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文革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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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嵊要塞军官朱雷文革历险记

作者简介：朱雷，山东泰安人，1931年生。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第一批随志愿军宋时轮将军的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他经历了志愿军入朝后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1951年防御战役，19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夏季反击战和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他在九兵团司令部作战处任测绘参谋。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战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官。志愿军回国后，1955年朱雷被调往人民解放军第22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朱雷在要塞区司令部作战处工作．1960年调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文革期间，朱雷同志奉命参加浙江舟山地区的“支左”工作。在八个月支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备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许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团成员。长期被关押、迫害，几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强暴，不屈不饶， 向党中央、 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艰苦斗争长达18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督促下， 南京军区政治部才给朱雷落实了政策。朱雷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团职离休干部定居在杭州市长乐干休所，安度晚年。



朱雷历险记（1）

1968年4月，我被选定为出席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舟嵊代表。一个小小的营职参谋，被突然调离支左的军管岗位来到南京白水桥某部营房，与王必成副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治委员，还有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一起，被许世友司令员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真是祸从天降!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到白水桥向我们训话：“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俨然以有先斩后奏特权的许世友，杀气腾腾，不可一世!那些派性特强、心怀叵测，一心要踏着别人向上爬，自封“稳军派”的人，一面极其肉麻地一口一个我们的 “红司令”“我们的好司令”地叫着；一面叫嚷“北京有‘杨、余、傅’，南京有‘王、林、鲍’，舟嵊有‘丁、沈、吴’，一条黑线”。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反革命的帽子。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犹未尽，我和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守备区政委钱毅等12人又被许世友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个参加革命20年，多次立功受奖的中共党员、营职干部，就这样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当我和丁锐副政委等12人被监管失去自由时，第二期学习班开始了。整人的打手们洋洋得意，他们准备继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双手沾满自己同志的鲜血往上爬。

1969年3月，党中央决定将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三个学习班(整人班)统称为南京部队学习班调到北京去办，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 在北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学习班转为批判许世友的错误口号“倒许乱军”。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将军，于1969年3月3日、3月1 3日、4月3日，先后三次在舟嵊要塞区700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舟嵊班办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龙一反常态，他来个180度转弯，一再动员我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我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我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嵊班700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我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我八个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状，被整了20年，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1969年6月，学习班结束，廖容标、曹思明首长带领我们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一再表态，绝对不会对发言批判的同志打击报复。廖、曹首长回到南京之后，受到许世友的严厉批评，并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发展蔓延起来。那些被戴上“倒许乱军”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出部队，复员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监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我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和莫须有罪名后，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我申辩。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我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我一家回山东老家。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那位连长盛气凌人，挥舞着押送书信，在大庭广众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队开除的坏人，他们是执行部队首长交给的押送任务，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东泰安，交给地方强制劳改!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执行者，他们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某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伤天害理之事。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和妻子张志敏慷慨陈词与押送我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顾永年同志头脑清醒，党性未泯缓解了非法的强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让我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我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后，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我又上访北京状告舟嵊要塞区的违法行为。

文革时期，一大批批评许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许乱军”“反革命”帽子，横加迫害，其遭遇不亚于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风吼，大雪飞。在绳子胡同副2号的一个房间里，军委总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 ”．并给我写了公函．我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嵊要塞区。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时，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如临大敌，他们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调兵遣将，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5名战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隐藏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是夜8时，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将我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深夜11点30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打人凶手吴掌林对我进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时，辱爹骂娘，一再责问我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我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注：“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

“王、林、鲍”指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将军

“丁、沈、吴”指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和吴健同志







朱雷历险记（2）

我被绑架关押在桃花岛的蚂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焦急地等侯在舟嵊要塞区铁瑛政委的大门口，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我的绑架事实，花言巧语，借给我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我。可怜老实天真的她，轻信铁瑛，娘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桃花岛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铁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干、栾经诚等人将我—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风仅有12平方米的土牢里。试问：新中国成立后，有那个单位，那个部队乃至那个监狱，胆敢关押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可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身居师职领导地位的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在铁瑛支持下竟丧尽天良的这么干了!他们不仅这么干了，还恣意对我朱雷咒骂、侮辱、搜抄、拷打。在35°高温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踹气。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24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还卑劣无耻地挑拨我妻跟我划清界限，离婚!当达不到目的时，竟然指使四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对我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我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我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我的胸口要枪毙我！

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宋干、栾经诚等人，用饿饭手段摧残我三口。有时—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岁孩子遭此摧残折磨，心如刀割! 天若有情天亦愤啊!!!

宋干、栾经诚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但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再到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他们丧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们是不想让我获得自由，不愿我活着离开舟山。正当朱雷一家三口饿以待毙的时候，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事隔九个多月后，我才知晓，原来给我们稀饭和咸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划为“杨、余、傅黑线上的”，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也许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认定，由于这一位1940年入党、行政十三级的钱毅副政委的悲壮殉职，朱雷三口才侥幸获得生机。

时间过去三年之后，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136号，那间权且借给我们一家安身的破房子里，钱毅政委的夫人过丽华，当面向我陈述钱毅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钱毅政委的死，换来了一小桶稀饭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我对钱毅同志的悲壮殉难，表达了深深的哀悼。许世友制造“清查5·16”冤案，又夺走了人民解放军一位优秀高级干部的生命，钱毅同志死得好惨!

我在土牢里被折磨了二个月之后,他们正式认定我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



志"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亲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门慈悲之地。但是，那时的大乘庵却成了宋干、栾经诚等人非法关押、摧残共产党人的秘密场所。他们派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昼夜不停、寸步不离监管着我。同时，精心挑选了排、连、营，团职的十多名军官，对我大搞逼供信，大搞体罚肉刑!朱雷刚刚脱离桃花岛上的火坑，又掉进了普陀岛的炼狱!直到1971年9月1 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个多月后，1971年9月30日，这伙人还狂呼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把

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打手们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他们轮翻“轰炸”对我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我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麟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经受严峻而残酷的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朱雷，在战场上没有死，竟然被许世友以人划线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使下，几乎被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打手们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计其数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科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这些坏人整得惨死!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没有执行许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导致身陷囹圄。可怜身陷炼狱的朱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任凭狂徒们折磨摧残而束手无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传到舟嵊要塞区，任人宰割的朱雷才侥幸保住了这条命，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发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场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队平反落实政策时，发生在天高皇帝远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那个独立王国里。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干、栾经诚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阴谋陷阱破产了。他们竟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过来倒打一耙，又诬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我。打手们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顶制造冤案的帽子，承担打砸抢的罪责。在军委总政一再追查下，直到1972年3月9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控告他们的罪行，刘、高二人秉承“上级领导”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对我恐吓威胁，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数十年来，这支军队素以“文明之师，仁义之师，雄武之师”而昭告于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背离了这个原则，把人民军队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装力量，“倒许”就是“乱军”!南京军区的防区三省一市成为许世友的独立王国。许世友在军队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军阀作风导致了我朱雷遭此惨劫。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对书国清说：“你不是韦国清吗?老朋友了，你长胖了。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啊”。毛

泽东又说：“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当我六十多岁的老娘亲得知我的历险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我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同志又欺骗了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本性善良，易于上当受骗的老母亲，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回到了山东老家后，对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就这样，铁瑛同志的骗术成功了。山东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都对铁瑛、宋干、栾经诚等解放军首长们感恩戴德无以复加。

“老八路怎么会这样对待俺的子弟兵呢”!谁能料到，正当乡亲们感恩戴德的当口，他们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许世友制造出来的“倒许乱军”清查“5·16”反革命的炼狱里受煎熬!

《聊斋》里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时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妪、长老出现!许世友虽然是老红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但他的世界观和灵魂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王国里，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军阀思想。军区党委制约不了他，杜平政委要听他的，党委一班人要听他的，他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南京军区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而是许世友一个人专制。在“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封建诸侯”们都会显露其真面目，而疯狂于世的。铁瑛同志不是许世友，但军令如山。铁瑛虽然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出于各种因素和个人利害，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必然会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他抛弃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成了推行许世友“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帮凶。

朱雷历险记（3）

面对封建专制强权迫害，朱雷冒着“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舍命抗争，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控告。朱雷深刻认识到，这桩公案，绝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或一家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法尊严、党性原则、军队建设、人间正义；同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而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朱雷乘车北上。去北京，去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办公的地方，申诉冤屈，讨回公道。

当朱雷刚踏进北京总政军人上访接待站驻地绳子胡同时，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现在面前，数以百计的身着陆海空三军不同军服的男女上访者，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在绳子胡同里。他(她)们和朱雷一样，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线所迫害的无辜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着热泪实事求是的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

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气，满怀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同志、卢淑琴干事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

正当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时，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同军委总政针锋相对。他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明目张胆同军委总政对着干，令人发指!铁瑛目无军纪擅自把军队内部情况倚仗权力无原则地扩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别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的残渣余孽，他们披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外衣，如许世友、铁瑛之流，他们仗着权力和组织力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打击迫害敢于同他们的错误作抗争的正义的人们。自古“奸佞当道，忠良遭殃”确实如此，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决不是什么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不是执行纪律上的错误，更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当时的党中央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战胜许世友、铁瑛、宋干、栾经诚这些人推行的错误做法。迫使他们作检讨(那怕是假检讨)迫使他们给我落实政策，迫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经过艰辛顽强的抗争，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终于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众》这个《决定》尽管对宋干、栾经诚等人用卑鄙无耻手段，强迫任绵绥、柴纪时等人作伪证等非法行为只字不提，推脱责任嫁祸于人，但毕竟是反迫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

逼供等一系列迫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至少要有一个说法，要赔礼道歉，要搞好善后，这是党的原则和政策所规定的。但是，宋干等人拒不执行。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被他们造谣诬蔑，造成极坏影响的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嵊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先后两次写信向他申诉。这两次书面申诉都是通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转呈的。刚正不阿，主持正义的周建人副委员长，先后两次附了亲笔信。小平同志都做了批示，他指示军委总政直接给朱雷平反并落实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军区的重视。南京军区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并于1974年8月23日下达了三条决定。1974年8月24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嵊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我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我想一个堂堂大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总不致赖掉吧!张连生现住南京中山北路212号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当时组织部干事许湘东现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少将主任亦应记得这件事的。

军委总政接到小平同志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的批示后，迅速派出以信访处长薛恒庆为首的工作组，深入舟山部队，通过艰苦的细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属实，并严肃批评了铁瑛、宋干等人的错误。1974年9月20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3号楼，210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按理说，这桩公案事到如此应该圆满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军委总政工作组离开南京返回北京之后，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迅速落实。结果事与愿违，事物又向反向逆转，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事，导致南京军区党委给朱雷落实政策的三条决定又付之东流了!个中的咄咄怪事，里手的微妙因素，实质上“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仍在作祟!许世友司令员虽然已调往广州军区，但他所建立起来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朱雷历险记(4)

咄咄怪事出现了：“部门意见”推翻“党委决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部门意见”，有意混淆视听，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非但阻扰，而且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本是贯彻落实党委决定的办事机关，理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阳奉阴违，搞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军区党委为朱雷落实政策是假的，继续整人是真的!这种咄咄怪事，在我军历史上只有在“文革”期间，在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下，才能出现。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我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万万没有想到，铁瑛为此怀恨在心，当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我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 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 ”，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铁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边缘!

在狱中，公安局对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狱内狱外紧密配合，滥施淫威，搞白色恐怖，制造冤案，迫害无辜，卑劣至极!这个专案组除上述公开的一手外，还搞暗的一手。他们把朱雷档案中那些证明我光荣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军、师两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荣誉称号的材料，以及历来的鉴定、任职令、自传乃至入党志愿书等统统被抽出盗走，至今一份也没归还。“文革”中制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志”的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淫威，我和我妻对这伙恶棍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我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我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2年零7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区禀行南京军区转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对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我片纸只字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泪控告信和义正词严的抗争信。遗憾的是，这些申诉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厅非法扣压了!

1979年2月23日，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安局拘留一个公民最多时限只有7天。铁瑛、李朝龙，根本不把国家颁发的这个《条例》放在眼里，让公安局继续对我非法拘留，直到该《条例》公布施行了七个月后，而且是在中央来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组蓝孝永组长直接追究下，目无党纪国法的铁瑛、李朝龙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发出“释放证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确告诉我：拘留我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对过铁瑛书记。为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维护中共党员的贞操和公民的权利，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面对其在拘留所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派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

一再屈驾监狱，动员朱雷出狱。他俩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证，在我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公安局信誓旦旦保证下，特别是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向我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才于1979年1Q月13日上午，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后，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磊落坦荡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付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身为中共党员朱雷，没有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保护．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监禁二年七个月，受到了非法审讯和迫害。这究竟为什么?身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铁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国动乱之机，持权挟私，对中共党员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进行“专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质上铁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把持人民给他的权力，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混在党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跳出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朱雷历险记 (5)

我在监狱足蹲了二年七个月，我带头遵守监规，体验逆境人生，增强高风亮节。我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恩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忍辱负重协助公安机关，对数以百计的同狱人犯做了大量颇有成就的转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说：“要是早就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蹲大狱的地步。”在他们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们一样确确实实蹲大狱的人，很多人一直怀疑我是打入监狱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凡是关押在其它监房的犯人都想调换到我所在的二狱B室中来。我所在的狱室，不论释放、劳改或判刑，都会到我面前，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别。就连“ 狱霸”们使工作人员伤透脑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狱室中，时间

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过来。每逢有危险人犯送到拘留所来，监狱长都是个别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监管好他，防止出问题。每逢有老弱残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监所来，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放在我所在的监室，要我关照他们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认认真真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监狱蹲到这种份上，苍天可鉴!

正由于这样，所以在我的牢狱之灾结束后，离开监狱时，拘留所领导、狱警及至烧饭菜的大师傅们，一起热烈将我送到监狱大门口。这是铁瑛、李朝龙等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历史上所绝对没有过的。

当朱雷为讨回公道，还在狱中绝食抗争的时候，铁瑛以其人格和党性，向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保证，保证在朱雷出狱后，即给予平反，落实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过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再三向朱雷保证，朱雷出狱后即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信了铁瑛的保证，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狱后，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极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竟是骗我出狱鬼话，我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给我平反落实政策，他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原来他以党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组作出的保证，竟然也是欺上瞒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负屈含冤，浩气凛然的朱雷，不信那个邪，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依靠党中央，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以正压邪，最终讨回人间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机关，最后归口于公安部。公安部听到我的告诉甚感惊奇，一再追问：“是拘留吗”?“是真的拘留二年七个月吗”?当确信考查无疑后，给我写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厅平反，落实政策。 省公安厅不听公安部的。于是，我在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进京告状。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给我写信，要浙江省公安厅给我落实政策。最后检查院也一再批转我的告诉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我平反落实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当时我理直气壮要求公安局兑现保证时，三级公安机关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他们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呢?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三个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袭来。州官放火、制造冤案，竟然还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贴耳不准喊冤! 浩然苍天，昭昭日月，岂有此理!

朱雷继续抗争，不断上访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 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公安局用词造句简单明确，只有朱雷同意他们的结论，才可妥善处理善后。这是前提，是先决条件。公安局对我们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很明显，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转下来的材料后，不仅不承认错误，予以纠正，而是继续污陷我!

1988年快要过去了，朱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同志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至此朱雷及家人终于结束了水深火热，不堪回首的困境，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反革命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推行“ 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我朱雷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大批干部被无辜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杨、余、傅”黑线上的人，“阶级异己分子”，“坏人 ”等等，历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难，遍尝了冤狱之灾，亲身体验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株连了家属亲友达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我朱雷永远不会忘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人民、革命干部镇压的历史教训!朱雷全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的恩德，永远铭记周恩来、邓小平、周建人、潭启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副令员张明同志的恩德!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这虽然是一句唯心的话，但有时，也会显灵的。请看：当我在承受着皮带抽、木棒拷打时，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备区打手刘秀玄当胸重重一拳击中，从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后脑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红木柱的石础上，当场昏死，一条伤口流血不止。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本应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军医刘秀玄，竟然一边踢我，一边骂我该死!几年后，没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猎枪打鸟时，枪柱后座竟会击中他自己的头颅，当场死亡!那个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负责押送我的警卫连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积极充当宋干、栾经诚打手的张加录，本是年轻力壮，体质如牛，不知怎的，竟会死于肝癌。

(全文完)2000年于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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