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批陶联成立

阿陀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6月初，广州一司与市委遵义公社组成市委联络站，专揪王德、焦林义；与毛泽东思想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市人委联络站，专搞曾生、钟明、罗培元问题；6月中旬，一司与省直大联合总部、工交红旗、红旗工人、地总、红总、暨大1226、华工太阳升、华师一月革命总部、中大革委会等，组成斗尹（林平）联络站。
    6月15日，一司、工交红旗、红旗工人、省直大联合、省委东方红、省委机关遵义公社、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省财贸总部、电台工农兵等组织， 联合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派捣毁黑省委联络部”。7月1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筹委会，实际上是以红一司为核心。
　　6月中下旬，以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作为楔子，闹得满城风雨。6月22 日晚上，工联、中大红旗的头头们，在交通部中南公路工程修配厂开会，研究形势。他们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分化瓦解地总、红总，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准备第二次夺权”等等。他们认为，东风派现约有90万人，旗派约有60万人，力量对比差不多，可以夺权。估计8、9月份毕业生要分配，学校要复课，因此红代会的召开和第二次夺权，必须在7月份进行。
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将成为一个缺口。在旗派的奔走呼号下，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浪，渐成奔腾咆哮之势。6月2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问题，作了五点说明。

    一、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们要坚决拥护中央这一批示，对“八一战斗兵团”不能平反。
    二、“八一战斗兵团”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操纵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过复查，语气确凿，完全属实。
    三、“八一战斗兵团”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非法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的精神，这个组织也不能恢复。
    四、对“八一战斗兵团”的一般成员和少数有罪恶的头头，我们早已作了严格区分……
    五、广州面临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战备任务十分繁重……（下略）

    然而，这不仅不能平息造反派的骚动，反而起了刺激作用。6月24日，红司、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联合发表反驳省军区五点说明，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明：

　　一、“八一战斗兵团”绝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省军区硬说它是反革命组织，请拿出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组织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罪行来辩论，我们奉陪到底。
　　二、省军区某些人说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中央批准的，我们强烈要求公布事实真相。
　　三、“八一战斗兵团”的确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并确实混进少数坏分子，但绝对不能以此为理由把整个组织打成“反革命”予以取缔。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是另有企图的。
　　四、3月黑风中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是刘邓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产物，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6月26日，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发表《严正声明》称，“回顾‘八一战斗兵团’的战斗史，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我们就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我们在2月23日退出了‘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对广州谭震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彻底造反，我们决定重新打出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的鲜红大旗”。
      声明提出：一、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1967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二、广东军区3月1 日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通告是错误的，我们强烈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公开彻底平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广大革命战士公开彻底平反；三、我们坚决与工联、红旗工人、广东红旗农民、红司、三司、新一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当天傍晚7时，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东较场召开平反大会。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华工红旗、中山医东方红、暨大东方红、机关红司等组织1.2万人，参加了大会。6月29日，八一战斗兵团也在东较场举行平反大会，参加的组织包括工联、工人红司、红旗贫下中农、新一司、广铁总司等五万多人。
    这时，除了学生、工人造反派，还有一批人在广州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他们大部分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因未能升学而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他们许多人在农村曾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政府最初承诺三年轮换下乡，也没有兑现。因此，积压了一肚子的怨气。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在农村造反，“首先揭发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红色政权夺回革命群众手中”，并且“封闭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替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平了反”。 但很快他们的斗争锋芒，便指向所谓的“刘、邓、陶为首的旧安置系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一批批支农青年喊着“支农青年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纷纷杀回广州“闹革命”。他们真正要争取的，主要是城市户口和回城工作的权利。
    支农青年先是包围省军管会，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7月6日，他们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
    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檑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前往农垦厅支援，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七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
    农垦厅的武斗还未解决，广州市技工学校又传警报。技校原有两派，一派是红色造反团（三司），一派是技工红旗（一司）。双方从6月初就开始忙着制造火枪、大马刀、刺刀、匕首，准备武斗。最近连工厂仓库里的20多瓶氰化钾，竟也下落不明。
    7月7日，警司召集双方开会，经过协商定出五条：一、学习“六•六通令”；二、不能武斗，谁先挑起武斗谁负全部责任；三、双方都不能到外面调队伍来；四、交出武器，撤除武斗工事；五、成立监督小组。双方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后来警司发现红色造反团又在私造武器，还偷了刀，并拒绝交出。
    警司请示军区，如发生武斗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大武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还在做工作，但效果不大。“在一定情况下，是否可进驻部队到技工学校？情况搞清楚可否强行收缴武器？”温玉成副司令员指示：“即派部队进去，将凶器等收缴。”黄业副参谋长的指示称：“请转告警司马副参谋长，要把情况确实查清，确实属实，请按温副司令指示执行。” 话虽如此，但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真正查清情况，谈何容易。
　　有时对支持哪一派，省、市军管会之间也有分歧；军管会与其他军种之间也有分歧。毫无疑问，这些分歧会使制止武斗的工作受到影响，甚至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录：

　　（市军管会来电）郊区军管会根据军区后勤支农小组从郊区贫农得来的情况：
    沙河“红卫”大队（旗派），从我们内部是倾向这个队的。省军管会要求支持贫革联，但现在6904部队71 分队他们在行动上与观点上都支持了“红卫”。因此，郊区农民两派都有反映：军队内部有两派，发展下去可能出现问题。因此，提出建议：
　　一、了解6904部队71分队，为什么支持旗派的“红卫”？ 而这个队的情况郊区军管会正在摸底，是什么情况尚未弄清。
    二、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明确一下，把口径统一了，是否由郊区军管会、后勤支农小组和6904部队71分队合起来开个会，研究协商一下，情况搞清，统一口径。

　　中央愈强调支左不支派，军队内部愈容易出现分歧，因为谁也弄不清，究竟哪个是左，哪个是派。当两派出现冲突时，往往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只好无所作为地坐待事态发展，直到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6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禁令：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但未有效地控制大局。当农民开始卷入武斗以后，事情就不仅仅是“打群架”那么简单了。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清楚“农民战争”的威力。1967年夏天，全国已濒临全面内战边缘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 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7月11日，在一片揪“广谭”的喊杀声中，12万红旗工人、工联、红旗农民、广铁总司、红司、机关红司、三司、新一司群众，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诞生暨彻底砸烂陶家黑店誓师大会”。
    批陶联委由首都批陶联委驻穗办事处脱胎而来的，其核心成员包括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中南局联络总部等旗派组织。批陶联设有几个工作组，政治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工交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干部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央监委驻中南局监察小组副组长闵一帆，财贸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财委副主任张天陶，生产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经委副主任李逖、市场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财贸政治部主任王世琳，资料专案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监察组办公室副主任郝湘基，工交分会负责人是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国峰。
    批陶联委在1967年下半年，对广州地区文革将起着重要作用。
    7月13日，广州地区东风派六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陶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大会发出“打倒中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陶铸”的《紧急动员令》。仅东风派主持的“批陶”专栏，在基层就达五万多个，在街头的约有4000多个，各系统写出了3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
　　7月15日，东风派的斗陶总指挥部在越秀山体育场，再组织七万人的“声讨、斗争、批判”陶铸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游行。旗派的批陶联委也于7月16日在广州日报社举行批判陶铸大会，把王匡、陈越平、黄文俞、丁希凌、 杜导正、杨奇、林里、田蔚等新闻系统的干部，揪出来猛轰一番。
　　7月17日，省军管会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广州地区文革情况。会议认为：

　　批陶斗争发动后，各个群众组织劲头很大，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大字报。问题是两大派联合不起来，连一个统一行动也搞不成。再就是有的组织大肆攻击7月15日《南方日报》编者按；有的提出批陶必先揪广谭；这些都可能干扰批陶大方向。支港的形势不如批陶形势好，问题也是两大派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大家认为，“广州地区两大派现已基本形成，两派都有造反派，也都有保守组织，所以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也不能以某一派为核心，而应以左派为核心。若什么都要以旗派占优势，以旗派为核心，就必然在客观上产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后果，不利于联合起来批陶、支港斗争。”
　　事实上，这一轮批陶高潮，并未能广州地区的武斗降温，反而有急速升级之势。7月6日，工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坑口演出时，与春雷大坑口联合总部发生冲突，双方动用了木棍、刀子等武器，互相攻击。
　　7月15日，广州机务段的春雷工人和郊区农民，与反春雷发生武斗，造成八人受伤。据一些参加了当天武斗的反春雷派群众，后来又“反戈一击”，讲述事情的经过：“7月15日要下班时，头头突然通知我们集合，说广北机务段打伤了我们的人，要马上派人去支持。反正每次都是这样说我们的人挨打，要我们去，前天刚打完一中主义兵，今天又去打人，总感到有些怕，但是头头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直在盯着我们，只好跟着大队人马去机务段。一进机务段，当然又是一场大武斗，我们手上都有利器，我们拿着锄头、木棒、杉钩就往外冲”，“这次我们冲上去，打伤了机务段的人，他们就拼命反抗，向我们这里冲上来了，天黑一片，又不知有多少人，真有点令人心怕，如果被打伤了，一家大小怎么办啊！我们只好走在后面，做个样子，幸好，后来解放军来了，才制止了武斗，直到了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们才走了出来。”
    7月19日，工联宣传部在街上贴“批陶不忘陶老二”（陶老二即指广州军区）时，受到主义兵围攻。同一天，1000多工联工人冲进八一中学，和主义兵发生武斗，警司的宣传车制止无效，又派了两个连前去调解。双方进行谈判，工联以强硬态度提出：一、武斗是主义兵挑起来的；二、主义兵要交出凶手和幕后指挥；三、今天工人不上班，是主义兵挑起武斗的结果，是警司处理不当的结果， 所有一切损失，应由警司负责。工联群众不停地起哄、喊口号，有人还怒吼：“刘少奇都拉下马了，黄永胜有什么了不起！”
    据省军区作战处称：“现在武斗是谁挑起来的，还搞不清楚，工联给主义兵扣了很多帽子，主义兵都不承认，工联的人都不走，有的人想走，头头不让走。”军区首长指示：“两个连队撤回来，对工联的无理要求不答复，他们的人不走，不管他。” 由此可见，军区支持主义兵的态度，彰明昭著。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2月15日 星期三 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