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

alice

“文革”轶事

    一九六五年初我从江西江口水电站调往位于江西向塘（距南昌市三十公里）的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公司，同行的共三人，但都不是我同学，也就是说我离开了同患难、共甘苦的众多同学，只身来到一个全新的单位。从六五年起到六六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最初做筹建江西水利设备制造厂的筹建工作，不久又调往赣抚平原工程局工作，在这期间还支援了不少小型电站，工作调动频繁，几乎是一个地方住不了半年又要到一个新的单位。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我奉召回到向塘赣抚平原工程局参加批判“三家村”（即批判原北京市委的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反党集团，每天上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致敬（早敬），然后开始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学习完最高指示和报纸文章后，还必须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斗私、批修”，最后是对单位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进行口诛笔伐，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政治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生产基本上瘫痪了。
    到了六七年初，各地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各种名称的造反司令部胜不枚举，有时双方观点分岐，从唇枪舌箭到真刀真枪，屡见不鲜，我当时在赣抚平原工程局下属的一个叫“焦石”地方，六月的某一天清晨，我和许多同事发现从抚河的上游漂浮着很多尸体，往下游流去，文革时我听说过武斗死伤很多人，但没有见过，这一次亲眼目睹这么多人死于武斗的枪下，真是不寒而栗，当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写了一封信把我白天看到的详细描述了一番，准备第二天上班时把信寄走，当时把信就留在办公室抽屉内。就在第二天拂晓，我被清脆的枪声惊醒，只听到有人在喊叫“屋内的人都出来，到篮球场集合”。我跑出屋外看到道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着一些陌生的人员，他们头戴钢盔，手提自动步枪，腰上别着一排手榴弹，抬头号见四周的山上架着机枪和迫击炮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只得乖乖地走进他们早已包围好的篮球场内，只见篮球场四周全都是武装到牙齿的“造反派”，他们的红色袖标上印有“32XXX造反司令部”字样，待我们的人全到篮球场后叫我们就地坐下，一个头目站在凳上开始训话，“我们是32XXX造反司令部，早知道你们这里是个保皇派的窝，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给你们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捣毁保皇派的窝，消灭顽抗到底的保皇派”，说着他拿出一封信说“我来给你们念一下这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给我们搜查出来的极其反动的信”，当他一字一句念信时，我的心也随之不断地紧张，心想这次凶多吉少了，最后念完落款后大声地询问“人健是谁，谁叫人健站出来”，我知道在这个小工地上，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知道人健是谁，只见全场鸦雀无声，我清晰地听到自己不断加快的心跳声，只有那人还在不断地叫唤“你们不把人健交出来，今天一个人也不能回家”，僵持到中午时分，骄人的太阳和紧张的气氛使人喘不过气来，我此时思想中突然闪现出一群日本鬼子围住一大群老百姓，要他们交出八路军的电影镜头，为了我一个人，大家都在遭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应当站出来承认，免使大家遭罪，正当我想站起来的时候，我身旁一位叫“付云仙”的女同事拉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阿邱，你要干什么，快坐下不要动”不久，已经过了午饭时间，见我们没有一人承认，只能暂时叫一人乱的时候，那位女同事和他的丈夫把我接到他们家中，并把我藏起来，我藏在他们家厨房边有个专门堆放柴火的一个小空间，这个空间只有一人宽，他们把柴火先搬出来，叫我人先进去，然后把柴火放在外面遮挡，这样就是有人来搜查也是不会被发现的，每天三餐饭，都是他们送来给我吃，就这样，我在他们家的柴火堆里过了煎熬的三天二夜，到了第三天晚上，趁那边警戒的人有些松懈，他们特意为我化了装，给我戴了副眼镜（我平时不戴眼镜），趁夜色把我匆匆送到离工地最近的“大岗”车站，在车站忐忑不 安地倦缩着一夜，终于盼到第二天早晨开往南昌的列车，到南昌后的当天下午就买到了到上海的车票，次日早晨终于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到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阳台靠马路方向的六扇门上用白油漆刷底红油漆写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加一个惊叹号，另外在房间内的白粉墙上同样用红漆写上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见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此时照的。用这样的方式耒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文革"时的照片(摄于一九六七年夏)

    此时父亲也从合肥回家探亲，当他知道我的这些情况后，就叫我不要再回江西，而我却执意不从，父子俩第一次发生剧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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