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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黑暗
——王希哲自传
（下）
走向黑暗（二十）习仲勋的阳光
还是那么巧。十二月三十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开唐诗便读：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回环诵读，兴犹未尽。所长开门来了，要我收拾行李准备走。
“走？出监了么？”好，走吧，也该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车，送到了东湖公园的省委招待所。一会，郭鸿志、陈一阳也到了。
省委安排工作人员王大力住进招待所，负责我们的生活和联络。新华社记者雷力行也住进来负责进行追踪采访。
王宁到了。他不是召我们立即开会，而是坐在一边闲聊；美院院长胡一川、我厂政办潘主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李超、省委宣传部原宣集文负责人林江等，也都来了。
终于，省委书记吴南生走了进来，他矮矮的个子，布鞋，一身十分朴素的旧中山装，态度和气，说话带着显然的潮汕味。他满脸带笑地与我们握了手，问了姓名，便带我们进入了一间小会议室。
服务员送上茶和香烟。
吴南生先看看我们，说了点笑话：“我是在河南的时候，看到李一哲大字报的，那时想，不知写这些东西的又是何方神圣。想不到，现在亲自来处理这些事。”
他宣布，省委研究决定，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报平反。吴南生一条条地列举了李一哲大字报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议论。他还特别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责李一哲“为海瑞（彭德怀）落实政策”的要求。他说：“现在我们不是为海瑞落实政策了吗？……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他对林江说。我忍不住插话说：“南生书记，我们感谢省委为我们平反。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大字报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反对四人帮，但也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四人帮的影响。我们从大字报的一开始就宣布我们愿意听取任何人对我们的批评甚至批判。我们反对的，仅仅是用行政强制的力量，不让人说话，把人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抓起来。现在我们平反了，但我认为宣集文仍可以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继续辩论。”
吴南生点头赞许。他说：“对，共产党的耳朵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怕的不是群众有不同意见，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原来是邓小平的名言）。”
吴南生继续说下去。他解释了当初省委对李一哲性质作出错误判断的若干原因。我不满意的是听他说，批判李一哲是为了稳住广东。这显然是焦林义一帮的托词，先姑妄听之。
他特别提到国民党方面曾企图介入李一哲问题，曾派人来广州联络陈一阳相机策反，逃亡香港。
我闻之大骇（那时，这是杀头之罪），惊异地望着吴南生和王宁，说：“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王宁不动声色。吴南生说：“你是不知道，所以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如果你们是知道的，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了！”陈一阳默然不语。
这事，十几年后我才从叶振光那里知道真相：
国民党方面确曾通过１９６８年大镇压后逃亡香港的一些造反派人物，在一九七六年企图把我们李一哲接出去，作为“敌后代表”列席他们的第十一次大会。他们派叶振光的一个朋友到广州，在长堤的大公餐厅约叶振光会面，以同情我们遭遇为由，动员叶振光去探听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偷渡去港。但并没有把他们的真实背景告诉叶振光。
叶首先找到陈一阳。陈没有拒绝，说还需考虑一下。要求叶振光暂不要将此事告诉我和李正天。
安全部门获知情报，紧急收审了叶振光，然后逮捕。但我和李正天一直蒙在鼓里。甚至李一哲平反时，还有叶振光因我们事系狱，尚未获释，也不知道。李正天曾说，在广船殴打最厉害的那次批斗会上，有人前所未有地发言说，李一哲阴谋逃港投敌。李正天大怒，斥其造谣，与之争辩。但现在看来，此人发言，并非空穴来风。
吴南生说，现在正在搞右派摘帽，地富摘帽，很忙，下一步，准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问我们的意见。
我说，省委是为李一哲平反还是为李一哲集团平反？焦林义在省革委报告中把我们定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必定牵连很多人。因此，我主张平反的名义必须是“集团”。至于平反形式倒是其次。太忙，开个记者招待会，发面布个新闻，让我们讲讲话，都是可以的。
吴南生肯定这个意见，表示平反名义应该是“反革命集团”。
我又说，我不明白，焦林义在省人代会上把我们李一哲说成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面的人大代表就通通举手，没有一个怀疑的，没有一个要求焦林义对李一哲为什么是反革命集团作出解释的。这样的草菅人命，他们是怎么作人大代表的。现在我们平反，他们同不同意？我想问问他们。
吴南生笑了，说：“王希哲，你怎么这么认真。那时的报告一读完，什么时候不是一窝蜂举手拥护的？谁还会去问个为什么！”
我固执地说：“这就是个教训。不然，以后还是这样么！”
吴南生一时语塞，打量我一眼，说：“王希哲，《水浒》上有个没遮拦穆弘，看来，你也是个‘没遮拦’！”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出去走动，以保证安全。
晚饭后，我们遵命没有出去，便相约到湖边走走。
东湖就象广州的“北海”，是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公园，碧波一泓，垂柳习习。斜阳映下，九曲桥蜿蜒生姿。它的“中南海”则在东湖的东端，与二沙岛隔涌相望，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就驻节在那里。
我们兴奋地议论着过去的两年，商量着平反后下一步可能的情况。我发现陈一阳一直默默无言，显得萎靡不振，这才想起他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问陈一阳，为什么在见到了曙光的情况下，才精神失常。他说：
“搞政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下决心洗手不干了！‘
我一听颇为生气，责备说：“难道搞政治的可怕你是现在才知道的吗？难道你不是早已有了精神准备的吗？《民主与法制》里，‘林彪体系在威慑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这些话不都是你亲笔写的吗？你洗什么手？难道我们的手是脏的吗？”
他仍是一声不吭，站在一边，裹了一件旧棉袄，可怜巴巴。
我感到心痛。想不到他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同学们面前，永远表现得少年倜傥，意气鹰扬，长歌当哭的陈一阳了！
为永远纪念那个少年热血的陈一阳，特录其一九七０年《月下歌》一首以志之：
“少时与尔两人行，滔滔长言漫无间。几次沿江露大志，一夜沙面谈此生。话里都是热和血，心中最耻小人诀。尔曾握我手，道是同向天下走；我曾扶尔肩，意欲革命同向前。谁知风雨里，哪里曾相识？珠海本来无大潮，湿身何必怕淹死！漫天任由风长吹，群山怎阻云横行？山号白云有几高？跌倒如何不爬起？我辈总在斗中乐，一步一步坚向前。雄心勃勃欲何为？红旗之下一代人。昨夜梦中大笑醒，一片月色几颗星。”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趟，不然，根本不了解外面同志们的情况，怎么与省委谈判。
郭、陈尚未醒，我约李正天一起出行。前面说过，自我儿子船船出生，苏江便住回了娘家。她娘家在大东门，著名的农讲所对面。
我直向大东门奔去。李正天跟在后面非常吃力。我“腾腾”上了楼，敲门，报姓名。门一开，苏江扑过来，我们拥抱在一起。二岁的船船在一边，睁大了眼睛惊诧地望着这个闯进来的陌生人。
内室一瘸一瘸地走出一个病态的胖女人，面孔苍白，浮肿，向我傻傻地笑着，看得出非常快乐。这是什么人呢？我正疑惑，苏老太太在旁催她说：“快叫王哥哥啦！”我毛骨悚然。这一惊，决不亚于柯木朗初见郭鸿志。原来她是苏江的妹妹苏红。
苏红二十刚过。两年前是一个留着长辫，苗条美丽的女孩，中山五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遭家不造，天降横祸。姐夫入狱，姐姐“办班”，不但即刻牵连她不能入团，还不时地上面来人逼迫她揭发姐夫和姐姐。她生性胆小，不禁风浪，怎受得起这般惊吓。不久便告精神分裂，日夜癫躁。家人忍痛将其送进了芳村精神病院。禁闭捆绑，服药打针。直如霜雪摧花，两年一过，美少女即成疯癫妇矣！熟悉苏家的亲朋都叹道，此事本应苏江当之，孰料桃代李僵，疯者竟是无辜的苏红。
事尚未止此。数年后，我再度入狱，苏红病又大发，痛苦不堪，遂仰药死。我已在《春寒》“祭红妹”中记其事，不赘。
我和李正天向苏家略介绍了情况，李正天便回东湖，我骑车到莲花井去。李大姐见了我非常高兴，说是已估计我们近日要出来了。她告诉我，因直接受李一哲牵连入狱的除陈锦禄外，又有杨万翔、郑庆和、黄铭新（后来知道，还有梁志泉）等。受审查的则有数十人。我让李大姐通知大家下午到东湖去。
我回来经中山五路时，看到满街的大字报。推车浏览一下，大多为要求平反冤案的。只有一份署名“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要求发展民主的讨论纪事，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怎么，广州已经有了这样的学会，并敢于公开发布自己的活动了么？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形势发展真快啊！
下午，吴南生第二次与我们商谈时，“李一哲集团”远远近近数十人在外面已挤满了东湖招待所二楼。
我向吴南生描述了苏红的遭遇和惨状，他大为不忍，即表示回去指示商业局关心苏红，尽力为其治疗。
我进而说，受李一哲牵连遭到迫害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比苏红更惨，请省委务必作好平反善后工作。还有杨万翔等尚没有释放，请省委立即释放。吴爽快地答应了。出来，吴南生握着杨万翔妹妹的手说：“你回家准备一下吧，你哥哥马上出来了。”
当晚，“李一哲集团”欢欢喜喜大聚餐于东湖招待所。饭费记在公家帐上。
我们以为春节前不会有什么动静了。不料，一天晚饭后，省委办公厅主任陈仲旋、秘书居立铭来东湖通知我们晚上不要出去，有首长要接见我们。
陈仲旋亲自前来通知而不是通知王大力，郭鸿志感觉很不寻常，
他甚至猜测是否邓小平本人。在他看来邓小平在此气氛下出来见见我们，也未必是不可想象的。但我想还是习仲勋的多。
对习仲勋，我已是心向往之的了。不仅这次平反显然是他“解放”了我们，而且，他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念毛主席诞辰８５周年的文章《红太阳照亮了陕甘高原》我在狱中看到，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要轻易把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不满言论打成反革命。相反，要从这些不满中，把握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以改进工作。这样高级的领导人，在中共党报上主张这样的观点，是我所未闻的。读罢这篇文章，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位和彭德怀一样的少有的正派的共产党人。
在文中，他引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故事：一次，子长县打雷把县长打死了。农民可高兴了，但又惋惜：“怎么雷没把毛主席打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此话的“反动”、“反革命‘是百死莫赎的了。但习仲勋提到，毛主席正是从这些不满言论中，发现了共产党政策的偏差－－公粮征得过重，予以纠正，才重新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其实这是习仲勋借毛泽东的口讲他自己的话。因为毛无论当时是怎么说，怎么处理的，但他一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合作化，他还好几次从负面提到陕甘宁农民对征公粮“哇哇叫”，要求“施仁政”的往事。他的意思，农民是不应该“哇哇叫”的，更是不应该咀咒让雷把他劈死的。
但习仲勋记住了这个故事，乐于提起这个故事，说明他心里是有人民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习仲勋，非常盼望习仲勋的阳光也能照亮一下南粤大地。现在，他的阳光就在新河浦那边，马上就要照过来了，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习仲勋满脸堆笑，一个一个和我们握手。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显得体格硕壮宽大。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陈仲旋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省委东门外会议厅。但习仲勋仍然精神爽朗，红光满面。
吴南生向他介绍了我们。习高兴地说：“怎么说你们是反革命呢？我看你们都是好同志嘛！”
郭鸿志一笑说：“习书记，你看我们模样像好同志，可别人怎么看我们都像反革命呢！”
郭鸿志见到习仲勋显得有些激动。令我惊诧的是，他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孩子。他几乎是抽泣地向习申诉了宣传部和广播事业局某些人近年来对他的迫害。他说：“刻骨仇恨。是的，我对他们就是刻骨仇恨！”习只得以自己因《刘志丹》小说，遭迫害事来开导他。
习很健谈，而且似乎很愿意炫耀自己的过去。他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他提到他也是十七岁时，就担任了陕甘边苏维埃的主席。
我向他提到了那篇《红太阳》的文章，提到了那个打雷的典故。他更高兴了，说，“是嘛，是嘛，怎么好随便把人说成是反革命呢？过去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应该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
他又说，“最近区庄那里有人贴反动标语，要打倒共产党。我说把它撕下来就行了，不必去追查。贴这么个标语就能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啦？共产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和李正天向他谈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批李运动”，我说，赵紫阳同志实际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打算在正式平反前给紫阳同志写封信，表达我们的谢意。习非常赞同。
这次接见愉快地结束了。
对于省、市委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抵制我们平反的势力，这是我们预料到的。我故意避开焦林义向习仲勋赞扬赵紫阳，实际也是一种试图减轻这种抵制的努力。但也许是郭鸿志的哭诉还是激怒了他们罢，他们不高兴了。另外，一种新出现的形势也在促使反对派们极力压低和限制李一哲平反的范围和影响，就是“李一哲集团”概念的内涵在滚雪球般地无限扩大了。它不但事实上在清查中牵连了全省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批林批黄和批李时，那些极力和李一哲划清界限，大骂李一哲，声言跟江青、王洪文走的人，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翻了筋斗，挨了整的人，现在也极力向李一哲靠拢，声言自己是受李一哲牵连的了。
这也确是有些搞不清。焦林义的报告里，不是把梁锦棠、刘继发等都说成是与李一哲“勾结’的么？邓小平倒霉时，不是连一切“地、富、反、坏”和劳改犯都被说成是与之勾结的“社会基础”了么？
于是，在释放了陈锦禄、杨万翔之后，我们被告知，郑庆和还不能放；接着我们又被告知，原定平反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开的计划被取消，改在友谊剧场开。
消息传出，“李一哲集团”分子议论纷纷。－－庄辛辛平反都在中山纪念堂开，李一哲案的影响是庄案不能比的，为什么反要降在小小的友谊剧场开？显然是蓄意压低平反规格。这样一来，李一哲平反，还能落实到基层么？他们强烈要求我们抵制改变会场的决定，他们甚至提出了直接见习仲勋的要求。他们最耽心的是我们几人只顾自己在上面平反，不去尽量地照顾他们的利益。过去，他们因为跟着我们或受我们的牵连吃了苦，现在他们觉得有直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李正天也坚决主张必须释放郑庆和。郑庆和的太太吴枚抱着儿子小星星天天来东湖找我们，非常着急。我们决定应该向省委反映意见（是否有书面意见，已记不清）我们表示，如果不释放郑庆和，不恢复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我们就拒绝参加平反大会。
春节已经来临。吴南生吩咐王大力给我们一人发了二斤猪肉，先回家过年。
我告诉吴南生，我已无家可归。珠影因“李一哲案”没分房子给我父亲，使我三口住到了苏江娘家，为此牵连苏红被逼疯。丈母娘已明令不许我再回去住了。吴南生思考再三，让居立铭打电话告诉梁湘，请梁湘帮我解决。
东湖招待所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值得记的是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和记者邢泓远。
这是我第一次的“外事活动”。温先生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介绍自己说，他原也是《文汇报》系统的，只因不满原《文汇报》唱四人帮的调子，才离开了它另起炉灶。
他对我们四人原籍都不是广东人颇有遗憾。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大字报的思想，毕竟是广东的水土养育出来的。
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各方面的情况。
我特别向他提起了一件事情。
原来，上次习仲勋接见时，我曾向他提出了与我们这代人息息相关的偷渡知青问题。我说：“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他们都是爱国的，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他们是很悲惨的，以为一辈子离乡别井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一听便赞成说：“好啊，你写个报告来，我来批。”
我不懂机关工作程序。误解了习的意思，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调查报告。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宣传一下，收集一点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上呈。温辉先生真的照办了。香港同胞得知这一消息，如蒙大赦。适逢春节节期一到，原偷渡人士回乡大增，政府果然未予干预。
后来，习老再接见，责备我说：“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我这才明白，他是要我写一个呈批的报告。但习也并未深责。
还值得一记的是我们会见了法新社记者德龙，共同社记者荒井利明。德龙各送我们一本法文版的《民主与法制》，荒井利明则和我辩论起“四五”的意义来。
春节几天，我们四人到处拜年，美院胡一川家、关山月家也没漏过。但烦恼的是二岁半的船船不愿跟我，一不见母亲便嚎啕大哭，软硬不吃，令我束手无策。
春节一过，二月三日，习仲勋又把我们召了去。这一回，又是深夜。他一身戎装，领章红得耀眼。显然刚刚开完军事会议。对越作战的部署正在紧张进行，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他握我的手，劈头就问：“王希哲，怎么春节也不到我家来给我拜个年呵？”我一想，糟糕，还真没敢想到这一点。只好答道：“你家门卫森严，我们不敢随便打扰。”
习说：“你们就说来给我拜年，能不让你进么？”
坐定，习略问春节各人家庭、父母情况以示关心。便说：
“你们平反的事还要抓紧。我们过几天准备开一个几十万人大会批斗武传斌。主会场在中山纪念堂。武传斌这个人很坏，做了许多坏事，我有材料！”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然后又转向李正天：“李正天，那个什么八五‘特急通令’是你写的吧？你怎么也写这些东西？”
李正天脸涨得通红，局促不安，说不出话来。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李正天。
我心里“扑腾”了一下。这是为什么？习仲勋对我们提这些干什么？是颠倒过来，像过去批李一哲时让武传斌们表态划清界限一样，现在要我们表态与他们划清界限么？或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获平反，但须记得自己在文革中仍有错误么？无论如何，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我说：
“习老，我不同意这样批斗武传斌。武传斌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文革中的错误是受中央文革影响的问题。但他和我们一样，在认清了江青、四人帮的面目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走了。武传斌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从未反过周总理。不看当时的历史情况，非要算红卫兵文革时的帐，是不能服人的……”
习仲勋并不熟悉广东文革情况，听我这么一辩，也无话可说。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这场几十万人的批武大会终于没开。（事后，武传斌告诉我，原定这场批斗会后，便执行逮捕的。除了我们的力争外，中大党委的反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习又告诉我们，海南方面不同意放郑庆和。他们坚持郑庆和有许多问题，郑自己也写了“认罪书”认了罪。
我和李正天一起反对，力辩郑庆和搞海南屠杀材料是针对黄永胜的，
我们希望习能亲自看看那些材料，那是惊心动魄的。海南的态度，说明那里还有人在保林、黄路线。至于郑庆和的“认罪书”，更是无稽，在残酷的拘押、审讯下，写这些东西，何足为奇。不足为证。
习仲勋听罢问李正天：“好，放郑庆和出来，你来担保？”
李答：“可以，我来担保！”
习仲勋只得对梁冀（省公安厅副厅长。时王宁因病缺席）说：“你再去对海南说说，把郑庆和放了吧。”
随之，又谈会场问题。
习说：“你们怎么能说在友谊剧院开平反会就是降低规格呢？友谊剧院是广州最高级的剧院嘛！你们不是过去还说过，开个记者招待会就行了吗？”
我答：“说开个记者会就行了，那是困为我们刚出来，还不知道李一哲案原来牵连了那么多人。友谊剧院虽然高级，但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中山纪念堂。怎么不是降低规格了呢？除非平反大会习老您亲自参加，否则，群众只能理解为降低规格了。”
习仲勋见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不禁大怒，他抓起皮包，推凳而起，离席走几步，说：
“王希哲，你这样的态度，我就不跟你们谈了，我走！好不好？”
我猛吃一惊，真没见过这样的“事变”。但瞟一眼，吴南生、陈仲旋等都端坐在那里，如司空见惯，猛醒悟，这大概是高级干部开会，常会出现的戏剧场面，也便装作处变不惊，声色不动了。
静场几秒钟，习仲勋复又回头坐下。我想，该让步且让步，不要逼习过甚，有些事恐怕也真由不得他，便主动说：
“习老，既然省委坚持友谊剧院那就友谊剧院吧。但习老可否见一见受牵连的群众呢？他们很想见您！”
习有点动心，问：“有这个必要么？”
“很有必要，习老。”我说，“他们见见您，向您反映一下他们的意见，心情会舒畅一些，也能给基层的平反一个推动。”
“但是，恐怕很难安排时间。”他望了望陈仲旋。
“就见十几二十分钟也好。”我说。
“但是，我总要和他们一个个握握手吧？……好吧，那就明天下午吧。”他又与陈仲旋商量了一下后说。
我松了一口气。
接见结束。这时已是凌晨近四时了。
我们赶紧草拟了一份接见名单交陈仲旋，由省委办公厅负责通知。
省委办公厅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上午便把一百多人都通知到了。须知那时既没有ＣＡＬＬ机，也罕有电话。
这一百多人把招待所大会议厅坐得满满的。
我想先传达一下昨晚与习仲勋会谈的经过和达成的谅解，以便大家发言掌握分寸。但刚介绍到习仲勋批评李正天“八五通令”，李立即满面怒容，红着脖子嚷了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来讲！”大家莫名其妙，我也只好刹住。心想，这李正天怎么这么扬不得短。其实，有什么？文革中，谁没有过这类的错误？我本人就担任过红警司副司令吗？
服务员为每张桌子摆上了中华牌香烟。我已经知道，它代表了这次会议主角的级别。
习仲勋的黑色小轿车驶到了门口。我迎接他出来，走进会议厅，大家起立鼓掌。
这一百多人，除少数干部，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习仲勋显然真心喜欢青年，他一见大家，眉开眼笑：
“哎哟，你们原来都这么年轻啊！你们吃苦啦！”他招呼大家，一个个地握手。
他简略介绍了几句省委决定为李一哲平反的经过，又作了官式的鼓励，便请大家发言。我坐在他的身边。
意外的事发生了。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家齐。他展开一张纸，以“李一哲集团分子”的名义宣读一个向省委的要求。李大姐坐在他旁边，面露得意。显然是以他们二人为主策划的。
全场立即紧张起来。
前面二条记不得了，当读到第三条（？）坚决要求平反大会仍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时，习仲勋跳了起来，全身转向了我大骂：“王希哲，你绑架我啊？你是绑架我到这里来要胁我啊？”
我脑袋“轰”地一声。会场气氛紧张得要爆炸。我看见门口的便衣警卫也站起来，警惕地望着我。
但我已有了昨晚的经验了。我立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我叫仍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小张坐下，然后对习仲勋解释说：
“习老，昨晚我们讨论的东西，还来不及向他们传达，他们不知道；他们搞的这个东西，我也并不知道，请习老不要误会。”
李秀芳、张家齐见状，也插道：“是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搞的，王希哲不知道。”
习仲勋这才转过颜色，坐了下来。我立即指挥大家鼓掌，初步扭转了气氛。习抽出一支香烟，我立即凑上为他点火－－当众讨好地为领导点烟，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但为了挽救局面，我必须这样做。
我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平反，不是没有阻力的。大家都愿意到中山纪念堂开大会。但平反能不能彻底不在开会规模而在省委的决心。现在习书记亲自来接见大家，就是表示了省委的决心，我们应该欢迎。现在大家再提点意见和希望吧。”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了。但把习仲勋请来，对基层来说已是拉了大旗，下面是可以讨价还价了，这样，我心略安。
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苏江也发言了。有人来催习仲勋了，他只好起身告辞。他最后留下了话：
“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人顶住不给你们平反，你们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坐车到那里去！”
大家欢呼鼓掌。
车门打开，他正要跨上去，又转身对我说：“王希哲，就这样定了，可别又变了！”他仍对我不放心。
我说：“行，习老，放心吧，不会变了。”但心里想，谁先变的呢？不正是省委自己吗？
第三天后，二月六日下午，平反大会正式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
大会安排发言的是寇庆延（宣布平反决定）、吴南生、李正天、王希哲和胡喜凤。胡是梅县地委书记的女儿。她的发言显系龚小夏为她起草，对打成反革命颇多愤激不满之词。吴南生找我说：“算了，改一改吧，这些不要了，她爸爸难道打的反革命还少吗？”于是激愤之词删去，发言四平八稳。
《争鸣》记者邢泓远向我要发言稿，我说，没什么意思，这是协商稿，以后看我们的大字报吧。她要求采访大会，这是没有先例的。我请示吴南生，吴说：“《争鸣》我知道，都是我们的人，可以嘛！”
于是这次平反大会最活跃，最引人注目，也最产生效果的，就是这位身穿“奇装异服”的不时上窜下跳揿动闪光灯的香港女记者了。
但是这个《争鸣》，不久就成了共产党最憎恨的杂志了。
我的发言，仍多少坚守了一点我的独立性。我不承认外界所传的李一哲是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派”。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持相同政见派”。这个提法，各报都作了报道。也许他们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二层意思：一是，我和共产党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政见相同；但是，更重要的，我宣言了我是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派，不过政见相同罢了！《民主与法制》中，我们主张合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现在，我的平反发言里，我在实践它。
官方的鹰犬们很快就将其嗅觉了出来，并加以讨伐了。
但是我没有回头。我坚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大脑，独立的派别，为实现《民主与法制》的理想走下去。
走向黑暗（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
我们走出东湖招待所的时候，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被捕为标志，正在日渐地向下滑落。
从监狱出来的第一天，感受到街头强烈的民主运动的气氛，我就认定，这场从北京发端，蔓延全国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唤已久的民主运动。它要实现的目标，正是李一哲大字报的理想。我们的平反出狱，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它的推动。我们应当积极地支持它，辩护它，投入它，而不应该回避它，更不应该站到官方的立场作官方的工具去指手划脚地批评它甚至污蔑它。
如果平反前，我们面临的是怎样实现彻底平反问题的话，平反大会后，我们面临的则是李一哲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魏京生？魏京生是什么人？他在反四人帮的时候作过些什么？现在党中央已经在着手改革了，他们才出来跳，是有些投机吧？”－－郭鸿志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老郭”－－我说，“不是说革命不分先后吗？就算魏京生过去没有站出来反对过四人帮，难道今天就不能参加民主运动了吗？这不有点‘赵太爷’的味道了吗？何况参加民主墙的，许多人过去还都是介入过`四五’的，它是一脉相承的。”
李正天说：“这样吧，以后写东西就各自写，不要用李一哲名义了，李一哲不存在了。我对习仲勋都这样说过了。”
我坚决反对：“不！李一哲代表了一种理想，它是一面旗帜。现在平了反，全国民运都在望着我们。你们可以退出李一哲，但我必须举起李一哲的旗帜继续前进。”
我虽然坚定地回答了他们，但心里还是矛盾的。我知道，我与李正天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但是，它会在外界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这不过是李一哲平反后，王希哲与李正天在私人荣誉上的一场争执。
不！如果李正天确是一个如外界传说的那样，理论功底十分深厚的人，更重要的，如果他确是一个有深厚思想基础的坚定不移的民主战士，哪怕他实际并没有在李一哲所有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我也是决不会与他争李一哲的这面旗帜的。何况在那数百万人的围剿中，虽然他的表现并不能令我满意，但他毕竟是勇敢的，吃了苦的，他被人民认作李一哲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是，他是一个虚荣、好吹，甚至有时不惜背叛朋友，背叛理想去邀宠求利的人。他主张李一哲不存在了。但他心里清楚，外界仍会以为他是李一哲。他可以既吃李一哲的名誉饭，又吃官方饭。他是会败坏李一哲的名誉，糟蹋我一生的心血的！是的，我必须把李一哲的旗帜接过来，继续前进。
这番在莲花井的争辩，很快就进入了习仲勋的耳朵。它加剧了官方对我的警惕和不满。
陈一阳仍置身事外。他已坚决地“洗手不干”了。他对官方新安排的工作－－哲学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十分满意。经过整十年的插社，批斗，流放和监禁后，现在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舒适的环境。他对我说，他有一种“幸福感”。但由于历史上，他毕竟与我有着较深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他的同情往往在我一边。
界限越来越分明，裂痕也越来越大。为了使我感到孤立和威胁，习仲勋不时地弃我在外，召见李、陈、郭三人甚至李正天一人谈我的问题。
郭鸿志对李大姐说：“不要紧的，反正我们已经向省委讲清楚了，以后小王有什么事，哪怕他投靠国民党，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一天，我在陈一阳的小客厅里，与他作两人谈话。我告诉他，通过在柯木朗对《资本论》的学习，我已对过去的理论作了彻底的反省。我已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实现民主。在政治上，我可以说已经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
刚说到最后一句，李正天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听见愣了一下，然后才进来坐下。
几天后，陈一阳在参加了排除我的习仲勋的召见后，对我说：“你要小心，习仲勋那里的有些材料对你很不利！很不利！”他不肯深说。
省团委的干部也问我：“最近你说过什么话吗？针对共产党的？”
我明白，这是那个“决裂”无疑了。我同时也感觉到，共产党从此再次对我实行了秘密的侦察。是谁报告习仲勋的？是陈一阳还是李正天？在怀集监狱的那十二年里，我也一直在想。
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五日即将到来。这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发展以来的第一个“四五”。广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发出海报，倡议该日在烈士陵园正门召开纪念集会。
原来，这个学会及它的刊物《人民之声》，主事者正是那位当年劝我“要学孙黄，不要作康梁”的刘国凯。据他后来解释说，四人帮垮台后，重新燃起了他对共产党的幻想，因此，又回头来作“康梁”了。
他向我约稿，我答应了。
我考虑写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我们知道共产党赖以支撑他们专制统治的，有四个理论命根子，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要改变它的专制统治，如果你主张用温和、理性的改良方法的话，首先就必须尝试与虎谋皮，就必须试探说服共产党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思想去重新解释和改造这几个原则。
我想先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再写篇论党的领导的。
当我正在蕴酿之时，四月一日，广州各大学的文学社团发起，在东山侨光中学召开了一次纪念“四五”的坐谈会。参加了华师大《未来社》的汪岷来到我岳母家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侨光中学在东山培正路口，现为培正中学。汪岷主持了这次讨论会。他是否作了发言，我已没有印象。
李正天没有出席。郑庆和倒出席了。这是他在我们的坚持下被释后第一次亮相。他再次向与会者展示了海南屠杀的材料和照片，因为儋县的问题，１９７４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除了争看照片时有点骚动外，与文革隔膜的青年一代们已对它没有兴趣。他们兴趣的关注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民运的命运等等。郑庆和也感到了学生的冷漠。从此文革的具体遗留问题便永远退出了民主运动的视野。
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铁托。
因为毛泽东坚持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作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而铁托则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工人自治社会主义。
二，毛泽东政治、经济极左理论的集大成是他一九五九年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什么“越穷越革命”，“社会越落后过渡越容易”以及用大规模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进行所有制的不断升级改造等理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根源。因此，必须批判毛泽东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
三，要使国家官员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就应尝试进行这样的改革：让他们的收入，直接来自纳税人的税赋。否则，“人民公仆”对他们来说，永远不过是一种哄哄人的笑话。
四月二日，即发言的第二天，习仲勋便在省委点名批评了我，说我的发言是“煽动性”的，甚至是“反动的”。
紧接着，四月三日，共青团广东省委便出面召集各团体民运活动分子，接受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训话。
由团省委出面在第一线处理民运问题是习仲勋的决定。在三月份的一次接见时，他已向我们李一哲介绍了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吩咐我们今后向省委反映意见可以通过李海东进行。
也正是在那次接见会上，我还得知了习老正在直接过问着李正天的婚事。
原来，李正天在一九七五年批李高潮时定下的女朋友张果娃，没等得住李正天两年的牢狱，已失身于人。出狱的那几天，在东湖招待所，李正天每天对着一大堆他在狱中为张果娃画的素描，悲痛欲绝，伤情到极时，便两眼发直，全身痉挛，陈一阳赶紧上来替他按摩。我也为他伤感。心想，小李对张果娃这般深情，此心一伤，恐怕这一、二年不会再找女朋友的了。
孰料，仅一、二个月，便传说李正天打点家俱要结婚了，且女方是佛山军分区司令陈坚石的女儿。我大吃一惊，颇有错读元稹《遣悲诗》的感觉。但好事多磨，这位陈司令似乎不愿将女儿下嫁给这位“民主人士”。
郭鸿志为朋友慷慨上书习仲勋，请习老牵其红线，成其好事。果然，那次接见，习仲勋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在各军分区干部会上说了，李正天与陈坚石的女儿恋爱，是好事嘛！作父母的不要干涉嘛！”习老是热心肠的人。
“军令”如山，陈坚石敢不从命！这样，据说那边张果娃还在悲痛中时，这边李正天已洞房氤氲，喜得佳人了（这对夫妇1995年离婚，生有女儿一名）。
被召来接受训话的还有刘国凯的《人民之声》诸同人。他们是扬言坚持要在四月五日如期召开烈士陵园纪念集会而被召来的。另被召来的还有前天侨光中学讨论会的华师大《未来》社，中大《红豆》社等等。
习仲勋和杨尚昆进来了。
习一进会议厅大门一眼看见了我，还来不及循例各个握手，便一口陕西腔大嚷了起来：
“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他作着高举的手势。“你怎么说铁托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不错，铁托是很伟大，但你怎么能拿他来否定毛主席啊？”
兜头一阵暴风雨后，他和杨尚昆才同与会者一一握手。
杨尚昆坐下。习却并不坐下，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继续向我嚷道：
“王希哲，你还说‘新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莫名其妙。只好辩解道：“习老，什么号角？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一位团干部也说：“习老，前天的会我也在，王希哲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说过就好，这样的话是破坏安定团结的。”他继续说，“还有郑庆和，他怎么也参加这样的会了？我上李正天的当了！李正天自己没有参加，这就好。王希哲说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我看李正天就是好同志！”
我从未说过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的话。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凭空奏了我一本了。
杨尚昆说话了。这位当年以对毛泽东搞窃听之罪打入地狱的中共领导，我是久已闻名了，今日才得以从近处一睹芝颜。
他咳一声，顺手从一位小青年面前抓过一包劣质的“飞鹰”牌纸烟，抽出一支，小青年赶紧高兴地给他点上。他抽了一口，正要发言，不料，这事立即引起了会场的一阵骚乱。
书记李海东，宣传部长赖际煌等发现他们的会议准备工作出了纰漏了，事先竟忘了在二位首长面前按规格摆上中华牌香烟。赶紧催人去找，但已是夜深，不知何处可觅，为此进进出出，坐立不安。
我看在眼里，暗自思忖：看来，某些大人物自己倒未必对某些特权时时在意，而抬轿子的人，则诚惶诚恐，生怕服侍不周的。
杨尚昆把“飞鹰”又抽了一口，对《未来》社的姚学正说：“你们那个社叫什么？叫《未来》？我们讲‘现实’。现实要求安定团结。”
姚学正争辩说：“我们开这个会事先征求过吴南生意见的，吴南生同意的。”
杨尚昆一听，不好再说什么，又对刘国凯说：“你们叫《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四月五日的会你们就不要开了嘛，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措施的。”
李正天站起来发言。他刚刚受到了“好同志”的赞扬，头脑可能还有些热。他大声斥责了《人民之声》，提到李一哲平反后也曾设想在烈士陵园召开一次与群众见面集会，但在习仲勋干涉下，早已决定不开了。于是他说：
“我们李一哲都不开了，你们还开什么？”
这话太蛮横，我几乎想站起来驳他。但又不愿当场拂逆习、杨的意志。习仲勋毕竟是一位把我们从狱中救出的恩人。在省委，是他力排众议，甚至不顾韦国清、赵紫阳的反对，向邓小平写出为李一哲平反的报告的。因此，我也深知，每当我一有事，习必定要首先承受焦林义派反平反势力的压力。我只好把发言尽量园转一些，找出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台阶。
我强调举行纪念四五集会，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但面对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混乱，如果中央不适当强调安定，很容易被凡是派利用来攻击党内改革派，这对改革是不利的，我们应当体谅到党内改革派目前的难处，暂不举行这样的集会。
想不到，杨尚昆竟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连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李海东则建议把四五纪念会改在省团委来开，由省团委主持（即官办化）。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之声》也只好表示取消原定的集会。（据刘国凯后来的回忆，他们在来前已决定取消了这次集会）
四月五日，东山寺贝通津团省委会议大厅坐满了各色青年。他们的服饰虽仍以正统蓝色为优势，但得风气之先者，已有了新潮的发型和鲜艳的色彩，引人注目。
一位女大学生率先发言。她忏悔了四人帮统治时代，八亿中国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脑袋的悲哀。她很动感情地朗诵了一首诗，那大意也是说要寻回自己独立思考的脑袋。另有大学生表示附和。
一位长发光亮的新潮青年袁小涛站了起来，他挖苦“刚才那位女士”（这在那时还是讥讽的称谓）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脑袋。他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脑袋的表现。他崇奉达尔文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敢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位女青年被激恼了，咕噜了几句，又无力反驳。
我站起来说了几句。我自然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告诉袁小涛，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它有详尽的批评。说马克思主义从未批判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对的。
珠影满清海也作了发言，要求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原是珠影东方红的。被开除后，一直在外流浪。
李正天呼地站了起来，两眼园睁，直视前方作战斗状，大声叫道：
“不管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反正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我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喉咙挤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但又无话可说，又呼地坐下。
全场莫名其妙，为之愕然。
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这家伙，再也不能给他留面子了！”我心里骂道。
“李正天，你不要吓唬老百姓！我问你，刚才在场所有人的发言，有谁说过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没有，是不是？既然没有，你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官方听的！你打击别人来向官方讨好！不错，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你既然主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你就要讲讲道理：为什么别的主义都不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你一点道理都不讲，吓唬人家一句就拉倒，这算什么？这不是宣集文的作风吗？我们昨天反对宣集文，怎么你今天又把宣集文的作风学来了呢？”
李正天脸涨得发紫，一声不吭。
我缓和下来，转而发言。
“我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只有中共七大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才是适合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谓‘救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是主观的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这次讨论会后，李一哲的分裂和对立，便公开于世了。
李正天遭到我这次打击之后，一年时间，没有敢公开为官方指责民主运动。
但是，一九八０年一月，邓小平主张取消四大，官方为收罗吹捧者又对李正天有了需要。
这时，以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民主运动在官方的高压下，仍顽强地抵抗着，生存着，坚守着越来越小的阵地。可歌可泣。
我不同意以在宪法中删去不科学的“四大”的规定为名取缔大字报。我认为，邓小平的主张，其性质，就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盟取得政权后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大字报，就是人民手中的唯一武器。
那时，邓小平在台上发难，仆从和喽罗们就在下面鼓噪，大字报似乎成了万恶之源。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动乱、灾难、冤案通通算在了大字报的头上。这真是可笑。大字报真有这样的神通么？比如说，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若不是中共的电台广播，报纸登载，它可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冲击作用么？既然如此，那未取缔大字报之外，为什么不取缔电台、报纸？文革中哪一个官员是大字报打倒的？哪一个冤案是大字报定下的？说穿了，起作用的，造成灾难的，归根结底是中共的那套专制的统治机器。那未，为什么邓小平不主张把这套机器取缔？（他也说过一下要改革，这是他进步的一面）。
官方是怎样与李正天达成交易的，我不清楚，但事实是，他跟得很快。就在邓小平讲话不久，李正天便在团省委机关刊物《广东青年》八０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论大字报》，背叛《民主与法制》的立场，对大字报这个人民手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了颠倒黑白的污蔑。
在这篇文章里，他认定大字报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政府主义有利，破坏安定团结；据他说，这种“不受制约”，“不受审查”（！李一哲大字报若是先受审查，能贴得出来吗？）的言论自由常搞得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总之，应该取消。
但李正天知道我的立场。他心中有所忌畏，不敢冒王希哲的锋芒。因此，这篇文章他只好偷偷摸摸地，非常委屈地用了笔名“罡夫”来发表。没有让我和陈一阳知道。
我得知了这篇东西，拿去问陈一阳。陈一阳也很意外。说：“怎么小李会写这样的东西！”
由于我已公开陈述了对于取缔大字报的立场，而李正天又并没有以真名发表他的《论大字报》，我便也装聋作哑，没有对他进行抨击。
但是我错了。
官方显然对李正天躲躲闪闪，不敢公开亮相赞成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他又奉命在六月四日的香港《大公报》上以真名李正天发表了一篇攻击《中报》的文章，叫《广州四四座谈会真相》。
这篇东西彻底把我瞒住了，又彻底把香港人民、海外舆论都骗住了，骗得好惨！
我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年后的今天，为了写这篇自传收集材料，才在当年的第六期《人民之路》上，看到李正天的这篇东西的。这篇东西，他显然估计能够避开我的视野，于是，对大字报更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丧失理性的攻击。他说：
“我在会上说过，‘四大是不民主的象征。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不能靠四大来保障。从反右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四大作为一种舆论形式，对邪恶势力有利。”
我要请教李先生，究竟宣集文是邪恶势力还是李一哲是邪恶势力？我来问你：如果中国人民已真正享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几人还愿意上街贴大字报？当官方拒绝给人民这些自由的时候，你不是去捍卫人民的自卫权利，却帮着官方去收缴人民手中唯一的最简陋最原始的武器，你的良心何在？
是的，你没有在李一哲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你可以把李一哲说的话忘个一干二净，但你毕竟顶着而且十分愿意顶着李一哲的光环，因为它能卖你的字画，能让人慕名请你去办教席，那未，就请你坚持一下李一哲的立场吧，就请你温习一下李一哲当年说的话吧：
“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革命死了（大字报运动被镇压了）革命万岁！”
李正天鬼话连篇。鬼还不仅在他忘情地污蔑大字报，而且鬼还在于他居然把他的这番话说成是他在广州四四讨论会上的发言。－－“我在会上说过。”
他什么时候在讨论会上说过这么些话？没有。那次会我在场。我作了反对取缔大字报的发言。他不敢与我交锋，他没有这个胆量。他若作了这样的发言，绝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我狂风暴雨般的致命打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找到李正天问他：“小李，（现在他已五十多岁），你一九八０年反对大字报的意见除了以罡夫的名义发表过一篇东西外，我记得没有在什么讨论会再说过吧？因为你要是说了这些意见，以我的性格，我不可能不与你发生过冲突。”
他答：“是的，我没有在别的会上说过。要说了，肯定是会和你发生冲突的。”
陈一阳也证实，他没有在“四四讨论会”上说过反对大字报的话。
这就表明，李正天一九八０年六月四日《大公报》上的“座谈会真相”文章，完全是一场装腔作势的大欺骗。
“真相”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团省委召集部分青年讨论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我对刘少奇问题和大字报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大意说：大字报曾经支持邓小平，挽救了邓小平。邓小平自己也曾高兴地赞扬过大字报。现在一翻脸就要取缔大字报，可是又不制定出版法，这就等于取缔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是决不赞成的。《人民之路》编辑何求对讨论会发了报道。《中报》也许是根据这一报道发了一个通讯。这个通讯，主要是报道了我的发言。
不久，团省委又把几名青年活跃分子召去，实际是开何求的批斗会。询问，指责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报道，追问他是怎样发出的。宣传干部李彤气势汹汹地问：“你是什么记者？你算什么记者？你有记者证吗？”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拿出来朝桌上一摔。
我与何求关系原并不十分美好。但见这干人欺人太甚，按捺不住便开口驳道：
“你又算什么记者？你的这个记者证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无非是吃官方的饭说官方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批斗何求？不错，《人民之路》没有得到政府承认。但这恰恰说明，政府没有给人民出版自由，恰恰说明，民刊有责任迫使政府兑现人民的出版自由。”
赖际煌、李彤等都不再作声了。“批斗会”不了了之。
于是，便出现了香港《大公报》六月四日由李正天说明“真相”的撒谎文章。
六月十二日，香港《中报》不服，发表回应文章《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答李正天六月四日大公报特稿》，文中说：
“我们奇怪的是，本报四月十八日的报道，明明以王希哲的发言为主题，为什么由李正天出面来‘有感’？”
“我们原来就听到大陆传出一个消息，即李、王在对待民主运动的意见上发生了分歧。王是坚决反对党内保守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压制人民民主的；李则主张配合当政者，先求安定，再图法治。现在李正天公开发表‘有感’也从侧面证明了上面传说并非全属子虚。”
回应得很好。缺点是，编者根本想不到李正天是在撒大谎。他的“四四发言”根本是子虚乌有。也不知为何没有想到应该直接联络王希哲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一九八０年，应该说，在香港查到王希哲的地址，是不难的。
中共《红旗》杂志一九八０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明三的文章，从官方的角度（或者说官方开明派的角度）总结了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这段历史。我们作为文献，整段把它摘录下来：
有一个省，有几个青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都有过错误，但也写了观点基本正确，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不小影响的大字报。过去由于对他们的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他们受到了伤害。去年春天，一些受牵连的同志贴出大字报，主张“闹事”。社会上也有人想利用这种时机扩大事态，把水搅浑。面对这种动乱的因素，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处理，明确表示敌我界限一定要分清，不能混淆，搞错了，坚决纠正，做好平反工作。省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同这几个青年同志谈话，推心置腹地交心恳谈，耐心地教育开导，从而消除了长期存在的对立情绪。省委信任这几个同志，不怕他们接触消极面。当社会上有人鼓动这几个同志出来带头闹事时，有的干部主张采取“限制”措施，省委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要他们去对准备闹事的人多做工作。同时，也提醒他们防止有人钻空子。这样做的结果很好，准备闹事的人安定下来了。省委对这几个同志的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是等到矛盾激化了再去“灭火”，而是把工作做在前头。当这几个同志要在公园里公开举行“理论讨论会”时，省委并没有压，而是由第一、二把手专门找他们谈话，耐心教育他们说：你们青年人思想活跃，要求对国家一些大事进行讨论，这是好的，我们可以帮助。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有些做法不利于安定团结。经过做工作，这几个同志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这其实是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理想模式。李正天代表了这个模式。
走向黑暗（二十二）伟大的中国之春运动
正如毛泽东抗美援朝，与美国人打了一仗，才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一样，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也决定与苏联的盟友打一仗，“教训一下”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东方的古巴”，来赢得卡特的信任，以建立世界性的声誉。
但仗打得并不理想。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伤亡，暴露了各种问题。这势必引起党内外对他的信任危机；上海知青闹事风潮也终于动摇了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三月底，他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大棒，开始了向昨天还是他的盟友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清算。
这个风也吹到了广州。
对李一哲平反素怀不满的广州市委抓住时机下发了习仲勋对我四月一日侨光中学发言的批评。许多单位甚至还播放了录音讲话。“王希哲作了煽动性的反动演说”的谣言不胫而走。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我的诸亲戚反映说，平反后，他们才抬起一、二个月的头，现在不得不又低下去了。
我还是一条路－－应战！
我向省、市委提出了抗议。习仲勋回应说，他对王希哲的批评只是个人意见，不是政治结论，正确与否，还须实践检验。习是开明的。
杨尚昆则说：“党内发文件，王希哲无权干涉。”
那么好，我发文章，你们也不要干涉。
我在刘国凯的《人民之声》第八期上发表了出狱后的第一篇文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这是我按照我的既定方针，即用民主的思想去解释和改造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这个办法，文化大革命中叫作“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文章中我提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之后有二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少数领袖的，即寡头的专政，甚至个人的独裁专政发展，斯大林是这样作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作的；一个是逐步扩大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向工人自治、劳动者自治的阶级专政（最终消亡专政）的方向发展。铁托领导着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着这一试验。它是符合列宁所说“把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变成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方向的。
这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的所谓合理性，便被我从理论上剜去了。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发了一个与《人民之声》记者的谈话。谈话中，我明确宣言，我将坚守李一哲《民主与法制》的理想。我第一次公开声明了，我是所有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执笔人。这样，就使官方抓住李正天来造成影响以压制民运的办法，大打折扣。习仲勋十分生气，把李正天等叫了去，拿香港转载的文章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你们看，李一哲又出来了！”
香港两家刊物许行的《观察家》和李怡的《七十年代》都转载了我的文章。形成一稿多投。这是因为香港的大学生们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人民之声》，又不约而同推荐给了这两家杂志。以后，我便尽力设法避免这种使香港文化界朋友们被动的情况出现。
那时，香港各大学的大学生们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非常强。大陆开放以后，他们在“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认中关社）的口号下，蜂拥回来，详细地观察中国各方面的社情。
他们的团体一方面和官方的青年团体联欢寻求合作，以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关注的目光射向民主运动，竭力寻找民运人士，与之建立联络，以求得相互的交流和了解。
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本身是中国人，他们关心中国，关心国内民运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中国人应该作的事情。
但官方把他们视作外人，视作异已，视作似乎企图插手民运的很可怀疑的境外势力。
他们在街上购买《人民之声》认识了刘国凯，又通过刘国凯找到了我家。从此来我家探访的香港各界人士（仍以大学生为主）牵连蔓延，络绎不绝。我遵循周恩来的教诲，广交朋友，来者不拒。并为他们迅速向内地幅射，提供了帮助。在后来我的《判决书》中，这也是我的罪状。
常来或来过探访我的香港朋友记得有：
张永强、王昭文、于品海、文海亮、冯业兴、吴慕姿、刘山青、刘子濂、杜成、骆竞才、陈仕强、刘英杰、王耀宗、周鲁逸、曾繁光、马国明、刘少文、吴仲贤、林昭寰、游伟雄等等。在我被捕入狱后，这些朋友及其他未谋面的朋友李怡、许行、李卓人、张文光、陈鼓应、雷竞旋等多曾为我主持正义，竭力呼吁。在此我向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应我的要求，这些朋友为我带来了大批海外的书籍。过去宣集文骂李一哲是德热拉斯的门徒，但在那封闭的社会里，我们根本没有读过德热拉斯的著作，心向往之。现在，我们读到了卡德尔，读到了德热拉斯，还读到了葛兰西的欧洲共产主义，佛洛姆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读了麦德维杰夫，读了王凡西，知道了香港的保钓运动，台湾的“美丽岛”运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总之，一九七九和一九八０年，我新获得的知识，使我突破了国内的狭隘眼界，使我如居高屋而
其瓴，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饱蘸国际的风云，它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因此，中国之春运动中的王希哲，不仅是王希哲本人的，也是香港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民主运动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全国的性质。与《人民之声》建立联系之后，我便着手与北京的民运建立联系。
那时，随着魏京生、任宛町的被捕，《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实际上已被取缔。北京民主运动的山寨上，最有影响的杏黄旗，也就非《四五论坛》莫属了。
我给徐文立去了信，表示了我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并希望成为《四五论坛》的广州撰稿人的愿望。
徐文立用恭正的毛笔立即给我回了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热情地提到，他们的刊物是以四五为号召的，而当年参加“四五”的许多北京青年都读过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并接受了它的影响。
读了它的信，我百感交集。啊，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一点积极的事情，并得到人民的承认，是多么幸福呵！
但是，如果说李一哲的贡献在于它在林彪、四人帮面前（还不是在整个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口号的话，那么，“中国人权同盟”的任宛町、“启蒙社”的黄翔就更加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顶天立地，石破天惊般地在骄横不可一世的共产党面前提出了人权的口号，揭起了“保障人权”的大旗，从而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树立了一座更加巍峨壮观的记载着战斗、流血和牺牲的里程碑。
在这座里程碑面前，一开始我们看到，共产党是傲慢的，不屑一顾的，随后，它便不得不一点一点地向它低下头去！
刘国凯不赞成我介入《四五论坛》，他认为作为李一哲不应该让一个具体的民运组织局限了自己。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觉得，若不进入《四五论坛》，对北京的运动就只能如隔岸观火，难以直接感受它的脉搏。
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团省委又一次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发表了“改造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二篇文章《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
在这篇文章里，我承认人民可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人民必须在法律上有权监督共产党，甚至撒换共产党。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公仆，它只能以一个法人的资格存在，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人民有权随时撒换它。
刘国凯对我仍然同意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提出质疑。他大胆提出，既然阶级已经消灭了，那么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有了。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大钧同意我的发言，指出“没有监督的领导必然是专制主义的领导。他认为改革的中心，应该是民主的改革。
广州重型机器厂工人理论家郭盛雄也作了发言。
李正天的发言也略有新意。他主张改革纪律检察委员会，使之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邓小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次会议的论文，团省委全部作为共青团的文件正式印发了。这样，《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成为我唯一的一次在体制内合法发表的论文。在后来对我的刑事侦察中，检察官罗列了我的几乎全部文章认定“反动”，唯独大赦了这一篇。说明他们认定文章反动的标准，根本不在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是否在体制内发的。若是在体制外发的，这本身就是“自由化”，就足以认定反动。检察官究竟把这些文章读过一遍没有呢？天知道！预审员更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如果你的这些文章都是经过批准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我们根本就不会追究你了。”
一九八０年三月，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四五论坛》以红色的油墨，出版了它的告别刊。在这期“告别刊”上登载了我的《民主的方向》。
这篇文章，我驳斥了所谓新华社特约评论员还魂毛泽东主义，把人民民主贬低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手段”。
我认为，民主是劳动者摆脱异化，借以解放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自由人”的形式。因此，民主是目的，不仅是什么手段。
针对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言论，我反驳道：
“不自由的出版制度，就是一个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民主形式’。人民为什么要上街贴大字报，难道不正困为出版制度的不自由吗？人民为什么要在街头办画展，难道不正因为出版制度的不自由吗？人民希望我们的城市象海滨一样的宁静，为什么不去为这种宁静创造条件呢？”
此时，刘国凯的《人民之声》亦已停刊。这样，一九八０年三月以后还坚持下来的民刊，较有影响的便只剩上海傅申奇的《民主之声》，广州何求、王一飞的《人民之路》和武汉秦永敏、朱建斌的《钟声》了。
我认为在官方的无情摧残下，民运为保存自己而作出收缩，是可以理解的。但火种不应星散，正好利用这一低潮时期，加强其活跃分子的思想交流。因此，我仿效毛泽东早年“新民学会会员通信”的方式，亲自创办了非发行性的通讯刊物《学友通信》，形式是把各地朋友给我的文章信件，摘其精华，翻印出来，反馈回去，以飨诸君。《通信》的对象除了各地民刊的原主办者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秀民间思想家，如罗亦农、陈尔晋、徐水良、杜应国、顾进军、江小英等。此间，倪肓贤的来信也曾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贵州启蒙社的秦晓春来了一趟广州，他给我带来了一件吃惊的消息。说是不久前，《光明日报》的某记者曾万里迢迢，从北京专门带了一份中央政治局的绝密会议文件来给他看，会议是邓小平与凡是派汪、纪、吴、陈针锋相对的指责。纪登奎指着邓小平说：“你从美国回来途经日本，经日本政府秘密安排与蒋经国见面，这是未经中央批准的，是违反纪律的。”这位记者希望启蒙社重新杀回北京，贴出大字报，声援邓小平。但没多久，这位记者又神秘消失了。原来，在中央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把汪、纪、吴、陈扳倒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民间的力量了。
我是文革过来的，我熟悉这是文革中，中央两派斗争争持不下时，某些人惯用的伎俩。不说江青，即使周恩来，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上说了句“好同志”后，也会立即暗示人将此“纶音”作为小道消息传出去，以利于他平反老干部的方针呢！但无论如何，这对人民多少了解一些共产党的幕后活动，增加一点透明度，这还是有利的。我希望秦小春抓住类似的渠道，多掌握一些消息。于是这也成了我“剌探国家机密”的罪状。
成都江小英也来到广州。她力主《学友通信》要站出来批邓，对邓小平一月十六日的攻击、压迫民运的讲话，给予一个坚决的反击。我没有赞成，认为这不是《学友通信》的任务。
香港张永强要求国内民运支持台湾“美丽岛运动”。我同意了。建议何求的《人民之路》上多介绍台湾的民运。我还写了一封给陈鼓应的信，请张赴美国交陈先生。后下落不明。
刘山青来广州，请我建议国内民运发一个联合声明，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同意多在刊物上介绍团结工会，但不同意发声明。我认为，团结工会已经通过斗争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它可能得到了东西，瓦文萨现在应该是布署撒退的时候了，不然，无休止的罢工会脱离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不应该在此时帮他们的倒忙。
这一年的八月，瓦文萨与波兰共产党签定了复工的格但斯克协议。签约后，瓦文萨说了几乎与我所说的一样的话：“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希望的一切，但获得了当前形势下所能得到的一切。其余的我们也将获得。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独立工会。”－－１９８９年５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懂得这个道理该多么好啊！－－果然不久，反对瓦文萨合理妥协的极端派在拉多姆继续号召总罢工，促使雅鲁泽尔斯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扫荡了团结工会。数千人被捕（包括瓦文萨），迫使波兰的民主运动偃旗息鼓了近十年。
当然，我也没有完全回避邓小平对民运的压迫。四月四日团省委关于五中全会的讨论会上，我就正面批评了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怪论。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便引来了《人民之路》和香港《中报》的报道，也引出了李正天的一场“讲真相”的大骗局。
中共五中全会以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被特别抓紧了。
“历史决议”在共产党政治生活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联共布党史》和四十年代的中共历史决议，都曾是中共政治指导的官定教科书。
我决心也以民运的资格写出一部这样的“历史决议”，尝试以马克思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蓝本，写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中国的阶级斗争”来。重点当然是“四五”，我须要走一趟北京、上海、南京会见当年的参加者收集第一手材料。我必须尽快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影响官方的决议。
徐文立也给我来信，邀我上京共商民运下一步的打算。我便决定成行了。杜成、骆竞才等朋友资助了我路费若干。苏江还没有去过北京，这回便与我携手而行。
六月十一日，我们先到武汉。车转出蛇山，眼前飒然便是久违了的一片大江。苏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是对长江的赞叹。
我们停留了二天，可惜未能联络上秦永敏和朱建斌，略事游览之后，继续北上。
龚小夏来接我们。
李一哲平反后，小夏当年便以广东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小夏把我们带到北大。苏江与她住在一起，我则住进了法律系与研究生曹志杰为伴。
曹志杰便是赫赫有名的“四五”第一名英雄。七六年的三月三十日，是他率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２９人在天安门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张对周恩来的悼词。
他对我很是热情，说是很早就知道我们了。小夏来到北大后，他们经常通过小夏了解我们的情况。
他向我介绍了当年“四五”的一些过程，但他似乎忙于功课，没有再介入去年以来的中国之春运动。他介绍我去参加了一次北京市委党校召开的法律研讨会。讨论“县委大还是宪法大？”我颇觉可笑。因为如果他们谁也不敢提出“中共中央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的话，讨论县委和宪法孰大不过是没事找事干的游戏罢了。但我不敢发言，怕无端暴露了自己。
与北大其他一些师生的会见也颇有收益，主要是理论上的。对魏京生，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想不到受迫害这么深的彭真对民运人士下手也这么狠。但他们都相信，魏京生绝对不会坐足十五年的，因为形势很快还要大变。
在未名湖畔，我会见了王军涛。这是又一位大名鼎鼎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候补委员。他勇敢地，责无旁贷地介入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他主办的杂志就叫《北京之春》。这是对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呼应。正是有了他和陈子明等人的介入，中国之春与“四五”的血脉联系，才有了最具权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他似乎并不善言，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简单地回答。我们交换了对毛泽东的意见。我们都认为毛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乌托邦，带着浓烈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理论对他的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大得多。我们对邓小平背叛了他昔日的支持者，压制民主运动表示了共同的不满。他沉着地说：“我们比他们年青，未来是我们的。他们应该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感觉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但也相信当此民主运动低潮时，他会长期地蛰伏下去了。不料，几个月后，他便和胡平、于大海、房志远等人一起在北大掀起了一场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浪潮。他又居然是一位演说家了。
徐文立，则比王军涛更加充满了锐气。他一见到我，便紧握我手说：“你来得好。我正要和你讨论一下组党的问题。”他说，“我们总要有个组织吧？这样，好动员国际的力量来支援我们。”
他约我到甘家口旅店再作商量。
小夏正在导演她改编的希腊古典名剧《俄底浦斯王》。她邀我和苏江去看。说今天曹禺也要到。但我必须去甘家口，便把苏江留下看戏，一人去了。
甘家口旅店是一间招待所式的简单旅舍，也颇干净。
三楼的一间房里，徐文立外，已经到了青岛《海浪花》的孙维邦（孙丰）和安阳《民主砖》的刘二安。
那时，收录机这玩艺刚刚时兴起来。何求托我带了一部给孙维邦，他十分高兴，把玩不已。
徐文立要刘二安作记录，然后说：“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虽一直受到压制，但仍然存在。我们应当考虑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尝试多党制的先例，我们应该试探一下这方面的可能性。”
他建议组织一个政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他说，希望我们都表示一下意见。若大家同意，刘二安的记录稿就整理一下，变成一个组党工作的会议纪要，若大家不同意，便作罢。
徐文立的会议主旨使我感到意外。这种事情，无法事先在信中交换意见，只好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临场交待办法，也可以理解，但即刻表态，终嫌草率。我只好说：
“对文立刚才提出的组党意见，我个人表示不参加。因为我还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保持接触，参加了你们这个党，一些人就不敢与我接触了，我的接触面就小了，这并不利。这是一。
第二，你们也最好不要组党，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法律没有说允许，也没有说不允许。组了党是个挑战，但树大招风，今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了。
第三，现在青年思想复杂，各家各派，主义很多。有主张暴力的，有主张改良的，我是主张改良的。你的党叫“共产主义同盟”，未必能号召别人。所以，不如先不要组党，提倡青年多读些书，加强交流，逐渐达到对国家改革的统一认识，还更好些。
孙维邦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也不主张组党。徐文立说，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见，组党的事也就作罢。
我随之便把刘二安的记录撕下，去卫生间将其撕碎冲走了。
回来，徐文立又提出，既然提倡大家读书交流，总应有个交流的园地吧！建议以我的《学友通信》为模式，也搞一个《学习通讯》。也希望我参加。我同意了。
于是商定，《学习通讯》为月刊，由参加者轮流编辑发行。我告诉徐文立，我还要去上海和南京，届时我将亲自征求傅申奇、徐水良的意见。
长谈结束已将近黎明了。北京的夏天天亮得奇早。文立说，睡一睡吧，脑袋都直了。他待一会还要上班呢！
这就是所谓的“甘家口会议”。据徐文立后来说，在我们“会议”的那个房里，公安的探子已设计好了窃听器。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是一次长谈。文立向我详细介绍了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全过程和各个流派的主张和背景。我录了音，为我的写作准备也为了回去向广州的朋友介绍北京的运动。这一次，香港的刘英杰先生也参加了会见。
我和苏江游览了故宫、定陵和长城。小夏和我们一起在天安门照了像。她问我们参不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她可以让老曹去给我们弄票。我回答说：“没有兴趣！”是的，我为什么要去拜见这具木乃伊呢！我已不是一九六六年的那个狂呼着口号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了，我已不是那个穿着军装，站在金水桥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的那个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了。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广场上，我还能闻到血腥。是他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他还有什么理由盘据在这广场上继续接受人民对他的僵硬躯壳的礼拜呢？
我和苏江登车东下，去上海。
车过南京，徐水良来接我。徐水良是南京著名的民运人士。与我的经历相似，他也是经过文革的反省后，对中央文革反戈一击的老红卫兵。１９７５年底，他在南京新街口连续贴出几篇反江张姚王的大字报后，也遭到了省委组织的点名批判。被称为“南京的李一哲事件”。李西宁、秦峰这些南京“四五运动”的带头人都接受过他的影响。
略事休息后，已是晚上。他把我们夫妇带去城外一个朋友家住下。他很警惕，一路上都在注意有没有官方的探子跟踪，暗指给我看哪些人（甚至是情侣）有探子的嫌疑。
我北上南下半个月来，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事，心里倒有些笑他过于神经质了。
黑瞳瞳的城墙边有一条河沟，徐水良告诉我说：“这就是秦淮河。”我暗地一惊：这破败荒茺的两岸夹着的这道黑糊糊的水沟就是那记载着六朝金粉，箫舞笙歌的秦淮河么？就是那朱自清笔下的浆声
乃，波光摇漾的秦淮河么？历史的陈迹在我的脑中闪电一般掠过。
第二天，我携苏江拜谒了中山陵。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之父安卧在紫金山上。紫金山气象肃穆，我放眼望去，飒然风来。虽不见离离之黍，却也是万籁俱寂，由不得心潮伏起，陡生悲哀：孙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安在？孙先生鼓吹的宪政共和理想安在？孙先生的衣钵后人安在？呜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徐水良欣赏并同意参加“学习通讯”。他带来了一些发起或参加过１９７６年“南京事件”的青年，让他们向我介绍当年的情况。这些青年对我很尊重，把我比之为“十二月党人”般的“老一代革命者”。我这才知道，在青年一代的眼里，我已经老了，属老一辈了。这一年我三十二岁。从此，我不敢再自称青年。
我父亲恰好在上海拍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说的是一位援华抗日被击落的美国飞机师，如何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起的故事。歌唱中美友好。这是中美建交后的新潮。
我们见到了父亲，住进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招待所。这一带正是我儿童时代度过的地方。
我见到了傅申奇。
傅申奇给我的最早的印象，是看到他写的那篇著名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文章劈头就说：“我求学的黄金时代，正好是共和国最黑暗的时期”。
那是在中国之春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第一个改称“新中国”为“共和国”。这里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为了与共产党喜称的“新中国”划清界限，二是为了暗示当前的中国号称共和国，应为共和国，而实非共和国，我们应为真正实现共和国而奋斗。
此文在各民运杂志刊出后，流传甚广。“共和国”之称令人耳目一新，青年学生，首先是北京的大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他们本能地领会到“共和国”之称在当时所包藏的叛逆意义。“共和国”一词立即成了时髦，风行于他们的诗歌、文章特别是他们的竞选演说之中，并迅速向作家、音乐家、干部、官方报刊席卷，最后以一曲《血染的风采》达到了它极盛的顶点，最终挤走了“新中国”，甚至“六四”以后，那些枪口灌满鲜血的屠夫们也被官方糊里糊涂地（或干脆是欺骗地）授予了“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这也算得是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了！
总之，傅申奇第一个代表人民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讨厌“新中国”，向往“共和国”！
傅申奇第二个著名举动是他与上海复旦大学徐邦泰等人，勇敢地站出来，参加了上海区级人民代表的竞选。
1980年的县、区级人民代表直选，是在人民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党内改革派建设民主政治的一个进步表示，从动机来说，它是真诚的；但由于共产党不可逾越的“四项原则”的障碍，又使得它在实践上是虚伪的和欺骗的。
民主选举的前提，是拥有独立意志的个人，是个性独立的“自治的人”。但“四项基本原则”统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被压塑成非自治的，不允许有独立意志的“集中指导下的人”。共产党规定的“直选”仍然是“集中指导下”的直选，候选人不得有违背共产党意志的独立的竞选口号和纲领，因此，这种“直选”除了粉饰的作用外，与钦选相比，并无实质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是虚假的粉饰，民主志士也仍要充分利用它。于是，傅申奇“跳出来”，在他所属的拥有二千工人的上海动力机厂大声呐喊着宣布竞选了。
傅申奇家的居室很小，他把我引到了另一位朋友家，我们交谈。
我向他详细地通报了北京的“甘家口会议”。他赞成我不搞政党的意见，也同意参加《学习通讯》。我与他展开了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一致赞同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认为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对于中国的改革，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当主张恢复中共七大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即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耕者有其田和发展有利民生的私营经济；保障民权；军队国有等等。我们商定，在我们今后的文章和所办刊物上，协力地宣传上述主张。
我还向他介绍了广州、台湾、香港民运的状况，特别是香港。我介绍说，四人帮垮台后，香港左派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形成了各种流派，绝大部分已站到了同情，支持国内民运的立场。国内民运应该加强与他们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不应害怕和拒绝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担负着使国家民主富强的共同义务。
对于民运今后的形势，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估计了邓小平最终完全向保守派妥协，全面镇压民运的可能性。我们同意可以而且必要对邓小平的压迫作出有理、有利、有节的抵抗。
在所有民运人士中间，我比较满意，比较放心的就是傅申奇了。后来我把《责任》交给他办就因为此。
申奇又带我去复旦会见了徐邦泰。徐见到我很高兴。他告诉我，远在１９７５年，当李一哲在广州的大围剿中孤军奋战之际，他已遥望南天，愤然写下了一首鼓励李一哲的词《满江红》。他说这首词已在什么地方发表过，他把词拿给我看，我读了，心中非常感谢，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人心。
他又向我介绍了复旦和上海各高校的区人民代表竞选情况。他告诉我，复旦站出来七位学生。有中文系的张胜有，新闻系的徐邦泰，国际政治系的吴研雪等。他们各组班底，散发资料，接见选民，发表演说。张胜有称，陈景润不适于作人民代表。他只能作专家。“要当人民代表，就要勇于为人民说话”。
其它大学也开展了竞选。大学生们甚至为矗立在各大学门口的毛泽东巨像是推倒还是保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复旦大学党委奇迹般开明地承认了学生的竞选活动。
张胜有与徐邦泰曾主办《大学生》。徐邦泰在该刊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这是“八九民运”鼓吹新闻自由的先声。
徐邦泰向我表示，他一旦当选了区人民代表，他将在这个岗位上不遗余力地为推进和保护民主运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
傅申奇的竞选，在上海官方的压力和作弊下失败了，徐邦泰却取得了胜利。后来，我们看到，徐邦泰的确没有辱没他作为一个民选人民代表的称号和使命。
现在，徐先生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阵主席。
在杭州，我们终于见识了共产党的特务。
那一天在西湖边，我们在一家旅行社买了明天乘车一日游的票。下午经过那里，苏江顺便问了一下明天在哪里上车和什么样的车之类。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达旅行社，服务小姐悄悄地很紧张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呢！不知会不会有人要抢你们的东西。”
我一听这很有来头，便问：“这话怎么说？”
小姐说：“你们昨天买了票后，就有人来问你们买的是什么票，一日游还是二日游。下午你们来过，刚走，他们又问，你们刚才是不是退票。我们很奇怪，问他们这样打听人家干什么？他们不说话就走了。……你看，你看，就在那边大树后面，就是那几个人！你们要小心呢！”
我这才想到，徐水良的处处警惕，虽说未免草木皆兵，但也确属多与此类人物打交道后的经验之见。
六月底，我回到了广州。一回广州，我便通过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就特务的跟踪事件，向广东省、市的公安机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走向黑暗（二十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
徐文立的工作十分干练。我回广州后不久，他主持的第一期《学习通讯》已经整齐地出版了。这一期上，他制定了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计划草案。下一期轮到孙维邦。他发表了对陈尔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的意见。第三期，就轮到我了。
这时我的写作任务很重，我必须抓紧整理和继续收集材料，把“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的阶级斗争”写出来。但我仍然挤出时间来，编辑第三期以完成我的义务。我为此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这是我的第三篇用民主思想改造“四项原则”的文章。
我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立论：
“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的，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
我据此批驳了一切（甚至包括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人道主义的错误。
文中，我分析了列宁和毛泽东为什么会背离了马克思的人道理论，把他们的专政一步一步等同，甚至降低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专政的。
在革命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得不使用他们的敌人使用的一切武器”……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共产党人使用敌人的武器，使他们获得了对专制主义的一步一步的胜利。但是他们每一步胜利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沾染专制主义的传统”。
最后我强调：
“社会主义对全世界的感召力……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生活，人们感到合理，感到温暖，感到自己是人。从而愿意把自己溶化于社会，为这个社会的进步献出自己的一切。”
后来，正是这篇文章，被中共的法官判决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宣传。
１９８０年的８、９月间，几乎同时发生了二件大事。一件是营救刘青运动，一件是全国民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先说营救刘青运动。
《人民之声》停刊半年以后，刘国凯静久思动，又开始有了一些行动的倾向。我从外地考察回来，在下塘黄雨深家向《人民之声》同仁和几位香港友人作了一次各地民运状况的通报，同时向他们介绍了举办“学习通讯”及办此通讯的意义。致于被问到会不会遭致镇压和牺牲问题，我回答说：古往今来，立志于改革的进步力量，总是要准备作一点牺牲的。毛泽东说得好，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谁都喜欢享受胜利，但若谁都不肯去经受失败，付出牺牲，又怎么会有最后的胜利呢？我们要尽力避免牺牲，但也只有一定的牺牲，才能造成较大的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
刘国凯听我说完，大有感慨地补充说：
“是啊，我也考虑过波兰问题。如果波兰工人运动不是敢于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７０年作出牺牲，又怎么可能造成今天的声势，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他指的是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终于迫使政府承认了他们。
恰值这时，徐文立向全国民运发出了一份情况通报：
原北京民刊《四五论坛》召集人刘青
被秘密判处劳动改造三年
据北京消息：七月三十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刘青家属，刘青被判处（未经法院）劳动改造（而不是劳教）三年。已解押陕西执行，刑期从一九七九
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刑满后送原单位劳动。行前家属未见一面。
据口述，刘青被判处的理由是：
一，参加了傅月华组织的那次游行，是主动者；
二，公开出售魏京生一案公开审判的记录稿；
三，偷取病假条达一年多（被告之，这是判处的主要依据。原单位和北京的医院都曾诊断刘青有慢性病，主要是高血压）。
八月三日发自北京
刘国凯立即抓住了这个事件开始了大动作。他来找我商议。认为当初魏京生不检点，给官方抓住把柄，说是“出卖情报”，民运不好说话。现在抓刘青则毫无借口。民运若不站出来说话，让官方知道民运决不屈服于暴力，则终将唇亡齿寒，被官方一个个收拾。我赞赏他的精神，同意民运应该作出反应。他立即以《人民之声》牵头，倡议各地民运团体成立了“全国营刘委员会”，发布了成立公告。这般勇敢，很出乎我的意外。
我为他起草了一份抗议声明，署“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迅速散发了出去。
我本人没有参加“营刘委员会”。我交李海东一份意见信，请他报广东省委转呈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要求迅速公正处理刘青问题。李海东担心我直接参加了“营刘委员会”，我告诉他没有参加，但若刘青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我会公开发表我的意见的。
刘国凯反复地恳劝我以个人名义也发一个声明；徐文立给我寄通报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真有些为难，感到这个“梁山”看来是非上不可了！
我并不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我十分清楚以我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会带来的影响和风险。－－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亲朋好友？你可以不惜自身，横一条心，慷慨赴死，但你不能不计算你会给你无辜的残年父母、孤妻幼子，瓜亲蔓戚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司马公赞扬李陵“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而非“全躯保妻子之臣”。他理解得很深刻，许多人临大节而苟且，“保妻子”这三个字在其中的分量。
但是我是《民主与法制》的写作者，我自命手中继续高举着李一哲理想的旗帜。当此北京警方无法无天，国家法制严重倒退之际，我噤若寒蝉，怂恿别人去讲话，自己却袖手一旁作壁上观，若如此，真不齿于人了！
我写信给徐文立，请他把情况再落实清楚，究竟是劳改还是劳教。这是错不得的。
徐文立回信说，已向公安局内部的朋友了解，确属劳改，情况属实。
我反复思索。想，北京市公安局受四人帮毒害深，他们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心怀不满，总想报复。当此邓小平与民运决裂之际，他们无视国家法制的进步，故态复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提笔写了一篇东西，题为《就刘青审判案给五届人大代表同志们的信》。
我署了名将信给徐文立，嘱他再作调查，若确无大出入，便托将此信交全国人大。
同时，我也将写作此信的情况向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他的文书佟星作了通报，可能由于他们始终未能接到省委就此事的明确指示，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需要特别提一下佟星。
佟星作为李海东的助手，又作为同是文革过来的同龄人，与我一直很谈得来。在团省委其他干部大都冷落我，与我保持距离之后，他仍与我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属任务在身）。一次他因事到我家，闲聊中了解了我家的历史后问：
“你出身电影世家，为什么不去作一个演员呢？”
我答：“演员的一生，无论多么精彩，也是扮演别人。我为什么不直接扮演我自己呢？”
他赞叹道：“这话太有性格了！”
他清楚刘青案我的态度的全过程。但在后来的审判中，他作为官方公职人员不出庭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可以致我于死命的伪证。并至今不愿见我，更不愿澄清事实。共产党的统治机器可以吞噬一个多么好的青年的良心。
他现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我祝他仕途顺畅。
不久，收到徐文立给我回信，再次肯定事实无大出入，他说他自己也署名后，已将信交郭罗基呈全国人大了。（注：郭氏在最近95年９月《争鸣》上发表的《魏京生与中国民主运动》一文中，提到了他在人大就刘青问题的发言，却没有提到此事。）
一收到徐文立已将此信呈人大的消息，刘国凯的“营刘委员会”立即将此信大量翻印，并向广州市内、全国各地和海外，广为散发和登载了。
官方震怒了。杨尚昆专门把李正天召了去，对他说：“王希哲现在太不象话了。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也就只有怎么办了！”他是通过李正天向我发出了最后的严重警告。
这封给人大的信任务是为刘青案辩护的，可记叙的不多，有一点需要记一记。
在向台湾新兴民主力量呼吁共同行动的那一段里，我写道：
“记得远在三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就说过，“中国应当统一，它应当统一于民主统一于进步。”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国民党台湾当局仍然顽固地反对民主，反对进步。最近他们还镇压了以‘美丽岛’为代表的新生代运动。我们应当坚决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这些错误。”
1986年，台湾以原美丽岛领袖黄信介为首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成立，我尚在狱中，闻之极兴奋。总猜测这个党的名称与我１９８０年的上述呼吁，是否有着某种联系。但后来得知，这个党竟罔顾它对民族前途，对大陆民主运动所负的义务，兀自向“台独”滑去，深为遗憾。
与营刘同时发生的，便是“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及其机关刊物《责任》的诞生。它是７８－－８１年中国之春民运达到的光辉顶点。
现在已经退出民运的何求和他的《人民之路》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发起者，这是他对“中国之春”运动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大会的组织骨干，则是王一飞。
王一飞与我是一代人。是文革中铁路中学“红旗”的头头。他与他的弟弟王一鸣曾以武斗坚决闻名。自２１中后山枪毙张金贵案，他服刑期满后便一直发配在从化民乐茶场。不知何时回城，到了广东罐头厂工作。
也许和我一样吧，他在农村漫长的岁月里也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七九年夏他来我家，带来了一篇长文，《论智识阶级》。文中认为，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是错误的。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应该是智识阶级。中国民主的命运，只能寄托在这个新兴的智识阶级身上。
他的论点当然可以讨论。但作为文革一代过来的人，经历了大的挫折和苦难生活还能保持有这么一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他有志介入民运工作。我向他介绍了全国和广州的民运状况，特别提到了刘国凯与何求之间的矛盾。我希望他能在广州民运的工作中，对刘、何二人的矛盾起一点协调和团结的作用。
后他便主要在何求的《人民之路》（８０年１２月改为《自由谈》）工作。因为刘国凯的《人民之声》时已停刊，但《人民之声》的聚会王一飞也是能够参加的。他的桥梁作用，十分明显。
八月中旬，王一飞、何求告诉我，他们已向全国各地民刊发出倡议，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大会定于九月上旬举行。
我吃了一惊，觉得这真是一个冒险之举。虽然我也早有这样的设想，在条件具备时，召开一次全国民运团体的协调会议，但是这样规模的代表大会，又在这样的高压条件下举行，简直是难以思议的。
我问何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了吗？文件怎样起草？人员怎样接待？他说都在进行。
我又问，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设想过了吗？何求答，他已经安排好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有人专门负责安全。
我没有再问，心想，若警察不来干涉，你要保卫人员何用？若警察干涉，这些“保卫人员”能够抵抗警察吗？
自文革以来，我非常清楚，中共对民间的全国性组织，警觉极高，一有苗头，立即取缔，这是毫不会手软的。因为这种组织，无论它是什么旗号，标榜什么宗旨，对中共专制的潜在威胁，都是极大的。我害怕为此民运遭到更惨重的摧残，但又希望经此一搏，代表大会真开成功了，那个意义将是划时代的。于是我采取了不反对主义的观望态度。
武汉的朱建斌、长沙的张京生、韶关的钟粤秋先后到达了广州，暂住何求家。天津、河南的代表已在路上。他们到达广州后，也曾找我，交换过意见。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疑虑。
８月３１日夜，东山区农林街派出所以查户口为名，搜查了何求家，带走了何求、朱建斌、张京生和钟粤秋，民刊全国代表大会遭到了挫折。
王一飞处变不乱，紧急通知将原定广州召开的全体会议改为通过文件交流的地区会议。以代表们的双边互访，通信交换意见的形式，终于完成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任务。
各民刊协会会员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联合公告》如下：
联合公告
新兴的民主运动从几个月前的寒流中复苏，又开始了它的第二个成长时期。
于是，各地新兴民主运动的主要体现者－－民刊编辑部，纷纷提出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要求与愿望。
鉴于这种呼声的日益增高，尤其是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气氛，鉴于世界潮流的推涌，我们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
一个多月来，我们主要在广州，同时通过多边、双边的交流磋商等等的方式，紧张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准备工作。
这一民刊联合体便是“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今后我们将在这一组织内，共同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实现，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我们的贡献。
至此，“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我们同时坦率地指出：由于某些阻力的存在，使我们未能全部完成我们的工作。会议决定，未完的工作留待日后条件成熟时继续完成，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组织工作。
特此公告
全国民刊首届代表大会
一九八０年九月十五日
（以地名笔划顺序排列）
单位
代表
通讯地址
广州《人民之路》编辑部
何求
广州东山百子横路三号二楼
上海《人民之声》编辑部
傅申奇
上海动力机厂
上海《玫瑰岛》编辑部
鲁弟
上海崇明岛东门路七号
上海《后起之秀》编辑部
山东《追求》编辑部
刘国璋
山东临清县国棉厂水电车间
开封《无名》编辑部
王静湖
开封市剧绒街二十一号
长沙《共报》编辑部
张京生
长沙市新中机械厂
长沙《理想通讯》编辑部
刘力平
长沙基础大学
长春《雪花》编辑部
彭金贵
长春汽车厂工具分厂锻模车间
宁波《飞碟》编辑部
童年
宁波市家具一厂
安阳《民主砖》编辑部
路建国
安阳市香巷街十号
安阳《星光》编辑部
历万明
安阳市钢铁厂炼钢二厂铸锭车间
安阳《新时代》编辑部
尚运成
安阳市县东街四号
武汉《钟声》编辑部
朱建斌
武汉一治三公司
青岛《海浪花》编辑部
孙维邦
青岛商河路三十九号乙门三０三
贵阳《启蒙社》编辑部
杨再行
贵阳八角岩路一号
贵阳《使命》编辑部
曾省斋
贵阳中华南路七十三号
贵阳《解冻社》编辑部
李家华
贵州供电局
温州《呐喊》编辑部
郑玉林
温州小南路十七号
韶关《庶声》编辑部
钟粤秋
广东韶关冶炼厂硫酸车间
韶关《北江》编辑部
这时的民刊协会会员是十九家。二个月后，它就增加到了二十八家，包括与徐文立不同意见，自行复刊的北京《四五论坛》杨靖。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一成立，立即着手举办了它的机关刊物－－《责任》。在他的创刊号上，发布了“新闻公报第一号”和王一飞起草，何求署名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简单的回顾”，“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报告追述了民主运动从李一哲大字报，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主墙以来的历程，阐述了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使命。
对于民刊，它强调“一个民刊比一个张志新的影响大得多。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民刊，就意味着千千万万的张志新要站出来为中国社会的改革而献身”。
报告警告“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对民主运动施加任何强硬的压力，都是不明智的”。
报告号召结束民刊混乱的“各自为战”状态，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联合统一的队伍，更深入到群众中去”。
它最后说：“我们将用我们的原则和行动，来开创这样一个先例：人们自由地为社会提供了物质与精神文明，又能自由地完全享受它！”
《责任》由王一飞主持（何求继续主办《自由谈》）。他与我商量，要求我主办《责任》，我正在撰写《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只答应担任顾问并为其撰写社评。
民刊协会积极开展工作。首先争取了香港各大学联会国是委员会和各大学的学生团体、学报，连续向全国人大发出呼吁声明，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开放报禁，保留人民使用大字报的权利以及释放刘青等政治犯等（从此，香港的民运与大陆的民运便逐渐沟通、呼应并最终打成一片）。然后，又正式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名义，向湖南师院北上请愿代表团发出慰问信，对他们发动的誓死反抗政府压制民主竞选的学潮，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深切的同情。
原来，十月中旬，长沙的湖南师院陶森、梁恒为首的数千学生，激于校党委与毛致用相勾结，压制民推候选人，强行钦定候选人，而爆发了大规模学潮，并迅速发展为静坐、绝食和北上请愿。同时工人为声援学生，正酝酿全市总罢工。但在某些投机分子被官方拉拢之后，运动终于遭到了分化和破坏。这是一九八０年最具震憾力的一场学生运动。它促使邓小平下定了彻底铲除民运的决心。
《责任》为声援湖南，又发表了上海宝山县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徐邦泰、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的意见书，对“长沙发生的因民主竞选遭受阻碍、干扰而引起的学生游行、绝食事件”表示震惊，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长沙事件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
这是中国民选的人民代表以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在民间的全国性刊物上公开向政府发出抗议，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充分表现了真正的民意代表的威力。
长沙湖南师范学院的陶森等同学来广州见我。他们向我介绍了长沙各高校民主选举受到压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学潮的详细经过，及胡耀邦来长沙和在京接触王震的情况。他本人就是这次学潮的主要领袖和谈判总代表。我特别注意他介绍的高校学生们静坐示威时，长沙的工人也出动了游行队伍来声援他们。这真令我兴奋。文革以来，这是学生运动第一次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声援。陶森问我对这次学潮的意见。我的回答后来写进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中：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来向他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这是文革的产物’。他糊涂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的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这又是一次全国性的民运高潮。上海、长沙之外，北京有机化工厂何德甫，北京氧气厂龚平，韶关冶炼厂钟粤秋，河北清苑县王屹峰……纷纷站出来竞选，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人民代表的基层直选，在北京的各大学也掀起了波澜。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张炜、韩志雄这些著名的民运活动家纷纷揭竿，亮出旗帜和纲领（甚至北师大还有刘少奇的大公子刘源）在万众的欢呼中号召选民投他们一票。在竞选辩论中，他们一致猛烈批评了北京中、高级法院对魏京生案的非法判决。
在这般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官方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稍微改变对人民舆论的蔑视，由北京高级法院出面，对所谓“判处魏京生案的根据”作了一番解释。
这是一个靶子，应该抓住它。
我立即以《责任》编辑部评论员的名义，写了《评北京高级法院１１１２谈话》，对所谓“惩罚思想的扩散”不算惩罚思想的狡辩，给予了坚决的批驳。我说：
“扩散是思想存在的方式。世界上谁人见过未经扩散的思想？我有某种思想，但我守口如瓶，绝不去告诉他人，那未对于社会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如果法律允许某个人头脑存在某种思想，条件是他必须紧闭嘴巴，那么这个法律有什么脸宣布它是最文明，最民主的法律？难道专制法律的任务不正是在于，它必须禁止扩散某种对它保护的对象来说，存在着威胁的思想吗？”
我要求王一飞从第二期起在《责任》的封面上加上口号：“青年们，别忘记了你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期上，我配合海内外的呼声和各地民刊的向官方机构交涉，争取合法注册登记的斗争，发表了评论：《评一九五二年的出版条例》。
我批评的是彭真，但我没有想到，针对人民的呼声，反民主顽固派陈云居然能够制定出如此反动，如此狠毒的方针：
“关于制定出版法的问题，我（邓力群）请示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指示，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怪不得，黄华监狱里，关某说不允许李一哲与共产党作“合法斗争”了。
你们看！曾自称反对国民党专制而号召革命，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的武装叛乱手段非法（非民国政府法）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他们自供，他们汲取了国民党还不够专制被他们“钻了空子”的教训，来对人民实行网罗更加严密的布尔什维专制！就是这样一些堕落到不惜向法西斯统治术总结教训的人，还居然要到联合国去说，中国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比在旧中国任何时期都多！江泽民先生，先不说“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请你们象国民党一样制定一个出版法，让人民为保障自己的权益自由发言，与你们作一点“合法斗争”可以吗？如果你连国民党给过你们的“民主和自由”都不敢给人民，你们“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又何在？你们推翻孙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除了给人民带来二十几年的“动乱”，数千万人的牺牲外，究竟有什么进步意义？
现在应该是反击邓小平的时候了。
自一九七九年春魏京生第一个站出来抵制邓小平的压迫罹难之后，民主运动一直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忍让的态度，不希望与他的关系彻底破裂以有利于反改革顽固派。
但是邓小平咄咄逼人。他对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月民主运动再一次的高潮极其憎恨。在顽固派的唆使下，他发表了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决定对民主运动全面下手，动用专政的机器将其斩草除根。民主运动除了反抗，没有退路了。
我和王一飞、傅申奇商量后决定，《责任》必须堂堂正正，坚决全面地予以反击。这样，《责任》第六期发表了我撰写的社论《邓小平错了！》第八期又发表了傅申奇撰写的评论《民刊与法制共存亡》，（此时，中共取缔民刊的九号文件已经下达）对邓小平无视党内顽固保守派是改革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危害，却把他的前同盟军民主运动视为主要危害的错误，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批驳。社论指出，已经“无任何政府公职的邓小平公民”却对政府发号施令，本身就是违法。社论强调法律不是邓小平手中的玩物，人民的宪法权利必须要用战斗来保卫－－
“至于我们，中国新一代民主青年，是决不会再害怕毛泽东时代已经司空见惯的超法律压制手段了。如果能为捍卫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在它庄严的国徽上洒下我们的鲜血，那真是无上的荣耀！就象血洒“四五”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样，将值得永远自豪！”
是的，后来成百上千青年的鲜血又一次真的洒在这纪念碑下了，他们真的值得永远自豪。
由于我对何求历来不大放心，总感到他有向忠发的味道，对他的现有理论修养能否胜任领导全国民协感到不太信任，担心他消极影响王一飞，因此力主将《责任》迁到上海，由傅申奇主办。前面说过，我对傅是比较放心的。这样，《责任》第三期后，便在上海出版了，我仍担任顾问。我将我在港发表的文章的稿费（主要为《七十年代》支付）的一半寄傅申奇作为《责任》的经费，另一半，留作广州办刊使用。但在后来的被捕搜查中，正如刘国凯所说，思想准备不足，“坚壁清野”不够，被警方悉数没收。
走向黑暗（二十四）《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０年一月，我的三万字长文“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阶级斗争”更名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终于脱稿，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了。李怡先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了及早发表这部著作，他甚至将杂志特为提早了一周出版。警方曾派人伪作李怡到我家探访，装得维妙维肖。我堕术中，浑然不觉。直到十二年后我出狱，还向记者们谈到我曾在家会见过李怡。后李怡先生来电话说“没有此事”，我才恍然大悟，不提。
这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其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今日读它，仍有如昨日所撰。它与《民主与法制》一样，是我个人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出狱二年的心血结晶了它，又是它使我重新回到了监狱。
在这部著作里，我表达了这样的中心思想，必须把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放到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矛盾斗争中去考察。
自五十年代以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当代进步与反动的试金石。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从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它的宗旨是为维护斯大林主义的，因此是反动的，是逆民主潮流而动的，这就注定了它最终要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而走向失败。
但是，文化大革命能够把千千万万的人民动员起来，它就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与专制官僚阶级的矛盾。
文革一开始，人民对官僚阶级的造反运动被缚在毛泽东的战车上，是他保卫斯大林主义，建立毛泽东帝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样，这个造反运动就具有了进步和反动的二方面性质。它冲击了官僚阶级，使这个阶级至今还对“造反派”刻骨仇恨，咬牙切齿，用尽一切方式来污蔑它，说明它是进步的；但这个造反运动在毛泽东、中央文革专制理论的蒙蔽，唆使下伤害了大量无辜，在打击了官僚的同时把毛泽东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加以崇拜，它又是反动的。
人民的造反运动在这进步与反动的痛苦碰撞中逐渐成熟，终于，它突破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背弃了毛泽东的战车，“反戈一击”，开始了追求自己的独特的经济政治利益的民主运动。它的正式发生以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为标志。这一点，连吴德都感觉到了。他在４月４日中共政治局为天安门事件定性的决策会上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这样的逆流。过去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毛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了。”
在吴德这样一类共产党官僚的脑袋里，他们压迫人民是应该的。人民受了压迫后就应该“想念毛主席”－－这是既定的模式。真奇怪，现在他们连毛主席都不想了！他感到人民“猖狂”了，大事不好了！
非但“不提”，吴德不敢说的是，人民甚至已经公开向毛泽东的“秦皇朝”宣战了。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我把“四五”解释为久蓄而爆发的“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我说，“这场大革命（你叫他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有件事应该提一提。十三年后，我出狱，在香港金钟先生的杂志《开放》上甚至李怡先生的《九十年代》上看到介绍郑义先生的文章。说这种“两种文革”，即区分毛泽东的文革及与之对立的人民的文革的理论，是郑先生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郑先生首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阵地上提出来的。我很高兴能够“所见略同”。
一九八一年的春节，何求家召开了新春茶话会。香港各大学和社会活动家十余人参加。我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我指出，共产党把自己从一个“公仆党”变成老爷党并不仅仅是个党风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党风。要根本改变“不正之风”，就只有根本改革政治制度。
我没料到这个讲话被录了音，在后来的庭讯中作为“证据”放了出来。我更没料到这正是我在“中国之春”运动中，最后一次会见香港的广大朋友们了。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遵照邓小平对民运斩尽杀绝的十二月讲话精神，发布了取缔所谓“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九号文件。这个文件既记载了共产党顽固派的专制行为，又记载了民主青年们不畏强暴，为抗拒他们的高压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把这个文件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必须大段地摘录它如下：
近期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积极活动，扩大发行范围，并且纷纷要求注册登记，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都企图争取合法地位。
……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有些非法组织，还力图在一些青年中扩大和吸收成员。
……他们互相串连，秘密开会，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团体（你看，共产党多么害怕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活动。有的甚至捏造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布满干柴”。他们妄图把所谓“社会上的每一次骚乱都利用起来，点燃这堆干柴”，“在危机周期中进行夺权”，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有的还与国外、港台反华反共力量勾结，谋求支持，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
因此，中共专制主义顽固派的“总方针是”：
“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
“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你看，既要干法西斯勾当，又怕让世人知道！）
“对于同国内外及港台反动势力相勾结，泄露国家机密甚至出卖情报的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在取得确实证据后，应依法取缔，并惩办其中的首要分子”。
被邓小平的取缔政策激怒了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寸步不让地采取了一种激烈的方针。他们决定组织“爱国护法请愿团”上京，到天安门广场请愿，对中共顽固派践踏宪法，拒绝民刊、民间社团合法注册，登记却给以强制取缔的专制行径，向全世界发出公开的强烈的抗议。
他们究竟是怎样决定的，我至今并不清楚。当王一飞向我通报此事时，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他们瞒着我，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必然坚决反对。王一飞告诉我，广州决定由何求代表去，他本人留在广州应变。傅申奇、朱建斌也决定代表上海和武汉去，与北京的杨靖会合。但是，傅申奇怎么也不与我商量一下？也许他以为是我同意的？我暗暗叫苦。
杨靖我没有接触过，只知道他比徐文立激进一些。但王一飞、傅申奇为什么也头脑发热了呢？《责任》又交给谁呢？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一个资料上看见傅申奇北上前给刘邵夫先生的一封信，使我知道了他当时的想法和对《责任》的交待：
邵夫兄：
很久未给你音讯，使你耽忧了吧？
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有小林主持，有稿件和其他事可与之联系。地址：和田路１９５０弄１５室林牧晨。此行凶多吉少，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可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就此。
Ｆ４２
“Ｆ”为傅申奇。
秦永敏在给我的一个资料里写道：
面对中共九号文件，“傅申奇则认为浮头的鱼让他们一网抓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光荣流产，在北京制造一场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王一飞也有这个意思。看来，他们是讨论了的。
４月１０日，何求、傅申奇、杨靖等人在北京同时被捕，天安门抗议行动流产。
“风萧萧兮易水寒。”无论政治家和历史家今后将怎样评价这次“护法请愿团”的北上，也许它确属一种类似中共史上的白区“左”倾盲动的冒险主义。但是，它毕竟给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共产党顽固派迎头一击，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声恐吓，就能使中国的十几亿臣民战战兢兢，俯首听命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１９８９年“４２６”社论后，英勇的学生们也是这样。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４月１０日北京逮捕后，天罗地网的全国大逮捕也就开始了。４月２０日，我这一生中第三次被送进了监狱。
走向黑暗（二十五）“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
还是关某。他坐在审讯桌的一侧，用很漂亮的火机把香烟点着，悠然自在地望着我走进来坐下。仿佛我从来都在他的手心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样。
预审员换了。一老一少，正襟危坐。
“我们又见面了！”－－他说。“其实我也很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再见到你。你自己要进来，我有什么办法？”（胡说八道！）
上次你们李一哲平反，我们就是有看法的。但既然省委决定为你们平反了，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地放你们走。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写的东西，跟以前真是大不相同了。不能不承认，你的这次进来，跟上次的平反，还是很有关系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丢掉幻想，交待清楚这两年的问题。不要以为什么时候还会平反。”
我说：“这不是幻想，关先生，我坚信会平反的。哪怕一百年也是会平反的！我写的东西是大不同了。那只说明我进步了。我没有错。”
我和何求等的被捕，并没有使得原“营刘委员会”的朋友退缩。刘国凯立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作出反应。于是一份《告各界人民书》便在全国全广州和海外到处传播了：
亲爱的朋友、同志：
……
上海“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广州《自由谈》负责人何求；《责任》及《学友通讯》编辑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北京《四五论坛》编辑徐文立、杨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杭州《之江》编辑王荣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温州《东瓯》编辑郑玉林、邓焕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韶关《北江》主编钟粤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武汉《钟声》负责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
关于这次决定起草和发布《告各界人民书》的紧急会议，刘国凯先生有一个回忆如下：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一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想过了，有两个方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扔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一开动，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心中暗忖：提出如此激进的方案，要么是极勇敢的民运战士，要么是……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一定会立即否定这个动议，因为太冒险了，必然会使更多的同志被捕。毕竟这一年多的磨练使我稍稍学到了一点“领导艺术”。我微微一笑，对大家说，范一平的意见大家看怎么样？或许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呢？短暂的沉静后，有人说，这样危险性太大，随即有人附议。王一飞说：“现在人大正在开会，还是寄给人大的好。我们都还是公民，寄信给人大总该是合法的。当然，共产党要抓人，尽可编造出所谓理由，但我们这样做法，周旋余地毕竟比较大一些。”大家都表示赞同。王一飞接着提出，抗议信由他撰写，刻印由《人民之声》的同志协助，为保护更多的同志，抗议信（即“告各界人民书”）由他签署。
大伙沉默了，显然都为王一飞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所感动。而我的感触尤深。
因为只有我知道他在“学习班”中失去了几年自由，继而下农村，前几年好不容易回城做工。他的女友艰辛地等他多年，近期已准备结婚成家，现在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切危险都担在自己身上，其政治品格之高洁，真令人钦佩万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若要在广州七九民运中评议勇敢者，那王一飞应是第一人。
……
具体安排由一飞决定。邓文伟、范一平都说愿去。危难之中见真情，在这凶险的时刻，《人民之声》的同志们都能挺身而出，使我内心极为感动。
散会后，我嘱大家分头离去。
果然，即使用这种十分温和的、亦符合中共所订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
的抗争，都不能见容于中共。王一飞被捕了，并一直关押着，久久不审判直至一年半以后才判了个监外管制三年。由于王一直在狱中关押，狱中一天算监外两天，故宣判后，立即释放。王一飞出狱后跟我谈起，公安局的人对他讲：“原来根本没打算捉你，是你自找的。发什么抗议信！如果我们不把你捉起来不知你还要搞什么名堂呢！”
不久，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传讯盘问。
为我和其他民运人士的被捕，海外舆论也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签名的抗议信、公开信纷至沓来。“大胆评论毛泽东，王希哲在穗被捕”之类的报道不绝于各类媒体。海外朋友们很了解我，他们一致认为我案是中共政府见不得人的又一次文字狱和思想狱。各大学学生会专门派团上来向省公安、司法部门询问王案。所得回答皆不得要领。许多朋友也来探访我的妻子苏江以示慰问。（刘山青甚至为此横遭逮捕。）这一切，在视人民如刍狗的共产党眼里，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更使他们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与反华反共势力“勾结”之深。
这一次坐牢，已是“曾经沧海”了。情绪很快就安定下来了。我尝试写作小说。几个月后，小说完成，叫作《船，沉没了》，是我以我英德茶场的一位好朋友谢良先生的一出爱情悲剧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成的（原始稿）。看守所主管教邓某向我借阅，说是阅后一定奉还。结果一去没有回头。
故事写的是六十年代初，居住在南越西贡堤岸的一对青年华侨恋人。男主人公谢国明为逃避兵役，不打越共，在曾参加过香港海员罢工的老越共地下党员范某的安排下，回到了中国，女主人公李华英，则留在西贡。二人苦苦相思，盼望越共早日解放南方，南北统一，他们好完婚团圆。
终于越共打过来了，西贡“解放”了。华英跳上插着金星旗的坦克车去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越南华侨被迫害得纷纷逃亡。华英一家的财产被没收，绝了生计，华英险遭越共当权恶霸奸污，幸为已被整肃的老党员范某所救，终于也被裹进了逃亡的大潮。她携保姆老太太与几百人一起，挤上了一条破木船，驶向茫茫的南中国海，为菲律宾政府所拒，不得已折向香港。途中木船终于为风浪击毁沉没。华英将橡皮圈推给老保姆，自己为大海所噬。老保姆悲悲戚戚飘流到香港，终于见到了也遭中共极左政策的迫害批斗，离开大陆来到香港的国明，她哭诉着将华英临难脱下的戒指交给了国明……
过去，常听说作家在描述他们笔下的人物的悲苦时，也会痛哭流涕。这回，我有了切身的感受。特别是当我写到华英消失，老保姆抓住橡皮圈在昏暗苍茫的大海上绝望凄号之时，我已是涕泪雨下，不能自已了！
啊！当六十年代初，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一样，读着摧人泪下的《南方来信》，唱着“解放南方，勇敢向前进，打倒美帝，消灭卖国贼。骨肉离散，仇恨冲天，江山分割到哪年？”的越南战歌的时候；当我们在歌剧院里，听着《椰林怒火》中不屈的阮文追那慷慨就义的演说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热血沸腾，我们是怎样恨不得一下子站起来把旧世界砸个稀烂。我们怎能想到，多少年后，就会有谢国明、李华英的苦难，就会有中越边界上那万万千千作了炮灰长埋在地下的两国青年！
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喜剧，是人民曾经那样地欢迎了共产党，把它视为救星，最终又那样憎恶了共产党，把它视为……。共产党只准人民拥护它，不准人民憎恶它。但拥护和憎恶都是一种人类的感情。专制的法律和手段能够把人抓进监牢，但它能够改变人类的感情和人心的向背么？共产党需要反省一下的是它究竟为什么会从得人心变成失人心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恶意宣传”可以解释的么？
关某又来找我谈了一次话，希望我有一点认罪的表示，不然的话，他说：“我们就很难向检察院提出对你轻判的理由了。”
他看起来是真诚的。也许，只要我略有悔罪的表示，事后，还未必真的会判我十四年重刑。但是，我的思想已成体系，它已无法由我扮演一个尝试站到官方立场的王希哲去驳倒站在民主立场的王希哲了。除非去违心地讲一些骗人的假话，蒙混过关，再求一逞。对一些“政治家”来说，它也不失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手段，如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保证一般。不错，邓小平是混过来了，再次出头了，被自己封为“第二代核心”了！刘少奇、彭德怀则毁灭了。但在人格的感召力上，邓与刘、彭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六四”枪声一响，英雄豪杰鸟兽散。入狱的，避难的大都投降了，“立功”了，自掴嘴巴了，怨天尤人了，它对民气的摧残，对正义的亵渎是何等巨大！然王军涛、陈子明、任宛町三君子，临难不苟，舍身取义，气贯长虹，又何其壮哉！
“戊戍”的精神须由谭嗣同来体现；民国的精神须由秋瑾、林觉民来体现；五四精神须由李大钊来体现；民主墙的的精神须由魏京生来体现；同样，伟大的“六四”精神须由伟大的王、陈、任诸君子来体现。没有他们背负起黑色的十字架，六四精神将无地自容。
太累赘了么？不，我想，应该把王军涛先生在狱中给律师的信摘要下来，其青史留名：
张先生、孙先生：
……
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相信，他们不少人是想为中国人民，为真理和正义战斗，献出了生命。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不能再强调分歧，而应更多地崇敬他们的动机。那些活着的他们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他们于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的。为不使我的同胞含冤九泉，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的合理的但当时出于政治利害考虑我不赞成的观点辩护。我知道，这样做会加重对我的惩罚，但唯其如此，才能让死者安息。因为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的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请允许我把我“六四”第三天在狱中墙上写下的诗再抄出来，献给军涛、子明和宛町：
黑云乱来露金甲，满城何事雨天花？长安卷去火正急，金水扑来坦克车。拼向飞灰不死鸟，留得民气愤怒蛙。燕赵慷慨悲凉地，又见抚尸哭叛徒。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在实际上的秘密状态中，审理了公诉人陈裕华检察官对我的起诉。张锐法官任审判长。他们起诉我的是：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文章）
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甘家口会议与《学友通讯》）
煽动群众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刘青案给人大的公开信）
我没有辩护人。由法庭指定并与法庭勾结一再损害我的合法权利的“辩护人”陈健文律师我当庭宣布不予承认。
我的家属没有一人被通知参加。
我为自己，为同志，为真理，为海外备受共产党污蔑的同胞、团体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所作的一切，作了长篇的辩护（虽然它不时地为张锐法官粗暴地打断），题目是：
“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
是的，让历史来检察吧，历史才是最无私的检察官；让人民来审判吧，人民才是最终审的法官！
秋风初起的十月，一副手铐，一辆吉普，当然，还有几名警察，送我上路了：车颠簸着沿着崎岖的山道绕过清涟的北江，朝着西北驶去。在粤西北那望不到尽头的深山野岭之中，有一座监狱，怀集监狱。我将在那里渡过漫漫的十四年。我外面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的呢？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零时
走向黑暗（后记）
一九九一年夏，从遥远的莫斯科传来“八·一九”政变的消息时，我已在狱中度过第十一个春秋了。罗海星敲响了水管（这是我们的“电话”铃声）。我们各自爬上了窗口。
“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有些惶惑。
我兴奋地说：“CP完蛋了。叶利钦胜利了！”
随之，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整个东欧令人目瞪口呆的土崩瓦解。
那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红旗终于无可挽回地从它飘扬了七十余年的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下来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是高兴的。但罗海里告诉我，他有些难过，他曾是一位共产学党员。
我也有些难过。望眷这零丁飘落的红旗，不免心酸，双目有泪。
啊！红旗！红旗！当年保卫过你的保尔·柯察金们哪里去了？二十年前，我们千千万万的中青年踏进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保卫红旗为矢志的。我们叫做“红旗派”。像保尔一样，我们也曾经在那鲜红的旗帜上洒下过几滴自已的鲜血。
是我们背叛了红旗，还是红旗背叛了人民？
我曾经说过，对本世纪初叶那些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躯者们的奋斗，我始终怀抱一种敬仰之情。人类的美好理想，从孔夫子的“大同”到西方耶稣的“博爱”，都是一种朦胧的共产主义精神。人类几千年都夸父追日一般，追逐着这个伟大崇高的目标。
但是，当共产党胜利了，它把这乌托邦施行於社会，强制人民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它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空灾难。
从纯粹个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面人民曾为它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旗飘落下来，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不要忘了，正是这面鲜艳的、美丽的、似乎一切都是在为人民利益着想的红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派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全部藉口。
那末，让历史上应该消逝的东西消逝吧！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马克思）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王希哲给江泽民主席先生的信
尊敬的江泽民主席阁下：
最近，您的法院再次判处了著名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魏京生先生十四年徒刑。我深感惊讶。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然心所谓危，冒着也被您的警察和法院抓进去判处颠复罪的危险，给阁下写几句话，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我曾在某本书中了解到，阁下对中国人权理论问题的突破曾是有贡献的。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政府扬弃了拒不承认主义，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来提出和论证中国的人权问题，确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阁下对人权问题的批示后才开展起来的。翌年１１月１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应该说是阁下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无论中共政府过去和现在实际做得怎样，《人权白皮书》毕竟代表了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进步意向。但是，江主席阁下，您今天的惩办魏先生，是否从人权白皮书倒退了呢？
在那个白皮书里，您的政府承认人民有思想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你们把“反革命罪”解释得非常严格，把它限定为只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些行为才在中国被视为犯罪（反革命罪）。那末，今天您的法院审理的魏先生的行为可以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的行为吗？举例来说吧，我们记得，过去中国政府曾以一个国际正义人士的朋友的资格，同情和支持曼德拉先生，并不认为曼先生反对他的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他的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则魏先生之言行与曼先生比又何如？江主席阁下如此惩办魏先生，在世人面前究将自己置于何地？
您的法院审判魏先生，看来，显然是根据您最近在政法会议上的一个讲话行事的。我不赞成您的讲话。
二十多年来，我希望我国能成为一个文明的讲求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中共也曾接受过民主与法制的口号。但一个政党要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地操纵和解释法律，决不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江主席先生至今坚持要把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您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根据这个说法，江先生与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认为共产党自身可以不受法律的束缚。共产党只有“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权利，而没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正因为这样，即使你们的宪法规定了人民享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但只要任何一个人民真正来实践这个自由（首先是批评共产党政府的自由）您的警察和法庭就会以莫须有的“主观具有颠覆意图”的指控将其入罪（奇怪的是，政府是人民公仆，主人不喜欢这个公仆，要批评它、“解雇”它，怎么就有罪？岂不主仆颠倒，恶仆欺主了么！）。
江主席阁下主政以来，提倡孔孟，熟读孔孟。难道不记得孔圣人有教诲说，为政之道，甚至可以去兵，去食而必须存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么？您的政府经常漠视人民的宪法权利，经常地在法外自定非公开的秘密条例剥夺人民的合法政治权利，把这说成是“党领导人民执行法律”，“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你们的执行机关行政从来只根据“文件”，不尚法律；中国的百姓从来也只是打听“文件”，不关心法律。这难道不是事实么？但这一来，我国人大颁布的宪法和法律对于世人还有信么？“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你们总不高兴香港人民对“九七”后的命运的怀疑，说是“已经给了你们《基本法》的保障了嘛！中国政府对外的保证从来是讲信用的嘛！”且不说香港、大陆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律待遇上不平等本身就违宪，就以《基本法》来说，不也是你们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因此也应由你们共产党来领导执行（这中间必有“文件”）的么？你们定的法在大陆失信，却说能够在香港有信，何以服天下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直的。一个有信的政府无论对内对外，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有信的。
一个失信的人应该受到他人（哪怕这个人本身有毛病）的批评；一个失信的政府也应受到天下人（哪怕批评它的外国政府本身并不理想）的批评。这并不是什么“双重标准”。中共执政以前，不是也很欢迎外国政府和人士对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专制主义错误进行批评吗？毛泽东在评论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的一个演说里就说过：“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的军事、政治纷纷议论’”。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干涉中国内政，是“霸权主义行径”，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相反他很欢迎这个“干涉”。对蒋介石委员长的不接受外国政府的批评，对他的“烦恼”和他对外国政府、人士的“指责”，毛泽东倒认为是“十分可笑的”（请见毛选９０９页）。维护国际公认的民权准则，应该天下一家，应该互尽责任，这是很好的毛泽东思想，中共不应该坚持么？中共政府在六十年代前，对美国、对苏联、对南斯拉夫、对一切“反动”国家的反民主侵人权行为，批评还少么？这是正确的。一个人要有正义感，一个国家也要有正义感。一个鼓吹“自扫门前雪”，对国际社会没有正义感的国家，它的人民对它的国家和社会也不会有责任感，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只会是自私的、腐败的，这个国家也只能是可悲的、可怜的。
中共辩解说，它的政府至今并未在《世界人权公约》上签字，因此它的国内法可以不受人权公约的限制，也因此，它可以拒不考虑世界舆论对它违反人权公约的批评。
且不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却自拒世界公法是何形象，我要提醒的是，中共忘记了它的政府主办的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发表的《北京宣言》曾明确号召：
“大会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并通过国家立法来确保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受到尊重。”（《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８日）
中共这样宣言了之后，难道就可以“说完拉倒”，不负任何义务了么？它“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呼吁所有国家“立法来确保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自己却不参加、不“确保”，人家批评它，它就翻脸发脾气（与蒋委员长当年的脾气一样），这不是愚弄世界各国，愚弄世界人民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共政府连这点传统民族道德都忘记了么？
江主席阁下也许会说，共产党也是为国为民的呀！我们必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呀！最近，阁下甚至说：“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不对的。不敢谈西方，哪怕仅根据中国传统优秀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我们也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应是维护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法工作着眼点首先是维护统治者的稳定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它就决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你们辩解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好的，那么我要问，当年的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国？为什么它就没有权利首先为了维护它的统治的稳定来压迫你们共产党了呢？为什么它就没有权利把“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放在政法工作的首位”而制定《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等以对付你们共产党人的民主运动了呢？难道二十年代中国人民的人权要求最紧迫的是政治权而不是“生存和发展权”，九十年代，倒反过来，中国人民最紧迫的却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不是政治权利了么？既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稳定社会的法律是任何一国都应该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共产党为什么要触犯上述法律？为什么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你们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是为了你们的一党私利，你们怎么解释你们的历史？你们怎么为自己革命的正义性辩护？
根据你们今天的逻辑，那么，让我们回忆一下１９２７年，若不是你们党发动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造成的“动乱”，造成的北伐后方的“不稳定”，又怎么会引起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呢？
你们搞的这些民主运动，不是连你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认为过火了么？因此，国民党对你们党的压迫和屠杀是正当的。只有压迫了你们，屠杀了你们，消灭了你们，实现了“稳定压倒一切”，国民党才有可能顺利北伐，才可能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才可能着手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可能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国民党才能做成一切事情，否则“一切事情都通通做不成了”！
反过来，共产党对国民党压迫的一切反抗：你们的“暴乱”和“叛乱”，你们的武装割据，你们搞全盘西化的两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纯是西方的东西）便是非正义的。由此引起的十年内战，由此引起的日寇入侵，由此引起的北方那个无产阶级领袖的苏维埃国把外蒙古从中华民族割裂出去，由此引起的数千万中国人的死亡和流离失所通通都应由共产党负责，是不是呢？如果历史应该是这样写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共产党为什么不早点省悟“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为什么不早点省悟中国人民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道理，在１９２７年就把自己解散了，让国民党在７０年前就安安稳稳地把“什么事情都做成了”，那我们的国家今天该是多么富强呀！
但那时的共产党并不认为稳定就可以压倒一切的。他们认为，首先应该争取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因此他们发动了民主革命。他们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他们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要求，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时中共的人权观和国际公认的人权观没有任何不同。这不是本人的臆造，它有共产党无数次的宣言和报告为证）。它认为只有首先实现和维护了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政治权利，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稳定，才能动员和实现全民的抗战，人民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才能做成一切进步的事业。我王希哲始终坚信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是正义的，也仅仅因为这样，我坚信共产党当年的革命是正义的；我始终没有忘记和拥护共产党的这一民主主张。但共产党自己却把它的主张忘记了，把它的历史忘记了，把它当年得以获得人民拥护而最后胜利的这些主张说成是“不合国情”、“破坏稳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而弃之如敝屣了。
江主席阁下，您作为党的总书记难道真的不感觉，你们今天的理论无法解释你们的党史所可能包藏的危机吗？危机在于，若共产党真的反省了，感到它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万万人民尚未得到温饱的条件下就超前地把争取人民的政治权放在首位而坚持革命政策是错误的，那么，逻辑的结果，共产党就必须承认，它在民主人权口号下用枪杆子夺自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是非法的，而被迫撤退到台湾的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才是合法的了！这个危机难道还不深刻么？
我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反革命家。我不愿意去推翻任何政权。二十多年来，我只是用我的笔对历史和现存社会进行评论，促其改革。我只向事实负责，只向历史的逻辑负责。“在秦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先贤有范，如此而已。
尊敬的江主席阁下，前面我说了，我担心您的警察和法院明天也会以颠覆罪逮捕我，并且在“公开审理”中，又会以“票发完了”，“法庭不够大”为理由拒绝一切你们不喜欢的人旁听。那么，就会象１９８２年你们的法庭所做的那样，人们将听不到我的一点声音。为了预备这一点，我把给阁下的这封信作为我事先的辩护吧。伟大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在它的第十九条中宣告：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我希望在您的法庭可能审判我时，世界人民，包括一切没有忘记他们当年民主理想的正直的共产党人能听到我的上述声音，并得到他们的同情。
王希哲
199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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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4 03: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