛林、徐葵中等13位农民（有的是地主成分），并公开枪杀了金山小学教师温素杰（女）、陈贵珍（女）、梁良忠等三人。陈贵珍
还是凶手陈友香的本家人，她痛苦哀求都不能幸免。
金山中医诊所医生蓝宗炉是9月12日被平乐县卫生局干部肖焦生等“联指”武装人员非法抓到马蹄井“剿匪大队一中队”驻地，平乐县法院院长曾冬梅当时支
持 “联指”派的胡作非为，亲自参加了对蓝宗炉的所谓“审问”。9月13日由杀人凶手金山大队的陈彰权和福兴大队的陆明飞把蓝宗炉押到平乐黑山脚河边枪
杀，同时把安良村的谢世明拉去陪杀，把蓝宗炉打死后，强令谢世明将蓝宗炉的尸体拖入河中。
在沙子公社的维新，全大队当时只有两千多一点的人口，1968年的8、9月间，竟杀害了50多人，如刘××（小名聋子满）、刘阿代、严福桥、严水石、林
中枢、严阿七、严时贵、黄石发、关友梅和她的母亲、严维成等人。这些都是老实的农民，严时贵是小学教师，只因是支持“四二二”派的观点，有的虽是地主成
分，但什么派也没有参加，都被杀害了。杀人的主谋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太生，在他的主使下，凶手们用石头、木棍、刀等凶噐把人杀死，有的用枪杀，
把人打死后尸体都丢入河中。
沙子公社的沙子大队也有数十人惨遭杀害，其中的龙山洲生产小队，当时只有两百人口，杀害了黄桥登、黄德运、吴运红、唐文松（地主家庭出身）等4人，这些
都是老实的农民。
类似这样的凶杀案件在各公社、大队是太多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未能一一搜集到相关的资料而已。

三、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产生大屠杀的原因
1、毛的歪理邪说深入人心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搬演。毛泽东当年号召穷人起来革命，抢夺先富起
来的人的财产和田地，杀地主的同时也杀自己人。苏区时期的内部肃反，打“AB团”，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1949年前后的暴力土改，杀地主，
其后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毛的歪理邪说的恶果。文革中，毛的歪理邪说更有了新的发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及由林彪掀起
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文革中许多人正是在这种邪恶的思想指导下而干出种种罪恶行径的。

2、文革当局纵容屠杀
当地政府对平乐大屠杀不作为，以至乱作为。如1967年7月18日，平乐“联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头目全政带领武装人员到木官定村，包
围村庄抓到在该村躲避的搬运社工人桂炳生，当场将其打死。这是一起刑事凶杀案，但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抓促领导小组、县武装部等权力机关不立案侦查处
理，放纵杀人凶手。
又如1967年的10月间，在源头、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一些地方，一些人非法成立什么“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公然召开群众大会枪杀地、富家庭出
身的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凶杀案，权力机关不闻不问，任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如果说，1968年夏之前是政府不作为，那么之后就是政府乱作为了。1968年的平乐大屠杀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以革委会的名义发文件，大张旗鼓
抓“反共救国团”，放纵“联指”派私设监狱，“六一七公告”和“七三布告”下达后，动员各级政府在造反派中抓“反共救国团”，清理“阶级敌人”，随意抓
人、打人、杀人，组织“剿匪指挥部”围剿下乡躲避的干部和群众，把抓到的人随意处死；“联指”派武斗人员战死后开追悼会，三次都在街道随意抓人枪杀来陪
葬；县革委开会“联指”常委到会，支持到桂林武斗，武斗人员从桂林返回平乐时组织盛大欢迎会。

二、杀人凶手为什么逍遥法外
平乐大屠杀十多年后，司法部门对杀人凶手不闻不问。这些杀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不但长期不受惩处，反倒成了“功臣”。一些人入党，提干升迁。据平乐县后来
统计，杀人后提拔当干部的有118人，被招工从农民变成工人的155人，入党的364人。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成了县革委会的委员。其他的杀人指挥者
莫世凑、林秉刚等都得到升迁。而那些受害者则长期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受害者的家属则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桂林市的张
雄飞、许瑞林、李新等人带头写出大字报，揭露桂林1968年“八二〇”乱抓人、打人、杀人，全桂林地区12个县杀人无数。韦国清下令把张雄飞、许瑞林等
20多人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判以重罪。
到了1976年春夏，“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1974年桂林抓捕的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复辟资
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是“右倾翻案”；而到了1976年冬天“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
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正是由于广西的大权都掌握在韦国清和他的党羽手中，杀人凶手才能长期逍遥法外。

三、“处遗”的遗憾
“四人帮”倒台后，广西除了各级干部恢复了工作之外，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得到清算，杀人凶手未作处理，冤假错案未得到平反。直到1982年全国处理文革遗
留问题（名曰“处遗”）结束多年之后，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西人民迫切要求之下，在胡耀邦等人的过问下，在大屠杀事件发生15年之后，广西才真正开
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了），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上犯了错误。其后乔晓光检讨了错误。在中央的过问和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才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了1983年54、55、56号文件，开始了
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其后各地、市、县都相继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
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当年的“七三布告”，特别是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和桂林的“八二〇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
派”、 “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杀害或被迫害致死者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
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每个死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属于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给予上述补贴外，其未成年的子女
由单位抚养至 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
广西的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也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对杀人凶手和杀人的直接指挥者处理过宽。全县被杀害了1926人，许多被打致伤、致残尚未包括在内，而处遗中对杀人凶手和与杀人有关的人立案审查
的只有1446人，最后给予处分的为1165人，免予处分的281人。
在被处理的1165人中，给予刑事法办的仅50人，其中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莫世凑和林秉刚被判无期徒刑；其他的杀人凶手或
杀人指挥者曾太生、杨永喜、白焯斐、梁培德、林义文、梁权金、唐自森、麦玉成、廖得全、何作邦、叶八金、梁培智、蒋明福等47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至4 年不等。没有一个凶手被执行死刑。

〔2〕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在被处分的1165人中，除5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外，有1115人仅给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公
职的30人，开除党籍的561人，开除公职的9人，党纪、政纪处分的565人。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的惩处。更有281人免予任何处分。

〔3〕经济的补偿。每个遇难者仅给100元的丧葬费，120元的怃恤金，这总共220元钱就打发了一条性命。那些受过迫害的“走资派”，不但恢复了名
誉，经济上也得到优厚的补偿，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与许许多多失去生命的人相比就实在显得不公平了。

回顾历史，拒绝遗忘。谨以此文悼念那些不幸遇难的平乐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愿他（她）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愿他（她）们在天之灵保佑后世的芸芸众生。

本文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
1、《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
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
3、中共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册〕，1987年11月
4、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难者家属，鄢定中、谢世明、夏春林、洪宗祥、莫祥英、李××、蓝××、陈××、郭××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
5、当年参加武斗和武装围剿“四二二”派的原“联指”派成员黄××、尹××、钟××、卢××等人的口述资料
6、当年耳闻目睹抓人、打人、杀人的旁观者蓝××、严××、潘××、陈××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
谨对上述书籍的作者和资料提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