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春亭杂忆高考

alice

原转帖者的话：
年级网最近的高考专题引起了中文79同仁们对于人生转折的回忆。老祝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网页上、文字间。应坚前几天给我短信，说老祝要求我给他的高考回顾写几句话，因为我们是江西老乡、又都是中文79的年长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考以前，都长久地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底层。我几乎是在歧视中长大的，动不动就被人骂“小右派”。所以我除了上学，很少和别人在一起玩儿，阅读的习惯差不多就是因此而养成的。每一次填表，面对“家庭出身”那一栏，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父亲让我填“教员”，我就这么填了，但很怕老师或是什么人就此来质问我。我还记得在黑龙江插队的时候，有一回有个老乡问我：“你的成份是什么呀”？我说“教员”。“教员算是个什么成份？”“我爸爸教书”。“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记得我爸爸说是官僚地主！”“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成份！”“······”“你爷爷是地主，你爸爸就是地主，那你也是地主”。我不再辩驳，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的好！

　　关于我的老家，老祝也谈到了，据说清代一门同朝三个（督抚级）红顶戴的，只有这么一家。老家的那个宅子，文革前已经大半破败，用作国库的那一部分后来就成为文革中江西省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当时我只要想到这一点，就毛骨悚然。因为我知道四川刘文彩的“收租院”。我家如果当时在江西，真不敢想象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现在江西省耗资数亿修复的“汪山土库”，我始终没有去过，因为我亲爱的祖母最后的日子就是在那座老宅的一个堆柴火的小黑屋子里度过的。

　　我在一篇散文中，曾经这么写过：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盛行过这么一说：“把被‘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夺回来。”对别人来说，被夺走的是文革这十余年，可对我来说，远不止这些。更何况有些东西是不能夺去了又夺回来的。

　　阿正、老祝、友苏等中文79的50后，大概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

　　——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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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改变命运——我初中同年级180名同学，唯有我一人通过高考圆了大学梦。他们中的大多数，务工务农，渐渐沦为弱势群体。我如果没读大学，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题记

　　我赶上了最后一趟末班车

　　——祝春亭杂忆高考

　　 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

　　 最后一趟末班车，在语法上是不通的，末班车当然是最后一趟。我这样说事，有我的原因。

　　我1966年初中毕业，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正是文革兴起之时，江西没有举行初中升高中的统考，能够升高中的幸运儿都是红五类。我就读的南昌县莲塘中学就是如此“择优”。我初中毕业，即告别了学校，踏上了谋生之途。当然，升高中的幸运儿也没幸运到哪去，学生不学文化，卷入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到68年，统统被赶到农村去。

　　父亲祝克华是地主的儿子，祖父祝晓庵是第一代地主，他靠勤劳节省、头脑灵活渐渐成为石塘镇的大户（闽赣未通铁路公路前，石塘是古驿道由闽入赣的第一镇）。父亲是祖父的骄傲，抗战时，省立九江中学搬迁到武夷山脚的铅山县鹅湖，父亲是九江中学的尖子。他从高小起，农忙季节也能享受同长短工坐桌吃饭的权利——天啊，长短工的伙食，那不是猪狗食吗？

　　既然是杂忆，我插一段题外话：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都来自一贯说假话的XXX。地主和长工的形象来自《半夜鸡叫》、《白毛女》、《收租院》、《暴风骤雨》……江西模仿四川刘文彩庄园，搞了个汪山土库阶级斗争展览馆，把程氏家族妖魔化。汪山土库就是程怡同学的先祖——清代江苏巡抚程焕采、湖广总督程矞采、安徽浙江巡抚程楙采在老家建的大型庄园。民国时其家族仍十分显赫，官至浙大校长、国民党宣传部长、驻德大使等。我们中学生都组织去参观，义愤填膺控诉程家“十恶不赦”的“罪行”。幸亏小程怡不在现场，错失接受血淋淋、活生生阶级斗争教育的机遇，否则她性命堪忧。90年代汪山土库辟为南昌著名的旅游点，成为南昌人的骄傲。
言归正传。狼奶理论，人为地把地主与长工完全对立起来，煸动阶级仇恨。其实，地主和长工基本上是和谐相处的。还是说农忙吧，雇了工的人家必须办好伙食，只有吃饱吃好了，雇工才肯下力气卖命。当然，不论做田做面（祖父在镇上还开了一家面店），最卖力的是祖父自己。

　　父亲毕业于中正大学土木工程系，50年代初在江西农学院（院址在南昌县莲塘）任农田水利讲师。我读小学中学，从来没有父亲是高知的优越感，父亲从未向我灌输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我念初中的那个班，几乎清一色的工农子弟，唯有两个成分不好的：一个是富农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孙子——老师和同学从不承认我填写的“职员”成分。尽管我成绩优秀，却神气不起来。祖父从来没作过什么孽，父亲赎罪还不够，还要轮到孙辈来赎罪。从64年起，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我常常怀揣梦幻：我要是出身贫下中农该多好。

　　在那种政治氛围中，我不敢奢望念高中，更不敢奢望进大学了。

　　只想做一名能谋生的工匠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父亲不指望我能继续读书，做什么臭知识分子。父亲是土木工程科班出身，在学院的基建办工作多年，认识许多泥木匠。他考虑让我学做手艺人，我第一选择是木匠，但我学做泥匠。师傅是临川人，名叫周冬生，小学毕业，是当时罕见的高学历工匠，能看懂图纸，会工酬决算。父亲这般安排的原因，想让我学他做能文能武的工匠。我跟他的时间不长，建筑工流动性很大，他们做完农学院的工程，便去了别的地方。我先后在农学院的在编泥匠曾水泉、王珍良手下学徒。

　　我们那一代城市学生，要么是造反派，要么是逍遥派。我没有红卫兵引以为豪的大串连经历，也没有参与冠以革命名义的批斗、武斗。我算彻底的逍遥派，但绝不逍遥！

　　父亲出身地主家庭，读大学期间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分队长（相当今日的班级团支书），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68年深挖阶级敌人，学院派人到石塘公社外调，祖父的长工回忆，说我父亲很勤快，暑期跟长工一道收租（过秤、进仓）。“收租？这是地主典型的剥削行为！”学院革命筹委会（原机构全砸烂）上纲上线，把我父亲升格为地主。我家收到“革命决定”后，母亲半夜都在低声啜泣。

　　家被抄无数次，父亲受到无数次批斗。这种情形我不敢去看，只记得他膝盖都跪烂了。我最害怕听的一首歌是“造反有理”，高音喇叭播完这首歌，接着就是“勒令”，直接点某某的名“竖起狗耳听着”（原话），到某某地方，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游街、示众等等。有时点一个或几个人的名，有时勒令全体牛鬼蛇神（教授讲师无一幸免）。父亲听到勒令，默默地带上自制的高帽子和大胸牌出门，高帽和胸牌有自书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地主祝克华”的墨字，“祝克华”三个墨字打了红叉——红叉也是自己打的。有时，还要按勒令的要求自己用墨涂黑脸出门。

　　68年夏江西的高校流行让牛鬼蛇神站（或跪）在红太阳底下暴晒赎罪，勒令他们扮成牛鬼蛇神模样。另类中的女性尤其遭殃，她们多打扮成妖精状，成为当时万人争睹的奇观和乐事。

　　我父亲在里面，我哪有看热闹的雅兴。但有一次，我不得不从大礼堂前的水泥广场经过，我挑着一桶纸筋灰，看到两排牛鬼蛇神一脸墨黑低头站着，他们汗水横流，脸上斑斑点点，外人只能凭胸牌来辨别人。我熟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立即转过脸，看到姚司机的妻子一脸涂得胭红，身穿女式皮大衣站桌子上（仅仅因为姚司机在国军开过军车而全家遭罪）。酷暑天，水泥地晒得冒烟，居然还有跪着的（江西师院还晒死两个教授）。我走过后，听到斥喝，斥喝没站稳或没跪正的牛鬼蛇神。

　　这还算文明的，我目睹或耳闻工厂农村的做法，比《红岩》里的渣滓洞的酷刑还要残忍。
　68年秋，一声号令，全国的大学都不办了。农学院撤销后，被“教育战线上的红旗”江西共大吞并。除军事院校外，共大是当时唯一保存下来的大学。它是大学吗？其全称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看其名，就知道是啥玩意。电影《决裂》将知识分子妖魔化，有学问的老师成了嘲弄丑化的对象。

　　毁灭文化教育，除鞑子统治的元朝，从古到今没哪个皇帝可与“试比高”。南昌县鄱阳湖滨的鲤鱼洲，有清华北大的五七干校。中国最顶尖的知识精英，被圈在血吸虫肆虐的荒洲做农民。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可元代只是歧视儒生，并无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来摧残迫害儒生。儒生还有吟诗著文的自由，留下光照文学史的元曲杂剧。本时代的文人有这份自由和潇洒吗？古代皇帝做不到、不敢做的恶事，文革花样百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79级中的50后都有这番经历，灾难，又岂止我在短文中涉及的这些！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父亲还没有“光荣”下放的资格，他仍关在牛棚，接受漫漫长夜般的审查。我们全家随母亲下放到莲塘垦殖场。不久，我出外做泥工。按照今天的说法，是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觉悟不怎么高，没有歧视黑五类子女的我。但也有不少很当一回事，我和一个挑石灰桶的村妹说话多一些，她做混凝土工的老爹担心女儿嫁给地主后代，暴跳如雷扬言，祝春亭若再跟他女儿交往，他就要打断地主狗崽仔的腿。还有一个姓涂的油漆工向外调人员告密，捏造我家有地洞，地洞由祝克华设计，做泥工的儿子修建。地洞会使人联想到暗藏阶级敌人变天用的电台武器——灾难又一次降临我家！

　　在我的泥木匠生涯中，我遇到两位最正直善良的人，一位是泥匠师傅王珍良，一位是木匠师傅熊玉宝。我转做木匠，缘于认识了熊玉宝，他是我的木匠师傅，南昌县莲塘镇北冈村人。我从70年夏天起学做木匠，时间长于做泥匠。70年代中期，我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

　　在荒唐的年月，做一名国营厂的工人，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梦，更不敢做大学梦了。

　　我与七七、七八年高考失之交臂

　　 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初秋，人们竞相谈论恢复高考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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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几乎麻木了。我正准备结婚，白天在共大南昌县分校（80年恢复为向塘中学）校办工厂上班，晚上为自己打新婚家具。两个下放农村的妹妹，参加77年高考全挂了。

　　我没参加高考还有一层忧虑。我有10多年没摸中学课本，前期我的业余时间消耗在建筑设计与施工，教材是我父亲的藏书，我基本上靠自学，会设计图纸，会工程预算。科班出身的父亲都只能在牛棚从事农活，哪轮得到我做建筑工程师？我进了母亲单位的校办工厂，做一名没有正式编制的木模工。星期天出外揽活，曾到江西手扶拖拉机厂工会干部胡细生家做活。胡细生是位诗人，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我拜他为师学习写诗，在胡细生的引荐下，我的散文诗处女作在南昌日报发表。我最得意的一次，是江西日报发表我的整版散文《灵芝的秘密》；最高级别的报刊，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组散文诗。

　　现在看来，那些作品毫无文学价值。我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我仍然是校办工厂的临时工。但我有一门手艺，以后混个温饱不成问题。妻子是南昌县国营厂的工人，妻子怀孕，儿女即将出生，我这辈子大概只能做祝木匠了。

　　78年高考，两个妹妹双双报捷，虽然不是名校，毕竟达到自己的心愿：一个考上江西工学院，一个考上江西财会学校。父亲一向认为我是四兄妹中最聪明的，我学建筑理论，一点就通，并且常常无师自通。父亲是工科毕业，母亲是农学院毕业，他们对文科都非常陌生，认为我能到省级、中央级报纸发表作品是异想天开，可我经过一年的努力就做到了。
妹妹考上大学中专，对我刺激很大，她们行，我为何不行？

　　鼓励我高考的还有两人：一位是共大分校前副校长陈德兴，他站错了路线，挨整监督劳动，这使得我能与他交上朋友，至今仍是好朋友；另一位是校医的郭旭初，他儿子77年就考上上海交大，他常常为我未参加高考而惋惜，他以我能发表文章衡量我的文化水平，坚信我一定能考上。

　　我做事情，一旦看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坚持不懈。我白天上班做工，晚上搬个小矮以床为桌复习功课。我选择文科，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77、78年高考，非外语专业考生的外语几乎不计分，因此外语完全可以放弃。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数学，尽管我对文科科目较有把握，但数学是实打实拿分的科目。

　　我得从初中的代数开始，一直到高中的复数函数。再插句题外话，父亲的数学很好，其他理学科目，还有英语都极好。像我，中学学的是英语，大学学日语，几乎学过即忘。几十年过去，父亲随便拿起英文报纸，就能流利地读下来，随口译成中文。可见，民国大学生的学识就是好过毛国的大学生。父亲完全可以做我的数学老师，可他在共大总校，离县分校有60里。我得自学，囫囵吞枣，不到半年就把初中到高中的数学课本啃下。不懂就问毛宜刚老师，他是60年代江西教育学院物理系毕业生，数学物理均呱呱叫，还会修各种工业和家用电器。79年高考我的数学居然有69分，除了我脑瓜子不算笨外，则是得益于毛老师的悉心指教。

　　政治、历史、地理，那是死背硬记的科目，全靠自学。至于语文，作文部分我有较充分的把握，但是作文只占40分，基础部分占60分。比较难懂的是语法，我一边自学，一边到张积如老师办的免费补习班补课，上了几次课，我请教过几次复杂的语法句型和文言虚词，他有点招架不住，说你的问题已经超过高中语文的要求，你不要来了，你来这里跟随他们的进度浪费你的时间。

　　79年春夏之交，教育部公布该年考生资格要求，规定考生必须28周岁以下（即1951年7月1日前出生），未婚。晴天霹雳在我头顶炸响，我的大学梦骤然间击得粉碎！我结了婚，还有孩子，年龄也超过几个月。为高考，我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付出太多的艰辛和汗水。我白天从事繁重的的体力劳动，每晚弄到深夜。

　　我跟父亲商量变通。在没有报名之前，我没有心事专注复习。

　　幸亏父母分居两地，只有父亲一人在共大总校（80年改为江西农业大学）。总校的行政干部几乎全是老共大的，老师多来自老农学院，总校负责高招工作的干部不清楚父亲的家庭状况。初夏的一天，父亲带我去报名，趁人多杂乱填写了报名登记表，负责人竟没有查验户口本（当时没有身份证）。约一个月后，准考证发下来，共大总校地处新建县，我瞒天过海，成为新建县的考生。

　　尽管心中始终忐忑不安，我开始了总复习冲刺。重点转移到政治等需要死背硬记的科目。南昌县分校也有不少学生参加高考，我同他们中公认的尖子徐高棉（他考上江西农大，是分校学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结对子，一道商量题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加深记忆。

　　我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员

　　 七月流火，我进入新建县长陵小学的高考考场，一米八的身躯趴在小学生课桌椅上答题。能做出而没有做出的，只有一道地理大题；按我的水平难以做出的，居然灵光忽闪做出一道大数学题；其他均为正常发挥。作文题是把《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林的故事》，既然是改写，就得用自己的语言，我的开头是：“陈伊林从小爱唱歌，练就了银铃般的歌喉。特别是经过部队文工团的锻炼，她的音乐造诣更高了。”陈伊林嗓音嘶哑缘于她参与救火，我大胆妄为，虚构她救火的细节：她利用部队学来的消防知识组织救火，高声呼喊，带领群众切断火源，不仅喊哑了嗓音，还弄得疲惫不堪。
我事后才知道，我的作文是满分，语文分85.5分。第一次公布成绩，我收到的成绩单总数是394分，荣登南昌市文科状元、江西省榜眼。第一名是宜春地区的，总数399分。当时是省辖市和各地区分别改卷，南昌市的成绩不太理想。省会城市官多官大霸占了话语权，说我们改紧了，他们改松了。结果，省招生办调集高校老师复查南昌市的高考试卷，把我的总数复查到397分。我保留了第一次的成绩单，却不见第二次成绩单，是没有补发，还是我遗失了，现在回忆不起来。

　　小木匠爆出大冷门，不仅出乎我意料，也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我原先的期望和自信：考得好，能上普通本科；若差，上专科。这是我拿自己跟妹妹作比较而自我评估。不像后来高考步入正常，念高三时，老师和学生大致能估算各人是上什么大学的材料。那时是精英教育，大学少，规模小，招生数量少，而参考人数多（十多届的学生挤到一届考）。我们江西，理科录取比例约2%，文科约1%。能上文科本科者得百人挑一，而我属于万人挑一。

　　1979年江西是先出分后填志愿。我超出重点本科线57分，上北大也绰绰有余，我却报了华东师范大学。原因有三：其一，我认识一位很有水平的中学老师邹侃（后来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任教），60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我常听他非常自豪地谈华东师大；其二，我被华东师大招生广告的主题照片深深地吸引，美丽如画的丽娃河及教学楼，校园比复旦招生广告的主题照片美丽得多（事实也是如此）；其三，出于经济的考虑，我有老婆孩子，师范生的一切费用国家全免。我从没打算去遥远的北京，即使报非师范类的综合性大学，只会选择上海复旦。

　　我顺利地迈进大学校园，成为华东师大的一员。进校后，我听说我是华东师大文科新生录取分最高的，我沾沾沾自喜——当时没有细想，若百分之百计算外语分数，李有宽、程怡等同学的总分不超过我，也跟我差不多。

　　不久，我发现，我的文学素养比不上分数矮我许多的程怡、徐兢。她们的老爸是上海大学的文史教授或讲师，她们谈论的名著我基本上没看过，我也不知道俄罗斯文学有哪些斯基。其他同学（尤其是上海同学），大多有各自的专长。我这才明白，考分与素质其实是两码事，我考分最高，却不敢自诩最优秀。好在我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在大学期间，我抛弃考试争优，热衷创作，慢慢走上作家之路。

　　在中文79，我还有一点突出：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大的。若严格照章办事，就年龄这一关，我连报考资格都没有，何况我还已婚，有了孩子。事情已经过去30余年，现在谁也不敢质疑我不够报名资格、配不配上大学。77、78年高考，考生的年龄、婚否都不限，偏偏79年设限，判了我高考资格的死刑。

　　我当时都悔青了肠子，后悔为何不参加77、78年高考？78年高考，才是我这种人的末班车，我却耽误了，稀里糊涂作了大半年的准备。我傻啊，傻得不可救药。我甘心吗？肯定不甘心。我要试试我努力的成效，究竟能不能上录取线——哪怕被人告发而除名。父亲经不起我的纠缠，父子俩联手暗渡陈仓。

　　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趟末班车！ 祝春亭草就于2010年高考结束之日 6月12日删除愤世嫉俗之辞

　　

　　我的准考证，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是以共大总校职工

　　

　　我保存的第一次发下的高考成绩单。南昌市招生办为省钱，理科文科及中专共同使用一种格式的油印成绩单，文科成绩单必须用红笔书写“历史”、“地理”罩住“物理”、“化学”。当时外语只算10%的分，我考了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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