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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泽厚访谈(节录)
《资料来源：黄永胜纪念馆。》
叶曙明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17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1967年5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13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问：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问：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XXX写了一篇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9月13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
军队天天训练，9月12日训练没事情，9月13日就不行了？9月13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9月13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200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剐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问：1967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2月8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问：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问：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1968年7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1968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8月23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7月26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问：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1975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问：周恩来1967年4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
1972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1967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理讲，67年4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问：这话是1972年讲的吗？
是1972年大概1月吧，因为2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事件以后，8月13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事件的反应。七·二○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问：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问：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问：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76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21日建立的。当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问：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问：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1967年8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炮轰就早啦。我记得1967年6月6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X，X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问：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援了粮食部（？），一次支援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1967年10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10月15日开，推迟到11月15日。其他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10，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10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90呢？为什么你6月就大批死人，我拖到7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问：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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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注册时间: 2005-01-11
发表于: Sat Oct 22, 2005 11:31 pm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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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
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注册时间: 2005-01-07
帖子: 1406
发表于: Sun Oct 23, 2005 7:15 am 发表主题: 多谢叶先生这篇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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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叶先生这篇采访记，很有价值，也很钦佩迟泽厚老先生的见解和胆识。请看这段对话：“问：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 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搞不清的，关键问题在于你想不想搞清，你中央要维护老毛老邓的一套谎言，当然就要维持现行的结论，很多事情自然就要让它石沉大海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你真的下决心要搞清，就开放档案，不搞言论封锁，让那些知情人畅所欲言即可，林彪事件一定能搞清楚。现在的症结是中央本身就是一个绊脚石，它有选择地说出一些事，再掩盖和篡改一些史实，人为地限制人们的正常讨论和研究，将历史的解释定于一尊，这才是一些事情至今还搞不清的根本原因。再次感谢叶先生的访谈录，也期盼先生还有后续访谈问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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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2:29:36