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文革往事与随想

hachen

凯福饭店说“文革”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6日

他跟我一届，与其他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人一样，明目达聪，巧知兼备，度豫从容。据教理科研究生英语的吴辛安先生（司徒雷登的学生）说，他的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我们一起下乡劳动，晚上躺在稻草铺上听他吹牛，常常笑得前仰后合；他还出谜语让我们猜，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同学绰号“老肥头”，他取来做文章：“‘老肥头’一丝不挂，打一地名。”“金丝边”去“丝”，柬埔寨的金边也。他深谙西洋音乐，出任校合唱队指挥，同学少年相处久了，同道为朋，亲热地叫他“瞎指挥”，他也不恼。都说此人必非池中物，果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奉派出国，后出任京城某大学校长，再入官场，现已身居高位，不过到了这把年纪，恐怕也只是礼仪性的高官了。为尊者讳，区区写这篇小文时，只得以“他”相称，姑隐其名了。
话说那年“文革”初起，校园羹沸，我们已是等待分配的“老字辈”学生了。比之头脑发昏的年轻红卫兵，“革命性”稍逊而疑问多多。我和他就经常讨论时事，说的那些在当时都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内容，或称“黑话”。为避人耳目，就钻进四川路海宁路交界处的一家凯福饭店，随便叫些便宜小吃，喝瓶啤酒，吃喝的同时，主要听他开导。
记得运动刚刚开始，“刘（少奇）主席”还在外做国事访问未归，他就料定这场史无前例的狂飙必是针对刘少奇无疑，而且怀疑1957年的“反右”原本就是要把刘拉下马的，只不过随着鸣放深入，民主党派，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不知天高地厚，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本人，毛才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社论题）。此人学的是物理，却有一肚子的党史知识，远至江西滥杀AB团，延安“抢救”，近到1958年“反冒进”时周恩来的十数次检讨，甚至主动请辞总理一职等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五一口号’知道吗？第一次发布于哪一年？”他问。我坦承不知。承蒙他相告，第一次发布于1948年，主要呼吁召开新政协，是刘的手笔，那时的毛曾亲笔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划去；待到新政协开过，新中国诞生，毛泽东又亲笔把“毛主席万岁”这一句加了上去。当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之时，他却已经预知这“第二把手”最后不可能有好下场。两人同感的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么个好好的新国家，为什么非要斗到上面人仰马翻，底下遍地树敌，饿殍载道。颇读过马恩－－特别是早期马克思和后期恩格斯－－的他，认定毛没读过几部马恩经典，兴趣不在经济和科学技术，而在“资治通鉴”等帝王驭民之术。
改革开放之后，他第一批奉派出国回来，我们又曾重返凯福饭店。谈话中，听得出这时的他显然对“文革”已作过缜密的反思，认为撇去个人扫除政敌和争权夺利的因素，“文革”并非是一味的瞎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是创见。当时，还没人提到“官倒”，至多就“开后门”腹诽几句，“腐败”更不是全民话题。时至今日，回想他那些话，实在佩服此人的预见性。最近碰到一位德共朋友，也是到了德国以后熟读马恩的思想人，竟与他持同样的观点。
有思想不等于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凯福饭店的这位朋友聪敏过人，登上校长宝座，复又出任高官，想来自我保护有术。现在一定已在颐养天年了。多么希望你读到这篇小文，继续给我些指导。

hachen

[blockquote]“文革”中看电影
原载《南方周末》，2008-10-15
[/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那是8亿人民8个样板戏的“文革”年代。因为戏少,为疏解文娱饥渴,就一戏多演,连带无线电加大街小巷的有线喇叭,无休止地播放其中的唱段,搞“饱和轰击”。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御用才子宣讲,说江青同志如何呕心沥血,巨细靡遗,精益求精培植那些样板戏,一会儿指示正面人物服装上的补丁也应该打得整整齐齐,以免褴褛而损害高大形象(如不信,可看李玉和的铁路职工制服),一会儿指示那儿的布景和灯光都要“出绿”,弄得内景像个户外大草原。那种讲座可不像今天的于丹或易中天,爱听不听由你,那可是师生必修的功课之一,要点名排队入场。照例,听完之后,随即放一场样板戏电影,就算你看过了N次,也得克服“审美疲劳”,虔诚正襟危坐,苦捱两小时,准备看戏之后,各回所属“连队”(当时都搞军事编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嘛)认真讨论。无怪乎,一些“文革”的过来人听说今天的教育部规定,作为国粹教育,样板戏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都面面相觑,怛然失色,以为要“王政复辟”了。[/blockquote][blockquote]
这边银幕上正唱得起劲:“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呃呃呃呃出监……”那边后座突然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噜”。黑黢黢的剧场中,大家齐齐往后望去,主要倒不是寻找声音来源,而是想把这位不虔诚的观众赶快弄醒,免得麻烦。打呼噜的是我的老师伍况甫先生,一位类似19世纪英国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人物:自己终身不娶,侍奉寡姐。这位伍先生与他的胞弟、同样供职于我系的一位曾经锋头甚健的伍教授,迥隔霄壤。况甫先生永远穿着一身比自己身躯小一至二号的衣物,上身的“人民装”绷得连纽子也扣不上；圆口布鞋挤脚,行路如踮地；脑门覆一顶污渍斑斑的“解放帽”,根本遮不住那肥硕的后脑。大一时,他来代课教过几节语音,那发音字正腔圆,远胜其侈谈美学和文论的胞弟,而且一肚子的“杂学”,诸如olive乃地中海盆地特产,不是中国人熟知的橄榄,应称“齐墩果”或“(地中海产)油橄榄”,panda叫熊猫是俗称,学名应作“猫熊”,这些信息我从学生时代牢记到今天。我怀疑他是学过拉丁的。[/blockquote][blockquote]
伍况甫先生开会时永远挑最远的离群一隅落座,寻常不发言,也极少与人交谈。孤形只影,那时开会又无不“马拉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小盹的条件反射。这时,只听见剧场里一个尖利的女声大喝:“伍况甫,侬要死啊,看革命样板戏打瞌月充!”那是来自纺织系统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位队员的怒叱。事后,伍照例被一顿狠批。要知道,当年如对革命样板戏大不敬,小则“吃生活”,大则吃“花生米”也有可能。上海不是有个说书先生在茶楼讲样板戏,难免添枝接叶,摆些小噱头,结果真给枪毙了。不过,“熟则生狎”(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是条规律,譬如我的一位师弟打桥牌得一手多张同花好牌时,就会唱出“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成功将某种花色“打大”(即英文里所称establish)时,得意忘形,脱口而出,便是:“大吊车,真厉害……”师弟唱戏,天机尽泄,所以屡战屡败。[/blockquote][blockquote]
江青曾三令五申,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相比,正面人物为主。可是《沙家浜》里有两个反面人物特别受欢迎:草包司令胡传魁和阴阳怪气的刁德一。说也奇怪,群众就爱看他们两人的戏,看两个汉奸跟阿庆嫂斗智。我们下乡劳动,工余唱戏娱乐贫下中农,唱别的段子,无人要听,这时田头倒是会齐声起哄:“来一段智斗!智斗!”我曾暗自思忖,要是“文革”再拖它几年,想来这段戏也非给江旗手删了不可。“文革”时偶尔也放过《列宁在十月》之类的旧片子。观众喜看爱学。列宁不是爱两手拇指插在西装背心里大发宏论吗?学生红卫兵就学样,只是西装背心变成了夏天的男式汗马甲。双手一插,自觉成了革命导师,说话便肆言无惮,百无禁忌,有的学我们这儿的革命导师,用湖南高腔喊出“yinminvansai”(人民万岁),有的仿各种方言学污言秽语,包括“标准沪骂”××；如我记忆不谬,“面包会有的”这句名言也是当年这样流传下来的。还有个哭哭啼啼的《卖花姑娘》,据说是北邻慈父领袖夫人的杰作,可与此间“国母”的大手笔有得一比,也算热过一阵。[/blockquote][blockquote]
放批判电影时的盛况最为令人难忘。看《不夜城》之前先把主演孙道临揪来批斗一通(巴金因为一直被关押在复旦,自然陪斗)；《兵临城下》、《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每逢放这类内部批判片时,礼堂门前早早已是麇至沓来,人头攒动,据说还有自己仿造戏票———原来造假并非今日始———混进场内,一场映完,兴犹未尽,赖着不走,续看下场的。曾有传闻要放《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等苏修片,本以为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等着一饱眼福,但不知什么原因,终未成真。倒是在1974年前后吧,随着邓公复入中枢,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三部《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日本电影,是因为小毛头林立果他们搞了个唐德刚先生所称的“童子军帐篷笔记”《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提到了这部日本电影里的“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看了电影有利于批判,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这就非你我草民可知了。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盛宴”:超宽的银幕、七彩的画面、大海、战舰、缀了勋表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海空立体、关于二战的“宏大叙事”,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八个戏比下去了。电影散场,我曾听人小声感慨:“这才真叫电影哩。”
[/blockquote]

hachen

原载《南方周末》，2009-08-26

“文革”期间进食堂打饭，有一套感恩祈祷的礼仪。走进中央饭厅，对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先要一手端着碗匙，一手高举小红宝书挥舞，朗读一段语录。仪式始兴之时，有红卫兵监督，马虎不得，有人想逃过功课，从边门溜入，径奔饭菜而去，倘被发现，就会给抓到巨幅画像前，先虔敬认罪，继而罚读长段语录，由此耽误打饭，真个成了欲速则不达。更多的人往往斜眼瞟着那边打饭的队伍越排越长，这边不得不捺下性子，齐声读一段“最新最高”或是“世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之类的相关“指示”。渐渐，为了早一点打到饭，吃到供应有限的菜，大家心照不宣地把语速急提，像今天唱Rap那样，匆匆读完，急奔卖饭窗口而去；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巨幅画像旁实施监督的红卫兵也撤了岗，于是仪式变成了走过场的滑稽剧：只见三两人步入食堂，也不驻足，对着画像象征性地一挥膀子，连读三遍当时最短的语录“要斗私批修”，不知是自表忠心，还是算给那边的画中人一点面子。再往后，食堂请示仪式对大多数人而言，自动消亡，毕竟排队吃饭，填饱肚子是世上 “最大问题”——除了像被关押在校的巴金先生，他在中文系红卫兵押解下，手提两个热水瓶（饭后打水为全天所用），照样要对巨幅画像行礼如仪，左焰最炽之时，还曾见老人被迫跪在食堂湿漉漉又沾满油渍污垢的磨石地上诵读语录。
然后仪式便移至寝室举行：大家把饭菜打回，若是夏季，先忙着把上衣和长裤除了，摆开棋盘，这时突然有哪一位想起还没“饭前请示”，便提醒众人，于是照样敷衍潦草地大嚎三声“要斗私批修”，接着一边进食，一边大杀车马炮。待到一局杀完，那穿着宽大纺绸衣裤（此人从不赤膊）的师弟甩着双臂，到盥洗室去冲洗饭碗，一边吼着自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那是京剧样板戏 《沙家浜》中的唱段）。
时隔四十多年，回忆起来，此情此景仍是缕缕清晰皎然。
是什么保证了这样一幕滑稽剧日复一日屡演不止？当年有句用烂了的警句，叫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隐含恐怖的杀机。谁敢不“请示”就张口吃饭，保不准哪位室友突然贲发革命肾上腺素，奏上一本，那是有可能老账新账一起算的。但与此同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都知道这是演戏，于是才会把这本应严肃认真的程序，做得如此潦草、荒诞，像是彼此早已达成了某种默契。安插卧底，鼓励告密，迫使群众甚至包括亲朋相互提防，相互监督是“文革”政治动员、社会监控的一大法宝，当局用它已有得心应手之效，这一点其实群众也早已心知肚明，所以戏虽乖离幼稚，大家还是照演不误，以免生事招祸。另一方面，群众的默契和敷衍了事，“文革”当局当然也了然于胸，不过只要不出几个出格异类，门面还在勉强维持，懒得也无力去追究。这大概也算是众庶与权势的一种博弈吧，直到最后“请示”仪式被弃若敝屣，“文革”也以失败告终。

hachen

原载《南方周末》，2009-07-15

1971年7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传出不足百字的一段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翌年访华。时非校广播台的寻常工作时段，而且公告无头无脑，播完就无下文。对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记忆犹新的革命师生，这时动不动还在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样的革命歌曲，自然被上述公告弄得一头雾水。美帝头子来访，不亦异乎！不亦惑乎！
于是，几天后，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徐景贤就来学校作报告，俗称“吹风”。请注意，这可不是什么移樽就教，而是“文革”当局知道，大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是难弄，每逢移宫换羽，易生腹诽怨谤，不派位大员来讲论大义，演绎丝纶，弯子转不过来。对有数的几个兄弟国家，帮助转弯子的重任由周恩来亲自担负，后来听说工作收效不大，还被“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和“天涯若比邻”的小伙伴给奚落了一番。
在我们学校的“吹风”会上，徐景贤从当年早些时候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说起。因为“文革”，中国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这项赛事，乒乓球界同其他地方一样，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至少已经有曾为中国赢得第一座世界男单金杯的容国团和金牌教练傅其芳（其女正在我系学习）两人自杀。绝妙的是，徐景贤传达了要求乒乓运动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把第31届描绘得非常恐怖，好像如果中国派队参加，境外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就要对我运动员搞绑架甚至暗杀。其实，洋人似乎从来并不怎么把乒乓球看作影响巨大的体育运动，真想不出来谁会吃饱了撑的绑架加暗杀？（倒是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乒乓运动员“自己绑架自己”往外国跑，郁郁复离离，已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海外兵团。）
徐景贤接着说，天下大事，必作以细。参赛事小，影响至巨，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亲自批示了“我队应去”四个大字，事情方始定夺。由于担心抓了革命，忘了练球，跑到国际上打不出好成绩给“文革”抹黑，徐景贤曾不嫌其烦地解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口号。一听这完全违反竞技本质又不无伪善的口号，果然腹诽顿起：那还打什么比赛啊，把人请来“排排坐，吃果果”开个联欢会不就结了？
接着，徐景贤重点介绍“乒乓外交”：毛主席如何在某日已经服过安眠药之后，挥动巨手，四两拨千斤，用小球推动大球，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要求未得响应而准备登机回国的最后一刻，决定邀请他们来华；美国人听到消息如何欢呼雀跃；来到中国后又如何爬长城，吃烤鸭，还蒙国务院总理接见座谈，最后感恩不尽而去，等等。其中徐景贤还传达了翌年接待尼克松时应当注意的事项，其中一条是态度要“不卑不亢”，要向名古屋的庄则栋学习：当时他看见一个鲁莽的美国运动员小子误登中国队大巴。正当一车的中国人像见了外星人一样目瞪口呆之时，庄跑上前去与对方接谈，还送了杭州织锦，从而打破坚冰。大家听了，觉得庄只不过做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事，这就叫“不卑不亢”？那也许是因为更多的“文革”中国人对洋人“亦卑亦亢”、“时卑时亢”已成了一种积习。
坐在听众席中的我，这时想起上一年翟象俊兄拿来叫我翻译的一个英文政治讽刺剧剧本 （翟兄说是上海隶属于“四人帮”的写作组朋友所托）：戈尔•维达尔作于1970年的《理查德•尼克松之夜》（An Evening with Richard Nixon，笔者注：这种an evening with……的标题已成俗套，即一夜阅读或演出，可窥主人公全豹）。剧本的所有台词全是剧中人在现实生活中说过的原话，把所有那些华言、浮言、曲言、伪言罗织排列，于串联并置之中可立见其妄。除了讽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人之外，此剧矛头集中对准尼克松。剧中的尼克松，这个在1950年代狂热推行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老手，为从越南脱身，原来早从1967年起就向中国频送秋波，先是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我们怎么也不能听任中国游离在各国之外，让她独自纵情妄想，蓄积仇恨，并威胁邻国。”如果说这段台词的语气还不够客气，那么从1969年推行“关岛尼克松主义”起，这位美国总统不但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号作为称呼，而且提出破冰解冻和邦交正常化，直到1970年10月在《时代》周刊上放出试探气球：“如果说我在有生之年还有什么未偿之愿，那就是到中国去。”这个在1949年曾责问杜鲁门“谁丢失了中国？”的冷战大王，就这样试图“找回中国”了。不积跬步，何至千里？木与木相摩则燃，原来中美是这样跳着小步舞开始接近的。只是老百姓不知就里，这才有了转弯子的必要。
“吹风”和“转弯子”从此成了我们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hachen

原载《南方周末》，2009-08-05

1967年下半年，复旦大学的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郊县青浦朱家角一个名叫山湾的地方，开办“抗大战校”，将最近留校当教师的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集中到那儿去接受“再教育”。设校初衷，顾名思义，是学习延安时代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那时，“五七干校”尚未开办，所以这儿说的“战校”和后来设在崇明岛上的复旦“五七干校”不是一回事。
既是“战校”，自然实行连、排、班的军事编制。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连部首长以及各排排长由清一色的工宣队员出任，惟有班长才由工宣队指定学员中靠得住的先进分子担任。编制规矩既定，谁知领导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在邯郸路校本部孵久了，都不愿大老远下乡去体验一下“工农联盟”中位居老二的艰苦生活，所以光连部组成这事就拖了又拖，我们这些学员便“待命”再“待命”，一直拖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方始打起铺盖成行。
工宣队连长据说是个原来在工厂屁股就不大干净的主儿，不知这次下放是否与此有关。既然命令他出掌“战校”，他也就先从外表上来个“军事化”：足蹬大皮靴，又从生物系牵来一条大狼狗。听说他特别喜欢接近女学员，常破例恩准她们返回市区探亲以示照顾。我作为学员，原以为“战校”里将以农业劳动为主，反正大学五年加研究生三年，没少干挑担、插秧之类的农活，倒也还能对付，所以方寸并不大乱。
谁知到得“战校”，先是平整场地，第一天就忙着把校园里的一个坟包给挖了，白天挖不完，天黑之后继续挑灯夜战。明明是座无名氏的普通坟茔，自己吓自己，说什么定是大地主的墓葬，里头有宝，挖坟已惊动校区四周的阶级敌人，因而整夜轮流值班放哨。
工宣队确实不喜欢艰苦的农业劳动，所以“战校”生活基本上就是三个内容：1）把校区漆成“红海洋”，就是把所有墙面画上“葵花向太阳”之类的东西（最近看央视六一儿童节庆祝晚会使我有重返“战校”的错觉，瞄了一眼，赶快换台）；2）背诵“老三篇”，人人必须通过测验；3）民兵操和夜间突然紧急集合－－后者常发生在连部领导开夜车打扑克并吃过夜宵之后。供学员用于“整理内务”的空余时间倒是不少，学员或三五成群信步15分钟到淀山湖畔徜徉，或像我这样补补业务，练练笔头，记得曾写过题为“鹅步集”（因无休止的民兵操练而得名）的不少小文章，可惜后来因怕文字获罪，统统付之丙丁了。“战校”接受“再教育”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课是，那一年12月25－26日从青浦徒步走回复旦给毛主席庆祝生日的活动。25日吃过午饭，学员集合，每人领到两件“宝”。一个是量体裁衣可正好装下语录本亦即“红宝书”的塑料小包，须知当年这种斜背小包也是一种statussymbol（身份象征），工宣队就是背着这种身份证似的小包进驻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后来才慢慢普及开来。第二件是一块铅皮，上印当时极为流行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学员们就这样斜挎语录包－－我觉得像武工队的驳壳枪，前胸挂着铅皮画－－我觉得像古代武士的护心镜，踏上“长征路”的（其实，从青浦“战校”到江湾复旦校部大概也就四五十里路吧）。一路行来，始终有辆大巴跟着，名叫“收容车”，谁走不动要掉队了，可受“收容”待遇。其实那车主要是为我们的连排领导安排的，他们在车上打扑克，不时下来检查队伍步伐是否齐整，歌声是否嘹亮，再就是领呼几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和“一二三四”之类的口令。
你别说，这样一支“驳壳枪”加“护心镜”的队伍，从郊区走进大上海，一路上还挺吸引眼球的。走到虹口游泳池是凌晨三点，这样的步速太超前了，不能使队伍恰好在校区早晨广播响起的那一刻走进校门。偏偏这时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在寒雨里原地休息“倒时差”。待到重新集队，“收容车”已先行开回复旦，原先车上的工宣队这时都和学员打成一片了，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复旦大学进发。时间掐算得非常精确，就在12月26日6点半，复旦大学广播台早广播信号“东方红”乐曲响起的那一刻，队伍走进校门，在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前站定，高歌并齐颂语录，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给他老人家祝寿。那已被雨水打湿的老棉袄压在身上，沉沉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文革”版“朝山进香”活动终于结束，接下来就是跨越元旦的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假期，学员们还是挺向往的，想来给我们施行“再教育”的工宣队老师傅们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