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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明事件
5月，将是某些还处在“三月黑风”中的革命造反派获得彻底解放的一月。
5月，将是受蒙蔽的群众大觉醒，保字号组织大瓦解，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一月。
5月，将是革命造反派获得更大胜利，广州谭震林式人物惨遭更大败绩的一月，是广州地区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月。
5月，将是革命造反派的鲜红鲜红的红5月。广州谭震林式人物所谓5月是他们的，妄图螳臂挡车，再“颠倒”历史，其结果，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广州谭震林式人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翻开5月份出版的各式小报，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弥漫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凶兆，呈现一派满川风雨看潮生的景象。
早在4月1日，中央明确警告各地军队：“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毛泽东并在文件中亲自加了这么一段文字：“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4月初，针对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后，对造反派组织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人民日报》公开警告军队不要压制造反派的革命（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中央军委在4月6日发出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规定军队“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中国的政治局势，经常会出现这种一张一弛的突变。4月22日，由毛泽东亲自下令，把北京年初逮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出来。一批血统论红卫兵重新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提出“社会向何处去”的严词质问。北京不少学校都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这股风，瞬间便会吹及广州，形势必将随风而靡。
各地军队都不得不暂时收起雷霆手段，仓促后撤。用毛泽东的话来形容，“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整个形势，对造反派似乎十分有利。人心再一次被强烈地鼓动起来。
造反派曾经预言天下大乱的5月，终于来了。5月2日，广州一司召开有一司所属分队、省直大联合总部、省机关东方红公社、市委联合总部、工人大联合筹委会所属各总部、郊贫联、南方日报（夺权）三总部、广州日报等群众组织参加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5月是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大联合的关键时刻。广州的气温，一天天变得炎热；广州的天空，风云开合，诡谲万变。
5月确实是一个经纬万端的月份。
项明文革前是省计委劳文处劳动科的普通科员，文革初期参加过文化工作队，在文联、音协搞过两个月的运动。后来他串连了一些群众组织，于1966年11月26日成立了省联络站。是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
3月上旬，军区打击省革联时，联络站宣布解散。3月23日，项明从北京返回广州。第二天，省计委红旗、大无畏兵团邀集全计委干部与省革联常委开辩论会，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建委等单位都派人参加。项明也在会场里。但辩论会刚开不久，有人要求项明退出会场。项明拒绝，于是爆发争吵，辩论会的焦点转到了项明身上。辩论内容主要围绕市公安局夺权问题。辩论一直持续到25日凌晨两点，项明最后说：“我声明不再回答问题了！”然后坐在乒乓球桌上一言不发。
省计委红旗、大无畏兵团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拖出门外，塞进一辆华沙牌轿车，送到省公安厅，27日正式拘留审查。其理由是：“一、项明是一•二五冲击市公安局，袭击革命群众，挑动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现场策划者和指挥者。二、项明冲击了军区和已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三、项明被扭送到公安厅后，经过两天多的谈话教育，始终态度顽固，没有认罪悔改之意。由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结合项明违法犯罪行为及其态度，依法对项明拘留审查。”
4月下旬，在军区为中大红旗等组织平反之后，一度沉寂的省联站，突然重新活跃起来。4月22日至24日，一连三天，省联站与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清华井冈山、哈军工造反团等组织，联合组成代表小组，到省公安厅，声称当初抓项明是“3月黑风的产物”，要求“立即释放项明，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非法逮捕，揪出这次政治迫害事件的肇事者和幕后策划者”。 他们所说的“幕后策划者”，显然是指广州军区。公安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4月26日，省联站发出“严正声明”，声称：“公安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强加在项明同志的一切犯罪事实完全是捏造， 扣留项明同志完全是非法”，“如果公安厅一意孤行，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公安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这一迫害事件的幕后指挥者负责。”
5月2日，就释放项明一事，造反派在公安厅闹了一整天。下午，聚集在公安厅的人愈来愈多，先后有24个组织的四百多人，到公安厅要求会见项明。他们指责公安厅拘留项明是非法的，并威胁说，在晚上20时之前，公安厅必须答应会见项明，否则，“5月3日零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一时间，浮嚣之声，不绝于耳。
5月3日零时。公安厅没有让步。包围着公安厅的群众，一部分继续与公安厅干部辩论，一部分则在公安厅门前静坐示威，发出第一号绝食声明。整个绝食行动由武传斌指挥。
上午9时，公安厅忽然释放了项明，希望平息事态。但造反派并不领情。天亮以后，公安厅门前的群众，转移到烈士陵园对面广场，继续静坐，人数达几百人。“绝食声明”指责公安厅“偷偷摸摸单方面释放项明，其目的是想控制事态发展，达到扑灭革命烈火、麻痹革命斗志”。他们进而提出为项明彻底平反，公安厅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当众烧毁项明“黑材料”等要求。
下午2时，造反派召开千人大会，刚放出来的项明，立即赶到烈士陵园对面广场，和绝食的群众见面。他说：“他们抓我不是搞我一个人，而是通过搞我，把省直联络站打下去，向省革联开刀，把造反派压下去。”
下午4时，70多个群众组织的两千多人，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集会。项明登坛演讲，讲他被关押和释放的过程，然后提出“九点声明、三点要求”：
一、对我拘留是非法的，我冲军区有错误，可以检讨；
二、对我拘留不是项明个人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是“3月黑风”，因为我处在重要地位，是重要人物，想从我身上捞到材料，然后一个个打掉。所以不是我项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
三、他们利用专政工具，打击和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和群众；
四、他们审讯是唯心主义的，先肯定问题，然后提问，如肯定省革联是错误的，要我按这个检讨；
五、耍阴谋。昨晚（2日）3时把我拉出去审讯，你们（指革命群众）示威，他们就作贼心虚；
六、现在虽然把我放了，但我在政治上还未放，等我把问题向大家交代了，我还要去（坐牢）；
七、今天出来时，急急忙忙给我定罪，说我主要是一.二五事件；
八、我项明被抓，是广东3月黑风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不起来揭露这些东西，我们造反派就起不来；
九、三点要求：
1、必须对我无罪释放，并公开宣布平反；
2、我所写的检查和省直联络站的材料，一律交回当众烧毁；
3、揪出事件的幕后指挥者。
大会开到傍晚6时许才结束，群众随后涌到公安厅门前静坐，直到晚上8时 30分左右，队伍又折回东较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十几辆宣传车追随前后，用高音喇叭广播，散发传单，声称“项明放出来，仅仅答应了我们声明中的一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还要继续斗争”。气温临近沸点。
5月4日上午，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仍然有两百多人，其中五六十人在讲台上静坐绝食，讲台下围了两重人圈，负责保卫工作。工联出动了1.4万人声援学生绝食，并在绝食场外警戒保卫。广船、广重分部的十几名工人，扛着工联的大旗，加入了绝食行列。“台上绝食群众，精神很好，一直在唱歌、写声明、写决心书”。
参加绝食单位的头头，先后开了两次会议，大致内容是：“我们绝食已经31 个小时，昨天在军管会，等了五个小时不接见，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对四条要求（指造反派向公安厅提出放人、平反、承认非法逮捕、揪出肇事者和幕后策划者等要求——笔者注）拒绝答复，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到底！”他们通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向群众提出三个为什么：“我们想想，为什么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和军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在3月25日拘留了项明？为什么公安厅到现在还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罪恶事实材料公布于众？为什么中央文件下达那么久，项明迟迟不释放，单方面释放了又不平反？”
入夜，烈士陵园对面广场已经聚集了五六千人，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纷纷登台演讲，先是工联的代表，接着是省联站的代表，后面是公安红旗的代表，以及沙河公社、红司、广州一司、红旗工人学院部的代表，都先后发言。最后由绝食代表讲话。
9时30分，队伍开始向西游行，经中山四、五、六路、北京路，到海珠广场解散。一路上，人群不停地高喊着“打倒公安厅一小撮混蛋！”“打倒公安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广州的谭震林！”“参加一月革命有功，支持省革联无罪！”“地总、红总、主义兵是大老保，公安厅是军管会的桥头堡！”等口号。
5月5日，参加绝食的群众达到六七百人，事态变得更加严峻了。上午8时许，中大红旗的三十多人，用担架抬着一名绝食晕倒的女学生，到公安厅抗议，要求公安厅负责人接见。据公安厅的简报称：“事前广东军区独立二师及我厅已经派出医护人员前往现场，为这个女学生诊病、检查，但‘病者’挥手拒绝，看来神智清醒，并无晕倒症状。”
与此同时，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上，有700多人正在开“控诉会”，会后，两千多群众抬着三名绝食学生游行。当队伍经过北京路时，又有五名学生躺上了担架；在返回中山三路时，躺在担架上的学生已经达到34人。他们沿途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宣战”等口号。
下午3时，由红司发起，在烈士陵园门前召开6000人大会，宣布迄今为止，有五六十人绝食晕倒，10人有生命危险。5时群众开始游行，中大八三一宣读了一份“倡议书”，声称由于公安厅至今不答复他们的要求，“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他们决定绝水绝医，“死了算，死了也要斗争到底”。一串串水壶吊了起来，帽子也堆在舞台上，一条大标语触目惊心：“绝食、绝水、绝医，断绝一切后路，直至最后胜利！”一位红卫兵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死，也要面向北京，面向毛主席！”
下午6时，华侨补校的18个组织，向公安厅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公安厅一小撮混蛋，无视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尊严，无视一千多名绝食战士的生命安危，连最低一点人道主义都没有”，勒令公安厅在晚上7时必须答复他们的要求，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迫不得已的暴烈行动”。晚上8时，公安厅派员出来接见造反派代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当晚11时45分，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对解决事件提出三点意见：
广州静坐、绝食的各群众组织：
一、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为，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二、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主要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三、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由学生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5月5日23时45分
中央文革表态后，军区便不能沉默了。5月6日，黄永胜在军区接见中大红旗代表，表示公安厅二办扣留项明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应立即解决项明问题，同时表示愿意接见绝食代表。形势出现了有利于造反派的转变。
5月7日，造反派在广医召开辩论会，讨论要不要结束绝食行动。最后决定服从中央文革的指示，结束行动，撤离烈士陵园广场。
5月7日晚上，红司、新一司、工联等组织的两千多人，在烈士陵园门前，举行“揪广州谭震林动员大会”，对公安厅和军管会施加压力。大会的主要内容，据省军管会的材料记载：
代表发言中说：广州谭震林利用省革联的某些缺点，拉一批，打一批，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镇压革命造反派，广州谭震林刮起3月黑风，利用公安厅、公安局一•二五总部一小撮坏蛋、打手，镇压革命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拘留、逮捕革命造反派，对革命造反派采取分化瓦解，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被取缔，把轰轰烈烈的一月革命镇压下去，广州谭震林，极力扶植“地总”、“红总”等保守势力，我们一定要打倒广州谭震林，解放革命造反派；一定揪出广州谭震林及其总后台，否则死不瞑目。
5月10日，省军管会表态同意为项明平反。省公安厅连夜召开厅革委会、二办领导小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军区的意见。与会者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军区态度已很坚决，如果军区摔开公安厅单独为项明平反，厅革委和总部就当了老保，就有可能受到群众围攻，厅革委和总部完了，总筹和省直大联合总部也保不住。在讨论中多数人分析形势后，认为与其垮台，不如争取主动，来一个高姿态”。会议作出几项决定：
一、同意为项明平反，11日上午停止劳动，召开全厅干部大会宣布平反。
二、马上以公安厅名义出公告，第二天一早公告就上街（因为在公告文字上搞来搞去，第二天未出成），除项明外，其他有关案件也全部主动平反，决定第一批平反五名。
三、电告上京告状团别再冒险了，马上撤回来。
四、连夜通知总筹和省直大联合总部下属单位，如计委“大无畏”、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地总”、“红总”等，告诉他们不要行动（在此之前，厅总部已将组织上京告状团，上街游行，印发郑重声明等事在省直大联合总部讨论通过，并布置下属单位待命行动），要“一二五总部”通知下属组织，借口对项明事件不够了解，不予表态。
5月11日，省公安厅宣布为项明平反。5月15日晚上，旗派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为项明平反大会。由省公安厅军管小组代表宣读“平反公告”。接着项明上台讲话。“还有很多战友还未获得彻底的解放，”他神情激动地说，“3月黑风的后台，还没有揪出来。希望造反派的战友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继续战斗，夺取胜利。”
当天，华南农学院野战兵团强行封闭了《广州日报》，5月16日晚上10时，以“‘五一五’革命行动临时指挥部”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广州日报》长期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量放毒，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我们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关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的指示，《广州日报》必须立即停刊。”同时提出三点声明：“一、强烈要求广东省军管会责成有关部门从5月17日起给《广州日报》原订户发放《南方日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有关当局负完全责任；二、除此以外，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凡有重要新闻应由《南方日报》社扩大发行量加以解决；三、呼吁一切革命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揭露和粉碎有人利用《广州日报》停刊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5月17日凌晨，省军管会宣传组对造反派封闭《广州日报》，作出三点回答：“一、《广州日报》是军管报纸，任何群众组织都要维护，有意见可提出协商解决，不能强行封闭，或勒令停刊。二、在两报合并筹备过程中《广州日报》继续出版新华社电讯稿，有利于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三、对目前《广州日报》订户不能继续看到报纸的问题，将来我们要说明事实真相。”
新一司随即发表了一篇题为《看，“广谭”喉舌是什么货色》的文章，副标题是“《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罪行录”。文章指称：
周总理到广州后，曾指出《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要合刊，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但周总理离穗一个多月了，两家报纸仍无动于衷。5月1日军管会决定两家报纸‘暂时不能合并……’‘5月1 日起《广州日报》不登本地方和本地消息报导’云云。据说这个军管会的决定事先没与出版社、版面小组造反派商量。
《广州日报》在广谭操纵下，百般刁难革命造反派的文章和小报的出版，在时间上、数量上，版面内容上……诸多为难。并企图以此来拉一批打一批，红司报纸才出三万份，新一司原来才给出1.5万份，经斗争才出三万份。种种事实说明，广谭正在利用《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继续耍弄对革命造反派拉一批打一批的花招。
《广州日报》今日不封，更待何时！
东风派组织对项明事件以及《广州日报》被封事件，深感不满，对军管会尤其失望。5月8日，地总就烈士陵园广场的绝食事件及当前形势，作出几点声明，要旨如下：
一、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革关于“绝食”一事的三点指示……
二、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事件正在暗中策划进行。继“四•二二”事件后，广州地区连续发生武斗事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每天到我总部门前破口大骂，恶意攻击，有意进行挑衅。5月6日又有人暗刺我市建四公司队员。对此，省、市军管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捉拿凶手，严惩后台，保障人身安全，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三、我们始终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但是，有人却一意孤行，把矛头对准我部，疯狂叫嚣要“踏平地总”、“血洗广州城”。有压迫，就有反抗，如果这一小撮混蛋，孤注一掷，由此而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挑衅者和造事者承担全部责任。
5月16日，地总常委召开会议，决定：一、退出并砸烂工人大筹委，踢开大筹委，彻底闹革命；二、全面退出所有参加的生产临时指挥部；三、省、市夺权指挥部只放个空名。5月17日，地总、红总正式宣布退出省、市生产临时指挥部，并集合队伍到市军管会宣读《关于退出省市生产临时指挥部的严正声明》。当天下午，地总召开分部负责人会议，莫超海在会上发言。
（莫超海说）当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谁革谁保不明，现在左派不香，老保不臭，左派内部也很矛盾。
大联合是军管会要搞的，3月份召开了五次会，3月5日成立，工代会也是这样急急忙忙搞。
省生产临时指挥部是在反“省革联”和地总平反的基础上搞的，当时军区说：“凡是参加‘省革联’的都不能参加，连会也不能参加。”当时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生产临时指挥部的班子是空架子，林李明、焦林义都是没有亮过相的干部，这样的班子怎么能起作用呢？
5月18日，地总、春雷在烈士陵园前举行“打倒无政府主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大会”。他们选择这个地点开会，明显地含有向旗派示威的意义，因为几天前，这里还是项明事件的主战场。
5月25日，由一司主持，在广工大操场召开“纪念《讲话》（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一文）发表25周年暨团结、战斗大会”。工交红旗、地总、红总、《广州日报》新闻战士、《南方日报》新闻兵等组织，约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后上街游行。一司的易作才在大会上宣称：“红一司战士坚决支持地总、红总的一切革命行动！”
对于《广州日报》被封，广州一司在5月16日发表第一号声明，接着在5月 24日、6月10日，又连续发表两次声明，强烈呼吁要按周总理、中央文革等对两报问题的指示办事，坚决反对封闭已军管了的报纸。一司实际上是一个介乎东风派与旗派之间的组织，与工交红旗一起被视为“第三势力”，用易作才的话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群众造反组织”。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1月11日 星期三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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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3: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