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周恩来亲赴广州

阿陀

             周恩来亲赴广州

                                       

      4月14日清晨，周恩来和黄永胜联袂飞赴广州。刘兴元、陈德、温玉成在机场迎接他们，周恩来下榻军区大院留园七号。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据负责全程陪同周恩来的迟泽厚记述，“第一天谈学生运动；第二天谈工人运动；第三天谈农民运动。两派（包括外地驻广州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代表共约200人，由省军管会负责组织落实。会场仍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参加春交会的各方面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他在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五点指示之后，向与会者指出，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尊重、信任，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当晚，周恩来出席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他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发表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
    大会结束时，已经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据迟泽厚追述：“当时问题最多的是工艺品展厅。参展团中的‘造反派’硬说有些展品是‘封、资、修’的东西，有损中国形象，不能展出，更不能出口‘毒害’世界人民。他们甚至把一些展橱贴上了封条。” 经周恩来说服，造反派终于同意扯下封条。
      4月15日，交易会如期开幕。当晚23时至次日清晨7时30分，周恩来和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个大山头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一开始，有些造反派代表便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周恩来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你们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那就不可终日了。”
　　遭到当头一顿斥责，造反派们面面相觑，不敢吭声了。周恩来继续说：“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你们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
    他把脸转向在座的外地红卫兵代表，“你们想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连的形势，是不能允许的。到广东来说话、提口号，都要慎重。”
    中大八三一的负责人武传斌在会上反映军管会“镇压造反派”的情况，他说，仅在3月底的两天内就滥捕3972人，连省委党校前面的下水道都关满了人。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根据？
    武传斌说，是白云山农场职工蔡海鸣告诉他的，而蔡又是在北京听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曼果讲的。
    周恩来转身对军区的代表说，马上把郭曼果找来。郭很快来到会场，他说自己有两年未去北京了，也根本不认识蔡海鸣其人。
    中山医红旗的负责人林昌文在发言时说，铁路军管后，生产非但没有上去，还发生了严重事故。周恩来立即追问：什么事故？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林答不上来。周恩来又把负责铁路军管的军区军交部长李文清找来，李说，广州北郊郭塘车站发生过一起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但那是军管之前3月9日发生的。
    4月17日零时35分至清晨8时30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他批评中大革造会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中大革造会与中大八三一是对立组织。当中大八三一砸了陈毅题词以后，非但没有受责，反而大出风头，他们很不服气，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便把中山纪念堂上孙中山的题词“天下为公”用纸盖起来了。不料挨了周恩来一顿批评，只好连夜派人把匾额恢复原样。
    4月18日零时30分至上午9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他说：“我14 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你们，你们是群众中奋斗出来的代表；同时也依靠军区的领导同志。我只是作些建议。”
    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之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讲话共分六个部分：
    一、国际国内形势；
    二、广东的地位和情况；
    三、对广东实行军管的必要性及其任务；
    四、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掌握斗争大方向；
    五、如何实行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
    六、若干具体问题。
    在谈到广东的地位时，周恩来说，广东面临前线，作战和备战的任务很重，不仅仅有港澳，而且东边有台湾，南面和西南面有美帝国主义和他的仆从军队，东北还有个潜在的侵略力量日本军国主义。敌人随时可以侵犯我们海南岛和沿海，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如果扩大战争，广东首当其冲。“我们要注意公开的和潜在的敌人，我们有备战和作战的任务，沿海民兵每天都要站岗放哨，我们解放军随时处在作战、备战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全力来做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一旦如果电话中断了，交通失灵了，对我们非常不利嘛。这个是我们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机关干部都应关切的问题。”
　　周恩来说，广东已经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五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这个倒好，最好再长一点，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军队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不能放下来，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说广东好像落后了，冷冷清清了，恐怕事实并不如此。有些看来好像是冷冷清清，其实是在埋头苦干。最近几天北京还在打架，这个难道一定要学呀？那么说北京打了几场架，我们也一样子比赛，看谁比谁打得多，我看这大可不必。我们多打几架，敌人在旁边笑。

　　他接着谈到了广州地区的运动情况。

　　一.二二夺权当时就犯了错误了，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援，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愿意公开来指责，因为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谈判，安徽也是这种形式。所以对夺权的方向我们都没回答。你们这里我肯定地回答了，今天不回答你们不行了，不然说夺权都不对，那就不好了，那是对左派的打击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也不同意以四大事件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周恩来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450人。八一战斗兵团捕得最多，其次是老红军总部、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等几个组织。现在已经放了169人，在押的还有281人，准备再放100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月22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在座的两派组织代表，都急切地想听到周恩来对他们的评价。周恩来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对他们组织的政治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用迟泽厚的话来说，“周恩来的表态，可以影响一个组织的发展前途，甚至决定一个组织的命运，特别是如果哪一个组织被宣布为‘保守派’，那就不仅组织难以保全，甚至参加这一组织的成员人身安全也将失去保障。”
      作为军区和军管会来说，他们希望周恩来肯定广州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样，“广州稳定就有了基本保证”了，如果把一派或一些组织定性为“保守组织”，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分化和导致严重动乱。
    现在，周恩来开始谈到这个最敏感的话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周恩来说，“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的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至于地总、红总，周恩来把它们称为“保守的群众组织”。
    我曾询问当时参加座谈会的黄秀琨：“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对地总、红总评价的原话是怎么样的？”
    “总理说，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黄秀琨回答。
    “有没有说地总、红总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没有。”
    这就像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会场上的气氛出现急剧变化。“三面红旗”的代表兴高采烈，扬眉吐气；而地总、红总的代表则一个个心情沉重，面色难堪。
    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同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
    会间休息时，地总、红总的代表围住黄永胜，表示他们回去后没法向本组织的群众交代，并质疑军区和军管会是怎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的，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保共产党、保解放军对不对？黄永胜无言以答，他也深感忧虑。
    最后，周恩来说，机关的革命一定要指出个前途来，不能没完没了地闹下去。“比如中南局800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是4月18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5月初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
    一批原广东省委的地方干部，趁周恩来在广州的机会，向他表达对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问题的看法。4月18日，廖似光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两个疑问：“一、从土改到四清试点，赵（紫阳）都很强调‘扎根串连’，是否中央知道？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二、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否经中央批准的？打击一大片，保护陶赵结党营私一小撮的情况，中央是否知道？”
    周恩来在当天晚上那次讲话中，提到了反地方主义问题。他说：“还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显然，现在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时机仍未成熟。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散会之后，黄永胜向周恩来反映了地总、红总代表的意见和情绪，并谈到他自己对未来形势的担忧。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1月2日 星期一 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