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文革: 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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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子明


按照金钟的建议，我们把“文革”作为一个类似于“劳改”（其英语为Laogai）的特定用语，而不是官方辞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简称。

首先，我们要区分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本文中所谓的文革，均指前者。文革时期的中国，是指1966—1976年的中国。在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与文革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说，由于大量施用化肥，改良种子，扩大灌溉面积，中国的粮食产量在文革时期稳步上升，大大地缓解了国人的口粮问题，但这并不是文革的功劳。有些事情与文革运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并不大。比如说，中国外交战略从“三斗一多”（与帝、修、反斗，对外援助多，1972年、1973年的援助额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7%、7.2%[ii]）转向“一条线”（毛泽东在1973年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iii]“整那个王八蛋（指苏联）”[iv]），就不是按照文革的逻辑。按照文革的逻辑，是从“三斗一多”到“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v]；1970年代的外交转向固然有对极左外交反思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遵从了国际政治（合纵连横）的逻辑。再比如说，大小“三线”和“深挖洞”，耗费了几千亿人民币，影响到几千万人的生活，确实是与文革同根生，但它的起源还要早于文革，因此也不好说是文革的产物。然而，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的确确是那个十年里的中国主旋律，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珍爱、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摆脱的一场劫难。

现在关于文革性质的种种论述，有许多还是在跟从毛泽东的指挥棒。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vi]“文化大革命”也好，“政治大革命”，都是毛泽东钦定的性质。

其实，文革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常说，“文化革命”是“革文化命”，是摧毁文化、践踏文明。至于政治革命，从殷周换代到蒋毛更迭国号，自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人们只知道陈胜吴广革命，却闻所未闻秦始皇革命或者秦二世革命，虽然他们都曾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或大动作。而毛泽东是以“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vii]自许的。“秦始皇”亲自发动，亿万“臣民”在“公安六条”的鸟笼里“奉旨造反”，实在不好说是什么革命。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文革是一场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游戏，一场由东方式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

文革结束不过三十年，它曾经笼罩一切的影响力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荡然无存。当年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成了文物贩子的叫卖品，曾经印刷过几亿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有些图书馆里已是“馆藏书”（请把它与《圣经》、《可兰经》和《论语》做个比较）。不要说文革前的“四旧”全盘复辟，连1949年以后一度绝迹的“风水”、“算命”、“冥婚”……也重新招摇过市了。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割尽，它今天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世界革命的中心”早已沦为全球资本家的“天堂”和“乐园”。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一窍不通，过来人对于文革也恍如隔世了，连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也受到“商业和娱乐消遣”的支配。[viii]毛泽东把文革的任务定为“斗批改”、“破旧立新”，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又给当今的中国文化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年一觉扬州梦”，昔日的一场游戏，在许多当事人那里今天已经成为一场梦。

一、 文革性质：什么意义上的游戏

中文“游戏”一词，有着广泛的涵义，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包括play，game等。席勒、赫伯特•斯宾塞、谷鲁斯、弗洛伊德等都曾提出过关于游戏的理论。[ix]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也对游戏的概念有透彻的阐述。[x]本文不准备详细地讨论游戏理论，出于剖析文革的目的，只需从两个层面了来理解游戏的概念——生活中的游戏与文化中的游戏。

梁启超曾在讨论生活中的趣味问题时把生活的领域分为四部：“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xi]学问又可分为求学与研究。对于青少年来说，求学是工作的预备阶段；过去曾经是一种业余爱好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工作。同样，高雅、自娱的艺术，由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饭碗，而受到日益严重的媚俗、趋时的压力。所以郑也夫说：“对于多数人来说，游戏是与工作对立的。因此对游戏性质的探讨可以从游戏与工作的比较中开始。”[xii]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其结果。有时候结果会是不尽人意，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它是工作的目的，工作是为着它而开始的。与之对比，游戏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着过程中的愉快；绝大多数的游戏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其次，多数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被迫的性质，或是为他人所迫，或是为自身的生存所迫。而游戏不包含类似的被迫，它是自愿的，因而常常是愉快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人大都怀有一种欢快的心情，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也会成为被戏耍的对象，到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十年运动搞下来，很少有人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整个社会也从运动中“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

“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和游戏不是对立的，工作几乎就是游戏。尽管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状态毕竟迫使我们对上述的对比做出修正，也就是说，游戏与工作的区别大约只是相对的。一方面，工作有时可以成为游戏。……一位前克格勃的官员说，他酷爱设计阴谋，他每天工作16小时，乐此不疲。那工作对他也成了游戏。”“马克吐温说：工作的法则似乎非常不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改变：工作者从中得到的乐趣越多，他所得到的薪水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除了收入、社会声望等因素外，还有一点值得参考，就是工作中的趣味性。”“另一方面，游戏有时也可以成为工作。比如打球是游戏，但是打球在职业球员那里已经成了工作；而这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作，因为广大观众对他们的‘工作’的观赏仍然是地道的游戏；并且尽管它是球员们的饭碗，多少球员仍然很喜欢和热爱这项活动。由此可见工作和游戏的相互渗透。”

我们把游戏分为两类，一类是休闲、娱乐性的，一类是猎奇、冒险性的。后一类游戏和工作的相互渗透更为明显，可以称之为高级游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类游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游戏者角色将与工作者角色并驾齐驱，所以郑也夫才会有“游戏时代”的说法。而在文革时期，中国尚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距离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还很遥远。这是一个渴望工作、渴望温饱的年代，游戏对于社会来说多少还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尽管说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规模空前，参与者人数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运动，但以运动为游戏者，毕竟还是人群中的一个少数；运动时间在社会总工时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是一个少数。自始至终把文革既视为工作又视为游戏，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人。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在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xiii]哈贝玛斯解释说：康德把文化称之为理性的本质为了某种目的所进行的有用的活动的产物。[xiv]而游戏理论的先驱者胡辛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xv]根据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观点，“游戏”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定义”的，而只是一些用法的集合。按照不同的用法，甚至可以把游戏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文化领域。

有目的、有用的文化与无明确目的、无实用性的游戏，如何能够重叠在一起呢？因为从人类整体或者上帝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理性”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正所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某个人看来是有用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哲人伟人一生的辛勤探求，最终在上帝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笑话。许多种不同社会模式的试验，最终可能只有一种成为正果，作为延续下来的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试验则成为过眼烟云，成为需要后人挖掘和解释的文物遗存。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事演习显然是有用的。但如果最终战争没有打起来，在后人的眼里，每年耗费巨大的演习岂不就是劳而无功的游戏？笔者年轻时候曾没日没夜地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挖地道、布石雷，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比天方夜谭还要可笑十倍。按照人类学家的用法，广义的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结算一下几千年来的人类活动，只有极少部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绝大部分只是有过程而无结果的人生游戏。尽管毛泽东情牵梦绕，死不瞑目，希望文革能够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但文革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给现今中国留下的痕迹还不如他在195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就当时而言，文革是一场少数人积极参与（多数人是“逍遥派”、“观望派”）的斗人游戏（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xvi]）。从现在来看，文革是一场很少留下文化遗产的狂飙游戏。当年的狂热程度，可用林彪的一句话来代表：文革要“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他同时还说：文革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xvii]即使是现今的文革拥护者、歌颂者，也很难承认这个结论——如果文革真有这么大的成绩，又岂会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二、文革动机：“天师”的游戏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xviii]为了证明文革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把刘少奇定性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让林彪和孔夫子连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对于毛泽东及其手下来说，就都成为“完全必要”的了。然而，解释文革的两种主要理论——权力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都不能支持毛泽东的说法。

中共党内存在着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分野以及两种路线支持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这不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的权力有了明显的扩大，倒向刘少奇路线的干部日益增加，但是，这还远远构不成对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现实威胁。毛泽东事后曾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xix]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党政军权力中，除了（被刘少奇和邓小平直接掌控的）党权管不了了，政权（通过周恩来）和最关键的军权（通过林彪）还是听他话的。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曾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xx]毛泽东是一个自信的人，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刘少奇视为真正的对手。

社会冲突说（其中包括“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说）的阐释者之一郑义最近提出了“趁机造反”说。[xxi]笔者以为，尽管在“十七年”中，“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积怨已深，但还没有尖锐到无法压抑的程度。“人民群众”趁机造反，就说明不是逼上梁山，不反不行了；只有在最高领袖把文革“发动”起来，统治机器暂时瘫痪之后，才有机可趁、有空可钻。

文革既非必要，也非必然。[xxii]如果毛泽东愿意，他完全可以像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样，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文革中种种摧残人权、灭绝人性的暴行，固然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极权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罪孽并非文革所独有；而文革所特有的群众造反方式，在金氏父子六十年统治和卡斯特罗兄弟四十七年统治期间就未曾出现。

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发动文革，确实是为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也就是他本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以73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统统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原因。”[xxiii]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泽东确实认为形势严峻，他会采取类似华国锋对付江青的办法来对付刘少奇，而采用文革这样匪夷所思的招数，正说明他对大局有着必胜的把握。应当说，他更怕的是在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后鞭尸”的情况。从彭德怀事件以后，他就经常流露出这种担心。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谢胡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xxiv]6月10日，他对越南的胡志明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xxv]所有这些话都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身后事做准备。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起因是不充分的。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xxvi]概括地说，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实验性革命”[xxvii]，一场真枪实弹的演习，一场剑走偏锋的冒险游戏。

毛泽东自己使用的是“演习”一词。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的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既然是真枪实弹的演习，毛泽东准备付出一些坛坛罐罐的代价，但整个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都是在演习导演部（当时的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本节标题中所谓“‘天师’的游戏”，主要用意不在于揭示毛泽东思想的道教渊源，而是要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自己打造“天师”的“不朽”[xxviii]地位。这里所说的“天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简称，二是“天下师”（或者说“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的简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天师也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张天师的传人。

中国道教的“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是由东汉张陵（又称张道陵）创立，其传人由创始人的子孙世袭，称谓为“天师”。道书载：张道陵为汉留侯张子房八世孙。传至1969年在台湾继位的张源先，已经有64代天师了，其中前59代均有中国历代皇帝给予的封号与谥号。

毛泽东在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xxix]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他从《张鲁传》中发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xxx]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只能当一个“儿子党”的首领，在外交上“一面倒”，在内政上“全盘苏化”。按照斯大林模式搞政权建设和所有制改造、计划经济，嚼别人嚼过的馍，对于毛泽东来说缺乏刺激性，一点也不好玩。在斯大林死了以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没有人再能约束毛泽东了，毛泽东痞性大发，接连搞了两次大赌博，第一次是三面红旗运动，第二次是文革运动。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当时公开的说法是要“超英赶美”（毛泽东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xxxi]），实际上是憋着劲要甩下苏联，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洋洋自得地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郑州，毛泽东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在同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xxxii]毛泽东表面上说让苏联“先过渡”，其实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和心态。

三面红旗运动的悲惨结局已为人所共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分量（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不要怕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xxxiii]），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受损、威信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杜绝别人“秋后算账”，追究三面红旗运动导致5%人口饿死的历史责任。“吃一堑长一智”，他在进行文革运动这场新的赌博时，已经不敢再去触动体制的硬核——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而只能在体制的软组织和“精气神”上打主意了。事实上，文革运动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伤筋动骨的程度，尚不及三面红旗运动，这就更加凸显了前者的游戏性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经济上把“西方世界”“抛到我们后面去”[xxxiv]的幻想，他知道那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他这辈子是等不及了，因此，要想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只能从“文化革命”入手，凭借“软实力”（当时的说法是“精神原子弹”）与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一争高下了。

按照綦彦臣的说法，文革的理想是要“造就一个全新的祭祀系统——马恩列斯毛实际上以毛为总神祗（如林彪对毛的语录化崇拜仪式的创造，等于略去了前四者）”。他认为：所谓“人民文革”作为造神力量，是对孔子和墨子以来“人民性”的一种反动。“有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阅读经验的人应当知道在孔墨显学时代中国产生了两大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其影响至今而不绝：其一者孔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权，‘有教无类’成为教育自由化的经典总结；其二，墨子打破了宗教垄断，坚决地否定了孔儒‘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定式，以‘明鬼’与‘天志’观推动了宗教自由化即祭神（鬼）的权力不再为贵族垄断，民也可择神而祭甚至多元选神。”“从西汉平帝开始，到东汉末乃至魏晋（包括曹氏父子），流及北宋再至清代，都出了‘禁淫祀’的反宗教自由法条（案）。‘人民文革’也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它被毛泽东的反宗教策略牢牢吸住。砸烂一切与怀疑一切，结果等同于‘禁淫祀’，即除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以外，其他的祀祭（信仰）都成为罪恶。”[xxxv]

中国旧的祭祀系统是“天、地、君、亲、师”，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新的祭祀系统则要把这五者集于“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一身。帝制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天生之，地养之”，除了交“皇粮”（偏远地区还不用交），皇帝老儿也与我不相干。到了毛泽东一手缔造的“新社会”，结婚生养都要经过“单位”（包括农村的“大队”）批准，种什么粮食和怎么种都要上级（从“公社”直至最高当局）来决定，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领导下的“党大”了。毛泽东“焚书坑儒”的规模，超过中国“始皇帝”百倍、千倍、万倍，就政治的权威和全能而言，自然是“君”不如“毛”了。1952年陈寅恪写过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证羊见惯借锄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发展到文革前夕，“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氛围已经形成，在笔者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听毛主席的话”而与父母顶撞、冲突甚至决裂的经历。但是，毛泽东还不满足于对“天、地、君、亲”的超越，他曾假惺惺地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xxxvi]的确，他对“伟大导师”情有独钟，因为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要控制和改造人们的心灵。了解了毛泽东对于“天师”的内心渴求，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赞不绝口，甚至在文革中默许“红海洋”、“主席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类“神道”的崇拜仪式。

毛泽东的理想绝不限于成为中国人的“天师”，他还要成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和崇拜的“天师”。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向世界输出革命包括输出文革，由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被掩盖和遮蔽了。1965年，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xxxvii]因为毛泽东手头没有足够的钢铁、坦克、航空母舰和热核导弹，他无法像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那样去扩张和争霸，而只能输出“精神原子弹”，指望由“精神变物质”。“五一六通知”中说，文革不仅“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一声号召，所有机关、学校都起来响应!……这个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准备好了，就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就能发展世界革命。……一个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对目前还不满足的人，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直到陈毅已经成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1967年3月5日，他还在表扬中国驻外“使馆的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闯将，……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xxxviii]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报刊上，充斥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自慰口号。

1967年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各类毛著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说：“《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的总攻势，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于对外输出文革，向别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仅在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就和当时50多个建交国中的30多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断交，有的相互驱赶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和留学生，有的发生排斥华侨华裔事件。[xxxix]中国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可以像“小皇帝”一般胡作非为，在社会上则不能随心所欲；同理，中国的毛天师可以在国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到了国际上就没有多少人买你的账了。中国在全世界的朋友，一度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家。而为了维持这个惟一的“铁哥们”，中国为200万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将近9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xl]这样的玩法是连素来大手笔的毛泽东也玩不起的了。因此，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及毛泽东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反苏战略的小伙计之前，他就收敛了当“天下师”的野心。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进取心，满足于“井水不犯河水”和“闷声发大财”了，对于尼泊尔毛派共产党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攻城略地，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同志”的欢欣和“出手帮一把”的意愿。

三、文革主力：“白相人”的游戏

文革这场游戏是由毛泽东设计和发动的，但只靠他一个人是玩不转的，他需要有帮手、打手和捧场的人。本节将讨论文革玩家的身份、资格和出局问题。

文革在毛泽东年代的大号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把“无产阶级”理解为产业工人，就大错特错了。王希哲说：“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批示道：‘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请注意：毛泽东看到了工农运动阻止他帝制复辟计划的实现），拟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大的‘老保’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xli]绝大部分工人是文革的对立面（“老保”）和冷眼旁观者。绝大部分农民也是如此。毛泽东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严格地说应当是无产无业阶级，他们并不是现实中的工人农民，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

梁启超曾说：“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联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xlii]也就是说，无业阶级最喜欢代表“人民”，最喜欢搬弄“主义”，最热衷于“革命”。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人中，有业阶级是多数，无业阶级是少数，“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征服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要中国人全都变成无产无业阶级。实行全社会公有制后，就人人都是无产阶级了。但这还不够，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还提出了全社会无业化的设想——不论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兼营他业，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xliii]取消了“术业有专攻”，每一个人都是“万金油”和“螺丝钉”，都随着毛泽东的号令搞“大批判”、“斗私批修”，人人无产无业的大同世界就将出现。

“社会主义新人”与旧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已经从人性中排除了“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因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人”了。“经济人”有利益和享乐的考虑，“政治人有权力和自尊的追求，“社会人”则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没有独立的人格，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最高领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现实中国的农民还有“产”——住宅、农具、自留地、自留畜等，工人还有“业”——车、铣、刨、磨、钳等，他们都还没有摆脱“经济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尚未社会经验的青年才有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性。

李月军说：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远未定型，他们本不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充满“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一代，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他们设定了所谓的“革命接班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了他们在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下的独立意识萌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满足放大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们产生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共享激进政治情绪，进而将之投入到“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xliv]王希哲说：“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xlv]

据万润南回忆，1966年8月4日，邓小平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说：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xlvi]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累计达1100多万人。毛泽东下这样大的本钱动员青年人参加文革，也是有其苦衷的。他并不是不想让成年人跟着他的指挥棒起舞，但是，尝过历次政治运动酸甜苦辣的人，都深知毛泽东“秋后算账”的“阳谋”，不会轻易地上当了。而且，刚刚从三面红旗运动导致的大饥荒中喘过一口气来的人，对于毛泽东、刘少奇两条路线的是非曲直，有着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因此，毛泽东只能让红卫兵和造反派——其主体是不通世故、不明真相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工人——来充当文革的主力。而大学生中政治比较成熟的人，如曾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朱成昭，在1966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三子”的游戏：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xlvii]

毛泽东所属意的无产无业无心无肺的“新人”其实很像一种“旧人”——当年上海滩上的“白相人”。旧时的白相人是指那些没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却精通吃、喝、嫖、赌的人。毛时代的白相人只有少数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有私下里吃、喝、嫖、赌的机会，多数人寻求刺激的方式是打、砸、抢、烧。白相人是一种正常社会的寄生物，是非生产性的，因此既不能在全社会普及化，也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李月军说：当毛泽东最终把整个“红卫兵”群体交给“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去“再教育”后，“红卫兵”群体的“革命”激情终于在生存的艰苦挣扎中磨尽了。[xlviii]这是文革白相人的必然归宿。

青少年天生就有很重的玩心，不用考试，不用上课，在玩玩闹闹中就“咸与革命”了，当然是很开心的事。这时，马上就出来了喝令阿Q“不许革命”的年轻的“赵老太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他们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xlix]，捧出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宣称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取得了毛泽东的赞赏。但是，他们紧接着就搞出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参加游戏的门票掌握在他们手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限于“黑五类”、“狗崽子”，而是指所有的非“红五类”，其中包括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中共基层干部和普通职员的子女）不仅不能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也要经过他们审核批准。而且，他们只许造“牛鬼蛇神”的反，不许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血统论本来是毛泽东几十年来所鼓吹的阶级论的自然延伸，中共建政十七年中所贯彻的“阶级路线”也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不像“老红卫兵”如此毫不隐讳。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清算“老阶级敌人”，而是要揪出政权内部的“新阶级敌人”，用林彪的话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l]“老红卫兵”以为文革只是他们爹妈革命的模拟和复制，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惹恼了“江青阿姨”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使自己在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闯将后随即成为运动的第一批绊脚石。事实上，出身问题贯穿了“三年文革”的始终，不仅是“保爹保妈”的“老红卫兵”之类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分界标志，也是造反派中所谓“派性”的源头之一。譬如北京中学生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出身不好的人在四三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四派则以这一点作为攻击前者的口实。

“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包括血统论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了文革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各级当权派后，游戏者的资格问题在一时间被淡化了。芦笛认为，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在与“血统论”的斗争中，涌现了文革时期（而非文革运动）的一位“大英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刘晓波写道：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lii]遇罗克在“红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就写下《出身论》初稿，随即被单位关押审查。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里，遇罗克和弟弟遇罗文、郝治、牟志京、王建复等人“趁机造反”，自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该报第一期以三版篇幅发表了《出身论》，立刻轰动了北京乃至全国。但是，遇罗克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造反”范畴，他不仅反对皇帝和贪官，而且反对造成皇帝和贪官的体制。尽管他也采用了一些语言上的伪装，但瞒不过毛泽东体制的忠实鹰犬。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后押赴刑场枪决。

游戏在英语中既可译为play，也可译为game，两者的含义有区别。孩子“过家家”，情侣“花前月下”，属于play；体育运动、棋牌游戏、电脑游戏，属于game。前者是无规则的或者是自定规则的游戏，后者是有前定规则或外在规则的游戏。毛泽东不允许卜大华、骆小海（“红卫兵”创始人，“三论”的作者）和遇罗克自己play，他只允许他们参加已经安排好情节的game；但是，他本人却不遵循任何规则包括他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始至终都在随心所欲地play。由于毛泽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所以他能够在文革中始终保持赢家的地位。又由于这场game的规则朝三暮四，变化莫测，绝大多数积极参加者都先后被判违规出局。

“老红卫兵”忘乎所以，想要由自己来认定文革游戏者的资格，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一旦群众造反的大势已成，刘邓司令部土崩瓦解，他就要清理门户，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趁机造反”了。毛泽东的资格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死规定，一类是可以随意伸缩的活框框。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liii]其第四条规定：“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从而为“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任意凌辱、欺压、迫害甚至屠杀这些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由于“21种人”中的最后一种是“家属”，从“家属”又很容易扩大到“亲属”，使其覆盖面达到了总人口的10%。

以上“21种人”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反革命”及其家属，而“公安六条”最核心的内容是其第二条，即对“现行反革命”的认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以及受到前者保护的“革命干部”。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曾出现过两条强势的革命口号——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公安六条”一出来，它们就被戴上了笼头和去了势（骟了蛋）。毛泽东的“人民—敌人”辩证法，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在反右运动中，他起码还要制定“六条标准”，而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五条，只要掌权的人认为你“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而不论是何种“反动言论”，你马上就从“人民”的行列坠入了“敌人”的十八层地狱。由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liv]在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3000人中，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1700名，[lv]就是“人民—敌人”辩证法以及“一小撮—一大批”转换机制的一个例证。

郑义说：由于历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lvi]其潜台词是：即便造反派的追求没有跳出毛泽东“人民—敌人”辩证法的框框，但对于有权享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人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平等”或者说“解放”。然而，这一叙述距离当时的事实相距甚远。在文革中谈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专利权不属于造反派，而属于毛泽东。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lvii]8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宣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lviii]但是在红卫兵、保皇派掌控文革领导权的时候，一味推行血统论，根本就没心思搞什么民主选举。到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取代保守派崛起于文革舞台后，除了极少数“新思潮”的鼓吹者，“巴黎公社”这样的字眼已经很少再被提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改变了主意。从1967年“一月革命”开始，革命造反派“夺权”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取代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而“夺权”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军队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与“人民”没有丝毫关系。

因此，不算个别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案例，从整体上说，“文革造反派……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虚构。相比而言，胡平的概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说：文革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lix]竞赛革命或者表演革命，进是为了“夺权”，退是为了自保。而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是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二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人民文革”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分清“延安与西安”——人民与敌人，革命与反革命。这是一条在背后不断抽着造反派向极左狂奔的鞭子。“照理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毛泽东本来只想让人们在文革中“白相”一番、演习一场，就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鸣金收兵。然而，他未能如愿。因为，不论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参与了文革运动的其他人，只要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尚未大功告成者，其人性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潜伏着白相人以外的其他维度，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经济人和政治人的本来面目。芦笛写道：“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都组成了庞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不幸的是，这种健康趋势尚未来得及蔓延全国，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期内合力扼杀了，因而在文革史上无足轻重。”[lx]

文革中经济人最突出的代表是一个争取合同工、临时工权益的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该组织于1966年11月8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振海的父亲是国府警官，周牧的父亲是国军将领”，“他们两人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扫出学校大门。”“全红总”于12月25日封闭劳动部，26日封闭全国总工会，同日受到江青的接见和支持。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签署《联合通告》。通告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在文革期间“一律不得解雇”；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4日，江青指示缓发《联合通告》。8日，“全红总”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原定名称“国际记者招待会”，因太敏感而改），受到周恩来“家丑外扬”的严厉批评。22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集会示威。23日，一批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受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来包围全总大楼，捣毁“全红总”总部，公安机关也于同日绑架了王振海。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宣布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此后，“全红总”负责人均被逮捕和判刑。周牧（现名方圆）被判刑二十年，其他人从十五年到五年不等。[lxi]

文革中政治人的典型有“新思潮”诸君[lxii]，还有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等人。“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lxiii]刘凤翔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lxiv]

其实，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政治人和经济人，一经发现就马上打入另册，从文革游戏中驱逐出局，他对于纯粹白相人的游戏也越来不耐烦了。郑也夫说：“象棋、围棋、足球，都是对古代战争或争斗的模拟。为什么要模拟？为了满足我们说过的人的三种需求中的一种：牛逼，即超越他人的愿望。当人类完成了这种模拟后，他便可以在两种空间——实际生活和模拟实际生活的游戏中，满足他力争超越他人的愿望。”狭义的游戏也要分个胜负输赢，也要满足人们对于牛逼的需要。文革中的“派性”顽症，正是源于这样的一种自然人性。毛泽东只许自己一个人牛逼，而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牛逼，文革这个游戏就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玩不下去了。因此，“斗批走”、“斗批散”，让白相人统统去生产第一线劳动改造，就成了“无言的结局”。

四、文革逻辑：超越于游戏者的游戏

毛泽东固然想让文革成为他一个人的play，但是，不论他多么“英明睿智”，多么“大权在握”，他却做不到这一点。根据加达默尔的游戏自我主体性理论，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过程；游戏不是游戏者的单纯主体自由的行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的往返运动，它必须始终有一个他者在那里存在，而且这个他者用某种对抗活动来答复游戏者从自身出发的活动；游戏的魅力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在于吸引和束缚游戏者于游戏中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

我们可以说，文革期间有两个运动——文革和反文革，而不是两个文革——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文革不断地消灭“对手”和“敌人”，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对手”和“敌人”，因此毛泽东直到去世也没能从文革中自拔出来。文革运动诱发和催生了反对文革的运动，反文革运动十年生聚，最终以四五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战胜和终结了文革运动，这就是文革的基本逻辑和线索。文革与反文革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两个运动，而不是勾肩搭背、相伴而行的两个运动。

王希哲是“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说的始作俑者，而他在提出此说时，所要表达的是和“两个运动”说非常相似的意思。[ii]他说：“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红卫兵’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的一边了”。[iii]他强调了李一哲思潮与极左思潮的不同：“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不是‘极左思潮’哺育出来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扬’。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这八年时间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军涛、陈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们只可能是‘四五’的敌人”。[iv]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王希哲、刘国凯、郑义、方圆、武振荣……的“人民文革”说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家族远亲之间的相貌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已经发表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判断：王希哲既否定毛文革又否定毛主义（即别人向他推荐而被他拒绝的“珍贵思想”，或者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从毛泽东思想官方定义中所剔除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晚年思想）。方圆彻底否定毛文革而部分肯定毛主义。他说：“‘毛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共的‘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如果把毛反政敌的特权，解释给人民争‘普遍权利’，把毛反对非毛族类的官僚，解释为反对中共的官僚制度，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如果以此把‘人民性’的桂冠戴在这个独裁暴君的头上，那就不是天大的笑话，而是天大的屁话。……言行不一是很多人的毛病。毛也有这种毛病。‘毛主义’中有不少好东西，但‘毛文革’中的很难发现有啥子好东西。”[v]武振荣则基本上既肯定毛文革又肯定毛主义。

武振荣划分了“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和人民的”三个文革。[vi]“毛在（1966年）8月5日的这一天，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砍下了一刀，‘刀下见菜’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截为’两节：8月5日之前的一节属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属于中国人民；如果说这样的两截没有任何的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名字却是唯一的联系的桥梁，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于是一个完全的失去了联系的两截子运动，就被一个毛给连成一气了。”前一个是共产党的“害人的运动”，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害者纪念园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灵大都是在这个运动中“殉难”的；后一个是解放人的运动，是属于哪个时代的“7亿”中国人民的运动。毛泽东的文革被一分为二，前一段与共产党文革“是难脱干系的，共产党的错误的一半应该由他来承担”，后一段“毛站在‘人民的一边’，毅然决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vii] 如果说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最终还是分手了，那么，是造反派“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筹码而已”呢，还是毛泽东成了造反派用来打鬼的“钟馗”？多数人认为，不论从文革的发起、进程和结果来看，结论都应当是前者。例如王希哲就指出：“今天他们（——指造反派）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受了毛泽东欺骗的结果”。[viii]武振荣则认为是后者：“66运动中的毛泽东何尝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筹码呢？运用它我们砸烂了专制社会，砸烂了‘公、检、法’，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并且用毛的词汇把自己打扮成正而八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的话来说，这是‘借助于钟馗打鬼’。”武振荣选择了“把人民在运动中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这样一个角度，“我不敢说我的研究是‘客观’的，但我敢保证它是公正的”。[ix]这种“人民性”高于“客观性”的研究取向，显然深得毛主义的精髓。

如果要复原历史的真相，武振荣就需要用事实来说明，“公、检、法”在文革中真的被造反派“砸烂”了吗，还是在军管后变得对“阶级敌人”（包括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造反派）更加凶狠残酷了？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炮打’共产党各级司令部，从政治上解放人，还权利于人民的运动”，它就必定是这种运动，“凡所有不甘当奴隶的人，所有认为自己是人，……都应当时时想着它，期待它，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促成它的发生”，这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即便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去发挥“想象力”，争取“话语权”，也不能仅凭“信仰”和“直觉”，就让“观念先于事实”，充当毛泽东式的“真理代言人”。[x]

武振荣明确反对“非毛”。因为“这个精神上的毛，与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人民以伟大政治解放的方式要求精神上的进步与发展有关，……他是这个伟大事件中的一个构成因素，……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同它粘连在一起。那个价值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所以，“毛的上述预言可以被我们取来一用，变成为我们的声音中的一个音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非’他呢？”。[xi]武振荣至今仍是毛泽东文革遗产的收藏者、鉴赏者和鼓吹者，这一点把他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民文革”论者区别开来。然而，可能是以辞害意，造成对读者的误导，也可能是在语言游戏中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或者不知不觉中受到家族远亲的影响，当王希哲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这条定了，不必说了。问题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坏’吗？”[xii]他和武振荣之间的差别似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难道王希哲笔下的“人民文革”从过去“向右走”的反革命运动变成了现在“向左走”的革命运动了？或者说，由于时过境迁，作为第一次文革理论基础的毛主义现在又变成“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香饽饽了？行文至此，王希哲还没有正面阐述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以自己的文字消除笔者的疑惑。

游戏者被游戏，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游戏者自身会在游戏中被改变。因此，文革运动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也会表现出反文革的一面，或者干脆变成反文革运动的先锋和骨干。下面逐一讨论反文革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群众中的反抗运动。

笔者曾说：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xiii]

“红司令”不同于他手下的“红卫兵”、“红小兵”，他一身二任，既是文革游戏的大玩主，又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他不能像年青人那样不顾一切地疯玩，他随时还要惦记着不能乱了自己的方寸，不能动摇政权的柱石。

毛泽东的平衡运动，首先是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间搞平衡。这意味着他常常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革初期，毛泽东曾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呼唤“二十世纪北京公社”；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上海人民公社”真要成立了，他又极力贬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他还否定了普选原则：“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最终，他亲手将“上海人民公社”扼杀在胚胎中：“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xiv]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说：“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xv]

其次，是毛泽东在“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搞平衡。事实上，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终只是一批高级白相人。“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xvi]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xvii]

毛泽东内心偏爱“文革派”，但是又不能完全倚重“文革派”。只要“文革派”的权力一膨胀，国民经济形势就迅速恶化。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泽东用中央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而中央文革是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12名成员中的8名。然而，由于出现了7、8、9月的“全面内战”，当年经济出现10%的负增长，毛泽东“挥泪斩马谡”，端出了王力、关峰、戚本禹三名文人作为替罪羊，新加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四名军人，碰头会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但实际主持人仍是江青。中共“九大”以后，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中央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为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成员中的7名，真正的主持人也由江青变为周恩来。军方代表实际上也是“旧政府”的组成部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组合完全压倒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毛泽东只好把自己这一超级砝码放在天平的左侧，先后拿掉陈伯达和林彪集团，让“文革派”扬眉吐气，重握权柄。但随即出现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的第二次谷底，于是毛泽东再次倚重周恩来和启用邓小平。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xviii]

第三，是毛泽东在群众领袖（发动群众）与群众屠夫（镇压群众）之间搞平衡。如果说1966年6、7月间的第一次镇压群众高潮毛泽东以不在北京的方式避开了直接责任，那么从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xix]）起，毛泽东的手上就沾满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的鲜血。毛泽东每发动一轮群众，随后必然会有一轮镇压。根据郑义、宋永毅的调查，1968年，在毛泽东签发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后，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军队，共杀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近20万人！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xx]中共“九大”以后，镇压造反派群众，在群众中挖所谓“五一六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的文革把“走资派”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进行抵抗。“走资派”的抵抗运动是反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官方的文革叙述全面肯定“走资派”的抵抗，这是错误的。“走资派”抵抗活动有好有坏，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段来说，应当作出具体的评价。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比赛革命”式的自保。在文革初期，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反右式的“引蛇出洞”然后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传统“革命”方式来抵制（或者说干扰）毛泽东的新式“文化革命”。在这一阶段，刘少奇所说的“老革命”和“毛文革”是半斤八两，在揪人、整人游戏上只有层次的差异，没有性质的不同。进入文革高潮后，围绕着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问题，抵抗运动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尽管许多“走资派”是从关切自身既得利益出发来竭力保持现有秩序，但他们这样做，也有利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意愿。王希哲在文革中后期“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xxi]在没有认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和真实面目之前，“走资派”所进行的抵抗是自发的抵抗，在被打倒后经过逆境中的反思，便萌生出自觉的抵抗。像胡耀邦这样的思想敏锐的“走资派”，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仅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且已经认识到文革得以产生的体制根源和文化基因。[xxii]

把群众中的反抗运动放在最后来说，并不意味它最不重要，这一运动无疑是反文革运动的主干。保守派、逍遥派、造反派，先后都成为反文革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如果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认为只要是以下犯上就具有政治正确性，就仍然没有走出文革式思维的陷阱。笔者把群众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文革中发生了大量主要针对“21种人”、“走资派”、资本家、小业主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打砸抢抄占”。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当权派转移运动方向的诡计，或者造反派有组织的罪恶行径，多数是群众中自发的出气和报复（有些是明显的个人报复，有些是所谓的“阶级报复”），是“勇敢分子”无耻的流氓行径和大胆的攫取行为。这种“阿Q革命”式的暴行，是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尤其是私法、民法观念）的劣根性表现，是不应当加以欣赏和肯定的。否则，就会倒退到黄巢、张献忠、义和团的水准，就会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拥趸。

第二类是奉旨造反。这里所谓的奉旨，不仅包括“今上”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包括各级当权派的“矫旨”。所以，奉旨造反者不仅包括以青年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包括以工农为主体的保守派。不论是否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是否受过“走资派”的打压迫害，从根本上说，造反派都是实现中国最大当权派的文革战略部署的工具与傀儡，与省级以下当权派的工具与傀儡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被邓小平、陈云划为永不录用的“三种人”，当作毛文革的替罪羔羊。他们先是受骗，继而蒙冤，在长期被封口之后，近来刚刚有机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心声。尽管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却不应当任意拔高和美化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像杨曦光这样的佼佼者，当年对于毛文革的本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却没有挣脱毛主义的思想枷锁。他们是纯正的毛主义者，即使反毛，也是反对作为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最高党魁的那半个毛，而不是反对毛的“珍贵思想”。郑义指出：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既定的政治框架，提出更加深刻的民主诉求。[xxiii]

第三类是经济维权。芦笛认为，“‘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xxiv]经济维权运动主要发生在文革一头一尾。一头是在芦笛所谓“最进步的短暂时期”。荣转复军人，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合同工临时工，是社会底层中最有凝聚力和政治能动性的团体，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并使之成为争取经济权益的压力集团，这正是典型的梁启超所谓“对内的”国民运动，也是国际上社会运动的常规模式。一尾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这一运动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回城目标），但牺牲了一些运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判刑），从而也就长期埋没了群体性维权斗争、压力集团组织运作这样一些宝贵的国民运动经验。

第四类是政治抗议。这里所说的政治抗议，是在对毛文革和毛主义有了反思和觉悟后的意见表达，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抗议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早期代表，在中期分为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分支。[xxv]据赵诚说，在1974-1975年，山西省的一批前造反派成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被官方破获后称为“张明、赵凤歧反革命集团”），集结了几百到上千人，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张回归中共八大路线，属于上述的政策批判分支。[xxvi]最后是到了1976年，零星和分散的抗议活动（大多数尚属于私下探讨和扩散，悄悄地制造舆论的阶段，少数已经进入秘密结社和有组织反抗的阶段），以悼念周恩来为契机，找到了一个突破和宣泄口，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政治抗议运动。关于四五运动，请参见笔者专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星辉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

在笔者看来，只有第三类经济维权和第四类政治抗议，才可以算得上是群众反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五运动是群众反抗运动和“走资派”抵制运动暂时结盟的产物，而且还借助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他在1975年对江青等“文革派”的批评），因此可以说是反文革运动三个组成部分的大汇流。

十年文革的漫长游戏，足以消磨掉任何人的斗志和锐气。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是何等的雄心万丈，到了尼克松访华时，他坦承“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革命口号是“放空炮”，他的影响力出不了长城，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xxvii]。当毛泽东于1974年初制止江青“三箭齐发”开展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说什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xxviii]的时候，哪里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的影子。“革命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特权阶层“腐败化”的最大保护伞。

经历“游戏—被游戏”的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原先的那一部分白相人也大大地改变了。文革结束后王若水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任畹町对于“人权”的呼唤，“伤痕文学”的崛起，……都表明了人性的复归和觉醒。不是“人民文革”，而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才是对于“人民政治大解放”的自觉探索。

五、文革启示：没有尽头的游戏

文革三十年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想要让它脱离梦境——不论是噩梦还是美梦，进入文本阐释的层面，他们失败了——由钟佩璋任社长兼主编的《东方》杂志因为筹备出一期文革专刊而被取缔。到了文革四十年周年的今天，文革终于从梦呓进入到网络话语的层面，或者说语言游戏的层面，这是一件好事，是对于邓小平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封杀文革研究的一种突围。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目前对文革的回顾、反思与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偏向于政治工程、革命战略、运动操作方面的“经世致用”之学，基于第二次文革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急于总结和传播第一次文革的经验。其二是侧重于文化游戏、人生百态、伦理道德方面的“警世醒人”之学，以一种“端正人心，百年大计”的考虑，把文革作为一个人类病态的标本室、人性劣根性的展示台，把从世态（制度根源）人情（文化根源）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化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环节。

武振荣是前一种倾向的代表。他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他特意“运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引用的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一定会以两次形式出现，第1次是‘悲剧’，第2次是‘喜剧’。”据此，武振荣“预言这个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文革’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谁也‘阻止’不了‘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xxix]

显然，武振荣在引用马克思语录时是凭记忆而没有核对原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xxx]“21世纪的文革”也是如此，“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只会成为“笑剧”和“漫画”。胡平讥讽说：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xxxi]

笔者在前面说过，文革的玩主，一是毛泽东，二是白相人。二者现在均已无法复制。王希哲针对武振荣“人民若不发动如‘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就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批注道：“这是武先生念兹在兹的理想。但‘文革’不是人民能发动的，只能是毛泽东能发动的，毛泽东不可能活过来”。[xxxii]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战略攻势的大背景下，挟中国长期国内战争胜利之余勇，手中握有总体性社会的全部资源，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毛泽东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神经衰弱和轻微的精神病——才会有毛文革。即使毛泽东现在“活过来了”，没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没有白相人的配合，他也掀不起风浪了。当年的白相人主要包括学生和青年工人。前者在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中已经与“白相”绝缘。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的青年工人）的“白相”心态或许保留得更为长久，但到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化石标本了。刘国凯说：“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xxxiii]21世纪的学生已经不是“精神贵族”，21世纪的青年工人也已经不是“城市贵族”，正如方圆等当年的合同工临时工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中国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吃饱了饭没事干，一天到晚搞文革”这种特殊类型白相人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过四十年经验教训的启迪，中国的民众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对于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认识与觉悟早已今昔非比，还有什么必要再到文革的“武库”中去找寻思想武器呢？有了机关枪与迫击炮，还要关云长的大刀和张翼德的长矛干什么？如果需要挖掘革命的传统，古今中外正宗的革命有的是，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革“伪革命”？如果要借用毛泽东的影响力，可以宣传《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毛泽东对宪政民主的呼唤，为什么偏要拿文革中的“假民主”（即“大民主—群众专政”）说事？原来，武振荣心中有很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他说：“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认为人民是‘错误’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还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1966年中国人民（武振荣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个人的心情就可以代表全体的心情）确实恨过“走资派”，爱过毛泽东，这就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如果用人权、宪政一类的西方理念来挑剔和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举”，就是“选错了‘本子’”，就是“吃西餐，放洋屁”。“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xxxiv]主张“吃中药”，搞文革式民主的人，与主张“吃中餐”，搞中国特色专政的人，究竟谁才是毛主义的正宗传人？

主张弘扬文革经验者的论述方式仍然是文革中的基本套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彻底否定文革”是“邓小平圈套”。[xxxv]“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xxxvi]如果依法炮制的话，要废掉肯定文革论者的武功其实也很容易。在中共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肯定毛泽东、肯定江青和张春桥、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否定邓小平、否定华国锋投降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争夺党内正统的派系。民间的肯定文革论者，是不是上了“邓力群圈套”，“客观上附和了”中共原教旨主义派系的政治谋略？

说邓小平和中共“彻底否定文革”，这本身就不是事实。迄今为止，官方对于文革究竟是否定得太彻底了，还是太不彻底了？他们封杀文革研究和媒体报道，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为了阻止“彻底否定文革”？最近，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xxxvii]这段话正是“不彻底否定”的一个标准样本。文革的领导者到底是犯了错还是犯了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和陈云都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有罪，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采用了上述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了林彪、江青（她自己说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还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泽东？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至今还藏着掖着，没有放到太阳底下来。文革首先是给党带来了灾难，还是归根结底是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年文革首先是十七年毛泽东路线，六十年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延续，还是其反动？对于意在“警世醒人”的文革研究者来说，恢复文革真相，彻底否定文革，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

如果不把文革视为“人民革命”，而是视为一场游戏，那么，就无须去预言未来的“第二次文革”，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粉末登场了。“网络红卫兵”正在揭竿而起，文革腔调和作派正在重新走红，反资、反帝的仇恨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是对革命与战争的模拟，网上文革就是对现实文革的模拟。双重模拟使得网上文革的游戏性质更加浓烈。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对于网上文革的浩大声势不必过于紧张。首先，网络是一个E时代白相人麇集的地方，网上点击数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就像文革中少数红卫兵的“打砸抢”代表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良知与行为方式（或者说，不能把红卫兵的反文化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其次，网上的人大多带着假面具，他的言语与行为方式有异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与行为方式；不少人选择了极端化的话语，有些人则是故意说反话。第三，网上君子不愿意与小人对骂，温和派往往选择当一个不发言的“看客”，狂热分子则大多是积极的行动者，是网上点击的功臣，就像“超女”的“粉丝”们那样，一个人可以顶一百个人。在这三重扭曲之外，还有一重更严重的扭曲：中国的网络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空间，无所不在的权力黑手在幕后掌控着网络公司的删除键。“今日毛泽东”正在玩一种新的平衡运动，一方面是开足马力搞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资本—官家主义，一方面是放纵网上文革，让极左言论把水搅混，正所谓“打左灯，向右转”。

但是，网上文革的危害性仍然值得重视，它对于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地区仇恨、宗教仇恨的煽动，正在继续毒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心灵。即使是武振荣这样对文革抱有好感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心里正在面临‘毒化’的危险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民主化运动的前景也是很难看好的啊！”“假设人和社会的‘心理’有一个总量，那么仇恨的分量的不断加大的现象就有可能导致‘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高风险社会’尽管有许多的特征，人对人的仇恨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因此我认为，若不用民主的方式疏导仇恨的情绪，以求最大限度的化解仇恨，社会被毁于仇恨火焰之中就是可以预测的问题了。”[xxxviii]

游戏是人的天性。包括文革和网上文革这样的冒险游戏，都反映出人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要求变革社会，要求精神升华的理想主义冲动。鉴于游戏的虚拟、反讽、重构常常是孕育新文化的摇篮，我们不能单纯从它的功用和实效来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人类游戏的欲望是不可遏制、没有尽头的。20世纪的大哲学家波普，给予了乌托邦主义以最致命的打击，却仍将自传命名为《无穷的探索》。笔者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游戏观。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人们不能仅仅追求“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与刺激，还要随时警惕这种斗争可能带来的天灾人祸。避免和减少风险最起码的，就是要珍惜以往人类实验的教训，吸取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普世价值与全球经验，不走前人已经碰过壁的老路，不去“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


2006.5.31
（因页面容量，编辑略去注释，谨向作者、读者及引文作者致歉）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update.asp

lvhualing@ye

被一些人尊奉为神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走了，比中国历代帝王都厉害的
“当代帝王”毛泽东走了，撇下中国这个烂摊子的毛泽东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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