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宁 “流而不盲”：20世纪50年代“盲流”心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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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不盲”:20 世纪50 年代“盲流”心态探析
李巧宁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20世纪50年代,虽然国家反复禁止,但农民仍普遍向城市、工矿乃至新疆、关东等地流动。农民的流动主要源于两种心态,一是在城乡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改善现状,闯荡未来的心态;二是怀着摆脱窘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的心态,其心态体现了底层民众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　“盲流”　心态　城乡差别
一

中国官方把自主流向居住地以外地区谋求生活的人员(以农民为主) 称为“盲目外流人员”,简称为“盲流”。“盲目外流人员”这一称呼源于中央人民政府1953 年4 月17 日颁布实施的《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 年代的体制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迁徙都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自由迁徙是不被允许的。当时,中国政府下发了一系列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文件,如1954 年3 月12 日的《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2 ] 、1956 年12 月30 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3 ] 、1957 年3 月2 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4 ] 、1957 年5 月13 日的《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灾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5 ] 、1957 年12 月18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6 ]等,并采取了相应的限制农民外流的措施。

国家反复下发禁止“盲流”的文件,可见“盲流”现象之严重。的确,20 世纪50 年代,农民外流的情况相当普遍,他们主要流向城市或工矿,在50 年代末期,新疆、关东也成为外流农民的主要去向地。例如,陕西省城固县1954 年的一份档案显示:“近几年来,每当农暇时即有大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寻工作。”[7 ]1955 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不断深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愈加迅猛。仅1955 年初春,从江苏高邮、宝应、淮阴、盐城、江都、兴化等地流入上海市的农民即达8385 人,其中以兴化县为最多[8 ] 。在湖南湘潭县,1956 年冬,许多青年农民纷纷流入城市、工矿,愿意在家里从事生产的人很少,如长家社第一队有20 多户农户, 接近年关时只有4 个劳力在家[9 ] 。就全国总的情况而言,1956 年10 月到1957年4 月间外流农民约有57 万多人[10 ] 。农民流入各个城市、工矿,其中,以交通枢纽城市为多。以徐州市为例,1956 年秋季,每天从山东、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徐州市区的农民达500 多个[11 ]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农民自主外流现象更加普遍而严重。以陕西、浙江、山西三省为例:陕西省关中各县和商洛山区农村劳动力出外谋业的情况在1958 年夏季就大量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和蔓延[12 ] 。浙江省从1958 年秋季到1959 年2 月间有14. 5 万多农民外流,其中流入浙江省各城市厂矿企业的有5 万人[13 ] 。山西晋北地区1959 年春节前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强壮劳力有8万多人,约占当地强壮劳力的十分之一,到1959 年4月,有些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达70 %～80 %以上,有的生产队几乎全部外流了[14 ] 。

二

由于国家政策限制农民自主外流，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用工制度的高度指令性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使得“盲流”自离开居住地，就处于一种前途未卜的状态：也许外流不成反被当地政府抓住进行批判，也许会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流浪街头……从某种程度上说，“盲流”是在冒险，在拿未来作赌注。那么，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普遍地、争先恐后地甘愿外流是出于怎样的心态呢?

(一) 改善现状,闯荡未来的心态

20 世纪50 年代,城乡差别非常明显:城市人口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虽然不是很高,却是有保障的,尤其是50 年代中后期,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城市闲散人员,每月也可以凭户口本领到一份与他人相差不大的口粮;农民劳动强度大,生活却毫无保障。正如一些解放军军官在1956 年所议论的:“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之间的矛盾。……农民生活太苦,农民生活与工人生活的悬殊太大”,“工人生活现在提高了,但是农民一年辛苦劳动,还抵不上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 农民一年劳动到头,还穿不上棉衣,半年看不上一次电影,工人有俱乐部,有其他福利事业,但农民则没有”,“工人创造价值虽高,但工人的条件好,机器是国家的,技术也是国家培养的,而农民想用机器也没有,想学技术也不行”[15 ] 。

对此,农民有深切的感受,他们看到的是“工厂捧的是铁饭碗,农村捧的是泥饭碗”;女人“嫁军官,穿花衣,盖花被;嫁工人,吃过玩,玩过睡;嫁农民就‘活受罪’”[16 ] 。如1953 年前后,江苏很多农民说:“工人是政府的亲儿子,农民是政府的蛮儿子”,“农民要出民工、要缴公粮、要参军,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早苦到晚,生老病死没有管,住茅棚,吃杂粮,穿破衣;而你们工人呢,既不出民工、不缴公粮、不参军,又有劳动保险,有休养,星期天放假,住洋房,吃四菜一汤,穿西装,有文化宫、电影院、跳舞厅,真是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17 ] 。1957 年,安徽省巢县银瓶区徐家村双桥农业社女社员徐某在当地一次群众鸣放会上这样描述自己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我在省委机关帮工,看到干部们吃的、穿的、住的才过劲。你看他们吃的:早上点心,中午老母鸡汤;吃饭要用开水烫烫碗,说是讲卫生;饭厅里一个洞一个洞的(笔者注:指一个一个的卖饭窗口) ,这个洞里是卖红烧肉,那个洞里又卖炒肉丝,还有的洞里卖鸡汤;今天的包子是肉心的,明天又是糖心的,天天换着吃;到了过年过节,头一天开个条子,第二天要好些菜有好些菜。……有的在饭厅里吃还不过瘾,跑到长江饭店吃,一顿就是几十块。你看他们穿的:里头是棉毛衫,外头是福禄绒的小褂裤,再是毛线衣,还有丝棉袄子,外加一件皮大氅;脚上穿的皮鞋,里面还有毛,手上有套,一个人床上迭几床花被子;睡觉还戴口罩子。我们农民粗布衣菜饭饱,还弄不到。……你看他们的小伢子,一个小伢雇一个保姆,还规定不准哭,又是牛奶又是饼干,穿得花花绿绿的。我们农民的小伢子一哭哭得砸蛋,屙出屎来无人管,糊得一脸的。……干部们拿薪水,拿一百多的,拿二百多的,拿三百多的,还有拿四百多的,我们农民一年累到头,只拿到百把块钱,还要养活一家人。”[18 ]这种明显的城乡差别,使农民对城市生活无限向往。正如杨牧所描述的:“‘工作’一词在我的家乡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可以是工人,可以是干部,可以是挖煤或撑船的,但独独不包括农民的劳动,因为前者属旱涝保收的工资型收入。一个村里有谁的后生在外面‘工作’,人们一提起眼睛就发亮,无比崇敬,无限景仰,那家也就格外荣耀,仿佛贾府有元春在皇宫里做小老婆似的。”[19 ]对“旱涝保收型”生活的极度向往与憧憬激励着农民冒风险向城市和工矿流动。

当然,这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自从1953 年农业逐步实行集体化以来,农村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受到限制乃至禁止,农民只有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来获取收入,然而,极低的工分值使绝大多数农民一年到头起早摸黑也难得吃饱穿暖。在这种情境下,农民的生产劳动自主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心有不甘者便开始外流,为可能的命运转机作一丝尝试与奋争。

当20 世纪50 年代后半期国家加强城市户口与粮油供应管理后,“盲流”在城市生存的空间愈益狭小,于是,青壮年农民选择了地广人稀、等待开发的新疆、关东等地作为流向地。这些地方虽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极低的开发程度而远不如内地城市生活条件好,但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给了流入者以极大的“吃皇粮、领工资”的希望与憧憬。当时很多

“盲流”就是在“新疆到处招人”和“在关东,只要勤快绝对饿不死人”的传言召唤下涌向新疆、关东等地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外流是出于一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本能, 想使未来多一种可能。“盲流”大都颇有一些“闯”劲,敢于并能够面对困难。一些地方的农民对此有自己的说法:“走了的(笔者注:指离开农村的) 都是英雄好汉,留下的都是稀松懒蛋”[20 ] 。

(二) 摆脱窘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的心态

20 世纪50 年代,农村中存在强迫命令现象,一些地方干部只顾给农民摊派任务,根本不重视普通农民的意愿,一些基层干部甚至随便给“不听话”的农民乱扣政治帽子,动辄拉到大会小会上进行批斗。例如,有的地方统购棉花和肥猪时,向农民强调“谁家藏棉花是经济犯,不卖棉花以私藏军火论处”,“不卖猪就是不抗美援朝,政治上必有问题”;爱国卫生运动中提出“不卫生是美国的帮凶”,“不杀狗是和美国细菌战犯通气”,“不锁狗就锁人”等[21 ]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非常普遍,并提出“入社是走北京的路,不入社是走台湾的路”、“办社是政府号召,不入社就是不与政府共事”、“不入社是坏分子”等口号[22 ]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干部动辄以“扣饭”、批判或让民兵扣押惩罚“态度不老实”的群众。就如当时群众所说:“搞积肥,拆陈墙,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大炼钢铁收废铁时将好铁具也一律收走了,“管你给不给,要一齐收”,“食堂成了限制人的工具,一点不对就不给社员吃饭”,“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动不动不给群众吃饭;批判、斗争,有时把社员当成五类分子一样”[23 ] 。

一般群众尚且受到如此待遇,地主、富农等家庭成分不好者或历史“有污点”者的遭遇更不必说了。他们稍有“不老实”的言行,即被斥为“地富反攻倒算”或“现行反革命”;就连家庭成分好或历史清白者的任何与政府号召不一致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地富思想”作怪或“受地富拉拢”。合作化运动初期,各地声明:不许地主富农入社,只准贫农和中农入社。在西北地区民间也据此生出了一条歇后语:“地主入社———胡(意为: 胡乱) 积极。”但在具体操作中,当地主、富农不积极要求入社时,就会遭到干部的种种为难。如江苏沭阳县云中乡在入社时,对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将他们定为管制生产;一些历史上当过几天兵或做过一般匪、伪事情的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24 ] 。到1956 年、1957 年各地普遍实现合作化以后,地主、富农若有退社意向,又被指责为“破坏合作化”、“破坏社会主义”,动辄被拉到大会上批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成分不好者的牢骚和抱怨都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与“攻击”,从而招致种种麻烦。

在这种普遍不受尊重的处境之下,有一些人甚至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与地方干部有矛盾而受到打击,或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冲击对象……农民虽然卑微,但他们也有人格。面对这种处境,他们可以选择的惟一有效的反抗手段似乎只有逃离———外流。于是,许多在家乡处境不妙的青壮年便寻找一切可能的外流机会,以走出窘境,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地主、富农的,将他们定为管制生产;一些历史上当过几天兵或做过一般匪、伪事情的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24 ] 。到1956 年、1957 年各地普遍实现合作化以后,地主、富农若有退社意向,又被指责为“破坏合作化”、“破坏社会主义”,动辄被拉到大会上批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成分不好者的牢骚和抱怨都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与“攻击”,从而招致种种麻烦。

在这种普遍不受尊重的处境之下,有一些人甚至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与地方干部有矛盾而受到打击,或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冲击对象……农民虽然卑微,但他们也有人格。面对这种处境,他们可以选择的惟一有效的反抗手段似乎只有逃离———外流。于是,许多在家乡处境不妙的青壮年便寻找一切可能的外流机会,以走出窘境,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外流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饥饿所逼,出去“讨活口”的。这种情况在20 世纪50 年代后半期更为常见。农业的低产出加上国家对农产品的高征购等因素,使得很多地区的农民常常处于食不裹腹的境地。难怪在河北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入了高级社,真正也不错,挣了不少分,一算剩不多,社里发一人(笔者注:指社干部损公肥私) ,大家不能过,地了场光衣服破,回到家中挨大饿,你看难过不难过”;“春种夏锄盼一年,劳动累得真可怜,指望秋收吃饱饭,每人给你四两三,孩子多的还小可,孩子少的真可怜,左思右想无门路,来年怎样种庄田”;“社员生活真幸福,吃了大萝卜掺红薯”[25 ] 。当饥饿到了威胁生存的境地而在当地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解决时,农民只有冒险作“盲流”以寻找可能的生机。

三

从总体上看,“盲流”是以一种改变命运的心态来寻求未来,他们怀揣着憧憬,怀揣着呆在家乡永远也看不到的希望。虽然他们知道离开故土后前途未卜,但是他们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因为他们本来就处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种种苦难;更何况,外流蕴含着一线希望,一线使命运得到改观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 盲流”并不盲目,他们的行动体现着底层民众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是一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自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3) [ Z] . 法律出版社,1982.
[2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4 年1 月至9 月) [ Z] . 法律出版社,1982.
[3 ]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 年7 月-12 月) [ Z] . 法律出版社,1957.
[4 ] [ 5 ] [ 10 ]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年1 月- 6 月) [ Z] . 法律出版社,1957.
[6 ]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 年7 月-12 月) [ Z] . 法律出版社,1958.
[7 ] 城固县人民政府通知( 54) 府秘字第五号(1954 年4 月12 日) [ Z] . 陕西省城固县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6 ,卷号36 ,永久.
[8 ]目前灾区农民外流现象仍很严重[J ]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1955 年第6 期.
[9 ]湘潭农村见闻[J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 年第7 期.
[ 11 ]徐州市流入灾民多[J ]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情况摘要,1956 年第63 期.
[12 ]不少青年人不安心农业生产,大量农村劳力外流[ Z] .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 - 3 ,卷号760 ,永久.
[13 ] [ 20 ]浙江积极处理外流劳力的问题[J ] . 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2752 期.
[ 14 ]山西农村劳力普遍缺乏[J ] . 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2729 期.
[15 ] 解放军中一些军官怀疑党对农民的政策[J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 年第1 期.
[ 16 ]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J ]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情况摘要,1956 年第68 期.
[17 ]农民羡慕工人生活,不安心农业生产[J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第八号.
[18 ] 一个农村女社员对机关干部生活的描述[J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 年第138 期.
[19 ]杨牧. 天狼星下———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的历程(上) [J ] . 飞天,1994 , (3) .
[21 ]热河省委宣传部长鲁森同志给中央宣传部的信[J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 1953 年第11期.
[22 ]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农业合作化宣传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五年十月) [J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 年第27 期.
[ 23 ]右派言论汇集[ Z] . 陕西省城固县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 ,卷号73 ,永久.
[24 ]云中乡处理地主、富农入社不按政策办事[J ]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情况摘要, 1956 年第65期.
[25 ]河北有些地区出现谣言和不满的歌谣[J ]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 年第17 期.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总第13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